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论今
当汉人面对音乐
高晓松
我觉得，音乐这个东西本身就是老天给全人类的恩赐，跟文明程度、进化论都无关。比如最发达的地区欧洲，最不发达的非洲某一部落，再比如太平洋的密克罗尼西亚的某个小岛，还有中国，大家音乐都一样，440赫兹的振动都是A调“哆”，频率都一样，另外都是1234567，然后又1234567。
这说明老天很公平地把这个东西给了大家，无论贫富，也无论社会发展阶段。可是为什么大家都公平地获得了上帝给的美好的东西，不管是非洲的、欧洲的、美洲的，都弄得那么丰富多彩，到咱们这怎么就成这样了？我觉得特别奇怪。不仅音乐，我们的节奏感也极差。你要去西方，体育场里看球，人家可以打这样复杂的节奏：全场十万人可以是齐的，全齐。在北京看球，就剩“中国队，加油”，永远就这一种节奏。我曾经试图指挥大家，说咱能不能空半拍，咱就“中国队加油，中国队加油”，就这节奏，试了三个人都不行，更别说三万人了。
春秋时期，我估计咱们的音乐很好。《诗经》里很多叠字很好听：“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可到最后，整个文化传统和我们的血液里就都没有音乐了，融于血液之中的基因也就没了。我们汉人学乐器，升降号，什么调，算了半天A小调，A小调和C调是这样的，就完全当数学。
我亲眼见过维吾尔族兄弟就抱一把吉他，说这是什么玩意儿，乒乒乓乓过一小时就唱起歌来了。我见到很多黑人乐手，根本就不识谱，根本不知道这个小疙瘩是什么，怎么算算术，他就听了这个音，觉得特好听，就这么弹。汉人拿这个东西当数学学，人家是直接血液里流着这东西，能感受到这个玩意儿。
可是汉人对文字的驾驭能力很强，七步能成诗，即兴能把词填进去，说明我们作词的能力是作曲能力的一万倍，能写出一万首漂亮的词，才能写出一个好听点的曲子，而且曲子还失传了，还不知道怎么唱。所以，我那时候老说，咱们干脆别作曲了，你让一大堆“大手”作词，比如林夕、方文山，在特蹩脚的旋律里写特别优秀的词。邓丽君就唱日本旋律或者欧美旋律，挺好。然后再往里填点中国词，填得也很好。“四大天王”那会儿，一人一年出四张专辑，就直接拿外边的曲子往里填。大家都说，不行啊，我们要原创，要我们民族的文化。这音乐好像不是咱们民族的文化，不然咱们历史课本里为什么不写呢？历史课本为什么写画家呢？为什么写木匠呢？为什么每一个诗人在历史课本里都有写呢？为什么历史课本就从来不教给年轻人我们古代有过伟大的作曲家呢？
很多人觉得什么东西拿钱买都是应该的，电影应该花钱看，书也这样，在网上看会觉得没有墨香，非得花20块钱弄本书。可是音乐，音乐还要花钱？凭什么花钱听音乐？搞音乐的也得生活，作家拿张纸就写了，我们这一乐器好几万呢，录音棚好几百万呢，乐器厂也不白送乐器，那我们怎么生活？别人会说你看你们就是为了钱写音乐。这就没法说了，因为别人觉得作家挣钱天经地义，作家有排行榜、富豪榜之类，觉得音乐家就是应该没有，没成瞎子阿炳就不错了。
整个汉族，从历史教育到现今对音乐的所谓尊重程度，全都没了，所以就不要再提文化了。它是傣族的文化，它是维吾尔族的文化，它是内蒙古来的蒙古族的文化，因为少数民族兄弟用音乐记录了好多伟大的东西，史诗一般的东西。我们汉人已经进化到嗓子没了，节奏也没了。
中国人能歌善舞的很多。我曾经看着中国地图说，如果要按音乐做一个地图的话，就是音乐最好、歌舞最好的地方颜色最深，越不行的地方颜色越浅。整个边疆地区全部能歌善舞，乐器弹得也好，都有自己的音乐、自己的风格、自己的乐器、自己的舞蹈，服装也都很有特点，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往中间来，稍微靠近一点的西北，虽然是汉人多，还好一点。东北虽然也是汉人多，但是也还好，还算能歌善舞。越往中间越不行……不能再说了，再说该挨骂了。
不懂音乐并不是大问题，不爱音乐也是民族的小节问题，因为我们地大物博，还是拥有四大发明的文明古国，又有勤劳勇敢、忠孝礼义，所以还是伟大的民族。
奇才难用
冯唐
公孙鞅姓姬，奇才也，古代汉人和近代少数民族类似，以名为重，对姓氏比较随便。公孙鞅不是姓公孙，祖父是侯就叫公孙，父亲是侯就叫公子，常在卫国，故称卫鞅，故称商地，就叫商鞅。
一般的人才有一般的培养套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读万卷书，能读进去，充分吸收二手信息，比较、鉴别、总结、归纳前人智慧，形成自己的见识。行万里路，能沉下去，亲尝一手信息，懂事、懂人、懂自己，管事、管人、管自己，修炼自己的成事能力。“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多几个反复，世事通明，人事练达，对自己的欲望和肉身驾轻就熟，仿佛骑了一匹骑了几十年的马，仿佛挥舞一把用了几十年的剑。这样知行合一，如果命运、风水、阴德等人为不可控因素都在正常范围内，事儿就会越做越大，官也会越做越大，直到才德不济。
不可否认奇才的存在，生来就能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年纪轻轻，论天下如拨云见日，两把菜刀出门闹革命，满村满镇的姑娘小伙争先恐后跟着赴汤蹈火。不知道公孙鞅那时几岁，但是一定还年少，他在此处记录中对于魏王的判断以及在可能的灾祸面前的淡定，也是奇才存在的佐证。
