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 刘永济《诵帚词集》中的交游词
刘永济《诵帚词集》中有不少是写给亲朋好友的交游词。这些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词人的创作特色，表现为：一方面将自己与他人的交往经历作为创作的题材；另一方面又以词作为与他人交往的一种方式，从而使词的抒情功能与实用功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从《诵帚词集》收录的交游词看，词人交游对象广泛。但比较而言，还是以文化界、学术界的文人与学人居多。这其中的原因，便与其自身作为教授有关。这里，我们选取刘永济在民国时期创作的部分交游词，列表如下：
通过列表，我们对刘永济民国时期交游词的特点有一个基本的认识。第一，所交往的对象，从今天的角度看，都是在学术史、艺术史等领域中颇有成就的学者和艺术家，有些是词人的前辈，有些则为同辈。第二，这些交游词在词调的选择上，既有小令，如《浣溪沙》，又有长调，如《木兰花慢》。下面，我们将从两个层面，对刘永济交游词展开讨论。首先，对这些交游词的实用功能和抒情功能作简要分析。其次，对其中的一些交游词作相对深入的个案研究，以进一步揭示刘永济交游词的文学价值。
一、刘永济交游词的功能
与其他题材的词作相比，交游词既具有比较丰富的实用功能，又具有相当完美的抒情功能。而在具体的作品中，这两种功能往往又是交织在一起的。刘永济的交游词也如此，即以上表所列作品而言，大致有如下功能。
(一)以词代柬
所谓以词代柬，就是以写词的方式来完成写信的功能。这里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词人主动以词问候友人；另一种则是在接到友人的来信后，以寄词的方式回复对方。
在《诵帚词集》中，有一首由词人于1939年写给浙江大学教授梅光迪(迪生)的《鹧鸪天》词，即属于前者。1930年代至1940年代，正值中华民族遭受日军侵略的艰难岁月，许多大学教授与普通百姓一样，饱受战乱的折磨，颠沛流离，相互之间信息不畅。于是，天各一方的教授们，便以寄词的方式来相互问候。刘永济的这首《鹧鸪天》词，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词人在词序中写道：
筑阳市楼饮散与迪生别。迪生以浙江大学事入重庆，即遇空袭，念之不已，词以讯之。
据此可知，词人作此词的一个主要原因，便是对身在重庆而遭受敌机空袭影响的梅光迪教授表达问候。词中写道：
分手春宵月满衣，酒阑醉面拂凉飔。将雏倦比红襟燕，怀侣愁牵雪茧丝。 商去住，各东西，转头离会两难知。花前忽现天魔劫，怅望雷渊幸脱时。(词人自注：《招魂》曰：“旋入雷渊，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脱，其外旷宇些。”)[1]
由于词人与梅光迪“各东西，转头离会两难知”，再加上梅光迪“花前忽现天魔劫”，即遭遇空袭。因此，词人甚为牵挂。于是，以词代信作为问候。
刘永济1946年写给缪钺的《鹧鸪天》词，即是以词作为回复友人来信的一种方式。该词词序写道：
随武汉大学复员回武昌。彦威书来问近状，赋此代柬。
这里，先有“彦威(缪钺)书来问近状”，然后词人“赋此代柬”，词曰：
取次穷愁不放饶，年来潘鬓自然凋。闲情未愿为明烛，微命从知寄折苕。 天地外，一蓬飘，楚歌何处木兰桡。重来江介悲风地，卧听东南日夜潮。[2]
词中一方面介绍了自己的近况(“年来潘鬓自然凋”)与处境(“天地外，一蓬飘”)；一方面诉说了自己的内心感受(“闲情未愿为明烛”)与彷徨(“楚歌何处木兰桡”)。从而既回答了友人关心的问题，也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情感。全词因此兼有实用与抒情两种功能。
(二)以词怀人
《诵帚词集》中收录的怀人词有不少，其中有一首即是为怀念梅光迪而写的。1945年12月，梅光迪在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任上逝世，刘永济闻讯后，填写了一首《木兰花慢·挽梅迪生》词。词曰：
指修门路杳，竟无地，返骚魂。但断梦关山，羁游京国，莽莽愁云。酸辛，旧时俊侣，抚遗篇、犹似见丰神。何意亭亭玉树，顿成宿草新坟。 谁云，天道亲仁，回短折，蹠长存。算古来如此，君宁有恨，我恸斯文。乾坤，乍经浩劫，对寒灰加意惜芝焚。神理绵绵未尽，灵兮来享清尊。[3]
梅光迪曾与吴宓等人一起主编《学衡》杂志。而刘永济1920年代至1930年代的词作大多发表在《学衡》上，因此，彼此之间的交往颇为久远。后来，为躲避日军的战火，两人所在的大学又都西迁。在迁移过程中，两人又多次相逢、相别，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故而当梅光迪不幸逝世后，刘永济便以词怀念。其中，“何意亭亭玉树，顿成宿草新坟”两句，以朴素的语言，表达了深深的悲痛之情，十分感人。
(三)以词纪游
这本是交游词中最常见的题材，《诵帚词集》中此类题材的作品也有不少。其中与程千帆教授的交往，词人曾以多首词记录。这里我们介绍其中的一首，这便是词人1941年填写的《琵琶仙》词。该词词序比较详细地交代了词人与程千帆夫妇的交游活动：
辛巳嘉州中秋，约子苾、千帆夫妇味橄，薄饮云巢。念辛未、甲戌此夕，曾与豢龙叠和坡仙《水调》，以写幽忧穷蹙之音。今时境远非昔比，而豢龙深隐衡云，予窜身荒谷，奇情胜慨，久堕苍茫，顾影婆娑，怅然成咏。
