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写意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杨绛
1935年7月，钟书不足25岁，我24岁略欠几天，我们结了婚同到英国牛津求学。我们离家远行，不复在父母庇荫之下，都有点战战兢兢；但有人做伴，可相依为命。
牛津大学在十月前后开学，我们下船后在伦敦观光小住。钟书的堂弟钟韩带我们参观大英博物馆和几个有名的画廊以及蜡人馆等处。这个暑假他一人骑了一辆自行车旅游德国和北欧，并到工厂实习。钟书只有佩服的份儿。他绝没有这等本领，也没有这样的兴趣。他只会可怜巴巴地和我一起“探险”：从寓所到海德公园，又到托特纳姆路的旧书店；从动物园到植物园；从阔绰的西头到东头的贫民窟；也会见一些同学。
我们这一暑假，算是远游了一趟；返回牛津，我怀上孩子了。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个孩子，我们也不例外。好在我当时是闲人，等孩子出世，带到法国，可以托出去。我们知道许多在巴黎上学的女学生有了孩子都托出去，或送托儿所，或寄养乡间。
钟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象。我们的女儿确实像钟书，不过，这是后话了。
我以为肚里怀个孩子，可不予理睬。但怀了孩子，方知我得把全身最精粹的一切贡献给这个新的生命。在低等动物，新生命的长成就是母体的消灭。我没有消灭，只是打了一个七折，什么都减退了。
钟书很郑重其事，很早就陪我到产院去定下单人病房并请女院长介绍专家大夫。院长问：“要女的？”（她自己就是专家。普通病房的产妇全由她接生。）
钟书说：“要最好的。”
女院长就为我介绍了斯班斯大夫。他家的花园洋房离我们的寓所不远。
斯班斯大夫说，我将生一个“加冕日娃娃”。因为他预计娃娃的生日，适逢乔治六世加冕大典（5月12日）。但我们的女儿对英王加冕毫无兴趣，也许她并不愿意到这个世界上来。我18日进产院，19日竭尽全力也无法叫她出世。大夫为我用了药，让我安然“死”去。
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像新生婴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脚后还有个热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浑身连皮带骨都是痛，动都不能动。我问身边的护士：“怎么回事儿？”
护士说：“你做了苦工，很重的苦工。”
另一护士在门口探头。她很好奇地问我：“你为什么不叫不喊呀？”她眼看我痛得要死，却静静地不吭一声。
我没想到还有这一招，但是我说：“叫了喊了还是痛呀。”她们越发奇怪了。“中国女人都通达哲理吗？”“中国女人不让叫喊吗？”
钟书这段时间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
“墨水呀！”“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
我说“不要紧”，他真的就放心了。因为他很相信我说的“不要紧”。我们在伦敦“探险”时，他颧骨上生了一个疔。我也很着急。有人介绍了一位英国护士，她教我做热敷。我安慰钟书说：“不要紧，我会给你治。”我认认真真每几小时为他做一次热敷，没几天，我把脓拔去，脸上没留下一点疤痕。他感激之余，对我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坏事”，我回寓所后，真的全都修好。
1941年暑假，钟书由陆路改乘轮船，辗转回到上海。当时辣斐德路（按：今复兴中路）钱家的人口还在增加。一年前，我曾在辣斐德路弄堂里租到一间房，住了一个月，退了。这回，却哪里也找不到房子，只好挤居钱家楼下客堂里。我和圆圆在钟书到达之前，已在辣斐德路住下等他。
钟书面目黧黑，头发也太长了，穿一件夏布长衫，式样很土，布也很粗。他从船上为女儿带回一只外国橘子。圆圆见过了爸爸，很好奇地站在一边观看。她接过橘子，就转交妈妈，只注目看着这个陌生人。两年不见，她好像已经不认识了。她看见爸爸带回的行李放在妈妈床边，很不放心，猜疑地监视着，晚饭后，圆圆对爸爸发话了。
“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她要赶爸爸走。
钟书很窝囊地笑说：“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
“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这是圆圆的原话，我只把无锡话改为国语。我当时非常惊奇，所以把她的话一字字记住了。