奇才少见，但也难用。奇才有超人之处，能成奇功，但往往也有可恨之处，常见的包括：张狂、好色、贪财、刻薄、滥杀、不耐烦、没情趣、和正直中和不沾边。世上向来是千里马多，伯乐少。光有伯乐，伯乐影响力不够也没用。最好伯乐就是第一决策人，次好是第一决策人近乎盲目地信任伯乐的判断。
历史证明，鞅是奇才，痤也是伯乐，但是魏惠王不是伯乐，对痤这个伯乐不太信任。伯乐一定是个老狐狸，必然知道使用奇才一定会有相当的副作用，常常会破坏体系内的和谐稳定。成功使用奇才的最后一个重要条件是时机。这时机可以是一场威胁政权的内乱，可以是一次危及生存的外族入侵，也可以是第一决策人那份大过金字塔的野心。没有这种时机，伯乐也不会轻用奇才。
这也是为什么在绝大多数的平淡日子里，高层无奇才，二流人才领导奇才，奇才往往怀才不遇的原因。
像痤这样先君而后臣、在生死大事面前也恪守行为规范的人，古时候就不多，所以才被记录。到了现世，这样的人基本灭绝。
后来，鞅跑到秦国，行贿嬖臣见了秦孝公。秦孝公是伯乐，也是第一决策人，又有大过金字塔的野心。于是，秦孝公重用鞅，奠定了统一六国的基础。
再后来，秦孝公死了，鞅被车裂，上半身和下半身一东一西飞奔，血流一街。对被重用的奇才而言，这也几乎是定数。
常常忘记历史的痛
龙应台
你听说过“克林贺夫”这个名字吗？
大概没有。但许多欧美人记得这个名字。多年前，他所搭乘的一艘游轮被中东暴徒劫持。在剑拔弩张的冲突中，这位上了年纪的美国游客被枪杀了，尸体丢进了地中海。
在幕后为劫船献计的阿巴斯，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要员。当阿拉法特在阿尔及尔对世界宣布阿拉伯人的和平新立场时，美国记者尖锐地逼问阿巴斯：“克林贺夫为什么浮尸海上？”
阿巴斯淡淡一笑，回答：“或许他想游泳吧！”
阿巴斯的“冷血”答复使美国人热血沸腾，媒体竞相报道他这句“草菅人命”的话。
他只说了那一句话吗？不是，但大多数报纸自然而然就省掉了他紧接着的言论。他反问：“以色列可曾对被他们枪杀的巴勒斯坦人表示难过？美国可曾对格林纳达的无辜牺牲者表示遗憾？我倒真希望我们牺牲者的名字也能和克林贺夫一样出名。你能不能说得出10个被以色列瓦斯枪打死的巴勒斯坦人名？你说不说得出来10个被以色列士兵杀死的巴勒斯坦孕妇的名字？”
记者愣在那里。
他们说不出一个名字来。因为那些死者，包括少年、孕妇、婴儿都是无名无姓的老百姓。慢着，你说，可是克林贺夫也只是一个寻常百姓。不错，那要看是谁家的百姓了。克林贺夫是个美国人，他的死，和几百个巴勒斯坦人的死，不可同日而语。
你知道，人命也有不同的价格？或许你一点儿也不惊讶，因为你是中国人。
日本裕仁天皇重病，号称民主国的国民匍匐在地，为皇上圣体祈祷，全国沉醉在帝国时代“美丽”又“哀愁”的怀旧浸渍之中。
我心里开始微微地紧张：害怕在台湾的报纸上看见刺心的文字。会不会有中国人用同情的、崇敬的、怀旧的甚至于“爱戴”的、痛惜的口吻去描写裕仁之将死？台湾的媒体是否会像日本的媒体一样，派出记者到皇宫前扎营，报道天皇每天吐血的次数、心跳的频率、昏睡的时数？
你不能说我杞人忧天。关于神风特攻队的日片到台湾上演时，所有报纸都刊了醒目的广告，用最激励的字眼要中国观众去看“英勇”的日本青年，欣赏他们如何置个人死生于度外，为国家牺牲赴难；用最动人的字眼要中国观众去体会那些“健儿”与父母、情人诀别时的痛苦与庄严……
这些电影商设计巨幅广告，要中国人为“神风特攻队”的“英勇”去深深地感动。难道你不记得了吗？
我记得，所以我心里微微地紧张，害怕见到中国文字，要我准备为日本天皇之死觉得难过、惋惜。
在我正紧张的时候，英国的《太阳报》却大张旗鼓地对裕仁批判起来。这真是异数。大部分的西方媒体在裕仁重病之后，都只是“行礼如仪”地报道。欧洲人对日本的经济“侵略”非常在意，步步为营，对裕仁所代表的日本政治侵略历史，却没有多大兴趣，那毕竟是别人家的事，“与我无关”。
《太阳报》用了严厉的言辞指控裕仁的战争责任，强调了日军的暴虐残酷，陈述了受害者巨大的痛苦。
啊，你惊讶地叫了一声，《太阳报》是在为咱们中国人说话吗？
不是。《太阳报》所指的受害者，不是以千万计的中国百姓，而是以百千计的英国俘虏——他们在俘虏营中受到虐待。
几十年过去了，西方已不再时兴谈日本的战争责任。一旦谈起时，人们心中能记得的“受害者”竟然是相较之下极其少数的英国百姓。有谁记得那千万个没有面貌、没有名字、没有声音的中国百姓呢？
有些中国人是记得的。《中时晚报》副刊就曾经以“我们要求裕仁对中国人谢罪”为专辑主题。这样的言论，会不会引起日本社会的注意？会不会成为西方媒体的新闻？
没有。我不曾在欧洲任何报纸上读到“中国人如何看日本人”的报道。但是，当广岛市长说“天皇应该为战争负责谢罪”时，它却成为重要新闻。而广岛市长认为天皇应该谢罪的人物是谁呢？当然是蒙受原子弹大难的日本人！除了他们，还会有谁呢？
你露出很世故的表情，不屑地说：美国人命、以色列人命，比巴勒斯坦人命贵重；英国人、日本人命，比中国人命值钱；为什么？在封建社会，路上失控的一辆马车，可能压死一个王孙贵族，也可能撞死一个卖油郎，结果就是不会一样。大街小巷会把那惨死的贵族的姓名挂在嘴边，路可能因而拓宽，车马行驶条规可能因而更改，马车夫可能因而入狱，但谁也不会记得那卖油郎的名字。
你说的当然不是全没道理。人的价值往往由权势的大小来评定。几十年前，吉普赛人也是扶老携幼地进了集中营，被剥光了衣服毒死在瓦斯房里。然而在滔滔舆论中，有多少声音是为他们而发的？流浪的、不识字的、没有国家的吉普赛人，没有权势、没有声音。
