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始祖，是我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家巨匠。但是，我们却很难确知和详知老子的生平事迹。这是不足为怪的。早在西汉初年，有关老子的传闻，就真伪杂出，难知其详了。博闻广求的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里为老子立传，也只写了寥寥四百余字，而且其中既有不很肯定的说法，又兼采了不同的传说，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疑点和分歧。现代不少著名学者对老子其人其书作过多方面深入考证，然而在有些方面，还很难形成统一的认识。

老子的籍贯在楚国苦县曲仁里，这一点是古今学者对司马迁《老子传》唯一没有提出过疑问的史实。老子的姓名，司马迁既记为“姓李氏，名耳，字聃（dān耽）”，又怀疑老子就是楚人老莱子，又记录了世人关于战国年间周太史儋（dān聃）就是老子的说法。显然，《史记》所记是不很清楚的，是有错误的。可以认为，与庄子姓庄名周、孟子姓孟名轲、荀子姓荀名况等一样，老子姓老，名聃。老子所处的时代，是春秋末期；论年辈，早于孔子。老子的事迹，据《史记》，并参据现代学者的考证，大略可知以下几事^[1]：可能从早年起就在东周王朝图书馆供职，掌管史册典籍。约在中年时期，受到王朝贵族迫害，逃居鲁国数年。居鲁期间，孔子曾向他问礼（《史记》说是孔子到东周王朝向老子问礼）。后来，老子又回到东周王朝，继供前职。约在五十多岁时，在东周王朝内战中失败的王子朝，携带王朝史册典籍逃往鲁国避难，史册典籍既失，老聃也自然失去官职，这才离开东周去秦国。西行途中，经函谷关，守令尹喜请求他为自己著一部书，老子于是写下了约五千字的文章给他，这就是今天所说的《道德经》，也就是《老子》这部书^[2]。老子西去以后，就在秦国隐居下去，不为世人所知，后人只传说他的寿命很长。司马迁说：“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这虽是推测、传言和夸大之辞，但说他“修道而养寿”，大约是可信的。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时期是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变革过渡的时期。而老子所处的春秋末期，正是阶级矛盾突出尖锐、贵族集团内部争斗激烈、诸侯间攻战无休、社会动荡不已的年代。老子前半生遭遇坎坷，后来又失去了小小的官职，从统治阶级下层人物沦为庶民。这种经历和命运，不仅是促成老子后半生长期隐居的重要原因，而且也是形成老子社会政治思想的重要原因。

《老子》全书只有五千余字，但涉及的内容却相当广泛，包含着极其丰富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

老子社会政治思想的总原则是“无为而治”。

这种原则，在老子的思想中，是以下述两个方面的认识作为前导和基础的。

一方面，老子认为，现时统治者强作妄为，因此造成了社会的种种矛盾和弊病，给人民带来了诸多痛苦。老子由于自身地位的下降，更多地注意到了统治者对下层民众的剥削掠夺和刑罚镇压，因而往往站到同情下层民众的立场，发出些不平的呼声。他揭露并批评剥削者的重税搜刮，说：“民之饥者，以其上食税之多也，是以饥”（七十五章）。认为“田甚芜，仓甚虚”的社会重患是统治者聚敛不已、挥霍无度的直接结果，并因此斥责那些穿戴华丽、肥甘满腹的掠夺者为“盗竽”，就是强盗头子（五十三章）。他认为用苛法暴力威胁人民和奉行杀戮政策是无济于事的，不应该的，因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七十四章）？而且认为“法令滋章，盗贼多有”（五十七章），就是法令越分明，“盗贼”越多。他认为“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七十五章），百姓难管理的原因就是统治者勉强作为。这些都反映出，老子看到了过度的剥削，使民众生活无着，生产受到严重破坏，过度的禁锢、滥施淫威，使民众手足无措，被逼铤而走险。老子还认为，统治者提倡仁义道德和崇尚贤能都不是好事情，他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十八章）。又说：“以智治国，国之贼”（六十五章）。他的意思是，与统治者倡导的仁义和推崇的贤智等相联系着的，是“大道”沦废，奸伪萌生；执政者巧用心智，是国家的大害，因为这会诱发和扩大人民的贪欲，伪诈成风，社会就离“真朴”日远，天下就难得安宁了。

