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演艺征程
养母的兄嫂矶子怀第四个孩子时，养母奔到函馆，一心想要一个孩子，她恳请哥哥能把这个孩子过继给她收养。兄嫂以为这个孩子是男孩，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了。
养母焦急地等待着孩子的降生，当得知孩子出生了，便立刻赶往函馆。出乎兄嫂夫妇意料之外的是：生下来的是个女孩。养母欣喜万分，于是给我取名为“高峰秀子”，这是她以前的艺名。
但是，兄嫂夫妇突然改变了主意，毕竟这是他们第一个女儿，心生不舍。当养母要带我走时，他们左右为难，不肯把女儿交给养母。在养母回归东京的那天，锦司背着我躲藏了起来。矶子说让孩子在自己身边至少长到两三岁时再说，养母无奈只得一人回到了东京。
两年后，养母再次回到函馆接孩子，但是那时我已经成了家里的掌上明珠。在养母看来，孩子的名字是自己给取的，应该是“自己的孩子”。她声称“是出生前就约好的”，理所应当带走孩子。我的亲生父母则认为：“虽说是有约在先，但是并没有立字为据。”双方僵持不下，生父背着我又躲藏了起来，养母再次沮丧地回到了东京。
我出生在一家名为“丸平砂场”的荞麦面馆。在一楼宽敞的泥土房间里，摆放着桌椅，榻榻米横框的对面是通往二楼房间和客厅的宽楼梯。账台门窗的内侧摆放着一张小桌子，那里就是老板娘矶子的座位。
一九五七年成濑巳喜男导演将德田秋声的作品《粗暴》拍成了电影，其中有一个场景，当梳着椭圆形发髻，身穿条纹和服的我坐在账台前时，闪念之间竟想起了生母矶子。但是，对于坐在账台前的生母的容貌，却没有丝毫记忆。
每到夜晚，艺人们三两成群地来到“丸平砂场”，我被他们带到二楼的客厅。将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带到弦琴声和娇嗲声交错的酒席当中，虽说不妥，但毕竟是乡下，这也算是给常客们的一种服务，或许我只是这些艺人们的一个玩具而已。我清楚地记得，每晚我被他们轮流带往房间和客厅。
那天，下着雪，店关门之后，一楼只剩下父母两人。调皮捣蛋的我从二十厘米乘二十厘米大小正方形的“烹饪火柴盒”中抓出一把火柴，然后在火柴盒侧面刮着。“啪”的一声，火迅速烧了起来，引燃了火柴盒，并引发了爆炸。瞬间，我的和服棉袄被火引着。父亲冲了过来将我横抱着，冒着风雪赶往医院。
我的眉毛、头发不久就长出来了，但是左边面颊上的烧伤疤痕一直到十岁都还可见。
我三岁时，东京的养母收到生母发来的一封电报：“秀子收养事宜须面谈”，养母以为这一次应该可以将我收为养女了，但是出现在她面前的不是秀子，而是生母一人，生母向养母郑重表示：拒绝将我过继为养女。
养母大怒，大吵一番后，养母把生母赶回函馆，从此也断了收我为养女的念头。但是，命运是不可预测的，回到函馆的生母不久就因为肺结核恶化入院。因为当时没有抗生素，结核病就是绝症。我不记得生母的长相，但是至今我依然记得每次女佣带我去生母的病房时，我都会吃放在母亲枕边的生鸡蛋。对儿时的记忆就像是喝醉了酒一般，断断续续又那么真切。我对函馆的记忆只有烧伤、艺人和生母的死。
我三岁左右，在函馆
在我四岁半的时候，生母过世。“去和妈妈告别吧！”当我走进里屋，一幅恐怖的画面出现在我的面前。房间中央摆放着一个大桶，生母的头漂浮在里面。当时，函馆实行的是坐棺葬，在坐着的死者四周塞满白布，所以人头看起来像漂浮着一般。我吓得哭了起来，紧紧地抱着前来吊丧的养母的腰，不肯松手，之后，连养母上厕所我也拉着她的袖子，寸步不离，晚上养母抱着我入睡。就这样，平山志夏成了我的养母。