可是我相信权势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似乎对中国人的苦难相当淡漠，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中国人自己对自己的苦难相当淡漠。大陆的情况我不敢说；在台湾成长，我只记得全岛的学童为光复节等节日游行、演讲、彩排歌舞话剧，用极大的人力、物力铺排繁华升平的气氛。只是从来不见，在“七七事变”那样的日子，中国人用一天的时间肃静下来，哀矜过去、审视未来，深沉地面对一下民族的灵魂，从来不见。
怎么我们对历史的创痛那么容易忘记？当我们自己对人命漠然的时候，又如何能怨怼别人漠视我们的苦难？
中国人，也是有名字的，但必须自己先记得。你说呢？
傲然筋骨颜真卿
余秋雨
安史之乱突然爆发时，唐玄宗毫无思想准备，朝廷毫无思想准备，整个军事行政系统毫无思想准备。盛世危机，就在于此。大家全都如痴如醉地进入了另一种习惯性准备：准备当夜的诗会，准备明天的乐舞，准备河边的郊宴，准备山间的论道。在这种情况下，当危机轰然降临的时候，猝不及防的大地只能等待着首先挺立起来的人格支柱。这第一个人格支柱，就是颜真卿。
唐朝的三分之一军队都掌握在叛乱者安禄山手里，唐玄宗着急而又凄楚地问道：“河北二十四郡，难道没有一个忠臣吗？”首先回答这个询问的，居然是一个书法家。
颜真卿当时真的不容易，因为他和哥哥颜杲卿都是安禄山管辖下的太守。颜真卿的所在地平原，即现在的山东德州，颜杲卿的所在地即现在的河北正定。颜真卿首先起兵，发表了讨伐安禄山的檄文，并且在一天之内募集了1万多士兵，由于他的号召力，黄河以北的反安禄山力量都纷纷靠近他。在很短的时间里，就集中了20万军队，颜真卿被推举为主帅。
颜真卿领导的军队很快和安禄山的部队交锋了，身在山东德州的颜真卿要与身在河北正定的哥哥互通信息，距离比较远，需要有专人联络。谁是联络人呢？就是颜杲卿的儿子，一个年轻人颜季明。他来来往往骑马坐车，什么时候起义，什么时候发表檄文，什么时候组织队伍，现在安禄山的部队在哪——这些信息都是颜季明在传递。通过颜季明的联络，颜杲卿也举旗平叛。
安禄山攻下了颜杲卿所在的城市常山，逮捕了颜杲卿，把他的舌头割下来，把他的手剁下来，用最残酷的刑罚对付这位了不起的英雄。随后，颜家三十几口人全部被杀害，颜季明被砍头。
在全家几乎喋血的情况下，颜真卿仍然坚持领导队伍攻打叛军。这个仗很难打，因为临时召集起来的人，缺少战斗力。而且当时唐王朝的战略有误，所以只能边打边走，慢慢向当时正在陕西扶风的唐肃宗靠拢。最后，终于会合了。
对于颜家的巨大牺牲，皇帝当然有高度评价，但朝廷总是打败战，也顾不上去纪念这个家族了。
两年后，颜真卿自己用文章来祭祀牺牲的家人，其中最震撼的，是那份祭祀侄子颜季明的《祭侄稿》。由于后来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经典法帖，又称为《祭侄帖》。世界上很少有这么一个艺术作品，即使不了解它产生的背景，一上眼就被它淋漓的墨迹、痛苦的线条、倔犟的笔触所感动。满篇的汉字，都在长叹和哭泣，而在长叹和哭泣声中，傲然筋骨又毕现无遗，足以顶天立地。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唯一用生命符号勾勒最伟大人格的一幅作品。这种最伟大的人格，刻画了一个英雄的时代、英雄的家庭、英雄的文人。幸好有它，让盛唐即使破碎也铿锵有声。
御膳房的“阴谋”
押沙龙
在我手上，有一份明朝万历年间御膳房的食料清单。皇上一天要享用如下食物：126斤猪肉，5只鹅，33只鸡，60个鹌鹑，10只鸽子，20斤香油，22斤面。此外，还有杂七杂八的各色物品：从16斤核桃到8斤白糖等，皇帝都要一天之内消受掉。
折算下来，皇帝每天的伙食标准大约是16两银子，折合现在的人民币大约是几千块钱的样子。钱数虽然听着不大，但落实到猪肉、香油上面，那数目听了就让人倒胃口。这些钱要是买成双头鲍之类的东西，列成菜单就会让人看着舒服得多。
这个情况到了清朝，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清朝的宣统皇帝在回忆录中也记录了自己的食物清单，按他的说法，他在5岁的时候，一年就已经要对付大约10000斤猪肉、将近3000只鸡鸭。
之所以这么做，也许是因为御膳房有自己的考虑。
除了列在清单里的常规食物外，皇帝想吃什么新鲜东西，当然也可以自己张嘴要。但是皇帝一张嘴要个什么东西，就会带来无穷的麻烦。
比如万历的父亲隆庆皇帝，特别喜欢吃驴肠，张嘴要了几次。虽说皇帝也不是天天吃驴肠，但御膳房还是每天要杀掉一只驴准备着，怕万一皇帝张嘴吃不着热乎的，谁能担此责任？所以，从此北京的驴子一年要少掉300多头。
这还是驴子，要是皇帝哪天吃中了一块鲸里脊，又该如何应对？夏天要冬笋，冬天要新鲜蚕豆，大家何以自处？所以最深谋远虑的办法，就是不让皇帝吃到鲸里脊，最好让他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地吃一些寻常的肉类，比如猪肉。
鉴于皇上的伙食标准又不能定得太低，所以合理的结果就是：万历皇帝一年要对付掉40000多斤猪肉。御膳房的最佳生存策略，就是让皇帝、皇后陷入猪肉的海洋而不能自拔。
御膳房的这种策略在历史上就有非常成功的案例。五代十国期间，在长沙有一个叫做楚国的小朝廷。马希声是这个小朝廷的最高领导。这位地区性的小领导人有自己的一位偶像，就是国家级别的大领导人——后梁皇帝朱温。
马希声不知从哪里得知，朱温很喜欢吃鸡。似乎以前马希声并不特别爱吃鸡，但这个信息使马希声的饮食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开始坚信，吃鸡就像开劳斯莱斯一样，是成功人士的不二象征。他作为成功人士，也有义务追随朱偶像，努力吃鸡。