词序不仅交代了此次与程千帆夫妇交游的情景，而且还追忆了以往在中秋时节与其他友人的相聚。以此来进一步揭示填写此词的背景与意义。词曰：
秋老山空，乱蛩里、露草光摇玓。鸾驾应怯新凉，霓衣皱轻白。愁记省、眠云俊侣，暗萦惹、十年尘迹。涨海铜琶，明湖翠琖，都到胸臆。 算惟有丸月疏星，向天末、依然伴岑寂。多少瑶情霞思，总而今抛掷。伤换劫河山坏影，堕玉尊特地凄碧。那更残曲重寻，故人难觅。[4]
词的上阕，从今年中秋落笔。以“秋老空山”之景渲染全词的情感。接着，以比较多的文字追忆往事，从而突出全词思念故人的伤感情怀。
(四)以词致谢
以词作为向人表达感谢之情的创作方式，是将词的实用功能与抒情功能结合得最为密切的一种形式。在《诵帚词集》中，既有词人感谢他人赠书的，也有感谢他人赠画的，还有感谢友人为其祝寿的。
1941年写给熊十力教授的《鹧鸪天》词，据词序“久闻黄冈十力熊君，今世奇士，任道精勇，心存目想，无缘会合。昨忽邮书贻我近著《语要》一册，纸尾称道拙词，赋此酬谢”，可知，这是词人在接到熊十力教授寄来的新作《十力语要》后而写的，词曰：
千里襟期接霁光，一编相饷重琳琅。玄文秘帐谈初异，小枝雕虫恨不祥。 尘味浅，古怀长，山高风雨倍凄凉。遥知隐几人犹昔，为问三车可救狂。(自注：山高句用来书中语)[5]
词的开篇，用“千里襟期接霁光”来形容自己接读熊十力新著时的激动心情，生动形象。结尾部分的“遥知隐几人犹昔，为问三车可救狂”两句，借用典故，对熊十力的著作给予高度评价。从而将受赠后的感谢之意巧妙地表达出来。
与此相似，词人还曾以词感谢他人赠送自己绘画作品。那就是1942年写给关山月先生的《木兰花》。对此，词序记载道：“岭海画人关君山月，以所作古木栖禽图题曰《双栖》见贶，奉此为谢。”词曰：
天风袅袅吹琼珮，缠鬓海山云雾气。胸中块垒不宜人，腕底河山惟赚泪。 荒城野水飘蓬地，自有芳怀相妩媚。树高藤古写双栖，消领含毫珍重意。[6]
全词既对所赠之画的内容作了介绍，同时，也对关山月以画相赠所体现的深切情谊，表示十分的珍惜与感谢。这尤其表现在词的最后两句。
除了以词感谢友人赠送著作与绘画作品外，《诵帚词集》中还有一首感谢友人为其祝寿的词作。那是1948年12月11日(农历十一月十一日)，这天为刘永济六十二岁的寿辰。黄子通夫妇为其设宴庆寿。吴宓等人也前往祝寿。为答谢诸友，刘永济在第二天填写了一首《鹧鸪天》(弧矢当年枉挂门)词，以表示感谢。词序即交代了这一写作背景：“贱辰，承雨僧兄惠食物、君超兄赠佳词、子通兄设酒俾寿，感荷良朋，顿忘衰朽，赋此为谢。”词曰：
弧矢当年枉挂门，诗书今日未通神。漫劳绮丽生花笔，点缀凄凉梦蝶春。 招俊侣，展深颦，相看同是客中身。矛头岁月如堪惜，杯底湖山正可人。[7]
词人一方面对友人们如此关心自己的寿辰表示真诚感谢；另一方面，也对自己六十二年来的志向与抱负作了回顾与总结，从而在词中融入了自己的人生感慨。“弧矢当年枉挂门”便是在诉说昔日的志向与抱负，而“诗书今日未通神”则是谦称自己至今未能实现抱负。然后，以“点缀凄凉梦蝶春”一句，来感慨自己的人生犹如庄周梦蝶一般。这实际上也流露出词人对所处时代的无奈之感。
(五)以词论学
与前四种方式和功能相比，以词论学的作品，往往显得比较抽象。清代厉鹗曾以绝句论词，开创了以韵文体裁论学的风气。刘永济有一首《鹧鸪天》词即是以词论学之作，其写作背景是针对章士钊(字孤桐)以词论自己的《笺屈六论》。章士钊是刘永济在东北大学任教时的好友，曾任国民政府参议员。1943年春，章士钊在重庆读了刘永济的《笺屈六论》后，写下了《齐天乐·弘度见寄所著<笺屈六论>，服其精博，为拈此》词，并相寄。词曰：“灵均元自夔巫去，沉沉二千年度。摘艳生吞，传骚妄作，端赖君家章句(刘向父子)。冥冥付与，溯典校石(作平)渠，扬灵湘浦。倦笔枯灯，一馥山鬼似深诉。 西头士陇甚处，问尘霾廨舍，还倩谁住。荪美芜深，蕙花老尽，又是一番凄苦。离忧万缕，叹皂帽当年，归途迟暮。半为传弦，半幽情借吐。”
刘永济收到章士钊的这首词后，也写了一首《鹧鸪天》词。为此，词人在词序中写道：“孤桐寄示《齐天乐》词，惠题拙著《笺屈六论》，兼及豢龙永逝之哀。赋此答谢。”词曰：
一片骚情万古愁，故人词笔共绸缪。云山入望同青眼，烽火相思并白头。 惊露气，下汀洲，断行离雁又逢秋。自怜士季新成论，剩向嵇公户外投。[8]
词的上阕，对历代笺注屈原赋的成就作了概括性的介绍与评价。词的下阕，面对章士钊以“半为传弦，半幽情借吐”的词句来称颂自己的著作时，刘永济以三国时期钟会(225－264，字士季)请求嵇康指正自己的著作《四本论》的故事，与自己请求章士钊指正《笺屈六论》之事相比。据《世说新语》上卷《文学第四》记载：“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9]可见，“自怜士季新成论，剩向嵇公户外投”两句，表达了词人的一种谦逊态度。
二、刘永济交游词的个案解读
(一)与陈氏兄弟的交游词
由前表可见，词人与陈寅恪、陈方恪和陈登恪三兄弟均有过交往，并以词相赠。其中，致陈寅恪的有4首，致陈方恪的有1首，致陈登恪的有5首。
1.致陈寅恪的交游词
刘永济在民国时期致陈寅恪的交游词，收录在《诵帚庵词》中的有《蝶恋花》2首、《喜迁莺》、《鹧鸪天》等，最早的写于1939年。它们有的从一个侧面反映抗战时期大学教授的艰难处境；有的则体现了知识分子对抗战结束后时局的认识与评价。
(1)《蝶恋花》2首
刘永济在1939年抗战初期所作的《蝶恋花》词有2首。
其一：
瘴岭荒云无雁度，身在天涯，还向天涯去。花絮未堪漂泊苦，残春那更风兼雨。 海约云期终恐误。梦里家山，绝似芜城赋。等是虚空无著处，人生何必江南住。
