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新的人生挑战
自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的任何一个人民身上戴着枷锁就等于所有人身上都戴着枷锁，而我的人民身上都戴着枷锁也就等于我的身上也戴着枷锁。
——纳尔逊·曼德拉
1．掌控主动权
非洲人国民大会内斗
1944年发生的一件事标志着曼德拉政治生活的重大转折。在好友西苏鲁的引荐下，他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
经过西苏鲁和曼德拉的反复游说，阿尔弗雷德才小心翼翼地同意将“青年联盟”作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部分。殊不知这个举动，彻底改变了南非的历史，也改变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命运。
以曼德拉为代表的年轻人给非洲人国民大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在此之后，年轻的会员们决定改变非洲人国民大会那种不思进取、没有成效的领导方式。另外，年轻的会员对传统的部落酋长也非常敌视，认为他们是白人政府的工具。
曼德拉的亲生父亲和养父都是酋长，而曼德拉却能够反对部落的传统，这需要很大的勇气。相反，如果不是他在约翰内斯堡与西苏鲁成为朋友，也许还会成为一名酋长，成为白人政府的工具，并协助它管理一个部落。
如今，什么都改变了，曼德拉成为南非人新的希望。
以曼德拉、西苏鲁和奥利弗为首的年轻人发起的青年联盟，以复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思想和战术为己任，开始积极推进民族解放斗争。作为新一代领导人，曼德拉积极发动非常规的反抗斗争，反对一切统治——政府的、部落的和家族的统治。
新鲜血液加入后发起的斗争方式与旧有的格格不入，势必会与原来的管理者发生一场斗争。
曼德拉与西苏鲁和奥利弗这3个年轻人着手改变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整体性质和战术。要达到这一目的，势必要以青年联盟为跳板，发动一次政变，推翻以阿尔弗雷德为首的不思进取的顽固领导层。
年轻人的反抗思想让非洲人国民大会原先的领导们感到害怕，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也不敢使用这种反抗方式。一开始，新旧势力的冲突仅仅局限在一些小的活动方面，慢慢地，这些年轻人在提出复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行动方针”问题上，与阿尔弗雷德发生了冲突。这个行动方针以罢工、抵制、平民反抗和其他形式的积极行动反抗白人政府，这彻底吓坏了阿尔弗雷德，他认为这群年轻人“疯了”。
在回忆这件事情时，曼德拉说：
我们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没有注意到要把大会组织成一个群众运动的问题。通过青年联盟，我们要促进一个强有力的国民解放运动的发展，另外，非洲民族主义应该成为青年联盟的信条。
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实现非洲“真正的民主”，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为取消歧视性法律而奋斗，使非洲黑人得到“完整的公民权利”，能够“在议会中有自己的代表”。至于最为非洲人民所关心的土地问题，我们的宗旨是在一切国籍的农民中按其人口比例重新分配。除此之外，工会权利不能受到限制；免费的儿童义务教育应该成为众多成人教育的补充；非洲文化应该吸收欧洲和其他文化中最好的内容。
二次世界大战与非洲
此时，整个世界正在遭受着二次世界大战的蹂躏，有数百万人死于非命。在这场世界性的灾难中，南非的付出也是巨大的。
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南非的军队只有2万人，非洲和亚洲由于装备非常落后，还没有加入战斗部队，只能编入后勤部队。
