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初唐（高祖武德初至睿宗景云中）文学思想

隋代后期，滥用民力，徭役无度，对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在中国历史上，迅速从破坏中得到恢复，又迅速从恢复复归于破坏的，隋代恐怕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史称大业五年（609）全国有户八百九十万，为隋之极盛时。从一些极简单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到其时徭役的苛重：大业元年（605），每月役丁二百万，营建东京洛阳（《通鉴·隋纪四》），又征河南、淮北郡民百余万修通济渠；大业三年（607）诏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通鉴·隋纪四》）；四年（608）正月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七月，又发丁二十万筑长城（同上书），八年（612）发兵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征高丽。以八百九十万户，八年间役丁六百余万，再加上不断修建宫殿，不断游幸，财力的靡费，生产的破坏，百姓的负担，都是不言而喻的事。由于儒家文化传统的熏陶，中国的百姓有着惊人的忍受压迫的能力，但是一旦活不下去的时候，反抗的爆发力也是惊人的。隋末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形，真可谓一夫疾呼，而风烟四起。史臣叙述其时百姓铤而走险的情形，谓：“帝以去岁谋讨高丽……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加之饥馑，谷价踊贵，东北边尤甚，斗米值数百钱。所运米或粗恶，令民籴而偿之。又发鹿车夫六十余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险远，不足充糇粮，至镇，无可输，皆惧罪亡命。重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通鉴·隋纪五》）大业七年（611）王薄在章丘、刘霸道在平原、窦建德在漳南聚众起义，史臣称“自是所在群盗蜂起，不可胜数”。虽追捕斩决，而莫能禁止。大业九年，正月有杜彦冰、李德逸，二月有韩进洛，三月有孟海公、郭方预，四月有甄宝车，七月有刘元进，八月有朱燮、管崇，九月有吴海流、彭孝才、李三儿，十月有吕明星、金张、格谦、孙雅宜、向海明，或数万，或十万，或称王，或称帝，规模更大的如杨玄感、杜伏威、李密、王世充。全国已处于反叛四起之中，其中有普通百姓，也有官兵。就在这样的形势下，炀帝照样出征与游幸。十年夏至北平，秋至怀远，接受高丽的请降；十一年夏至太原避暑；十二年夏巡游江都，史称其出巡，“从幸宫掖常十万人，所有供须皆仰州县”。“又造龙舟凤，黄龙赤舰，楼船篾舫，募诸水工，谓之殿脚，衣锦行幐，执青丝缆，挽船以幸江都。……轴舻相接二百余里，所经州县，并令供顿献食。”（《隋书·食货志》）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幅错综纠结的历史图画：饥馑流民，烽火血泪中有歌吹宴乐、雕栏画栋。何以在国将败亡之际，仍安于巡游宴乐，隋炀帝的心态是颇值得研究的。他是一位很重学术的人，史称其“好读书著述，自为扬州总管，置王府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以至为帝，前后近二十载，修撰未尝暂停；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蒱博、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余卷”（《通鉴·隋纪六》）。他又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人，诗和文都写得极好，从现存的隋诗看，他的诗无论从情思格调还是从文采看，都是最好的。他同时又是一位极自信极骄殆猜忌的人，史称其“自负才学，每骄天下之士”。他自信仅凭才能，他也当为天子。他是一位骄横残暴与文墨才华并存的人，是一位因施暴政而四面楚歌仍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当然也是一位无节制地纵欲而终于亡国的人。他的一生结局对于后来的帝王，无疑有着惊心动魄的提示。我们读唐史，会感受到这种提示在唐朝创立者的种种决策中无形的作用。炀帝是他们的一面镜子。这就是我们在理解初唐文学思想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前提。

