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次会议到一个项目的完成——同傅璇琮先生交往琐忆
赵逵夫
第一次见傅璇琮先生是在1983年7月，我去大连参加全国首届屈原学术研讨会，带了系上老师的一封信给他。我到中华书局去找他，在他的办公室，他问到我们学校的情况和兰州、敦煌的情况，我简单谈了一下。因为他较忙，常有人进来，我们谈的不多。
1984年7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在兰州召开。此前系上领导将同与会代表的联系及处理来函的工作交给我。期间曾收到傅璇琮先生的几封信，傅先生对会议准备工作提出一些具体的意见和建议，也提出了一些必请的专家的名单。对有些问题考虑得十分细致。会议召开地点定在兰州友谊饭店，是“文革”前招待外国专家的地方，在当时算是兰州最高级的两个宾馆之一。那时候学术会议上都是一个房间两个人，甚至还有大房间中安七八张床的。会前分配与会代表住房的工作也是我做的。傅先生提出要同周勋初先生住在一起，借着会下的时间交谈，我便将他们二位安排在一个大些的房间中。会议开始后，我又在秘书组负责简报，当中有些问题也曾向傅先生请教。我觉得傅先生是一位工作热心、对学会事情操心，在学者中很有威望的人。那时全国学术研究之风兴起没有几年，学术交流的机会不是很多，而且那次会又决定组织专家去敦煌，当时去过敦煌的人也不是很多，所以很多学者要求与会。我们这边先同傅先生等学会负责人沟通，大体限制在二百来人。因为还有外国学者、港台学者，故大陆有的从事唐代文学研究的未能邀请到。会议开始前后有个别未收到邀请函的学者闯会，有一位还要求大会发言，要说为什么不邀请他。自然，来了的我们都按正式代表接待。傅先生和学会其他负责同志对这位有火气的学者说明了筹备的情况后，这位学者也没有情绪了，发言中只谈学术问题，未及其他。因为在会议开始之前，我同另外两位老师一起赴敦煌，在敦煌研究院联系了参观事宜，在敦煌几个接待住宿处看了看，确定了住房等，所以会议结束后校、系领导陪代表们去敦煌参观，我在兰州为因故不能去敦煌的先生办返程机票，及代表回兰后的返程票。当时冯其庸先生因单位有事未去敦煌，我们在友谊饭店同住了几天。后来代表从敦煌返兰州时，有的是乘火车，有的是乘飞机。因为那时由敦煌向东的火车只在柳园车站等过路车，每次只留有不多的几个座位，所以有些能报销的便乘了飞机来。但提前到了兰州，兰州的火车票又尚未买到；学校后勤协助办车票的人只是按原来计划办事，对一些代表的回答生硬，所以有的代表有情绪。傅先生也是乘飞机早到的，替我们向一些代表作解释工作，令我们十分感激。那天晚上我们拿到了一些离开兰州的火车票，但走这些路线的代表却因为在柳园未能上车尚未到兰州，我们又要去退票。乘不同车次零星到的代表也时时有。我们两三个人一直忙到凌晨两点还没有吃晚饭，几个人刚到外面各买了一个烤红薯刚吃了一半，饭店打电话，一位东北的代表重病，我们立即打电话到学校车队要车（那时兰州还没有出租车），一面赶快跑回饭店看护病人，车一到即拉往省人民医院。等到将这位代表诊治完，取药拉回饭店安顿好，天边已出现晨曦。因为那次会议参会人员多，又有些老专家，75岁以上的就有四五位，如武汉大学胡国瑞先生、河南大学华仲彦先生、河北大学魏际昌先生等。还有外国专家如美国密州大学李珍华先生等，所以工作格外忙。傅先生同霍松林先生、王运熙先生、周振甫先生等学会的几位负责人对我们的工作十分了解，有些事情我们即向傅先生求教，所以以后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在那次会后不久，傅先生曾来信让我了解一件事情，一位先生寄去一部书稿，说是他同某人的，但中华书局收到书稿后不久，又收到某人的信，言书稿是他的学位论文。傅先生要我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我即如实写信给他。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在通过第二届唐代文学会的一些具体工作后对我的信任。
1992年我准备去香港参加第二届国际赋学会（后因签证未下来未去），还专门去看他。傅先生不在，他夫人徐老师在家，聊了一会儿。徐老师说，傅先生除了单位工作，常常要替一些青年学者看稿，还有不少人求他写序，一些学术会议也都要请他参加，或请他指导，所以一直很忙。我觉得他真的一心扑在了学术研究上，扑在了青年学者的培养上。2002年7月，西北师大文学院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联合举办的首届《文学遗产》论坛在兰州召开，国内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很多中青年骨干参加，傅先生和周勋初先生等不少学界很有声望的学者也到会，会议开得相当成功。会后与会专家又一起到甘南草原，因而有更多机会向傅先生请教。
说起来与傅先生交往中同我关系最直接，而且也因此产生了多次书信来往的是他约我编《先秦文学编年史》一事。关于这件事，我在《先秦文学编年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的《后记》中也谈到一些。