其二：
狨狖啼前魑啸后。飒飒惊风，短翼差池久。苦信秦庭乌白首(自注：用寅恪寄诗句)，茫茫赢得投荒走。 未见围棋挥麈手。有限江山，无限狂歌酒。望眼漫伤依北斗，湖山传似临安旧。(自注：建水有湖山之胜，依稀杭州，故相传有临安之称。)[10]这两首词有一词序，曰：
将随浙江大学迁于滇边之建水，感赋两阕，简寅恪、雨僧昆明。
词序透露了词人写作该词的背景，一是词人将这两首词随信寄给了在昆明的陈寅恪和吴宓；二是词人当时将要随浙江大学迁移至云南的建水。
刘永济原本为国立武汉大学教授，此时为何“将随浙江大学迁于滇边之建水”？原来，由于日军进攻武汉，1938年2月刘永济所在的武汉大学被迫西迁。刘永济因故没有与西迁的学校同行。到了那年秋天，刘永济应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梅光迪之邀，在广西宜山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一学期(1938年7月－1939年2月)。在浙江大学任教不久，学校面临再一次搬迁，即词序中所说的“将随浙江大学迁于滇边之建水”。
当时，已经从浙江杭州搬迁至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之所以决定搬离宜山，一是由于广西疟疾流行，二是敌机多次轰炸宜山。1939年2月，计划迁往云南建水。但到了6月真正迁移时，确定的目的地是贵州湄潭。
可见，刘永济此词的写作时间应在1939年2月至6月间。根据词中“花絮未堪漂泊苦，残春那更风兼雨”两句，可知该词当作于那年的暮春。
该词的写作地点为广西宜山。“其一”中的“瘴岭荒云无雁度”和“其二”中的“狨狖啼前魑啸后”，即是对广西宜山的自然气候与地理环境特点的描写。如此描写，虽不乏夸张的成分，但对于长期生活在江南的文人来说，其心中产生这样的感受完全是真实的。而“身在天涯，还向天涯去”，更是真实地叙述了自己一路漂泊的无奈与艰辛。为了教育救国而躲避战火，身为大学教授的词人，已经历了从武汉到宜山的颠沛，现在又将从宜山前往更遥远的他乡。正是基于这样的亲身经历，词人才能够写出这样的词句。因此，这两句无论在写作手法上，还是在内容的表达上，都给人以心灵的冲击。看似单调的表现手法，却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内容。它叙述的既是词人个人的艰苦遭遇，也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的艰难历程。
有关刘永济在浙江大学任教的经历，我们可以参阅他的《点绛唇》(过宜山暂留浙江大学，移居宜山燕山村舍，示内子惠君)词，以及《竺可桢全集》。《竺可桢全集》第6卷第616页《日记1938年》记载，11月22日中午，梅光迪向竺可桢校长介绍刘的情况；第6卷第617页《日记1938年》记载，11月25日，刘在宜山拜会竺可桢校长；第7卷第21页《日记1939年》记载，1月30日晚上6点，竺可桢校长约请刘永济等新聘教员晚膳。
由于这首词当时是同时寄给陈、吴两人的，因此，在商务印书馆2004年出版的《吴宓诗集》15卷中也著录了这首作品。不过文字上稍有出入。
其词序为：“将随浙江大学迁居滇边建水，感赋两解，简寅恪、雨僧两兄。”
正文中，“花絮”作“华絮”；“海约云期终恐误”作“长恨佳期期屡误”；“狨狖啼前魑啸后”作“狨狖啼前魑魅后”；“用寅恪寄诗句”作“寅恪近寄诗，有‘路人苦信乌头白’之句”；“未见围棋挥麈手”作“覆局猧儿愁出手”；“建水有湖山之胜，依稀杭州，故相传有临安之称”，作“闻建水湖山绝似杭州，故昔有临安之称”。
词末有吴宓注：刘永济函，“前阕换头句，后改作海约云期终自误。后阕换头句，改作不见围期挥麈手。乞再正。”[11]
(2)《喜迁莺》
刘永济1942年致陈寅恪的《喜迁莺》，则缘于陈寅恪的一段特殊经历。对此，刘在词序中有这样的交代：
香港陷落数月，始闻寅恪脱自贼中，将取道桂黔入蜀，已约登恪致书，劝其来乐山讲学，词以坚之。
这里所谓的“香港陷落”，是指1941年珍珠港战事后日军侵占香港一事。“寅恪脱自贼中，将取道桂黔入蜀”，是指陈寅恪“五月五日由香港取道广州湾返内地。六月末抵桂林”。[12]此前，陈寅恪准备从香港赴英国治疗眼病。不料，香港被日军占领。陈寅恪在香港滞留一段时间后，只好“取道桂黔入蜀”。得知这一信息后，刘永济一方面委托时任武汉大学教授、陈寅恪之弟陈登恪去函，邀陈寅恪至武汉大学讲学；另一方面，又以此词作为再次邀请之媒介。词曰：
鲛尘掀户。又惊起乍宿，南云双羽。委地蛮花，飐风腥浪，轻换翠歌珠舞。漫省荡愁山海，曾是谁家丸土。断肠事，剩闲鸥三两，苍波无语。 知否。人正在，野水荒湾，灯底相思苦。万驿千程，乱烽残戌，归梦去来何处。未了十洲零劫，休问寒灰今古。雁绳远、怕玉珰俊约，欲成还阻。[13]
词的上阕设想对方所处的境遇。其中“委地蛮花，飐风腥浪”两句，即是对香港遭遇日军入侵一事的描写。而“曾是谁家丸土”一句，则以问句的方式，道出了香港正在饱受的屈辱与辛酸，一个已经沦为殖民地的土地，现在又被另一个外敌入侵。而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却不能立足其中。
下阕则从自己的处境写去，身处“野水荒湾”，却仍牵挂着对方。希望在这样一个战乱的年代，能以教育来振兴危在旦夕的民族。因此，希望对方在顺利回到内地后，能来作者所在的学校讲学。
由于“广西大学相约讲课”。[14]于是，陈寅恪留在广西大学至1943年8月。因此，刘邀约陈至乐山讲学的想法没能实现。
