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英国现代主义文学与“英格兰性”

伍尔夫小说民族叙事研究綦亮

对地球的征服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把它从那些肤色异于我们、鼻梁比我们稍低的人的手中夺走。当你对此有深入了解后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件光彩的事。救赎它的是一种观念，一种支撑它的观念，那不是多愁善感的做作，而是一种观念，一种对这个观念的无私的信念——是一种你可以创建、值得仰慕并为之牺牲的东西。

——康拉德

在秋风的肃杀中，我开车穿越这个国家。我为我的国家感到悲伤，两千年的文明如今分崩离析，让人不忍在其中生活……历史，那段伟大的历史已经支离破碎、面目全非……不，我无法忍受。

——劳伦斯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指出，“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对于英格兰民族身份的建构过程来说，萨义德的观点是一个再贴切不过的概括了。翻阅历史就会发现，英格兰民族成长史就是一部殖民史和帝国史；英格兰的民族品格和民族精神是在遭遇和征服非英格兰世界的过程中被定义的；在每一个英格兰民族发展的关键时期，几乎都有一个非英格兰他者的存在。在长期的殖民征服过程中，英格兰人逐渐形成了对民族自我身份的意识形态表达——“英格兰性”（Englishness），而这种凝聚了英格兰人种族和文化优越感的殖民主义话语又反过来推进了英格兰的殖民事业，为英格兰的海外拓殖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

在大英帝国的进化史上，19世纪末到二战前这段时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一方面，帝国在“新帝国主义”（New Imperialism）瓜分世界的狂潮中不断扩大竞争优势，巩固自己的世界殖民霸主地位；另一方面，在美国和德国等新兴帝国的冲击下，老迈的大英帝国又表现出明显的衰退迹象，开始走下神坛，归于平庸。正是在这样一个转型和动荡的年代里，在帝国盛极而衰的背景下，与帝国密切相关的“英格兰性”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存在感和影响力，它内含的强烈殖民欲望和坚定殖民意志既是对帝国盛世伟业的一种礼赞，又是对英格兰人的心理抚慰，是他们扭转颓势、重现帝国辉煌的精神动力。而这一时期又恰逢英国文学的全面发展和繁荣，因此，书写“英格兰性”就不可避免地成为英国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内容。本书虽然聚焦伍尔夫小说中的民族叙事，但要全面认识这个问题，就有必要把伍尔夫的创作放在英国现代主义文学的整体语境中进行考察。本章将以福斯特和劳伦斯为例，在分析“英格兰性”殖民主义话语特征的基础上阐释英国现代主义文学对英格兰民族身份的想象和书写，为解读伍尔夫小说创作中的民族叙事做铺垫。

第一节表征他者：作为殖民主义话语的“英格兰性”

所谓“英格兰性”，简言之，就是英格兰作为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民族特性，是英格兰民族身份的意识形态表达。《贝奥武甫》、《大宪章》、君主立宪制、工业革命、莎士比亚、白金汉宫、大本钟、板球——这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其实都是英格兰民族身份的文化符码，是英格兰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标识。当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但从更加宏观的角度看，贯穿英格兰历史，同时也最能体现英格兰民族特性的恐怕还是英格兰的殖民主义传统。海外扩张和殖民征服是英格兰作为一个岛国生存和发达的重要保障，英格兰曾经创建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殖民帝国，其民族意识的萌芽、确立和发展都与殖民主义密切相关。因此，作为英格兰民族身份的集中表述和高度概括，“英格兰性”渗透着英格兰的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意识。

虽然殖民主义在英格兰民族身份的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但英格兰并不是作为一个征服者登上历史舞台的。英格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公元前55年恺撒统帅的军事入侵。罗马征服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对英格兰的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是英格兰从原始迈向文明的重要一步。随着罗马帝国走向衰落，罗马在英格兰的统治也于公元5世纪寿终正寝。但英格兰作为被征服者的命运并没有结束，从公元5世纪开始，英格兰进入“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统治对于英格兰自我身份的形成意义重大，因为“一般说来，在5世纪以前，英国被称为‘布列吞’，自盎格鲁—撒克逊人到来以后，才被称为‘英格兰’，其含义是‘盎格鲁人的土地’”。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出现了类似于“战国七雄”的蛮族王国混战争霸的局面，长年的征战致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但俗话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所以从民族融合的角度看，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诸国割据预示着英格兰的统一，为英格兰民族身份的最终确立打下基础。盎格鲁—撒克逊统治结束后，英格兰又被诺曼底公国侵占，而这也是英格兰历史上最后一次被异族征服。在诺曼和安茹王朝统治下，英格兰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安茹王朝末期，英法矛盾不断激化，促进了英格兰的独立发展，增强了英格兰的民族认同感，为英法“百年战争”的爆发埋下伏笔。

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认为，民族是“一个有名称的人类群体，他们共享历史地域，拥有共同的神话、历史记忆、大众的和公共的文化、共同的经济体和法律权利，以及所有成员都要承担的义务”。“百年战争”之前，英格兰已大致具备了构成民族的这些要素。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入侵加速了英格兰从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政治体制和生产方式。诺曼征服后，封建制最终确立，中央集权制得到巩固，行政和司法体制进一步完善，国王和贵族的权力实现了再分配。文化方面，亚瑟王保卫家园，抵抗蛮族入侵的传说深入人心、影响深远，在唤醒民族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英格兰建构自我身份的重要精神资源。而“阿尔弗雷德大帝”对英格兰的统一所做的贡献更是值得大书特书，他不仅骁勇善战，有效抵御了异族的侵犯，“他的法典和翻译著作，以及他在位期间开始组织编撰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都加强了其臣民的英格兰民族意识，为英格兰的统一奠定了心理和文化基础”。除了统治阶层的推动外，民间的文化贡献同样不可忽视。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享誉欧洲的著名学者维尼拉布尔·比德（St. Bede the Venerable）撰写了英国第一部史书《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为后人了解和研究那段历史，进而与英格兰民族产生认同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史学发展的同时，文学创作也逐渐走上正轨，出现了极具艺术和思想价值的英格兰本土文学，像《贝奥武甫》这样的史诗作品已经成为英国文学的经典。虽然诺曼征服后，英语文学创作一度受到压制，但作为民族意识觉醒的重要信号，英格兰本土文学的发展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文学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

异族征服既是英格兰独立发展的障碍，也为英格兰彰显自己的民族特性创造了客观条件。事实上，异族统治下的英格兰一直在酝酿“英格兰性”，储备能量，实现从他者到自我，从被征服者到征服者的角色转变。“百年战争”之前，英格兰就已经跃跃欲试，争霸野心表露无遗。“中世纪的不列颠群岛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英格兰和威尔士、爱尔兰、苏格兰之间的关系时好时坏，屡屡出现征服、反抗和屈服。”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英格兰在与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的较量中总能占据上风，尤其和爱尔兰的交锋中更是占压倒性优势。“到了12世纪末，盎格鲁—诺曼人凭借先进武器和诸多城堡要塞，统治着爱尔兰2/3的领土，强制推行封建土地制度，爱尔兰农民沦为农奴。”与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的早期纠纷和争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英格兰日后主导大英帝国，推行全球霸权的预演。“百年战争”（1337—1453）是英格兰对外政策的重要转变，虽然战争前期的英格兰仍在安茹家族的统治下，但羽翼渐丰的英格兰已然敢向征服者叫板。英法两国在战争中互有胜负，战争虽始终在法国境内进行，但英格兰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最后只能退守不列颠，但从长远看，“这反而有助于英国人在不列颠岛的独立发展和独立民族意识的加强”。“百年战争”结束后，英格兰开始走出异族统治的阴影，以征服者的姿态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在与欧洲诸国的竞争中逐步确立了强国地位。

都铎王朝被认为是英格兰近代史的开端，一个重要原因是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打破了神权对王权的束缚，使英格兰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主权国家，英格兰的民族身份感得到空前强化。民族身份的确立为英格兰的殖民拓展提供了必要的意识形态保障，加之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重商主义政策的影响，从都铎王朝开始，英格兰正式踏上了创建殖民帝国的漫漫征程。“攘外必先安内”，“从12到16世纪，英格兰国王通过多种方式，基本成功地将不列颠岛纳入英格兰的统治，或者至少是影响下”。16世纪30年代，英格兰制定法案合并威尔士，实现对威尔士的英格兰化，同时继续对爱尔兰和苏格兰施压，对其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渗透。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代见证了英格兰海外殖民的第一次高潮，出现了像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和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这样的早期海外拓殖先锋。1588年，在德雷克的统帅下，英格兰海军以少胜多，重创西班牙无敌舰队，掌握了制海权。这次海战的意义在于它“激发了英国人的民族精神，为以后发展大不列颠帝国奠定了基础”。

共和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殖民地对宗主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英格兰的海外扩张加剧进行并逐渐体系化，“政府第一次把对外贸易作为一个国家的事业来追求，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为了扩大殖民版图，维护本国资产阶级的海外利益，英格兰在17世纪50至70年代先后三次与“海上马车夫”荷兰交战，获得全胜，巩固了海上霸主的地位。“光荣革命”之后，英格兰在与欧洲诸强的对抗中继续拓展自己的帝国霸业。1689年，英格兰加入奥格斯堡同盟战争，并逐渐成为反法的主力，这是继“百年战争”之后英法之间的又一次碰撞。英格兰是这场战争的最大赢家，在削弱竞争对手实力的同时扩大了帝国版图。更为重要的是，“战争胜利唤起了英国人的民族精神，刺激他们去发展，去扩张，去建立更大的殖民帝国”。英法之间的恩怨在18世纪中期爆发的“七年战争”（1756—1763）中再次上演，而最终胜出的还是英格兰，一个地跨数洲的世界性帝国就此诞生。但英格兰的殖民地事业也并非一帆风顺，北美独立战争就使英格兰的殖民体系遭受重创，并导致了“大英第一帝国”的瓦解。英格兰在大肆拓展海外领地的同时，继续对爱尔兰和苏格兰实行高压统治，并于18和19世纪初完成与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合并，组成“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从19世纪开始，英格兰的殖民扩张所代表的不再是英格兰本身，而是以英格兰为主体的大不列颠王国，或者说广义上的英国。

从14世纪到18世纪，英法之间的对抗是欧洲列强殖民争霸的主旋律，这种情况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中得到延续。英国在这场战争中彻底打败法国，在维也纳会议上收获多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殖民地，弥补了北美独立留下的空白，进一步完善了帝国的殖民体系，英国也由此进入“第二帝国”时代。得益于工业革命取得的巨大成就，加之法国等强敌的没落，英国在进入19世纪后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霸主，1851年，第一届万国博览会在伦敦召开，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帝国的辉煌和伟大。帝国的强盛激发了英国人的民族自豪感，1897年，帝国为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举行了规模空前的“钻石庆典”，将“日不落帝国”映照下的民族自豪情绪推向极致。然而，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住大英帝国面临的重重危机。事实上，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老迈的英帝国在与德国和美国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中已经颓势尽显，霸主地位受到有力挑战，虽然从殖民版图上看优势依然明显，但由盛转衰已是历史必然。英帝国在英布战争（1899—1902，也称为布尔战争）中的糟糕表现是其走下神坛的重要标志：“英布战争在英帝国发展史上是一道分水岭，在此之前帝国在上升，在此之后则走上了下坡路，一个庞大的帝国在19世纪末登上了顶峰，同时也就开始了它没落的路程。”两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削弱了帝国的实力，二战结束后，随着殖民地的去殖民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大英帝国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美国和苏联的强势崛起让英国彻底沦为一个二流国家。在西欧一体化进程的影响下，英国于1973年加入欧共体，逐渐融入欧洲。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格局由两极对抗转向多元发展，国际形势的剧变深刻影响了在联合王国内占主导地位的英格兰的民族身份认同。

