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狄更斯作品园林可谓草木扶疏。园中的篇篇演讲犹如朵朵奇葩，体积虽然不大，可是其芬芳却不亚于《匹克威克外传》和《远大前程》等更为耀眼的花卉。假如狄更斯作品中缺了演讲集，那么它很可能会逊色一半，因为作为演说家的狄更斯和作为小说家的狄更斯几乎同样出色。当代英国学者费尔丁曾经这样评价过狄更斯：“无论是在他之前，还是在他之后，都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同时作为作家和演说家而声名远扬。”
然而，虽然狄更斯的小说早已通过其译本为我国广大读者所熟悉，但是他的《演讲集》却迟迟未得到翻译工作者的青睐。个中原因，大概与译者的口味有关：对于先前的狄更斯作品，译者似乎个个天生有当评论家的本领，他们不仅善于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倾注于译作当中，而且往往喜欢在译序中作一番颇具全面性和系统性的宏论，这时候本身系统性较强的小说就自然会成为首选的对象。相比之下，狄更斯的演讲集似乎更适合业余消遣者的口味；这些业余爱好者不稀罕评论家的风采，却喜欢不慌不忙地浏览，满足于零星随感，陶醉于东采一朵花瓣，西撷一片碎叶。事实上，狄更斯正好把自己的演说才能定位在“茶余饭后”的水平上——曾经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上议院议员葛兰威尔问狄更斯，在同时代的人当中，谁是他心目中最优秀的演说家？狄更斯回答说：“当今有许多伟大的演说家……不过，如果你们需要有人作一个真正智趣横溢、沁人心脾的餐后演讲，那就把我推荐给威尔伯福斯主教。”几天之后，葛兰威尔向威尔伯福斯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后者随即回答道：“哦，格拉德斯通、亚吉尔公爵、迪斯累里和约翰·布莱特……都是伟大的演说家，不过要是作餐后演讲，我看要数狄更斯最拿手。”
确实，狄更斯的演讲更适合在茶余饭后品尝，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没有学术研究的价值。恰恰相反，它们为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社会政治、经济教育和公共卫生状况，尤其是为研究狄更斯的文学观提供了有用的窗口。限于篇幅，我们以下仅从文学的角度来探讨一下狄更斯演讲集的学术价值。
透过狄更斯的演讲，我们可以加深对狄更斯作品的理解。例如，对许多研究者来说，《老古玩店》中的耐儿之死一直是个谜。我们知道，狄更斯作品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大团圆的结局，至少是像《远大前程》那样的破镜重圆的结局。然而，在《老古玩店》中，他却一反常态，选择了让耐儿花季早逝的悲剧形式。就像狄更斯在演讲中承认的那样，虽然许多读者曾经去信（当时的小说以分期连载的形式发表）恳求他不要让耐儿死去，可是他最终还是违背了这些读者的意愿。这是为什么呢？不少文学评论家都试图从狄更斯当时的自身经历中寻找原因，结果他们发现：耐儿之死和狄更斯的妻妹玛丽之死有关。当代美国学者马尔库斯就曾认定，玛丽的早年夭折给狄更斯带来了“长期的震动，而《汉弗莱老爷之钟》和《老古玩店》正是在这种震动的压力之下逐步成形的”。我国学者中也有人认为，狄更斯在描绘耐儿这一“最感人的女性形象”时是以玛丽为原型的。诚然，从玛丽之死的角度来解释耐儿最终的结局，这并不是毫无道理。但是，一个人物形象的产生，或是一种题材的处理，往往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光用狄更斯心中的“玛丽情结”来解释他的情节安排只能导致简单化的结论。事实上，狄更斯在爱丁堡的演讲中已经回答了他为什么坚持让耐儿死去的问题：“我们所爱的人撒手人寰，这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痛苦，我也有过这种经历，因此我当时就想：在我那以怡情为目的的区区小作中不落俗套地处理死亡题材，即不让恐怖玷污我们的墓地，而是用鲜艳的花环去点缀它，这岂不是一件好事儿？但愿我在书中写的一些东西能够使年轻人对死亡抱有较好的态度，或者能够缓解老年人因丧失亲人而产生的痛苦；即使我只写过一个能给痛苦中的老年人或年轻人带来欢乐或安慰的词语，我也会把它看作成功……”狄更斯在这里说得很明白：他的本意是要用鲜花来点缀坟墓，是要引导人们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死亡。一旦我们从这一角度来解读耐儿死亡之谜，我们在狄更斯身上发现的就不仅仅是一种狭窄的“玛丽情结”，而是一种深切关注人间痛苦的宽阔情怀。可见，狄更斯的演讲至今仍有助于我们对他的小说的解读。