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太原，在大业十三年（617）六月，攻占长安后，奉炀帝之孙杨侑为帝，李渊自为大丞相。翌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为宇文化及所杀。五月，杨侑让位，李渊即帝位，建立唐朝，改元武德。唐朝建立后，用了七年时间，平定了各地的起义队伍，重新统一了全国。两年后，也就是武德九年（626），李世民即帝位，是为唐太宗。从此，开始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政治军事强大、经济文化繁荣的朝代。贞观之治对于这个朝代的繁荣强大实至关重要。李世民和他的重臣们，亲眼看到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他们经历过无数的征战，深知创业的艰难。“民可载舟，亦可覆舟”这样一个朴素的伟大真理，和他们永保皇祚的强烈愿望紧紧联在一起，成为他们考虑一切问题的立脚点。从这样一个基本点出发，他们采取了一些比较符合现实情况的政策。在经济上，对人民群众的剥削比较有节制，“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使徭役赋税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遭到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因之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在政治上，唐太宗比较清醒和清明，一是纳谏，一是善于知人和用人。唐太宗的善于纳谏在历代帝王中是少有的。因为听得进臣下的意见，防止了政令上的许多错误。在用人上，摆脱了门第限制，科举取士，较好搜罗和使用了有用的人才。特别是科举取士，对唐文化的发展影响甚大。在思想领域里，既提倡儒学，又尊崇道教，同时不排斥佛教，儒、道、释互相影响、互相吸收，思想较为活跃。而由于执行了比较正确的民族政策和对外政策，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和中外文化的交流。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唐朝的建立者的气魄和眼光，他们从历史上得到的教益和善于运用这些教益于治国的实践中，比他们以前的帝王们都要多得多和高明得多。

他们的这些基本决策对有唐一代文学创作的繁荣和文学思想发展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唐文学的繁荣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个朝代的建立之初，就已经奠定了一个比较正确的指导思想。这个比较正确的指导思想使唐文学的发展有了一个较好的开端。分析一下初唐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的发展，我们就可以清楚发现，这样一个开端和盛唐文学的到来是整个发展过程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整个链条的第一个环节。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这个开端，盛唐文学的到来是不可想象的。以往，我们对这个开端似乎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和确切的评价。

从文学创作的发展趋势和文学思想的发展程度看，我们可以把唐王朝建立初至睿宗景云中约九十年左右时间，看作盛唐文学到来之前的准备时期，艺术上、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这个时期，大致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唐朝建立到初唐“四杰”中较年长的卢照邻走上文坛的永徽年间，大约是三十年左右；第二个阶段，从“四杰”登上文坛到陈子昂开始写他的《感遇》诗的垂拱年间，也是三十年左右；第三个阶段，从垂拱年间至景云中，也是三十年左右。

我们现在来看这三个阶段文学思想的发展情况。

第一节　反绮艳与主张文质并重

唐王朝建立到永徽中三十余年间，可以说是盛唐文学到来之前的第一次思想准备的时期。唐太宗和他的重臣们明确提出了文学必须有益于政教的主张，同时他们又重视文学的艺术特点，既反对绮艳文风，又并没有连文学的艺术特殊性一并反掉，他们的文质并重的文学观，为唐文学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思想基础。

一

唐太宗对待文学的基本着眼点，是反对用文学于淫乐，为此他反对淫靡文风，主张文学要有益于政教。他把文学和国家兴亡治乱是那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刻也没有稍忘历史上有关这方面的教训。他把前朝绮艳文风与当时帝王的纵欲相联系。他反对绮艳文风，是反对纵欲。他即位之后，生活比较有节制，史书上有关于他反对纵欲的不少记载。《贞观政要》记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至如雕镂器物，珠玉服玩，若资其骄奢，则危亡之期可立待也。自王公以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反对纵欲，在文艺上便反对淫放，提倡“节之于中和”，反对“释实求华”。《帝京篇·序》说：

予以万机之暇，游息艺文。观列代之皇王，考当时之行事，轩、昊、舜、禹之上，信无间然矣。至于秦皇、周穆，汉武、魏明，峻宇雕墙，穷侈极丽，征税殚于宇宙，辙迹遍于天下，九州无以称其求，江海不能赡其欲，覆亡颠沛，不亦宜乎。予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云之音，求之人情，不为难矣。故观文教于六经，阅武功于七德，台榭取其避燥湿，金石尚其谐神人，皆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全唐诗》卷一）