钟书悄悄地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圆圆立即感化了似的和爸爸非常友好，妈妈都退居第二了。圆圆始终和爸爸最“哥们”。钟书说的什么话，我当时没问，以后也没想到问，现在已没人可问。他是否说“你一生出来，我就认识你”？是否说“你是我的女儿”？是否说“我是你的爸爸”？我们三个人中间，我是最笨的一个。钟书究竟说了什么话，一下子就赢得女儿的友情，我猜不出来，只好存疑，只好永远是个谜了。反正他们两个立即成了好朋友。
她和爸爸一起玩笑，一起淘气，一起吵闹。从前，圆圆在辣斐德路乖得出奇，自从爸爸回来，圆圆不乖了，和爸爸没大没小地玩闹，简直变了个样儿。她那时虚岁5岁，实足年龄是4岁零两三个月。向来只有人疼她，有人管她、教她，却从来没有一个一同淘气玩耍的伴儿。
圆圆去世，60岁还欠两个多月。去世前一两个月，她躺在病床上还在写《我们仨》。第一节就是《爸爸逗我玩》。现在，我把她的记事，附在卷末。
我们挤居辣斐德路钱家，一住就是8年。
女儿的嫁妆
韩石山
女儿15岁，初中生，半憨不精，已初识嫁娶之事。我们父女的关系，平日又那么马马虎虎，套一句文雅的话，可说是介于师友之间，常开些当开不当开的玩笑。每天她放了学，我放下笔，有妻子做饭，父女俩便在客厅里说笑嬉闹。客厅紧傍着厨房，也是对正在“火线”上的妻子的慰劳。儿子在外地上学，这是我们一家三口每天最热闹的时候。
这天我对女儿说，爸爸笔耕大半生，已垂垂老矣，等你兄妹俩成家时，怕无充裕的钱物应付。不过我有数千册书，还有些家用电器，到时候可全给你们，两相比较，家电比书值钱，你是要家电还是要书？
这玩笑以前就开过，记得那时她说要书，我想引诱她说要家电，冰箱、彩电、录像机这些，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总该有些吸引力的，然后再好好奚落她一顿。
她似乎看出了我的鬼把戏，眼珠一转，说道：“我都不要。”“那你要什么呢？”“我要你。”“一个老爸爸，你不嫌弃，你那口子还嫌弃哩。”“那可不会。”女儿说，“到了我家，我把你锁在一间房子里，让你写文章，稿费全都是我的。有了你，不是啥都有了？”哈哈哈，我笑得快岔了气。“就樱儿能想出这号鬼点子！”妻在厨房听了，佯作嗔怪地说。得承认，这次斗嘴，我是彻底失败了。
这几年，她学业上有多大长进，我不知道，斗嘴上可是大有长进了，比如前些日子，为件什么事，她母女俩“得罪”了我，我便引用孔夫子那句话挖苦她们：“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你妈是女子，你是小人。”
但见她格眨格眨眼，顺口答道：“爸，你说得很对，不过你对孔子的话理解错了。那句话是说：女人和孩子是你这样的人难教育的，为什么呢？离得远了你就怨恨人家，离得近了你就对人家不尊重。”
妙哇！我忘了正在斗嘴，当即大加赞赏。不过，那话虽也机警，却不似今天要我做嫁妆这话来得率真可爱。有意思，她怎么能想出这么刁钻的俏皮话儿，没啥可羞的，能为女儿做嫁妆，也未尝不是人生一大乐事。至少说明，我这个当爸爸的，还是个有用之物，还没落到“老而不死是为贼”的地步。可一想到他兄妹俩小时候的种种遭际，又不免有些心酸。
我少小离家，负笈求学，又在外地工作，成家后夫妻天各一方，他兄妹俩都是在老家农村出生的。合家团聚，不过是近十年的事。孩子出生时，因工作忙，更因经济困窘，均未回家照料。稍大点儿，也未能给以更多的爱抚，一般孩子都有的玩具，几乎没给买过，只记得给儿子买过一个塑料西瓜，8毛钱，给女儿买过一个布娃娃，1元4角。妻子曾给我说过这么件小事，今日忆及，仍不胜唏嘘。
是女儿3岁时吧，一次妻子带她去镇上玩，来到百货商店，孩子见了一种小推车，哭闹着要妈妈给她买。一辆小车不过二十几元，但对我家来说已是不可想象的大数目。我那时一月工资50元，要养活四口之家。妻哄孩子说：“等爸爸一月挣上80块钱就给你买。”售货员听了露出鄙夷的神色。那时候，要挣上80元，少说也得当上县委书记！
这事，妻怕我伤心，从未对我说过，直到前两年才无意中提起。我曾问女儿，可记得此事，她说不记得。孩子能忘了，当爸爸的既然知道，实在是难忘的了。这遗憾，怕至死都会刻在我的心头。至今每次上街，走过卖玩具的地方，看见小推车，我总不忍多看。当然，这亏欠也可以用别的方式加倍地补上，但那不过是自欺，任你什么方式，能补得上孩子幼年心头的创伤么？纵然她未必知晓。女儿现在很爱收集小物件，也爱做些布娃娃之类的小手工，挂在床头，摆在书桌，我疑心这正是对童年时心灵上的缺憾的补偿。太伤心，也太残酷，我从未点破。
别说孩子了，我现在爱和孩子们在一起嬉戏、玩耍，又何尝不是一种心灵上的补偿？