妻子过世后，锦司将我过继给了自己的妹妹志夏，将我的弟弟孝市郎过继给亡妻的妹妹做养子，长子实，二儿子政二，三儿子隆三则留在自己身边。力松和继母初子还育有文子、巴、澈子、幸子这四个孩子，再加上佣人，简直是一大家子。初子也不是一个善于操持家务的人，锦司不久就在祖父的安排下，迎娶了一位名叫津与子的女人为继室，后来津与子生了两个女儿。当时的日本能生则生，孩子一多，家里就乱得像幼儿园。家里终年争吵纠纷不断，津与子便成了初子的出气筒。最终，津与子带着两个女儿离开了平山家，锦司也只身离家出走，在函馆的一家旅馆里当上了厨师。锦司与性格豪放的力松性格完全相反，性格怯弱，谨小慎微。
性格怯弱的锦司置三个孩子不顾，毅然离家出走，这难道是对自己父亲和继母的誓死反抗吗？动物被追得走投无路时，要不拼命反抗，要不逃之夭夭，锦司以自己的方式选择了“独自一人自由自在地工作”这条路。
锦司当上厨师后，在干活的地方遇见了松子，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松子结了婚，并把三个孩子接到身边，一边经营咖啡馆，一边帮力松打点“和平食堂”，全家人过起了平稳的日子。但是，锦司终究是一个没有运气的男人。一九三四年三月，在那场烧毁了二〇六六七户的大火中，住房、店铺和家财全都被烧为灰烬，在凛冽寒风中，全家流离失所。锦司毅然离开函馆，在洞爷湖的一家旅馆当上了厨师。
锦司和我的养母志夏是兄妹，我被志夏收养后仍然保持来往，但是我不记得喊过他父亲，认为他是个把我和弟弟随意送人、没有责任感的父亲，我对父亲感情淡薄，是个我不想见的人，甚至认为思念他、见他是一种禁忌。养母爱父亲，也爱我，但是不知为何，她十分害怕我和父亲亲近。这是由于我和她没有血缘关系而产生的一种自卑，还是对我们父女的嫉妒，我无法理解。后来，我和养母之间心照不宣地达成一条规矩：我给父亲一点零用钱时，必须在她面前给，送给父亲的礼物也必须经过她的手。
当我们三人在养母的房间里见面时，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氛围笼罩着，我总是早早抽身离开。
一九五五年，我成家后，与养母分开住，父亲一年会来我家玩几次，但每次都不进大门，总是悄悄打开厨房门，放下用包袱布装的五个苹果或十个橘子，然后逃离。晚年的父亲和松子两人在涉谷三轩茶屋经营一家小小的出租屋，勉强度日。再大的怨恨也不会超过五十年，有时我会瞒着养母给父亲寄一些钱，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再怨恨他。
总而言之，“我能存在于这个世上，是因为有一个这样的父亲”，继母的好人品以及对于她对父亲的全心全意照顾的感谢，都是一些非常现实的理由，我从没有想对他尽孝。我也能理解寄托在橘子和苹果上的一颗父爱之心，但是如果领受下来的话，对养母来说是禁忌，我总是以工作繁忙为借口，故意忽视父亲的好意。
父亲四年前死于癌症，至少应该在他临终前喊他一声“父亲”并照看他吧，但是我做不到，父亲应该知道原因，我希望他能原谅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这样的人：既不喜欢也不讨厌，但是总让你牵肠挂肚，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养母带着身穿葡萄图案的薄花呢和服、系着白色围裙、口含橡胶奶嘴的我离开函馆，如养母所说的那样：几经辗转，终于来到东京莺谷的家。家中只有一只大猫，未见养父的人影。我体弱多病，喘气不止，脖子上围着棉围巾。不知不觉，志夏成了我这个四岁女孩的养母，她非常疼爱我，我也和她亲近起来。