当战争进行到白热化的阶段时，南非的军队数量不断扩大。1943年，南非联邦议会批准在非洲大陆境外使用南非联邦的军队，随后就有几个师调往西欧战场。南非联邦军无论在技术装备还是兵种设置上，都强于非洲其他国家的军队。到战争结束时，运动到欧洲战场上的军队人数已达30多万人。南非军队参加了对意大利和德国军队在各个战线上的作战。在埃塞俄比亚战役中，皮纳尔将军指挥的南非军队一举俘虏了8万名意大利士兵。然而他们在利比亚失利，克勒佩尔率领的1万名南非士兵被俘。
除了军事投入之外，经济上的投入也很巨大。由于武器方面与美国有军事上的往来，南非联邦的武器生产规模发展很快。约翰内斯堡的国营兵工厂已经开始生产装甲汽车，在战争年代里共生产了2000辆以上。在弹药方面，生产了500门炮和几百万发炮弹。南非的钢产量在1938年只有30万吨，但到1945年已达53万吨。南非各机器制造业还生产约90种不同类型的发动机以及飞机、船舶和汽车零件，化学工厂则保证了炸药的生产。
另外，由于战争的影响，轻工业各部门的产量也大大增加。皮革、制鞋和缝纫行业为盟军制造各种订货，并提供羊毛制品。罐头食品业的发展，刺激了非洲农业生产的发展，到战争末期，南非联邦的工业产值已达1.55亿英镑，比和平时期提高了一倍。
尽管二次世界大战客观上促进了非洲经济的发展，但相比对非洲带来的社会和心理方面的影响意义要大得多。
最为直观的是，非洲人看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各种皮肤的人生活在一起，没有等级之分，只有人种之分。至此，白人的神秘感破灭了，白人和其他人类一样，没有任何特殊之处。根据统计，在二战中，有将近4万名南非黑人士兵被派往非洲境外，在将近13万名在非战斗部队里服役的非洲人中，也有很多被送往战场。
在这里，非洲人看到了一个自由、平等的世界，他们看到盟军中的黑人将领怎么样对白人士兵发号施令，也看到白人自相残杀的画面，更难得的是，他们接受了平等、自由、民主的观念。
如果要讨论二战对非洲人的影响，可看下面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它反映了非洲人是如何认识白人的：
军官：“赶走希特勒！打垮希特勒！”
非洲人：“他做错了什么事呢？”
军官：“他想统治全世界。”
非洲人：“那又有什么错呢？”
军官：“你瞧，他是德国人。”
非洲人：“是德国人又有什么错？”
于是，军官试图用最通俗的语言来解释，并尽量使用非洲人能听懂的词语：一个部族去统治另一个部族是不好的。每一部族应该管理而不是统治他们自己，那才是公正的。德国人管理德国人，意大利人管理意大利人，法国人管理法国人。
人都是会思考的动物，非洲人也不例外，他们通过这些讲解开始明白一个道理：人人是自由平等的。
当非洲人凯旋时，面对一个充满种族歧视的世界，他们绝对无法接受，他们一定会采取行动，让自己跟别人一样平等。
青年联盟的态度
在曼德拉参加学习的过程中，他结识了一批南非各个民族的先进分子。每天，他们都在开会讨论各种问题，很多时候讨论的结果是面红耳赤，甚至是大打出手，但他们明白这是正常的，只有允许质疑才能有进步。
其中，有个印度人叫伊斯梅尔，他非常受欢迎。很多年轻的朋友都喜欢在伊斯梅尔的房子里聚会，他们中间有穆斯林、印度教徒、基督教徒、共产党人，而曼德拉则可说是非洲民族主义者的代表。
伊斯梅尔生于一个印度人家庭，父亲信奉伊斯兰教。伊斯梅尔是一个法律系学生，为人豪爽，相貌英俊，态度和蔼。他当时正负责组织消极抵抗运动并担任报纸《消极抵抗者》的副主编。自从他父亲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破产后，他饱尝了人间辛酸。从懂事起，他开始对老一代印度民族主义者一味与白人政权合作的妥协行为不满。当时的印度人大会也确实被一批保守的工商阶层掌管。
在后来的学习过程中，他与马克思主义者接触，慢慢倾向于共产主义，并认为共产党是唯一的泛种族的政党。他的几个朋友中包括辛格——一个激进的法律系学生，鲁思·弗斯特——一个生于共产党人家庭的女左派。曼德拉通过伊斯梅尔的这些左派朋友，开始对共产党有所了解。
然而，随着了解的深入，曼德拉认为南非问题的根源在于种族问题，是一个违反人性的白人政权压迫和剥削一个处于最底层的黑人种族的问题。在当时，共产党宣传的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曼德拉认为这并不适合非洲的实际情况。
然而，在后来反对种族主义、争取黑人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曼德拉逐渐改变了他对共产党的看法。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曼德拉说：