有人说南唐李后主所以无能，是因为“生于宫掖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确否不敢妄论，但我总觉得长于妇人之手，实在不能说是坏事。家父一辈子在外地工作，很少回家，我是母亲一手带大的。与妻子团聚后，穿衣吃饭，全由妻子料理。将来年迈体衰，卧床不起，能在床前侍奉汤药的，怕也只有女儿。人的一生，幼年有母亲抚爱，成年有妻子照料，晚年有女儿侍奉，也算得上大福大贵了。想到这儿，我对女儿说：“爸爸就做你的嫁妆吧，只是到了你家，别锁在房子里就行了。”
“那可不行。”女儿笑着说，“不锁住，过两天你又跑到我哥哥家去了。”
我想倒也是的，一双儿女，哪头也放不下呀！
玻璃匠和他的儿子
梁晓声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城市里总能见到这样一类游走匠人——他们背着一个简陋的木架街行巷现，架子上分格装着些尺寸不等、厚薄不同的玻璃。他们一边走一边招揽生意：“镶——窗户！……镶——镜框！……镶——相框！……”
他们被叫做“玻璃匠”。
我的一位中年朋友的父亲，便是那个年代的一名玻璃匠，他有一把德国造的玻璃刀。那把玻璃刀上的钻石，比许多玻璃刀上的钻石都大，约半个芝麻粒儿那么大。
有次这位朋友在我家里望着我父亲的遗像，聊起了自己曾是玻璃匠的父亲，聊起了他父亲那一把视如宝物的玻璃刀。
他说：“父亲一向身体不好，脾气也不好。我10岁那年，母亲去世了，从此父亲的脾气就更不好了。”而他是长子，下面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父亲一发脾气，他就首先成了出气筒。年纪小小的他，和父亲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也越来越冷漠。他认为他的父亲一点儿也不关爱他和弟弟妹妹。他暗想，自己因而也有理由不爱父亲。他承认，少年时的他，心里竟有点儿恨自己的父亲。
有一年夏季，他父亲回老家办理他祖父的丧事。父亲临走，指着一个小木匣严厉地说：“谁也不许动那里边的东西！”——他知道父亲的话主要是说给他听的。同时猜到，父亲的玻璃刀放在那个小木匣里了。但他也毕竟是个孩子啊！别的孩子感兴趣的东西，他也免不了会对之产生好奇心呀！何况那东西是自己家里的，就放在一个没有锁的、普普通通的小木匣里！于是，父亲走后的第二天，他打开了那小木匣，父亲的玻璃刀果然在内。但他只是将玻璃刀从双层的绒布套子里抽出来欣赏一番，比划几下而已。他以为他的好奇心会就此满足，却没有。
第三天，他又将玻璃刀拿在手中，好奇心更大了，找到块碎玻璃试着在上边划了一下，一掰，碎玻璃分为两半，他就觉得更好玩了。以后的几天里，他也成了一名小玻璃匠，用东捡西拾的碎玻璃，为同学们切割出了一些玻璃的直尺和三角尺，大受欢迎。然而最后一次，那把玻璃刀没能从玻璃上划出纹来，仔细一看，刀头上的钻石不见了！
他这一惊非同小可，心里毛了，手也被玻璃割破了，他怎么也没想到，使用不得法，刀头上那粒小之又小的钻石，是会被弄掉的。他完全搞不清楚是什么时候掉的，可能掉在哪儿了。就算清楚，又哪里会找得到呢？就算找到了，凭他，又如何安到刀头上去呢？他对我说，那是他人生中所面临的第一次重大事件。甚至，是唯一的一次重大事件。以后他所面临过的某些烦恼之事的性质，都不及当年那一件事严峻。他当时可以说是吓傻了。
由于恐惧，那一天夜里，他想出了一个卑劣的办法——隔天，他向同学借了一把小镊子，将一小块碎玻璃在石块上仔仔细细捣得粉碎，夹起半个芝麻粒儿那么小的一个玻璃碴儿，用胶水黏在玻璃刀的刀头上了。那一年是1972年，他14岁……
三十余年后，在我家里，想到他的父亲时，他一边回忆一边对我说：“当年，我并不觉得我的办法卑劣。甚至，还觉得挺高明。我希望父亲发现玻璃刀上的钻石粒儿掉了时，以为是他自己使用不慎弄掉的。那么小的东西，一旦掉了，满地哪儿去找呢？既找不到，哪怕怀疑是我搞坏的，也没有什么根据，只能是怀疑啊！”
他的父亲回到家里后，吃饭时见他手上缠着布条，问他手指怎么了？他搪塞地回答，生火时不小心被烫了一下。父亲没再多问他什么。
翌日，父亲一早背着玻璃箱出门挣钱去。才一个多小时后就回来了，脸上阴云密布。他和他的弟弟妹妹吓得大气儿都不敢出一口。然而父亲并没问玻璃刀的事，只不过仰躺在床上，闷声不响地接连吸烟。
下午，父亲将他和弟弟妹妹叫到跟前，依然阴沉着脸但却语调平静地说：“镶玻璃这种营生是越来越不好干了。哪儿哪儿都停产，连玻璃厂都不生产玻璃了。玻璃匠买不到玻璃，给人家镶什么呢？我要把那玻璃箱连同剩下的几块玻璃都卖了。我以后不做玻璃匠了，我得另找一种活儿挣钱养活你们……”他的父亲说完，真的背起玻璃箱出门卖去了。