于是他下令，宫廷食堂一天要给他准备50只鸡以供享用。马希声这位鸡肉的狂热爱好者，基本上做到了非鸡不欢，参加老爸葬礼之前都不忘抓紧时间吃掉几盘鸡。
我很怀疑这是楚国御膳房搞的一个阴谋。他们和现在的广告公司一样，用文化时尚的名义推销商品，以达到他们偷工减料、搜刮钱财的目的。
马王爷天天盯着鸡猛吃，御膳房倒是省事了，但是长此以往，马王爷营养不平衡，身体健康谁来保证？果然，马王爷执政没几年就溘然辞世。他的英年早逝，我总觉得跟每天吃那50只鸡有关。
书生与江湖
朱国勇
有两条线，始终贯穿着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一条明线，叫书生气；一条暗线，叫江湖气。随便哪一本史书，一眼看去，都是书生；细思之下，又全是江湖。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书生都是演员，所有的导演都是江湖。这些导演一般不登台亮相，就算登台了，他们也只会展示自己书生的一面。他们潜藏于历史的暗处，不经意中显露的一鳞半爪，便已经左右了历史的局势。
书生讲究的是节。“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无论哪一句，都昭示着响当当的气节。江湖讲究的是义。“四海之内皆兄弟。”“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些话，听着豪气，但仔细一想，却都透着赤裸裸的实用主义。关键时候，能为我所用，这才是江湖的本质。
书生的“节”是真的，而江湖上的“义”多半是假的。所以，田横一死，五百壮士都自刎追随。而宋江，兄弟们都死了三分之二了，他还有心思要衣锦还乡。“人在人情在，人去人情败”是江湖上最真实冷酷的注脚。
书生要的是虚名，江湖图的是实利。
所以，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所以，项羽说：“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你看，都什么时候了，项羽还放不下一张脸。要是换成江湖，则一定会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书生说：“十八年后，我又是一条好汉。”江湖则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书生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江湖说：“识时务者为俊杰。”
书生认死理，江湖知变通。所以，书生若是当个幕僚，也许还能出谋划策决胜千里，真要是自己做了大当家，多半是以悲剧收场。比如光绪皇帝临死时，还要大叫一声，慰亭（袁世凯）误我！其实，误他的哪里是袁世凯。只要光绪皇帝的书生气不改，他就永远斗不过慈禧这个老江湖。
书生以为别人都是书生，而江湖，一眼就能看穿谁是书生谁是江湖！所以，书生是万万斗不过江湖的。明朝的“东林惨案”就是明证。
当时，东林党盛极一时。首辅刘一（相当于宰相）、叶向高（副宰相），吏部尚书赵南星、礼部尚书孙慎行、兵部尚书熊廷弼，都是东林党人。可以说明朝的军事、政治、文化、监察和人事大权全都被东林党掌握。而魏忠贤只是东厂总管，势力并不大，他被称为“九千岁”是东林党倒台以后的事。天启四年，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朝中七十多名东林党要人上疏声援。
战斗就这样打响了。可是这些书生只知道上疏，哪里懂得江湖上的手段。魏忠贤先是假传圣旨，然后指使锦衣卫给这些东林党人罗织罪名。没几个月时间，这些东林党人，要么被罢官，要么被杀害。受此案牵连被杀害的共一万多人。战斗顺利得连魏忠贤自己都感到意外，这些书生咋就不会反抗呢？这些书生咋就只会写奏章呢？
位极人臣的都是书生，而开国君王都谙于江湖。诸葛亮是书生，刘备是江湖，所以刘备死后，仍然能驾驭诸葛亮，让他鞠躬尽瘁十多年。
书生敬重书生，而即便是江湖客，也不喜欢别人太江湖！所以皇帝打下了江山，总要杀戮功臣，换一批书生来治天下。只有书生才好用，用了心里才踏实。当初打天下的一班老兄弟绝不能用，太江湖了！
社会需要书生，但是书生多半落魄。
最可怕的人，是书生突然热衷于江湖。最可敬的人，是江湖客幡然看破了世事，避居山野，捧起了圣贤书。
愿所有的书生，都能读懂江湖；愿所有的江湖客，都能浪子归来，做一名青衣书生……
可笑的忠诚
阿忆
不知是谁的规定，小说必须忠实于历史，影视剧必须忠实于小说。
历史其实与新闻同宗，都是关乎真相，历史结论荒谬，究其故，多因为新闻报道不实，新闻是历史的第一稿。小说和影视剧是另一个族类，历史和新闻启发了它们，却无从约束它们的演义，新闻和历史被改编成什么样子，全在艺术家的兴致。只是在当代中国，这些毫不相干的产品，必须此忠诚于彼。
2009年6月，中日联手制作的五十二集动画大片《三国演义》杀青，内地议论纷纷，对其是否忠实于原著做出种种预判。记忆中，任何一部热播历史剧，都会引发这种质疑，这一次，不过是因为日本动漫介入，议论更激烈一些。前不久，动画片《三国演义》在卡酷频道一天数集匆忙播尽，仿佛不想让国人看见。即使看见，也抓不住什么把柄，其画技精湛俊逸，没有任何故事细节超出古典小说《三国演义》的范畴，完全是亦步亦趋的图解。所以，看过的人很舒坦，免了拼死效忠经典的表现。
