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第一个独唱的灵魂
屈原留给历史的最后表情是委屈。
屈原被深深地委屈了。历史完全承认这一点。
诗圣杜甫、诗仙李白，圣、仙之上就是神。中国的诗神是屈原。一个人、一个诗人，具有了近似宗教的意义。他那巨大的存在，从帝王到平民都难以忽视。在民间，他的确具有准神祇意义，人们却将他区别于任何神，百姓对他不求不拜，只以一个独特的节日来纪念他，纪念这个受了大委屈的人。
满腔忠贞、满腹委屈的屈原，行吟泽畔，行吟于遍生橘树的楚国，走进历史深处，走进一个水气淋漓的节日。
这个节日就是端阳节。
端阳节在屈原之前早就存在。在古代，端阳被视为一个可怕的时刻。按夏历，五月初五正处在小满与夏至之间，此时阳气极盛，疫病也最易流行。古人即取忌讳方式称五月为恶月，五月五日更被视为恶月中的恶日。这一天出生的婴儿甚至都不能让其存活。战国四君子之一的齐国孟尝君就因生于此日，差点被父亲扔掉。东晋名将王猛在这一天生有一孙，王猛的豪气非同一般，不但拒绝他人将孙子送出去的主张，还为其取名“镇恶”。王镇恶后亦成为一代名将。直到明清，民间仍保持这一天不汲水、不迁居、不曝床席等忌讳。在古代，人们曾将端阳节先后附丽于介之推、伍子胥、屈原，并最终固定在屈原身上。三位古人全都性格奇倔、正气凛冽，且皆死于非命。这个日子不可能与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好命”之人联系在一起。古人从来不把这一天看作平常日子，其投注的感情可想而知。我很怀疑屈原死于端阳节这一说法。我想，人们以之纪念屈原，最早必含有以正人镇邪恶求吉祥之意。
从历史来看，民众将情感投向哪个人，还真不是宣传教育的结果。
一
帝子降兮北渚，
目渺渺兮愁予。
袅袅兮秋风，
洞庭波兮木叶下。
——《湘夫人》
这是屈赋楚辞《湘夫人》首段。不看注释，不求甚解，仅轻轻吟诵，异样的天籁般的美感即无边无际扑面而来——生命如花，神灵如云，草木情深，人神相依。这与《诗经》给你的人间烟火气太不相同了。这一切是怎么来的，根源何在？
屈原（约公元前339——前278年），名平，字原，先后忠事楚怀王、楚顷襄王，秦破楚都后投汨罗江而死。他创立了“楚辞”这一文体，《离骚》等二十五篇被视为屈赋楚辞。
迟于北方在远古南方文化发育，荆楚曾长期遭受华夏文明的歧视与征伐。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国风》未采录楚风，原因或许就在这里。至战国末期，楚文化已相当发达，形成与北方并驾齐驱之势，但文化边界却仍是清晰的。《诗经》记录了黄河流域的文明形态。在《诗经》里，不论是庙堂颂歌，还是田野风咏，都情感质朴、少想象。那是稷麦气息，那是有时温馨有时呛人的人间烟火。而这时的楚地却仍是神话沃野，巫风弥漫，人神共处。作为楚国北部人的老子、庄子，正可看作南北过渡的代表，少了些质朴，多了些想象与浪漫。长江岸边的屈原则纯是南人了。屈原带着植物气息，带着湿地沼泽气息，从另一个方向来了。那牵挂与哀愁，温热与伤感，具有多么醒目的强度啊。
屈子来了。他之来，不是为了加入已有的合唱，而是开始了独唱，开始了水气淋漓、芳香扑鼻、凄美绝艳的独唱。似乎没有任何征兆，任何铺垫，中国第一位独立诗人横空出世，大放悲声，哽咽难抑，草木为之生情，风云为之变色，神灵为之驱遣。《离骚》《天问》《哀郢》《怀沙》……一章章吟完，投江自尽。屈子死了，楚国亡了。屈子投江激起的这轮涟漪，渐洇渐大，很快，屈子便化为中国文化史上一根最敏感的神经。
吟诗，以诗为交际工具曾是《诗经》时代的日常生活。“不读《诗》，无以言。”（孔子语）。那是一个诗像工具一样被普遍使用的时代，却并无独立诗人。屈子来了，这实在非同寻常。
楚辞形式上与《诗经》迥异，句式、篇幅不拘长短，随物赋形，曲尽幽情，诗的表现力得到大解放。孔门诗教：“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屈子却是又怨又怒，气吞声悲，肝肠寸断，大哀极伤。以北方诸子为标准衡量，屈赋真可谓不伦不类，不经不典，可正因如此，屈赋才具备了自为经典的品格。《离骚》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最早最辉煌的抒情诗篇之一，亦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源头。从此中国文人的伤感有了深度，有了参照，从此《诗经》《离骚》并峙，进而风骚并称，成为文学的代名词。