以后，他的父亲就不再是一个靠手艺挣钱的男人了，而是一个靠力气挣钱养活自己儿女的男人了。他说，以后他的父亲做过临时搬运工，做过临时仓库看守员，做过公共浴堂的临时搓澡人，居然还放弃一个中年男人的自尊，正正式式地拜师为徒，在公共浴堂里学过修脚……
而且，他父亲的暴脾气，不知为什么竟一天天变好了，不管在外边受了多大委屈和欺辱，再也没回到家里冲他和弟弟妹妹宣泄过。那当父亲的，对于自己的儿女们，也很懂得问饥问寒地关爱着了。这一点一直是他和弟弟妹妹们心中的一个谜，虽然都不免奇怪，却并没有哪一个当面问过他们的父亲。
到了我的朋友34岁那一年，他的父亲因积劳成疾，才60多岁就患了绝症。在医院，在曾做过玻璃匠的父亲的生命之烛快燃尽的日子里，我的朋友对他的父亲孝敬倍增。那时，他们父子的关系已变得非常深厚了。一天，趁父亲精神还可以，儿子终于向父亲承认，20年前，父亲那一把宝贵的玻璃刀是自己弄坏的，也坦白了自己当时那一种卑劣的想法。
不料他父亲说：“当年我就断定是你小子弄坏的！”
儿子惊讶了：“为什么，父亲？难道你从地上找到了……那么小那么小的东西啊，怎么可能呢？”
他的老父亲微微一笑，语调幽默地说：“你以为你那种法子高明啊？你以为你爸就那么容易骗呀？你又哪里会知道，我每次给人家割玻璃时，总是习惯用大拇指抹抹刀头。那天，我一抹，你黏在刀头上的玻璃碴子扎进我大拇指肚里去了。我只得把揣进自己兜里的五角钱又掏出来退给人家了。我当时那种难堪的样子就别提了，那么些大人孩子围着我看呢！儿子你就不想想，你那么做，不是等于要成心当众出你爸的洋相吗？”
儿子愣了愣，低声又问：“那你，当年怎么没暴打我一顿？”他那老父亲注视着他，目光一时变得极为温柔，语调缓慢地说：“当年，我是那么想来着。恨不得几步就走回家里，见着你，掀翻就打。可走着走着，似乎有谁在我耳边对我说，你这个当爸的男人啊，你怪谁呢？你的儿子弄坏了你的东西不敢对你说，还不是因为你平日对他太凶吗？你如果平日使他感到你对于他是最可亲爱的一个人，他至于那么做吗？一个14岁的孩子，那么做是容易的吗？换成大人也不容易啊！不信你回家试试，看你自己把玻璃捣得那么碎，再把那么小那么小的玻璃碴粘在金属上容易不容易？你儿子的做法，是怕你怕的呀！……我走着走着，就流泪了。那一天，是我当父亲以来，第一次知道心疼孩子。以前呢，我的心都被穷日子累糙了，顾不上关怀自己的孩子们了……”
“那，爸你也不是因为镶玻璃的活儿不好干了才……”
“唉，儿子你这话问的！这还用问吗？”
我的朋友，一个34岁的儿子，伏在他老父亲身上，无声地哭了。
几天后，那父亲在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的守护之下，安详而逝。
我的朋友对我讲述完了，我和他不约而同地吸起烟来，长久无话。
那时，夕照洒进屋里，洒了一地，洒了一墙。我老父亲的遗像，沐浴着夕照，他在对我微笑。他也曾是一位脾气很大的父亲，也曾使我们当儿女的都很惧怕。可是从某一年开始，他忽然判若两人，变成了一位性情温良的父亲。
我望着父亲的遗像，陷入默默的回忆——在我们几个儿女和我们的父亲之间，想必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事吧？那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呢？——可我却没有我的朋友那么幸运，至今也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了，将永远是一个谜了……
一生偶然
葛优
我一直到十八九岁都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是什么样。我爸演戏的时候，我经常躲在一边看。那时，我觉得自己可能是一辈子的忠实观众吧。
“文革”结束了，艺术院校招生，我忽然好像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了。考艺术院校时，主考官让我演一个动作：从后面捂女孩的眼睛。我太紧张了，捂住她的眼睛，手就下不来了。那女孩只好把情人见面的戏变成了抓流氓的戏。
我最大的特点是两个字，一是蔫，一是缩。我不像我爸，他脾气火爆，敢当着一千多人的面上台指挥，打死我也不敢。只要有什么活动让我出席，我就本能地往后缩。如果出席的人有十几个，我就本能地坐在最边上。我要是紧张了，就容易出汗，手心脑门出汗。出席活动，快到大厅门口时，我最紧张，好像一开门就有机枪扫射似的。
老那么惯着自己，也不行。都老大不小了，有人叫老师了，还那么羞答答的，不行。我也假装放松过，就想象自己在拍戏，效果似乎也不错，可总觉得太假了。我告诉别人，其实我不紧张。有人说：“谁都能看出来，你满脑门子汗，说话磕磕绊绊，不叫紧张叫什么？”我索性老老实实说自己紧张，也不想老装大尾巴狼。这么一想，我反倒踏实下来。