2010年6月，高希希执导的大型电视连续剧《三国》播出过半，国人无的放矢的忠诚终于得到释放。《三国》中：貂蝉嫁给了吕布，吕布被曹操乱箭射死后，貂蝉为免遭曹操蹂躏而挥刀自刎；孙权出场时，是一小娃娃，但道性奇高，语出惊人，十八岁时，孙策被暗杀，孙权假意要周瑜继承王位，颇似刘备在白帝城托孤之态；司马懿更是精于权谋，识破诸葛亮的空城计，却放他一马，如果干掉他，鸟尽弓藏，兔死狗烹，魏帝便不再需要自己，曹真会把自己除掉。这种改编，没什么不合理，但国人不干了。实际上，《三国》真正的缺陷是演员有型而无神韵，国人却对情节逻辑大张挞伐。
在国人看来，对《三国演义》这样的经典，所谓“改编”，只能是形象复原，故事翻拍，没资格改动情节。道理很简单，今人没古人有文化，不可能比古人更高明。这种厚古薄今的现实虚无主义，一直制约着当代艺术创新，是精神枷锁，而且全无道理。
遥想晋朝，陈寿写《三国志》，是曰正史，却尊魏为正。晋亡后，裴松之作注，增补大量史料，一改《三国志》记事过简的缺陷，他不推崇曹操，还在三顾茅庐处补充了诸葛亮求拜刘备之说。到了宋朝，你司马光编你的《资治通鉴》，汉纪、魏纪、晋纪，洋洋洒洒，我说书人说我的百家讲坛，刘关张，赵马黄，引人入胜，历史与文艺，你知道我，我知道你，但各走各的路。
此后五百年，一代代说书艺人不拘泥于史，展开充分想象。
及至明朝，张尚德辑录历代评书成果，刊刻《三国志通俗演义引》，这便是《三国演义》最早的版本，他虚构了曹操刺董卓，把误杀吕伯奢改编为故意杀人，但对曹操的溢美之词，再次超过了对他的批判。他不知道该忠实于哪一位史家，也不全然推崇某一位评书艺人，他只是按照自己的见解去取舍，却得到古代国人的认可。
到了清朝，毛纶、毛宗岗大规模整改《三国志通俗演义引》，这就是今天看到的《三国演义》，署名“罗贯中”。对曹操出场亮相，它仅用数语，“一将，身长七尺，细眼长髯”，但在明朝版本中，这段话是“一个好英雄，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熟谙韬略”。由此可见，毛氏父子尊刘贬曹，昭彰纸上。这个版本，一样得到了认可。
是什么，让古代中国人如此宽容，一次次接受历史学家、说书艺人、辑录者的编撰和颠覆；又是什么，让今天的中国人觉得，清版《三国演义》是尽头和顶峰，改无可改，加注一点点新解，改变一点点情节，都要上纲上线。假使盲目崇拜民族经典到了迷信的地步，一定会误以为《三国演义》毫无瑕疵。其实该书硬伤不少。假使蔑视同代艺术家几近全盘否认，一定会阻止他们创造，呼吁他们膜拜或复制。对于传统，这是一种可笑的忠诚。对于创新，这是一种致命的围剿。
真正的历史是有趣的
阿忆
半个世纪以前，中国人亲近历史，主要是通过戏曲和评书。后经媒介革命，通过话剧、电影、报刊，一样可以培养历史情趣。不过，当历史从这些媒介中渐渐消退，中国人该从何处去了解祖国和世界的过去？
从简单化和严重概念化的中学历史课本吗？或者是越来越烦琐艰涩的大学论文集？实际上，中国人开始不喜欢历史，恰是因为这两种东西在盛行！
中学历史课本剔除了历史细节，把历史脉络搞成数学定律，没有李自成一定会有张自成，纷繁曲折的历史故事蜕变成一连串儿难于背诵的年份。
大学历史专著旁征博引，不知所云。有道是，“我们走得太远，忘记了出发的目的”。这种历史钻研，以远离红尘为骄傲，成为极少数人孤芳自赏的古玩。秘而不宣，谁要是去《百家讲坛》讲了些老百姓听得懂的故事，谁就会遭到围剿。
这是一种离奇的文化氛围，反对细节，反对通俗，认为只有枯燥和深涩才够得上客观和经典。这种把学术神圣化殿堂化的变态情结，几乎要了历史的命，它使大多数国人从上了中学开始便厌恶历史，最后因为忍受不了故纸堆里散发的腐朽气味儿，放弃了最后一丝期盼。
其实，我们厌恶的不是历史，是关于时间的流水账，我们抛弃的也不是历史，只是死气沉沉的中国式的史学研究。
真实的历史是生机盎然的，如同它被称为“新闻”时一样，五彩斑斓，因为充满各种关于成功和胜利的可能性而弥漫着喜悦，也因为充满遗憾和失落而具有悲剧之美。
真正的历史没有定论，它总是在新的发掘中接近着真相。于是，历史不应该是一组组年代和数字，而应该是一场场有意思的讨论，找出其中失败的缘由，分析哪些成果未能实现。
真正的历史是有趣的，因为真历史总是充满细节，一如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既然历史用无数鲜活的细节编织出它的发展方向，复原这些细节，历史便会赢得人民的喜爱。
真正的历史一定是通俗的，至少没有现阶段历史论文表述得那么烦琐。
今天，中国人能否亲近历史，取决于我们怎样描述往事。
李逵眼中的法律
十年砍柴
“黑旋风”李逵天真烂漫，因为他将杀人当成游戏，所以读《水浒》的人，有些很不喜欢这位铁牛哥哥。
你以为铁牛哥哥完全是个不谙世事的人吗？非也，在“李逵打死段天锡”一回中，铁牛哥哥一句话如有穿云裂帛之力。他是这样说的：“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
原来柴进的叔叔柴皇城，住在高唐州，家里的花园被知府的小舅子段天锡看上，要强行拆迁，限这位柴皇城几天内搬走。
这高唐州的知府高廉是权臣高俅的堂兄弟，而他的小舅子又仗着高廉的权势鱼肉乡民。可这柴家不比寻常百姓家，他们是大周皇帝世宗的后代，赵家的江山是柴家“禅让”的。赵匡胤因此给了柴家誓书铁券。这誓书铁券以成文法的形式将柴家后人的特权固定下来了。柴家子孙不但有诸多经济上、政治上的特权，还有司法豁免权——即使犯杀人罪也可以免死，不受大宋法律的制裁。
但当段天锡又来强迫柴家拆迁时，叫嚣：“便有誓书铁券，我也不怕！”火爆脾气的铁牛哥哥便让这厮见了阎王。知府的小舅子被打死后，铁牛逃走柴进被抓，柴进还迷信太祖颁发的铁券，以为知府不能把他怎样。