我在1944年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我年轻时曾抱有这样的人生态度，认为接纳共产党人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以及非洲人国民大会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与共产党人建立合作关系，会削弱非洲民族主义的观念。在那个时候，我是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的重要成员，并且是一个提议把共产党人开除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小组成员。这个提议遭到否定。投票反对这个提议的人当中有些是政治观点十分保守的非洲人。他们提出的理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立和建设，从一开始就不是只容纳一派政治观点的政党，而是作为非洲人民的议会，接纳具有各种政治信仰的人，在民族解放的共同目标之下团结起来。我最终接受了这种观点，并且一直坚持这种观点。
由于根深蒂固的反共偏见，南非白人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老练的非洲人政治家那么欣然地把共产党人当作朋友。但是对我们，这一点很明显。在为反对压迫而斗争的人们当中，相互之间的思想分歧，在目前阶段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支付不起的奢侈。此外，几十年来，共产党是南非唯一准备把非洲人当作平等的人看待的政治组织。他们准备与我们一起进餐，一起交谈，一起生活和一起工作。他们是唯一准备与非洲人一起争取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的政治组织。
至于青年联盟对白人的基本态度，他们选择的斗争方式并不是赤裸裸地挑衅攻击，“将白人赶尽杀绝”，而是考虑到南非具体的情况，不同种族的人们长期生活在一起，已经无法改变，但一定要废除白人的统治，改变南非社会的基本结构，消灭那些剥削和造成人类悲剧的社会形态。
对于那些同样遭受剥削和压迫的印度人，他们与非洲人有着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只要是反抗民族压迫的人，都应该团结在一起，为民族平等、自由而奋斗。
真刀真枪的斗争
1948年9月，曼德拉当选为青年联盟全国书记。也是在这一年，国民党竞选获胜，马兰政府上台，开始全面推行种族隔离制度。
由于南非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曼德拉决定放弃法律学习，专心从事民族解放事业。
为了推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旧领导层，青年联盟准备了一个行动计划并决定以此向阿尔弗雷德挑战。年轻人对他谨慎的领导方式很不满意，当然，这些年轻人承认，正是由于阿尔弗雷德的努力、出色的组织才能和正直人品，非洲人国民大会才有今天的成就，拥有几千名会员，在银行也有3000英镑的存款。然而，他谨慎的行事风格已经影响到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前途。曼德拉也参与了这次挑战，尽管他本人还是很敬佩阿尔弗雷德的。
1949年12月，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召开前不久，曼德拉和奥利弗、西苏鲁作为青年联盟的代表拜访了阿尔弗雷德。这是一次很艰难的谈判，阿尔弗雷德决心继续执掌非洲人国民大会，而3名年轻人却认为如今条件已经成熟，人们已经开始觉醒，可以采取非常规的行动方式了。另外，3年前的那场矿工罢工，要求改善待遇的行动，因遭受政府武装镇压而失败的教训，使年轻人更加坚信自己的主张：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行动，就不会有成功的政治行动。
这次的谈判以3个年轻人被阿尔弗雷德赶出办公室结束，先前的谈判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最后，3个年轻人向阿尔弗雷德传达了最后通牒：如果阿尔弗雷德不支持他们的行动计划，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他们将不会支持阿尔弗雷德当主席。当然，阿尔弗雷德根本没有理会这一套。