我在北影大院长大，从小看过太多著名的演员，比如于洋、赵子岳、张平等。街坊邻居都是全国闻名的大演员，有时我刚看完他们主演的电影，回家就看见他们骑着自行车，筐里装着刚抢购回来的大白菜，好像刚从银幕上下来。
李敖写了一本书叫《上山下山》，我很喜欢这个书名。人生用这四个字就穷尽了。如果时光倒流，我愿意回到刚成名的那个阶段。刚成名的时候是上山，上山时一切都是未知，你不知道自己会到什么地方，能到什么地方，你在上升的曲线上。人最美好的是追求的过程。你看世界上流传的最经典的爱情故事，都是没有结局的，如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什么是结果？死亡才是真正的结果。也许等我再老些，就能接受日本人的美学观了——下山也是一种美，但现在我觉得没走到头的时候是最好的。
人的一生都是偶然。演《霸王别姬》我没得奖，演完《活着》，天时地利人和都该我得了，就得了。如果当时有什么别的戏出彩，也就没我了。
20世纪90年代，人们不把那些高大全的人物当回事了，都想看到活生生的人。我有平民色彩，不虚伪。那时，中国人开始需要大批量的幽默，不想进电影院受教育、上课。我代表那时人们的心态，比较放松，比较乐观，也比较普通。谁也别想教育谁，大家都是平等的。那时经济发展，过去很多牢笼式的观念被打破。大家忽然发现，不是只有那些长得好看的、说得好听的人才重要，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连葛优都能上屏幕，谁不能呢？
比起一些偶像明星，我觉得特坦然。我不怕年华老去，不用和狗仔队打游击，不用为了曝光率没事找事。我一是不想当老百姓的对立面，二是我也当不上，三是当上的代价太大，活着该有多累！
我最想做的事情是一个人待着。有朋友一拿起书，看两行字就晕了，我不至于那样，每天至少要看十几个剧本吧。我觉得还不够静，还不够让我拿起一本书就放不下，周围总有好多事干扰我。
我也爱热闹。比如喝点儿酒、聊聊，没有什么利益关系的。我是最不怕听人说的，只要对方能侃，我就可以一直听他说下去，所以朋友爱找我喝酒。我最爱扮演的角色就是听众。每次喝酒，我说话很少，更多是看朋友耍贫。
我总是矛盾着，又想热闹又想静，是不是有点儿矫情？
娘妻落水先救谁
柯云路
许多男性朋友跟我说起过这样的事——老婆不止一次地问：“我和你妈都落水了，你先救谁？”这些朋友一般都夹在老婆和老娘之间，进退维谷，有苦难言。这个发生概率比买彩票中五百万还小的事件，之所以一次次地敲打着许多男人的神经，多缘于妻子与母亲的矛盾。
妻子和母亲，两个都是至亲的亲人，谁不高兴都会牵动你的神经。这时，作为老公和儿子的你，就需要特别冷静。
你和妻子相识相恋到结婚，找到相爱的人并不容易，因此，首先你们要学会彼此珍惜。接下来我要说的是，相爱并不等于没有矛盾。
在所有的伦理关系中，夫妻关系是最重要的亲情，是家庭关系中第一位的关系。但这个最重要的关系却由两个毫无血缘联系的人组成，这就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和问题。结婚时每个人身后都站着一大片“背景”——各自的兄弟姐妹、父母亲属和朋友。这些亲情对婚姻的另一方可能是完全陌生的，但对自己而言，则带着从童年、少年到成年的成长印迹，日积月累着他人不可想象的巨大力量。
尊重这种亲情，并且理解这个力量，是夫妻和睦相处的必要前提。
前面说过，妻子和母亲同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亲人，但你要明白，她们之间并无感情，妻子的出生和成长与你的父母兄弟无任何联系。你对父母的感情，妻子至多只是理智上理解和尊重，不会有如你一样的切身感受。这样，当你组成自己的小家，并且这个小家的利益与大家庭的利益发生冲突时，第一，你要能够理性地对待；第二，要能用聪明的方法化解。
面对妻子对婆婆的抱怨，最好的办法是不吭气，这时千万不可为母亲辩护。家庭中的事情本无是非，许多冲突只是情绪，情绪过去了，也就没事了。你为母亲辩护的结果只能是火上浇油，让妻子觉得自己的感受不被重视，做丈夫的不心疼她，不站在她这一边维护小家的利益。她的火气反而更大。
此外，丈夫要懂得适当地示弱。遇事先把妻子放在前面，让她知道你最看重和她的关系，同时把自己的为难之处告诉她——总不能不孝顺父母吧？让她帮你想想办法。同时，还要尽可能地多关心妻子的父母，以心换心。你对她的父母好了，她自然也愿意“回报”你。
总之，夫妻之间闹矛盾了，要冷处理。冷处理并不等于冷战，不是针尖对麦芒。现在许多男人自称“妻管严”，对这种现象也要分析。“妻管严”不一定是丈夫软弱，通常的女孩子都会有点小脾气，这种时候要会哄，会哄女孩也是男人的本事。不肯低头不一定是大男人。有力量的人其实不怕低头。在自己的妻子和母亲之间，我们要做一个聪明的男人。