“作为一个远离欧洲大陆中心的岛国，英国之所以能够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称霸世界，与英格兰民族及其民族特性息息相关。”上文对英格兰民族身份的形成和演化进行了梳理，从中可以发现，英格兰民族意识的勃发和民族认同的强化与殖民主义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英格兰民族的发展史几乎是一部（被殖民和）殖民史，这是英格兰民族特性的一个重要内容。民族身份的确立是英格兰开展殖民活动的坚强后盾，而海外扩张反过来又能帮助确认和巩固英格兰的民族身份。同时应该指出，虽然物质层面的殖民扩张和实际的殖民地占领是英格兰民族身份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但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征服背后的观念——对英格兰文化优越性，以及主导和统治地位合法性的强烈信念。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在《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中对殖民主义动机做过经典表述：“对地球的征服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把它从那些肤色异于我们、鼻梁比我们稍低的人的手中夺走。当你对此有深入了解后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件光彩的事。救赎它的是一种观念，一种支撑它的观念，那不是多愁善感的做作，而是一种观念，一种对这个观念的无私的信念——是一种你可以创建、仰慕并为之牺牲的东西。”对英格兰而言，这种观念的形成有深层的历史原因。前文指出，异族统治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英格兰的殖民意识，塑造了英格兰人争强好战的民族性格；异族的不断侵犯让英格兰具备了一套自我防御的心理机制，形成了一种基于种族差异的恐外和排他的文化心理。而英格兰的岛国特征又强化了这种心理暗示：“就像城市之于希腊一样，岛屿似乎一直是英格兰文化想象中的完美形式。利于防守、安全、稳固，甚至有天堂的感觉——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可以作为根据地外出掠夺、开创帝国的安全的地方。”

判断和树立假想敌并与之进行对抗是英格兰民族身份建构的重要前提，正如萨义德所指出的：“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在这个意义上，“英格兰性”与其是说是对英格兰的阐释，不如说是对“非英格兰性”的界定；英格兰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与非英格兰的他者的对照中形成的：

英格兰人长期来一直有远亲近邻做伴，他们与这些人做比较，以其为参照突出自己的独特性。不同时代的不同群体作为陪衬，创造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英格兰人的自我形象，所表现的始终是英格兰人的优势。和野蛮粗俗、目无法纪的爱尔兰人相比，英格兰人认为自己是理性和有克制力的；和精明狡猾、锱铢必较的苏格兰人相对，他们光明磊落、慷慨大度（在欢庆时，甚至有点“爱尔兰味”）；和阴险狡诈、工于心计的苏格兰人不同，他们坦率真诚、心直口快。想到英吉利海峡另一边的由神父和贵族统治的法国时，英格兰人会为他们的自由和宽容感到骄傲；英格兰人的率直和个人主义与德国人的自负和军国主义形成鲜明对照；意大利人的散漫和不负责任会让英格兰人想起自己的谨慎和对未来的规划。

“‘民族’是一个关系词；一个民族的存在在于它不同于其他的民族。……民族没有本质的或内在的特征；每个民族都是一种话语构成，它的身份在于它与他者的不同”。“英格兰性”并不是对英格兰本土文化特征的单向定义，而是英格兰人“与来自其他民族文化背景的人遭遇中逐渐形成的一整套话语体系或集体文化意识”，具有丰富的地缘政治内涵。“英格兰性”也就因此超出了纯粹的观念范畴，呈现出一种类似于东方学、体现权力、支配和霸权关系的话语的物质性特征。萨义德认为“东方学不是欧洲对东方的纯粹虚构或奇想，而是一套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蕴含着几个世代沉积下来的物质层面的内容”。他进而指出：东方学，

是一种话语……是在与不同形式的权力进行不均衡交换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并且存在于这一交换过程之中，其发展与演变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制于其与政治权力（比如殖民机构或帝国政府机构）、学术权力（比如比较语言学、比较解剖学或任何形式的现代政治学这类起支配作用的学科）、文化权力（比如处于正统和经典地位的趣味、文本和价值）、道德权力（比如“我们”做什么和“他们”不能做什么或不能像“我们”一样地理解这类观念）之间的交换。

东方学的产生是权力交换的结果，这一特性决定了东方学必然具有物质形态，而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换句话说，东方学之所以具有物质层面的内容，是因为它“是一种关于东方的知识，这一知识将东方的事物放在课堂、法庭、监狱或教科书中，以供人们仔细观察、研究、判断、约束或管制”。东方是透过西方的（政治和文化层面上的）“操作机制”才被西方所认识的，这套机制确保了西方在与东方遭遇时的权威地位，以及东方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延续性和延展性。虽然“英格兰性”没有东方学那样缜密的体系和学科的高度，但其产生、发展和演化都与英格兰的政治和文化机制密切相关。上文指出，英格兰的殖民主义（当然也包括被殖民史）是“英格兰性”的催化剂。英格兰的殖民扩张为“英格兰性”的产生提供物质条件，海外殖民机构在扭曲和遮蔽殖民地本土历史和文化现实的基础上，通过推行“启蒙”教育使殖民地成为见证和散播“英格兰性”的重要阵地。通过殖民机制和被殖民机制渗透的文化机制的过滤和筛选，非英格兰事物被改造和重构为可供英格兰主体观看、凝视和俯视的客体。英格兰的政治和文化机制为英格兰表征他者提供了一套有效的语汇、意象和修辞，在特定的语境中，一旦英格兰主体与非英格兰客体相遇，这些表征策略就会被自动激活。久而久之，在英格兰与异域文化相碰撞而产生的关系网中，英格兰的强势地位就被固定和程式化，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

早在都铎王朝时期，当时的伦敦主教约翰·艾尔默（John Aylmer）就曾不无自豪地写道：“英格兰人啊！倘若你们知晓，你们的生活是多么富足，你们的山川地域是多么丰饶，你们就会俯身拜倒在上帝面前，感谢他的恩典，使你们有幸生而成为英格兰人，而不是法国的农夫，不是意大利人，也不是德意志人。”这段叙述明确无误地表达了彼时英格兰人强烈的民族认同意识，同时说明“异己性……是理解‘英格兰性’的前提”。时至19世纪，随着英格兰海外拓殖的深入，这种通过贬低他者凸显自我身份的思维方式表现得更加突出。治理埃及20余载的总领事伊夫林·巴林（Evelyn Baring）断言：

欧洲人是缜密的推理者；他对事实的陈述毫不含混；他是自然的逻辑学家，尽管他也许没有学过逻辑学；他具有怀疑的天性，在他看来任何假定都必须得到证明方可接受；他受过训练的大脑像机器一般运作。相反，东方人的大脑，就像其生动别致的街道一样，显然缺乏对称性。他的推理属于最不严谨的一类。尽管古代阿拉伯人在辩证逻辑方面取得过很高的成就，他们的子孙却在逻辑推理方面有着严重的缺陷。由于当时埃及是英格兰的殖民地，所以巴林所谓的“欧洲人”实际上就是指英格兰人，英格兰的优越性在这种指称替换中得到放大和提升，再次证明“‘英格兰性’正是通过它所排斥的东西得到强化的，所以主体与‘异己空间’的遭遇实际上确认并生产了英格兰的民族身份”。

“英格兰性”是一个动态和历史性概念，其内涵随着英格兰殖民内容和方式的改变而改变。18世纪之前，英格兰通过“国内”和海外拓殖致力于建构彰显个性的英格兰民族身份。随着不列颠群岛成员关系，以及英格兰殖民主义内容和方式的改变，“英格兰性”的内涵发生变化。琳达·科利（Linda Colley）认为，从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到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出现了一种基于共同的政治、经济和宗教基础的新的英国身份（British identity）。从19世纪开始，英格兰在保持不列颠群岛中的主导地位的同时逐渐融入一个更大的共同体，英格兰民族身份的意识形态表达也随之由“英格兰性”（Englishness）过渡到更具包容性，同时也更具侵略性的“不列颠性”或“英国性”（Britishness）。殖民事业的繁荣和帝国的强盛，将英格兰民族身份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紧紧捆绑在一起，帝国的利益就是民族的利益，甚至可以说，帝国的重要性已经超越民族，因为对英格兰人而言，“帝国赋予他们的身份超越了‘单纯的’民族主义式的自我炫耀”。所以，“英格兰身份必须到英格兰民族以外的地方寻找认同对象。显然，能包容英格兰身份的是两个‘英格兰帝国’，即大英帝国（the empire of Great Britain）和英国海外帝国（the British overseas empire）”。

也正是在19世纪，“‘英格兰性’从代表居住在英格兰的英格兰人的民族身份，转化为一个超越任何地域界线的离散身份，包含了所有移居国外的英格兰人”。随着与帝国主义话语的一致度越来越高，“英格兰性”逐渐从单一的民族性演化为一种国际都市民族性（cosmopolitan ethnicity）。在这种嬗变过程中，英格兰主体与非英格兰客体的关系也悄然发生变化：如果说19世纪之前“英格兰性”的建构主要依靠对他者纯粹的排斥和对抗，那么自19世纪起，“英格兰性”的生产更多依赖对他者的对抗性吸纳和整合。但无论如何变迁，“英格兰性”的殖民主义话语本质始终没有改变；相反，随着世界范围内殖民竞争日渐加剧，这一特征愈发突出。进入19世纪后半叶，西方殖民主义逐渐由倚重经济掠夺的旧殖民主义过渡到强调领土扩张的新殖民主义，殖民方式的转变进一步改变了列强间的权力制衡，也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正是在这个阶段，英格兰在大肆吞并海外领土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世界殖民霸主的地位，但也正是在此时，在美国和德国等新兴帝国的冲击下，英格兰在瓜分世界的狂潮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19世纪英格兰著名学者约翰·西利（John Seeley）的一番话很能说明问题：

如果殖民地不是通常认为的英格兰的所有物，那么它们也必须是英格兰的一部分，而且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一点。我们不能再说英格兰是欧洲西北海岸外的一个岛……我们不能再认为当人们移居殖民地时，他们是离开了英格兰，或者说英格兰失去了他们。我们不能再认为英格兰的历史就是威斯敏斯特的议会史……当我们习惯将帝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并且称之为英格兰时，我们会发现其实这里和美国没什么两样。这里也生活着一个同质的民族，其成员共享血统、语言、宗教和法律，但分散在一个无限的空间里。这段表述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英格兰志在创建全球帝国的殖民雄心，阐明了英格兰与主张全球扩张的帝国主义话语的内在关联，同时也表露出急于维护和巩固殖民霸权的焦灼心态。