1997年8月中旬，在哈尔滨和牡丹江市两地召开了《文学遗产》编辑部和黑龙江大学联合主办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对于文学史的研究方法讨论较多，总体上感到方法比较单一，虽然表述文字不尽相同，但材料、观点、涉及范围大体上差不多，大同小异，甚至结构、论述顺序也基本相同，大部分缺乏新材料的挖掘，缺乏创新与开拓。会议期间傅先生说到他和几位学者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业已脱稿。他有一个将古代文学各个阶段都以编年史的形式加以反映的设想，这样可以显示出一些一般的文学史著作不能彰显的问题，而且从这个角度上来研究，也会使一些工作作得更细，更切实，更深入，使一些一般论述中可以回避或往往被忽略的问题突显出来，编年史不能回避所有研究工作中作为基础的种种因素。他希望我来承担编写《先秦文学编年史》。关于先秦文学，搞编年史要比汉代以后难度大得多，距今时代最远，很多问题难以确定，如作品的真伪、作品产生的具体年代、一些作者的生卒年及生平情况等，差不多每部书、每个作者牵扯到具体年代问题上都有争论。但从另外一个方面说，从学术研究的现状来说，最应该搞编年史的也是先秦一段。我们平时说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但迄今出版的各种“中国文学史”著作，绝大多数是设“神话、原始歌谣”、“历史散文”、“诗经”、“诸子散文”、“楚辞”五大部分，完全看不出较清晰的时间发展进程；有的文学史著作中上举的第一部分也不单列，只是在有关部分附带说一下。文学史是历史的一部分。整个先秦文学史只是这样简单的四大块，互不关联，一种混沌的状态。即使有的人既有诗作，也有文（如周初的周公旦，西周末年的召穆公），或诗歌创作之外在形成创作群体的方面曾起到大的引领作用，或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如召穆公和春秋时叔孙豹），也没有对他们作专门的研究，只是在讲到“历史散文”或“诗经”时提一下，甚至因为其作品在该部分并不是代表作，提也不提。没有人对先秦文学中一些细节问题作通盘研究、清理，那么很多问题永远是言人人殊。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为什么至今为学人所重？就是因为它是对先秦诸子的通盘研究，将每位先秦诸子放在历史空间中最可能的位置，这是单独研究先秦诸子某一家所作不到的，它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各种冲突、矛盾。当然，由于存留至今的先秦时代的文献很有限，而且又有一些互相矛盾的地方，所以在每个具体人活动时代的确定上仍然有上下移动的很大余地，但总体上说，通盘研究总比孤立地研究一部书、一类书所得出的结论要合理得多。考虑到这些方面，我欣然接受了傅先生的建议。我在作这个决定之前已考虑到，因为这个工作的难度，将来肯定难以尽如人意，肯定会引起各种批评、指责。即使是人们常常接触到的学者们看法比较一致的一些人和事，在时间问题上也会有不少分歧意见，但我只能选一种。比如屈原的生卒年，各有十来种说法。生年最早有主张楚宣王四年（前366年）者（曹耀湘），最迟有主张前335年者（林庚），相差三十一年；卒年最早有主张楚怀王二十四五年（前305、前304）者（清王懋竑），最迟有主张在考烈王元年（前261）者（蒋天枢），相差三十三四年。当然，我们不能拿生年之最早一说同卒年之最迟一说相配，说屈原竟活到105岁，也不能将生年之最迟一说同卒年之最早一说相配，说屈原只活了30岁。这些学者的主张都是自成体系的，不论其他，只就屈原一生而言，可能都可自圆其说。但如果联系战国时其他相关人、相关事从大系统上看屈原的生平，从而确定其生卒年与政治活动、诗歌创作，有的说法就难以成立了。所以，整体的编年研究，更合于历史的实际。其他作品、作家的研究也一样。所以，我便接受了傅先生的这个建议。总要有一个人冒着承受各种指责、批评的险，来做这个最基础的工作，以便后来的学者不断去完善。
我回到兰州不久，即收到傅先生8月21日信：
寄上拙作《唐代文学大和七年编年》一文，请参阅。其体例大致如此。当然，各段仍可按其特点作适当调整。请便中将先秦的写作计划寄下。
于是我写成《关于先秦文学编年史的设想与计划》寄傅先生。傅先生12月8日来信言：
这套编年史，河北人民出版社愿意接受，洵为不易。他们希望先秦部分能在99年完稿，字数请控制在五六十万字，不知尊意如何？如可能，请便中寄计划及样稿。
并告诉：“罗先生主编的文学思想通史，宋代部分（张毅著）已出版，隋唐部分正在看校样。如需宋代部分，请告，我将托人购上。”（此书张毅先生曾寄赠一本）。于是，我便指导三位博士生读有关书，同时又按“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的分段，分别搜集材料。12月我写成《编排体例与行文格式》，又打印我所作《前305年、前304年文学编年》作为示例。于是工作正式展开。1998年2月28日至7月31日傅先生来信询问进展情况。10月22日又来信云：
