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平议
一
长期以来，《金瓶梅》的名声确实不大好，不仅罕有人印刷出版，就连公开阅读它也是不大敢，至少是不大好意思，怕受到不誉之毁。这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它里面有许多秽亵的描写，被人视为“诲淫”之书。所以，清初人张竹坡刊行这部小说时，硬是在卷首冠以所谓“苦孝说”，说这部书是一个孝子有所为而作的，要读者在阅读它的时候体会到那个孝子的“苦心”。实际上，哪个读者也不会从中真正领会到那个虚构的孝子的苦心，哪个读者也不会相信张竹坡杜撰的所谓“苦孝说”，自然也无助于改变这部小说的名声。
然而，仅仅把《金瓶梅》看作一部淫书，并不正确，至少失于简单粗暴。事实上，从它传世以来，还有不少人，而且是些著名的进步文学家，对它颇为赞赏。如明代后期的公安派领袖袁宏道，在初读到《金瓶梅》的传抄本时，就曾惊喜异常地写信给友人说：“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乘《七发》多矣！”（《袁中郎全集·书牍·与董思白书》）枚乘是西汉著名的赋家。他的《七发》，寓意是讽劝楚太子不要一味地腐化享乐，安逸懒惰，赋中描绘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观潮等事，非常形象，有声有色。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刘勰曾称赞说：“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篇》）袁宏道拿《七发》与《金瓶梅》相比，而且称赞《金瓶梅》“胜于枚乘《七发》多矣”，这个评价不能说不高。后来，袁宏道又在《觞政·掌故》中，把《金瓶梅》和《水浒传》并列为“逸典”，说：“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等为逸典；不读此逸典者，保面瓮肠，非饮徒也。”《觞政》虽是讲饮酒事的，算是游戏之作，但其精神与袁宏道写的那些正经的文学评论文章，还是一致的。这里所引的几句话，意思就是：一个人如果不能赏识《水浒传》和《金瓶梅》这类作品，那只能表明他是个十足的庸夫俗子。可以看得出来，袁宏道是由于厌恶那些死板的封建文学和刻意拟古的假古董式的作品，才欣赏《水浒传》和《金瓶梅》这类小说的；他并不是欣赏《金瓶梅》中的那些秽亵的文字，而是欣赏它在刻画人情世态上非常出色。他称赞《金瓶梅》胜于枚乘《七发》，就是为此。
如果说，明人袁宏道的意见还不足信，那么，现代的鲁迅先生和古典文学研究权威郑振铎先生，他们的学问、见解，该是可以信赖了吧！鲁迅先生在其《中国小说史略》里，把《金瓶梅》作为明代“世情书”的著名代表作，进行了扼要而精到的评论。第一，他认为《金瓶梅》不是专写“市井间淫夫荡妇”的书，说：“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搢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第二，他认为《金瓶梅》揭露那个社会，文笔颇高明，称赞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骨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第三，他也看到，《金瓶梅》“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也就是说，其中有许多秽亵的描写，但他并没有像一些道学夫子那样一叶障目而不见舆薪，眼光只盯在那些秽亵的文字上面，视之为“诲淫”之作。他认为“实亦时尚”，与那时的社会风气有关，并不是这一部小说独自如此。所以，他不赞成“略其他文”，即不看书中的那些“佳处”，“专注此点”，即只看到这些秽亵的描写，便“因予恶谥，谓之‘淫书’”。
郑振铎先生的看法，与鲁迅先生略同。他在20世纪30年代发现了明万历刊本《金瓶梅词话》的时候，曾撰文评论，称之为“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认为“如果除去了那些秽亵的描写，《金瓶梅》仍是不失为一部最伟大的名著的，也许‘瑕’去而‘瑜’更显”（《中国文学研究》第二卷《谈金瓶梅词话》）。所以，后来他便删掉了那些不洁的文字，将《金瓶梅》收进了他所编选的《世界文库》中。