在刘永济填写《喜迁莺》词并寄给陈寅恪的时候，陈寅恪也经历了从香港至广州湾，再辗转至桂林的艰辛旅途。陈寅恪沿途创作了《壬午五月发香港至广州湾舟中作用义山无题韵》、《夜读简斋集潭州诸诗感赋》、《予挈家由香港抵桂林已逾两月尚困居旅舍感而赋此》、《壬午桂林雁山七夕》等诗歌。[15]诗歌中对当时的艰难时局和自身遭遇均有描写。
可见，刘永济上述三首致陈寅恪的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也反映了抗战与中国大学教授命运之间的联系。
(3)《鹧鸪天》
刘永济1948年创作的《鹧鸪天》词，是一首读后感式的作品，即“读寅恪《丁亥除夕》诗感赋”之作。词曰：
绝倒驴鞍那可期，拂簪盥眼定何时。重衾夜夜江山梦，老去龟堂未断痴。 红蜡泪，替谁垂，更长吟坐独成悲。残梅乱雪纷纷里，已觉春光冉冉非。[16]
这是一首读诗词，旨在表达对陈寅恪诗歌的读后感想。为此，词人主要通过使用典故与描写景物两种方式来表达。
使用典故的词句，经词人自注的有两处。一处为“拂簪盥眼定何时”，词人自注曰：“后汉任永冯信二人，公孙述连微，皆托青盲，以避世难。及闻述诛，皆盥洗更视日，世适平，目即清。韩致尧《残春》诗曰：‘拂拭朝簪待眼明’即用此。”另一处为“老去龟堂未断痴”，词人自注曰：“放翁诗：‘老病已全惟欠死，贪嗔虽断尚余痴。’”
借景而说理的词句，我们认为，主要体现在结尾部分，即“残梅乱雪纷纷里，已觉春光冉冉非”两句。
那么，词人在阅读了陈寅恪的诗歌后，到底表达了怎样的感想？
对此，我们既要依据词人上述这两种表现手法来分析，还要结合陈寅恪原诗来论述。
刘永济所读陈寅恪《丁亥除夕作》诗歌原文为：
杀人盈野复盈城，谁挽天河洗甲兵。至德收京回纥马，宣和浮海女真盟。兴亡总入连宵梦，衰废难胜饯岁觥。五十八年流涕尽，可能留命见升平。[17]
陈诗前半部分，也运用了许多典故。首联两句，用的是语典：“杀人盈野复盈城”，出自《孟子·离娄上》：“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谁挽天河洗甲兵”，出自杜甫《洗兵马》：“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颔联两句，用的是事典：“至德收京回纥马”，唐朝从玄宗天宝年十四年(755)至代宗广德元年(763)，首尾14年，因中央势衰，地方节度使权重，而发生安禄山、史思明之乱。两京被攻陷后，玄宗出走，太子李亨西奔灵武即位，是为肃宗。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唐纪》三十六记载，时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以回纥兵精，劝上益征其兵以击贼”。[18]至德二年(757)，回纥葛勒可汗应征遣其子叶护率领精兵四千余人，助唐平叛，收复长安、洛阳等地。作为回报，唐政府除加大赏赐外，还规定以唐绢购买回纥马，开启双方间的绢马贸易。“宣和浮海女真盟”，据《三朝北盟会编》卷四记载，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女真首领阿骨打建立金，随后屡败辽兵。宋徽宗等决定联金攻辽。宣和二年(1120)，宋朝派人浮海去金国订立“海上盟约”。双方商定，金军攻取辽的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境)，宋军攻取辽的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和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宋答应灭辽后，将原来输给辽的岁币转输给金。[19]
结合典故，不难看出，陈寅恪在诗中表现出对战争的厌恶以及对和平的渴望。“兴亡总入连宵梦，衰废难胜饯岁觥”则为点题之句，战火伴随除夕之夜，令人不安。最后两句，表达了诗人对来年局势的一种判断与期待：“五十八年流涕尽，可能留命见升平。”1948年，陈寅恪五十八岁。五十八年来，伴随诗人的是无穷的内忧外患，诗人此时已是欲哭无泪。但诗人仍然顽强地相信自己能“见升平”。虽然，诗歌没有说明这“升平”的天下将有谁来创造。
读了陈诗原文，再来回顾刘词。相比之下，刘词所表现的情感似乎比陈诗更复杂。首先，其表现手法更委婉，以“残梅乱雪纷纷里”来比喻当时的局势。这里的关键词是“残”与“乱”。其次，“已觉春光冉冉非”一句，表达的是作者面对这一局势的感受。这里的关键词是“冉冉非”。一个“非”字，表明了词人对时局的评判。这显然是一种不认可的评判。换言之，在作者看来，局势并没有朝着他所期待的方向发展。可见，刘词与陈诗在对时局走势的评判上，存在明显差异。在陈看来，虽然“五十八年流涕尽”，但自信还是“可能留命见升平”。而刘则“已觉春光冉冉非”。联系这两首作品的创作时代，这其中的差异，值得回味。
比较而言，刘词对时局的怀疑之情贯穿前后。首先，词人的第一个自注，便揭示了这一点。这个自注，是针对其使用的典故而作。这一典故出自《后汉书》。该书卷八十一曰：“犍为任永及业、同郡冯信，并好学博古。公孙述连征命，待以高位，皆托青盲以避世难。永妻淫于前，匿情无言；见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对信奸通。及闻述诛，皆盥洗更视，曰：‘世适平，目即清。淫者自杀。’”[20]据此，《后汉书》中所记载的任永与冯信，在乱世时假装失明，以免卷入政治纷争。但一旦乱世结束，两人便不再伪装而直面天下。本词中，刘永济在“拂簪盥眼”的后面，发出的是“定何时”的疑问，这是对典故的反用。任永、冯信最终等来了天下太平，而词人对自己能否像任永、冯信一样等来太平天下，则表示怀疑。