3个年轻人经过慎重考虑，决定选择支持这一计划的莫罗拉博士。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大选中，几乎所有原有的领导层都准备继续选择阿尔弗雷德，而这些年轻人经过积极游说，大多数人都改变了初衷，选择支持莫罗拉当主席。这次，青年联盟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政变成功了。
另外，西苏鲁以一票优势当选为总书记，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专职书记，他每个月能够领到5英镑的工资，还有一间个人的办公室，虽然很寒酸，却处于约翰内斯堡的商业区之中。
而曼德拉则当选为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一。执行委员会中还有温和派分子、共产党员和青年联盟的其他代表，他们站在一起，宣誓要努力执行已经被大会通过的行动计划。
这个计划将目标指向“民族自由、平等”，反对白人统治思想所造成的种族隔离和白人领导。要实现这一切，需要改变以往的反抗方法，祭出新的武器：联合抵制、罢工、非暴力反抗、不合作以及能够达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
要做到这一切，非洲人国民大会首先要做的就是需要组织一次全国性的罢工，以反对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个全新策略。在制定全新策略之前，曼德拉指出，非洲人国民大会以前的领导人，总是希望通过“辩护”使统治者回心转意并给予他们所要求的一切权利，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如今应该使用压力，迫使统治者接受他们的要求。当然，他也注意到，必须发动所有的人民群众。要发动所有的人民群众，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抓住群众的思想，要给群众“洗脑”。
2．与当局针锋相对
“外来的植物”
1950年的劳动节，青年联盟与“外来的植物”发生了冲突。
在青年联盟准备组织劳动节的“全国性停工”时，由印大党、共产党和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组成的联合机构也号召同一天在约翰内斯堡地区停工，他们的目的是抗议政府关押了马克斯和达杜。
联合机构的行动将曼德拉这些年轻的民族主义者激怒了，他们与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发生了冲突，甚至发生了流血冲突。最终，警察出动，强行解散了会场。曼德拉非常愤怒，并在杂志《北极星》上用非常犀利的语言抨击联合机构。
在文章中，曼德拉称，既然工人是南非黑人，而身为黑人是他们受到压迫的主要原因，作为工人只是其次的原因，黑人还没有撕掉“黑皮肤的奴役”的标签，又怎么能够进行资本世界都存在的工人被压迫的反抗活动呢？
为此，曼德拉说共产主义这个“外来的植物”很明显不适合南非的“土壤”，也不会在这片土地中茁壮成长。在这次的冲突中，曼德拉的坏脾气声名远播，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提到曼德拉，就不得不说他的坏脾气。
这次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抗议活动尽管遭到了青年联盟的阻挠，政府也明令禁止游行，而且在劳动节当天还安排了超过2000名的警察，但抗议活动依然如期进行。
结果，由于组织不力，人数太多，推推搡搡之下发生了流血冲突，警察更是向群众开枪射击，这引起更大的骚乱。
尽管这次的抗议活动不是青年联盟组织的，但曼德拉和西苏鲁在奥兰多依然忙前忙后，设法使人们冷静下来。他们到处疏散群众，要求他们分散找地方躲起来。
最终，依然有18名非洲人被杀，30多人受伤，其中还有3名儿童。当回忆这件事的时候，曼德拉依然心有余悸：
我亲身领教了警察的冷酷无情，也明白了青年联盟真正需要的东西——来自基层群众的支持。
不仅如此，曼德拉还从这次活动中学到了不少知识，尤其是组织者的不容易。他和西苏鲁结识了两个年轻的印度人，一个是正在上学的艾哈迈德·卡特拉特，另一个是工厂工人保罗·约瑟夫。他们每天一大早就开始工作，晚上还出去散发传单。
这两人尽职尽责，尽心尽力，后来曼德拉与他们成为终身挚友。
