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牛屋锻剑
以牛魔王为戒
从中国政治史来看，历代政治家最感头痛的问题，恐怕莫过于裁减冗员。在以皇权为主事的封建官僚政治体制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政治后门无所不在，固不待言。更重要的是，既然国家是以人治为本，随着国家机器的日益庞大，官员的数量日益膨胀，相逢尽道做官去，也就必然成为难以根除的积弊。历代裁减冗员，反反复复，去了又来了，成了历史的悲哀与无奈。
也许是历史阴影使然，积重难返，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性的机构改革，包括最近正在推行的这一次在内，已进行了三次。前两次机构改革的结果，政府机构不但未减少，反而更多了，冗员增加的数量，更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80年代初，笔者去南方考察地方志编撰情况，“位卑未敢忘忧国”，在所经省、市、县，顺便了解下机构改革情况，结果深感失望，某县砍掉了一个局，却又冒出了几个局一级的公司；某剧场免去了五个副经理，不久他们即到新成立的演出公司去当正、副经理，并又分别任免了好几个股长；至于“忽如一夜春风来”般冒出来的这个委、那个办，让人目不暇接；更妙的是，有些新设机构，只叫××指导小组或领导小组，似乎貌不惊人，小焉矣哉，但一打听，竟是处级或正厅局级建制，有办公室，有轿车，有秘书……威风八面，可想而知。这不禁使人想起《西游记》里的神话故事：孙悟空及天兵天将，围攻牛魔王，砍下他的头，结果却长出了好几颗头来，真是咄咄怪事！最后，幸亏哪吒把风火轮挂在牛魔王的角上，烧得他魂飞魄散，才被制服。
愿这一次机构改革，以牛魔王为戒，决不让他又冒出几个头来。改革机构，首先必须改革机制，建立或完善相应的法律，这才是机构改革成功的保障。对比之下，区区风火轮又何足道哉！
（原载《中华英才》1997年第12期）
杞人忧口
回想第一次在动物园见到狮子打哈欠，张开血盆大口，委实吃了一惊：大哉，狮子之嘴巴也！无怪乎民间口语中，把张口漫天要价者，及口出大言者，称为“狮子大开口”。我曾翻检一些工具书，想看看“狮子大开口”一词，最早见于何书，尚无结果。好在这一点无关宏旨，留待闲来无事时，尾随新国学大师们身后，在故纸堆里去慢慢寻寻觅觅，但有一点我敢肯定，“狮子大开口”古虽有之，而于今为烈。
1996年有客来访，闲聊一阵后，他正色道：“爬格子太辛苦！何不与出版社合作，弄些书号来，雇几个枪手炒书，我不敢往多里说，一年下来，你我弄个百把万分分，有何难哉？”我少见多怪，闻此言，不禁一愣：这还是“不敢往多里说”，倘若“敢往多里说”呢？恐怕就是十位数了！我虽非贫困户，但也非富得流油者，何尝不想发财？但“弄个百把万分分”，纵有此心，亦无此胆；纵有此胆，亦无此术。结果只能是一个：继续在寒斋“老牛堂”墨耕，也就是爬格子依旧。
近日又遇一事。家兄告诉我：他主持的国家计委某机构，想搞纪念活动，有某刊找上门来，说可出专刊，一问价钱，答曰：“不贵，三十五万。”家兄也许与我一样是少见多怪，大吃一惊道：“我们机关全部工作人员一年的开销，也不到三十五万。”他当场谢绝这位口称“不贵”者的好意。
这决非个别现象。在商品经济大潮的滚滚巨浪面前，有不少人目迷五色，头晕眼花，一心想旦夕之间摇身一变，成为一掷千金的巨富。这些人心越来越贪，胃口越来越大，难怪动不动就“狮子大开口”了！
昔有“杞人忧天”，担心天会塌下来。如果这位杞人生活在当今之世，恐怕会“杞人忧口”；担忧某些人的口越张越大，会不会真的变成“狮口”，成了“人身狮面”，岂不“吓煞人也么哥”？！
（原载《中华英才》1997年第2期）
警惕重蹈“大破局”
历代贪官的贪婪朘刻、残民以逞，有时简直出乎人们的想象。据《五代史补》记载，五代时赵在礼在宋州做官，贪暴至极。后调往他处，百姓互相庆贺，说：“拔掉眼中钉了！”消息传到赵在礼耳朵里，他大怒，走后门，仍调回宋州，每岁户口，不论主客，都征钱一千，名曰“拔钉钱”。如此疯狂报复，宋州父老告状无门，只好忍气吞声，苦不堪言。这是赤裸裸的贪官。另一种贪官，虽也心狠手辣，却一脸正经，似乎一尘不染，但实际上，正如明朝的诗歌所形容的那样，“飞来疑似鹤，下处却寻鱼”。此类贪官，比前者更让人恶心。