透过狄更斯的演讲，我们还可以加深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状况，尤其是小说状况的了解。这里所说的状况，主要指文学作品的生命力以及作家和读者之间的关系。狄更斯在好几篇演讲中都提到他和广大读者通信的情况——这些通信往往和他的小说有关；而且，他还常常利用演讲的机会回答读者们就他的小说提出的一些问题。前文提到的耐儿之死就是一例：狄更斯在演讲中承认，在《老古玩店》临近结束之前，他每天都会收到读者的来信。这种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双向联系还不局限于英国。例如，他于一八四二年在波士顿的欢迎宴会的演讲中透露，耐儿的故事在美国激起了热烈的反响：“这位早年夭折的小女孩儿在大西洋此岸竟引起了如此浓厚的兴趣，这使我喜不自胜，禁不住要表达这一愉悦之情。在英格兰时，我曾经收到许多来自远在地球西边的美国的信件；写信者都居住在沼泽地带和密林深处的那些小木屋里。许多被斧头和铁锹磨炼得非常坚定的手，许多被夏日骄阳晒黑了的手，拿起了笔杆子，向我叙述一个个有关普通人家悲欢离合的小故事。我不无自豪地告诉你们：这些叙述总是伴随着对我的那个小小故事的兴趣，或是流露出从中得到的安慰或快乐的情感……许多母亲——我现在已不是成个成对地数她们，而是成十成打地数她们——也同样给我写信……”透过这字里行间，我们看到的是小说家和读者之间的一种健康的关系，一种真诚的、双向的心灵交流。只有在这种双向、健康、大范围的互动关系中，小说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它强大的生命力。然而，二十世纪的大部分小说家都没有狄更斯当年的福气。自三十年代以后，小说读者群渐渐呈萎缩的趋势，而且“小说死亡”的呼喊声至今仍不绝于耳。抚今追昔，能叫当今的小说家们不羡慕、不感慨吗？诚然，如今的一些小说也能造成很大的声势，但是其动因往往是商业炒作，这和当初狄更斯跟广大读者互相倾诉衷肠的情形是多么不同！读了狄更斯的演讲，我们不禁要问：在当今的小说家中，究竟还有几位能收到成千上万封出自长满老茧、晒得乌黑的手的信件？究竟还有几位能有幸倾听成打成打的母亲的心声？
透过本书收集的演讲，我们更能增进对狄更斯文学观的了解。他的文学观大都渗透在他对古代以及同时代的一些文学家作品的评论当中。比较起来，他的观点有两个方面最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他的浪漫主义思想，二是他对文学功能的见解。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浪漫主义创作思想。以往对狄更斯的研究有一个很明显的倾向，即强调他的现实主义思想的较多，而强调他的浪漫主义思想的则少得多。事实上，他的创作思想中有不少浪漫主义的成分。请看他对威尔逊的评论：“他从事写作不是出于一般的爱好，也不是出于对自己同胞的钦佩和折服，而是因为他抑制不住写作的冲动，是因为他的心灵里涌动着一泓清澈见底、熠熠生辉的诗泉——它非喷射出来不可。这泓诗泉犹如神话中那光彩照人的喷泉，不管你怎样往外抽水，它总是水源充足，甚至连一滴水珠或一个水泡都不会少。”显然，狄更斯在这里流露了浪漫主义的创作动因观：作家写作不是因为他要写，而是他不得不写。狄更斯所说的“冲动”和“诗泉”跟柏拉图的“迷狂说”、朗吉弩斯的“狂喜说”以及雪莱的“灵感说”是一脉相承的。狄更斯的浪漫主义创作观还体现在他对想象的“魔力”的讴歌上。例如，他于一八四二年在纽约演讲时曾经动情地赞扬华盛顿·欧文“把魔杖指向了艾勒汉卜拉宫的墙壁……唤醒了每个山洞里回响着的音乐，唤醒了无数快速移动的舞步声，唤醒了铙钹的击打声，唤醒了沙场武器的铿锵声，唤醒了邮递员沉重的脚步声……唤醒了已经在地下沉睡了千年或一直在那儿守护掩埋着的宝藏的古罗马军团”；更有甚者，狄更斯还认为欧文的笔“能够从大海深处召唤出……精灵——而且让他们召之即来——使他们居住在卡茨基尔山脉，直到他们变成山脉的一部分，就像任何危耸的岩石或任何从山顶飞泻而下的急流一样”。毫无疑问，狄更斯对想象力如此热情的讴歌堪与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等人颂扬想象女神的任何笔墨相媲美。
现在再让我们来看一下狄更斯有关文学功能的见解。概括地说，狄更斯主张的是寓教于乐——“乐”是前提，“教”是目的。在本书收入的第一篇演讲中，狄更斯谈到他写作的宗旨是为人类增添有益无害的欢乐：“我一直怀着——到死都会怀着——一种真诚而谦卑的愿望，即为人类增添欢乐，这种欢乐是有益无害的。”没过多久，他在一八四二年波士顿的欢迎宴会上又提到了相同的观点：“我写作的宗旨和目标非常普通和简单，因此很容易告诉你们。我一直并将永远抱着一个真诚的愿望，即尽可能地为普通大众增添健康的娱乐。”这些短短的表述不仅强调了文学的娱乐功能，而且还流露了狄更斯的民主倾向：他主要是为普通大众而从事创作。