从这序中可以清楚看到他考虑文艺问题的思路，反对释实求华，主张节之于中和、不系于淫放，目的是反对纵欲。反对纵欲，是防止国家的败亡。不是不喜欢生活享受，不是不喜欢绮丽文章，而是害怕国家败亡。从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得出来的这些结论，是为了以史为鉴，惊覆亡颠沛之前车未远，虑皇基之能否永固。他把这一点放在一切考虑的前面。可以说，他考虑文风问题，首先是考虑政治上的得失，而不是文学本身。考虑政治，所以着眼点在有益教化上。他曾对房玄龄说：“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皆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贞观政要·文史》）他否定《甘泉》等赋，就是因为它们无益于政教。他用以衡量作品的，是以是否有益于劝诫为标准。贞观五年，太子承乾耽于逸乐，太子左庶子李百药作《赞道赋》以谏。太宗见到这篇赋后称赞李百药说：“朕于皇太子处见卿所作赋，述古来储贰事以戒太子，甚是典要。朕选卿以辅弼太子，正为此事，大称所委，但须善始令终耳。”他之称赞于李百药的，也仍然不在于他的赋有没有文学价值，他根本就不是从文学的角度去衡量这篇赋的，而在于这篇赋对培养一个合格的储君起什么作用。他考虑文学问题首先考虑政权得失的例子，还可举出他的大臣请为他编文集的事。贞观十一年，邓隆上表，请为太宗的文章编集，太宗不同意，对他说：“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亦大有文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贞观政要·文史》）他时刻害怕覆亡，一提到文章，立刻就想到国家兴亡上来。他举出的这几位前朝帝王，都是历史上有名的用文学于娱乐的人物。他们败亡的历史，就像幽灵一样，时时出现在唐王朝的建立者的心头，触动他的思绪，引起他的警觉，在他这位历尽征战的开国皇帝心中留下了过于深刻的印记，他是不敢时刻或忘的。

这就是他考虑文学问题时所首先考虑的。可以说，当他从社稷的安危考虑文学时，他考虑的主要不是文学本身的发展问题。

比之于隋文帝，唐太宗对于用文学于纵欲带来的危害的认识，似乎更为深切，他总忘不了前朝几个皇帝覆灭的惊心动魄的事实。因为着眼点在政权，他所反对的仅仅是有可能丧失政权的纵欲，仅仅是反对用于纵欲的文学，而不是文学本身。他并不孤立地反对绮丽文风。当他作为帝王，从国家的兴亡考虑问题时，他甚至连编集自己的文章也不愿意。但是当他作为一个文艺的爱好者和欣赏者考虑问题时，他对待文艺的态度却又有另一面。这位雄才大略的封建社会罕见的英主，比隋文帝高明的地方，就是他的眼光更为开阔、更为远大。他没有把问题绝对化。而且，他自己不仅是一位马上得天下的尚武的英主，也是一位对文艺颇有造诣的帝王。事实上，当他从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和欣赏者考虑问题的时候，他就常常注意到文学的艺术特点的一面。他并不否定文采，而且，有时他正是主要从文采的角度去评论作家的。他亲自撰写《晋书·陆机传论》，称赞陆机：“文藻宏丽，独步当时；言论慷慨，冠乎终古。高词迥映，如朗月之悬光；叠意回舒，若重岩之积秀。千条析理，则电坼霜开；一绪连文，则珠流璧合。其词深而雅，其义博而显，故足远超枚、马，高蹑王、刘，百代文宗，一人而已。”史臣说他即位之后，“于听览之暇，留情文史。叙事言怀，时有构属，天才宏丽，兴托玄远”（《旧唐书·令狐德棻传附邓世隆传》）。他还是一位书法家，书法艺术上的成就与书法理论的精微，更为后世所一再称道。他论书法，主骨力（参见《唐会要》卷三三引太宗论书）；他亲自撰写《晋书·王羲之传论》，论王献之、萧子云、王羲之书法之得失：

