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相遇,也是久别重逢

孙小宁

为一批优秀作者的文章集写前言是底气不足的，但又不得不写。谁让我是与他们打交道多年的编辑，并且差不多已成朋友。在纸媒如此衰微的今天，他们仍愿意把自己的锦绣文章交我刊发，而且刊登出来后还原谅我没有公众号，使这些文章无法在微信朋友圈广泛传扬。这是我的问题，但我好像并不急着纠正。每次见报后，我只晒版面图片，至于能不能读文，我并不管。或者，我就是存有私念：好的文章怎么能这么不付代价就看到？等着吧，将来结集出版了买书看。

编这本书时，我在《北京晚报》从事“人文”版编辑工作已到第五个年头，越来越感到以这样的方式从书业“转型”多么有预见。我的心性本就缓慢，更想做的就是约一些看似和时效无关却可以让人长久获益的有厚度的文章。而我一向心仪的就是这类“文艺地图”文章，个中原因，可参看第一本同类结集书《想起京都一只鸟》之前言——《让词语落在实处》。再往深说一句，我并不觉得做这样的版面就脱离了我热爱的书，相反，这样更像是在读天地之“书”，与阅读的本质、人的心灵更近了，也似乎更接地气。

此前，即2013年，从版面集成的第一批“文艺地图”结集出版。时隔三年，正考虑再将新的一批文章结集的时候，恰逢李辉先生约我编这一主题的图书，以此纳入他编选的“副刊文丛”。我甚感欣慰，甚至有竟为同好的暗喜。

暗喜是说，并不是所有著书立说者都看重这类文章。很多人常以“哦，你做的是旅游版啊”来想象我做的版面内容，我当然自信不是，而且举出陈丹燕老师的《贝尔格莱德读书记》给他们看。一个没有很深的人生阅历，又对所赴之地没有积淀与储备的人，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呢？虽然坊间也有人称陈丹燕老师为旅行作家，但读这篇文章时，我已不苟同这种评价。一个人的精神气质、知识储备、语言与记忆，以及对动荡世界的复杂认知，可以怎样有机地编织在一篇文章里，能兼顾如此多的面相，但又不显芜杂。如此浑然天成的大手笔，我真是深深折服。

可做约稿样板的不止她这一篇。事实上收录进来的每篇文章都有它的特质，甚至包括因整套书体例要求——每本书篇幅不能超过300页——而不得不割舍的一些文章。于编辑而言，当年约来的文章，每回看仍然文字有崭崭如新的鲜亮与欣喜，取舍权衡真的就是手心手背的肉的掂量，对于我这重度的选择困难症患者真叫考验。但是，又恰是因为经过了这一道，我对这本书的主题想得更明确。诚实地说，我后来是用书名里“城”这个概念，去掉了一些和它意旨相去有距离的篇目。如此，这本书也成为另一种意味的“读城”，并且由城至人，再回返自身。

前一本“文艺地图”书，副标题是“二十五位作家的文艺地图”，但新的这本需要说明的是，作者并非都是作家。有唱作人(比如写《一城风月向来人》的匡笑余，就是中国南方小有名气的“秘密后院”乐队主唱)，有翻译家(刘文飞先生从事俄罗斯文学翻译，金龙格先生从事法国文学翻译)，还有不同领域的学者(王道所做的合肥张氏家族研究著述颇丰；那篇别致的《客舟甬上望海曙》的文章作者徐建成，当时是出自赵柏田老师的推荐，为宁波当地的文博人员)。

当然，笔力丰厚的作家仍然是作者中的主体，其中一些还与前一本书的作者有所重合。新旧互掺，我喜欢这样的配搭——因为能长期合作的作者，其实是版面品质稳定的保证，和他们约稿我甚至都不用多说，只一句“写一个吧”，一切即成。老酒醉人，也是因为这多年合作的熟悉与默契。而新作者冒出，又让我有新大陆被发现般的欣喜——写《从龙门巷到九如巷》的王道，其实在版上已经为我写了不同内容的张氏家族文章，正是因他，让我这“张迷”(迷充和女士而非另一个)，对与这一家族连在一起的近代史，有了更深的了解。

与那些旅行杂志约旅行家写文章不同，我更希望我的作者是对特定领域有深研的人。因为我深信，世界上的一切，既有对应，又暗存密码。一个人心底累积的东西愈多，外在世界能激活的亦愈多，“文艺地图”有时看似是对旅行的言说，其实这相遇已经是内在的印证，是另一种久别重逢。

“一切诚念终可相遇”，再没有比陈丹燕老师的话更能概括“文艺地图”的书写本质。

好话不赘，请读正文。

孙小宁写于2016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