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小”成了他的文学起飞场
1926年秋，在幼稚园学习一年后的汪曾祺，正式进入一年级读书。这一年，汪曾祺6岁。
虽然幼稚园就设在“五小”之内，但平时，孩子们在幼稚园新盖的房子里唱歌跳舞，对“五小”并不熟悉。他们年龄太小，加之工作负责、照顾周到的王文英老师对他们看管很严，不让他们到学校其他地方去玩。这些孩子在“五小”生活一年了，直到成为“五小”的正式学生，才开始真正了解“五小”，因此，照样对“五小”的一切感到新鲜。
关于“五小”，留在汪曾祺脑海中的突出印象有两个：一是“慢坡”，二是学校门房的校工詹大胖子。
“五小”门外的地势比校内高，进大门，要下一个慢坡。慢坡是“站砖”铺的，不是笔直的，而是有点弯。这或许是设计者有意为之，如果“慢坡”是笔直的，小孩子好动，一进门就跑，又是由高处向低处跑，收不住脚，很容易摔跤。父亲第一次领汪曾祺到“五小”进幼稚园，就特地关照过：“到‘慢坡’要慢慢走，千万不要奔跑……”
“慢坡”的东端是门房，同时也是斋夫詹大胖子的宿舍。那会儿，管校工、工友都叫斋夫，这是一个很古的称呼，后来才慢慢废除了。第一次到“五小”，父亲教导汪曾祺叫詹大胖子为“詹伯伯”，但“五小”学生都叫他詹大胖子。他的确很胖，而且很白。尤其是夏天，他穿件白夏布的背心，露出胸脯和肚子，浑身的肉一走一哆嗦，活像庙里的弥勒佛。汪曾祺是上一年级后，才改口叫詹大胖子的，好像上一年级了，就有叫詹大胖子的资格了。
汪曾祺忘不了詹大胖子，不单因为他胖，还因为他平时除打钟、剪冬青树、给校园的花浇水外，还偷偷地卖给小学生花生糖、芝麻糖。不只汪曾祺，凡在“五小”读过书的学生，有谁没有买过詹大胖子的糖呢？他的糖比外面摊子上的贵好多，但学生只好买他的，因为学校规定“不许私出校门”。张校长曾经把詹大胖子找到校长室训过话，不许他在学校卖糖，说他的糖不卫生，说他赚学生的钱不道德。詹大胖子诺诺称是，可他一转身依然卖糖不止。这是他生活的一个重要来源，怎么能停止呢？只不过改了方式，偷偷地卖；而小学生嘴馋，也总是趁先生不在意的时候，偷偷地向詹大胖子买。令汪曾祺弄不明白的是，在一年暑假之后，詹大胖子不再偷偷摸摸卖糖了，甚至敢当着张校长的面卖糖给学生，校长也只不过皱皱眉头，并不干涉。这个谜多年以后才慢慢揭开。原来，校长与学校里一位大龄女教师在暑假中发生私情，这事只有詹大胖子知道。可是，当一个纨绔子弟出身的教师风闻这件事，找詹大胖子核实，想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时，詹大胖子矢口否认：“没有！没有的事！没有的事不能瞎说。”其实，詹大胖子不是维护校长，他是维护那位自幼丧失父母、孤苦伶仃的女教师。这件事给汪曾祺的印象太深了，也使他改变了对詹大胖子的看法。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后，他终于以此事为素材，写了篇隽永别致的短篇小说，题目就叫《詹大胖子》。
自幼受过良好家庭教育，同时又是在浓浓的文化熏陶中成长起来的汪曾祺，进了“五小”，接受正规的课堂教育，进步是相当明显的。但由于出身于旧式的地主家庭，又是诗书人家，文学对他的影响太深了，进校后不久就显露出偏科现象。他的兴趣很快被语文课吸引，一些稍有文采的课文，总会逗引起他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一年级语文课本的开头是《大狗叫，小狗跳》，可后面却有《咏雪》这样的诗：
一片一片又一片，两片三片四五片，
六片七片八九片，飞入芦花都不见。
别的孩子读《咏雪》时，只觉得顺口、流畅、易记、有趣，汪曾祺却不然。他跟着同学们在老师指导下放开嗓子念“一片一片又一片”，但念着念着，特别是到最后一句“飞入芦花都不见”，小小年纪的汪曾祺居然慢慢感悟出一种宁静之美，含蓄之美。他仿佛看到满天飞扬的雪花，似白蝶乱飞，梨花狂舞；又好像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但后来都悄无声息地飞入芦花丛中，再也寻不见了。汪曾祺很重视自己小学一年级时对诗的领悟与美的发现，多年以后他在散文《我的小学》中特地提到这件事，并强调说：
我学这一课时才虚岁7岁，可是我已经能够感受到“飞入芦花都不见”的美。我现在写散文、小说所用的方法，也许是从“飞入芦花都不见”悟出的。
不仅对诗，就是对课文中的谜语，汪曾祺也兴趣盎然，并从中感受美和诗意。二年级课文中有两则谜语，其中一则是：
远观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
这则谜语的谜底是画。它能够激发儿童想象力，给汪曾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每逢新学期开始发课本，汪曾祺总是迫不及待地把课本从头翻一遍。虽然一些课文的字还不完全认识，但这丝毫也不减弱他对语文的兴趣。在对语文课的喜爱越来越深的同时，对算术课却不知不觉放松了。从三年级起，汪曾祺的算术成绩就差，一个学期下来勉强及格了事，语文（低、中年级叫“国语”，高年级叫“国文”）成绩却总是全班第一。
与语文相联系的是，汪曾祺的毛笔字在“五小”读书时也得到了较为正规的训练，从而为他日后的书法水平的提高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他有幸在读小学三、四年级时遇上一位敬业精神强、对学生要求严格、具有相当功力的周席儒先生。汪曾祺已经记不得这位先生当年教的课文了，但一直不忘周先生在毛笔字上给他的无穷教益，并认为自己的毛笔字稍具功力，是周先生夯下的基础。他清楚地记得，这位纯然儒者“判”大字极认真，不只在字上用红笔画圈，遇到笔画不正处，都用红笔矫正。有间架不平衡的字，则于字旁另书此字示范。由于汪曾祺从小曾在祖父、父亲指导下描过红，因此他的字就比一般学生要好得多，对周先生判的字他总是自觉地反复揣摩，不断加深领会，进步很快，这深得周先生的喜欢。
在“五小”，汪曾祺语文好，写字好，画画也好，这三好加在一起，就使他在全校才名大震。教图画课的是一位姓王的先生，他有一个口头语“譬如”，调皮的学生就偷偷地给他起了个外号：王譬如。汪曾祺最喜欢王老师带他和同学们出校去野外写生，常去的地方是运河堤，因为离学校很近。站在运河堤上看高邮湖，浩浩淼淼，大运河中船来船往，实在是令人心旷神怡的事情。他在王老师指导下画运河，画河堤上的柳树，画高邮湖中的船帆，他的作业经常得到王老师的好评。老师的夸奖总是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有一段时间汪曾祺还别出心裁地画过一阵子牛，他用大拇指蘸墨，在纸上一按，加几笔犄角、四蹄、尾巴，就成了一条牛。大拇指有脶纹，印在纸上有牛毛效果。一时间，同学们纷纷索取他画的牛。汪曾祺甚为得意，小小年纪已有了一种创作快感，但画多了又总是大同小异，兴趣慢慢消失，不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