最后，我想说，其实在这个世界上，那些能够白头偕老的夫妻，一生基本上都结“三次”婚：
第一次，是和这个人结婚。这指一眼看到的身高、相貌、学历、金钱、气质之类。
第二次，是和对方的习惯结婚。因为对方的生活习惯完全有可能和你格格不入。一个小小的饮食习惯合不来都可能产生龃龉。至于起居、社交、工作、待人接物等方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顽固天性，习性合不来，也会导致婚姻解体。
第三次，是和对方的家庭结婚，这里指父母兄弟姐妹及更广大的家庭文化背景。多少对年轻夫妇因为与两边老人的关系摆不平而吵闹不休，最终导致感情破裂。与对方的家庭结婚，是指双方还要交换对父母的关心和责任。这一点处理不好，也不会有完美的婚姻。
为人父母劳碌命
陈晓卿
因为经常加班，回家路上肠胃难免急剧蠕动，跟闹钟似的。松榆西里那家淮南牛肉汤是我常去光顾的地方。主人姓郝，头一次吃了他家的牛肉汤，我就有一种“无限接近淮南”的感觉。
在安徽老家，老郝也是个基层干部，本来退休了可以在家颐养天年。但老郝的儿子十几年前来北京工作，老两口在千里之外不免牵挂，跟着来了之后，儿子忙，老郝和太太又有些落寞，于是便捡起了家传的牛肉汤手艺。
老郝做这个不完全为了挣钱，牛肉早就涨到24块钱一斤了，他们家的牛肉汤还是10元一碗，所以，店里的人总是满满的，过了夜里10点，这家店还是灯火通明。除了安徽周边的外地人，也有不少当地的顾客。经常有当地口音的邻桌，就着10块钱一碗的汤，喝着6块钱的二锅头，说着几十亿的生意。
前两天，又路过老郝家的店，看到窗户贴着“门店转让”的纸，我不禁吃了一惊。停车进店，老郝问都没问，就从后面厨房里变出一碗牛肉汤来。郝太太则坐在一旁专心答疑解问。原来，老郝的儿子当了爸爸，孩子刚满3个月。“现在的年轻人不会带孩子。月嫂也不靠谱，孩子还得自己带。所以，我们打算把店盘出去。”郝太太说。我指着一屋子客人问：“这么好的生意，真不打算要了？你们舍得？”老郝嘿嘿一笑，说是有点可惜，“但是，”他提高声调，“再好的生意，也不能有自己的孩子重要啊！”
想起在成都二道街一家冒菜店也曾遇到类似的经历。这家冒菜店的生意几乎是成都最火爆的。去年夏天在成都出差，抽出了一个中午排队，排到将近一个钟头的时候，女主人出来指着我说：“从这位起，往后的同志都不用排了，我们要关门了。”奇怪的是，我身后的所有客人，没有任何怨言，选择了默默离开。我急了，反复跟主人解释，自己是从北京千里迢迢专程来的。百般哀求，主人这才让我进店。
冒菜店开在居民楼里，满坑满谷的人，红油的香味注射一般地刺激着所有的味觉系统。享受着难得的美味，心里更加纳闷：这么好的生意为什么只在中午营业？老板娘特别利索，说：“下午我们娃儿就放学了，要做作业，怕干扰……”她一脸自豪，“要知道，我们女儿一直是年级的前五名哦。”“那女儿将来去外地读大学，你咋办？”我问。老板娘想了想说：“那我就去陪读。”
盛夏里的成都冒菜也好，寒冬里的淮南牛肉汤也好，都不是什么高档的饮食，只要细心都不难做好。难得的是，主人都是为人父母的劳碌命，这仿佛是中国人的传统。几乎每一对中国父母都有一颗与生俱来的溺爱孩子的心，再兴隆的生意，再多的钱财，对他们来说，都没有自己下一代的成长重要——这正是他们全部的希望。
花甲之年懂爱情
章诒和
我是第二次婚姻了。二次婚姻的特点是婚前双方要把所有问题提前谈好，权衡的分量大于情感的砝码。所以，婚后我和丈夫的关系，平淡得像“独联体”——松散的联盟。一人一间屋，各干各的事，各看各的书，经济独立，社交独立，日子再平淡不过了。可是一旦他倒下，那平淡后面的东西突然显露出来，血淋淋的！我恍然大悟：他不是我的丈夫，他是我生命的全部。
我哭泣着不断哀求医生：“救救他，用我的命换他的命！”两次昏死在他的病房。我第一次倒地，他大叫：“这儿不是医院，这是虎口。我俩不能都掉进来，你要逃出去！从明天起，不许你来看我。”第二次，他就只能用无比忧伤的眼睛望着我，望着我。
丈夫的病越来越重了，那时我刚好写完《忆张伯驹夫妇》的草稿。他挣扎着一天看一两页，还在稿子上面做记号，并吃力地说：“小愚，你写得比以前好多了。但还有很多问题，等我的病好了，我来给你改。”过了一个多月，丈夫大概知道已经没有为我修改文章的可能了。他把稿子从枕头底下抽出来还给我。说：“写吧，写吧。等我死了，你就成功了。”
一天，丈夫的气色还好。他坐起来拉着我的手说：“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四段。后三段都是苦，前面的生，也未必是乐。古人把立德、立功、立言视为人生的标准。小愚，对你来说，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活下去！这是你父亲（章伯钧）当年的叮嘱，也是我的叮嘱。我不担心你的工作，只担心你的生活。你什么都不会呀。我死后，谁给你领工资？马桶坏了，谁给你修？灯绳断了，谁给你接？你一个人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再找一个男人吧！”我扑在他胸前，放声大哭。