政府的卑鄙伎俩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将曼德拉彻底推向政府的对立面。
1950年，马兰政府先后颁布两部法律：《人口登记法》和《集团居住法》。这两部法律使种族隔离制度进一步制度化和系统化。
根据马兰政府的解释，《人口登记法》是为了争取“纯血种族”，防止白色皮肤的混血种人冒充欧洲人。这项法律规定，在南非的土地范围内，凡年满15周岁的南非居民要领取标明所属种族及其外貌特征的身份证。
至于《集团居住法》则是为了划定各个种族的特定居住地。这项法律明确规定：政府有权宣布国内任何一个地区为某一种族的居住区，而其他种族的居民应迁出该地区。这项法律没有提到对于要迁出的人留在该地区的不动产如何赔偿的问题，政府对如何安置要迁出的人也不闻不问。与此同时，政府的种种迹象表明，共产党将会成为政府下一个整顿的对象。
由于先前共产党和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约翰内斯堡于劳动节这一天举行反抗行动，马兰政府很快就采取了措施，颁布《镇压共产主义法》。
事实上，早在1948年，司法部长斯沃特刚走马上任就委派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共产主义在南非各地的影响力。1949年2月，斯沃特通知议会：委员会发现共产主义已成为“国家的定时炸弹，须尽快清除”。
劳动节事件过后，斯沃特立即提交了一个《非法组织草案》，但这一草案很快就撤回，而代之以《镇压共产主义法》。这一草案授予司法部长很大的权力，规定其有权采取各种方式镇压共产党或者是“可能的”“潜在的”共产党成员。对被宣布为“共产党员”的人，可予以逮捕，驱逐出境，禁止参加集会和取消议员资格。对“共产党的”组织和报刊，可不予以法律保护，可禁止其活动，并可没收其财产。对“共产主义”的定义又极为模糊，它包括任何旨在“通过倡导骚动和混乱，非法行为或不履行法律责任，或威胁要采取非法或懈怠行为，从而导致在联邦内部发生任何政治、工业、社会或经济的变动的，将处以长达10年的监禁”。
当然，马兰政府并未强大到能无视一切，政府担心这一举动逼得太紧，会让共产党组织作“殊死抵抗”，为此，政府宣布这一条款将于当年7月生效。
面对即将生效的《镇压共产主义法》，南非共产党被迫于条款生效前，即6月20日宣布解散。很明显，打击共产党只是一个信号，政府所针对的是其他与政府对抗的组织，比如非洲人国民大会，曼德拉说：它主要针对非洲人和其他被压迫的人民。
尽管曼德拉先前曾表示一些反对共产党的理论，但依然对共产党表示支持，怒斥《镇压共产主义法》及其他反民主的法律。
为了声援共产党，表达对政府的抗议，非洲人国民大会在5月底由全国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重要决议，决定在1950年6月26日这一天，举行全国性抗议示威游行。与此同时，国民大会青年联盟、印度人大会以及共产党派代表组成了一个联盟委员会。这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向人民号召“不去工作”。
全国大罢工
非洲人国民大会发布的号召书内容是这样的：
这次抗议对我们来说是自1652年4月6日以来非洲人民为表达不满而进行的神圣运动的集中表现。1652年4月6日，一支由3艘荷兰三桅帆船组成的小船队受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到好望角建立船队航行中途补给站。这一过程对欧洲人来说，是不断开拓新疆域的过程；而对非洲人来说，则是另一幅情景：欧洲人从他们手上抢走了牛羊，夺走了土地。
1779年，大鱼河成了黑人和白人地区的分界线；
1809年，第一个《通行证法》通过；
1913年，他们的土地被法律剥夺……
我们怎能忘记这些？
经过一段时间的号召，全国大罢工正式进行。当然，在筹备过程中，国民大会青年联盟、印度人大会以及共产党派之间各怀戒心。但后来摩西·科泰尼来到约翰内斯堡担任共产党书记，他的出现及游走，让彼此的戒心很快烟消云散，曼德拉称他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很快，他们成为朋友。
