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新的人生挑战
自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的任何一个人民身上戴着枷锁就等于所有人身上都戴着枷锁，而我的人民身上都戴着枷锁也就等于我的身上也戴着枷锁。
——纳尔逊·曼德拉
1．掌控主动权
非洲人国民大会内斗
1944年发生的一件事标志着曼德拉政治生活的重大转折。在好友西苏鲁的引荐下，他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
经过西苏鲁和曼德拉的反复游说，阿尔弗雷德才小心翼翼地同意将“青年联盟”作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部分。殊不知这个举动，彻底改变了南非的历史，也改变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命运。
以曼德拉为代表的年轻人给非洲人国民大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在此之后，年轻的会员们决定改变非洲人国民大会那种不思进取、没有成效的领导方式。另外，年轻的会员对传统的部落酋长也非常敌视，认为他们是白人政府的工具。
曼德拉的亲生父亲和养父都是酋长，而曼德拉却能够反对部落的传统，这需要很大的勇气。相反，如果不是他在约翰内斯堡与西苏鲁成为朋友，也许还会成为一名酋长，成为白人政府的工具，并协助它管理一个部落。
如今，什么都改变了，曼德拉成为南非人新的希望。
以曼德拉、西苏鲁和奥利弗为首的年轻人发起的青年联盟，以复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思想和战术为己任，开始积极推进民族解放斗争。作为新一代领导人，曼德拉积极发动非常规的反抗斗争，反对一切统治——政府的、部落的和家族的统治。
新鲜血液加入后发起的斗争方式与旧有的格格不入，势必会与原来的管理者发生一场斗争。
曼德拉与西苏鲁和奥利弗这3个年轻人着手改变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整体性质和战术。要达到这一目的，势必要以青年联盟为跳板，发动一次政变，推翻以阿尔弗雷德为首的不思进取的顽固领导层。
年轻人的反抗思想让非洲人国民大会原先的领导们感到害怕，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也不敢使用这种反抗方式。一开始，新旧势力的冲突仅仅局限在一些小的活动方面，慢慢地，这些年轻人在提出复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行动方针”问题上，与阿尔弗雷德发生了冲突。这个行动方针以罢工、抵制、平民反抗和其他形式的积极行动反抗白人政府，这彻底吓坏了阿尔弗雷德，他认为这群年轻人“疯了”。
在回忆这件事情时，曼德拉说：
我们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没有注意到要把大会组织成一个群众运动的问题。通过青年联盟，我们要促进一个强有力的国民解放运动的发展，另外，非洲民族主义应该成为青年联盟的信条。
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实现非洲“真正的民主”，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为取消歧视性法律而奋斗，使非洲黑人得到“完整的公民权利”，能够“在议会中有自己的代表”。至于最为非洲人民所关心的土地问题，我们的宗旨是在一切国籍的农民中按其人口比例重新分配。除此之外，工会权利不能受到限制；免费的儿童义务教育应该成为众多成人教育的补充；非洲文化应该吸收欧洲和其他文化中最好的内容。
二次世界大战与非洲
此时，整个世界正在遭受着二次世界大战的蹂躏，有数百万人死于非命。在这场世界性的灾难中，南非的付出也是巨大的。
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南非的军队只有2万人，非洲和亚洲由于装备非常落后，还没有加入战斗部队，只能编入后勤部队。
当战争进行到白热化的阶段时，南非的军队数量不断扩大。1943年，南非联邦议会批准在非洲大陆境外使用南非联邦的军队，随后就有几个师调往西欧战场。南非联邦军无论在技术装备还是兵种设置上，都强于非洲其他国家的军队。到战争结束时，运动到欧洲战场上的军队人数已达30多万人。南非军队参加了对意大利和德国军队在各个战线上的作战。在埃塞俄比亚战役中，皮纳尔将军指挥的南非军队一举俘虏了8万名意大利士兵。然而他们在利比亚失利，克勒佩尔率领的1万名南非士兵被俘。
除了军事投入之外，经济上的投入也很巨大。由于武器方面与美国有军事上的往来，南非联邦的武器生产规模发展很快。约翰内斯堡的国营兵工厂已经开始生产装甲汽车，在战争年代里共生产了2000辆以上。在弹药方面，生产了500门炮和几百万发炮弹。南非的钢产量在1938年只有30万吨，但到1945年已达53万吨。南非各机器制造业还生产约90种不同类型的发动机以及飞机、船舶和汽车零件，化学工厂则保证了炸药的生产。
另外，由于战争的影响，轻工业各部门的产量也大大增加。皮革、制鞋和缝纫行业为盟军制造各种订货，并提供羊毛制品。罐头食品业的发展，刺激了非洲农业生产的发展，到战争末期，南非联邦的工业产值已达1.55亿英镑，比和平时期提高了一倍。
尽管二次世界大战客观上促进了非洲经济的发展，但相比对非洲带来的社会和心理方面的影响意义要大得多。
最为直观的是，非洲人看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各种皮肤的人生活在一起，没有等级之分，只有人种之分。至此，白人的神秘感破灭了，白人和其他人类一样，没有任何特殊之处。根据统计，在二战中，有将近4万名南非黑人士兵被派往非洲境外，在将近13万名在非战斗部队里服役的非洲人中，也有很多被送往战场。
在这里，非洲人看到了一个自由、平等的世界，他们看到盟军中的黑人将领怎么样对白人士兵发号施令，也看到白人自相残杀的画面，更难得的是，他们接受了平等、自由、民主的观念。
如果要讨论二战对非洲人的影响，可看下面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它反映了非洲人是如何认识白人的：
军官：“赶走希特勒！打垮希特勒！”
非洲人：“他做错了什么事呢？”
军官：“他想统治全世界。”
非洲人：“那又有什么错呢？”
军官：“你瞧，他是德国人。”
非洲人：“是德国人又有什么错？”
于是，军官试图用最通俗的语言来解释，并尽量使用非洲人能听懂的词语：一个部族去统治另一个部族是不好的。每一部族应该管理而不是统治他们自己，那才是公正的。德国人管理德国人，意大利人管理意大利人，法国人管理法国人。
人都是会思考的动物，非洲人也不例外，他们通过这些讲解开始明白一个道理：人人是自由平等的。
当非洲人凯旋时，面对一个充满种族歧视的世界，他们绝对无法接受，他们一定会采取行动，让自己跟别人一样平等。
青年联盟的态度
在曼德拉参加学习的过程中，他结识了一批南非各个民族的先进分子。每天，他们都在开会讨论各种问题，很多时候讨论的结果是面红耳赤，甚至是大打出手，但他们明白这是正常的，只有允许质疑才能有进步。
其中，有个印度人叫伊斯梅尔，他非常受欢迎。很多年轻的朋友都喜欢在伊斯梅尔的房子里聚会，他们中间有穆斯林、印度教徒、基督教徒、共产党人，而曼德拉则可说是非洲民族主义者的代表。
伊斯梅尔生于一个印度人家庭，父亲信奉伊斯兰教。伊斯梅尔是一个法律系学生，为人豪爽，相貌英俊，态度和蔼。他当时正负责组织消极抵抗运动并担任报纸《消极抵抗者》的副主编。自从他父亲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破产后，他饱尝了人间辛酸。从懂事起，他开始对老一代印度民族主义者一味与白人政权合作的妥协行为不满。当时的印度人大会也确实被一批保守的工商阶层掌管。
在后来的学习过程中，他与马克思主义者接触，慢慢倾向于共产主义，并认为共产党是唯一的泛种族的政党。他的几个朋友中包括辛格——一个激进的法律系学生，鲁思·弗斯特——一个生于共产党人家庭的女左派。曼德拉通过伊斯梅尔的这些左派朋友，开始对共产党有所了解。
然而，随着了解的深入，曼德拉认为南非问题的根源在于种族问题，是一个违反人性的白人政权压迫和剥削一个处于最底层的黑人种族的问题。在当时，共产党宣传的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曼德拉认为这并不适合非洲的实际情况。
然而，在后来反对种族主义、争取黑人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曼德拉逐渐改变了他对共产党的看法。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曼德拉说：