“死”是结束；“老病”是处在生死之间；而半生半死，最是痛苦。我和他都是半生半死人。此后，丈夫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靠输液和“杜冷丁”活着。
一个周日，他的两个孩子都来探视。预感到来日无多的他，流着眼泪要求孩子：“你们今后要照顾好章姨！答应我，答应我！”其声嘶哑，其情凄怆——死神来临之际，夫妻诀别之时，我临近花甲之年，懂得了爱情，也懂得了男人。清理他的遗物，我发现一个纸夹。那上面的每一张纸，丈夫用铅笔写着同样的一句话：今后最苦是小愚，今后最苦是小愚。
丈夫去世六载。六年来，以往夫妻的共同节目如看大片、看球赛、写对联、下棋、听戏、散步，我全戒了。
我一直以为人生有两件东西是属于自己的，一是情感，二是健康。丈夫一步一回头地离去，使我猛然醒悟：这个世界原来是什么也抓不住的！我内心那份绝望的寂寞，从此与生命同在。只要活一天，它就在一日，很深，很细。
尽孝不再拖
潘石屹
甘肃天水，有“穷甲天下”之称。1963年，我就出生在这里的麦积区潘集寨。我爸爸是下放到农村的“右派”，妈妈虽然念过“国立高中”，却是个普通农妇。
爸妈一共生了5个孩子，我排行老二，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
小时候，家里很穷，青黄不接时，妈妈总要去邻村捡拾人家收完剩下的菜叶，做酸菜充饥。
最小的妹妹出生三个月后，赶上没有粮食，饿得直哭，爸妈养不活她，只好把她送人。
家里的日子依旧艰难，大妹妹在3岁那年，不得已，送给一户拥有一头奶羊的人家。
两个妹妹送走后，妈妈思念成疾，身体每况愈下。不久，她因中风而瘫痪。那一年，妈妈才52岁。
1981年，我考上了中国石油管道学院。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河北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几年后，我辞职，揣着80元钱，前往广东。南下前，我回了一次老家。怕母亲担忧，我没有将辞职的消息告诉她。妈妈发现了端倪，当我离家时，她硬要爸爸和弟弟抬着她送我，给了我两条手工缝制的蓝色棉裤。
我的泪顿时夺眶而出，瘫痪在床的妈妈，缝制这两条棉裤，多不容易，要受多少罪呀。担架上的她，紧紧地拉着我的手：“孩子，不要哭，尽管去闯吧，不要担心我。”快出村口了，我回过头，妈妈还坐在担架上，远远地看着我。
弟弟在哭，我含泪说：“哥会回来接妈妈的，别伤心。我一定要尽早赚钱，给妈治好病。”
1989年3月，我来到海南。除了梦想，我一无所有。白天，我四处找工作，晚上，睡在沙滩上。直到6月，我自荐到一家砖厂当厂长后，每月都能赚一两万元钱，境况有所好转。1990年5月底，看到存折上有8万多元钱，想到一直躺在病床上的妈妈，我想寄钱回家给妈妈治病。可是，扩大砖厂规模需要钱，我想，现在是事业发展的关键阶段，过一段时间再说吧。
几个月后，由于种种原因，砖厂停产，我亏得连回家路费也没了。我又和几个朋友合伙，创建了海南农业高科技联合开发公司，开始炒房，并赚了上百万元。
我马上打电话给妈妈，说：“现在，我可以寄钱为您治病了。”妈妈却说：“病这么久了，哪还能治好？你只管，忙你的事业就行。”
不久，海南房地产业出现经济泡沫，我再次变得一无所有，万念俱灰……
身在老家的弟弟，知道了我的窘况，不久，我竟接到了妈妈的电话。妈妈说：“娃，妈虽担心你，更信你。只要你去做，你绝不比别人差。”妈妈的安慰和鼓励，给了我力量。第二年，经过慎重考虑，我和朋友合伙到北京发展，成立万通公司。我否极泰来，事业、生活终于有了彻底的好转，工作也比以往忙了很多。很多次，我都想回家看看妈妈，因为忙事业，琐事又多，一直没有抽出时间。
1994年，我和张欣结婚了。得知我娶了一个优秀的海归媳妇，在电话里，妈妈一再叮嘱我，早日带妻子回家。
这一次，我下了决心，不管怎样，一定要回一趟老家，接妈妈去治疗。
当年10月，我和张欣回到老家。听说我要将她送到医院治疗，她说：“你忙你的事业吧，妈病了这么多年，哪还能治得好？”
在家待了3天，我决定送妈妈去医院，妈妈还是说：“你有时间，就陪我多说说话，要送我去医院，还不如早点回北京忙事业。”想到送妈妈去医院检查，至少需要一个星期，又想到北京有很多事情等着我，我没有再坚持。
1995年，我和张欣共同创立了SOHO中国有限公司，再度向房地产进军。此后，公司飞速发展，进入“中国纳税百强榜”。在这期间，我多次想回家，将母亲接到北京治疗，可人一忙，这个愿望就一拖再拖，没有如愿。