1950年6月26日，伊丽莎白港、亚历山大镇以及德班其他两个地区发生了全面罢工；在约翰内斯堡、开普敦以及一些较小地区的部分工人参加了罢工。但是在德兰士瓦的一些地方则反应冷淡，大街上的行人懒懒散散，看不出任何罢工的迹象。非洲人国民大会承认，由于组织问题，那里的罢工活动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在这次全国大罢工中，西苏鲁、奥利弗和曼德拉以及印度人大会的领袖们分赴各地去组织群众，而曼德拉的任务则是从中协调。在这次筹备游行示威的过程中，两个最大的民间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有了更密切的接触。
在这次活动中，非洲人国民大会从印度人大会的组织工作经验和筹集款项活动中受到启发，而印度人大会也在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合作中受益匪浅。
对曼德拉本人来说，这场运动让他彻底觉醒，他一直担心的非洲人会受到其他种族或政治团体控制的情况并未发生；相反，各个种族进步势力的参与使运动声势浩大。他认识到，非洲人独木难支，仅仅依靠非洲人的能力在政治上想有所作为是幼稚的，在实际斗争中也是不可取的。在检讨了自己的立场后，他开始主动与其他种族的民主组织合作。
大罢工不久之后，曼德拉被选为青年联盟全国主席。
当选为青年联盟主席的曼德拉，感觉到肩膀上的担子更重了，他明白，未来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
为制定下一步的行动路线，曼德拉与西苏鲁进行了沟通和探讨。曼德拉考虑到1946年发生在印度的事情：1946年印度志愿者浩浩荡荡地前往德班，一路上热情高涨，秩序井然，有的开车，有的坐车，他们驾车行驶500英里的目的就是进牢房。他借鉴这种抵抗方式，提出了“消极抵抗”。西苏鲁衡量再三，认为这种抵抗形式应该富有战斗精神。
两个人认真地研讨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历史上举行抗议活动时自发运用的“消极抵抗”的例子，主要有：1913年，黑人妇女抗议《通行证法》；1919年，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约翰内斯堡组织大规模的非暴力游行，抗议活动持续了好几个星期，最终有一个部级委员会建议废除《通行证法》。当然，尽管没有废除，却证明了这种抗议方式确有成效。
曼德拉与西苏鲁及青年联盟的其他成员继续热烈地讨论，他们明白当前的社会大形势，“消极抵抗”对广大工人没有什么号召力，而非暴力抵抗是反抗一个武装到牙齿的专制政府唯一可行的办法，至少目前是如此。
当时，政府拥有强大的军队，而广大工人所持有的只有拳头，如果采取硬碰硬的方式，受伤害的只能是广大工人群众。
经过讨论，曼德拉认为，目前最关键的是用非暴力的方法对人民进行训练，向他们灌输这样的思想——非暴力通常比公开的暴力反抗需要更大的勇气和决心。
种族歧视的法令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彻底点燃了南非人的怒火。
1951年，马兰政府声称经过“慎重考虑”及“广泛调研”，决定颁布《班图权利法》，这是马兰政府关于“黑人家园”的第一个正式法令，是实行黑人与白人政治分离的第一步。这条法律改变了原有的对黑人的管理办法，废除了保留地原有的民选“土著人委员会”，而代之以南非当局任命的部落酋长掌权的三级权力机构——部落、区域、地方当局。
不仅如此，这条法律还蛮横地取消了1936年成立的“土著代表议事会”，这表示不承认黑人有共同利益，确定了对黑人实行按部族分而治之的方针。它还规定特派警察有权出席任何一次班图人会议，这是对班图人的监视。紧接着，《选举人分别代表制法》获得通过，它确定将黑人从普通选举人名册上除名。随后的《土著建筑工人法案》限定非洲人只能从事非熟练劳动，而将建筑业的各种熟练劳动留给白人。
这些明显带有种族歧视的立法进一步激起了非洲人和其他非欧洲人种族的愤慨。曼德拉决定乘势将自己的抗议方针实施下去。
1951年12月，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年会在布隆方丹举行，在年会上，曼德拉提出以下建议：
在1952年4月6日南非白人庆祝统治300周年时，发动广大黑人群众举行抗议活动。警告政府，一定要取消极为不公正的6项种族歧视的法律，否则全国将举行非暴力的蔑视那些法律的运动。
全体与会代表对此计划一致通过。在大会上，大会主席莫罗拉博士向大会致敬并呼喊口号：“我的祖国！”群众则回答：“非洲！”
接着，代表们高唱《上帝保佑非洲》。