我在1944年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我年轻时曾抱有这样的人生态度，认为接纳共产党人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以及非洲人国民大会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与共产党人建立合作关系，会削弱非洲民族主义的观念。在那个时候，我是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的重要成员，并且是一个提议把共产党人开除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小组成员。这个提议遭到否定。投票反对这个提议的人当中有些是政治观点十分保守的非洲人。他们提出的理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立和建设，从一开始就不是只容纳一派政治观点的政党，而是作为非洲人民的议会，接纳具有各种政治信仰的人，在民族解放的共同目标之下团结起来。我最终接受了这种观点，并且一直坚持这种观点。
由于根深蒂固的反共偏见，南非白人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老练的非洲人政治家那么欣然地把共产党人当作朋友。但是对我们，这一点很明显。在为反对压迫而斗争的人们当中，相互之间的思想分歧，在目前阶段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支付不起的奢侈。此外，几十年来，共产党是南非唯一准备把非洲人当作平等的人看待的政治组织。他们准备与我们一起进餐，一起交谈，一起生活和一起工作。他们是唯一准备与非洲人一起争取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的政治组织。
至于青年联盟对白人的基本态度，他们选择的斗争方式并不是赤裸裸地挑衅攻击，“将白人赶尽杀绝”，而是考虑到南非具体的情况，不同种族的人们长期生活在一起，已经无法改变，但一定要废除白人的统治，改变南非社会的基本结构，消灭那些剥削和造成人类悲剧的社会形态。
对于那些同样遭受剥削和压迫的印度人，他们与非洲人有着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只要是反抗民族压迫的人，都应该团结在一起，为民族平等、自由而奋斗。
真刀真枪的斗争
1948年9月，曼德拉当选为青年联盟全国书记。也是在这一年，国民党竞选获胜，马兰政府上台，开始全面推行种族隔离制度。
由于南非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曼德拉决定放弃法律学习，专心从事民族解放事业。
为了推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旧领导层，青年联盟准备了一个行动计划并决定以此向阿尔弗雷德挑战。年轻人对他谨慎的领导方式很不满意，当然，这些年轻人承认，正是由于阿尔弗雷德的努力、出色的组织才能和正直人品，非洲人国民大会才有今天的成就，拥有几千名会员，在银行也有3000英镑的存款。然而，他谨慎的行事风格已经影响到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前途。曼德拉也参与了这次挑战，尽管他本人还是很敬佩阿尔弗雷德的。
1949年12月，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召开前不久，曼德拉和奥利弗、西苏鲁作为青年联盟的代表拜访了阿尔弗雷德。这是一次很艰难的谈判，阿尔弗雷德决心继续执掌非洲人国民大会，而3名年轻人却认为如今条件已经成熟，人们已经开始觉醒，可以采取非常规的行动方式了。另外，3年前的那场矿工罢工，要求改善待遇的行动，因遭受政府武装镇压而失败的教训，使年轻人更加坚信自己的主张：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行动，就不会有成功的政治行动。
这次的谈判以3个年轻人被阿尔弗雷德赶出办公室结束，先前的谈判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最后，3个年轻人向阿尔弗雷德传达了最后通牒：如果阿尔弗雷德不支持他们的行动计划，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他们将不会支持阿尔弗雷德当主席。当然，阿尔弗雷德根本没有理会这一套。
3个年轻人经过慎重考虑，决定选择支持这一计划的莫罗拉博士。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大选中，几乎所有原有的领导层都准备继续选择阿尔弗雷德，而这些年轻人经过积极游说，大多数人都改变了初衷，选择支持莫罗拉当主席。这次，青年联盟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政变成功了。
另外，西苏鲁以一票优势当选为总书记，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专职书记，他每个月能够领到5英镑的工资，还有一间个人的办公室，虽然很寒酸，却处于约翰内斯堡的商业区之中。
而曼德拉则当选为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一。执行委员会中还有温和派分子、共产党员和青年联盟的其他代表，他们站在一起，宣誓要努力执行已经被大会通过的行动计划。
这个计划将目标指向“民族自由、平等”，反对白人统治思想所造成的种族隔离和白人领导。要实现这一切，需要改变以往的反抗方法，祭出新的武器：联合抵制、罢工、非暴力反抗、不合作以及能够达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
要做到这一切，非洲人国民大会首先要做的就是需要组织一次全国性的罢工，以反对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个全新策略。在制定全新策略之前，曼德拉指出，非洲人国民大会以前的领导人，总是希望通过“辩护”使统治者回心转意并给予他们所要求的一切权利，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如今应该使用压力，迫使统治者接受他们的要求。当然，他也注意到，必须发动所有的人民群众。要发动所有的人民群众，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抓住群众的思想，要给群众“洗脑”。
2．与当局针锋相对
“外来的植物”
1950年的劳动节，青年联盟与“外来的植物”发生了冲突。
在青年联盟准备组织劳动节的“全国性停工”时，由印大党、共产党和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组成的联合机构也号召同一天在约翰内斯堡地区停工，他们的目的是抗议政府关押了马克斯和达杜。
联合机构的行动将曼德拉这些年轻的民族主义者激怒了，他们与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发生了冲突，甚至发生了流血冲突。最终，警察出动，强行解散了会场。曼德拉非常愤怒，并在杂志《北极星》上用非常犀利的语言抨击联合机构。
在文章中，曼德拉称，既然工人是南非黑人，而身为黑人是他们受到压迫的主要原因，作为工人只是其次的原因，黑人还没有撕掉“黑皮肤的奴役”的标签，又怎么能够进行资本世界都存在的工人被压迫的反抗活动呢？
为此，曼德拉说共产主义这个“外来的植物”很明显不适合南非的“土壤”，也不会在这片土地中茁壮成长。在这次的冲突中，曼德拉的坏脾气声名远播，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提到曼德拉，就不得不说他的坏脾气。
这次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抗议活动尽管遭到了青年联盟的阻挠，政府也明令禁止游行，而且在劳动节当天还安排了超过2000名的警察，但抗议活动依然如期进行。
结果，由于组织不力，人数太多，推推搡搡之下发生了流血冲突，警察更是向群众开枪射击，这引起更大的骚乱。
尽管这次的抗议活动不是青年联盟组织的，但曼德拉和西苏鲁在奥兰多依然忙前忙后，设法使人们冷静下来。他们到处疏散群众，要求他们分散找地方躲起来。
最终，依然有18名非洲人被杀，30多人受伤，其中还有3名儿童。当回忆这件事的时候，曼德拉依然心有余悸：
我亲身领教了警察的冷酷无情，也明白了青年联盟真正需要的东西——来自基层群众的支持。
不仅如此，曼德拉还从这次活动中学到了不少知识，尤其是组织者的不容易。他和西苏鲁结识了两个年轻的印度人，一个是正在上学的艾哈迈德·卡特拉特，另一个是工厂工人保罗·约瑟夫。他们每天一大早就开始工作，晚上还出去散发传单。
这两人尽职尽责，尽心尽力，后来曼德拉与他们成为终身挚友。
政府的卑鄙伎俩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将曼德拉彻底推向政府的对立面。
1950年，马兰政府先后颁布两部法律：《人口登记法》和《集团居住法》。这两部法律使种族隔离制度进一步制度化和系统化。
根据马兰政府的解释，《人口登记法》是为了争取“纯血种族”，防止白色皮肤的混血种人冒充欧洲人。这项法律规定，在南非的土地范围内，凡年满15周岁的南非居民要领取标明所属种族及其外貌特征的身份证。
至于《集团居住法》则是为了划定各个种族的特定居住地。这项法律明确规定：政府有权宣布国内任何一个地区为某一种族的居住区，而其他种族的居民应迁出该地区。这项法律没有提到对于要迁出的人留在该地区的不动产如何赔偿的问题，政府对如何安置要迁出的人也不闻不问。与此同时，政府的种种迹象表明，共产党将会成为政府下一个整顿的对象。
由于先前共产党和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约翰内斯堡于劳动节这一天举行反抗行动，马兰政府很快就采取了措施，颁布《镇压共产主义法》。