2007年11月，一个项目正处在关键时候，公司设计部副总刘晓明却突然提出请假，原因是他母亲的糖尿病犯了，他必须去医院照顾母亲。
他哽咽着说：“潘总，我母亲为了供我上学，辛苦了一辈子，我可不想以后留遗憾啊。”
刘晓明为尽孝而请假，深深地震撼了我。如果不是妈妈，我还在甘肃天水老家务农啊。当天，我丢下手中所有的工作，飞往甘肃……这一次，我终于将母亲接到了北京。
姑姑命好
刘若英
那天北京风很大，拍戏搭的帐篷都快被吹倒了。我脱下穿了一天的威亚衣（吊钢丝的装备），倒在躺椅上正跟自己全身的酸痛较劲中，工作人员把手机给我，说是电话亮了好多次，不知有什么急事？我说：“再急的事也没有拍戏急吧！”接过手机，显示我姐姐无数次的“未接来电”，短讯三个字：“急，回电！”这三个字能令人全身发麻。而电话那一头姐姐哽咽地说：“姑姑走了。”
这要如何反应？十天前我在台北见她时，她还坐在沙发上跟我讨论下午茶蛋糕有多好吃，然后兴高采烈地准备去参加小学同学会。姑姑回到美国后，给我电邮，介绍新时装设计师的网站，并计划过两个月，要与姑丈再去邮轮旅行……一切历历在目，怎么她就走了呢？难道走的是姑姑的另一个分身吗？姑姑一直喜欢看我写那些已故老家人的故事。但我从没想过，我这么快就必须开始回忆她。
姑姑常说，我爸爸把她当女儿，而不是当妹妹，对她的疼爱甚过于对我跟姐姐。爸爸没有带我去吃过一次冰激凌，却曾带姑姑到圆山饭店吃冰激凌“吃到饱”，回家时嘴唇都冻紫了，被祖母念叨一顿。家中规矩很多，使得这家里的孩子容易人在福中不知福，老想“闯出去”，以为外面是自由天地。姑姑首当其冲，大学时就立下志愿，定要到美利坚深造。毕了业，她与姑丈结婚，也毅然决定留在异国生活。不知是不是小时向往“篱笆外的生活”使然，姑姑非常能干。我去美国上大学时，住过她家一段时间，对她超人般的体力叹为观止。因为希望子女有好的生活环境，她选择住郊区，而自己每天上班，必须开一个多小时的车进市中心。在车上也不闲着，一边开车、一边化妆、擦指甲油、电话联络公事、安排儿女行程。下班回家，操办完家务，继续追连续剧、和朋友聚会……她总能把日程安排得既紧凑又完美。在她的生活里，什么事都有，就是没有“停下来”这件事。
当我们感觉一切安排很妥当，按表操课就应该万无一失的时候，老天总会给我们新的课题。
加州的阳光总给人无限美好之感。在这样一个周末下午，姑姑一如既往冲冲冲，决定抽空去剪个头发，让接下来的一周有个清爽的感觉，就在她躺下来冲洗头发时，眼前一黑，她中风了。
我们得知这个消息时，她已度过危险期。姑姑不想让自己在台湾的母亲担心，故意拖延通知家人她的病况。在姑丈全心的照料下，加上姑姑不服输的性格，一年后，除了行动仍有不便，言语表情都已经正常。去美国看她，她轻轻松松地跟我炫耀：“现在停车可省事了，可以停残障车位，也不用工作，政府养我，不需要做家务，老公包办……老天真疼我，让我五体不勤。等我好全了，一定会想念这种悠闲日子的。”
就在我们快相信痊愈是可能的时候，我收到她的一封信。
我得了乳癌，第三期，已经在8月12号切除，下个星期开始做化疗。人生的重大疾病，短短的时间，我经历了两项。朋友说我该去买乐透。幸运的是，每次生病，我亲爱的家人都陪伴左右，这是不幸中的幸福。你美国的演唱会我很想去看，但还是要视当时治疗的情况。请你们都好好地善待自己的身体。
姑姑
信是如此淡然而实事求是，但背后又藏了多少的泪水与苦痛。疾病确实考验亲情的牵绊，也测试我们对命运的耐受力。
去美国表演，我特意提早两天，住到姑姑家。我看见她时，她戴着毛帽用微笑迎接我，声音依然清亮地要我吃这吃那的。之后陪我坐在院子里，闲话家常，仿佛绝症已是过眼云烟。她把帽子取下整理时，问我“下次回台湾看婆婆，可不能给她看见我这‘时髦’的发型，你有地方可以介绍我去买假发吗？”我只能愣愣地直点头，却半天说不出话来。
那两天，我看见姑丈一早去院子摘新鲜蔬果，打精力汤，陪着做复健，陪着说笑话。姑姑有时不顺心，撒娇似的随口一句：“你怎么不去死？”姑丈总回说：“因为有你，我绝对不能死，因为要照顾你！”姑丈也会开玩笑地说：“你是天上不小心落入人间享福的，而我是从地狱上来还债的。”两人总是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斗嘴，姑姑就得意地笑着，像初恋的少女。
我的演出在户外，风很大。姑姑全副武装来了，毛帽、大衣、手套、围巾、口罩，层层包裹着她羸弱的身躯。老公、孩子加上十来个好朋友陪着她，顶着风看演唱会。我站在台上，看着她，想起小时候，她总要我在她朋友面前表演唱歌。她说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会真站在台上。而我也从没想过，她是如此坐在台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