恰好在这个时候，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创始人塞梅博士不幸逝世。可以这么说，塞梅博士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绅士的抗议方式结束了，不愿得罪白人中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同情者的担心结束了，害怕外来的政治集团或其他种族利用非洲人的恐惧也随之结束了。
在塞梅博士的追悼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有批评声、质疑声、赞美声，等等。这个时候，担任青年联盟主席职务的曼德拉站出来，他运用高超的领导艺术，求同存异，表达了与会代表的共同心声：
我不认为在关于非洲民族主义目的的思想看法上我们有什么不同。这个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一个自由、独立、统一、民主和繁荣的南非。
有些分歧是不可能避免的，民族主义运动本身就决定了不可能有一种一致的方法，我们的组织方式亦允许不同类型的思想和意见存在，“青年联盟和国民大会目前的问题是怎样与民众保持最积极的接触”。它关心的主要是行动的概念，即如何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声音带给群众。
曼德拉很巧妙地处理了这些分歧，承认分歧的存在，又将它置于合理的位置。
参加完追悼会，曼德拉、西苏鲁又匆匆忙忙赶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总部，部署即将到来的战斗——蔑视运动。
对曼德拉和他的朋友们来说，这是一次极大的挑战。首先，政府肯定会关注并且不遗余力地镇压这场运动。曼德拉这群年轻人如何才能得到足够多的支援呢？能够领导这场斗争吗？我们拭目以待。
3．“蔑视运动”
圣雄甘地二三事
甘地全名是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他出生于1869年10月，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帜人物，他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的“非暴力”哲学思想，影响了全世界民族主义者和争取能以和平变革的国际运动。
1891年，甘地从英国大学取得律师资格，回到国内，到南非一家公司当法律顾问。后来，应印度富商达达·阿卜杜拉的邀请，去南非德兰士瓦处理一起4万英镑的债务纠纷。这时的南非可以说是种族歧视横行，在朋友的挽留下，他决定留在南非领导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
可以这么说，甘地的“非暴力”思想最后形成并开始付诸实践的时期，就是在南非的21年。
甘地生于西印度波尔班达尔贵族家庭，年少聪慧、好学，很小就熟读印度教经典，并把“逢恶报以善，用德报以怨”作为自己的处世格言。通过学习《圣经》和《可兰经》，他进一步认识到，所有宗教都包含着仁爱精神，而在世俗社会中，任何政治斗争都应以“仁爱”为主旨。这使他逐渐形成了一整套非暴力的理论。他认为，对于恶势力，非暴力抵抗是最有效的手段，它是强者的武器，强调爱和真理的统一。非暴力抵抗包含两个内容，一方面要坚持真理，不向恶势力低头，另一方面宁愿自己作出牺牲也不施暴力于敌人。
1906年8月，德兰士瓦政府公布禁止印度向南非移民的法案，规定8岁以上的印度人都必须领取登记证，以便随时检查，违者处以罚款或驱逐出境。面对这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甘地在印度人中积极组织动员，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最后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与印度人组织达成协议。协议规定：政府释放被捕者，收回法案，印度人则应自行登记。
然而，狡猾的南非政府并没有履行承诺，取消这项法案，反而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制定了《亚洲人登记条例》。为了抗议政府的欺骗行为，甘地积极奔走，再一次发动非暴力抵抗运动。8月16日，参加反抗运动的印度人烧毁了2000多张登记证，反抗取得初步胜利。
政府为了迫害甘地，邀请甘地的家人来劝说甘地。在这种两难境地下，为了黑人的平等与解放，甘地净身出户，放弃了贵族的生活，全身心投入到黑人运动中去。
1913年10月，甘地在南非组织的非暴力抗议活动达到了高潮。