但是，切莫以为，只有贪官才贪污。以明代著名改革家、曾任内阁首辅的张居正为例，他病死后，政局迅速逆转，京中府第、江陵老家，均被抄出大量财宝，折价约合银十九万五千八百四十两，另有良田八万余顷，大片房舍。而按当时的薪俸标准，他做官二十年的薪金，折银不过两万余两。显然，若非贪污受贿，岂能有如许家财？一代名相尚如此，其余众官又何庸言？而“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横行天下、多如牛毛的胥吏，用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大学者顾炎武的话说，明朝的百万胥吏，皆虎狼也。其余可想而知。
倘若认为贪官是天生劣种，将之归于恶人之类就算完事，则显属皮相之谈。为什么历史上贪官不绝如缕，成了打不尽的豺狼？王亚南先生曾指出：“以地主经济为基础的专制官僚统治，一定要造出官、商、高利贷者与地主的‘四位一体’场面，又一定要造出集权的或官营的经济形态……使社会经济导向孟轲所预言到的‘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大破局。中国历史是不止一次经历了这种大破局的。”（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士宦的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如何避免重蹈历史上“大破局”的覆辙？看来，大力推行政治改革，有效地铲除孳生贪官的土壤，是其时矣！
（原载《北京观察》1998年试刊第1期）
墨葬
古往今来，人死了，有土葬、火葬、水葬、天葬、食葬、悬棺葬等等。若论神秘莫测，当推悬棺葬：在遥远的古代，不知用何种妙法，把棺材送往“高处不胜寒”的悬崖峭壁洞穴中？今夏游三峡，我仰望云际古代巴蜀人悬棺穴，百思不得其解。若论残忍，该数非洲原始部落“食人生番”的食葬：人死了，他们干脆将死者吃掉，这是文明社会万万不能容忍的。至于天葬，事涉宗教信仰，局外人不便置评，不说也罢。
但是，君知否？还有更让人触目惊心的墨葬！它对人的践踏、文化的摧残、精神的扭曲，是任何一种葬法望尘莫及的。
长夏苦热，重读已故历史学家陈登原教授的名著《古今典籍聚散考》，读到其中的第七章《四库全书馆与禁书运动》、第八章《抽毁与篡改》，心头悲凉无已。在文字狱的黑网中，有多少典籍被抽毁、篡改！作者慨乎言之：“吾人若知四库修书时摧残典籍之状，则知其言之非无所知，而益叹独夫民贼之所以戕贼文化者，盖无所不用其极。而所谓《四库全书》者，在辑集古书以外，且为艺林制一浩劫矣。其所禁者，则散焉佚焉：其所取者，则残焉讹焉；郅治修文，其效可睹矣。”事实上，修《四库全书》对文化的浩劫，学者是有目共睹的。此前，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在《四部正讹》的序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常觉得影印《四库全书》，是件极蠢笨的举动；徒然使得世界上平添了许多错误的书，实非今日学术界所应许。”而稍后，鲁迅先生更在名文《买〈小学大全〉记》《病后杂谈之余》中，尖锐地抨击《四库全书》大量删改书籍：“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近日杂文家陈四益作长文《〈四库〉四记》，其中《删书记酷》，我以为这个“酷”字，实在是可圈可点。应当看到，有相当一部分书，被删改得面目全非——而且不露痕迹，可以说名存实亡，比毁尸灭迹式的焚书，也许更糟。对于这些遭殃的书及其作者来说，他们是被彻底埋葬了，但埋葬的工具，不是水，不是火，也不是悬棺、苍鹰，而是乾隆皇帝及馆臣的笔。说得更直白一点，是被墨葬了！