事实上，早在1948年，司法部长斯沃特刚走马上任就委派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共产主义在南非各地的影响力。1949年2月，斯沃特通知议会：委员会发现共产主义已成为“国家的定时炸弹，须尽快清除”。
劳动节事件过后，斯沃特立即提交了一个《非法组织草案》，但这一草案很快就撤回，而代之以《镇压共产主义法》。这一草案授予司法部长很大的权力，规定其有权采取各种方式镇压共产党或者是“可能的”“潜在的”共产党成员。对被宣布为“共产党员”的人，可予以逮捕，驱逐出境，禁止参加集会和取消议员资格。对“共产党的”组织和报刊，可不予以法律保护，可禁止其活动，并可没收其财产。对“共产主义”的定义又极为模糊，它包括任何旨在“通过倡导骚动和混乱，非法行为或不履行法律责任，或威胁要采取非法或懈怠行为，从而导致在联邦内部发生任何政治、工业、社会或经济的变动的，将处以长达10年的监禁”。
当然，马兰政府并未强大到能无视一切，政府担心这一举动逼得太紧，会让共产党组织作“殊死抵抗”，为此，政府宣布这一条款将于当年7月生效。
面对即将生效的《镇压共产主义法》，南非共产党被迫于条款生效前，即6月20日宣布解散。很明显，打击共产党只是一个信号，政府所针对的是其他与政府对抗的组织，比如非洲人国民大会，曼德拉说：它主要针对非洲人和其他被压迫的人民。
尽管曼德拉先前曾表示一些反对共产党的理论，但依然对共产党表示支持，怒斥《镇压共产主义法》及其他反民主的法律。
为了声援共产党，表达对政府的抗议，非洲人国民大会在5月底由全国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重要决议，决定在1950年6月26日这一天，举行全国性抗议示威游行。与此同时，国民大会青年联盟、印度人大会以及共产党派代表组成了一个联盟委员会。这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向人民号召“不去工作”。
全国大罢工
非洲人国民大会发布的号召书内容是这样的：
这次抗议对我们来说是自1652年4月6日以来非洲人民为表达不满而进行的神圣运动的集中表现。1652年4月6日，一支由3艘荷兰三桅帆船组成的小船队受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到好望角建立船队航行中途补给站。这一过程对欧洲人来说，是不断开拓新疆域的过程；而对非洲人来说，则是另一幅情景：欧洲人从他们手上抢走了牛羊，夺走了土地。
1779年，大鱼河成了黑人和白人地区的分界线；
1809年，第一个《通行证法》通过；
1913年，他们的土地被法律剥夺……
我们怎能忘记这些？
经过一段时间的号召，全国大罢工正式进行。当然，在筹备过程中，国民大会青年联盟、印度人大会以及共产党派之间各怀戒心。但后来摩西·科泰尼来到约翰内斯堡担任共产党书记，他的出现及游走，让彼此的戒心很快烟消云散，曼德拉称他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很快，他们成为朋友。
1950年6月26日，伊丽莎白港、亚历山大镇以及德班其他两个地区发生了全面罢工；在约翰内斯堡、开普敦以及一些较小地区的部分工人参加了罢工。但是在德兰士瓦的一些地方则反应冷淡，大街上的行人懒懒散散，看不出任何罢工的迹象。非洲人国民大会承认，由于组织问题，那里的罢工活动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在这次全国大罢工中，西苏鲁、奥利弗和曼德拉以及印度人大会的领袖们分赴各地去组织群众，而曼德拉的任务则是从中协调。在这次筹备游行示威的过程中，两个最大的民间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有了更密切的接触。
在这次活动中，非洲人国民大会从印度人大会的组织工作经验和筹集款项活动中受到启发，而印度人大会也在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合作中受益匪浅。
对曼德拉本人来说，这场运动让他彻底觉醒，他一直担心的非洲人会受到其他种族或政治团体控制的情况并未发生；相反，各个种族进步势力的参与使运动声势浩大。他认识到，非洲人独木难支，仅仅依靠非洲人的能力在政治上想有所作为是幼稚的，在实际斗争中也是不可取的。在检讨了自己的立场后，他开始主动与其他种族的民主组织合作。
大罢工不久之后，曼德拉被选为青年联盟全国主席。
当选为青年联盟主席的曼德拉，感觉到肩膀上的担子更重了，他明白，未来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
为制定下一步的行动路线，曼德拉与西苏鲁进行了沟通和探讨。曼德拉考虑到1946年发生在印度的事情：1946年印度志愿者浩浩荡荡地前往德班，一路上热情高涨，秩序井然，有的开车，有的坐车，他们驾车行驶500英里的目的就是进牢房。他借鉴这种抵抗方式，提出了“消极抵抗”。西苏鲁衡量再三，认为这种抵抗形式应该富有战斗精神。
两个人认真地研讨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历史上举行抗议活动时自发运用的“消极抵抗”的例子，主要有：1913年，黑人妇女抗议《通行证法》；1919年，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约翰内斯堡组织大规模的非暴力游行，抗议活动持续了好几个星期，最终有一个部级委员会建议废除《通行证法》。当然，尽管没有废除，却证明了这种抗议方式确有成效。
曼德拉与西苏鲁及青年联盟的其他成员继续热烈地讨论，他们明白当前的社会大形势，“消极抵抗”对广大工人没有什么号召力，而非暴力抵抗是反抗一个武装到牙齿的专制政府唯一可行的办法，至少目前是如此。
当时，政府拥有强大的军队，而广大工人所持有的只有拳头，如果采取硬碰硬的方式，受伤害的只能是广大工人群众。
经过讨论，曼德拉认为，目前最关键的是用非暴力的方法对人民进行训练，向他们灌输这样的思想——非暴力通常比公开的暴力反抗需要更大的勇气和决心。
种族歧视的法令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彻底点燃了南非人的怒火。
1951年，马兰政府声称经过“慎重考虑”及“广泛调研”，决定颁布《班图权利法》，这是马兰政府关于“黑人家园”的第一个正式法令，是实行黑人与白人政治分离的第一步。这条法律改变了原有的对黑人的管理办法，废除了保留地原有的民选“土著人委员会”，而代之以南非当局任命的部落酋长掌权的三级权力机构——部落、区域、地方当局。
不仅如此，这条法律还蛮横地取消了1936年成立的“土著代表议事会”，这表示不承认黑人有共同利益，确定了对黑人实行按部族分而治之的方针。它还规定特派警察有权出席任何一次班图人会议，这是对班图人的监视。紧接着，《选举人分别代表制法》获得通过，它确定将黑人从普通选举人名册上除名。随后的《土著建筑工人法案》限定非洲人只能从事非熟练劳动，而将建筑业的各种熟练劳动留给白人。
这些明显带有种族歧视的立法进一步激起了非洲人和其他非欧洲人种族的愤慨。曼德拉决定乘势将自己的抗议方针实施下去。
1951年12月，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年会在布隆方丹举行，在年会上，曼德拉提出以下建议：
在1952年4月6日南非白人庆祝统治300周年时，发动广大黑人群众举行抗议活动。警告政府，一定要取消极为不公正的6项种族歧视的法律，否则全国将举行非暴力的蔑视那些法律的运动。
全体与会代表对此计划一致通过。在大会上，大会主席莫罗拉博士向大会致敬并呼喊口号：“我的祖国！”群众则回答：“非洲！”
接着，代表们高唱《上帝保佑非洲》。
恰好在这个时候，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创始人塞梅博士不幸逝世。可以这么说，塞梅博士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绅士的抗议方式结束了，不愿得罪白人中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同情者的担心结束了，害怕外来的政治集团或其他种族利用非洲人的恐惧也随之结束了。
在塞梅博士的追悼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有批评声、质疑声、赞美声，等等。这个时候，担任青年联盟主席职务的曼德拉站出来，他运用高超的领导艺术，求同存异，表达了与会代表的共同心声：
我不认为在关于非洲民族主义目的的思想看法上我们有什么不同。这个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一个自由、独立、统一、民主和繁荣的南非。
有些分歧是不可能避免的，民族主义运动本身就决定了不可能有一种一致的方法，我们的组织方式亦允许不同类型的思想和意见存在，“青年联盟和国民大会目前的问题是怎样与民众保持最积极的接触”。它关心的主要是行动的概念，即如何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声音带给群众。
曼德拉很巧妙地处理了这些分歧，承认分歧的存在，又将它置于合理的位置。
参加完追悼会，曼德拉、西苏鲁又匆匆忙忙赶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总部，部署即将到来的战斗——蔑视运动。
