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学术为生命——记傅璇琮先生二三事
柴剑虹
傅璇琮先生于2016年1月23日去世的噩耗传来时，我正在南下的高铁列车上。尽管知道傅先生已入住电力医院治疗多日，但传来医生对他的诊断只是“营养不良”，即将出院回家休养，且他一直惦念着要继续进行手头的研究工作，因此觉得一位“视学术为生命”的学者，以他顽强的生命力，战胜眼下的伤病是没有问题的。殊料如此一位坚持勤奋治学，以辛劳奔波为乐事的学术前辈竟突然乘鹤西逝，确实令人悲痛！我因参会不能回京参加告别仪式，只得在列车上拟了一副挽联，发给朱振华编审，请他转呈书局领导：
究古籍扬弃乾嘉陈规丰标卓立，
研唐音成就学术新功实至名归。
这仅是从学界公认的傅先生的治学专长及杰出成就来作概评，并不全面，却也是三十多年来我个人最突出的感受。
我结识傅先生得益于导师启功先生的推荐。1979、1980年读研期间，我为了更好阅读理解唐代的边塞诗作，准备撰写学位论文，利用暑假三次到北疆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南疆库车及库尔勒一带进行实地考察，之后撰写了几篇习作。启功先生为鼓励我，将我所写《胡旋舞散论》寄送北大阴法鲁教授批阅，又专门写信给傅璇琮先生，将拙作《“瀚海”辨》推荐给傅先生与张忱石、许逸民共同编辑的《学林漫录》学术集刊。很快，1981年春天出版的该刊第2集就刊登了拙文，成为我与中华书局结缘的开端。也就在该年5月，启功先生又写信聘请傅先生以答辩委员的身份，来师大中文系主持我的学位论文答辩。启功先生这封信的内容，在后来傅先生和我发表的文章中均已引述，兹不赘叙。答辩会上，他对我学位论文的具体评判意见，至今已记不太具体了，但给我很深印象的是，他肯定了我提出阅读唐代边塞诗作品中发现的问题，赞成结合历史文献进行实地考察来研究唐代文学的做法，还举了他自己考索唐代诗人的例子，给我以很好的启示。这是我第一次面见并受教于傅先生，领略了他乐于提携后进及谦虚谨慎的学者风度。研究生毕业后，启功先生又推荐我进中华书局做编辑工作，有了更多向傅先生及其他老编辑请教、学习的机会。
我1981年冬到书局后，先分配在文学编辑室工作。其时，虽然傅先生具体负责及当副总编后仍分管古代史编辑室的工作，但与文学室的业务联系甚密。1982年后，王府井36号办公大楼里我所在的二楼大办公室坐了8位编辑，其中5位是进书局不久的年轻人。傅先生进我们办公室的次数并不多，他的习惯是常常将编辑叫到楼道里谈与文学室业务或与治学相关的事情。我在文学编辑室工作近6年，有几件事至今记忆犹新。第一件事是书局要重印1960年版点校本《全唐诗》，这套大书原由傅先生责编，他希望由我来做重印责编。其实，因为这部名著原先的编校质量不错，所以我并没有花太多精力就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过了一两年吧，此书获畅销图书奖，书局将奖状给了我，我马上声明这成绩应该归功于原责编傅先生，却听说他坚持不要。第二件事是文学室要重印整理本《卢照邻集杨炯集》，此书原责编是傅先生的夫人徐敏霞老师，大概傅先生觉得我对“初唐四杰”的作品比较熟悉，所以让许逸民主任把重印的任务交给我。我认真地审读了全书，感觉是书的整体质量还是不错的，但也发现所收的作品尚有缺漏，而补遗部分又有与原集重复的；在写审读报告时，我开始是有些犹豫的，因为此事涉及对原责编工作的评判，但是考虑到为提升书局出版物水平，还是不揣冒昧地将问题一一标识在重印样书中，写入了审读意见。我觉得，此事当时肯定也让编辑室主任为难了，而以学术为重的傅先生却表现出了大度风范，没有一丝不悦。第三件事是1983年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决定创编《唐代文学研究年鉴》，作为副主编的傅先生希望我写一篇介绍他治学的文章。我觉得自己对傅先生的治学理念、方法、成就都领略甚浅，怕写不好，开始是谢辞的，但傅先生出于对我的信任，却一再鼓励我写。文章写成后，一方面，我心中是很忐忑的，因为自己的学识浅陋，又是我做编辑后写的第一篇此类文章，确实没能很好写出傅先生在唐代文学研究上的卓著成就；另一方面，却又十分感谢傅先生给了我一次练习撰写学术评介文章的机会。后来该文并没有刊登在《唐代文学研究年鉴》中，好像傅先生将它交给了1986年创刊、江苏古籍出版的《古典文学知识》。
傅先生在《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84）的“唐代文学研究笔谈”的《年鉴的工作要有一个总体规划》一文中主张“年鉴工作要有一个总体的规划”，认为近些年唐代文学研究成绩主要表现在：（一）“注意到了对某一历史时期文学加以综合的考察和概括，力图从中探求文学发展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二）“对作家作品的考订更加细致精确”；（三）“开拓了研究领域”，“注意到文学与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门类的比较研究，有些论著以文学为中心而扩展到对佛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科举制度以及社会风尚的研究”；（四）“对文学艺术性分析的加强”。他还指出了“掌握众多繁复的研究信息”的重要性。这实际上正是为扬弃乾嘉学术陈规、锐意开拓创新指明了具体可行的途径。在该文中傅先生又特别提出：