当然，这样的墨葬，并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即以明初为例，朱棣夺权成功后，为在思想文化上剪除异己，大兴文字狱，不但查禁政敌方孝孺的诗文，连他人诗文集中，凡提到方孝孺名字的，“皆用墨涂乙”（《明诗纪事》卷七）。其他建文帝的殉难诸臣，也概莫例外。但平心而论，无论是明代还是其他王朝，就墨葬的规格、严重后果而论，比起乾隆时修的《四库全书》，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至于来者，最堪注意的，无疑是“文化大革命”。“殷鉴未远”，我们是记忆犹新的。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进一步在全国掀起打倒一切的大字报狂潮，花费了多少纸张、墨汁？又有多少人的名字在大字报上被打上红叉后横遭迫害、凌辱，被活活整死？被黑浪滚滚的大字报所埋葬的受害者，恐怕当代及后世史家绞尽脑汁也难以考证出精确数字。但有一点应当是肯定的：横扫神州大地的墨葬，论其规模及严重后果，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如此空前的墨葬，是否一定绝后？理应如此。但是，前提之一，是我们及后代子孙，必须牢记古今墨葬的历史教训。每念及此，不才难免心有戚戚焉。修《四库全书》时的凶残歹毒，现在不是已被某些人——有的还有金光闪闪、而且越来越耀眼的头衔，轻描淡写，化为晓风残月吗？而且居然连《四库全书》的光盘也有了！去问问中学生甚至大学生，“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很多人恐怕只能茫然以对。“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期，曾被“打倒”“彻底批倒批臭，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之类的铺天盖地般的大字报，墨葬达七年之久。
我诅咒墨葬。人们，请记住历史！
（原载《中国文化报》1998年8月15日）
错觉的悲哀
世界杯足球赛鏖战正急。这两年，不时从媒体上传来感觉极好的喇叭声声：“亚洲足球正在崛起”“太极虎所向无敌”“日本球队有能力与世界劲旅决一雌雄”等等，很多人的耳朵都听得痒痒的，心花随之怒放。然而，曾几何时，人到巴黎心就花，踢了几场全回家——我指的是亚洲足球队，很快在世界杯足球赛上都成了鱼腩之师，全军覆没！有位评论者深刻地指出：“错觉使亚洲球队过高地估计了自己。亚洲人看自己的足球就像看自己的儿子一样，怎么看怎么好。”可不是嘛，韩国队、日本队、沙特队，刚刚学会走路，就要立刻狂跑，与荷兰、阿根廷、克罗地亚队大打攻势足球，结果只能是“关公面前舞大刀”，丢人现眼，败个“流水落花春去也”，让亚洲球迷捶胸顿足。这是何等的悲哀！但也不过是错觉的悲哀。
其实，亚洲人——特别是国人，莫大的错觉，又岂是仅仅表现在足球上？有很多人——包括笔者在内，曾经陶醉在以“四小龙”为代表的亚洲经济腾飞的美梦中，以为彩云追月，不久将超过月亮；然而，“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亚洲金融风暴，终于使我们看到了泡沫经济的虚幻性，现在正为之大吃苦头。更有甚者，曾记否：脖子上套有种种大师花环者出来宣称：下个世纪，西方文化将全面衰落，以儒学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将领导世界文化，也就是“西方不亮东方亮”……
——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预言呵！但我敢断言：这肯定是错觉。不需要到下个世纪再看分晓，这次世界杯足球赛，事实上已经下了结论：喇叭声咽，残阳如血。
（原载《生活时报》1998年7月9日）
谁说没有“蒙汗药”
不久前，有人著《现代蒙汗药的闹剧》一文，断言旧小说里描写的蒙汗药乃子虚乌有，“小说总归是小说，不必当真”，并进而抨击：“其实，蒙汗药乃至超级蒙汗药，自古至今一直是有的，愚昧和迷信就是。”说真的，我对作者如此缺乏文史常识，结论却又这样轻率、武断，未免吃惊。
