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盖与宋江——关于江湖组织的“领袖论”
晁盖，宋江，一个老天王，一个新天王。在用政治眼镜读《水浒》的年代，前者被奉为“革命路线”的领导者，后者则是“投降路线”的带头人，于是，如果要说晁盖与宋江之间有着某种不协调，就是因为存在着路线的斗争；自从宋江上了梁山，就一直在精心预谋，有计划有步骤地篡夺晁盖的领导权。
用美学术语说，这种解读当然是一种“过度阐释”，也许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明显越过了文本。就《水浒》文本而言，在梁山的晁盖时代，在晁盖身亡之前，宋江从来就没有透露过接受招安的念头，“路线斗争”从何说起？
不过，如果有一定的阅读敏感，就不得不承认，在晁盖、宋江这两代天王之间，的确有一种非常微妙的东西。
美国人写过一部《领袖论》，那是讨论市井社会的，中国的江湖组织中，什么样的人配当领袖，领袖应当具有怎样的素质，不同领袖之间的相处之道如何等等，讨论者似乎还不多。且让我们试着从晁盖、宋江开始吧。
晁盖、宋江关系考
考察晁盖与宋江的关系，应该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宋江上梁山前，第二阶段是在宋江上梁山后。
在第一阶段，晁、宋二人可说是互相仰慕彼此敬重，所以，晁盖等人做下劫取生辰纲的惊天大案后，宋江哪怕担着“血海般关系”，也要走告于他，助其逃出罗网。这样一来，晁盖自然把宋江视为救命恩人。如何报答这样的再生之德？在宋江上梁山之前，晁盖关于宋江的所有行动，都会首先把这一层考虑进去。
宋江与晁盖，一方有救命之恩，一方竭力感戴，看上去，二人出发点都是一个“义”字，认真探究却有细微之差别。宋江之救晁盖，在水浒故事开展之初不会觉得奇怪，只会让人觉得这宋三郎堪称义薄云天，但如果通读全书，则定会困惑：宋江口口声声要忠于圣上报效朝廷，后来即使知道别人送来的是毒酒，也不准备反抗，真是愚忠到家了，这样一个人物，当初明明知道晁盖犯下的是为朝廷不容的弥天大罪，为什么还要冒着那么大的风险去救晁盖？决定这一切的难道仅仅是江湖义气吗？我同意王学泰先生在《中国流民》(香港中华书局1992年版)中对这一情节的细致分析。王先生认为，宋江救晁盖有纯洁的义气的因素，但也还有其他考量，即宋江把救晁盖视为他的一笔“义气投资”，他是指望回报的。后来我们果然看到宋江行走江湖时，数次以此为标榜，动辄“晁盖是我们的心腹兄弟”云云，在刺配江州的路上，宋江更是把“救晁盖一节备细”说给与他邂逅相逢的每一个好汉，既是在夸耀自己的“义”，同时也有显示自己与“江湖老大”关系很铁的考虑，而这两层作用，对一个在江湖行走的人来说，都是有极大好处的。
相对而言，晁盖的感恩则单纯多了。晁盖等人经过林冲火并和与官军一场厮杀，刚刚在梁山安下身来，可以说原是一个百废待举的局面，晁盖首先想到的却是宋江的恩德：“俺们弟兄七人的性命，皆出于宋押司、朱都头两个。古人道，‘知恩不报，非为人也！’今日富贵安乐，从何而来？早晚将些金银，可使人亲到郓城县走一遭，此是第一件要紧的事务。”最后在吴用的提醒下，才想到大敌当前，应该先商量屯粮、造船、制办军器，计议如何迎击官军。这一节的描写，固然显示了晁盖谋略之短，但也可以看出，宋江救命之恩一直横亘于他的心头。后来宋江失陷江州，晁盖更是以梁山最高领导人身份，亲自披挂上阵，劫走了宋江，其中很难说有什么功利考量，完全是一份纯粹的感恩之情。
在晁盖与宋江关系发展的第二阶段，宋江已坐上梁山第二把交椅，和第一头领晁盖、第三头领吴用构成了梁山领导班子的“三驾马车”。作为二把手的宋江，发布的第一道命令是颇值得揣摩的。晁盖、宋江二人刚刚经过一番相互推让，坐好了一、二把手的位置，宋江便对众头领道：“休分功劳高下，梁山泊一行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新到头领，去右边客位上坐。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在熟悉市井社会官场法则的人看来，宋江作为刚刚上任的二把手，在一把手坐镇且未发言的情况下，实在不宜发布这样一道指示。你要众弟兄“休分功劳高下”，如果第一头领偏偏原来准备的是让兄弟们分出个功劳高下呢？你一个二把手在手下干部面前这样大包大揽，是否想暗示些什么？宋江明显犯了官场的忌讳，而晁盖却全无反应，接下来，宋江下山去接他爹宋太公，晁盖“放心不下”，急差赤发鬼刘唐等人下山保护宋江。从这里可以看出，晁盖光明磊落多了，在宋江上山之初，他根本就没想到去猜忌自己的救命恩人。
宋江渐渐在梁山扎下根来，他的威信随着几场大仗的胜利也越来越高。而值得玩味的是，这几场战斗，都是晁盖意欲“亲征”，却都无一例外地被宋江以“哥哥是山寨之主，岂可轻动”为辞软软地挡了回去。一回两回，兀自可用爱惜兄长的理由遮盖，但再三再四，让第一头领脱离战斗，让他不再去与手下兄弟生死与共，却有点说不过去。在江湖社会中，谁不知道显示实力和手段是树立威信的最好办法？现在，二把手宋江对一把手晁盖树立威信、增进和兄弟们情义的任何机会，都意欲消灭于萌芽状态中，即使晁盖没什么心计，也不能不起疑吧？虽然书中的晁盖宋江始终是一副“兄弟怡怡”的场面，但相互之间的猜忌还是有很多蛛丝马迹可寻：打曾头市，晁盖坚持亲自出征是其一；晁盖临死时，立下“哪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的遗嘱，是其二。