因为我的母亲患肺结核，我没有母奶喝，靠牛奶和鸡蛋长大。在养母家，我吃的是在热饭上放上蛋黄的蛋黄饭，像小猫一样吃得津津有味，牛奶缸上开一个小孔吸奶当点心喝。我的小名是“酱”，和邻居的孩子们很快就熟了起来，虽然他们总嘲笑我的北海道口音，但喊着我的小名和我玩，不久我就适应了东京的生活。来到东京后，我学会的第一首歌是《红屋的女孩》。
红屋的女孩，春天那一轮月亮啊，月色朦胧，天气微阴。
当时流行一种名为查尔斯顿的舞蹈，忘记谁教我的了，我现在都还会跳。伴奏是《爱上你》，儿时的我喜欢悲伤的旋律。在这一时期摩登少年、摩登少女等词汇流行，卓别林和玛丽·璧克馥等外国人进入日本人的视线，报纸上相继刊登岛崎藤村的《暗夜》、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在政界诞生了民政党内阁，德国齐柏林号飞艇飞到了日本，但对于还是孩子的我来说，完全事不关己，丝毫不想念家乡，对东京的一切都充满好奇。
玩累了，我回到二楼租借的家中，只有梳着檐发型、围着围裙的养母在家里。养母皮肤白皙，身材丰腴，我最喜欢被她抱着睡。养母说那时候她帮别人缝制人偶的衣服赚零用钱，但我完全不记得。总之，我们两人大部分时间总在一起，现在想来，那几个月是我们母女间短暂的幸福时光。
养父荻野偶尔会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我和他不亲，他和养母之间也没有夫妻感情，养父在家时也确实无趣，我也不知道他做什么工作，但肯定与演艺界有关，他也想闯出一番天地来。
一个春天，楼下房东的一个朋友，名叫野寺正一，是“松竹映画”（松竹电影公司）的演员，在他的介绍下，我们来到蒲田摄影所参观。那天是第一次和养父一起出门。在莺谷车站乘上省线，然后在蒲田下车。沿着高砂香水工厂的旁边走一段后，过一条窄窄的河流就到了“松竹蒲田摄影所”，还是孩子的我对制片厂并不感兴趣，在养父背上一个劲哭鼻子。
当我们来到制片厂空地上一个小池塘旁边时，我吃惊不已。有六十个和我年龄相仿、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小女孩排成了一排。原来她们都是来参加由鹤见佑辅原著改编的电影《母亲》中主角的五岁女儿的选角活动。
头戴鸭舌帽，身穿灯笼裤，胖胖的野村芳亭导演领着十多位工作人员挨个走到每个女孩的跟前，一一托起她们的下巴看看长相，或者蹲下来说几句话。她们的父母衣着华丽、仪容端庄、一脸庄重地站在孩子们的后面。
背着我的养父突然大模大样地走到队伍的最后面，把我放下，让我排好队，然后便退到我的身后。不知所措的我当时是一副怎样的表情呢？虽说我还是个孩子，但我知道接下来也会像其他孩子那样被人检视一番。胖导演慢慢靠近我，当停在我的面前时，他转过身和工作人员讲了些什么，然后就没有再回到队首，直接让大家解散。队伍解散后，孩子们牵着父母的手三五成群地离开了，养父再次把我背起。
现在想来，那天就是改变我命运的日子。或许是运气，或许也是讽刺吧，六十个孩子里面，寒酸可怜的我竟然被《母亲》这部电影选中了。得知被选中的消息，养父母肯定难以置信吧。养母被叫到制片厂，生平第一次带回了“电影脚本”，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成了一名职业儿童演员，或者说是一名职业女演员。
那时，我还是一个不懂事的五岁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