春秋战国是华夏文明走向成熟的时代，是思想哲学的自觉时代，思潮激荡且主流已显。这一大潮中的楚文化却仍保持青春气象，狂热、纯洁、生猛，并具原始气息。屈原是这一文化的集大成者，又是它的极端代表。诸子之文皆可视为文学作品，但文学是以寄生状态存在。屈原的横空出世，标志着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屈原带着源自南方沃野的新鲜血液，猛然楔入华夏文明腹地。
中国第一个独唱的诗魂痛哭登场——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八方有灵，四顾茫然，“东一句西一句地上一句天上一句”（刘熙载《艺概》评《离骚》语），自言自语，绵绵无尽。他似乎将我们带离了历史、生活现场，进入一个似真似幻、婉转浩瀚、芳菲迷离、匪夷所思的世界。而这一切竟是因为他承受着超常的现实重压——君昏国危，党人跳梁，朝政日非，宫阙日远，他一再被疏被逐，无助绝望日甚一日。
二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离骚》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离骚》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离骚》
《离骚》作于屈原初被怀王疏远或第一次流放之后。忧心如焚，缠绵悱恻，辞意哀伤而志气宏放。这时的屈原希望未灭，心存幻想，切盼怀王悔悟，让他重回郢都，为国效力。这数句诗，将屈原的人格主要特征、困境意识表达得很充分。
屈原陷入困境，导源于楚国陷入困境。
屈原出身楚国贵族，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怀王为太子时，屈原曾长期侍读。怀王即位后，屈原深得其倚重，位为左徒、三闾大夫，“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仪表出众，风度翩翩。古人是迷信相貌的。相貌或许是命运的一种形式。才华和相貌都会引起他人的嫉恨。屈原在作品中屡屡诉说他为嫉恨所困。
正当中国实现大一统前夕。迅速崛起的秦国，雄踞西北，虎视鹰瞵，有野心有实力有动作。对六国来说，存亡是逼到眼前的现实。国际关系错综复杂。有能力抗衡秦国的是齐、楚，齐国在政治上已显颓势，楚国疆域更广更富庶。“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天下不归秦，则归楚。实际上，秦国完成大一统之前，楚国先完成了中国南方的统一。
六国从未有过真正成功的合纵，秦国的连横动作却每每奏效。
已是风声鹤唳的局面。天下大势，屈原看得分明。他的焦虑紧张，由来已久。屈原始终力主联齐抗秦。他屡次出使齐国，都是为了同一目的。可是他的主张与奋斗却一再受挫，楚国逐步陷入为秦摆布状态。屈原亦渐被疏远，直至被流放。楚怀王三十年（前299年），怀王应邀赴武关会盟时被秦扣，三年后客死异国。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据记载，此时屈原绝望，赋《怀沙》，投汨罗江自沉。
春秋战国之诸子百家，早就认可天下必将重新归于一统，形成“新天下”。天下重于国家，是诸子的共识。到战国时，“邦无定土，士无定主”，客卿制盛行，纵横家走俏，朝秦暮楚竟无关人的品质评价。士子们有空前的活动空间。在一个爱国感情相对稀薄的时代，屈原却把自己与楚国命运紧紧绑在一起。
不断有后人这样发问：凭屈之才能，何国不容？何不弃楚而去？屈原不是不明白，而是做不到。屈原并非不认可诸子的天下观，但天下即使不是由楚来统一，也至少要长久保存楚国，这是屈原政治、思想、情感的底线。他融合吸收以儒为主的诸子思想，称道尧舜禹汤，主张仁政，其主导思想是北方的，情感文化却是南方楚国的。作为楚贵族，世代与国家关联极深，本人一度成为政坛中心人物。这一切决定屈原自觉地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绑在一起。楚国如为人吞灭，在他是不能接受的。举目天下，无处能给他安身立命之感。不是天下不能，是他不能。若能朝秦暮楚，人间必无此屈原。这是解读屈赋，理解屈原异乎寻常感情的基础。