对曼德拉和他的朋友们来说，这是一次极大的挑战。首先，政府肯定会关注并且不遗余力地镇压这场运动。曼德拉这群年轻人如何才能得到足够多的支援呢？能够领导这场斗争吗？我们拭目以待。
3．“蔑视运动”
圣雄甘地二三事
甘地全名是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他出生于1869年10月，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帜人物，他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的“非暴力”哲学思想，影响了全世界民族主义者和争取能以和平变革的国际运动。
1891年，甘地从英国大学取得律师资格，回到国内，到南非一家公司当法律顾问。后来，应印度富商达达·阿卜杜拉的邀请，去南非德兰士瓦处理一起4万英镑的债务纠纷。这时的南非可以说是种族歧视横行，在朋友的挽留下，他决定留在南非领导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
可以这么说，甘地的“非暴力”思想最后形成并开始付诸实践的时期，就是在南非的21年。
甘地生于西印度波尔班达尔贵族家庭，年少聪慧、好学，很小就熟读印度教经典，并把“逢恶报以善，用德报以怨”作为自己的处世格言。通过学习《圣经》和《可兰经》，他进一步认识到，所有宗教都包含着仁爱精神，而在世俗社会中，任何政治斗争都应以“仁爱”为主旨。这使他逐渐形成了一整套非暴力的理论。他认为，对于恶势力，非暴力抵抗是最有效的手段，它是强者的武器，强调爱和真理的统一。非暴力抵抗包含两个内容，一方面要坚持真理，不向恶势力低头，另一方面宁愿自己作出牺牲也不施暴力于敌人。
1906年8月，德兰士瓦政府公布禁止印度向南非移民的法案，规定8岁以上的印度人都必须领取登记证，以便随时检查，违者处以罚款或驱逐出境。面对这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甘地在印度人中积极组织动员，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最后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与印度人组织达成协议。协议规定：政府释放被捕者，收回法案，印度人则应自行登记。
然而，狡猾的南非政府并没有履行承诺，取消这项法案，反而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制定了《亚洲人登记条例》。为了抗议政府的欺骗行为，甘地积极奔走，再一次发动非暴力抵抗运动。8月16日，参加反抗运动的印度人烧毁了2000多张登记证，反抗取得初步胜利。
政府为了迫害甘地，邀请甘地的家人来劝说甘地。在这种两难境地下，为了黑人的平等与解放，甘地净身出户，放弃了贵族的生活，全身心投入到黑人运动中去。
1913年10月，甘地在南非组织的非暴力抗议活动达到了高潮。
1913年11月初，他率领2000多名印度矿工，其中包括127名妇女和60名儿童，从纳塔尔的纽卡斯尔向德兰士瓦前进，要求政府取消印度移民法案，承认印度婚姻制度的合法性，废除人头税。
队伍井然有序，一直保持和谐的状态。政府得到消息，组织了大量军警前去镇压。
面对大量的军警组成的人墙，游行队伍毫不畏惧，依然缓缓前进，前一排的人被警棍打倒了，后一排又走上去，为了控制局面，军警逮捕了很多人。
在这次运动中，组织人甘地成为第一批被逮捕的人之一，但抗议活动依然井然有序地进行，规模不断扩大。
到了12月，罢工人数居然高达万人，一直居高不下。南非政府面对压力，不得不释放甘地，为即将到来的谈判表示诚意。
经过双方的多次沟通、谈判，政府最终作出让步：废除人头税，承认按印度宗教仪式结婚的合法性，同时，印度移民法案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放宽。这一胜利应归功于甘地领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在以后的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中，南非印度人大会多次采用非暴力抵抗的斗争方式，因而给黑人解放运动以一定影响。
暴风雨来临之前
曼德拉当选为这次运动的总负责人，他借鉴了甘地的经验，这多亏了他的助手马尔维·卡切里亚，马尔维的父亲在1907年曾经是与甘地齐名的最勇敢的抵抗者之一。
为了更好地组织活动，曼德拉接受了助手马尔维的建议，走访了德兰士瓦、纳塔尔等周边几个城市，向工人们详细讲解自己的计划，由于活动范围有限，很多时候一讲就是一整夜。他的目标很明确：唤起更多的人，激起人民的勇气，用非暴力手段向政府挑战，推翻压迫。有的时候奥利弗和他一起早出晚归。
曼德拉的行为已经引起马兰政府的注意，政府开始派人严密监视曼德拉、奥利弗几个年轻人，并给他们制造了各种各样的麻烦，甚至要求一些旅馆不接待他们，要求出租车不能载他们，还提前告诉工人们，曼德拉和奥利弗这几个年轻人是一群疯子，要提防他们。
面对当局的蓄意破坏，青年联盟的年轻人可谓吃尽了苦头。在这个时候，莫罗拉写信给马兰总理，指出非洲人国民大会一直致力于为南非人民谋取福利，通过合法手段争取合法权利，政府不应该阻止并打压这种行为。
在信中，莫罗拉说：作为合法的社会团体，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合理要求一直不被重视，反而政府多年来不断加大镇压大会的力度，导致事情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
对合法的社会团体非洲人国民大会来说，保持沉默就等于背叛使命，《通行证法》《班图权利法》《镇压共产主义法》都加剧了紧张的局势。如果政府不取消这些“不人道”的法律，非洲人国民大会将会在4月6日组织示威游行，作为“蔑视”这些法律的第一次行动。
所谓“蔑视”，是指“有意识地用不服从的方式对权威进行挑战”。
莫罗拉的信言辞恳切，但从总理那里传来的答复却是顾左右而言他，他指责非洲人国民大会不顾事实情况，“一意孤行”，破坏政府颁布的“严肃谨慎”的法律。总理在信中着重强调，不打算取消这些法律，而且还威胁非洲人国民大会，一旦“一意孤行”，政府将充分利用手中所控制的国家暴力机关处理策划颠覆活动的人。
面对政府的蛮横态度，莫罗拉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写信给马兰总理：
“我们授权通知阁下，南非印度人大会完全同意非洲人国民大会向政府提出的呼吁。我们毫不含糊并极其严肃地声明：我们进行的斗争不是反对某个民族，我们对任何人都毫无敌意，我们只反对不公正的法律。”
这样，非洲人国民大会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也阻止了政府妄图利用种族之间的矛盾挑拨离间的阴谋。
既然“和平”的方式无法解决诉求，莫罗拉、西苏鲁和曼德拉决定采用群众运动的斗争形式。
“蔑视运动”
1952年4月6日，“蔑视运动”正式进入热身阶段。当天，白人们庆祝荷兰人在开普敦登陆300周年。几乎在同一时间，非洲人也开始在各个中心地区集会。
在约翰内斯堡，莫罗拉博士站在自由广场上对群众发表激情洋溢的演讲，号召人们团结起来，牢牢抱在一起，早日结束目前这种被歧视、被压迫的命运。
在东开普敦，西苏鲁和数万群众集会，高喊“人人都有选举权”“消灭通行证”等口号。
曼德拉与助手马尔维·卡切里亚一起担负着极其重要的组织工作，分别负责非洲人和印度人的宣传工作，主要区域则是南非的二、三线城市及黑人受压迫比较严重的地区。
在这些地区，有条件的，曼德拉就会召集会议，宣传非暴力抵抗的内容，没条件的则要困难得多。为了动员更多的人，曼德拉甚至会一家家去敲开陌生人的门。他耐心地告诉他们，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是用非暴力的手段向政府挑战，以达到推翻压迫的目的。在战斗中，一定要遵守纪律，这种非暴力比真刀真枪更需要决心和纪律。
在服装厂，曼德拉面对大约200名黑皮肤的非洲人、印度人发表演讲，他说：
当局会试图恐吓人们，并且会对首批志愿者特别残酷。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挑衅，我们都绝不能还手，不能出现任何骚动。志愿者必须保持尊严，昂首挺胸，提高警惕。总之，最重要的原则是遵守纪律。
在这次的组织动员过程中，曼德拉接触了各个种族的人，这使他真正认识了人民的力量。在德班的“志愿者日”，曼德拉面对成千上万的参加者激情地进行演讲，他说：“这个国内黑人的大团结已经成为现实……”
这一切活动，都让人感觉到新的历史即将到来。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扮演者不能忽略，这就是强大的敌人——马兰政府。
政府的反应非常灵敏，它拿出不久前新颁布的法律《镇压共产主义法》，列出一张500人的名单，这些人都是最近一段时间频频出现的，而且活动比较频繁的，并信誓旦旦地说，根据法律的规定，凡是在名单上的人，如果组织集会或者发表演讲，就属于违反法律，政府有权逮捕他，并要求共产党成员马克斯和达杜辞去现有职务，不许参与公众集会。
为了表示抗议和蔑视，马克斯和达杜立即进行集会并发表演讲，但政府也毫不含糊，随后就发布逮捕令，将他们关押了几个星期。
尽管两人被逮捕，但共产党人的行动为整个蔑视活动掀起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第一次入狱