从认同类型上看，英格兰以帝国为依托的身份认同属于集体身份认同。“集体身份认同，是指文化主体在两个不同文化群体或亚群体之间进行抉择。因为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这个文化主体须将一种文化视为集体文化自我，而将另一种文化视为他者。”前文指出，假想敌的存在是英格兰民族身份建构的重要前提。进入20世纪，随着帝国的进一步扩张和衰退，通过想象假想敌，在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关系中定义“英格兰性”显得更加迫切。20世纪20年代，时任英国首相的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就骄傲地宣称：“……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如此制造天才的本领。这几乎成为英格兰种族的一大特性；这个民族在各个领域里都有天才。许多人认为这个民族过于保守，不善于表达，但正是这样一个民族创造出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文学，在诗歌方面更是无人能及。”不难看出，鲍德温表达了与伦敦主教艾尔默类似的种族和民族优越感，虽然没有像后者那样明确地在“非英格兰性”的衬托下说明英格兰文化的优越性，但在潜意识中同样强调英格兰与他者的对抗，暗示英格兰的“民族自我向来是以一个海外他者作为对立面才得以形成的”。

然而，即使在二战结束，帝国彻底瓦解之后，对“英格兰性”的阐释依然摆脱不了殖民主义的框架和视野，在某些方面甚至表现得更加突出。1968年，保守党政客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发表富有争议的“血河演讲”（Rivers of Blood Speech），表达了对英格兰移民政策的不满和对英格兰即将成为移民国家这一前景的担忧：“眼睁睁地看着每年差不多五万人涌进来，为将来移民后代人口的增加积蓄力量，这个国家疯了，真的是疯了。这就好比看着一个国家在自掘坟墓，忙得不亦乐乎。”70年代末，撒切尔在竞选中重弹鲍威尔的恐外和排外主义，论调视移民为“异类”（alien），如不加控制，那么整个国家将会陷入“泥沼”（swamp）。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英格兰性”“与英格兰对大英帝国殖民主义的参与史密切相关”，是一种殖民主义话语。无论是帝国时代，还是后帝国时代，尽管言说方式不同，阐释路径各异，从整体上看，通过排斥和对抗他者定义民族自我始终是英格兰民族身份演化史中的主旋律。但相比较而言，由于帝国的极端膨胀和迅速衰退的同时并存和互相交织，19世纪末到二战前这段时间应该是“英格兰性”的存在感和影响力相对突出的一个阶段，因为其内在的强烈殖民欲望和坚定殖民意志，“英格兰性”既是对帝国盛世伟业的礼赞，又是在帝国走向没落的背景下，英格兰人的心理抚慰和重塑帝国辉煌的精神动力。而正是在帝国盛极而衰的历史阶段，英国现代主义文学迎来了全面发展和繁荣，所以书写“英格兰性”就注定成为英国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内容。本章第二节将聚焦英格兰从帝国时代向后帝国时代过渡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英格兰性”建构，以这一时期的重要文化现象——英国现代主义文学为例，探讨英格兰民族身份的文化表征。

第二节现代主义与殖民主义：福斯特和劳伦斯笔下的“英格兰性”

福斯特是英国现代派作家中为数不多的英格兰本土作家，阐释和再现英格兰的民族身份是其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保罗·佩平斯（Paul Peppis）认为“可以将福斯特的大部分文学作品看作民族寓言，它们给一个疾病缠身的国家把脉，为诊断出的病患提供文学治疗”。

20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大英帝国的没落造成的社会动荡极大地触动了英格兰知识界，引发了一股书写英格兰的创作热潮，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审视和剖析英格兰的社会现状，尝试重新界定处于过渡和转型期的英格兰民族身份。政客兼文人C.F.G.马斯特曼（C.F.G. Masterman）对英格兰应对危机的态度和能力表示担忧：“倘若英格兰人今日被异族征服，当家园被占领，宗教被批判，民族理想四处碰壁时，他们会表现出怎样的精神？……当英格兰被侵犯时，它能否像拿破仑战争中的德国和西班牙那样去抵抗？”作家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剖析了英格兰国民性中的弱点：“英格兰人品质中的缺陷在实际生活中不太容易发现，但当我们追根溯源时，它们就表现得很明显了。很简单，根源在于英格兰人感性有余，理性不足。”

福斯特对英格兰的民族特性有深入和独到的认识，在与友人的通信中，他指出：“如果你不介意成为一个势利眼的话，那么你可以继续做你的爱国者。倘若意识到真正的英格兰人来自下层社会，而不是中产阶级的话，那么你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爱上我们这个种族。职员、股票经纪人、政客、杂货商，这些人控制我们，但在数量上不能代表英格兰，而且他们的自以为是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点。”在题为《英格兰人性格琐谈》（Notes on the English Character）的散文中，福斯特虽然承认中产阶级是英格兰社会的主导力量，但进一步揭示了中产阶级和整个英格兰民族的劣根性：“顽固、谨慎、求全责备、市侩实际、缺少幻想、虚假伪善，这些是任何国家中产阶级的特点，在英格兰却成了民族特征，因为只有在英格兰，中产阶级统治了150年。”

那么，该如何走出中产阶级的封闭和自负，拯救英格兰人那颗“发育不良的心”（an undeveloped heart）呢？福斯特的文学创作表明，与异域文化的接触是改善英格兰国民性的有效途径，英格兰的出路不在英格兰本身，而在非英格兰世界。将视野转向异域文化，不断将英格兰人的文化身份置于异质文化背景中加以审视，以期实现跨文化语境中的“联结”（connect），这是福斯特建构，或者说重塑英格兰民族身份的重要策略。

《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1910）是福斯特探讨如何改造英格兰国民性、重构英格兰民族身份的重要作品。小说创作于1908至1910年，此时的英格兰正由爱德华时代过渡至乔治时代，是一个新旧价值交锋、社会问题丛生的非常时期。伍尔夫曾断言，在1910年左右，“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主仆、夫妇、父子之间的关系——都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旦发生了变化，信仰、行为、政治和文学也随之而发生变化。”作为一部典型的“英格兰状况”（Condition of England）小说，《霍华德庄园》敢于直面“什么是真正的英格兰”“英格兰的本质在哪里”“应该如何定位处于转型期的英格兰身份”等核心问题。

通过塑造玛格丽特和海伦这样具有异国血统的英格兰人，《霍华德庄园》尝试在英格兰与异域文化的碰撞中寻觅重建英格兰身份的路径。小说选择德国作为审视和剖析英格兰民族特质的参照点，在欧洲文化框架内寻求“药方”，治疗英格兰人那颗“发育不良的心”。那么，放弃与异域文化的正面遭遇，而选择将其“内化”，这种看似更具包容性的策略意味着什么？是英格兰与异域文化的真正“联结”？还是对异域文化另一种形式的“他者化”？

亨利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他所代表的威尔考克斯家族有明确的等级观，奉行物质第一、金钱至上的处事原则，视财富和地位高于一切，以利益而非情感衡量和处理人际关系，“在他们看来，个人感情不是至关重要的东西”。与此相对，玛格丽特姐妹是受过良好教养的知识分子，她们所属的施莱格尔家族推崇文学和艺术，注重精神层面的交流，恪守强调自由和平等的人文价值观，“主张公众生活应该是镜子，把生活中的好东西统统映照出来”。威尔考克斯和施莱格尔两大家族象征了爱德华时代英格兰社会的种种对立和分裂，比如“美学与商业、平淡与激情、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男性与女性、身体与灵魂、城市与乡村、阶级与阶级、过去与现在、生与死等等”。小说欲以施莱格尔家族为对照，揭露和批判英格兰中上层社会的无知和贪婪，驱散“商业时代带给上流社会的那种精神的黑暗”。

玛格丽特姐妹的德国血统赋予她们与众不同的眼界，她们独特的人文气质与威尔考克斯家族浓厚的商业氛围形成强烈反差。玛格丽特姐妹的父亲是德国人，虽是一名军人，但并不盲从德国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而且爱好文学，有强烈的人文信念，“如果非要给他归类的话，他应该是黑格尔和康德的同路人，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喜欢空想，他的帝国主义是那种空中楼阁式的帝国主义”。战争导致的幻灭感让他离开德国，来到英格兰定居生活，身处异乡的他希望“笼罩祖国的物质主义乌云终将散去，温和的智慧之光重新普照”。施莱格尔先生的人文情怀深深影响了他的子女。玛格丽特非常认同自己的德国身份，认为“德国人总是在追寻美……他生活的大门永远向美敞开”，“英格兰有更多的行动自由，若讲思想自由，还得去普鲁士官僚那里找”。玛格丽特集中体现了小说的“联结”主题，也是福斯特自由主义理念的代言人。对于如何感化亨利，玛格丽特认为“她只要点出潜伏在他自己和每一个人灵魂里的拯救之道即可。那就是：联结起来吧！”通过玛格丽特这个人物，异域文化在福斯特的小说中被赋予救赎使命，成为英格兰人审视自我的一面镜子。

但玛格丽特的多面性和矛盾性又表明，《霍华德庄园》中德国元素对英格兰国民性的改进并不具备有效性和可信度，虽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终究无法摆脱内在的虚幻性。尽管玛格丽特继承了父亲的理想主义，但她显然已经被英格兰的商业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潮同化。在玛格丽特看来，“世界的灵魂是经济……最深的深渊不是缺乏爱，而是缺乏硬币。”她反对弟弟蒂比空谈文明，赞同威尔考克斯家族的处世哲学和生存之道，认为他们带有清教色彩的实干精神是文明的基石。在与海伦的争辩中，玛格丽特将她对威尔考克斯家族的赞赏演绎到极致：“如果没有威尔考克斯这样的家族几千年来在英格兰舍身忘我，埋头苦干，那么你我别说在这里谈话，小命都难保。没有他们，我们这些文化人就坐不上火车，坐不上轮船，甚至都不会有田野，只会过着野蛮的生活。不——可能连野蛮都算不上。没有他们的精神，生活或许永远处于原生质的状态。”当然，为威尔考克斯家的辩护，并不意味着玛格丽特已经完全成为崇尚理性思维和务实精神的资本主义商业文化逻辑的信徒；她因为亨利拒绝让海伦在霍华德庄园寄宿而与他反目，这一情节充分表现了她的感性、纯粹和对道义的坚守。但从整体上看，玛格丽特是一个生活在妥协之中、游离于理想和现实之间的人物，她象征的“德国性”所应具备的对英格兰国民性的改善功能也因此被弱化。

与玛格丽特相比，海伦更具理想主义色彩，她感性、率真、浪漫，更少受世俗的羁绊。海伦看不惯威尔考克斯家的做派，与他们划清界限，而亨利面对因为自己的误导而失业的伦纳德所表现出的冷漠，更让海伦认清了他们的势利和伪善。小说突出海伦的叛逆，意在中和玛格丽特的妥协姿态，彰显异域文化的影响力；但同时表明，海伦的激进很难说是其本性使然，更多的是外力作用的结果。事实上，海伦对威尔考克斯家族，特别是对亨利的反感，多半是她与保罗的恋情失败所致，她的抗拒更多的是个人情绪的宣泄，而非理性判断，因为在保罗出现之前，她已经和威尔考克斯家打成一片，“喜欢听他们说平等是胡说八道，女人参加选举是胡说八道，社会主义是胡说八道，艺术和文学呢，除了有益于陶冶性情，也是胡说八道”。玛格丽特对妹妹的反常表现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认为所有一切“都和保罗有关，就因为这个无足轻重的男孩和她嘴对嘴亲了一下”。小说结尾，海伦与亨利重归于好，这进一步说明，尽管她与威尔考克斯家有不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但他们的矛盾并不是原则性的。