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像《离骚》这样，将个人情感、政治际遇、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所谓长歌当哭，《离骚》是也。自成天籁，“自铸伟辞”（刘勰语），《离骚》是也。
“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刘勰语）没有楚国，亦难见屈原。楚国，屈原，《离骚》，三者可互印互证。“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韩愈《送盘谷序》）楚国之有屈原，不是偶然的。各国亡了就亡了，很快便尘埃落定，惟楚国国亡而“魂魄”在。“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人在怀王客死之时就喊出这一口号。六国中为何楚国、楚人特别能“记仇”，特别怀念故国？除了战国末天下大势这一原因外，恐怕还应从文化上找原因。不能不承认，战国七雄中，楚国文化面貌最鲜明最独特。历史果然应验。反秦斗争中，楚人最为踊跃，陈涉首事，以“张楚”为号，项梁从民间找到楚怀王孙重新立为“楚怀王”。汉高祖刘邦曾为项梁部下，还写过楚辞《大风歌》。新兴汉朝对包括屈原在内的楚人表示了特别的尊重。
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
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离骚》
《离骚》收篇于一场白日梦般的飞升远游。这类似庄子的《逍遥游》。可是当屈原从天界一瞥见故乡，天上的快乐等一切都不复存在，只有故乡，只有魂牵梦萦的故乡。《逍遥游》在想象中完成了对现实的超越，屈原却总是重重地坠落在地。从天空坠落，是屈赋楚辞中一再出现的意象。屈原那里有中国最早最沉重的乡愁。屈原之乡，不是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而是苍茫的遍生橘树的楚国。
三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
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
——《橘颂》
世浑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
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
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怀沙》
屈子的人生，从明媚《橘颂》欢快出发，至黑暗《怀沙》痛苦而止。
屈赋楚辞，除《橘颂》《国殇》等数章外，大多篇什皆示人以众芳芜秽、日暮途穷之强烈意象，《怀沙》则是无路可走后的绝命词。屈原对死亡有长久的预谋，死之意愿贯串于疏远流放全过程。对屈子来说，死是他最后可以使用的工具。“明告君子”中的君子指商代投水自尽的彭咸。在《离骚》等作品中屈原先后七次郑重述及这位古贤，《离骚》最后两句决绝地说：“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意思很明白：我必会效法彭咸。这个时候，他尚在壮年。屈子是作为自觉的牺牲者，走上祭坛的。
《橘颂》被视为屈原最早作品。屈原正当青春，受到与他同样年轻的怀王重用。屈原以遍生楚国凌冬不凋的橘树自喻，扎根祖国，自信豪迈，阳光明媚，与天地、诸神、君王及社会高度和谐，显露出强烈的使命感。《橘颂》表明，屈子是一赤子，楚国的赤子。赤子面临相对单纯局面时会如鱼得水，能按他既有的人格结构勇猛精进。当局面复杂化、异己化，则必会陷入困境。屈原此后的人生正是如此。他把赤子人格坚持到人生终点。