6月26日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在1950年号召全国大罢工两周年的纪念日，根据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计划，“蔑视运动”正式开始。
南非的6月是冬季，寒风刺骨，但游行的民众冒着严寒，大声呼喊着口号，走向街头。他们从新布莱顿出发步行到伊丽莎白港，游行群众戴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臂章，大声呼喊“我的祖国！阿非利加（非洲的全名是阿非利加洲）！”的口号，穿过标有“只准欧洲人使用”字眼的火车站入口。
当然，神经质的马兰政府早已得到消息，等候在那里。警察一拥而上，逮捕了他们，并将他们带到车站另一侧。这样，载着他们的列车不得不通过一座标有“只准欧洲人进入”的桥梁。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特别有戏剧性：当载着他们的列车通过时，全车厢的非洲人高声喝彩。这看起来不像是被逮捕，而是他们戏耍了这些警察。
第一批的志愿者被逮捕，组织这次行动的人，被判30天的监禁，参与者则被关了15天。
在德兰士瓦，西苏鲁组织的52名“蔑视运动”的志愿者进入一块“未经允许黑人不得进入”的地段，所有人都被逮捕了。
当天，曼德拉和马尔维·卡切里亚留在总部召集会议。当会议结束时，已经是晚上11点了，这时正是宵禁时间，非洲人必须持有“通行证”才可以。
为了表达对“蔑视运动”的支持，曼德拉主动走到警察面前，要求巡警给自己戴上手铐。接着，曼德拉高唱着《上帝保佑非洲》，登上囚车，被送进了位于马歇尔广场的警察局。
这是曼德拉第一次入狱，在后来回忆这件事时，曼德拉说：
在去警察局的路上，我们一点也不紧张，相反，我们还开起了玩笑。我问马尔维·卡切里亚：“大家真是好战友，连进监狱都要一起！”
卡切里亚笑了笑，问我：“喂，你觉得我们俩有可能关在一间牢房吗？”
马尔维·卡切里亚是印度人，而当时的牢房也有严格的种族规定。我眨了一下眼睛：“让我试试吧，我得奉承一下这家伙。”
我指着押送我们的警察说：“先生，可否请你帮忙将我的朋友和我关到一起，他不愿意住到监狱的印度人牢房去。”
这名警官像没有感情的冷血动物一样，嘴上念叨着“规定纪律”等。当所有的手续办完后，这个警察将我们带到同一间牢房，命令我们进去。
后来，由于警察逮捕了太多人，警察局里已经没有牢房关我们，最后，他们把我们押进操场里。就这样，我们一大群人当天晚上睡在了操场上面，还不错，那里的环境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糟糕，起码不是很冷。
在这个操场上，警察们的态度非常粗暴，这让曼德拉至今依然记忆犹新。他描绘道：
我们被押进操场，当中的一个人被一个年轻的欧洲警察用力一推，摔下好几级台阶，折断了踝骨。我提出抗议。这时一个年轻的警卫员像个十足的牛仔那样照我腿上踢了一脚。我们都怒不可遏。我便开始示威。我们让他们看那些受伤的人，要求给他们治疗，很不幸的是，我们得到的回答是粗暴的、无礼的，让我们改天再提要求。就这样，这名年轻人在监狱里度过了可怕的一夜，不断痛苦地呻吟。直到第二天，他才被送往医院。
4．狠辣的暴力机关
火势蔓延
因为监狱里新增的“犯人”太多，而曼德拉他们仅仅是违反宵禁，因此很快就被释放出来。出狱后，曼德拉发现这场“蔑视运动”像星星之火般在全国蔓延开来，在开普省，在纳塔尔，在德兰士瓦，工厂里的工人、办公室的职员、律师、教师、医生、学生甚至很多牧师都勇敢地站出来，以各种方式蔑视种族歧视法令。
这种抗议的方式大同小异，打破歧视，对一些禁止行为视而不见，有些黑人从只许欧洲人通过的入口走进车站、邮电局和其他公共设施，有的则坐在为白人保留的座位上，还有的故意在宵禁时走上街头，大摇大摆，遇到警察逮捕毫不反抗，主动伸出双手要求戴上手铐，以示蔑视。
当时负责“蔑视运动”的指挥部里，大家都是开怀大笑。众多的志愿者在那儿休息、交谈。“蔑视运动”进行得有条不紊，没有出现过一次肢体冲突。当警察出现的时候，参与者们没有四处逃窜，他们很自觉地排成一队，伸出双手，等待警察逮捕他们。
这种行为让警察成了嘲弄的对象，监狱成了宣传政治主张的地方，黑人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尊严。
越来越高涨的反抗形势让马兰政府有点慌张，他们开始将重点放在一些指挥部上面，想通过端掉“老窝”的方式，彻底消灭反抗活动。
7月30日，经过分析、搜集信息，警察在全国范围内袭击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16处工作地点，包括办公室和私人住宅，并查获了一大批宣传单和文件。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20位领导人，他们包括莫罗拉、曼德拉、西苏鲁、马克斯、达杜、马尔维·卡切里亚和德兰士瓦印度人青年大会的主席阿赫姆德，在政府所谓的法律判决书中，他们被指控犯有“煽动共产主义罪”。
马兰政府天真地认为，端掉抗议指挥部就可以彻底消灭反抗活动，结果却彻底激发了志愿者的热情。7月，有1500名志愿者参加“蔑视运动”。2个月之后，“蔑视运动”没有因为指挥部被端掉而停止，反而达到高潮。
到10月初，包括德班和布隆方丹在内的全国24个志愿者中心，共有2500名抵抗者被逮捕，而在东开普地区尤为突出。令政府头痛的是，这些志愿者都宁愿在牢房里被关上一个星期而不肯交罚金或保释出狱。
更让政府头痛的是，有一天晚上，在伊丽莎白港地区的警察连续抓了6批志愿者，当地大小监狱人满为患。
为解决这种窘迫的情况，这一地区的警察长官、军队长官和监狱长官亲自接见关在牢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地区负责人，要求非洲人国民大会使“蔑视运动”暂停下来，寻求谈判。
互相传达了谈判的条件之后，马兰政府提出的苛刻条件被拒绝了，谈判陷入僵局。
暴乱来袭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彻底被鼓舞了，到目前为止，运动是成功的，他们计划接下来号召全国人民共同参加“蔑视运动”。西苏鲁和曼德拉等人相信，只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将无法实施关于种族歧视的法律。
当然，政府不会轻易放弃，也不会轻易废除已经颁布的法律。目前，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占据主动，只有一种办法能够使他们放弃这种主动，这就是一直未曾使用过的“暴力”。
10月18日，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来说可不是个好日子。伊丽莎白港发生了一起暴力事件，一名白人警察向两个非洲人开枪。根据政府发布的公告，两个非洲人涉嫌偷窃一罐油漆，在警察抓捕的过程中拒捕且袭击警察。接下来发生了混战。在混战中，愤怒的人群开始攻击火车站，更大的暴乱发生了。
在这次暴乱中，7个非洲人和4个白人死于非命，27人不同程度地受伤。
伊丽莎白港暴乱发生后，西苏鲁立即赶赴现场进行调查。在自己的报刊上，非洲人国民大会强烈地谴责了这起暴力事件，并要求进行司法调查。
在“蔑视运动”中出现的暴乱事件让政府找到了禁止游行、集会的借口。很快，政府大规模地动用警察，手段也更加强硬。紧接着，政府就发出公告，在暴力事件没有调查清楚之前，全面禁止集会，并更为严厉地实施《通行证法》。
政府有条不紊地进行了一系列措施，让很多人怀疑这是政府自己策划的一系列暴力事件。
面对突如其来的困境，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的“蔑视运动”陷入僵局。
从10月18日到11月9日之间，“蔑视运动”几乎消失了。面对困境，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莫罗拉写信给马兰政府总理，详细地叙述当日发生的情况，并且附有大量现场目击者的口供。
非洲人国民大会还未等到总理的回复，又一起骚乱事件发生了。
11月9日，非洲人国民大会支部千方百计得到了于星期日举行祈祷集会的许可证，但在集会时发生了骚乱，至少导致8人在骚乱中丧生，还有1名儿童。
至于事情的缘由，则众说纷纭。
现场警察的口供大致相同，当他们到达时，根本没有发现祈祷集会，只看到政治大会，警察要求集会者立即解散，而与会者拒绝执行命令，并对警察进行人身攻击，由此发生骚乱。
而会议组织者则是另一种证词，当警察到达时，他们正在唱赞美诗。警察立即要求驱散人群，还没等集会者有时间离开，警察已开始用刺刀向人群刺去。
在曼德拉的回忆中，他这样说：
不管实际情况如何，有一点很清楚，即这批警察为这场冲突已作好了全面准备，他们全副武装分乘3辆军车赶到现场。这批警察的指挥官承认，他们是在“等待麻烦出现”。
这两件事件的真实起因虽难以作出精确的判断，但是有一点不容否认，那就是政府一直在期望暴力事件发生。一名事件参与者说得很明白：“我不必提醒你，在很多非洲人的城镇，是警察开始的骚动。
如果非洲人不动手，警察则设法使他们动手。”另一位运动领导人卢图利说得更是一针见血：“有时警察的所谓反动乱甚至发生在动乱之前。”
在这前后，除了这两起发生在市中心的影响比较大的暴力事件外，还有其他零星冲突。如在丹佛尔，警察于11月3日杀死了3个非洲人，打伤4人；在金伯利，11月8日，一场冲突留下了13具尸体和78名受伤者。