要充分注意和重视中青年研究者所作出的努力，对他们近年来的贡献和成就要有充分的估计，足够的评价。……这几年来，我因工作上的关系，接触了不少大学毕业或研究生毕业的三十岁左右的研究、教学和编辑工作者，发觉他们富有朝气而又脚踏实地、立论新颖而又基础扎实，有进取心而又对前辈学者的成就十分尊重，他们路子正，学问面宽，又善于吸收新的东西。……年鉴要把他们吸引到自己的周围，反映他们的成就，报导他们的情况，对他们的论著作实事求是的科学的评价。年鉴要把工作的基础放在中青年研究者身上，这是年鉴工作的基点。
我想，正是因为傅先生与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前辈学者贯彻实施了这个以传承学术薪火为重的倡议，使得一大批研治唐代文学的中青年学者在前辈学者的扶助下，于80年代迅速地成长起来。
1982年夏天，书局主管文学编辑室的副总编程毅中先生带我参加了在兰州、敦煌两地举行的“敦煌文学座谈会”；1983年，我又参加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大会暨敦煌学术研讨会。根据书局的要求，编辑参加学术会议必须提交相关论文。我撰写的初步研究法藏敦煌P.2555写卷的两篇论文均得到与会学者的肯定。之后，年鉴编委会正是贯彻了傅先生的倡议，为了鼓励我，特地将我列入了1984、1985两年《唐代文学研究年鉴》的“主要撰稿人”名单，并让我撰写了1985、1986两年《唐代文学研究年鉴》的“敦煌文学研究情况综述”文章；编辑室也先后安排我担任了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和《敦煌文学作品选》以及重印《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等书的编辑工作，这对我锻炼编辑能力，加强与敦煌学界学者的联系，进一步拓展学术视野均极有帮助。
从1982年秋季起，书局为了提高书局年轻职工的古代文化知识水平，同时也想充实编辑室的新生力量，利用业余时间开办了“古代汉语学习班”，由傅先生和魏子杰副总经理做正、副主任，让陈抗、盛冬铃和我三位“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担任授课教员。这个学习班举办的两年内，不但局内编辑部、总编办、古籍办、出版部、发行部的人员都踊跃参加，也有局外的一些大学本科毕业生来听课，正式报名的学员就有60多位，还吸引了不少旁听者，王府井36号楼的礼堂里常常是济济一堂，气氛也颇为活跃。课堂提问、课外作业和阶段测验都很正规。当时，傅先生的二女儿傅文清不仅积极参加听课、认真完成作业，而且也是列次考试成绩出色的学员之一。记得当时傅先生得知这个情况后，虽然没有更多的言语表达，但我们却可以感觉到他内心的欣喜之情，说明了他对提升书局员工整体业务水平的重视，也表达了对子女传承家学学风的期盼。
1987年夏秋之际，书局调我到《文史知识》编辑室工作。十年中，因忙于编务，加上业余时间大多用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处的协调事务中，我于唐代文学研究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我自1998年负责汉学编辑室工作到2004年退休，书局又在一个缺乏安定团结的环境里进退失据，书局培养“学者型编辑”的好传统也遭到严重干扰，研治唐代文学的年轻编辑可谓后继乏人。傅先生退休后则主要活跃于清华、人大等高校及忙于一些大型古籍整理项目的主编事务。虽然我和书局同仁失去了进一步得到傅先生直接指导的机会，不免留下遗憾，但也感觉到傅先生的学术生命更为年轻、充实了，乃是学界之幸。
从2008年起，经袁行霈先生提议，书局李岩总经理同意，我参加了中央文史研究馆立项编撰大型丛书《中国地域文化通览》的审读工作。傅璇琮先生是文史馆馆员，是该丛书的副主编之一，于是我又有了多次在审稿会议期间聆听傅先生学术见解的机会。傅先生参会踊跃，发言积极，而且他对于各卷书稿的意见基本上是出于唐代文学的治学范围。他对唐代史料及作家作品的稔熟，对相关研究信息的关注，所提意见之具体细微，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使我仿佛又回归到已经几乎生疏了的领域，受益非浅。当时，若干卷书稿存在的一些问题，都与掌握相关研究信息欠缺有关，这也让我想起了傅先生三十多年前就指出“要掌握繁多研究信息”，并提出“创立唐代文学研究史”的倡议，确实非常必要。对于我在审读书稿中提出的修改意见，他也十分重视，并鼓励我为提高书稿质量倾心竭力多做些工作。该丛书三十四卷全部出版印行后，2014年12月18日，中央文史研究馆与中华书局专门举办了带有新闻发布性质的研讨会。傅先生虽然因腿部伤痛无法出席会议，却仍然关心会议的方方面面。我在开会回书局途中，还接到他特意打来的电话，询问会议发言的情况，还说：“你应该发言呀！”这正是一位以学术为生命的前辈学者，虽身处“落霞与孤鹜齐飞”之晚境，犹念念不忘表达对学术传承的殷切期盼。
写于2016年12月—2017年元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