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枿而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羸而不放纵。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欤！子云近出，擅名江表，然仅得成书，无丈夫之气。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卧王濛于纸中，坐徐偃于笔下。虽秃千兔之翰，聚无一毫之筋；穷万谷之皮，敛无半分之骨。以兹播美，非其滥名邪？此数子者，皆誉过其实。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

他是纯粹从艺术欣赏的角度论书法的，而且说了许多行家的话。他也写诗，且时有佳篇。他还下诏修史、编文集等等。这方面，他完全不同于“不悦诗书”的隋文帝。

正因为他对文艺不是门外汉，在一定限度之内（不淫放以致亡国），他也崇尚文艺，所以在对待文艺的社会作用上，虽然强调政教之用，但并没有把问题看得那么绝对，没有把国家的败亡完全归罪于文艺。《贞观政要·礼乐》下面这段话，就说明了这一点：

太常少卿祖孝孙奏所定新乐。太宗曰：“礼乐之作，是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撙节。治政善恶，岂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对曰：“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以是观之，实由于乐。”太宗曰：“不然。夫音声岂能感人？欢者闻之则悦，哀者听之则悲，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人心苦，然苦心相感，故闻之则悲耳。何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俱存，朕能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

这是一段在美学思想史上很值得研究的话。它对于艺术欣赏过程中审美对象和审美主体的关系，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指出审美主体在审美过程中的主动作用。这且不说。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段话反映出来的他对文艺的作用的看法。他只承认两点：一是乐的“撙节”作用；二，乐在一定条件下的感染作用，即当审美主体具有或哀或乐的感情时，乐之哀乐才能引起共鸣。只要不是把文艺当作纵欲的工具，以导致国家的败亡，他并没有认为文艺具有决定政权兴亡那么大的力量。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唐太宗的文学思想的大致轮廓。他从政权的得失出发考虑文学问题时，着眼点在文学是否有益于政教，因此他才反对淫靡文风。他从一个文艺内行出发，他又没有完全否定文学的艺术特征，没有完全否定文采。他时刻以历史的戒鉴提醒臣下关于绮艳文风的危害，但他也没有像隋文帝那样下诏改革文体，更没有因“文表华艳”而治朝臣的罪。他对文学的这些看法虽然还没有充分表述，更谈不到系统，不能遽以之为唐朝初期的文艺政策。但作为一种指导思想，却是明确的。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作唐朝建国初期最高统治者对于文学的指导思想。初唐修史的重臣们，正是根据他的这些思想，加以发挥，进一步也更为详细地论述了对于文学问题的见解。

二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令狐德棻建议修梁、陈、北齐、北周、隋史。高祖下诏，命萧瑀等修魏、梁、陈、北齐、北周、隋史，历数年而没有修成。贞观三年，唐太宗复下诏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其成。贞观十年，五史相继完成。唐太宗命魏征等修史，重要目的就是“以史为鉴”。魏征等修史时，也多着眼于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便为巩固唐王朝的政权提供教益。由于这个明确的目的，他们常常在史书中评论历史上的功过得失，提出看法。对于文学问题也不例外。魏征、令狐德棻、姚思廉、李百药等，都在这些史书里论述了文学对于历朝政权得失的重要意义，提出他们对于文学问题的看法。

由于修史的这些人大多是唐朝的重臣，又从唐太宗那里秉承了明确的修史目的，他们在史书中表述的对于文学问题的见解，实质上是唐太宗对文学问题基本看法的进一步发挥和完善。我们完全可以把他们对文学问题的见解，看作唐朝统治集团对文学问题的看法。以往把这些人的文学观称为初唐史家的文学观，是不完全确切的。他们的文学观，和唐太宗的文学观一样，对于奠定唐文学发展的思想基础，实至关重要。

