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壶盖

那天的外景拍摄在大矶的海岸边，雨雪交加。但是，电影中的场景是夏天，我扮演的是一个男孩子，我穿着短袖运动T恤和短裤，冻得浑身起鸡皮疙瘩，牙齿直打颤。试演几次之后，总算听到喊“OK”，我立即奔向双手插入胸前、等在一旁的养母。养母一把把我揽入怀里。我蜷缩在养母的和服里，双手抱紧养母的身体，感受到养母的体温，才总算缓过来。

不久，副导演大喊：“秀子！”我转过身来，一溜烟地跑回摄影机前。摄影机的一部分零件涂抹上了机油，机油冻住的话，摄影机就无法正常工作，所以摄影机三脚架里放了一个炭火烧得通红的汽油缸，却没有一个给人用的取暖器。

电影有四个季节区分，夏天上映的电影必须冬天制作，冬天上映的电影必须夏天制作。因此，演员在冬天得穿上单薄的衣服，冻得瑟瑟发抖。夏天得穿上冬天的衣服，热得四肢无力，不管多冷和多热，都必须忍受。

社会上有些人也许会这样想：演员总是受人们追捧，身穿昂贵的衣服，住气派的房子，一日三餐吃山珍海味，出门有专车，工作也仅仅只是在摄像头前站两三个小时，哭哭笑笑就能赚大钱……但是，如果到后台去看看的话，就会明白：“啊！原来这份工作并不是那么舒服的！”虽说是知名演员、大明星，但归根结底只是完成一幅作品的一个道具而已。我们演员和工作人员一起辛勤工作，仅仅只是一名体力劳动者而已，不会因为是女演员或孩子就区别对待或特殊关照。

要当好一名演员的“第一条件”，首先必须是“结实的身体”，它甚至排在长相、身材和演技的前面。可以说，演员这一职业极其消耗人的体力和精神，它首先必须要有“结实且充沛的体力”。最近有些艺人动不动就以“喉咙痛”、“身体欠佳”为由，草率地请假或搞人间消失，在以前是决不允许这种放纵和辩解的，并且作为一个常识，是不被允许的。

我含着奶嘴，从北海道来到东京那年，瘦得像棵豆芽，成为儿童演员后的两三年里，我身体迅速变结实，也许是“服东京水土”，也许是因为工作辛苦，反而身体自然而然得到了锻炼，这也许也是养母努力的结果。不知养母从哪弄来三种中药，将它们一起煎制，然后还每天让我吃一瓣烤大蒜粒。

中药和大蒜味道都很难闻，养母为了让我吃下，追着我满屋子跑，还往我手里塞入一分硬币，就是因为这一分硬币，我坚持服用了三四年。青春期我没有长青春痘，即使受伤也不会化脓，我不知道我身体变结实是否与味道难闻的中药和大蒜有关，总之，这四十多年来，我从没有迟到过，从没有缺勤过，是个地地道道的“健康优良儿”。

即便是借助了大蒜和中药的力量，对于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其作用也是有限的，我并不能完全跟上大人的节奏。我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自我防卫的办法，也是一种策略。制片厂的晚饭时间是下午五点到六点。六点开始又要进入摄影棚进行夜间拍摄，为了引起我的兴趣，在空歇时间，大人们一个劲地往我手里塞糖果。可是我又不太爱吃糖果，实在是让人厌烦。

晚上九点到十点，大人们一定会去制片厂外面的关东煮小摊，副导演跑去为我买来三角形魔芋串，不知为何每次买的都是魔芋，想想也行吧，每次都吃光。几小时后，副导演又骑上自行车，赶到制片厂外，我知道他要去的地方，他要趁关门前赶往蒲田车站的小卖店，那时快到午夜十二点，意味着工作进入了凌晨。果然，他口袋里装着买来的一小袋甜纳豆和一板巧克力，赶了回来。

六岁左右的我

现在想来，副导演的工作的确辛苦，手拿小击板，腰上缠着抹布，从帮助导演到打扫摄影棚、照顾儿童演员，都必须亲力亲为。他一有空就陪我玩，不！应该是不得不陪我玩。如果惹我不高兴了，工作就没办法开展。电影工作人员里一般有三四个副导演，他们一看到我，简直就像遇见一条凶恶的狗一样，对我极尽各种谄媚，让我觉得滑稽好笑。

他们背着我来往于儿童演员休息室和摄影棚之间，已经过世的松竹电影片厂的矢仓茂雄导演当副导演的时候，我曾在他背上撒过尿。不管工作多么艰辛，为了当上大导演，他坚忍拼搏，意气风发，忙得不可开交，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竟然会有人在自己背上撒尿！