另一方面，老子认为天道是自然无为的。老子反对上帝主宰一切的神权思想，反对天道有知有为的迷信观念。他认为，天地万物本来都是自然地发生发展，不应该用外来的意志和力量干扰、制约它。他认为，世界所以发生、所以变化的本源不是上帝，而是“道”。“道”对于世界万物，“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五十一章）。就是说，“道”生成万物而不占有，助长万物而不望报答，使万物成熟而不管制，一切都顺其自然，全都出于无为。而所说“无为”，并不是毫无作用，毫无结果，而只是无意志，无目的，不硬行强为。因此，老子就得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三十七章）这一认识。

老子把对现实政治的揭露与批判同对天道的认识与倾慕沟通起来，其结果就是要“人之道”效法“天之道”，要执政者不强作妄为而保持清静无为。他提出，“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五十一章），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认为人和天地都要效法“道”，而“道”则遵循自然而然的原则。他用天道推论人道，于是要求统治者把“无为”作为执政的最高原则。他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五章）这是说，天地对万物冷漠不仁，无所恩爱，无心干预万物，任凭它们生生灭灭，自长自消；圣人（即执政者）对百姓也没有什么恩爱，任凭他们闲散自在，随其作息。老子认为天道总是均衡调和的，“损有余以补不足”（七十七章）；但人世却违背天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同上），表现在下民百姓饥饿、贫困，而居上位者多吃税、厚养生。他希望社会能相对均衡、安定，所以才希望能出现效法天道，“有余以奉天下”的“有道者”、“圣人”，希望由他们实现“无为”政治。

“无为而治”的思想是个总原则，它渗透在老子许多具体的思想主张中。老子主张不要搅扰百姓，他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六十章）。他用烹小鱼不能轻易翻动这件事设喻，说明治国一定要以清静为原则，万不可轻易搅扰百姓，否则就会伤害百姓，搞乱天下。他主张不要过于压榨百姓，“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七十二章）。这是说，不要逼迫人民使其无处安居，不要压迫人民使其无法生活。正因为不压迫人民，所以才不会遭到人民厌弃。他主张不要聪明智慧，说“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六十五章）。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十九章）。就是说，抛弃掉聪明和才智，人民就能获益百倍。“不尚贤，使民不争”（三章）。是说，不崇尚贤才，才能使人民不争功名。主张不要“仁”、“义”这些道德规范，“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十九章）。认为抛弃了“仁”和“义”，老百姓就会恢复敬老爱幼的天性。他主张战争只能是“不得已”的，“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三十章）。归根到底，他主张执政者能顺乎人情物理，听其自然变化而不勉强作为。他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三十七章）又托“圣人”之口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都是希望统治者清静慎动，不生事端，无欲无求，以为这就可望人民自然顺化，自然安定，自然富庶，自然淳朴。“民莫之令而自均”（三十二章）。没有什么人命令，而百姓会很自然地遍受雨露滋润。他相信“为无为，则无不治”（三章）。如果实行无为的原则，那么就不会不太平了。

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不仅反映了底层民众对少受干扰、生活能趋于安定的要求，反映了他们改变贫富悬殊的朴素愿望，而且也反映了老子本人对不听命于上帝、不受人意志支配的“人之道”，即社会发展规律的朦胧认识，冲击了当时上帝主宰一切的神权思想。但是，由于辩证法思想不彻底，老子在反对天道有知有为、提出天道无知无为的过程中，却把天道无为提到了绝对化的程度，视之为至高无上的原则。认为人要效法天道自然，也就不能有为，人只能顺从自然规律而不能改造它。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同时，老子在批判社会不合理现象的过程中，未能积极地正视现实，瞩目未来，却认为新不如旧，今不如昔；总是消极地回避矛盾，甚至主张全盘毁灭现实社会中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返古复初，退回到低级原始的蒙昧时代，以至于提出“小国寡民”那种空想的社会图景，这也暴露出他社会政治思想中保守性的一面。

老子哲学思想的性质，是一个近几十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先前只有两种意见：一说属于唯物主义，一说属于唯心主义。近些年又出现了第三种意见，认为先前的两种意见都是各执一偏，是把距今久远的老子哲学说得太系统化了。实际上老子哲学本身具有不清楚的地方，其中既有唯物主义的一面，又有唯心主义的一面，因而对老子哲学应具体分析，要防止把老子哲学现代化和绝对化。笔者学力浅薄，在注译本书过程中，采取了把老子哲学看作大体上属于唯物主义而又带有一些唯心主义的看法。