且看这官府的人如何操纵法律的。李逵是成年人，有完全民事能力，作为柴进的庄客，他打死人，该负一定连带责任的柴进也罪不至死。可高知府对柴进这位大周皇帝后代严刑拷打，刑讯逼供之下，柴进只能招供：“使令庄客李大打死段天锡。”变成了主犯，关进了死牢，等待杀头。于是梁山众人救出了柴进一起上了梁山。
可在阎婆惜被杀一案中，宋江杀人动机具有，犯罪事实清楚。只是阎婆惜一个风尘女子，没人给她说话，而宋江黑白两道都通。最后，弄出来这样一个供招：“不合于前年秋间，典赡到阎婆惜为妾，为因不良，一时恃酒争论斗殴，致被误杀身死，一向避罪在逃。”最终依照宋江自己的供述，判了个刺配，服刑地还是鱼米之乡江州（今九江）。
对照段天锡和阎婆惜两人被杀的案子，可以看到，在宋代，有罪可变成无罪，无罪可变有罪。重罪可变成轻罪，轻罪可变成重罪。
中国的官家，自古没有遵循法律的传统，铁牛哥哥所说的“条例”只是他们治人的工具而已。
故国之思
孟宪实
国破家亡之后才想起故国的种种好处，魂牵梦萦，这样的文学主题经常会举证南唐后主李煜。亡国之君，必有可恨之处，没有荒政害民，怎么会有如此下场。但是，李煜用自己的文学创作，特别是故国之思的主题创作，赢来了赎罪的效果，以至于王国维先生认为李煜的词作中，充满了佛祖的慈悲。人间已经没有欢乐，纵然是春花春水，触目皆是哀愁。人生已经如此这般，后来又因此而死，后人如何还能不原谅？
但是故国主题的开创人却不是李后主。我认为，这个主题的创始人应该是箕子。
箕子是殷末三大忠臣之一，此外两位是微子启和比干。微子启是商纣王同父异母的兄弟，见纣王暴政害民，多次进谏不听，微子启只好逃亡。箕子是纣王的亲戚，也是多次进谏，纣王依然不听，箕子披发装疯，成为别人的奴隶，以躲避可能遭遇的危险。比干也是纣王亲戚，性格最强悍，他认为逃亡和扮奴都于事无补，只有以死相争，才能影响纣王，才能拯救百姓。没有想到，纣王更凶猛，说你这样的圣人应该有一颗不同寻常的心，让我们领略一下吧，结果比干被剖心而死。
周武王灭商，给殷商旧部划了一块地方居住，让纣王的儿子武庚统领。没有想到，武王逝世，成王继位，周朝的管叔、蔡叔联合武庚造反，被周公击败。武庚和管叔被诛杀，蔡叔也被流放，周公请出微子启继续统领殷商旧部，这就是宋国。
武王灭商完成，曾经面见箕子，而箕子给武王狠狠地上了一堂政治课，告诉他如何治国安民。武王好像很受用，决定不让箕子成为自己的臣下，特别分封他到了朝鲜。这就是后来史书一提朝鲜，就说是箕子之后的缘故。
箕子被分封，也要朝见周朝。一次箕子来中原朝见周天子，路过殷墟（《史记》写作“殷虚”），看到原来宫殿颓废毁坏，连禾苗都长了出来，故国之思油然而生。《史记》说，箕子触景心伤，不能自已，想大哭，不符合身份，想偷偷流泪，又太像女人，于是作诗一首抒怀。
箕子的诗题目是《麦秀之诗》：“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狡童，意思是美少年。《史记》解释道，所谓狡童，意指商纣王。麦苗茁壮，谷苗悠悠，那位美少年，却与我分道扬镳。纣王已经死了，商朝不复存在，往日宫殿旧址，长满绿油油的庄稼。过去的主人呢？更是无影无踪。
比起李后主“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的诗句来，箕子所面对的场景更加凄惨。李后主的“朱颜改”表达物是人非的感受，而箕子这里是物非人亡。对于已经死去的故人，即使生前有千种恩怨，死亡都会对此打上决然句号。所以在箕子的眼中，仿佛又看到风度翩翩的美少年——那是早年的商纣王。对于亡故，不会再有怨恨，因为他为此已经付出了最大的代价。箕子再次想起了纣王曾经有过的好处，比如美少年的形象，不再提起他的过错。而历史的事实，正是因为纣王的独断专横、一意孤行才导致了商朝的灭亡，才导致了箕子面对的景象：旧日宫殿，残垣断壁。对于自己与商纣王的分歧——商朝灭亡的原因，箕子不愿多说，甚至刻意回避，他用少年友谊的断裂来描写这个问题，两个要好的少年不再保持友谊，对于饱经风霜的过来人，谁还会去认真追究？哪里还有追究的价值呢？
箕子的轻描淡写，进一步折射出内心的巨大痛苦。太多的往事，太多的情感，都压抑在故国的意念之中，无法多说，没有必要深说，然而又不能不说。箕子的这首诗歌，流传很广，殷商的遗民听了，无不泪流满面。
历史不可更改，故国已然不再，这仅仅是一种怀旧情绪，并不代表复辟行动。周天子对于箕子没有采取行动，而宋太宗却对李煜下了手。时间流逝如故，政治家的胸怀并没有因此变得宽广。
宋朝的雨
陈富强
雨中的西湖要比平日耐看一些。
雨中的西湖除了耐看，还更多了一层需用心体验的味道。这个时候，你需要撑一把雨伞，去堤上走走。白堤热闹一些，与唐朝的鼎盛相吻合，而苏堤要幽静得多，甚至稍稍有些冷寂。
我建议你去苏堤。
雨在树梢上、在伞顶上、在草叶上、在亭檐上、在湖面上、在一切无遮无拦的去处跳着欢快的舞蹈。伞是丝绸做成的，你为自己撑开一片无雨的天空。而一个遥远的背景，正渐渐向你推进，撑着绸伞的你便和雨帘里淡淡的灯光一起变成这个背景的过客。宋朝正悄悄向你走来。你跨过第一座拱桥，就走进了宋朝的雨里。
呈现在你眼前的是1090年仲春的苏堤。犹如一条绿色的飘带，堤桥相接，横卧湖上，南端系住南屏山，北端挽起栖霞岭。柳丝舒展婀娜的身姿，翩翩起舞。一堤的翠绿烟似的漫洇开来，细细看去，绿雾似的堤上桃花盛开了，不耐寂寞的是枝头的黄鹂。
你与苏东坡在堤上相遇了。刚刚完成长堤修筑的苏知州，心情正佳，他临风而立，面对烟水淼淼，诗情满溢，一首千古绝唱脱口而出：“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是苏知州为后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它的价值不亚于苏堤春晓。