后来，他当上了导演，再次见到已经长大成人的我时，对我说：“真是一个有意思的回忆啊！”我一听羞红了脸。

蒲田小卖店关了门，省线变得寂静无声时，就是因兵粮短缺引发混乱之时，这时我只有睡觉。

“好了，到此为止吧！”我假装睡觉，不管周围有多么吵闹，还是正在拍摄当中，我一概不管。我认真地表演，要表现出睡得香甜的呼吸节奏特别难，演着演着，有时真的睡着了，迷迷糊糊地听到大人们小声商量着：“小秀睡着了，就明天再拍吧！”于是，我终于从那天的拍摄任务中解脱出来。

这一切伎俩都是用来骗大人们的，现在想来，我的确是一个惹人厌恶的淘气鬼，虽不至于连自己都觉得讨厌，但是连当时我这个孩子都知道不这样做就难以保身。我这只耍猴人手中的猴子被逼得走投无路时，也不得不想出一些骗人的计谋。大人们给我取过一个外号“小滑头”，我心想：随他们怎么叫吧。

现在，每天当我在电影和电视上看到某些儿童演员被捧为让人倒胃口的“小明星”时，我便会想起当年的自己，不禁毛骨悚然。对于儿童演员，我不想同情，更不想鼓劲加油。在儿童剧团里，有不少儿童演员可以称得上是“小滑头”。

当时的我性格开朗，对我的小伎俩大家都心知肚明，对我的演技或许大家也感到欢喜，但是在我看来，我就是一个“被大人们创造出来的、老气横秋的人造儿童”。孩子总归有一天会长大成人，我真心希望至少在他们的儿童时光，在自然的儿童世界里，让他们像孩子般玩耍，像孩子般交谈。每次因工作与孩子接触时，如果孩子老于世故，我就会在心里想：“这孩子现在在想什么呢？”不禁忧心忡忡。

“人格形成于幼儿期……”这话好像是句广告词，但我希望大人们对待孩子都能当心留神。“弱小者，不可侮”，孩子的精神世界比大人都要敏感并且机敏，孩子具有灵敏的感受性，甚至胜过大人。

我生平第一次骗人是在七岁时，不知为何，我从未在养母面前吐露过真心，即从未跟她撒娇说过“好累！”“好辛苦！”“不愿意！”等这样的话。我明白，即便说了，也只会让养母为难，或许是因为小小年纪的我内心深处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家的顶梁柱”吧！我的养母在我漫长的演艺生涯当中，也从未问过我“辛苦吗？”“不愿意吗？”“想放弃吗？”等诸如此类的话。

养母认为我是真心喜欢演戏，对于这一点她深信不疑。如果我吐露真心话，说“我不愿意”的话，她可能会有所警觉。高峰秀子是养母以前的艺名。她拼命把自己没有实现的梦想寄托在我的身上，我不做高峰秀子，也就意味着养母自身作为高峰秀子的生命被中断。在拍摄休息时，我默默地看绘本看入了迷，我总是喜欢画一些恐怖的魔鬼画，养母究竟是以怎样的心情看待这样的我呢？

松竹电影公司的前身是由戏剧界发展起来的一个合并公司。主要从事的领域并不是有声电影，而是歌舞伎和新派剧团，有一批忠实观众。这年，新派剧团动用所有知名演员，作为客串邀请了话剧界明星冈田嘉子出演大型家庭生活剧《松风村雨》，当时七岁的我从蒲田制片厂被选拔出来出演主角。对于还是个孩子的我来说，不管是有声电影，还是戏剧，并没有很大区别，最兴奋的人就是养母，她原本就酷爱舞台剧。

养母之所以这么高兴，是因为该剧的豪华阵容。我生母的扮演者是花柳章太郎，花柳父亲的扮演者是井上正夫，母亲的扮演者是河合武雄，祖父的扮演者是伊井蓉雄。我的养母扮演者是冈田嘉子，冈田母亲的扮演者是英太郎，父亲的扮演者是矢市次郎，这一阵容在当时是前所未闻的。养母整日忙得顾不上吃喝，脸上淌着汗水，她模仿父母和祖母的声音，教我念台词。一本要花三个小时才能看完的厚厚剧本，在排演前，我一字不漏地背熟。

在明治座剧场里，清脆的拍子木敲击声响起，微风吹起，帘幕徐徐上升，舞台布置是当时并不流行的宽敞日式房间，当远处传来犬吠声时，右侧走廊内侧的门打开，穿着睡衣的我双手揉着眼睛从里面走出来，好像是上完厕所回来，帘幕拉开的场景我还记得，但是其他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第一天演出时，让我十分吃惊的是：在排练时花柳章太郎、英太郎和河合武雄还是个男人，但到了舞台上竟然都变成了美丽非凡的女人。在排练时戴着劳埃德式眼镜，身穿西服的英老师变成了一个满头银发的优雅老奶奶。身穿角带和服，操一口东京腔，说话铿锵有力的花柳老师则变成了一个梳着椭圆形大发髻、长得水灵灵的大美女。

不知为何，当美人般的花柳老师把我抱起，跟我脸贴脸说着台词时，我的手竟自然而然地伸向了花柳老师的胸前，去摸他的“乳房”。散戏后，养母带着我去各位演员休息室与演员们道别。已经摘下发髻假发，身穿浴衣盘腿而坐的花柳老师一看到我便笑着，摸了摸我的头说道：“小秀，太好笑了吧，我没有乳房，真对不起了！”

