序一

王寧

陳掄先生的《楚辭解譯》在中華書局出版，這是陳掄先生前兩部書的延續——第一部是他1987年10月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歷史比較法與古籍校釋》，其中包括《越人歌》《離騷》《天問》三種典籍的校注和解釋。第二部是他去世後由他的女兒陳桂芬醫生策劃的，書名仍是《歷史比較法與古籍校釋》，2015年在綫裝書局出版，上面三種典籍之外，又加了《詩經》與《天論》兩種。這次由中華書局出版的《楚辭解譯》，仍由陳桂芬醫生代父策劃。陳醫生接受了我的建議，篇目全部改成楚辭，有些稿子還是手寫本，並未定稿，作爲責編的許慶江作了超出他職責的大量整理工作，才使這部書順利面世。

陳掄先生的第一、第二部同樣性質的書都叫《歷史比較法與古籍校釋》，這一次我建議陳醫生改一個書名，並不是爲了回避前兩部書，而是因爲，陳掄先生用的，並不是純粹西方的“歷史比較法”，而是典型的中國傳統語言文字學的方法。我在給綫裝書局那部書寫的序言裏，已經説過這個意思，現在把這段話引在下面：“這兩種方法有一點共同之處，都通過語音比較找到詞語之間的聯繫。但它們又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的歷史比較法通過親屬語言的比較，總結出語音相關關係的規律，認爲這都是語言歷時演變的結果，把這些關係稱爲‘歷史語音交替’，其最終目的是沿著這個綫索，找到詞語最原始的語音形式。而中國的傳統語言學則在共時的書面語言裏，利用詞與詞的語音關係來解釋詞義。在總結語音關係時，使用的是因聲求義的方法——首先構建出反映聲韻系統的上古韻表，利用語音系統説明詞語之間聲音關係的相同、相近；如果詞語之間的語音在韻表裏顯示的關係較遠，則使用比較互證的方法把已有的語音聯繫起來，推演開來。雖然兩種方法都著重比較，但西方利用親屬語言進行比較，首先要構建出世界語言的譜系，假設有始源語的存在；而中國採用漢語方言比較，同根的關係最爲可靠。儘管這兩種比較的途徑有相似之處，但西方的歷史比較法把詞語當成綫索，最終關注的是語音形式；而中國的傳統語言學只把語音作爲綫索，最終的目的始終聚集在意義上。陳掄先生的書聚焦於‘古籍校釋’，其方法顯然是後者而不是前者。書名稱‘歷史比較法’，是在兩種做法尚未分析明白時的一種通稱。”

交代完這個問題，我還想對陳掄先生所用的方法做兩點推介：

其一，是本書利用方言材料來解讀古籍是否有充分根據的問題。漢語的歷史書面語是用漢字書寫的文言，文言帶有很明顯的仿古性，共時和歷時的區分並不清晰，漢字屬於表意文字，是可以超越方音的；所以，古代典籍保存當時方言的幾率，並不是都很高。陳掄先生跨越漢字的形體，利用方言的語音系統，勾稽出方言詞來，也並不是一種解釋任何典籍都可以採用的方法。他的工作所以有很高的價值，是與一個很特殊的條件有關的。他是湖南人，如果他面對的古籍産生在楚地，這樣才可以借助他方言口語的語感，加上古代專書對方言的記載，更爲鋭敏地找到更多的語音關係綫索，然後進入對詞語意義的解釋。在他的第二部書裏，加入了《詩經》和《天論》。《詩經》十五國風地域廣闊，比如《召南》，召在今陝西岐山之陽；又比如《邶風》，邶在今河南朝歌以北……何况，史籍明確記載《詩經》是經過宫廷整理的，應當很多已經轉成了雅言，所以清人才利用詩經押韻來建構上古音韻系統。《天論》的作者荀况，是戰國趙人，趙國大部分地域在今山西，少部分在今河南，荀况晚年雖受春申君之邀到了楚國，任蘭陵令，但口音也不會有大的改變。從這些典籍中勾稽方言，陳掄先生的口語可能派不上用場，解釋的可信度就會降低。必須看到，戰國時期是中國文化異域分化的時代，“田疇異畝，車途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的局面已經形成。中國的正統文化起源於黄河上中游，新興的楚文化崛起後影響還没有那麽强大。《九歌》起於民間，《九章》雖是文人作品，但受楚地民歌的影響十分明顯。屈原一生愛國憂國，對楚國士階層的風氣是有影響的。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争養士，士周遊各國，擇地獻智獻策，漸漸成風，但楚國却有例外。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就是死也不肯離開楚國的。所以，楚辭的詞彙、韻律較多反映楚國方言，的確是不争的事實。這也是中華書局調整了陳掄先生書的篇目、改换了書名的重要原因，這樣更能彰顯陳掄先生研究的價值。

其二，在古籍中勾稽方言詞彙的方法，最大的優越性，是可以在動態的語料中利用語言環境去檢驗意義。這樣做，比之僅僅從方音中去推測本字，多了一個意義的條件，對漢語來説，這是極爲重要的條件，結論的可靠程度必然增加許多。在做這一工作時，陳掄先生充分運用了比較互證的訓詁方法。這種方法不是純粹的邏輯推論，而是採用典型的語料進行類比。例如他解釋“離騷”，説“離”是“流”，舉出雅言中-iu方言常讀成-i爲例，如讀“九”如“幾”，讀“丘”如“溪”，讀“求”如“祈”等等。又説“騷”就是“操”，就是“曲”。舉出“曲”爲“操”猶如“去”爲“造”、“去”爲“掃”。這就增加了用方音解釋詞語的可信度，再加上意義在語境中解釋文句十分貼切，結論就更有説服力了。這種方法，的確是中國傳統語言文字學具有創新價值的有效方法。

方法的創新一定要伴隨著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的開掘與積累，陳掄先生從1932年開始搜集方言與古籍的第一手材料，幾十年辛勤工作積累了兩大麻袋卡片，想編一部源於傳世典籍的古代方言詞典。但他生前的學術環境實在太差，終於没有完成夙願。我是從他的女兒陳桂芬醫生那裏知道這兩大麻袋卡片的。兩年前，我偶然認識年過七十的陳桂芬醫生。她學的是醫科，專業的隔膜使她難以出手整理父親的資料，但她對我説，她已經花了很大的功夫把這些卡片掃描進電腦，實在找不到人幫助，她還想自己先把卡片輸録到電腦裏。陳桂芬醫生的執著，使我想起《論語》的話：“三年無改於父之志，可謂孝矣。”看著那一摞摞用大小不一的各種廢紙寫就却精心收藏的卡片，又讀了我的前輩師長楊樹達先生和周秉鈞先生（兩位都是湖南人）上世紀80年代介紹這部書的信，我更加懂得前輩學者在那個年代比我們更爲艱難的爲學經歷和不違初衷的堅毅，在這部書裏，我們還應當讀出並學習他們的精神和人格，爲中國語言學的自主創新，不斷邁出新的步伐。

2017年12月12日於北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