1913年11月初，他率领2000多名印度矿工，其中包括127名妇女和60名儿童，从纳塔尔的纽卡斯尔向德兰士瓦前进，要求政府取消印度移民法案，承认印度婚姻制度的合法性，废除人头税。
队伍井然有序，一直保持和谐的状态。政府得到消息，组织了大量军警前去镇压。
面对大量的军警组成的人墙，游行队伍毫不畏惧，依然缓缓前进，前一排的人被警棍打倒了，后一排又走上去，为了控制局面，军警逮捕了很多人。
在这次运动中，组织人甘地成为第一批被逮捕的人之一，但抗议活动依然井然有序地进行，规模不断扩大。
到了12月，罢工人数居然高达万人，一直居高不下。南非政府面对压力，不得不释放甘地，为即将到来的谈判表示诚意。
经过双方的多次沟通、谈判，政府最终作出让步：废除人头税，承认按印度宗教仪式结婚的合法性，同时，印度移民法案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放宽。这一胜利应归功于甘地领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在以后的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中，南非印度人大会多次采用非暴力抵抗的斗争方式，因而给黑人解放运动以一定影响。
暴风雨来临之前
曼德拉当选为这次运动的总负责人，他借鉴了甘地的经验，这多亏了他的助手马尔维·卡切里亚，马尔维的父亲在1907年曾经是与甘地齐名的最勇敢的抵抗者之一。
为了更好地组织活动，曼德拉接受了助手马尔维的建议，走访了德兰士瓦、纳塔尔等周边几个城市，向工人们详细讲解自己的计划，由于活动范围有限，很多时候一讲就是一整夜。他的目标很明确：唤起更多的人，激起人民的勇气，用非暴力手段向政府挑战，推翻压迫。有的时候奥利弗和他一起早出晚归。
曼德拉的行为已经引起马兰政府的注意，政府开始派人严密监视曼德拉、奥利弗几个年轻人，并给他们制造了各种各样的麻烦，甚至要求一些旅馆不接待他们，要求出租车不能载他们，还提前告诉工人们，曼德拉和奥利弗这几个年轻人是一群疯子，要提防他们。
面对当局的蓄意破坏，青年联盟的年轻人可谓吃尽了苦头。在这个时候，莫罗拉写信给马兰总理，指出非洲人国民大会一直致力于为南非人民谋取福利，通过合法手段争取合法权利，政府不应该阻止并打压这种行为。
在信中，莫罗拉说：作为合法的社会团体，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合理要求一直不被重视，反而政府多年来不断加大镇压大会的力度，导致事情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
对合法的社会团体非洲人国民大会来说，保持沉默就等于背叛使命，《通行证法》《班图权利法》《镇压共产主义法》都加剧了紧张的局势。如果政府不取消这些“不人道”的法律，非洲人国民大会将会在4月6日组织示威游行，作为“蔑视”这些法律的第一次行动。
所谓“蔑视”，是指“有意识地用不服从的方式对权威进行挑战”。
莫罗拉的信言辞恳切，但从总理那里传来的答复却是顾左右而言他，他指责非洲人国民大会不顾事实情况，“一意孤行”，破坏政府颁布的“严肃谨慎”的法律。总理在信中着重强调，不打算取消这些法律，而且还威胁非洲人国民大会，一旦“一意孤行”，政府将充分利用手中所控制的国家暴力机关处理策划颠覆活动的人。
面对政府的蛮横态度，莫罗拉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写信给马兰总理：
“我们授权通知阁下，南非印度人大会完全同意非洲人国民大会向政府提出的呼吁。我们毫不含糊并极其严肃地声明：我们进行的斗争不是反对某个民族，我们对任何人都毫无敌意，我们只反对不公正的法律。”
这样，非洲人国民大会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也阻止了政府妄图利用种族之间的矛盾挑拨离间的阴谋。
既然“和平”的方式无法解决诉求，莫罗拉、西苏鲁和曼德拉决定采用群众运动的斗争形式。
“蔑视运动”
1952年4月6日，“蔑视运动”正式进入热身阶段。当天，白人们庆祝荷兰人在开普敦登陆300周年。几乎在同一时间，非洲人也开始在各个中心地区集会。
在约翰内斯堡，莫罗拉博士站在自由广场上对群众发表激情洋溢的演讲，号召人们团结起来，牢牢抱在一起，早日结束目前这种被歧视、被压迫的命运。
在东开普敦，西苏鲁和数万群众集会，高喊“人人都有选举权”“消灭通行证”等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