《水浒传》等旧小说描写的蒙汗药，是真是假，特别是用什么原料制成、其解药又是什么？早已引起国内外史学界、古典文学界、医学界的重视。英国已故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上海著名科技史学者胡道静先生、美国夏威夷大学中文系教授马幼垣博士等，都很重视这一课题的研究。马幼垣在1978年冬发表《小说里的蒙汗药和英雄形象》论文（后收入其在台湾出版的《中国小说史集稿》），这是继50年代初出版的上海已故学者何心（陆澹安）著《水浒研究》后，对小说中蒙汗药的较系统的探讨。我虽不学，1977年冬，曾在上海与胡道静老学长讨论蒙汗药的内容并受其鼓励，我把我的研究结果，先后写成《蒙汗药之谜》《蒙汗药续考》《蒙汗药与武侠小说》并在中华书局的《学林漫录》及台湾《中国文化月刊》上发表。事实上，蒙汗药的存在是千真万确的。
明朝中叶，学者郎瑛即在《七修类稿》中指出：“《桂海虞衡志》载，曼陀罗花，盗采花为末，置人饮食中，即皆醉也。据是，则蒙汗药非妄。”《桂海虞衡志》是南宋范成大所著，但今本无此条，也许郎瑛别有所据。不过，早在北宋，大史学家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即记载湖南转运副使杜杞用诡计诱骗造反的少数民族，“设宴，饮以曼陀罗酒，昏醉，尽杀之，凡数千人”。于此不难看出宋代从官府到民间，已经是使用蒙汗药成风。那么，记载绿林豪客用曼陀罗花药人的史学家又是谁呢？当属南宋的周去非。他在《岭外代答》卷八中写道：“广西曼陀罗花，遍生原野。大叶百花，结实如茄子，而遍生小刺，乃药人草也。盗贼采干而末之，以置人饮食，使之醉闷，则挈箧而趋。”你看，盗贼将曼陀罗花末偷偷地放在人家的饮食中，让他吃后昏迷不醒，便将他的箱子拎走了！这就进一步证明，令人感到扑朔迷离的蒙汗药，确实是用曼陀罗花制成的。南宋建炎年间窦材在名著《扁鹊心书》中论及“睡昏散”这种药方时，即已明确记载说：“山茄花（按：曼陀罗花的别称）、火麻花共为末，每服三钱，小儿只一钱，一服后即昏睡。”可见至迟在南宋，用曼陀罗花作为麻醉药，已普遍应用于外伤等各科，曼陀罗花的麻醉性能，是尽人皆知的了。
蒙汗药的解药是什么呢？《广西志》及《本草纲目》卷四“诸毒”条中，都说用“冷水”“喷面，乃解”，但这不过是权宜之计，决非有效之法。从明清之际大学者方以智著《物理小识》卷十二记载的一个用蒙汗药麻醉人的强盗口供中可知，“蓝汁（按：即靛）可解”。这里还应指出，70年代，江苏、浙江、上海、西藏等地研究中药麻醉的大夫，根据《水浒传》的线索（按：当时胡道静、何心等学者均被打倒，无人介入其事），经反复试验，终于发现蒙汗药的主要成分，正是曼陀罗，徐州医学院并据以制成麻醉药，给病人治病；1972年，医学界又人工合成毒扁豆碱（又称依色林，Eserine），作为现代蒙汗药——以曼陀罗花为主要成分的中药麻醉手术后的清醒剂，也就是解药。
还必须特别指出的是，黑社会自有其“历史悠久”、秘密传承的江湖传统。事实上，古往今来，盗贼用蒙汗药劫财甚至杀人越货的勾当，从未断绝。20世纪80年代以来，此类案件更有抬头趋势，报刊时有披露，这决非海外奇谈，或小说家言，而是常常散发着血腥气的事实。我们岂能视而不见！
由此看来，听风就是雨，唯恐趋之不快，不做任何研究，就宣称“现代蒙汗药的闹剧”者，其实自己何尝又不是在演出闹剧？所引的“别笑，笑你自己！”倒是不幸而引中了！
（原载香港《大公报》1999年8月5日、《中国文化报》1999年8月19日）
学者与文人