面对这些暴力事件，非洲人国民大会强烈谴责并要求进行司法调查，司法部长却借口这种调查只能激起更大冲突并为煽动者提供借口，而予以拒绝。同时，镇压手段更加肆无忌惮，并实行宵禁。在开普省禁止集会并更加严格地实行《通行证法》。政府一方面按非洲人国民大会提出的要求，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另一方面千方百计想把罪名加在“蔑视运动”身上。这些做法更引起非洲人的愤慨。
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来说，幸运的是，事态的发展引起国外舆论的关注。联合国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种族歧视制度。当时，也有少数有正义感的白人直接加入到“蔑视运动”中，支援非洲人的正义之举。
“蔑视运动”的尾声
关于这次的“蔑视运动”，从过程来看，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组织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缺陷，最为明显的是管理和筹款工作中的不足。
11月底，政府采取更为不人道的措施，将莫罗拉、曼德拉、西苏鲁、奥利弗等十几名“蔑视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人送上法庭，接受审判。
政府所采用的法律依据依然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一直反对的《镇压共产主义法》。幸运的是，政府对他们的处罚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其中著名的音乐研究专家特雷塞教授是最大的反对者。
尽管政府罗列了一系列罪名，但连法官也不得不承认，这些运动领导人自始至终一直在劝告其追随者保持和平的行动方针并避免任何形式的暴力。
最终，经过一连串的干预之后，法庭判他们9个月的监禁，缓期2年执行，条件是他们不再犯同样的罪行。政府对运动组织者的监禁和审判，使“蔑视运动”停了下来。
这一场为时半年、轰轰烈烈的“蔑视运动”虽然没有使政府废除任何一条法律，没有废除无情的种族歧视制度，但它唤醒了广大黑人群众，使他们认识到黑人的力量。
在回忆录中，曼德拉对这一意义作了深刻的阐述：
它召唤出巨大的社会力量，并影响了全国成千上万的人。这是一个促使群众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的有效方法，是对政府的反动政策表达愤慨的强有力的手段。这是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最好途径之一，同时对国家的稳定和安全构成极大威胁。它鼓舞并唤起我们的人民摆脱被征服的、屈从的唯唯诺诺状态，而成为一支有斗争性的、毫不妥协的战斗队伍。全国都变成了战场，争取解放的力量与反动邪恶的势力进行着殊死的较量。我们的旗帜在每一个战场上飘扬，成千上万的同胞团结在它周围。我们掌握着主动权，争取自由的力量展开了全面的进攻。
正是在这种争取自由的力量的感召下，有8326名志愿者自愿入狱。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正式成员人数从运动前的7000人猛增到10万人。
除了对黑人的影响外，这次运动亦唤醒了一些白人。运动后，一些激进的白人组织了民主人士大会，开始对黑人的解放运动表示道义上的支持。同时，“蔑视运动”还促使自由派人士建立起一个多种族成员参加的自由党。这次运动的另一个积极结果是政府开始认识到黑人的力量。志愿者的素质和人数、运动的规模和深入以及组织者的精明与成熟都是马兰政府始料不及的。运动后，政府开始考虑对班图斯坦的非洲人实行“自治”，而不是一味坚持“主子统治”了。当然，这样做是欺世盗名，但也说明了这场运动以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力量已被承认了。
当然，不可否认运动中有缺陷和不足。由于这是第一次全国性的抵抗运动，在组织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首先，是对群众的发动和对志愿者的挑选方面。当我在比勒陀利亚征召志愿者时，曾有一位名叫莫克的中年人向我建议，应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来加入这场“蔑视运动”。他很认真地告诉我，要想打破种族隔离这部机器，正确的办法是将我们能得到的任何东西——沙子、破烂、石头等统统丢进这部机器的轴承、轮子和所有机器零件里，使它不能运转。
其次，我对西苏鲁等人坚持志愿者队伍应该少而精的看法不以为然，我认为人多力量大，只有让成千上万的志愿者挤满警察署、法庭和监狱，才能使政府的整个功能停止运转。遗憾的是，我和其他人没有接受西苏鲁的建议并驳斥了他的这一建议，从而使很多有可能成为志愿者的人没有机会加入这场运动。
而另一方面，由于对参加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人审查不够严格，致使一些破坏分子、分裂分子甚至奸细和警察都混入到国民大会内部来了。
一个曾在全国总部工作过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原来是警察局派来的内奸。在约翰内斯堡对我们这些组织者进行的审判中，他站出来为政府一方作证，这使我们陷入极为不利的局面。
政府的黑名单
“蔑视运动”被迫中止了，但曼德拉等人没有停止脚步，收拾行囊，打点包袱，在布满荆棘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蔑视运动”结束之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们和组织者对这次运动进行了总结。总结会过后，大会进行了重新选举，在这次选举中，艾伯特·卢图利当选为主席，曼德拉当选为副主席，全面负责德兰士瓦省的工作，接替刚刚被政府宣布了禁令的马克斯。
这个职位非常重要，人们对曼德拉的领导能力期望很高。他的好朋友奥利弗在大会上极力推荐他，是因为他能力突出，组织和领导能力都很强。更为难得的是，他还向人们提供了向政府表达自己愤怒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激励了人民的觉醒。
艾伯特·卢图利原来是一名牧师，后来当了17年的酋长，与部落的百姓关系很不错。他还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当选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访问伊丽莎白港，在那里，3.5万人列队欢迎他的到来。
由此可见，他的个人魅力是多么出色。
恰恰在此时，马兰政府发出管制禁令，禁止包括艾伯特、曼德拉在内的52名“蔑视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2个月内参加公众集会，并不准访问德班、约翰内斯堡、开普敦、伊丽莎白港和一些中心地区。
这些管制禁令是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法》对个人宣布的，这是南非政府一直使用的镇压手段。颁布这些禁令，不需要任何指控，也根本不需要什么证据，最蛮横的是，不准上诉。只要司法部长认为你犯有“煽动共产主义”罪，就可以将禁令加在你身上，一旦违反，将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对这一禁令，曼德拉很生气，他说：
之所以对我施行禁令，不是法院审判的结果，也不是由于犯罪，而是出于偏见。这或许是产生于政府内部幕后进行的“星法院”诉讼程序。
除了对这些组织者颁布更为严厉的法律外，对一些参与者也制定了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条文有“通过支持或者参与某种运动为违法将会判处3年监禁或者300英镑的罚金，对那些通过其言行煽动他人组织或者参与抗议的人，再加上200英镑罚金或者2年监禁”的字眼，政府在以强有力的措施针对这一切行为。
政府的种种高压政策，让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很多会员感觉到沮丧，甚至是绝望。
当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副主席的曼德拉在面对政府苛刻的行为时，却表现得很兴奋，他认为政府的打击力度变强了，说明非洲人国民大会过去的行为（“蔑视运动”）已经伤害到政府，让政府感觉到痛苦。任何一个人或者组织在受到伤害时都会反击，政府也是如此。因此，非洲人国民大会不仅不要停止脚步，反而要加大力度，继续坚持斗争。
曼德拉的一席话让很多人重新振作。曼德拉决定继续制订新的可行的方案，继续推动黑人解放运动的发展。当然，在当前政府的高压形势下，不可顶风而上，应该保存组织的实力，以再次进行反抗。
政府的行为让曼德拉消失在大众面前，但不愿屈服的曼德拉继续发挥着作用。
自由之路无坦途
1953年9月，曼德拉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上发表了精彩的演讲，由于他被限制了自由，这篇文献是由其他代表宣读的。
这份题目为《自由之路无坦途》的演讲稿成了南非黑人解放斗争中的一篇历史性宣言：
自1912年来，非洲人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非洲人，在他们的家里和社区里，在省内和全国的各个城市，在公共汽车里、火车上，在工厂、在农村、在城市、在贫民区、在学校，一直在讨论统治整个国家的那些白人的可耻行径。