他们和唐太宗一样，首先着眼于文学的政教作用上。他们比唐太宗更为具体地总结了历史上文学和政教得失的关系。这一点魏征的观点特别明确。五史正在撰修过程的贞观五年，他就在《群书治要序》中说：“近古皇王，时有撰述，并皆包括天地，牢笼群有，竞采浮艳之词，争驰迂诞之说，骋末学之传闻，饰雕虫之小技，流荡忘返，殊途同致。虽辩周万物，逾失司契之源；术总百端，弥乖得一之旨。”（《魏郑公文集》卷三）这已经透露出了他将要在史书中阐述的对绮艳文风与政权得失的关系的看法。在史书中，他把这个看法表述得更为具体，如，在《陈书·后主本纪后论》中，他描述陈后主用文学于纵乐的情形：

后主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词，被以新声，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歌之，分部迭进，持以相乐。

他从这一历史现象引导出这样一个规律：

古人有言：亡国之主，多有才艺。考之梁、陈及隋，信非虚论。然则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无救乱亡之祸矣。

从不远的历史事实的回顾中，导引出来这样一个结论，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为唐太宗提供一个历史借鉴。他的这样一个有关文学的历史诫鉴的提出，也完全是魏征式的，切直、无所避讳，而且充满了他对唐朝的那种赤诚，一片忠义肝胆。他何尝是在考虑文学？他纯然是在考虑政权得失。他希望唐太宗不要再蹈梁、陈之主的覆辙，不要再尚淫丽之文，长浇伪之风，以遭乱亡之祸。

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评论梁代文学时，他也有类似看法，谈及文风，就谈及国家兴亡问题：

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德，盖亦亡国之音乎！

同样的观点，李百药在《北齐书·文苑传赞》也有表述。令狐德棻和姚思廉都有类似观点，不过表述得要委婉些。

这些观点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雄才大略的封建社会罕见的英主，和同样罕见的封建社会的名臣的际遇，面对前朝覆亡的不远的惊心动魄的历史事实，而又充满着建立万世基业的雄心壮志，决定了他们考虑问题的态度与方法。面对历史，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亡的道路，这几乎是他们考虑一切问题的思路。上述对于文学与政权得失的关系的观点，就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在这种特定的思路上产生的。这些观点，比前此文学思想史上的类似的观点是一种发展，是一个创造。在他们之前，还没有人把绮艳文风和政权得失的关系强调到这么重要的地步。孔子的诗可以观的观点，《左传》上季札观乐的记载，都只说明从诗风可以看出政治的得失，是以文观政。刘勰提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烨之奇意，出于纵横之诡俗；世积乱离，风衰俗怨，为文则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他涉及了文风与社会风貌的关系，十分精辟地论述了文学的时代风格问题。但是，他们都还没有把用文学于纵欲生活与国家的败亡这么紧密联系起来。他们还没有梁、陈这样的历史教训可供总结。无疑，这是历史为初唐政治家们提出的独特课题。在文风和政权的得失的关系问题上，在文学对于政权的影响上，初唐政治家们比他们之前的理论家们的感受要深切得多。

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就否定文学的特点。他们也和唐太宗一样，当以史为鉴，着眼于国家的兴亡时，他们是反对淫丽文风的。但是在论述文学如何发展时，他们并没有因反对淫丽文风而反对文采，更没有反对文学的特点，甚至连宫体诗的作者他们也没有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如，姚思廉不止一次指出“宫体”诗“伤于轻艳”，但在谈到徐陵时，还是承认“其文颇变旧体，缉裁巧密，多有新意”（《陈书·徐陵传》）。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则肯定江淹、沈约等人“缛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英华秀发，波澜浩荡，笔有余力，词无竭源”。他们反对的，是绮艳的与纵欲生活相联系的文学，而不反对文学的艺术特点。他们不同于李谔与王通，以一种偏颇去反对另一种偏颇。他们提倡的是一种文质并重的文学：