《橘颂》已显露屈原好修求美、自高自贤端倪。同时，屈原有执着的“美政”理想，希望辅佐君王成为尧舜般的圣王。既深深地爱惜自己，又殷切地期待君王与朝廷，这可视为屈原赤子人格的核心内容。不能实现的爱惜和期待，最终只能是毁灭。
至《离骚》，这一人格特征更加突出。《离骚》开篇赞美自己的出身和生辰后，接着一再申述对美质修能的不懈追求，一再表明对时光飞逝的焦虑。他的根本愿望，就是为怀王、为楚国尽力，并能确立个人“修名”。可是，随着楚国政局的恶化，屈原越是坚持此人格追求，与楚王及朝中党人的对峙便越紧张。怨恨怀王的同时，他强烈谴责党人：“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国家即将倾覆的可怕局面就在眼前，“恐皇舆之败绩”便成为屈原心头时时悬着的噩梦。
注重修身、自高自贤、以道自任，傲视王侯至少是平视王侯，包括孔、孟在内的先秦诸子皆有此气象，只是程度、风貌各不相同。这是那个伟大时代足以令千古唏嘘的特征。屈原正具此气象。《离骚》开篇介绍完自己后，即豪迈地说：“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为王者师的气度十足。屈原总是比他人更极端。屈原一再申明：“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我是不可改变的，宁愿死。屈原与楚王及党人难以调和是必然的。
失意臣子屈原只能无路可走。越是绝望，越是把唯一希望投向君王。长期以来，他一直企图以心目中的圣王尺度引导塑造楚王。屈原的“恋君情结”是强烈的，君却不恋他。屈赋中处处交织着对怀王极恋又深怨之情。忠君如用情的屈原，所向往的君臣关系类似于亲密无间的“情人”关系。忠君是他永远无法醒来的梦魇。忠极则恋，恋极则怨，恋与怨正是一体之两面。人最强烈的感情是爱情，虽然未必能持久。当其他感情达到一定强度时，亦会呈现“疑似爱情”的状态。屈原这种“疑似爱情”既强烈又持久，堪称亘古一人。屈赋中屈原反复开始他上天下地“求女”征程，无不以失望失败告终。但是，屈原却将自己的“单相思”义无反顾地进行到底，大约令正宗爱情也望尘莫及了。面向君王的这一“婢妾心态”，有深刻的政治及心理原因。忧患极深、心事绝大的“失恋臣子”屈原，就这样把浩瀚无际的诗意、至微至巨的意象与匪夷所思的“疑似爱情”融会在了一起。真是难煞了一代又一代解骚者。
后世文人臣子特别乐于营造“求女”意象的传统，不能简单以为是对屈原“求女”意象的效法。以婢妾心态对君王绝非屈原发明。只要存在绝对权力，臣属对君王产生婢妾心态就毫不奇怪。极而言之，只要有人被赋予能决定你一切的权力，你就极有可能以婢妾心态款待他。多少人灵魂早就跪下了，却并不自知。屈原以婢妾式的诚挚劝楚王，但他从未完全跪着。屈原的救国愿望，只能寄托于最高统治者。忠君是绝望中的希望。摆脱婢妾心态其实很容易：缓释爱国之情，出走他国。屈原不是不明白，只是做不到。
当代有些学者，以现代心理学、病理学解读屈原，时有令人耳目一新之发明。但不把屈原放在楚国、放在那个时代，只就屈赋中的一鳞半爪，就得出屈原是恋物癖、同性恋、双性恋、易装癖、精神病患者等结论，实在比《天问》更具想象力。屈原长期身处逆境，备受磨难，身心俱疲，丧失健康，时常陷入病痛或神思恍惚状态，是可以肯定的，其文之恣肆、迷狂、瑰异风貌应当与之相关。就是说，某种程度的精神异常在促使屈原精神能量的爆发、创作能力的强化上，可能起了作用。但屈子坚贞人格始终未曾分裂崩溃，心智未曾瞀乱失序，也是可以肯定的。屈赋为证。《怀沙》表明，屈原投水之前，彻底绝望，同时高度清醒。他之从容就死，就剩下捍卫人格或殉道、殉国这种作用了。屈子之死是屈子经营最久用情最深的一首诗。
屈原的“天”塌了。
《天问》系屈原晚年之作。全诗一百七十二问，疑至何处，问至何处，只问不答，问就是答。全诗不讲文采，不事修饰，问天问地，问古问今，问他这痛苦的此生。屈原似乎是在宣布他曾有的“天”塌了，类似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尼采疯了，屈原赋《怀沙》后投水了。令屈原成为疯子的压力比让尼采成为疯子的压力或许更大，但屈原没有疯。葬自己于楚国水土，屈原最终只能做此事了。《怀沙》，有情屈子写给无情世界的绝命辞；死，绝望屈子唱给深情自我的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