作为小说中异域文化的主要代表，具备双重民族身份的玛格丽特和海伦的确将“英格兰性”问题化，但上述分析说明，她们的德国意识固然可以帮助揭示英格兰国民性中的缺失，质疑英格兰人的劣根性，却无法从根本上撼动和颠覆“英格兰性”的总体版图。亨利的转变促成了小说大团圆式的结局，表达了福斯特对“联结”可能性的坚定信念。不能否认玛格丽特对亨利的影响，但让亨利幡然醒悟的直接原因是查尔斯因过失杀人而锒铛入狱这一突发事件，因为在此之前，亨利和玛格丽特一直处于僵持状态，而且玛格丽特姐妹眼看就要离开英格兰，去德国生活。亨利因伤心过度而崩溃，这才让玛格丽特姐妹留下来，为将来玛格丽特继承霍华德庄园创造了条件。可以说，威尔考克斯和施莱格尔两家的和解是具有一定偶然性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异域因素在实现小说最终的“联结”中所发挥的作用。

《霍华德庄园》对待异域文化所采用的是一种保持距离的试探性接触，根本目的是为重新想象和书写“英格兰性”提供参照物。但特殊历史时期英格兰和德国的关系又决定了小说对德国的再现具有更加突出的现实意义和意识形态性。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德国的强势崛起有力地挑战了大英帝国的殖民霸权地位，英德之间的对抗逐渐成为欧洲政治舞台的主旋律。在这种背景下，《霍华德庄园》以德国作为建构“英格兰性”的参照显然是一种更具策略性的选择。“德国民族身份的形象通常是对与‘英格兰性’相对并且让人觊觎的他者性的不确定投射，这些投射强调他异性和虚构性，以确证两个奇异地互相熟悉的国家之间明显的差别。……英国现代主义经常通过再现德国人阐述民族身份的问题。”《霍华德庄园》中的德国与其说是具有启蒙和救赎功能的使者，不如说是英格兰主体用于彰显自我身份的他者；在施莱格尔家族所象征的文化融合的背后，是英德两大帝国充满火药味的竞争和对抗。

《霍华德庄园》绘制了一幅广阔的大英帝国图景。威尔考克斯家族是小说中大英帝国的符号，“他们有殖民主义精神，总是在开辟新领域，好让白人悄然履行他们的职责”。亨利经营的“帝国与西非橡胶公司”从非洲攫取大量财富，是英格兰殖民主义事业的后盾和保障；他的小儿子保罗在尼日利亚工作，直接参与帝国的海外扩张，亨利和保罗一内一外，在保证家族兴旺的同时集中体现了大英帝国殖民主义的运作方式。英格兰的帝国形象还在小说的其他细节中得到展现。比如，威尔考斯克家的一处房产里摆放着查尔斯从英布战争带回来的战利品——荷兰文《圣经》；沃林顿太太曾经在殖民地居住过；甚至连玛格丽特也有海外投资的经历。《霍华德庄园》中的帝国主义主题将其从一部社会风俗小说作品扩展为探讨跨文化关系的作品。萨义德认为，英国文化有一种持续的关注，在斯宾塞、莎士比亚、笛福和奥斯汀的作品中有明确表现，“这就是，把为社会所需要和授权的故事空间安排在英国或欧洲，然后，通过编排、设计动机和故事的发展，把遥远的或边缘的世界（爱尔兰、威尼斯、非洲和牙买加）联系起来”。福斯特显然继承了前辈经典作家的全球视野，《霍华德庄园》聚焦英格兰本土，编织了一张以英格兰为中心的权力关系网，暗示英格兰的全球殖民体系构成、殖民机构的运作，以及帝国的扩张意识。

但与上述作家（当然也包括许多维多利亚时期的重要作家）相比，福斯特在《霍华德庄园》中表达的全球观又具有不同的内涵：小说中已经很难见到“全球范围内未受到遏制的英国力量的国际大显现”，取而代之的是帝国霸权遭受质疑和挫折的背景下，英格兰人的焦虑、恐外和排他情绪。而当时大英帝国要应对的重大挑战便是德国的异军突起。《霍华德庄园》中的德国是一个“在这里有殖民地，在那里奉行‘激进政策’，在另一地方可以合法地施展抱负”的商业和军事强国。面对强敌，威尔考克斯家族所象征的英格兰殖民力量表现出即轻视又忌惮的复杂心态。作为一个岛国，英格兰虽是欧洲的一部分，但并不认同自己的欧洲身份。亨利和他的孩子是“英格兰例外论”忠实信徒，他们不相信欧洲大陆，强调英格兰的特殊性，疏远英格兰与欧陆的距离。查尔斯对玛格丽特的德国血统颇有微词，因为他无法忍受一个世界主义者，尤其一个德国世界主义者。闲谈中，亨利对玛格丽特姐妹说：“英格兰若不做出点牺牲的话，那么就很难守住海外贸易。我们只有在西非站稳脚跟，德……才能避免许多的复杂局面。”亨利顾及姐妹俩的德国身份，没有说出“德国”二字，马上转移话题，但这已经足以说明大英帝国感受到的压力和英德两国剑拔弩张的关系。

《霍华德庄园》着力突出英格兰和德国的帝国身份，在英德两强争霸的背景下，施莱格尔家族所具备的德国文化中的人文基因很难实现其应有的启蒙和救赎功能，小说中的德国形象更多的是大英帝国的没落所引发的英格兰人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的投射，是定义“英格兰性”的参照。福斯特在《霍华德庄园》中并没有摆脱“英格兰中心论”，他的文化融通策略最终被证明是一种在自我与他者的对立中建构自我身份的尝试，而环绕小说的帝国主义氛围则使福斯特能在一个更加合理的框架内，以更加符合逻辑的方式阐释依赖他者生存的“英格兰性”，体现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对英国现代派作家的渗透力。

如果说作为帝国的英格兰在《霍华德庄园》中还只能算是一个背景的话，那么在《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1924）中则完全走向前台。印度是英国文学异域书写的主要对象。进入19世纪，特别是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大英帝国世界殖民体系的形成，以及印度作为这一体系的基石地位的确立，英国文学对印度的再现进入了系统化和规模化的发展阶段，印度形象的内涵由早期纯粹的浪漫想象逐渐演变为对历史和文化现实的严肃回应。

无论艺术性还是思想性，《印度之行》都可谓是英国文学印度书写传统中一部具有范式意义的作品。而就对英格兰国民性的反思而言，与福斯特之前的作品相比，《印度之行》也是一次突破。首先，福斯特将故事发生地完全设在印度，以印度人为主人公，至少从形式上看，跳出了西方文化的框架，转而在与东方文明的遭遇中审视英格兰中产阶级的文化价值观，更加突出了“联结”理念的跨文化属性。其次，与福斯特以往的作品不同，《印度之行》深嵌于英格兰的殖民史，小说不再暗示，而是直面英格兰的帝国身份和殖民统治，在跨种族和殖民主义的极端语境中，探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互相认同的可能性，可以说是福斯特对“联结”理念的终极阐发。

《印度之行》的部分力量在于它认识到殖民文化的局限性，并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小说塑造了以阿齐兹为代表的一批丰满的印度人形象，展现他们复杂多变的内心世界，没有完全采用“以西方国家为中心为正面，以东方国家为边缘为负面的表现方式”。阿齐兹是英国现代主义文学最经典的人物形象之一，他的反抗精神集中体现了小说的反殖民立场，是小说批判力量的重要来源。小说除借助正面印度人形象，从“外部”对抗英国殖民力量外，还通过塑造穆尔夫人、阿黛拉和菲尔丁等思想开明的英格兰人形象，从“内部”抨击英格兰狭隘和排他的民族观。穆尔夫人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有一颗悲悯之心，能够以平等和宽容的态度看待异域文化，看不惯儿子罗尼狂妄自大的殖民地官员做派，认为大英帝国应该友好地对待印度，“因为印度也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上帝让我们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为的是让我们都和睦相处、生活愉快。上帝……就是……仁爱”。阿黛拉想了解一个真实的印度，也很反感英印人的粗暴和虚伪，想和他们划清界限；她的单纯和善良能够让她在法庭上顶住英国殖民当局的压力，倾听内心的真实感受，还阿齐兹以清白。与初来乍到的穆尔夫人和阿黛拉相比，在印度工作多年的菲尔丁更加愿意并且能够真诚地与当地人打交道，“他相信未来的世界一定属于这样的人们：他们尽一切努力来促进人们互相接触、相互影响，并且通过友好相待和文化与智力方面的帮助，使这种接触和影响达到人类理性的境界”。菲尔丁是“福斯特反大英殖民文化，建立民族平等意识的代言人”，是福斯特所有小说中最接近其“联结”观核心的人物。

《印度之行》的反殖民姿态中蕴含着强调民族平等和文化等值等价值观的“文化相对主义”意识，这在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甚嚣尘上的20世纪初期的西方社会里是难能可贵的，有相当的历史进步性。然而，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福斯特“不可能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本质去看待、剖析宗主国英国人和殖民地印度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矛盾和冲突”。福斯特的自我批判精神是超越时代的，但却很难超越种族和民族，因此是有限度的。《印度之行》在批判殖民主义的同时，仍带有明显的种族优越论和欧洲中心主义的烙印，而在小说殖民主义话语的背后是帝国的没落将民族身份去稳定化后的认同困惑和焦虑。

当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遭遇重大挑战而显露出其虚幻性时，如何想象和书写英格兰的民族身份，这是《印度之行》的重要议题，因为“从集体文化意识的角度看，帝国主义殖民的关键问题是民族身份问题”。小说中最具象征意义的马巴拉山洞事件是对英国殖民统治危机的文本暗示；罗尼等英印人对印度近乎歇斯底里的攻击和丑化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帝国的恐慌和力不从心；而最能冲击和挑战英国殖民权威的无疑是阿齐兹的民族主义意识。马巴拉山洞事件对阿齐兹造成的创伤使他深切认识到“印度必须效仿日本，只有她真正成为一个国家，她的儿女才会在世界上受人尊敬”。殖民主义同化和摧残被殖民者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被殖民者个体身份与民族身份的断裂，马巴拉山洞事件之前阿齐兹对待英印人的矛盾心态就是一个例证：他既认同自己的印度人身份，抗拒大英帝国的文化渗透，又以服务英格兰人为荣，甘愿受帝国殖民文化的规训。阿齐兹的觉醒说明他在整合个体与民族身份的基础上完成了对自我身份的再造，他的“民族—国家意识被重铸的过程就是被奴役的印度人逐渐学会言说自我、用具有强烈凝聚力的印度民族—国家理念对抗欧洲中心主义的过程”。阿齐兹向自我的回归，以及这种回归所象征的印度民族独立精神的勃发，意味着依靠他者确认自我身份的大英帝国失去了身份认同的参照，也直接影响到了作为帝国主体的英格兰的身份认同。那么，要重建帝国身份感，彰显“英格兰性”，就必须将寻回自我的他者再度他者化，而这正是菲尔丁要完成的任务。