虽诗赋与奏议异轸，铭诔与书论殊途，而撮其旨要，举其大抵，莫若以气为主，以文传意。考其殿最，定其区域，摭六经百氏之英华，探屈、宋、卿、云之秘奥。其调也尚远，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贵当，其辞也尚巧。然后莹金璧、播芝兰，文质因其宜，繁约适其变，权衡轻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焕乎若五色之成章，纷乎犹八音之繁会。（《周书·王褒庾信传论》）

这段论述概括起来，就是以气为主，调远、旨深、理当、辞巧。这些要求，主要的部分并没有超出魏晋六朝人之所论。以气为主的主张，自曹丕始。旨深、理当、辞巧亦为刘勰所曾论述。可注意的是“调远”。“调”，原指声调、曲调，而魏晋用于评人，由声调而又及于情调，声中含情，听声察情。《世说新语·豪爽篇》：“桓宣武平蜀，集参僚置酒于李势殿，巴蜀搢绅莫不来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气，加尔日音调英发，叙古今成败由人，存亡系才。其状磊落，一坐叹赏。”音调而言英发，盖指其由言语而反映出来的情貌气概。钟嵘论诗，言及“调”，也大抵指情调气概，如论鲍照：“然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诗品》卷中）论谢庄：“希逸诗气候清雅。”（《诗品》卷下）气候，犹言气调。论郭泰机、顾恺之、谢世基、顾迈、戴凯，就径称气调：“观此五子，文虽不多，气调警拔。”（《诗品》卷中）此皆以调为声气情貌，不仅指音调、声调之证。《文心雕龙》仅有一处言及远调，在《体性篇》论阮籍时称：“嗣宗俶傥，故响逸而调远。”此“调远”，盖指情思高远。《晋书·阮籍传》称“嗣宗发言玄远”，殆即谓此。但“远调”作为对文学的要求提出来，从目前所见史料看，似以令狐德棻为最早。这点是很重要的。后来殷璠编《河岳英灵集》，在叙里论唐诗发展，就提到“景云中，颇通远调”。“远调”正是盛唐诗歌到来之一重要特征。令狐德棻对文学的这种以气为主，调远、旨深、理当、辞巧的要求，实是一种文质并重的主张，既反对绮艳文风，重在情志内容，而又接受六朝已经积累起来的艺术经验，是一种较为平妥的主张。

与此种主张相联，魏征明确提出融合南北文学的特点，取其两长的主张。他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说：若能取江左清绮的文辞，河朔刚贞的词义，“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善矣”。这是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第一个提出合南北文学之所长的主张。无疑，这是一种很有远见的主张，洞悉文学发展的历史趋势，指出文学进一步发展的途径，是符合文学发展的规律的。这点比隋代的理论家们要高明得多。隋代的理论家想矫正绮艳文风的弊端，采取的是彻底否定的态度，连文学本身也反对。而魏征他们采取的却是扬弃，去其泰甚，而存其合理部分，是从文学自身的发展趋势中，加以引导。国家的复归统一，文学的发展迟早要进入一个统一的进程，后来盛唐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正好证明了魏征主张的正确。盛唐文学正是合南北文学之两长发展起来的。

要言之，初唐政治家们既反对文学沿齐、梁文风发展下去，任其流荡忘返，用于消闲，纵欲，主张文学有益于政教，而又重视文学自身的特点。他们在对待文学自身的教化作用与文学的艺术特征的关系问题上，持一种比较全面的、比较平稳的有利于以后文学的发展的观点。

可以认为，唐太宗和他的重臣们的文学主张，为唐文学繁荣的到来奠定了一个好的思想基础，是唐文学繁荣到来之前的第一次思想准备。

三

他们的理论主张既然比较符合于文学发展的趋势，何以唐文学的繁荣没有很快到来？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文学繁荣的到来有政治、经济、文化的种种原因，并非只决定于文学理论指导的正确。仅就文学思想本身而言，原因似有下列各点：

