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张大千
谢稚柳[1]
1983年4月初，从四面八方传来张大千逝世的消息。开始我将信将疑，因为多少年来，不知有多少次从海外传来张大千逝世的消息，不久都证明不是真的，我希望这次依然是谣传。不幸，却不是谣传，老友真的于4月2日在台北病逝了。我与大千相交数十年，噩耗传来，使我格外悲伤！
大千终年85岁，回想起相识之始，我才二十三四岁，屈指已是50年前的事。1933年，中央大学聘大千任艺术系教授，那时我亦在南京。由于大千经常来学校上课，我们也经常见面，日渐亲密起来。我们同游过黄山。那时，黄山险处鲫鱼背，尚没有栏杆，只见对面过来的人是用手脚爬过来的。大千说：此处很危险，不过去吧。我有点踌躇，正在畏惧不前时，但见大千已走过去了。我当时年少气盛，不甘落后，也迅速地跟着走了过去。鲫鱼背是不到几公尺宽的狭长山径，绝无依傍，两面瞭望，一片白云，下临无地，大风拂衣，吹人欲倒，真有点惊心动魄。其时徐悲鸿也率领了一批学生来游，不期会合。第二日相率过鲫鱼背，并在鲫鱼背上留影。第二年，南京举行全国美术展览，北京于非闇、广东黄君璧、温州方介堪，都聚集来了。一天，大千与我和于非闇、黄君璧、方介堪同游雁荡山，并在那里作画，但我们都没有带图章，临时由方介堪刻一印，印文为“东西南北之人”，于非闇是北，黄君璧是南，张大千是西，我与方介堪是东，印文正是由于这样而来的。后来，大千几次画雁荡泷湫，都记述了这事的经过，他题道：“雁荡山奇水奇，惟苦无嘉树掩映其间耳，此写西石梁瀑布，因于岩石上添写一松，思与黄山并峙宇宙间也。春间与蓬莱于非闇、南海黄君璧、武进谢稚柳同游兹山，永嘉方介堪为向导，下榻于雁歌山房，乐清县令索予辈作画，其时诸人皆无印，乃由介堪急就凿一章，文曰：‘东西南北之人’。迄今诸人风流云散，惟予与非闇犹得朝夕相见耳。偶忆及此，因书画上，丁丑秋九月，蜀郡张爰大千父。”此图今在吾友广州王贵忱处。己未春，我在广州，贵忱出此图索题，我在画的左边题上几行：“丁丑之春，蜀人张大千、蓬莱于非闇、永嘉方介堪、南海黄君璧与予相会于白门，因同作雁荡之游，回首已四十余年矣。顷来广州，贵忱持示此图，恍如梦影。此数十年间，非闇久已下世，大千、君璧长客海外，介堪老病乡居，往事如烟，旧游零落，对此慨然。”记得那次我们从雁荡下山，经过绍兴东湖。东湖有船，船身狭长，不能并坐，人坐船上不能动，动则船摇晃几欲翻。于非闇是北方人，颇畏水，下船后，惊魂甫定，尚心有余悸，此行是大千约他来的，乃骂大千几欲置他于非命。于是，相与大笑。现在大千又已逝世，真是人事沧桑，令人感慨万千！
在我认识大千之前，先认识了他的画，觉得他的才气横溢，令人难忘。及认识他，浓髯如茵，谈笑风生，性情豪放，才知道他的画笔，正是从他的情性而来。当时大千的盛名，交口称道的是善于写石涛。的确，大千写石涛可以乱真，但又不限于乱真，而是又发展了石涛。他走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当时他的画笔描写黄山与华山的特别多，所给人的感受是雄奇瑰丽而富于写实精神。
张大千尽管以写石涛著称，事实上他又何止是石涛一家，渐江、石溪、八大、梅清，四王以外的各个画派，他无所不能，也无不可以乱真。这些画派的作品，在他历次的画展中，都能见得到，因而他的画是集众长于一手。从他丰富的生活，多方的借鉴，加上他自己的情性，形成了他自己的风貌。平素作品，一年之中不敢说千幅，几百幅也总是有的，下笔迅疾，顷刻满纸。他的性情豪放，但对于艺术的探求却是精细而深刻。这是他前期的情况。
大千的精力过人，因而他的艺术创造力特别旺盛，不断研究历代的绘画流派，收藏了历代名迹，不断改换自己的表现形体，逐渐脱离了上述那些流派的关系。元代的赵孟頫、吴镇、王蒙、倪瓒等的画派，又使他的画笔转到别一天地。他不仅善写山水，人物、花鸟也无所不能；不仅善于奔放的阔笔，也善于工细的描绘。即使是工细的，也不是细碎柔弱的风调，一种豪迈的气度，始终流露在他的画笔之中，显示了他的艺术特性。当他50岁左右，他的画风又产生了剧变，而倾向于两宋。南宋的李唐、马远、梁楷、牧豀，继而是北宋的范宽、董源、巨然、郭熙。这一系列的画派吸引着他，使他的画笔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之中是如此的多样善变。
抗战开始时，大千在北平。北平沦陷后，大千不得不辗转回到故乡四川。当时，我已在重庆，遇见了大千，他为我写了一把扇子，是他临离北平时题自己的画像，是一首《浣溪沙》词：“十载笼头一破冠，峨峨不畏笑酸寒，画图留与后来看。久客渐知谋食苦，还乡真觉见人难，为谁留滞在长安！”从这首词里，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心情。他回到四川，先在重庆住了几天，然后去成都，游了峨眉。住青城山一年多。这一时期，他写了好多峨眉、青城的景色。不久，他又到敦煌莫高窟研究北魏隋唐的壁画先后两年又七个月。我到敦煌是在大千到敦煌的第二年。大千在莫高窟、榆林窟所临摹的大量壁画，当时在成都、重庆都曾展出过。
大千的人物画本来画得很好，自到敦煌后，他认为唐代的人物画，那种豪迈而雍容的气度是最高的艺术。所以当他临摹了大量壁画之后，他自己的人物画风，已完全舍去了原有格调。他后期的人物画格，正是从此而来的。
1950年，他到印度，巡礼了印度的阿捷达佛窟，还寄给我一册阿捷达壁画册。屈指算来，与大千相别已34年了。1979年，大千曾托人带来为我画的一幅山水；1981年我去香港中文大学讲学，大千闻说我到了香港，又托人带来为我画的一幅荷花游鱼图。他送我的那幅山水，是久居海外后所创的新格，他自称这一画派为“泼墨泼彩”。奔放雄健的格调，苍茫生动的气韵，明朗鲜丽的色彩，是令人惊绝的艺术创造。我以为，大千如没有经过他过去数十年的艺术探求和实践，是不可能达到这种境界的。
大千的艺术造诣，是生活、借鉴，循环不断地使它升腾幻化，滋养着自己的艺术思想与创作，从而产生了他独特而新颖的艺术风格。
20世纪60年代初，大千曾采集南美的牛耳毛在日本制成了两支毛笔送我。当十年动乱以后，我收到这两支笔时，心情是难以形容的。我曾写了以下这首诗：“十年风腕雾双眸，万里思牵到雀头。英气何堪摇五岳，墨痕无奈舞长矛。蛮笺放浪霞成绮，故服飘摇海狎鸥。休问巴山池上雨，白头去日苦方遒。”这首诗，后来大千是见到了的。如今是“休问巴山池上雨，白头相见已无期”了。大千老友，永别了！
1983年4月于上海
[1]著名书画家、鉴定家，大千先生挚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