菲尔丁不仅是福斯特人文理念的代言人，还是抑制阿齐兹自我身份形成的工具。菲尔丁从事的教育事业是大英帝国维护海外殖民统治的重要手段，而他本人也谙熟帝国的统治和治理之道。菲尔丁不赞同阿齐兹有钱就花的观点，告诫他说：“省一文就得一文；一针及时可免以后缝九针；三思而后行。大英帝国就是靠这些箴言来治理的。”当阿黛拉困惑为什么得不到阿齐兹的谅解时，菲尔丁解释道：“别人喜不喜欢他们，印度人全知道——在这方面他们不会被人愚弄。所谓公正审判根本不会使他们满意，为什么说大英帝国是建立在沙滩上的，理由就在这儿。”菲尔丁真可谓是知己知彼，所以才能在英印人和印度人之间游刃有余。与穆尔夫人的女儿结婚后，菲尔丁开始反思自己的人道主义，并对之前的义举“感到震惊”，小说暗示，若再遇到类似的事件，菲尔丁恐怕真的要“三思而后行”了。从根本上讲，菲尔丁所质疑的是帝国统治方式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而不是帝国本身；与印度人的认同也好，与英印人的决裂也罢，菲尔丁真正关心的问题是帝国的长治久安。正因为如此，面对阿齐兹的激进的反英立场，菲尔丁才会认为“大英帝国真的不能废除”，“要是离开了我们，印度人马上会衰败下来”。而阿齐兹“印度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的呐喊更让菲尔丁觉得可笑：“印度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个想法可真够崇高的！又是19世纪妇女团体的那一套！还想若无其事地在当下这个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只有神圣罗马帝国能和她相提并论，都快赶上危地马拉和比利时啦！”阿齐兹的雄心壮志在挚友的嘲弄下好似水中花、镜中月一样虚无缥缈，能够引领他走向自由和光明的自我身份也因此遭到暗中瓦解。所以说，小说对菲尔丁与阿齐兹两个人物之间关系的设置是有其深意的：不仅以此检验人类相互和解和认同的可能性，还借其彰显殖民者与被殖民者间的权力博弈。

实际上，阿齐兹的遭遇就是小说中印度作为一个整体被他者化的缩影。小说极力渲染印度的不可知性，将其表现为一片亟待被开发和征服，但又总是给人挫败感的神秘大陆：“在印度什么事物也无法确定类别，只要提出一个问题，那问题不是自行消失，就是融化到其他事物中去了。”下面一段叙述更具代表性：

怎么样才能从精神上控制这样的国家呢？历代侵略者都进行过尝试，但他们依然处在流放的境地。他们建起的城市只是些避难所，是那些不能回国而精神抑郁的人吵闹的地方。印度了解他们的烦恼，也了解整个世界的烦恼，而且了解得最深。印度通过它无数张嘴，通过许多荒谬而威严的形态常常高声喊道：“起来！”然而起来做什么？它从来没有明确回答过，它的叫喊不是诺言，只是一种呼吁。萨义德认为：“和康拉德笔下的非洲一样，福斯特笔下的印度时常被描绘为太大而且无法把握。”在比较《基姆》（Kim）和《印度之行》时，萨拉·苏乐瑞（Sara Suleri）指出：“《基姆》这样的文本明确将印度视为西方帝国必须了解和统治的他者，这实际上强化了印度的现实。而《印度之行》则将印度表现为一个不是象征它自己的隐喻，一种转化为深邃的非现实形象的形而上形态。”《印度之行》以这种方式进一步抹除了印度作为他者的主体性，事实上是对印度更具深度的他者化呈现。这种悖论性的非现实存在虽然可以帮助印度摆脱阿黛拉和穆尔夫人象征的殖民主义凝视，但也是导致他们精神错乱，甚至是离奇死亡的重要诱因，所以也暗示了印度作为异域空间对外来者的威胁和破坏力。

《印度之行》尝试为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寻找合法化依据，同时也为彰显英格兰的民族身份创造了条件，小说中英格兰人的昌德拉普尔城俱乐部集中体现了这种殖民主义文化移植的民族身份认同功能。该俱乐部是一个严格遵循括除和括入原则建立的英格兰人社区，“将任何异域神秘、可怕和危险的事物都括除，将所有被规训的、英国化的人、事物，甚至景色都括入”。印度人即便是作为客人也不能进入俱乐部，而菲尔丁虽然“对他的国家大英帝国已经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但马拉巴山洞事件平息后，还是被重新纳入。俱乐部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是一个能够保障和促进海外英格兰人身份认同的封闭的文化空间，其成员参加的活动——比如台球、网球，甚至他们的吃穿都超出了它们的本源意义，成为凸显和放大“英格兰性”的文化能指。“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所有东西都不是它们自己，而是其他东西的替代品，它们更具识别性和可控性，也更英格兰……英帝国治下的印度充满了象征，而在危急关头，象征的作用更加突出，因为它们有助于激发身份感。”当英国国歌在俱乐部奏响时，“一张张的脸都绷得紧紧的，显得很僵硬。这歌是占领军的颂歌，它使俱乐部的每一个成员都想到自己是英国人，现在被流放在异国”。而当马拉巴山洞事件引发动荡后，俱乐部俨然成了英格兰人的避风港，他们一致对外，空前团结，甚至妇女们都“意识到她们人人都是大英帝国的哨兵”。《印度之行》中的英格兰人俱乐部是英格兰人民族身份的“意识形态机器”，“它的运作产生强烈的民族认同心理和归属感”。小说一方面以此强化与帝国使命紧紧维系在一起的英格兰民族身份，另一方面又将印度去中心化，突出印度的分裂和印度人身份认同中的离心力。

《印度之行》彻底释放了福斯特自由人文主义的批判能量，同时也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福斯特对帝国主义既抗拒又迎合的矛盾立场，也正是在这部作品中，福斯特比以往任何时刻都困惑和专注于如何认知和呈现危机中的英格兰这一极具挑战性的文化命题。对于小说所体现的福斯特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有论者指出：“福斯特更像头脑清醒的帝国主义者，注意到了英印关系的不稳固性，并且对这种不稳固性的文化原因进行了一番思考。他似乎并非拥护印度独立，实则想为英国延续对印度的统治开药方。”这种评价是比较客观和中肯的。再进一步说，福斯特对待帝国主义的暧昧态度，与他对英格兰作为一个帝国的前途和命运的思考密切相关——福斯特虽然批判帝国主义，但他并不否定依附于帝国的民族身份认同；对帝国主义的反思实际上是福斯特重新想象和书写英格兰帝国身份的一种路径。福斯特曾不无豪情地宣称：“如果我不得不在背叛国家和背叛朋友之间做出抉择的话，我希望我有胆量来背叛国家。”但上述分析表明，福斯特非但没有背叛自己的国家，反而通过不断创造文化他者定义和建构自己的民族国家身份，而这也使他的作品呈现出明确的殖民话语特征和丰富的地缘政治内涵。

和福斯特一样，劳伦斯对处于转型和危机中的英格兰的身份认同问题同样具有高度自觉的反思意识，其作品处处渗透着对英格兰的历史、当下和未来的深刻考量，体现了他对英格兰民族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英格兰进入20世纪，特别是一战后遭遇的空前挑战和民族危机是促使劳伦斯探讨英格兰民族身份认同问题的重要诱因：一战后，“‘英格兰性’的基础和定义不再是之前的样子了，对二三十年代的新一代作家而言永远地发生了改变，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张力、断裂和风格的不确定性”。面对英格兰的衰落，劳伦斯在给友人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沮丧和无奈：“在秋风的肃杀中，我开车穿越这个国家。我为我的国家感到悲伤，两千年的文明如今分崩离析，让人不忍在其中生活……历史，那段伟大的历史已经支离破碎、面目全非……不，我无法忍受。”劳伦斯将这种悲观情绪融入他的作品中，在创作中积极寻求建构和表征“英格兰性”的路径。

作为英格兰社会和民族危机的美学表征，“劳伦斯的艺术想象了全新的民族身份”。在劳伦斯看来，工业文明对人性，以及原始和本真生命冲动和体验的扼杀，是让英格兰丧失活力并最终病入膏肓的罪魁祸首。那么，应该如何让英格兰走出困境？疗治英格兰这具“病体”的药方在哪里？劳伦斯选择了与福斯特相同的策略，即到异域文化中去汲取养分和灵感，获取救赎的力量。劳伦斯大部分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有走出英格兰，到外面的世界寻找自我的冲动和欲望，而这也正是劳伦斯本人的生活和创作经历的真实写照。劳伦斯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游子，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他造成的创伤让他愤然出走，旅居海外多年，足迹遍及意大利、美国、德国、锡兰、澳大利亚和墨西哥，在流放中反思自我与民族的关系，重新想象和书写英格兰的民族身份。正如戴维·热尔韦（David Gervais）所指出的：“劳伦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英格兰人，但为了成长，他却需要不断地以创作对抗英格兰，并最终远离英格兰，在流放中生活。这是劳伦斯作品中的一个悖论。”

劳伦斯的异域旅行和异域书写遵循了与福斯特大致相同的路径：首先在欧洲内部找寻出路和解决问题的方案，然后走出欧洲，到非欧洲的异质文化中接受洗礼，获得启示。劳伦斯对以意大利为代表的欧洲南方文化情有独钟，视意大利为希望和理想之地，一个能够涤荡英格兰的污浊和腐朽的乐园。劳伦斯认为，“高度理性和机械化的日耳曼民族（以英国为代表）正在走向衰败和没落，而灵动、感性的南方拉丁民族（主要是意大利）蕴含了原始的因素，代表了新生的希望”。意大利在劳伦斯的创作生涯中占据重要位置，除了和意大利直接相关的三部游记，《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重要作品的创作也都是劳伦斯在意大利期间开始或完成的。“意大利对劳伦斯而言就像一块通往‘新世界’的跳板，他在那里可以施展抱负，看看有无可能建立一个他称之为‘拉纳尼姆’的理想社会……意大利虽然从地域上讲属于欧洲，但它在劳伦斯的文本中是作为英格兰的文化对立面出现的，这是其重要性所在。”

《迷途女孩》（The Lost Girl，1920）和《阿伦的权杖》（Aaron's Rod，1922）是劳伦斯在意大利开始创作并且涉及较多意大利场景的两部作品，都以主人公从英格兰到意大利的跨文化之旅，暗示异域文化对过度物化、精神上走向衰亡的英格兰的救赎功能，探讨让英格兰走出阴霾，重新定义英格兰民族身份的路径。