当然，如此解读，是否符合词人原意，还需要联系上下文。事实上，首句中的“绝倒驴鞍”也含有典故。这一典故来自民间传说之一的八仙过海。相传，八仙之一的张果老有倒骑驴的举止。对此，后人的解释是，在张果老看来，天下有很多事情被颠倒了，所以要倒着骑驴，这样才能朝着真正的目标向前行走。本词中，刘永济在“绝倒驴鞍”的后面，紧接的是“那可期”的反问，表达的是“不可期”的意思。于是，全句的意思是，今天的人们再也不可能期待像张果老那样，根据自己的方式找到想去的目标。这与后面的“拂簪盥眼定何时”一句，构成了连贯的意义表达，即委婉地表达了对世道的不满之情。
然，不满归不满，词人心中对此却一刻也忘怀不了。于是，“重衾夜夜江山梦”，即使在梦中还放不下这份牵挂。“老去龟堂未断痴”一句，则更将这份“放不下”更写成一个“痴”字。“龟堂”为陆游书斋名，也是陆游晚年的自号。有关“龟堂”的诗歌，陆游写了不少，如《龟堂杂题》、《龟堂自咏》、《龟堂独酌》、《龟堂雨后作》等。[21]此句，词人自注曰：“放翁诗：‘老病已全惟欠死，贪嗔虽断尚余痴。’”“放翁诗”，是指陆游《和范待制秋日书怀二首自七月病起蔬食止酒故诗中及之》诗(其二)。[22]“老病”两句，为该诗的颔联。对于陆游这两句诗的表现内涵和阅读感受，明人瞿佑《归田诗话》中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依据。《归田诗话》卷中“沈园感旧”曰：“翁得年最高，有句云：‘世味扫除和蜡尽，生涯零落并锥空。’‘老病已全惟欠死，贪嗔虽去尚余痴。’‘客从谢事归时散，诗到无人爱处工。’予垂老流落，途穷岁晚，每诵此数联，辄为之凄然，似为予设也。”[23]瞿佑认为，陆游的诗句似乎就是为自己的“垂老流落，途穷岁晚”而写。同样，刘永济在化用陆游此诗时，同样也有瞿佑这样的感受。这从上文的疑问，以及下文“红蜡泪，替谁垂，更长吟坐独成悲”的词句中，便可验证。
2.致陈方恪、陈登恪的交游词
《诵帚庵词集》中，致陈方恪的有《寿楼春》(销锺云词魂)词，作于1923年，是词人写给陈氏兄弟的作品中最早的一首。
致陈登恪的有《江城子》(1940年)、《浣溪沙》两首(1940年)、《鹧鸪天》(1946年)和《临江仙》(1947年)等。
这里，我们且以词人致陈登恪的《鹧鸪天》词和《临江仙》词为例，来考察词人与陈登恪的交游以及对其创作的影响。
这两首词在创作时间上前后相差一年。《鹧鸪天》一词的词序写道：“听登恪话西湖匡庐之胜。”《临江仙》也有一词序，曰：“今夏，余与登恪有匡庐之避暑之约，因循未往，而登恪归来为语劫后灵山，感而成咏。”
由词序可知，这两首词都是刘永济在听陈登恪谈论有关江西庐山情景之后所作，共同的主题是向往上庐山过隐居的生活。《鹧鸪天》词曰：
几上西湖正共携，袖中庐阜又呈奇。尘根忽堕穷愁外，岚气还生语笑时。 休坐叹，漫行咨，百年鼎鼎欲何之。人间倘有灵源在，散发岩阿应可期。[24]
词的上阕，侧重说明为何向往隐居庐山的主客观原因。客观原因是，庐山的景色优美，即“庐阜又呈奇”。主观原因是，自己已将功名富贵置之度外，即“尘根忽堕穷愁外”。下阙“百年鼎鼎欲何之”一句，化用陶渊明《饮酒》(其三)诗的最后两句，以表明自己的人生观。陶诗全文为：“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25]陆游《短歌行》也写道：“百年鼎鼎世共悲，晨钟暮鼓无休时。碧桃红杏易零落，翠眉玉颊多别离，涉江采菱风败意，登楼侍月云为崇。功名常畏谤谗兴，富贵每同衰病至。人生可叹十八九，自古危机无妙手。正令插翮上青天，不如得钱即沽酒。”[26]陆游诗中的“正令插翮上青天，不如得钱即沽酒”，与陶诗中的“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一正一反，表达了对功名的态度。刘永济词虽没有像陆游诗和陶诗那样直说，但最后一句，实际上也明确表达了不顾“世间名”，而“散发岩阿”的志向。世务纷乱，有志之士也不得不屈道隐居。这就从一个方面，体现了词人对所处时代的一种批判精神。虽然，事实上词人并没有真正归隐庐山或其他深山之中。
一年后，词人又写了《临江仙》词。此前，词人曾与陈登恪相约在1947年的暑期一起上庐山避暑，也算是一种小隐吧。但最后刘因故未能践约。当陈登恪从庐山归来后，刘再一次聆听陈对庐山情景的叙述，并写下了这首词。词曰：
历劫灵山无恙在。逃空我愧蛩音。松门高致久销沉。(松门别墅，散原丈故宅也)山容留瘁色，林籁想哀吟。 尘海沙虫真眼倦，覆棋休更追寻，云藏太古薜萝深。还期携素手，来此结同心。[27]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第二句文字上有误。“逃空我愧蛩音”的“蛩”，应为“跫”。此句词人也用了一典故。典故出自《庄子·徐无鬼》：“夫逃虚空者，……闻人足跫然而喜矣。”[28]对于庄子这一段话，在唐代韩愈的《送区册序》中有引用。韩愈写道：“庄周云：‘逃虚空者，闻人足音跫然而喜矣。’”[29]意谓一个人走在旷无人烟的地方，忽然听到他人的脚步声，会感到喜悦。因为他可以摆脱深深的孤独与寂寞。也有人将“空虚”之义作专门的解释，如王先谦《庄子集解》引司马彪注曰：“故坏冢处为空虚也。”[30]刘永济在此运用此典，意在说明由于自己的违约，因此，使得独自一人上庐山的陈登恪，也像庄子笔下的那个行走在寂寞的世界中。因此自己觉得心中有愧。