最近，蜚声国内外的著名学者钱锺书先生逝世，文坛、学苑，无不震悼。我不禁想起一件小事：80年代初，亡友杨廷福教授因参加《大唐西域记》校注，客居中华书局期间，曾去干面胡同，登门拜访钱锺书先生。廷福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在学术界消失多年，锺书先生对他不熟悉。故交谈不久，锺书先生即正色道：“我跟你不一样。你是文人，我是学者。”廷福兄闻之一愣，因为他深知，清初朴学大师、思想家顾炎武曾经说过：“一旦号为文人无足观矣。”但廷福毕竟是十八岁即跻身学界，故能处变不惊。他专门与锺书先生谈宋诗，并委婉指出其名著《宋诗选注》中的几处失误。锺书先生渐感眼前坐着的来客，不是文人，而是博览群书、学养深厚的学者，忙问：“不知先生从谁治学？”廷福微笑答道：“不才是子泉公的门人。”子泉是锺书先生之父钱基博先生的字，曾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务主任，是著名的古文学家、学者。廷福曾负笈无锡国专，听过基博先生的课，并多次问学。至此，锺书先生再不将廷福目为文人，彼此论学，甚为相投。事实上，廷福对唐律、玄奘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有些著作被公认为传世之作。惜英才不永，于1984年病故。周谷城师去诀别时，挥泪叹曰：“他是少见的天才。”
如今，钱锺书先生也已作古。回想十八年前，他曾因误解，不经意间将杨廷福教授目为文人，可见在他的心目中，是严守学者与文人的界限的。一个真正的学者，意味着淡泊名利、甘于寂寞、刻苦钻研、学风谨严、下笔郑重、著书存世。事实上，锺书先生正是这样的学界楷模。而反观时下，不求甚解、轻薄为文的文人，又何其多也：更让人忧心的是，某些学者小有成就，便彻底文人化，浮光掠影，追名逐利。由此看来，关键还是两个字：学风！
（原载《中华英才》1998年第21期）
重读救荒史
在抗洪斗争取得全面胜利的凯歌声中，北京出版社重新出版了邓拓在1937年用邓云特笔名出版的名著《中国救荒史》。我在1960年曾经带着对现实问题的种种困惑，认真阅读此书。今日重读，不禁感慨万千。1960年，正是“三年经济困难”期间。这年的夏天、冬天，我分别去了建湖县水乡和无锡郊区探亲。两地虽然有苏北、苏南之别，但都是盛产水稻的鱼米之乡，河流密如蛛网，既未旱，也未涝。但是，瘟疫一般蔓延的“共产风”，先是在“吃饭不要钱”的口号下，一些农民放开肚皮吃饭；接着，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严重挫伤，不肯下地插秧，甚至后来发展到不肯收割，而在夜晚，偷割成风。做饭时，柴草不够烧，便继续砍树木，饥饿无情地煎熬着千家万户。灾荒越来越重。但是，到底什么叫灾荒？邓拓在《中国救荒史》的“绪言”中，非常明确地下了这样的定义：“灾荒基本上是由于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失调而引起的人对于自然条件控制的失败所招致的社会物质生活上的损害和破坏。”这个定义，是科学总结中国历代灾害史的结果，发人深思。当时，我在一些场合，曾介绍邓拓的定义，并认为，当时已很严重的灾害，基本上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人与人关系失调引起人与自然关系失调的结果。不料后来被人揭发，列为右倾言论，“文化大革命”中更升级为“三反”言论，是什么“黑帮分子邓拓的吹鼓手”。所幸噩梦早已过去，邓拓的这部书又重新出版，科学的理性之光，是不会消失的。
更应特别指出的是，邓拓的救荒史，以及他在书中对灾害下的定义，今天仍然对我们富有启迪，具有现实意义。在滚滚而来的商品经济大潮面前，如果人们仍然只顾眼前利益，盲目围垦造田，让“八百里洞庭湖”水面越来越小，继续破坏长江、黄河等大泽巨浸的植被，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失调，那么，滚滚洪魔肯定还会重来肆虐！愿有更多的人从邓拓书中有所悟。
（原载《中华英才》1998年第21期）
只准活人放火？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南宋昏官田登的笑柄，为世人所熟知。也许是田登青磷常不灭，夜夜扰燕台，古老的幽魂竟衍化为一种“新奇特”的文化现象：只准活人放火，不许死者点灯。这是我近来从一件小事上悟出来的“鲁（愚鲁之鲁）殿灵光”。