第二天登上舞台时，舞台上的花柳章太郎依然是个女人。一天，花柳老师往胸前塞了两个茶壶盖，小声对我说：“怎么样？这样就能忍住了吧！”

戏剧设有提词员，专门为那些台词不清晰或忘了台词的演员提供帮助，这些助手或者演员的弟子们手捧剧本在舞台后面小声提醒台词。有些演员耳背，由于没听清提词员的台词，于是大声反问：“你说什么？”这样一来，戏就演砸了，这样的笑话我听过几回。

在演出《松风村雨》这部剧时，我没有用过一个提词员，大家都说：“还是秀子会提醒台词。”我把整本剧本都背得滚瓜烂熟，比躲在舞台暗处的提词员要可靠得多，我提醒台词时，嘴唇不动，老师们都觉得很好奇，每天都给我奖励。

特别是井上老师，总是奖励我外国的玩具，对我来说都是些稀罕物。后台演员休息室只有他的房间铺着时髦的地毯，摆放着与座椅成套的三面镜梳妆台，完全是一种西洋式的陈设。戏散后，我急忙脱去戏服，洗澡，卸妆，然后跑进井上老师的房间。井上老师戴着一副玳瑁框架眼镜，身穿时髦的方格上衣，一见我来，便从椅子上起身，说道：“好，秀子，走吧！”于是牵着我的手走出后台。在他的众多弟子、董事长和我养母的目送下，我和老师坐进停在门口的一辆豪华气派的黑色私人轿车，送行的人排成一排，向我们深鞠躬致敬。

“井上老师真了不起啊！”我这样想着的同时，觉得自己也了不起，同时又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要去的地方又是西餐馆，井上老师总是为我点各种各样我喜欢吃的菜，笑盈盈地看着我吃。

比起日本菜，我从小就喜欢吃西餐，井上老师请我吃的都是地道高级的西餐。

在台前幕后，只有扮演我养母的冈田嘉子一人始终都是女人装扮。在剧中有一个冈田老师挥着尺子，边追边骂着又哭又喊的我四处乱跑的场景。一九三八年一月，冈田老师和杉本良吉从桦田岛逃往苏联，该事件当时轰动了日本。十几年后，她又回到了日本，再次引起了轰动。她虽然上了年纪，但依旧美丽，当年她是一个让孩子都看入迷的充满异域风情的美女。

最近，我无意间翻阅到《满分银座》这本杂志的一个访谈录，她说了这样一段话：

四十多年前，我从剧团被借调到新派歌舞剧剧团，骄傲自大的我不习惯新派的舞台艺术，在剧中要责骂一个姓高峰的儿童演员，看着眼前的孩子，有些不忍，只能假装打她。没想到秀子却责问我说：“你这样打人，我怎么哭得出来呢？”我被她这么一说，猛然醒悟……我从她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

当然，我已经不记得这件事了。冈田老师的话让我十分吃惊，出了一身冷汗。舞台剧有很多规矩，演戏是建立在“虚假”的基础之上的艺术。当演员在舞台的木板地面上走时，却要表现出在雪地和泥泞的道路上行走的样子，观众是为了感受这种“虚假”才来剧场的。舞台上飘的雪花是通过裁剪成四方形的白纸片来表示，在电影中则通过碾碎的麸子和盐来表示，以尽可能地接近现实中的雪花。

五岁进入电影界，短短两年多的时间，我这个儿童演员难道就稀里糊涂地掌握了电影演技吗？儿童演员真是可怕！不，我应该向冈田老师道歉：“冈田老师，是我错了，是我太傲慢了！对不起！”

借用剧场用语来说，《松风村雨》是一场压轴戏，我曾在其中的一场名为《“满洲国”》的剧目中出演。这是一部日本与“满洲国”相关联的作品，我身穿中国式的缎子服装，头戴缎子帽，扮演幼年时期的溥仪。

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中国式舞台设计，身穿华丽衣裳的中国宫女，扎着辫子、穿着中国长衫的男演员们，虽说是在舞台上，但都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外国人，十分稀罕。

我的台词很少，长时间坐在摆放在舞台正中央的雕花紫檀木的宝座上，那些扮演日本陆军军人的男演员们盛气凌人的语调，长筒皮靴刺耳的“嗒嗒”脚步声，让还是个孩子的我感受到了威严。当然，台词我一句都听不懂。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爆发，犬养毅被暗杀，在洛杉矶奥运会上，日本选手在水上项目上获胜，悲喜交加中，日本强行宣布建立“满洲国”。军队和民间人士纷纷奔赴中国东北，人们从早到晚的话题都是“满洲国”。

我坐在“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宝座上，心里却惦记着：“今晚井上老师会请我吃什么西餐呢？”我一边想，一边偷偷地咽着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