好在庐山虽经多次劫难，但总算安然无恙。“松门高致久销沉”一句，则与首句“历劫灵山无恙在”形成对比。山虽无恙，但山上的建筑物——松门别墅(即词中的“松门”)，却因山下的劫难而少有人涉足，变得“久销沉”；犹如杜甫笔下的“丞相祠堂”，只有“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的荒芜景象。松门别墅位于庐山牯牛岭脊南部，为德国式大坡屋面。建于1920年代，占地面积170平方米。有关这座别墅的来历，《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中是这样记载的：“父亲留学期间虽也有为期不长的几次返国，但他自少年、青年乃至壮年的留学生涯中，由于国内军阀混战，局势时有不稳，江西省教育厅留学官费不能寄到，直到归国任教后才补还，即由五伯父隆恪经手操办，以此补偿款为祖父购买了庐山上一所洋人的旧别墅，祖父命名作‘松门别墅’。”[31]陈寅恪归国任教的时间是1926年。文中所说的“祖父”，是指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1929年陈三立来庐山即居住于此，并将其命名为“松门别墅”。后来，由于战乱纷陈，陈家人很少来此居住。故变得“久销沉”。如此描写，具有以小见大之效果。即从一座别墅的变迁来展现一个时代的变迁。
词的下阕，运用多个典故表示将来有一天愿意和陈登恪一起归隐于此。“覆棋”一句，原指下棋结束后重新按原来的顺序逐步演布，以验得失。据《北齐书》卷十一《河南王孝瑜传》：“(孝瑜)读书敏速，十行俱下，覆棋不失一道。”[32]这里，刘永济用“休更追寻”，乃反用之。意谓刚刚过去的这次爽约，就不再追究了，待下次“来此结同心”。“此”即指庐山。而“云藏太古薜萝深”即是对“此”的艺术描写。这里，词人也运用了一个典故，出自古曲《渔樵问答》中《太古正音琴谱》的第五段《松枝煮茗》，其曰：“登山日来曛，昆仑绝顶，拗珊瑚宝树，带月连云，归来煮茗也氤氲。薜萝深处绝尘粉，问出君，北山移文，请俗客漫相闻。”[33]可见，在当时这样一个战乱不断、时局动荡的年代，刘永济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常常借诗词作品来表达隐逸思想。在1940年同样也是赠登恪的两首《浣溪沙》词，也表达了相同的思想情感。词曰：
放意无何广莫天，醒时酣饮醉时眠。清风何事款柴关。客自烟波江上至，梦从云水窟中还。相逢恰在醉醒间。(其一)
迟日暄风度水船，中流东望浪粘天。隔江城郭是非间。莫唱楚词怀故宇，更惊秦火入仙源。容身犹有一茅团。(是日城中讹传有空袭。)(其二)[34]
第二首中的“秦火入仙源”，也为用典之法，来自陶渊明《桃花源记》：“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这里喻指侵华日军的战火一直烧到了中国最偏僻的地方。即使想找一个隐居的地方都不容易。可见，词人字面上所写的隐逸，实际上是在表达对战乱年代的不满与批评。因此，对于刘永济这些作品的评价，不能简单化、表面化，而应体会其深层的用意。
(二)与吴宓的交游词
刘永济与吴宓交游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以词为中介的。因为，在两人的交往中，吴宓曾多次请刘永济修改词作。对此，《吴宓日记》中有不少记录。如，1929年1月20日的日记写道：“又复刘永济一函，详述《木兰花》词之意，而请其再为修改。”吴宓《木兰花》原词为：
渔翁久在磻溪住，偶入桃源非识路。蓑衣未许惹香尘，玉露已惊凋锦树。 金丹漫信神仙误，银水空传牛女渡。人间天上事匆匆，弹指楼台无觅处。
经刘永济修改后的《木兰花》词为：
玉楼人倦停金线，闲梦江南春正远。自嫌移柱手生疏，未解饮泉心冷暖。 情深可待蓬瀛浅，炉火青时丹自转。独怜芳意未分明，早是惊回莺语乱。
这首经刘永济修改后的《木兰花》词，既见于《诵帚词集》，也收录在《吴宓诗集》。词的正文后面有一按语，曰：“宓曾以本意作函详告宏度。此阕辞虽代拟，而悉仍原意，不啻宓作也。”
可见刘永济与吴宓因词而结下的缘分颇深。两人的交往因词而加深，同时，以词相赠也成为他们交往的一种重要方式。
1946年1月，吴宓应邀在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作《红楼梦》学术报告，轰动一时。刘永济聆听了吴宓的讲座后，曾写下了《浣溪沙》(听雨僧说《石头记》人物)，词曰：
君亦红楼槛外人，凄凉犹说梦中身。忏情何计等冤亲。顽石倘能通妙谛，粲花无碍定奇文。独持宏愿理群昏。[35]
除了以词记录两人的交往活动，刘永济还在致吴宓的词中，表达对时局的独特感慨。1940年写给吴宓的《鹧鸪天》词，就是一首内容独特的作品。其独特之处，首先体现在词序的表述上。且看词序：
偶检论文旧稿，有感于伪江南近事，赋寄《学衡》社友迪生、雨僧两兄。
词序的前半部分，交代了写作原因，乃“有感于伪江南近事”；后半部分，则交代了写作动机，为“赋寄《学衡》社友迪生、雨僧两兄”。
细细斟酌，这里所说的“伪江南近事”，实际包含“伪江南”与“近事”两个方面。
先说“伪江南”。“伪江南”一词用得很巧妙。在刘永济之前，人们已曾使用该词，指的是南京，那是从地理学意义上来使用的。因为，有一种观点认为，南京在地理位置上，并不属于江南的范围。不过，刘永济在该词中使用这一名词，显然不是从地理学意义上说的。联系该词的写作时间和首句“凝碧无人赋旧愁”等内容(下文详述)，不难明白，这里的“伪江南”当指汪精卫1940年3月在南京建立的伪国民政府。