如果晁盖不那么早死，在梁山这个江湖组织里，一、二把手的关系会演进到何种地步呢？我们可以根据一些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进行种种丰富的联想，但毕竟这只是想象。史文恭的那一箭来得颇为及时，为梁山解决了一个天大的难题。
晁盖、宋江之比较
比较晁盖和宋江，理应分两层来讲：一是看个人之品性风格；二是看这种个人之品性风格，于梁山这个江湖组织会带来何种影响。
晁盖自小与江湖中人交接，有一股豪侠之气，而宋江学吏出身，久在官场中历练，这也就决定了他们个人品性风格的差异：晁盖较为单纯，难免任侠尚气，谋事不周不远，宋江则心机深沉，好弄权术；晁盖还有一定的观念束缚，宋江则只要认准目标，就敢放手去做，而且无所不用其极。
晁盖之单纯，宋江之奸诈，在宋江初上梁山时，晁盖让位那一节有生动的对比。宋江被晁盖等人救上梁山，晁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请宋江为山寨之主”。看惯后来宋江动辄要让别人坐第一把交椅的把戏，晁盖的这个动作，似乎也是在作秀，其实不然。“当初若不是贤弟担那血海般关系，救得我等七人性命上山，如何有今日之众？你正该山寨之恩主，你不坐谁坐？”晁盖让位时说的这一席话何等恳切！他要让宋江坐第一把交椅，举出来的都是非常过硬的理由，让别人听了都觉得以宋江之功，第一把交椅真该他来坐，而宋江推辞的理由却是：“论年齿，兄长也大十岁，宋江若坐了，岂不自羞？”这算什么理由呢？须知江湖社会与市井社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根本不注重资历。宋江偏偏只举出晁盖的年龄优势，岂不等于说，除此之外，晁盖要坐第一把交椅，就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本钱了吗？晁盖身上始终有一股豪侠之气，这种豪侠之气的表现有二：一是不愿意去欺凌弱小；二是还有观念束缚，感觉有些事万万做不得，否则就会没面子，让人笑话。所以，在晁盖时代，梁山虽然打家劫舍，但晁盖总要叮嘱不要伤人，江州劫法场，在那样千钧一发的紧急情况之下，面对挥动大斧乱砍滥杀的李逵，“晁盖便挺朴刀，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伤人！”石秀、时迁等人上梁山，晁盖认为像这样偷鸡摸狗的勾当，实为英雄所不当为，差点要了他们的脑袋，这也是观念束缚的一种不自觉的反映。宋江则不然，他在笼络人才方面，可以说是有才必录不拘一格。宋江行事是典型的“只求目的不问手段”，在晁盖看来，杀手无寸铁又未与己为难的平民百姓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而宋江只要有所需求，纵是血流成河也在所不惜，计诱秦明落草那一回中，宋江的这一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相较于晁盖的豪侠气，宋江更多的是一种流氓气。流氓气可能会让一个安分守己的市井之人很不舒服，但对于像梁山这样的江湖组织来说，一个颇富流氓气的领导人，显然更有利于其生存和发展，因为在这样的领导人心中，只有未想到的，没有不能做的。这一点也为中国历史所证明，最显著的是项羽和刘邦的楚汉之争，连别人烹自己爹都可以满不在乎地说“分我一杯羹吧”，有流氓气的刘邦就这样最终战胜了贵族项羽。
宋江坐镇梁山后，做了两件大事，是晁盖做不了甚至想也想不到的。一是利用“天书”给兄弟们排座次。这样以神道设教模式威慑群雄的绝妙办法，晁盖绝对想不到。晁盖很可能连排座次本身都持拒斥的态度：大家都是手足兄弟，分个什么尊卑上下啊？但正如我在后面《梁山泊座次之谜》一文中分析的那样，排座次，使梁山不再是尊卑无序的乱哄哄的局面，是梁山事业发展的必经之路。晁盖即使能够想到要排这么一个座次，他最可能想到的办法也只能是相互比拼一下武艺。然而这种办法看似公平，却极不利于头领操纵，何况其中还颇有一些好汉是很难分出高下的呢？宋江做的第二件事，更是梁山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排定座次后，梁山上升起了一面“替天行道”的杏黄旗。不要小看这面旗帜，它表明，梁山已从一群打家劫舍的乌合之众，转变成为有了口号和纲领的强有力的组织，不管这口号和纲领，梁山上有几人当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对升斗小民还是很有鼓动性的。而在晁盖时代，梁山可能只满足于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的快乐，不会去寻求建立一套理论和行动纲领，而没有理论和行动纲领的一个江湖组织，即使一时看上去非常强悍，也注定难以持久坚持下去。
对梁山来说，选择宋江做其头领，是一件正确的事。当然，所谓正确，也仅仅是对这个江湖组织自身利益而言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