这些白人组成的政府像吸血鬼一样，不知疲惫地吸取人民的血液，让人民一贫如洗，低廉的工资，短缺的土地，不人道的剥削以及整个白人主宰政策的谴责。但随之而来的不是更多的自由，而是更大的压迫，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大大加强了。而且，看起来似乎人民的牺牲毫无作用。
今天，整个国家都知道他们的付出不是徒劳的，因为一种新的精神和思想在我们的人民脑海中生根了。如今，人们谈论的是行动：我们国家的人民中已经有力量在觉醒了，而1952年则作为全国自我意识的涌动而分外突出。
1952年6月，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在心中牢记着南非被践踏的、被压迫的人民代表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决意冒险，发动了旨在蔑视不公平法律的运动。在6月26日的早些时候，“蔑视运动”在伊丽莎白港开始时，还只有33名蔑视者参与。而在同一天，在约翰内斯堡到了下午则达到106人，这场“蔑视运动”像野火一样在全国蔓延。工人、机关工作人员、医生、教师、律师以及办事员，无论是非洲人还是有色人种，无论印度人还是欧洲人，无论是年轻还是年老的，都集合起来，响应号召，蔑视《通行证法》《宵禁法》等种族隔离措施。到这一年末，有超过8500名的各种族人参与了“蔑视运动”。该运动立即招致重大的损失——工人们丢掉了工作，教师们被赶下讲台，很多人失去了工作，被关进了监狱。“蔑视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它释放出了强大的社会力量，从而影响了数以千计的国民。
……
在这份演讲中，提出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未来路线，号召人们行动起来，不要因为微小的挫折而放弃希望，要继续并且不间断地斗争，实现整个南非的民族解放。
演讲生动形象，大大鼓舞了南非被压迫的人们。
5．新的律师生涯
律师界的冉冉新星
在禁令期间，曼德拉的活动范围受到很大限制，这让他很不舒服，脾气也越来越暴躁。这时，他的好朋友奥利弗建议他利用禁令期间的时间，重新拾起以前的法律知识，最好能考取律师证书。
曼德拉采纳了奥利弗的建议，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在1952年12月，曼德拉取得律师证书，并与奥利弗一起开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由于政府的某些行为，律师的名声不是很好，人们经常将律师和“索贿”“行贿”“有知识的无赖”之类的字眼联系在一起。然而在南非，黑人律师是少之又少，且很受人尊重。
黑人律师的数量很少，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更是屈指可数。根据庭审资料的记录，第一个有资格出席高等法庭的黑人律师是艾尔弗雷德·曼杰拉，他的律师资格是由英国伦敦的林肯法律协会授予的，并在英国工作过。
1910年，他回到南非，在黑人被歧视的南非，他历经挫折，申请了几次才有资格出现在最高法院。尽管只是初级律师，却也代表着不小的进步。
他积极代理黑人的案子，多次成功地为非洲人辩护，因为开罪政府和一些大企业，生命多次受到威胁，但他依然不改初衷，在南非黑人中很有威望。
在艾尔弗雷德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黑人律师出现在南非的法院中，前文提到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创始人塞梅也是律师，他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教育的，后来成为一名很有名的律师。
在南非，越来越多的黑人律师出现在法院中，他们所代理的案子多半和黑人有关。为了限制这种现象的出现，当地政府开始控制律师的数量。
因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只有极少数的黑人有机会进入律师队伍，政府是幕后的重要操控手。
除了政府的幕后操纵之外，学习法律需要很多花费也是其中一个缘由。学习法律，除了要交纳一般的学杂费外，还须交纳保证金。另外，即使这些钱都能交得起，也很少有白人律师愿意雇黑人法律毕业生当实习生。
更重要的是，种族歧视之下，黑人需要经过种种审查才能够顺利经营律师事务所。
可以说，曼德拉与奥利弗的合作是优劣互补，曼德拉性格开朗，奥利弗则稳重踏实；曼德拉性格暴躁，而奥利弗则相对冷静。
在回忆与奥利弗的合作关系时，曼德拉开玩笑说：“这是上帝的旨意，把我们两个人安排在一起！”
律师事务所的成立
在当时的南非，种族歧视非常严重，加上政府严格控制黑人律师的数量，曼德拉和奥利弗的面前困难重重。
首先，租房子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根据政府的《集团居住法》规定，南非的白人、有色人种和非洲土著人，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地区。在白人居住区内，黑人只能作为廉价劳动力，供人使唤。
作为黑人，曼德拉只能住在属于黑人的居住范围内。这些地区距离城市达10至15公里，而且人口拥挤不堪，环境很差。
在这种脏、乱、差的环境下开设律师事务所，是无法想象的。另外，在黑人居住地开业等于丢掉了很多顾客，因为白人绝对不可能去那儿，更谈不上去找事务所，这在法律业务上无异于自杀。
如果留在城区，一是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二是不会有白人愿意将房子租给两个黑人律师。
曼德拉和奥利弗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人际关系，走了很多地方，求了很多人，历经无数白眼之后，终于在约翰内斯堡室内找到了办公地方：一个叫“大法官邸”的楼房，这座地产的所有者是个印度人，它也是少数可供非洲人租用的房子之一。
总算是小有成就，找到了一处办公地点。值得庆幸的是，这个地方离法院很近。他们将律师事务所设在二楼，门上的广告牌上写着“曼德拉和奥利弗律师事务所”。
接下来就是办理许可证，曼德拉和奥利弗又开始跑各级相关机构。根据法律，这需要得到部级批准，而在实际操作中，成功概率等于零。后来几经努力，曼德拉和奥利弗的事务所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有限期的许可证。
然而，根据《集团居住法》，这一证件的时间很有限，一旦到期需要延长的话，会更加困难。曼德拉考虑再三，决定走一步算一步。
曼德拉后来回忆说：
那个时期，迫害和驱逐的威胁总是在我们头上。我们的做法是公然蔑视法律。我们清楚这一点。但尽管如此，这种做法是我们不情愿的，是强加于我们的。我们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在服从法律和服从我们的良心之间作出选择。
成立了律师事务所，曼德拉与奥利弗更加忙碌了。尽管成了律师，但曼德拉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他经常与奥利弗一边吃饭一边谈政治。有的时候，也会探讨一些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未来之路该怎么走。
身为律师的曼德拉把反对种族歧视看作自己的责任，奥利弗同样如此，这也是他们俩选择律师行业的主要原因。
经过一次“蔑视运动”，曼德拉和奥利弗的名字进入政府的黑名单，也让他们声名远播，律师事务所成立没多久就门庭若市，很多人慕名而来。这不仅是因为南非严重的种族歧视的立法繁多，导致黑人动不动就游走在违法的边缘，同时不少人千里迢迢来找这两位律师办案，因为这些非洲人认识到曼德拉和奥利弗是他们的真正代表——不仅是法律上的，也是政治上的。因此，曼德拉和奥利弗的日程极其繁忙，他们不仅受理政治案，也受理民事纠纷案和离婚案。有时一天甚至要处理超过5件案子，这让他忙得经常顾不上家，尽管此时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曼德拉后来回忆他们的工作时，这样说：
每天一早奥利弗和我走到办公桌之前都要先经过耐心等待的人们，他们从接待室的椅子上一直排到楼道里。
南非能以世界上在押犯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而自诩……失业就是犯法，因为非洲人如不携带经官方批准并经雇主许可的就业执照，就难逃被捕的命运。没有土地也是犯法。每个星期我们都与来自农村的头发灰白、饱经风霜的农民组成的代表团座谈。他们向我们诉说他们是怎样被从世世代代耕种的一小块土地上赶了出来。酿造非洲啤酒也是犯法，喝非洲啤酒或是用卖这种啤酒赚来的钱补充家里微薄的收入也是犯法。这样干的妇女面临高额罚款和长期监禁。对白人失礼可能也是犯法。居住在“错误”地点，即被划定为白人或印度人或有色人种的地区，对非洲人来说也是违法。南非的种族隔离法律将无数的无辜者变成“罪犯”。