弄清了“伪江南”后，便可进一步探寻“近事”。可以肯定的是，这“近事”当属“伪江南”这一“大事件”背景之下的一具体事件。
如果将此事件与词序前句“偶检论文旧稿”联系起来讨论的话，则会发现，这“近事”当与作者撰写、发表论文之事有关。因为作者是在检阅了昔日的论文旧稿后，才对“伪江南近事”产生感慨。可见，这篇“论文旧稿”对词人“有感于江南近事”是一种诱因。因此，这由“论文旧稿”引发感慨的“近事”，也当与作者撰写、发表论文有关。
如果再联系词序的后半部分，即词人“赋寄《学衡》社友迪生、雨僧两兄”的创作动机，我们对词人所感慨的“近事”的了解，便能有所深入。词人将此词寄给迪生(梅光迪)、雨僧(吴宓)两位朋友时，在这两位朋友的名字前面，以“《学衡》社友”四个字作为修饰语。如此措辞，是寄托了深意的。这深意便在“学衡”两字的背后。1922年1月，由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学贯中西的新派文人担任主编的《学衡》月刊，在南京创刊。该刊以研究学术，整理国故为宗旨。1926年底，出刊至60期后停刊。1928年复刊，改为双月刊，1930年停办一年又零星出刊，至1933年7月出至第79期后停刊。而到了词人创作此词的1940年，无论是作为一个学术社团，还是作为一份学术刊物，《学衡》都已经不存在了。既然如此，词人为何还要以“《学衡》社友”来称呼梅光迪和吴宓呢？一个可以解释的理由是，词人的表达重点强调在《学衡》这个刊物上。再联系词人的“偶检论文旧稿”，我们有理由推断，词人所感慨的“伪江南”背景下的“近事”，同样也应与某一学术刊物的出现有关。符合上述要素的学术刊物，当非龙榆生先生主编的《同声月刊》莫属。据张晖《龙榆生先生年谱》卷三记载：“(一九四〇年)七月，在汪精卫资助下，着手创办《同声月刊》，以为《词学季刊》之继。八月，汪有二函致先生，讨论办刊事。”[36]那么，对于这样一件“伪江南近事”，词人发表了怎样的感慨呢？且看原词：
凝碧无人赋旧愁，鲛涎腥汙禁池头。龙琶妙解方矜宠，画烛通明肯障羞。 欺末俗，抵前修，文章何止类俳优。可怜辛有空前识，不到为戎总不休。[37]
词开头两句中的“凝碧”、“池头”，出自王维《菩提寺禁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诵示裴迪》诗中的最后一句：“凝碧池头奏管弦。”[38]对于王维此句，《震泽长语》曾评曰：“不言亡国，而亡国之意溢于言外。”[39]刘永济词曰“无人赋旧愁”，为反用之。身处亡国的危险关头，有人不仅没有像王维那样写出满腔悲愤的忧国之诗，反而附和逆势，任随“鲛涎腥汙禁池头”，即任随日伪勾结的乌烟瘴气在南京城里弥漫。“龙琶妙解方矜宠”，一语双关，以古典喻今人近事，即喻指龙榆生办《同声月刊》而被汪伪更为赏识。
刘永济如此描写，并非凭空臆断。在《同声月刊》四卷三号，刊登了汪精卫致龙榆生的函。函曰：“榆生先生惠鉴：昨接麈谈，至为快慰。夜间披读大著缘起，情深文明，华实并茂。佩甚佩甚。鄙意大处著眼，小处着手。现在全面和平尚未实现，‘中兴鼓吹’四字，似太弘大。固知凡读大著缘起，必不有此误会。但恐一般人望文生义，即作别解。可否易为《同声月刊》，亦即缘起中开宗明义之语也。又初办月需若干，亦祁计及。初期不嫌其狭隘，但求其稳固。而不受牵掣，不虞中断。未知尊意何如？此上敬请大安。兆铭谨启。八月六日。”[40]从信函看，汪对龙确实既赏识又钦佩。同时，也透露出龙的“妙解”之处，尤其是在对刊物名称的命名上。据汪函可知，龙原本想把刊物定名为《中兴鼓吹》，倒是汪觉得这一名称“似太弘大”，名不副实，建议改为《同声月刊》。然而即使名曰《同声月刊》，仍难以真正成为学者的共同心声。因此，词人便以“画烛通明肯障羞”加以婉讽。这里的“肯”实为“岂肯”的意思。
词的下阕则针对龙办月刊而抒发感慨。其中，“欺末俗，抵前修，文章何止类俳优”数语，虽不乏词人浓重的主观色彩，但在当时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与环境下，也不失为词人的肺腑之言。“可怜辛有空前识，不到为戎总不休”两句，则进一步以典故说明为何有此感慨的原因。据《左传》(僖公二十二年)：“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须句，反其君焉，礼也。三月，郑伯如楚。夏，宋公伐郑。子鱼曰：‘所谓祸在此矣。’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41]借用此典者，在刘永济之前，则有白居易的《时世妆》一诗。白居易在诗中写道：“昔闻被发伊川中，辛有见之知有戎。”[42]白居易诗为正面用典，而刘永济则反用之。在刘永济看来，春秋时期周国的大夫辛有从他人“披发而祭”这一礼仪细节中，预见周国即将灭亡。如今，即使有人像辛有那样，从某些文人的附逆行为中，也预见时局的兴亡变化，但当局者仍未能引以为鉴，非要到了战事四起，国家遭殃的时候才肯罢休。显然，这是针对上述“伪江南近事”而言的。
由此可见，在这些看似很普通的交游词中，刘永济也寄托了对时局评价，从而使作品蕴含了深刻的内涵。
注释
[1]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6页。
[2]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100页。
[3]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95页。