苏东坡决意整治西湖的念头始于1071年。这一年他第一次来到杭州，官至通判。他在巡视西湖时，看到葑草已淤塞了西湖的十之二三，他虽有心治理，但通判的官位尚无决策权，欲有作为而无作为，苏通判满腔抱负都化作了天才的诗意。倘若苏东坡仕途顺利，而不是屡遭贬谪，一路坎坷，他流芳百世的名篇佳作大概要大打折扣了。
机会终于在时隔18年后降临到苏东坡身上。1089年，苏东坡再次赴任杭州，任知州。到任的次日，苏东坡重游了西湖，西湖湖面已有一半成了葑田，他的忧虑之情油然而生。回到府上，他挥笔写下了“葑合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调疏”的感叹。叹毕，苏东坡组织人力调查踏勘，于次年4月，向当朝皇帝哲宗呈了《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的奏议。
苏东坡在上书中从养鱼、饮水、灌溉、助航、酿酒等方面列举了西湖不可荒废的五条理由。其中讲道：城中饮水来自湖水，如果西湖都变成葑田，则举城饮水断源，城中运河赖西湖挹注，若湖水不足，必取借钱塘江之水。而江潮多沙，河道淤塞，数年淘河一次，官吏借此欺民，为民大患。杭州产名酒，每年酒税为全国第一，如果西湖浅涸，酿酒必大受影响。
苏东坡的这篇奏议，时隔九百年，再来分析，依旧充满一位政治家的深谋远虑。我们现在看到的也许只是一条如诗如画的长堤，当年的苏东坡却从民生大计出发，改变了西湖的命运。
苏东坡在堤上消失了，雨依然在密密地下，你用无比敬慕的目光送别苏东坡，独步缓行。此时你已知道苏东坡将离开杭州，他在知州任上只有两年，却为杭州留下了如此宏大的手笔。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样一项规模浩大的工程，苏东坡在杭州所作的诗文中却很少提及，直到去扬州任上，才在答友人的诗中回顾治湖的经历。可见这位旷世奇才的博大胸怀。有史以来与西湖相关的，能与苏东坡与苏堤相媲美的，是唐朝的白居易和白堤。固然是白堤在先苏堤在后，但他们都是一代文豪，他们都懂得珍惜大自然。他们在杭州的时间都十分短暂，但他们却都留下了一世英名。
你在堤上流连。倘若你回头望望，你会发现，随着南宋的到来，苏堤的北端耸立起一座庄严的庙宇，红墙重檐，松树翠柏掩映着一代名将岳飞。你惊喜地看到，一个宋朝、一南一北、一文一武与这条长堤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都是人杰，他们的智慧和生命化作绵绵不绝的雨丝，滋润着堤上的绿树红花。
你撑开的是一把丝绸做的雨伞，以丝绸命名的道路曾经横贯东西。而现在，令你乐此不疲的是，走在雨中回想从前，你看见东坡居士迎面而立，千余年站成了一座雕像。
瘦马
冯磊
瘦马，是吴中土语。
许指严撰《新华秘记》，借袁世凯的口说：“吾闻吴中村妪，有蓄雏女于家，比长，饰而售之者，谚称‘瘦马’。”
袁世凯的这段话背后，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时代背景。清末，光绪与慈禧先后去世。光绪的弟弟载沣做了摄政王，载沣的儿子溥仪做了皇帝，就是后来的宣统皇帝。
载沣一家，一直痛恨袁世凯。原因在于，百日维新期间，袁曾到荣禄面前告密，导致光绪帝被囚禁致死。这段往事，于载沣一家而言，虽然是猜测的成分居多，但袁世凯先前备受光绪皇帝信任，关键时刻倒向太后那边却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溥仪即位后，载沣一族人咬牙切齿，非找机会惩办袁世凯不可。
袁世凯是一个官场的老油子，自然明白自己的处境。于是谎称足疾，回老家待了3年。这3年里，他并没有闲着。
许指严说，当时的日本留学生，大凡归国，没有不到袁世凯那里去拜谒的。袁世凯分别按照他们的才干给予推荐。缺钱的给钱，没位子的给位子。此外，他又安排一个姓金的归国留学生，拿着钱四处收买和拉拢人才。尤其让人感到吃惊的是，袁世凯拿着大笔的钱，去资助了革命党。
因为袁世凯的资助，“故宣统纪元后二年间，无月不有革命党揭竿之举，皆袁之金钱蒸发力也”。
许指严说，有革命党人为钱发愁，其密友告诉他说，可以去找袁世凯帮忙。于是，此人在朋友的引荐下见到了袁。面对革命党人，袁非常诚恳。面谈之后，不仅资助他700块银元私用，更赞助15000块银元作为革命党的经费。
袁世凯赞助革命党，自有其目的。他说：“苏长公论战国养士，谓智勇辨力，苟有人收养之，则天下靖也。今革命党气焰方张，吾将用此术剪其羽翼，是或借弭将来之乱，未可知也。”
许指严记载的这些事情，未必全都属实。说到底，《新华秘记》不过是一本野史，不一定字字是真。不过，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声望非常之高，却是不争的事实。当年孙中山先生将大权拱手让给袁世凯，并非一时的头脑发热。一方面，革命党内部意见并不统一；另一方面，袁世凯通过权术让清室和平退位，确实有一定的功劳。至于袁是否大力资助革命党，固然因没有确切的证据而难以知晓，但政客们素来喜欢狡兔三窟的把戏。这种事情，也未必就一点影子都没有。
袁世凯蓄养瘦马、招揽人才，表现出的是一种谋略。做官犹如购买证券，真正的高手，总能左右逢源，成为不倒翁。袁世凯难道不明白政治投机的道理吗？关键时刻不站错队固然重要，及早留下退路同样重要。