种族隔离在人民中间传播了仇恨与绝望的种子。本该上学念书或学门手艺的年轻人在街上东游西荡，拉帮结派，将他们的愤怒发泄在这个社会身上。正是这个社会把他们逼到犯罪与贫困的绝路上去。我们办公室里那些浅黄色卷宗里装着成千上万个这样的事例。如果说当我们合伙时我们还没有成为种族隔离制的叛逆者的话，在事务所办公室的这些经历也会改变我们的态度。我们自己已从我们的社会集团中升到了专业技术阶层的地位，但法院里的每一个案例，每一次去狱中探访委托人，都让我们想起我们的人民正忍受着屈辱和苦难的煎熬。
忙碌中的曼德拉
尽管政府颁布了对曼德拉的禁令，但这并未限制他的革命热情。相反，这增加了他对种族隔离制的仇恨，并坚定了消灭这个不人道制度的决心。在平时的工作中，他一面开展律师业务，一面秘密地做领导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工作。
在曼德拉代理的案件中，大多是名目繁多的种族歧视的受害者。这让曼德拉意识到，曼德拉和奥利弗律师事务所就是普通非洲人的家，这是一个众多黑皮肤的非洲人可以随时得到同情和尊重以及不被欺骗的场所。曼德拉的工作常常让他自己感动，觉得他作出了正确的决定。
曼德拉的业务很多，经常一上午要参与辩论好几个案子，在法院里进进出出。
时间久了，整个法院的人都认识他们，有些人对他们很客气，而有些人则对他们不怎么尊重。曼德拉明白，他们所受到的这些待遇是建立在肤色基础之上的。甚至在法庭上，曼德拉经常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如白人证人常常拒绝回答作为黑人律师的曼德拉的质询。出现这种情况时，曼德拉会第一时间向法官投诉。法官似乎并不在意，只是象征性地重复提出他们没有回答的那个问题。
曼德拉很聪明，反应灵敏，很多时候，经过质询，曼德拉能够当场抓住他们说话前后不一致和撒谎，从而找出破绽，但是，这些破绽往往很难被法官采纳，法官只不过认为他们是“黑人律师”。
更为严重的一次，曼德拉还没有为案子的当事人辩论一句话，就提前和法院法官打了一场官司。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种族歧视之上。
当天，曼德拉作为代理人走进法庭，一开庭法官就要求确认曼德拉的身份，这无可厚非，属于一个惯例。
曼德拉站起来，说：“我是纳尔逊·曼德拉，是当事人的辩护律师。”
这名法官看了看曼德拉，皱了皱眉，说：“我不认识你，你的执照在哪里？”
营业执照是装裱在框子里并挂在墙上的证书，并不属于律师随身携带的文件。开庭时，律师可能被问及他在大学里拿到了什么学位，但不可能被问及营业执照。
曼德拉知道这是地方法官在故意为难他，他请求法官开庭，到时候会提交营业执照。但是，地方法官竟然拒绝听案情，甚至让一名在案记录员赶他出去。
脾气暴躁的曼德拉险些和这个记录员发生肢体冲突，幸亏他助手控制住他。
很明显，曼德拉之所以愤怒，是因为那法官显然违反了法庭的有关规定。曼德拉很生气，他没有善罢甘休，上诉到最高法院，他的朋友乔治·毕佐斯律师出庭为他辩护。
在听审会上，首席法官批评了那个地方法官的违规行为，并责成另一名地方法官审理那个案子。
这件事给曼德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一直记得那个地方法官的嘴脸。尽管身为一名律师，但因为是黑皮肤，他无法保证不受种族歧视。
在这种种族歧视与反歧视的斗争中，曼德拉和奥利弗走过了一年。
年末将近，这预示着新的情况将发生——曼德拉和奥利弗律师事务所的经营场所即将到期。根据《集团居住法》，没有政府的法令不允许在市内拥有经营场所。为了继续营业，他们根据相关的法律，写了一份申请，很不幸，他们的申请被拒绝。
他们翻遍所有的法律，终于从《社团区域法》中找到了相关文献，他们申请临时许可。可当局却拒绝临时许可，曼德拉不得其因，可能和他们的影响力较大有关系。政府要求他们把办公室搬到几英里之外的非洲人居住区。
事实上，这已经是被曼德拉和奥利弗否定过的方案。曼德拉认为，这是当局为把他们挤出律师这个行当而耍的卑鄙伎俩。最终，政府不断地以驱逐相威胁，并非法侵占了曼德拉的营业场所。
在这种局面下，曼德拉和奥利弗冒着风险继续经营，虽然可以继续为客户代理案子，但他们却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成了一家“黑”律师事务所。
没有了营业场所后，他们代理的案子也越来越多地涉及种族主义法令的受害者，这些客户多半是以前的老客户介绍过来的，更多的则是主动寻找他们。
曼德拉和奥利弗明白，每一件这样的案子都是一个机会，在帮助受迫害的黑人的同时，也揭露种族主义的荒谬和凶残。
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曼德拉说：
我把大声疾呼反对种族歧视看成我的责任。它不仅是对我的同胞，也是对我的职业、法律的实施和对全人类正义事业的责任。种族歧视从实质上说是非正义的，完全违背对正义的基本态度。而对正义的态度是这个国家传统的法律训练的一部分。我相信，对这种非正义采取反对的立场，是在坚持一个崇高职业的尊严。
周而复始的解禁
曼德拉一边为非洲黑人伸张正义，一边秘密进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工作。在1953年6月，对曼德拉的禁令终于解除了。
禁令刚刚解除，曼德拉和西苏鲁就在一家大电影院内向群众发表演讲，抗议强行驱逐索菲亚镇居民的蛮横行为。根据颁布不久的《团体住区法》规定，郊区的黑人须全部迁出去，这一数量将达到5.8万人的规模，前所未见。
与其他地区相比较，索菲亚地区的黑人有很多权利，允许自由拥有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土地，而且这一地区相较于其他黑人居住地来说，经济繁荣，商业气息浓，发展生机勃勃。这一地区的发展潜力引起了很多白人投资商的注意，他们想将这片土地作为他们的后院，想夺走这片土地。
曼德拉的演讲慷慨激昂，看电影的人纷纷驻足，人群中不时爆发出掌声。这时，全副武装的警察赶到，蛮横地打断了这次合法的和平集会，要求他们尽快散去，否则将采取强制措施。
蛮横的警察引起很多人的愤怒，西苏鲁明白，一旦发生冲突，他和曼德拉难辞其咎，他努力让愤怒的人平静下来，然后心平气和地与警察沟通，警察警告他不要多管闲事。
在回忆当天发生的事情时，曼德拉说：
我看到了极权主义和暴政的影子，这促使我下定决心要向世人公布真相。幸运的是，经过西苏鲁的沟通，听众们都冷静下来，遵守纪律，不再受警察的干扰，都欢快地唱起了《上帝保佑非洲》，歌声很快就盖过了警察的叫骂声。
曼德拉和西苏鲁没有改变索菲亚镇居民被赶走的命运。经过政府的强制措施，索菲亚镇的居民成了牺牲品。那些迁移后来引发了很严重的后果，随后在这片废墟上修建起来的白人郊区叫“特莱欧弗”，意味深远。
在迁移的过程中，引发了很多官司，作为律师的曼德拉一时间又陷入众多官司中。他不知疲惫，积极奔走，忙碌于各大法院，为他的当事人解决困难，伸张正义。
在当时，甚至出现了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走在约翰内斯堡的大街上，询问任何一个黑人，问他最喜欢的黑人律师是谁，他的回答很大可能会是“曼德拉”。如果你问其原因，答案可能各式各样，但总会有这么一句：“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黑人！”
从代理案子到进入法院，曼德拉一直对种族隔离法令持挑战态度。进入法庭时，他总爱走标有“仅限欧洲人使用”的入口，而且，他总爱使用那些专供欧洲人使用的座位。这在他还只是个法律实习生的时候就试过多次。
有一次，他通过了一个标有“仅限欧洲人使用”的走廊，一个白皮肤的门卫对他的举动十分恼火，大声呵斥：“你在这儿干什么？”
曼德拉的反应则很幽默，他不慌不忙，因为他早已从那个门卫的面部结构判断出对方是一个混血种人的后代。他从桌子旁将头靠过去，眼睛死死盯住那可怜的门卫的双眼，然后平静地吐出一句话：“你在这儿干什么？”
经过很多历练，曼德拉在法庭上游刃有余，尤其是关于白人政权和种族歧视法令方面，更是非常出色，让对方哑口无言。甚至到后来，一旦有他出庭辩护的消息传出，约翰内斯堡附近的黑人都奔走相告，提前到达法庭，期待曼德拉的精彩表现。
更为难得的是，曼德拉很少让他们失望，总是在不经意间抓住某个细节部分，让对方彻底失语，由此赢得了官司。
有一次，一个非洲女佣被指控盗窃女主人的衣服，曼德拉受邀为她辩护。经过了解，这名女主人的丈夫因为生意失败，身无分文，这名女主人想辞掉家中的女佣却又不想支付不菲的违约金，便利用这个方法，让女佣知难而退。
曼德拉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后，在法庭上，他扫了一眼摆在起诉人桌上的一大堆作为“证据”的衣物，不慌不忙地拣起一双长筒袜，先是向法官和观众展示一周，然后字正腔圆地问那名女主人：“请问这是你的吗？”
曼德拉知道，这名女主人非常爱面子，而且在非洲，穿着长筒袜的女人，常被认为是荡妇。这抓住了女主人的死穴，她实在不好意思承认是她的，涨红着脸拼命摇头否认。
这时，从观众席上传来一阵开心的笑声，此案也因此了结。
曼德拉的声望越来越高，让政府感觉到头疼，觉得任由曼德拉继续下去，他将来会成为一大对手。因此，他们经过周密调查，决定再次对曼德拉动手。
1953年6月，政府以“多次无视政府法律法规”为由，对曼德拉恢复了禁令，和解除禁令的间隔时间仅仅3个月。这次的禁令规定，2年之内不准参加公众集会，并且要求他辞去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组织中的职务。
很明显，白人政权是以法律的名义对曼德拉的生活、工作设置各种障碍。不可否认，这的确阻碍了曼德拉的正常生活和工作，但这种蛮横和不讲理的措施，使白人政权失去了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