小事原委：与我“穿一条裤子”的金生叹先生，前些时写了一篇短文《毁人不倦》，不点名地批评了某文史小贩，前两年跟在余英时的屁股后面鹦鹉学舌，在报刊上诽谤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剽窃钱穆的《诸子系年》，遭到史学界严正的据实驳斥后，余英时至今未能写出一个字的反批评，正如俗语所说，毕竟“撒谎的人腿短”，更何况区区文史小贩者流。但此人居然不同侪辈：不仅在南方某电视台的节目中，继续造郭沫若剽窃钱穆的谣，又在南方某报上刊出短文《难以澄清的谜团》，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科学院院长，得知冯家昇教授“写过一篇研究李白身世的论文”，“派人取走之后，却署上自己的大名发表了”。虽然，他说这是听冯家昇已经八十七岁的夫人说的，但强调“我相信她说的事不是空穴来风”。这里，姑且不论冯家昇夫人当时与他对话的真实情况，但他既已写成文字发表，就负有社会责任。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不是别人，正是郭沫若。经金生叹向郭沫若当年的两位学术秘书、历史研究所原党委书记查证，并转请郭沫若纪念馆馆长郭平英查阅了郭沫若当年的日记，前述有关人士又询问了当年中国科学院办公室的知情者，完全证实此事是道道地地的空穴来风，是在继续造郭沫若的谣，真可谓毁人不倦！出人意外的是，金生叹的这篇短文，先给南方某报，被主管枪毙，再给北方某刊，又被老总否决。理由均只有一条：怕得罪人，引起聚讼。所幸此文终于将在某刊上发表，真是“手抱琵琶，走遍天涯”，虽南边下雨，北边刮风，也还有“东方不亮，西方亮”也。令人深思的是：按照某报、某刊主管者的意见，活着的文史小贩对已故学术大师，可以造谣、诽谤，却批评不得，岂不成了只准活人放火，不许死者点灯吗？是的，无论是郭沫若，还是别的已经作古的学术前辈，他们只能永远沉默了。但是，他们的学术后辈，拍案而起，阐明事实真相，据理驳斥，难道不应该，无必要吗？不然，还有什么学术是非可言？文坛只能越来越乌烟瘴气。
60年代，著名史学前辈周予同教授曾在《学术月刊》著文指出：历史上有“腐儒、愚儒、黠儒”，不能把他们的“罪孽，都算在孔子账上”。这样做，孔子虽无法从九泉之下起而抗辩，但历史真相完全被歪曲了。周先生的这番话，今天读来仍觉含义深长。无论是对孔子，对郭沫若，还是对其他古人，把不属于他们的账，强行栽赃到他们的头上，只能是丧失学术良知的表现。“思量铁锁真儿戏，谁为吴王画此筹？”想挖空心思污蔑前贤而一鸣惊人者，是不可能使自己的头顶上冒出金光的。
（原载天津《今晚报》1998年9月6日）
《腕儿》联想
读陈四益的《腕儿》，使我想起不少往事。我们都是复旦校友，他比我低两届。但四益在话剧《红岩》中有声有色地先扮演许云峰，后改演甫志高时，我还在历史系读研究生，而且复旦话剧团的台柱之一、扮演特务头子徐鹏飞的董力生，是我同窗，在攻读中国近代史。当年《红岩》在复旦登辉堂首演时引起轰动的热烈场面，至今仍历历在目。
熟悉中国戏剧史的人都知道，洪深、余上沅等教授扶植的复旦剧社，曾在话剧舞台上活跃于一时。复旦剧社成员、中文系的高材生凤子，后来成了著名戏剧家。赵景深教授特别欣赏她，给她的试卷批105分，真是打破常规。陈望道校长、杨西光书记对复旦剧社的鼎力支持，更是复旦人难以忘怀的。复旦剧社隶属于学生会，经费很少，根本不可能排演大型话剧。陈校长知道后，捐出他的名著《修辞学发凡》的稿费。杨西光无论是在当复旦的党委书记，还是调任上海市委担任要职后，对复旦剧社一直很关心。复旦排演《红岩》时，著名导演杨村彬就是由他亲自打电话邀请，来复旦执导的。我离开大学教席，走进研究机构，已经十九年，对目前大学校园生活相当隔膜。像陈望道那样的学术泰斗、杨西光书记那样的领导干部，能热忱关怀、支持学生剧社的，不知是否后继有人？遥望浦江，不胜怅然。