第一，他们没有把这种主张付诸实践，没有身体力行。他们虽从思想上深知绮艳文风的为害，但自身却未能摆脱这种文风的影响。唐太宗和他的重臣们都如此。唐太宗本人就写宫体诗。有一次，他写了宫体诗，使朝臣赓和，虞世南谏阻说：“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太宗说：“朕试卿耳。”（《新唐书·虞世南传》）这其实只不过是一句为自己圆场的话。《旧唐书·上官仪传》说上官仪就因文采得到太宗的赏识，“时太宗雅好属文，每遣仪视草，又多令继和”。从现存唐太宗的诗看，不少确实有南朝风味，即使像《谒并州大兴国寺》那样的诗，虽正当出兵高丽不利还师不久，写来也与南朝诗风并无二致。这些方面，他的朝臣们是十分清楚的。贞观十八年，太宗想对初立的太子李治严加管束，要让他居太宗寝殿之侧，散骑常侍刘洎上书谏阻，引用的理由就是太宗自己的实例。这上书是很有趣的：

陛下……加以暂屏机务，即寓雕虫。综宝思于天文，则长河韬映；摛玉字于仙札，则流霞成彩。固以锱铢万代，冠冕百王，屈、宋不足以升堂，钟、张何阶于入室。陛下自好如此，而太子悠然静处，不寻篇翰，臣所未谕二也。（《贞观政要·尊敬师傅》，参见《旧唐书·刘洎传》）

这里很委婉地指出他所“自好”者，即为流霞成彩之雕虫。自己都未能摆脱齐梁文风之影响，而要臣下们做到，当然是很难的。

其实，唐太宗的不少朝臣，也同样未能摆脱齐梁余风的影响。谏阻唐太宗写宫体诗的虞世南，就是写宫体诗出身。《旧唐书》本传说他“善属文，常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己之意”。他入唐前，正是隋炀帝周围善于绮艳为文的南朝文人中的一员。他存留的文集里的一些诗，就颇有南朝韵味。太宗的不少近臣，都与南朝和隋的善于写绮艳诗文的文学群体有深切关系，如褚亮⁽¹⁾、刘孝孙⁽²⁾等人。刘孝孙撰有《古今类聚诗苑》，还为释慧净所编《续古今诗苑英华集》作序，在《序》中肯定了南朝文学。善于写绮艳的宫廷诗和艳情诗的，还有长孙无忌、李百药和杨师道等人。朝臣宴会赋诗，诗风亦复如是。于志宁有《冬日宴群公于宅，各赋一字》诗，令狐德棻、封行高、杜正伦、岑文本、刘孝孙都有《冬日宴于庶子宅，各赋一字》诗，封诗中就明言此次宴乐赋诗是“雅引发清音，丽藻穷雕饰”（《全唐诗》卷三三）。同书同卷与卷三五还有贞观年间的另一次宴会诗，岑文本、刘洎、褚遂良、杨续、许敬宗宴于杨师道山池，各有诗记其事。褚遂良《安德山池宴集》记此次宴乐：“良朋比兰蕙，雕藻迈琼琚。”许敬宗诗中所写，则是：“台榭疑巫峡，荷渠似洛滨。风花萦少女，虹梁聚美人。”与宫体诗旨趣无异。《旧唐书·杨恭仁传附杨师道传》称：“师道退朝后，必引当时英俊，宴集园池，而文会之盛，当时莫比。”“太宗每见师道所制，必吟讽嗟赏之。”从此二例可见一斑，知当时朝臣赋诗，多从南朝之旧，以丽藻为工。太宗晚年，似渐放纵（参见魏征《十渐疏》，《魏郑公文集》卷一）。一直到高宗龙朔三年，许敬宗和上官仪等撰《瑶山玉彩》，摘英辞丽句，此风更盛。所以后来杨炯在《王勃集序》中说“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