《迷途女孩》中的艾妮维娜生于英格兰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沃尔顿在商界摸爬滚打几十载，做过布料、矿厂和剧院生意，有过辉煌，也经历过低谷。艾妮维娜的成长历程就是沃尔顿一手创办的曼彻斯特商行的商海沉浮史。沃尔顿虽然爱好文学，怀揣梦想，有诗人气质，但并没有超然于物的情怀，而是被紧紧束缚在商业社会的运作逻辑里，最关心如何获取利益，增加财富，最终无法摆脱被淘汰的命运，在与同行的激烈竞争中败下阵来，留给女儿一个烂摊子。沃尔顿醉心于经营，很少和女儿交流，不懂女儿的心思，商行里单调、压抑的生活氛围让艾妮维娜感觉在浪费青春，看不到希望，于是产生逆反心理。意大利人西西欧的出现点燃了艾妮维娜的激情，西西欧体内蕴藏的强大原始生命力和散发出的浓厚异域文化气息，让艾妮维娜心驰神往、如沐春风。和西西欧离开英格兰后，欧洲大陆的开阔和博大一度让阿莉维娜陶醉不已，仿佛重获新生：“一切都似乎比英格兰更宏大、更高贵。她沉浸在种种深邃的影响力之中，历史在这里显得更加灿烂辉煌。她第一次感受到对庞大的罗马城和古典世界的怀念……她第一次意识到，从渺小的完美英格兰中逃脱出来，投身到一个虽有缺憾，但更为壮美的伟大大陆中意味着什么。”

《阿伦的权杖》中的主人公阿伦·希森是一位矿工，痴迷音乐，在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中迷失了自我，遂离家出走，先是在一支乐队中任长笛手，后又在朋友的指点下去意大利闯荡。来到意大利之后，阿伦的眼界豁然开朗，看到了和艾妮维娜类似的景象。“这里的生活不再像英国那样是小巧玲珑的、遮遮掩掩的；这里的景色不再是那种小片小片的了。这是一种广大——没有东西遮挡得住、一点也不退缩的意志。所有的东西都暴露出来了，暴露在广阔的原野上，暴露在强大的天空下，暴露在人类的视野中。这是一种无所畏惧，一种无所顾忌。”和艾妮维娜不同，阿伦的出走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缘由，他似乎始终被包裹在难以言表的苦闷和焦虑之中，表现出一种原发性的脱离社会关系和母国文化的欲望。“阿伦在逃离成年人生活的同时，也否定了看似……稳定的家庭和民族身份，将自己从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结构中抽离出来。社会活动在小说中不会带来任何结果，而是被表现为一种同质化和让人窒息的状态，不再是产生有意义的经历的先决条件。”

这两部作品通过表现主人公对母国的弃绝和对异域的向往，揭露英格兰文化的狭隘和压抑，控诉和批判现代文明和社会习见对人的异化。艾妮维娜和阿伦“对英格兰文化的反叛可以解读为对工业帝国文化的挑战。也就是说，艾妮维娜和阿伦从大都市到边缘地区的流放，与第三世界向工业中心的大量移民相反，它所关涉的是一种后殖民情景，这些身处其中的主人公试图重新定义中心和边缘之间的文化等级”。应该说，相对福斯特温和的改良路线，劳伦斯对英格兰文化劣根性的声讨更加振聋发聩，但即便是叛逆和激进如劳伦斯这样的偶像破坏者，在吸纳异域文化以重构英格兰民族身份时，也无法完全跳出体现男权和殖民意志的“英格兰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劳伦斯本人和其作品中虚构人物的异域之旅既是对英格兰民族身份的去稳定化，也是在他者文化的映衬下对英格兰文化自我的维护和彰显。“劳伦斯在生活中不断穿越民族边界，与此同时，他的作品也一直在探索那些能够保护脆弱自我的完整性的分界线，当自我的界线受到威胁时，就会出现一种表现为厌女或种族主义的防御性挑衅。”

劳伦斯虽然对意大利这样的非英格兰文化表现出一定的认同感，但在对其进行文本再现时又“无法彻底摆脱‘英格兰性’，他的‘英格兰性’意识会在他疏远‘英格兰性’时不断显现”。尽管艾妮维娜被外来的纳亚基塔瓦尼剧团深深吸引，并成为剧团的一员，但依然表现出对外来文化的不屑和鄙夷，担心与外国人接触会降低自己的身份，因为“她毕竟是从另一个不同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人生准则低下得可怕，低下极了，不仅在道德方面这样，而且在生活上亦完全这样”。但阿莉维娜的担忧是事实上多余的——她非但没有丧失“文明身份”，反而因为是一位白人英格兰人而受到西西欧家人的顶礼膜拜。“他们把阿莉维娜当成上等人对待……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服侍她，好像他们需要有个人让他们服侍。似乎阿莉维娜这位英格兰女士对他们有种魔力。”小说通过表现意大利山村居民的奴性强化阿莉维娜的优越感，为凸显其英格兰人身份提供参照，这在西西欧的舅舅潘克拉齐奥身上得到更加充分的展现：

阿莉维娜从潘克拉齐奥的声音里听出一种古怪的激情，那是他特有的激情。他在英格兰生活了很多年，知道在英格兰人们互相信任。回来后，偏僻和阴暗山区农民根深蒂固的恶毒和仇恨深深地伤害了他。所以她知道了为什么她住到他屋里后，他那么开心，那么自豪，那么愿意款待她。他好像在北方灵魂中发现了一种闪光的美好，一种自由、神圣，并且“这里的人”完全不具备的品质。可以看出，潘克拉齐奥已经基本被英格兰文化，或者说广义的欧洲北方文化同化，他对阿莉维娜超乎寻常的热情并非单纯的对异域的好奇，而是出于更深层面上对本族文化的否定——小说意在从他者的视角抬高英格兰文化，彰显中心对边缘的强大掌控力和渗透力。

相比《迷途女孩》，《阿伦的权杖》表现出更加激进的反传统姿态。首先，小说视家庭为束缚人性的牢笼，挑战强调仁爱的基督教教义。与中规中矩、按部就班的英格兰家庭生活相比，阿伦显然更加认同意大利的随意和不修边幅，与强调英格兰式家庭观念的艾妮维娜大相径庭：“一个真正的家中的那种温暖、明亮的感觉一直压抑着他，弄得他感觉自己的肺都要炸了。那可怕的真正的家庭生活！不，这种残酷的意大利式的生活方式要强得多。”在佛罗伦萨，阿伦“感到了一个新的自我，感到了一种生命的激情。佛罗伦萨好像在他身上开始了一个新人的生命”。其次，小说质疑异性恋对人性的压抑，主张建立男性间的亲密关系，用深层的权力欲望取代肤浅的爱的冲动，由此释放人类生命的能量。对传统家庭生活的反叛和对异性恋的颠覆是小说中两个互相依附的概念，将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劳伦斯的厌女思想。小说中劳伦斯的代言人和阿伦的精神导师罗顿·利利对此有明确表达：“男人应该是爱者，女人是被爱者。如今，在权力的驱令下，一切全都颠倒过来了。女人应该屈服，应该深深地深深地屈服……我们必须将极点颠倒过来。如今女人应该屈服——深深地、深深地、彻底地屈服！”

《阿伦的权杖》中不乏对女性角色的妖魔化再现。在阿伦眼中，妻子“那可怕的意志就如同一条冰冷的毒蛇紧紧地盘在他的心上将他压死”。与阿伦发生一夜情的侯爵夫人也被表现得极具破坏力，阿伦感觉“她会喝走他心里的那一滴血，他就会变为一具腐尸，就像克娄巴特拉在早晨将自己的情人们杀死一般”。劳伦斯对以男性为主导的性别关系的想象，是他为衰竭的英格兰，乃至整个西方文明寻找出路的积极尝试，有其可取的一面，但对女性因素的排斥又使他走向另一个极端，落入依附父权意识形态的“英格兰性”话语的窠臼，其作品的批判力量也因此大打折扣。“劳伦斯虽然反抗英格兰的常规性别关系，但最终还是悖论性地维护了两性间的父权等级现状。”

对女性形象的负面呈现表明《阿伦的权杖》与英格兰主流意识形态的共谋关系，这种关系在小说“各种具有种族歧视色彩的文化假设”中得到强化。小说的叙事者对种族差异高度敏感，在讲述阿伦与异族的接触时表现出明显的种族偏见和带有攻击性的防御意识。比如，当阿伦来到一家酒店消遣时，叙事者根据长相和身材推测老板娘是一个犹太人，以同样的方式断定一位青年是个东方人。小说接下来对这位异族老板娘进行他者化处理，将其表现为一个虽有心诱惑，但却要看阿伦脸色的失败的塞壬：“今晚他的内心冷若冰霜。犹太女人的危险和贪婪曾经刺激了他的感官，但现在却使他的内心更冷。他对她的把戏感到厌恶。”当目睹意大利工人游行的混乱和无序时，阿伦作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优越感再次被激发：“这些意大利人歪斜、强硬的下颌上有一种可怕的非人的东西，在这些异族的南方人的脸上有一种疯狂的神态，和北方人的脸不一样，满脸是恶棍的神态。”

似乎是为了回应艾妮维娜对罗马的浪漫想象，也似乎是为了进一步检验意大利作为英格兰文化对立面的救赎作用，劳伦斯把《阿伦的权杖》中的主要异域场景放在和罗马一样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意大利名城——佛罗伦萨，取代此前的意大利山村。但《阿伦的权杖》在性别和种族两个方面上表现出的殖民主义话语特征又“降低了从多元视角探索全新生存方式的可能性，也弱化了佛罗伦萨作为英格兰替代品的重要性”。尼尔·罗伯茨（Neil Roberts）认为，和康拉德的非洲一样，劳伦斯的意大利也是“为造访它的英格兰人而存在的”。《迷途女孩》和《阿伦的权杖》说明“英国人通常想让所有的，甚至是欧洲内部的种族（和民族）异己成为他们的被殖民他者，不管这些地方是否是他们的殖民地”。

在《阿伦的权杖》的结尾，利利说他要逃离欧洲这个牢笼，到另外一个大陆去生活，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劳伦斯本人的意愿。1921年，劳伦斯在德国完成《阿伦的权杖》，从那时起一直到1925年，劳伦斯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非欧洲国家度过的。1922年，劳伦斯来到澳大利亚，在那里创作了《袋鼠》（Kangaroo，1923）。

和《儿子与情人》一样，《袋鼠》也有很强的自传性质。小说第十二章“梦魇”以闪回的方式，讲述了主人公萨默斯和妻子哈妮莎在一战期间的悲惨遭遇。他们因为哈妮莎的异国身份而被怀疑是间谍，受到英格兰当局的严密监视，隐私被侵犯，行动自由受到极大限制。更加糟糕的是，萨默斯还被强召入伍，只是因为体检不合格，才幸运地逃过一劫。这段噩梦般的经历对萨默斯夫妇造成极大的伤害，迫使他们背井离乡，浪迹天涯。熟悉劳伦斯的读者不难发现，这段叙事其实就是对劳伦斯本人经历的忠实再现，萨默斯和哈妮莎就是劳伦斯和他的德国妻子弗利达的文学化身。“梦魇”是整部小说最具批判锋芒的一部分，以凄婉而又不失穿透力的文字控诉战争对人性的扭曲，表达了劳伦斯对一个陷入泥沼、丢失灵魂的英格兰的失望和痛心。身在异乡，回首这段不堪往事，萨默斯百感交集，“他觉得与自己的同胞，与曾经所属的英格兰没有任何关系了。没有了纽带，他就像失事航船上的一块碎片，随波逐流”。