时下的腕儿，大大小小、真真假假，令人目眩。相当一部分人，站在名利的最尖端，但并不自重。对着麦克风假唱者有之；临场罢演，使组织演出者急得要上吊、观众等傻了眼者有之；保镖左右护持、俨然小国酋长、一脸装模作样者有之；自称“娘娘千岁”、偷税、赖账、公然赏给观众耳光、在回忆录中把肉麻当有趣者有之；学领袖模样，却向灾区伸手捞钱脸不红、心不跳，事后还振振有词者有之；如此等等。这与我在复旦求学时见到的演艺明星们，是多么的不同呵！一代名伶言慧珠，曾几次率戏校师生来复旦演出，一张入场券才几角钱，有一次是赵景深先生请来义务演出的，分文未收，海报还是不才所作。我画了一朵很大的红牡丹。那天天气炎热，我在后台，看到言大姐穿着汗衫，对镜化妆，脸上淌着汗，既无电风扇，更无人替她打扇，她却笑容可掬。她堪称是真正的红牡丹！白杨、秦怡、孙道临、陈述、王蓓、胡庆汉等都到复旦演出或朗诵过。每年的元旦晚会，都少不了上影著名演员的身影。陈述演唱的《教我如何不想她》，表情凝重，似乎是肝肠寸断，而歌词却是“天上飞着飞机，地上爬着蚂蚁，蚂蚁爬上我的头皮，啊，教我如何不想她……”真让人笑掉下巴！胡庆汉朗诵的高尔基的《海燕》感情奔放，激昂处，似穿云裂石，撼人心弦。他们多半从市区坐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来复旦演出，从不摆谱。还值得一提的，按时下标准，赵丹应当说是超级大腕，或特级天王巨星了吧？拍《为了和平》时，他为了塑造好闻一多先生的形象，曾特地到历史系教室听周予同教授讲课。他很随和，同学们也视他如常人，无一人起哄。对今天如痴若狂的追星族，我百思不得其解：配吗？值吗？呜呼！
如果称颂赵丹、白杨、言慧珠、孙道临等表演艺术家是高山、大河，当前演艺界某些腕儿，不过是小土堆、小水沟，而且土堆上杂草乱长，水沟里漂浮着异物。“文化大革命”时曾大肆讨伐今不如昔论。其实，在我们史学家看来，历史上今不如昔的现象何其多也。就说前述腕儿吧，无论是艺还是德，比起他们的几十年前的前辈，不是道道地地的今不如昔吗？“无可奈何花落去”，燕子何时才归来？难矣哉，恐怕是没戏了！
（原载《生活时报》1998年9月7日）
以今铸古何时休
我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留下了大量的古迹。历代的天灾人祸，使大批古迹化为冷烟寒灰。因此，有幸保存下来的古迹，作为昔日文化的载体，是历史发展的物证，非常宝贵；其中特别珍贵的，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予以妥善保护。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腾飞，很多古迹、文物，得到进一步的修复，并开放供游人参观。这当然是件大好事。但是，修复不等于重建，开放文物古迹，不等于开放公园。现在看来，问题不少，而说到底，就是四个大字：以今铸古。
所谓以今铸古，就是用今天的世俗眼光，去重铸或改铸古迹、文物，搞得不古不今，非驴非马，使古迹、文物面貌全非。今春去镇江为先师陈守实教授扫墓，顺游甘露寺。这座名刹因《三国演义》的风行天下而名闻遐迩。可是，就在堂堂佛殿庄严的佛像下，摆着刘备招亲的巨大彩塑，真不知我佛如来看了作何感想！今夏参观奉节县白帝城上白帝庙，见庙旁有小洋楼一座，大煞风景，文管所的同志告我，那是民国初年四川军阀强行建造的，堪称是反文化的典型。白帝庙保存得很好，但陈列品仍然缺乏“秦时明月汉时关”的气氛，有待改善。西湖的岳庙，是纪念抗金将领岳飞，弘扬爱国主义传统的所在。不久前去重游，觉得少了几分肃穆，多了不少商气。庙内买卖丝织品的商家非止一家，进庙门前的那种虔诚、凝重、神圣感，顿时被讨价还价声扫去大半……
以今铸古，是对古的扭曲，只能对今人起文化误导的作用；而且，久而久之，必定是既无古，也无今。
（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年11月6日）
数字的无奈
提到数字，我有时甚感无奈。回首往事，读到小学三年级时，病了一场，落下算术课，从此就跟不上，直至中学时代，数学成绩虽然还没到“大红灯笼高高挂”、吃“红蛋”的地步，但离60分总是“隔三差五”。“鸡兔同笼”那样的算题，对我来说，并不比解开“1+2=3”容易。好在我现在的职业是笔耕，无需与复杂的数字打交道，真是幸何如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