[4]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72页。
[5]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73页。
[6]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78页。
[7]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106页。
[8]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82页。
[9]刘义庆撰，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页。
[10]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44页。
[11]吴宓：《吴宓诗集》第15卷，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45页。
[12]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页。
[13]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77页。
[14]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131页。
[15]参见陈寅恪：《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2页。
[16]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105页。
[17]陈寅恪：《陈寅恪诗集》，第57页。
[18]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2007年版，第2706页。
[19]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20]宋范晔撰：《后汉书》卷八十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670页。
[21]参见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册第2405、2424、2439页，第6册第3001页。
[22]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第2册，第613页。
[23]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62页。
[24]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99页。
[25]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8页。
[26]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第3册，第1146页。
[27]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103页。
[28]清王先谦：《庄子集解》，成都古籍书店1988年版，第43页。
[29]刘真伦等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139页。
[30]清王先谦：《庄子集解》，第43页。
[31]陈流球等：《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46页。
[32]唐李百药撰：《北齐书》卷十一，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44页。
[33]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34]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51页。
[35]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96页。
[36]张晖：《龙榆生先生年谱》卷三，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页。
[37]刘永济：《刘永济集·诵帚词集》，第96页。
[38]《全唐诗》第二函第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00页。
[39]转引自陈伯海主编：《唐诗汇评》，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55页。
[40]张晖：《龙榆生先生年谱》卷三，第103页。
[41]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13页。
[42]《全唐诗》第七函第一册，第10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