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旦三文
张钟俊母亲的祖父孙兴寿是前清的举人，也是饱学之士，曾在当地的义孰和书院任教。他不仅深谙诗词乐律，还能写一手好文章，书法也极佳。因此，每到春节或邻里办红白喜事，经常请他写对子。到张钟俊母亲孙星英这一代及下一代，孙氏家族培养出的人才更多。其最显著者，当数张钟俊大舅父孙文耀（1889~1949，字仲蔚）。孙文耀出生魏塘镇，在嘉善先后上私塾和小学，13岁便考上秀才。1904年，16岁的孙文耀作为嘉善县的邑庠生，即县学生源，考取上海震旦学院（后称震旦大学）。在震旦大学期间，孙文耀不仅学习成绩很优异，而且是个很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活跃人物，与翁文灏[1]、胡文耀[2]并称“震旦三文”，已经颇有名气了。
1908年公派留学比利时的“震旦三文”，图片来自百度百科。
“震旦三文”与当时较早接受到西方科学教育的其他士子一样，有一种强烈的科学救国情怀。他们深知祖国的贫瘠落后，一方面在于政治制度的落后；另一方面在于国人对于新知识的缺乏，尤其科学技术的落后。因此，都一心想尽快学到西方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振兴祖国服务。1908年震旦学院毕业后，孙文耀考取浙江省第一届官费留学生，与翁文灏、胡文耀等一起留学比利时罗文大学。孙文耀攻读的是工程技术、机械制造及冶矿工程。1913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欧实习一年后，翌年归国。留学期间，恰逢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孙文耀积极响应国内形式，与翁文灏、胡文耀等留欧同学一道捐款支持。在获知辛亥革命成功之时，留欧同学无不欢呼雀跃，孙文耀与同学一起在校园里悬挂民国国旗，表示对新政府的支持。孙文耀的爱国热情和积极行动使他在国外留学时期就成为很受关注的人物。乃至1914年学成归国后，北洋政府当局有意高薪聘请到政府部门工作，但他拒绝了政府的邀请，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技术性工作，到芦汉（芦沟桥至汉口）铁路（后改为京汉铁路）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建国后改为二七机车车辆厂）任工程师。由于专业基础扎实，业绩表现突出，不久他接替外国人副厂长职位，成为中国人首位车辆厂的厂长。他组织厂里的技术员工，自己设计各种机件图纸，建造轧钢车间、铸造车间等，自主生产机车零配件，为发展民族工业做了重要贡献。1918年7月，孙文耀受交通部派遣，到欧洲考察路政，并购置机车，引进技术，为以后机车国产化打下基础。由于其突出贡献，不久他被调任交通部路政司考工科科长、技正（仅次于“技监”的高级职位）兼技术委员、采购委员会委员等职，主管全国铁路的设计、土建、机车、机电等建设。1946年，孙文耀受聘北洋大学北平分校教授，次年到唐山交通大学任教。因常年在工地间奔波劳累，患肺病和心脏病，孙文耀于1949年6月因心肌梗塞过早地离世。
受其兄的影响及资助，张钟俊的小舅孙季华（1902~）也曾于1927年留学比利时罗文大学，攻读电机经济学，获硕士学位，归国后曾任西安市系统工程学会副理事长，西安水资源学会理事长，公用事业局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曾陕西省和西安市人大代表。
由于前辈打好了基础，到张钟俊这一辈，孙家后人在学业及事业上就更顺利了。孙文耀的后辈孙以宽、孙以亮、孙以光等均在京城长大，从小接受的教育条件更好，均学有所成。其中，孙以宽（1919年生），燕京大学毕业，后任辽宁省食品工业研究所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孙以光（1922年生）燕京大学毕业，任大连钢厂特钢研究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而孙以亮（1921，字道临）也是燕京大学毕业，后成为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上海电影制片厂一级演员。其曾担任的《渡江侦察记》《永不消逝的电波》等主角，在上世界六、七十年代是家喻户晓的明星人物，成为新中国早期电影艺术的典型代表。
电影艺术家孙道临（1921—2007）
孙道临（左）主演的影片《渡江侦察记》
[1]翁文灏（1889~1971），浙江宁波人，13岁中乡试秀才。后入震旦大学学习，1908年与孙文耀等一起考取浙江省官费留欧，留学比利时罗文大学地质学专业，1912年博士毕业，获理学博士学位，是中国首位地质学方向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回国后先在北洋政府农商部工作，1913年与丁文江一起创办地质调查所，是我国首个搞地质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机构。翁于1922年接替丁文江任所长。后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任教，曾任清华地质学系主任，1931年兼任代理校长。曾多次辞官不就，迫于蒋介石的恩惠，1935年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1945年任副院长。新中国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2]胡文耀（1885~1966），浙江宁波人。1904~08年震旦大学学习，1908年考取浙江省官费留欧，留学比利时罗文大学，学习数理天文专业，于1913年获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兼任北京观象台编辑。1931~52年任震旦大学校长。建国后曾任上海第二医学院（由震旦大学医学院改建而成）副院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第一至第三届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