作为劳伦斯第一部完全将背景设在海外的小说，《袋鼠》比他之前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更注重表现主人公摆脱母国文化羁绊的欲望，继续探讨离心力作用下的民族身份认同。虽然国家对自己的背叛让萨默斯负气出走，但从整体上看，萨默斯与故国的纽带不但没有被切断，反而在异域文化环境中得到强化和放大；他的异国之行虽因民族身份认同危机而起，但结果却彰显了自己的民族身份。而且，由于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属性，《袋鼠》“对英格兰民族身份的关注是和走向没落的大英帝国，以及英格兰的社会和文化语境的变化分不开的”。萨默斯的澳大利亚之旅仿佛是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巡视，通过对澳大利亚的殖民主义再现，劳伦斯再次为英格兰的民族身份建构找到参照点。

“英国的殖民主义作品……通常将殖民地人描写成低等的、卑下的、懦弱的、阴柔的，是相异于欧洲，尤其相异于英国的他者。”这种模式化和脸谱化也正是《袋鼠》对澳大利亚人的再现方式。对于像杰克这样的澳大利亚白人，小说刻意树立他们的殖民地人形象，表现他们对英格兰人的仰视，暗示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权威和殖民地对宗主国的依赖。当杰克和萨默斯走在一起时，差别立刻显现：前者身形健硕、四肢发达；后者穿着考究，一副绅士派头。萨默斯、杰克和威廉·詹姆斯讨论政治问题，轮到萨默斯发言时，“另外两个男人静静地听着，在一种遥远的、来自殖民地的寂静中聆听宗主国发表反对他们的演讲”。杰克的妻子维多利亚对萨默斯夫妇更是推崇备至，“他们让她感觉——她很难描述——很安全，十分开心而又安全……与萨默斯和哈丽雅特在一起，她觉得自己就像依偎在父母身旁的孩子，那么可爱，那么有安全感，不用东张西望”。和《迷途女孩》一样，《袋鼠》也通过“奴化”英格兰的异己反衬“英格兰性”，而因为澳大利亚的特殊身份，《袋鼠》中的这种策略又具有不同的内涵：通过勾画澳大利亚白人的奴性形象和心态，小说试图建立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权力和文化等级，维护和彰显英格兰的帝国身份。

这种等级在小说对澳大利亚土著的再现中体现得更加明显。不同于对澳洲白人的模式化，小说没有从正面描写澳洲土著，而是将他们表现为人物意识和想象中的抽象存在，将其“喻体化”。走入灌木丛，萨默斯看到“掩映在漆黑树叶中像赤裸的苍白土著人一样的一截截树桩”；当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时，他感觉“似乎是土著邪神趁他熟睡时进入他体内，破坏了他原来的体格”；面对自己无法理解的澳大利亚风景，他感叹“这里的景色太平淡无奇了，就像一张缺少或根本没有特色的脸，一张皮肤黝黑的脸”。显然，土著人形象仅仅是萨默斯表达他对澳大利亚陌生感和厌恶感的一个载体，这种处理方式完全取消了澳大利亚土著的客观存在，抹除了他们的主体性，最直观地表明了小说对种族主义话语的运用。正如罗伯茨所指出的，《袋鼠》这部小说“是依靠澳大利亚土著的缺席而存在的”。劳伦斯曾无奈而又自负地描述自己对澳大利亚人的感受：“对这些人，我有一种这辈子对任何人都从来没有过的陌生感。我是个十足的陌生人，完全不知道该对他们说什么。”这种渗透文化和种族隔膜，以及身份认同障碍的孤立感，在《袋鼠》对澳大利亚土著的殖民主义再现中找到了它的最佳注脚。

事实上，小说自始至终都在表现萨默斯作为一名英格兰白人的种族和文化e 名英格兰白人的种族和文化优越感。在和高尔特探讨澳大利亚政治前途时，萨默斯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他的种族主义立场，“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不过是为了获得权力，建立专制；婆罗门教也无非是想重掌他们早先的绝对种姓权力，那种最纯粹的专制形式；伊斯兰教徒真正想要的是他们的军事专制。这就是他们所觊觎的：挥舞权杖、奴役大众。日本是如此，中国也部分是这样，黑人就更不用说了。只有白人血液里流淌着真正的自由意识”。但问题是，萨默斯也并不认可高尔特所在的奉行“白人至上论”的革命组织退伍军人俱乐部，拒绝为他们服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萨默斯与澳大利亚的隔阂不仅是种族意义上的，更是一种文化层面上的排斥。对萨默斯而言，年轻的澳大利亚是一片文化和精神沙漠。走在悉尼的街头，萨默斯想到的是伦敦：“这里很像伦敦，但又不是伦敦，毫无伦敦那种迷人的古老魅力。这个南半球的伦敦像是在五分钟内草草建成的，是个赝品”在萨默斯眼中，稚嫩的悉尼只是对底蕴深厚的伦敦的拙劣模仿，没有内涵，徒有其表。对自由的渴望让萨默斯放弃国内生活，漂泊海外，但他所认同的自由从根本上说还是深植于欧洲文化传统的英格兰式自由，一种有限度和秩序感的自由。以此为标准，萨默斯认为澳大利亚的自由是肤浅和缺乏约束的，并不是他想要的：“没有任何内在的意义，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是空洞的。这是一种缺乏责任感的自由，一种随心所欲的自由，枯燥乏味至极。还有什么比完全实现的自由更让人绝望和厌倦的吗？”在象征强势文化的萨默斯面前，澳大利亚没有话语权，处于失语的状态：“这片广漠的大陆是言语的真空……这种无语和茫然的孤独感在空气中弥漫，对这个国家来说是非常的自然的……在这里，社会人被分解，以基本成分的形式存在，退化成没有沟通欲望的个体。”

劳伦斯曾在《阿伦的权杖》中通过利利表达了对印第安文化的偏爱，作为印第安文明的摇篮，美洲这片神奇的大陆是劳伦斯流放生活中的重要一站。劳伦斯在旅居美洲的这段时间里才思泉涌，创作了多部重要作品，《羽蛇》是其中思想内涵最丰富的一部。罗伯茨认为，这部小说“是劳伦斯对文化差异的终极关注，到达了一种想象性旅行的最远端，劳伦斯之所以踏上这段旅程，是因为他愈发痛恨那种他认为正在英格兰，甚至逐渐在意大利蔓延的机械和麻木的存在”。

如同《印度之行》之于福斯特，《羽蛇》也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劳伦斯对欧洲文化的反叛和对异域的认同。与他之前的作品，特别是《袋鼠》相比，《羽蛇》对异域的再现可以说是非常具有颠覆性的。首先，小说对墨西哥土著给予了充分关注，对其进行具有心理深度的立体化呈现。其次，小说着力表现主人公凯特·莱斯利对墨西哥的政治、文化和宗教的介入，而没有把她塑造成为像萨默斯一样的旁观者。再次，劳伦斯突破性地将凯特设置为爱尔兰人，直观地挑战英格兰身份的文化权威，在一个权力相对等价的语境中探讨文化对话和融合的可能性。但正如阿密特·查德胡里（Amit Chaudhuri）所指出的，劳伦斯对墨西哥的再现需要在“‘白人性’和‘英格兰性’与劳伦斯本人的文化差异的冲突这个背景下”进行考察。所以我们不禁要问，劳伦斯在《羽蛇》中做出的改变意味着什么？是对他的种族和民族身份的超越？还是进一步体现了种族和民族身份对他文学想象的制约？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洞察劳伦斯对凯特身份的特殊设定背后蕴藏的深意。凯特虽然不是英格兰人，但仍然是一位欧洲白人，依然抱有对欧洲种族和文化优越性的坚定信念。在墨西哥城观看斗牛表演时，凯特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欧洲文明人的傲慢。她无视墨西哥当地的文化风俗，刻意放大表演的血腥和暴力，并对个别现象进行片面地泛化：“她去过这个世界上的许多城市，但墨西哥不一样，它有一种内在的丑陋，一种肮脏的邪恶……她害怕极了，一想到碰到这个城里的什么东西，就会被传染上害虫一般的邪恶，她就不免心惊胆战。”在劳伦斯的小说中，欧洲白人再次成为异域的潜在受害者。与墨西哥土著朱安娜一家的相处过程中，凯特的白人优越感更加表露无遗，她反感土著人特有的生活习惯和处事方式，认为这是他们落后和低等的标志：“这些黑色的种族啊！……黑人属于已经被淘汰的种族。他们被遗弃在一个他们永远也爬不上来的坑里。他们永远也达不到白人的水平，只能跟在白人后当仆人。当白人昂首前进时，黑人只能屈服和尾随。”

博埃默指出，劳伦斯在《羽蛇》中呈现的墨西哥土著“与欧洲早期殖民主义文学中没有头脑的原始初民没有太大区别”。凯特的种族偏见弱化了她作为边缘人所应具备的颠覆力量，而更让这种力量失去效力的是，凯特与自己的边缘人身份之间并没有密切的关联。也就是说，小说似乎在刻意模糊凯特的民族身份，淡化爱尔兰人身份对她的影响。直到小说最后，凯特的爱尔兰人身份才被重点突出：“凯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爱尔兰人，凯尔特和伊比利亚土著那几乎如亡灵般的神秘主义已经在她的灵魂深处扎下了根。那是残留的记忆，它在大洪灾之前就存在，一直流传至今，永不磨灭……爱尔兰不会也不能忘记那另一个古老、神秘和高贵的生灵。达南神族或许已经在西方的海底沉睡，但其精神仍然活在人们心中，不会沉默。”但即便是这种联系也缺乏说服力，因为凯特是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只能通过追溯爱尔兰的原始和神秘拉近自己与爱尔兰的距离，以迫使自己与同样笼罩在原始和神秘氛围中的墨西哥产生认同，进而接受莱蒙领导的造神运动。当从这种缥缈的遐想回到现实时，凯特又马上认识到：“古老的方式有它可怕的一面，墨西哥土著那沉重、混沌的精神世界对她来说太恐怖了，会让她走火入魔。”在否认墨西哥尚古意识的同时，凯特也在瞬间切断了刚刚将自己与爱尔兰维系起来的精神纽带。

通过唤起原始意象表达殖民主义冲动，为再现现代的西方自我寻找参照，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惯用手法。玛丽安娜·托戈尼克（Marianna Torgovnick）指出，在劳伦斯那一代作家中，“对西方价值观的厌恶和绝望引发和制约各类原始形象的塑造。原始世界为审视并且超越西方的愚钝或堕落打开方便之门，发挥着一种象征实体的功能。而且，在西方与原始世界的遭遇中，原始世界通常能对西方的需求做出回应，忠实或扭曲的反映西方自我”。在这个意义上，《羽蛇》着意突出墨西哥的原始和神秘感，将其原始和神秘化，一个重要用意是为了衬托西方的现代和文明自我。小说叙事者以现代文明人的口吻评价墨西哥印第安人：“他了解灵魂，因为它和血缘相通。但总体而言，那种高级的、体现我们文明质量的精神却被他无知和野蛮地拒绝了。在成为技工或懂得机器之前，他是不会拥有现代精神的。”《羽蛇》中的墨西哥既是蕴藏无限生命力，能够对抗和救赎白人文明的神奇力量，也是一个始终被白人的种族和文化优越感压制，无法与白人进行平等对话的他者。