当然，仅仅实现文学的愉悦功能是远远不够的。狄更斯的最终意图是要通过文学作品来教育民众。更具体地说，狄更斯认为文学作品具有孕育德行、培养情操、丰富想象力、增强知识和辨别是非能力的功能。例如，在爱丁堡市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他明确表示自己的作品旨在“向世人显示：德行往往可以在遭世人冷落的地方找到；它与清贫的生活并行不悖，甚至常常与衣衫褴褛的人为伍”。类似的观点在另一篇演讲中得到了详尽的阐述：“我相信，衣衫褴褛的穷人身上显示出来的德行并不亚于那些衣着华丽的达官显宦。我相信，德行以及客观外界的每一件美好物体，即使在穷极潦倒者的心中也能唤起共鸣，尽管他每天连很小的面包也要掰成两半儿省着吃。我相信德行不仅与乘坐马车的人为伍，而且还和赤着脚步行的人同行。我相信，德行与其说居住在宫廷大厦，不如说居住在穷街陋巷。寻觅德行的踪迹，对她紧追不舍，这不仅美妙怡人，而且不无裨益。……在表达这一思想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步了以往那些伟大思想家的后尘——我们知道，我们的表述总是离不开援引我国文学中自莎士比亚以降的所有光辉的例子。”狄更斯的这一席话包含了两个重要的观点：第一，文学作品应该揭示平民百姓身上的良好品德；第二，要卓有成效地进行道德教诲，就离不开莎士比亚等文学大师的作品。这其实是从伦理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肯定了文学的价值和地位。同样的思想还可以在狄更斯于一八五七年在皇家普通戏剧基金会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找到：
我尤其赞同……应把戏台看作教育民众的一种有力而有效的手段……想象力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各种德行和善举应该得到精心的培育，因为这对于一个伟大的民族来说是根本之根本；而在培养想象力的各种方式中……戏台应该永远有其极为重要的地位，因为在戏台上，我们见到的是奇特热烈的画面、丰富美好的幻想和辉煌壮丽的文学。
狄更斯不但主张用小说的创作或戏剧的演出等形式来实现文学的教育功能，而且还热衷于通过参与文学协会的活动来达到同样的目的。他的多篇演讲都是为支持类似组织而发表的。例如，他于一八四七年在格拉斯哥文学协会首届年度晚会上的演讲把教育和技能训练作了区别：“把教育最初阶段的技能训练称作‘教育’，并把这种训练的失败不分青红皂白地归罪于教育，这就如同……把儿童拼写课本称作莎士比亚、弥尔顿或培根等人的作品。在我看来，把初级技能训练当作教育的人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这些训练不是教育。就一般人而言，‘教育’一词已经被误解成初级技能的训练，而且这种误解存在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为生活而从事的教育，为培育家庭美德而从事的教育，不仅对儿童很重要，而且对成年人至少同样重要……所以我把技工讲习所和文学协会看作改善社会的至关重要的环节。在这些机构里，教育基础阶段的技能训练能被很好地用来掌握健全的原则，并能被用来促进信仰、希望和博爱等伟大原则的实践——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为了实现这些原则。”不难看出，狄更斯在这里所说的教育主要是指文学教育。他不仅把文学协会这样的机构看作改善社会的至关重要的环节，而且还指明了文学教育的具体目标，即实现信仰、希望和博爱的原则。还须指出的是，即便在当今的人类社会，狄更斯的上述见解也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当然，正如前文所说，狄更斯演讲集的学术价值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围。有心的读者会发现，狄更斯的演讲集其实展现了一个大千世界。它几乎涉及人文社会学科中的所有领域。正是为了这些领域里的研究工作者，也是为那些想在茶余饭后徜徉于狄更斯园林的性情中人，我们译成了此书，把它奉献给大家。
最后顺便加上一句：译者删除了原书中少量用间接引语形式出现的演讲。
丁建民 殷企平
一九九九年一月于杭州
- 引自K.J.费尔丁编纂的《狄更斯演讲集》。
- 塞缪尔·威尔伯福斯（Samuel Wiberforce，1805—1873）：英国牛津教会主教，曾与生物学家赫胥黎辩论，攻击达尔文的进化论。
- 均引自K.J.费尔丁编纂的《狄更斯演讲集》。
- 均引自K.J.费尔丁编纂的《狄更斯演讲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