关于文学编年史出版问题，沈阳之辽海出版社给予大力支持，其第二编辑室主任于景祥，为南大程千帆先生研究生，故对专业较了解。我们的唐五代部分，他们已排一部分校样，计划明年出书，并作为省的重点。故先秦部分请按原计划进行，务请于2000年完稿。
但我们越做觉得困难越大，2000年不可能完成。1999年春我们以此申报国家社科基金，获准立项，因工作早已开始，故预定2001年5月完成。但实际进行中深感问题之复杂、工作量之大，每一个问题都要把前贤的各种看法收集齐全，进行清理、比较、选择，或另提解决方案，要花很多时间，但写在书稿上不过短短几行。加上当中也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所以尽管我一直紧张工作，也直至2004年6月才完成。工作即将结束时我马上将情况告诉傅先生，以释悬念。得2004年6月20日傅先生信，言他又同商务印书馆接洽，商务印书馆愿意接受。我请傅先生写序，他很高兴地答应，并于当年冬写成寄我。
《先秦文学编年史》工作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上傅先生都给予关心。虽然时间拖得太久，但我们觉得这样稍为安心。项目最后完成是140万字（正式出版是170万字），将近原来的三倍。结项中，该项目被评为优秀，为甘肃省第一个优秀社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管理工作简报》2005年第2期（2月2日）刊《2004年12月和2005年1月成果验收情况报告》，说此次报送验收签定的115项成果，“其中65项基本达到预期研究目标准予结项，50项因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未予结项”。结项的65项中，有15项被评为优秀，其中10项在该期简报上加以介诏，其第一项即为《先秦文学编年史》。文中说：
该成果对先秦时代从夏初至秦末的文学作品进行了全面整理，对汉代以来特别是清代以来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总结和分析，对先秦文学、作家、文学活动的成果进行了认真梳理和比较，对历代出土金文等文献特别是近几十年出土金、甲、简、帛等先秦文献中与文学相关的材料进行了详细考释，充分展示了各个时代文学种种体式的发展演变过程及其同其它艺术形式发展的关系，展示了先秦时代一些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同文学发展的关系。这是一项创新性很强，难度很大的研究工作，填补了目前我国文学研究史研究领域中没有先秦文学编年史的空白。
当年4月5日的《科技日报》也刊出了《国家社科项目的优秀成果〈先秦文学编年史〉多有创新》的报道，从五个方面评价了该项目的学木意义。我将这些消息告诉傅先生后，他十分高兴。
因为1999年立项时只给了3.8万元，国家社科规划办张国祚主任了解了这个项目的情况后，于2005年7月14日签字由规划办资助8万元，在书出之后拨出版社。但书还没有出，该项目又被收入《国家社科基金文库》，全部花费由国家社科规划办承担。因此，我又找规划办有关领导，将原来给8万元的决定取消。
由于商务印书馆忙于影印文源阁《四库全书》等工作，此书的出版一拖再拖，直至2010年3月才出版。因为出版社总是说马上就出来，所以我们也未能将书稿要回来作全面加工。如果知道要到2010年3月才出来，我们可以用将近五年的时间，对全书再作充实修改，对有些问题作更深入的研究，这样会更完满一些。这五年时间中，傅先生也多次同出版社联系，催促其早日问世。无论怎样，这部书从提出课题，到完成、出版，都同傅先生联系在一起。它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功，也同傅先生有关。所以，本篇回忆性文章不厌其烦地叙述了它从立项到出版的过程。
三十来年中多次在一些学术会议上遇到先生，在本世纪初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和重大项目的评审中，也曾与先生短期共事。从他的学术报告，会议发言和平时闲谈中，都受到多方面的启迪。先生也给我有多方面的帮助，2010年我作为首席专家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文编纂与研究”，2011年4月我们召开专家论证会，傅先生以七十八岁高龄应邀赴兰州参加会议，给我们以指导，说明了他对这个工作的重视，对我们所抱的期望。以后也时时通信。2012年元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和中宣部部长到傅先生家中看望傅先生，表现了中央领导对老专家、学者的关心与重视。事后傅先生即给我寄来四张李长春、刘云山两位同他交谈、合影的照片。傅先生长期辛勤著述，并在培养青年学者上作了很多工作。在中华书局总编辑岗位上退下来之后，到清华大学兼任教授，并任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作了很多工作。这一切，都将同他的一系列论著一样，成为学界永久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