《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前去攻打东平府，九纹龙史进想起了以前的一个相好。这个相好，是个妓女。史进见了妓女，告诉她自己是潜伏的间谍，等胜利以后要将其带到梁山上做夫人。这女子闻说以后，便把秘密告诉了自己的母亲。让史进没有想到的是，丈母娘大人经过推敲，认为做贼是没有前途的，马上揭发了他。史进因此被下了大牢。
梁山好汉攻打东平府，救出了史进。史进一怒之下，杀了旧情人一家老小。那位没眼光的老太太，因为自己的愚蠢而丢了性命。
她把瘦马，看成了瘦驴。
“无能”之能
十年砍柴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虽非一人所作，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书中统帅群雄的几位老大——宋江、刘备、唐僧，都是平常人看来的窝囊废，没有什么人格魅力，更无一丝英雄气度。宋江武艺不如一寻常的地煞星，计谋不如吴用等人，却为一百单八将之首；民间奚落刘备的江山是哭来的，一遇到危险就痛哭流涕，演一曲“悲情秀”；而唐僧呢，身陷险境时，唯一能做的是念救苦救难观世音的法号或者叫“徒儿快来救我”。
宋江以群盗之首招安拜将；刘备三分天下；唐僧取得真经，功德圆满。三个“无能”的窝囊废最终成就大业，究竟是造化厚他，命该如此？还是别的原因？
其实我们仔细一分析，三人都具备“无能”之能，即个人的文武之资质未必出众，但有驾驭群雄、审时度势、借力打力、合纵连横的出众才能，更掌握一种要登堂入室、脱离草莽而必不可少的政治资源。而这些才能和资源在中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背景下，往往能克服自身的文才武略之不足，脱颖而出。
先说驾驭群雄、审时度势的才能。宋江广收天下英雄，积累了雄厚的人脉关系，最后因为浔阳江头题写了反诗，终于决心上梁山。此时上梁山正是恰到火候。如果杀了阎婆惜就避祸上山，虽然有大恩于晁盖，但终不免有寄人篱下的味道。等到白龙庙小聚义时，再上梁山，自己搜罗的新人马已经超过晁盖的旧部，此时上山不再是投奔，而是两支部队在江西的九江胜利会师。宋江被晁盖等人救出后，对晁盖的表白：“小弟来江湖上走了这几遭，虽是受了些惊恐，却也结识得这许多好汉。今日同哥哥上山去，这回只得死心塌地，与哥哥同死共生。”——首先撇清自己的功劳，并非空手上山，而是有功于梁山，其次再撕掉当初满口忠孝、不反官府、不违父命、不从草寇的面纱，表达了铁心从寇的决心。如果宋江再晚上梁山，如卢俊义那样，梁山事业进行得如火如荼，他就有投机的嫌疑，而且无尺寸之功，甭说想代替晁天王，即使想坐第二把交椅，恐怕梁山众人都不会服气。
刘备从一个卖草席的破落皇族起家，本钱没法和挟天子以令诸侯、文武都有盖世之能的曹孟德相比，就是和守父兄之业、多谋善断的孙权比，似乎也不是一个级别的。刘备选择的策略完全是基于自身条件，套用一句流行语：即一切从实际出发。先不断地依附群雄，他曾依附过刘焉、卢植、刘表等人，在此期间不断网罗关、张、赵、诸葛等武将谋士，最后时机一到，自领益州牧，玩了个空手道，骗取了天府之地。
唐僧能驾驭群雄的东西最具有物化的特征。其实现实生活中老大驾驭众兄弟的手段，和这个和尚管教一班杀人放火出身的徒儿的办法差不多：胡萝卜加大棒。胡萝卜就是恩惠，唐僧把悟空从五指山下救了出来，接着用悟空之力收编了八戒、沙僧，自此在徒儿面前，唐僧一直有种道德的优势，即师傅是你们的恩人。但降服这些魔鬼出身、本领高强的徒弟仅仅靠恩情显然不够，他还有观世音给的最厉害的一样东西——紧箍咒。俗世间的老大驾驭众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紧箍咒：或宗教教义、或利益、或胁迫。
宋江、刘备、唐僧做老大除了以上原因外，另一个重要的本钱就是其政治资源。这些资源在皇权社会里包括道德、礼法甚至谶言等。
先说宋江，刚刚上梁山，他就申明了自己作为造反头子的“天然资源”。童谣：“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所应的就是我宋公明，上天叫我作造反头子，这便是天然合法性。中国造反者都喜欢这套神秘的愚人把戏，从“陈胜王”，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到“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一直到洪秀全装上帝次子的鬼把戏，都是如此。宋江具有造反头子的合法性，但他不愿意在造反这条路上走到黑，必须漂白自己，最终修成正果，那么只有两条路——打下东京当皇帝，梁山还不具备这个势力；那就只有接受招安，当大官了。此时的道德资源就是“忠义”——而且忠必须在义之前。
刘备最大的资源就是他的DNA和汉高祖刘邦之间的联系。你看刘备和张飞、关羽刚见面，就亮出了自己的政治优势：“我本汉室宗亲，姓刘名备。”三人合伙做生意，组成一个黑社会性质的公司，虽然关羽、张飞武艺比刘备高得多，但比起杀猪的翼德，推车的云长，汉宗室旁支的旁支的旁支刘备，其无形资产依然使他最具备做董事长的资格。
唐僧的道德资源便是奉旨取经。虽然历史上的唐玄奘去天竺取经是非组织行为，在边关九死一生才得以偷渡出国。但到了小说家的笔下，不能不做一改变，否则凭什么唐僧有资格做老大？于是在《西游记》中，唐僧成了状元陈光蕊的遗孤——以显示血统高贵。唐太宗为回报从阴曹地府的还阳，选拔了大德高僧玄奘。得到皇帝的恩准取经，那么唐僧就具备借用一切力量的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