凯特以原始世界为中介在爱尔兰和墨西哥之间比附，无形中将墨西哥的这种他者性传递给爱尔兰。实际上，凯特这个人物是有足够的叛逆和颠覆能量储备的，本应是小说反殖民意识的主要表达者，因为她的丈夫就是一位民族英雄，毕生致力于爱尔兰的民族主义事业，并为之献出生命。但凯特并不以此为荣，反而抱怨，甚至将丈夫丑化成一只愚蠢的猴子，丈夫的死给她带来的更多的是反感，而不是痛苦。凯特宁可到空中楼阁式的史前爱尔兰中寻找身份感，也不愿意认同她生活其中、更具当下性和现实意义的爱尔兰。在这一点上，劳伦斯对凯特身份的设置就体现出其目的性和策略性：他巧妙地利用了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权力关系，通过否定爱尔兰作为被殖民他者的抗拒，来突出和巩固英格兰的殖民者形象。事实上，当凯特想回归欧洲时，她更加向往的是英格兰，并不是爱尔兰。“圣诞节！干果！英格兰！礼物！美食！——如果抓紧的话，她能赶上在英格兰过圣诞节。在英格兰，在家里和母亲过圣诞节，一切都是那么的安定、熟悉、正常。”《羽蛇》对英格兰的背景化处理恰恰前景化了以基督教文化为基石、体现殖民意志的“英格兰性”。

另一方面，凯特本人的种族和文化优越感又使爱尔兰具备了类似英格兰的殖民身份，所以爱尔兰在小说中不仅反衬英格兰的统治地位，而且参与英格兰的殖民计划，与英格兰之间存在共谋关系。“劳伦斯的大部分作品都只聚焦‘英格兰性’，不考虑其他的英国民族，但凯特是个特例，她的‘爱尔兰性’成为‘英国性’的代名词。”这应该就是凯特爱尔兰人身份的第二层“弦外之音”：它在作为对立面彰显“英格兰性”的同时，也隐喻了以英格兰为主导、具有更强包容力和更加突出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性的大英帝国身份。《羽蛇》的故事虽然没有发生在英帝国的殖民地，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英国现代主义文学中讲述大英帝国的一部重要作品。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认为，对于劳伦斯而言，墨西哥是“一个他可以将他的许多激进的奇想和焦虑投射其中的地域和文化”。借助对凯特身份的特殊设定，以及对文本内外话语资源的调用和编排，《羽蛇》揭示了爱尔兰自治运动对大英帝国民族身份认同造成的冲击，以及在帝国式微的宏观背景下“英格兰性”和“英国性”之间的张力，体现了劳伦斯对于非常时期的英格兰和大英帝国身份认同的困惑和焦虑。

劳伦斯通过自我放逐与英格兰拉开的距离并没有消除他与英格兰的认同，“无论是被英格兰接受，还是被它拒绝，无论是接受还是拒绝英格兰，他始终带有鲜明的英格兰烙印”。劳伦斯对异域的观照“与他和家园复杂，并且非常个人化和矛盾的关系，以及他在自我流放的同时协商其英格兰民族身份的多重含义的尝试密不可分”。纵观劳伦斯的异域书写，不论是意大利、澳大利亚，还是墨西哥，劳伦斯真正关注的是如何想象和书写英格兰的民族身份，异域最终成为反衬（比如意大利和澳大利亚）“英格兰性”的他者，或者展示（比如墨西哥）“英格兰性”的舞台。劳伦斯虽然从边缘反抗中心，但民族意识对现代主义作家的内在驱动又使他不得不从他的边缘位置对抗其他的边缘，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作品内在的殖民主义视角。或者更加客观和具体地说，劳伦斯“在他奇妙的小说世界中或许已经颠覆了记录在案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中的对立，但他从未释放……他者文化应该包含的具备创造力的多样性中的不和谐因素”。

现代主义并不是纯粹和孤立的美学事件，它的发生、发展和演化都有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用萨义德的话说：“许多我们认为是纯粹从西方社会与文化内部运行而衍生出来的现代主义的最突出的特点，包括了由统治而产生的、对于文化的外部压力的反应。”英国现代主义文学虽然是一种文化和美学现象，却与物质层面上的殖民主义密切相关。毫无疑问，正是殖民主义将非欧洲和非西方文化具象化，使其成为一种可以被表现的历史现实。正如斯蒂芬·斯莱蒙（Stephen Slemon）所指出的，“如果没有帝国的同化力量，去挪用‘外面那个’异质的世界，并为实现自己的社会和话语目的对其进行再造的话”，那么现代主义“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福斯特和劳伦斯笔下的“英格兰性”与现实中大英帝国的殖民扩张有突出的对应关系。当然，殖民主义对现代主义作家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可以让他们从容地表征现实中的被殖民对象，更在于赋予他们一种创作中的殖民主义意识。意大利、德国和墨西哥虽不是英格兰的殖民地，但这并不妨碍福斯特和劳伦斯对它们进行殖民主义再现。但另一方面，英国现代主义文学不仅诞生于大英帝国的极度膨胀期，还见证了帝国殖民力量的萎缩和退化。“帝国主义冒险的政治—心理—语言危机最终产生的是一种全新的、让人产生幻觉的幻景，似乎只能由一种新的、与众不同的现代主义叙事形式来表达。”从这个角度看，福斯特和劳伦斯对“英格兰性”的书写又可以被看作是在帝国殖民事业陷入危机的背景下，宗主国白人主流作家调用的一种自我保护和防御策略，是他们排解因帝国走向没落而产生的民族身份认同焦虑的必要方式。

但无论如何，福斯特和劳伦斯的文学创作充分表明，书写“英格兰性”是英国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那么，英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另一为重要成员伍尔夫是如何想象和书写“英格兰性”的？伍尔夫对“英格兰性”的介入与福斯特和劳伦斯有何异同？她的文学创作如何体现“英格兰性”，而“英格兰性”又在多大程度上制约她的文学想象，进而塑造她的文化政治立场？本书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426页。
之所以选择福斯特和劳伦斯，是因为他们和伍尔夫同属英格兰本土作家，因此在民族身份认同问题上有类似的立场和诉求，可以进行横向比较。康拉德和艾略特也都是英格兰作家，但因为有移民背景，所以他们的民族身份认同属于另外一种范畴。乔伊斯和叶芝是爱尔兰作家，由于爱尔兰的殖民地属性，他们的民族身份认同问题与劳伦斯、福斯特和伍尔夫等英格兰本土作家相比有本质的差别，因此也不在本书论述范围之内。
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9页。
七国分别是：肯特、诺森布里亚、东盎格列亚、麦西亚、埃塞克斯、萨塞克斯和韦塞克斯。
Anthony D. Smith，National Identity（Reno，Las Vega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1991），p.14.
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6页。
阎照祥：《英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0页。
同上。
阎照祥：《英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6页。
Krishan Kumar，The Making of English National Ident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66.
阎照祥：《英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7页。
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72页。
阎照祥：《英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5页。
一组数据可以说明英帝国当时的强大：“1850年，英国生产了全世界金属制品、棉织品和铁产量的一半，煤产量的2/3。其他如造船业、铁路建筑都居世界首位。1860年，英国生产了世界工业产品的40%—50%，欧洲工业品的55%—60%。”阎照祥：《英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96页。
1870年，英帝国占世界工业总产值比重的32%，到1913年下降到14%；同期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由22%降至15%。但同时，帝国的版图却在不断扩大，1877年，帝国的殖民地面积为2110万平方公里，人口为20350万人，到1900年增至278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35250万人，时至1913年，英国的殖民地面积相当于本土面积的100多倍。参见阎照祥：《英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39、337页。
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11页。
王业昭：“英格兰民族的构建与民族特性的演变”，《世界民族》，2009年第3期，第45页。
Joseph Conrad，Heart of Darkness and The Secret Sharer（Bantam Books，1997），p.9.
Gillian Beer，“The Island and the Aeroplane：the case of Virginia Woolf，”in Nation and Narration，ed. Homi Bhabha（London：Routledge，1990），p.269.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426页。
Krishan Kumar，The Making of English National Ident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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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9页。
同上，第16页。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50页。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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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Krishan Kumar，The Making of English National Ident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146.
Krishan Kumar，The Making of English National Ident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193.
同上，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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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J. C. Young，The Idea of English Ethnicity（Malden，Oxford and Victoria：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8），第232页。
转引自Robert J. C. Young，The Idea of English Ethnicity（Malden，Oxford and Victoria：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8），p.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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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Simon Gikandi，Maps of Englishness：Writing Identity in the Culture of Colonial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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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Judy Giles＆Tim Middleton，eds.，Writing Englishness，1900-1950：An introductory sourcebook on national identit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pp.41-42.
转引自Judy Giles＆Tim Middleton，eds.，Writing Englishness，1900-1950：An introductory sourcebook on national identit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p.46.
同上，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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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岳峰：“旅行写作与身份认同：E. M. 福斯特小说中‘联结’的最终尴尬”，《外国语文》，2009年第1期，第66页。
弗吉尼亚·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瞿世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第295页。
19世纪40年代，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关注时事、反映社会问题（特别是阶级问题）的“英格兰状况”小说应运而生。20世纪初，威尔斯的《托诺·邦盖》（Tono-Bungay，1909）和高尔斯华绥的《友爱》（Fraternity，1909）重拾这种题材。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见证了“英格兰状况”小说的繁荣。参见Chris Baldick，The Modern Movement（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7），p.180.
福斯特：《霍华德庄园》，苏福忠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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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特：《霍华德庄园》，苏福忠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4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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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特：《霍华德庄园》，苏福忠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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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特：《霍华德庄园》，苏福忠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 26-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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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David Galef，“Forster，Ford，and the New Novels of Manners，”in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ovel，ed. John Richetti（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5），p.829.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70页。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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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世纪中期之前英国文学印度书写的介绍，参见尹锡南：《英国文学中的印度》，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16-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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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载：“《印度之行》不和谐的双声：反殖民主义与殖民主义话语”，《外国文学》，2000年第3期，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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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Eunyoung Oh，D. H. Lawrence's Border Crossing：Colonialism in His Travel Writings and“Leadership”Novels（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7），p.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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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le Denise Auster，“England，My England”：Reimagining Englishness in Modernist and Contemporary Novels. Diss.（Stony Brook University，2005），pp.120-121.
Edina Pereira Crunfli，“Representing the ‘Primitive’ in Mexico：Lawrence's Endeavor in The Plumed Serpent，”in“Terra Incognita”：D. H. Lawrence at the Frontiers，ed. Virginia Crosswhite Hyde and Earl G. Ingersoll（Madison and Teaneck：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2010），pp.68-69.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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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英国现代主义文学与“英格兰性”

第一节 表征他者：作为殖民主义话语的“英格兰性”

第二节 现代主义与殖民主义：福斯特和劳伦斯笔下的“英格兰性”

第一章英国现代主义文学与“英格兰性”

第一节表征他者：作为殖民主义话语的“英格兰性”

第二节现代主义与殖民主义：福斯特和劳伦斯笔下的“英格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