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说老子哲学是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主要是对“道”分析的结果。“道”这一名词的本义是人们脚下的道路，引申出方法、途径、规律等意义。老子用“道”既指支配物质世界或现实事物运动变化的普遍规律，又指物质世界的实体，即宇宙本体。

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唯一根源。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二章）又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二十五章）老子没有把先于天地并孕育了天地的“道”看作是主观精神的东西，而是把它看作混然为一，包容一切的物质实体。老子描述“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又说“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十四章）。这里虽然说“道”神妙莫测，超出现实世界人们的各种感觉，看不到，听不到，摸不到，但还是确认它虽似无状而有状，虽然缥缈却不虚无，虽然恍惚迷离，却可迎之、随之，这也就是肯定“道”是实在之物。近似的描述如：“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二十一章）这进一步说出“道”虽然恍恍惚惚，但是其中有形象，其中有实物，其中有极细微的精气。那精气特别真实，那里面有征验。说出了万物所以开始的“道”是真实的存在，而不是虚无。这种精气论，显然表现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倾向。

老子在讲世界万物起源的时候，有个“无”的概念，这是人们十分注意并因此而争论不休的焦点之一。他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章）对此，一种意见认为，老子的“道”是虚无的，是主观精神的东西，说老子是“‘道’在‘物’先”，物质的东西由精神性的东西所派生，就是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因此老子哲学就是唯心主义的，或称之为客观唯心主义。而把老子哲学看作属于唯物主义的人们则认为，这里所说的“无”，并不是零，不是一无所有的虚无，而是指混沌未分的状态，是“无形”、“无名”的精气，是实在之物；这里的“无”和“有”并不是一般意义的“无”和“有”，而是用以说明宇宙构成本原的哲学上的一对范畴，是指称超现象界的形而上之“道”的，是用来表明“道”产生天地万物时由无形质落实向有形质的一个活动过程，“无”这一概念同老子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并不矛盾。

老子提出“道”这一范畴，从自然本身方面探求说明世界的原因，这不仅与上帝创造世界的宗教迷信思想相异辙，而且，也比早些时候用某种或某几种物质元素解释世界成因的那些朴素唯物论说法（如五行说等）有了进步，显示出人们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但是，老子对不少内容的表述是模糊不清的，他的朴素唯物论思想还带有直观性、臆测性和不彻底性。因此，它才可能被后来的一些唯心主义学者曲解和利用，也因此被后来的一些唯物主义学者所责难。

老子哲学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十分突出。

老子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中觉察到了对立统一规律，第一个比较系统地揭示出事物的存在是相互依存的，而不是彼此孤立的。他广泛论及各种对立关系，如美丑、善恶、荣辱、贵贱、难易、虚实、强弱、清浊、厚薄、壮老、静躁、重轻、刚柔、巧拙、明昧、白黑、雌雄、阴阳、屈直、长短、多少、高下、前后、正反、始终、主客、祸福、利害、怨德、损益、治乱、兴废、生死、去取、得失、有无、开阖、歙张等等，这说明他已经看出一切事物中无不包含着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的两个方面，已经看出了没有美就没有丑，没有利就没有害。他说：“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二章）这集中地揭示了对立面之间的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互相作用和互相补充，鲜明地显示出对立统一这一永恒的、普遍的法则。

老子在观察相反相成关系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对立双方并不是僵化凝固、一成不变的，觉察到了对立面的互相转化。他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五十八章）这句话已经成了后人谈矛盾转化每每引述的至理名言。祸中有福，福中有祸，祸福都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它说明着一切事物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的基本规律。与此相联系，老子虽然还没有认识到质量互变的规律，但是，他也模糊地接触到了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某些现象，并且也想利用这些现象中的道理处理事情。他说：“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六十四章）这是说，局势安定时容易维持，事情未露苗头时容易对付，事物脆弱时容易消解，事物微小时容易散除。要在事情还没发作时处理它，要在局势还没动乱时治理它。合抱的大树，是由细小的萌芽长成的；九层的高台，是由一筐土起步的；千里行程，是从脚下开始的。这正反映出老子从具体事实中似乎感到了由量到质的变化过程，也反映出他因此而提出的少生祸乱的办法：“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六十三章）。考虑难办的事情要从简易处着眼，实行大的计划要从细微处入手。

老子这些辩证法思想与前相较，无疑有很大进步，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它也存在着很大的缺陷。老子只讲对立面的转化而脱离了转化的条件，这就导致他把贵柔、守雌、无为、不争奉作至高无上的原则，他不但用这一原则认识世界，而且还要把这一原则贯彻到社会政治及日常生活中。他看到人在活着的时候肢体柔软灵活，而死去后尸体僵硬；草木在生长期柔韧脆弱，生命竭止后也就干枯了，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七十六章）以为坚硬刚强的东西一定属于死亡的一类，而柔韧软弱的东西必定属于生存的一类。这种认识显然是直观、片面的，没有反映事物的本质规律。但老子不但反复申说这种观点，而且还进一步认为“柔弱胜刚强”（三十六章）。他因此主张要像水那样，柔弱、居下，“善利万物而不争”（八章）。要“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二十八章）。这是说，知道自己的雄强，却安守自己的雌柔，甘做天下低洼处的水流。知道自己的洁白，却安守自己的黑污，甘做天下的低谷。他基于“物壮则老”（三十章）的直观认识，主张“去甚，去奢，去泰”（二十九章）。去掉极端、过度和无止境，主张“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二十二章）。是要立足于委曲、屈枉、低洼、旧破、少取不贪的柔静低下这一面，以达到保全、伸直、充盈、更新、实得、不迷惑的目的。所有这些思想主张，都反映和表现出他朴素辩证法思想的直观片面性、保守性和不彻底性。

在认识论方面，老子轻视感觉经验和实践活动对认识过程的重要性，片面夸大理性认识的作用。他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四十七章）这是说，人们不必出房门，就能推知天下事情，不探头窥望窗外，就能看出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走得越远，知道得越少。因此圣人不用经历就知道，不用眼见就明了，不用作为就成功。老子这是认为，凡事都不必亲自体察，完全可以推想而知；实践多了，久了，只能会对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结果起负作用。所以，他认为可以“塞其兑，闭其门”（五十六章），就是塞住察觉外物的耳目等感官，禁闭驰向外界的欲望之门，只要靠“致虚”、“守静”（十六章），“滌除玄览”（十章）的途径，也就是只要通过静观冥想的途径，就可以认识“道”，就可以认识世界。显然，老子是把理性认识绝对化了，用理性认识把感觉经验排斥到极其轻微的地位，这就使他在认识论上陷入了唯心主义。

老子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和深远广泛的影响。早在先秦，不止道家的庄子，连儒家的荀子、法家的韩非等都曾受过老子思想的影响。韩非的著作中还有专门阐释发挥老子思想的《解老》、《喻老》两篇。汉朝初年，老子思想，特别是他“无为而治”的思想曾受到统治阶级的极大重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把儒家思想奉为正统思想后，在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老子思想仍能一直同孔子思想相抗衡。魏晋玄学盛极一时，显示了老子思想的巨大影响。而宋代理学也不无老子的影响。道教徒把老子奉为祖师，这虽与老子本人并无关系，但道教的思想却的确受了老子思想的很大影响。与老子唯物主义理论的不彻底性有关，老子思想被后来分属于唯物、唯心的不同哲学派别作出不同的解释和发挥，对我国历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流派哲学的发展都很有影响。有人说：“《道德》八十一章，注者三千余家。”这足见老子思想在后人心目中的极其重要的位置，足见它对两千多年来中国思想史的深远影响。

《老子》是哲学著作，却明显带有诗歌的特征，所以，有人称之为“哲理诗”，有人称之为“哲理散文诗”。它有韵而不严格；常用对句，也用排句，但并不刻意追求严整一律，不以文害辞，句式灵活多变，流畅自如；通过许多比喻使抽象深奥的哲理具体化、形象化。

汉以后，流传下来的《老子》一书，有多种本子，歧异之处很多。我们译注的正文，依据的是流行较广的魏王弼本，只在个别处作了改动，已在注释中说明。

《老子》一书，深奥难解，“玄之又玄”。我们学力不足，勉为其难。注译过程中，广泛吸取了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其中更多地参考和吸取了现代学者高亨、朱谦之、任继愈、张松如和陈鼓应等先生的意见，取舍未必得当，恳望得到有关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张玉春（暨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金国泰（北华大学）

注释

[1]参见高亨《关于老子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

[2]《老子》一书，有战国时代思想的反映，这说明它在流传过程中，可能经过了战国时人的增益。但是，也有些学者以为《老子》一书原非老子本人所作，而是成于战国时代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