看来，《金瓶梅》这部小说，虽然间杂猥辞，长期以来名声不大好，但也并非真正要不得，不能简单地视为“淫书”，加以唾弃。它在中国小说史上的成就和地位，不能一概抹杀，我们还是应当尊重历史。自然也不应忽视其中那些不堪入目的秽亵描写，会对读者产生不良的影响，原封不动地广泛流传是不好的。所以，郑振铎先生的意见和做法，是正确的、可取的。尤其是“‘瑕’去而‘瑜’更显”一句，说得非常好。删除了《金瓶梅》里那些秽亵的描写，读者不再受那些文字的干扰，便可以更多、更好地看到这部小说的佳处、价值和意义了。
二
《金瓶梅》是敷衍《水浒传》中武松与潘金莲的一段情节而成的，自然也依照着《水浒传》把整个故事的背景放到了北宋，京城是东京汴梁，朝中的权要还是蔡京、杨戬等那几个奸臣，并且也直接袭用了《水浒传》中原有的若干细节，如“王婆贪贿说风情”等。
但是，《金瓶梅》也仅只是借用了《水浒传》的一段情节作为它的长篇结构的骨骼，以及袭用了几个细节，如此而已，而主要的内容，也就是书中所描写的形形色色的生活，却是作者从他所生活的明代后期的现实社会中撷取来的。他不再是写历史故事，而是挑着宋代的幌子，再现他自己生活的那个时代。西门庆和潘金莲虽然依旧是小说的主角，而面貌已大为改观，不仅更加丰富和充实，而且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更不要说那许许多多不见于《水浒传》的人物了。
《金瓶梅》的内容是丰富的，确如鲁迅先生所说，并非专写“市井间淫夫荡妇”，一味“描摹下流言行”而已。它以亦官亦商的西门庆一生的罪恶活动为中心线索，穿插着写进了朝廷权相、地方上的贪官污吏、管理皇庄或砖厂的太监、败落世家的纨绔子弟、城市高利贷者，以及依附于、受制于他们的帮闲无赖、僧道尼姑、巫医媒婆、男伶女妓、无行文人，以及被奴役的丫头、小厮等各式各样的人物。这就构成了一幅幅相当错综复杂的社会图画，赤裸裸地再现了明代后期官场和城市社会的多方面的黑暗、腐朽、庸俗的真实情况。它提供了颇为丰富的了解明代后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风尚等方面的感性材料。从这个角度讲，它以前和同时的其他小说，没有一部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
揭露明代后期整个统治阶级和整套封建官僚机构的腐朽，是《金瓶梅》的一个突出的内容。在书中，可以看到朝廷权要是如何地广收财贿，像西门庆这样的一个无恶不作的下流恶棍，竟能靠着贿赂手段，夤缘以进，受到了当朝宰相蔡京的青睐，弄得了山东理刑所理刑副千户之职，掌握了一方的司法提刑大权，后来贿赂愈多，关节愈勤，更进而成了蔡京的干儿子，升做理刑正千户。不法之徒却成了司法之官，应当受刑罚的坏蛋却成了理刑的官员，真是荒唐之极。何止是西门庆，所有的官僚几乎都是靠贿赂、靠裙带关系爬上来的，就连西门庆的舅子、店铺的伙计、家中的豪奴，也都弄到了一官半职，还“特加超擢”。而这正是明代后期官僚机构中那种贿赂公行，逐嗜乞怜，“人务奔竞，苞苴恣行”（《明史·赵南星传》）的真实写照。
明代封建专制政治有个显著的特点，是宦官专权，明代后期尤甚。《金瓶梅》里就屡次写到宦官的活动和气焰。在西门庆所在的清河，就有管皇庄的薛太监和管朝廷砖厂的刘太监，他们有特殊的地位，正如书中人物所说，“常言三岁内宦，居于公主之上”，地方官员要尊而敬之。他们借管理皇家的地产和监造宫用物品，贪婪地营私肥己，成为一方的豪富。书中一个已故太监的侄子花子虚，兄弟四人，他分得的一份家产，就有大宅一座，庄田一所，平时挥霍无度，一次官司就被西门庆敲诈、哄骗去了“六十锭大元宝，共计三千两”、“四箱柜蟒衣玉带、帽顶绦环，都是值钱珍宝之物”；身死之后，西门庆又从其妻李瓶儿手里，赚去“三四十斤沈香、二百斤白醋、两罐子水银、八十斤胡椒”。花太监生前聚敛财富之多，也就可想而知了。朝中得势的宦官，更是权贵无比，炙手可热。号称六黄太尉的大宦官，钦差迎接形状奇特的假山石，还未离京，山东地方官员就紧张准备迎接。船过山东河道，“河中没水，起八郡民夫牵挽，官吏倒悬，民不聊生”。山东巡抚、巡按率两司八府亲自迎到船上。由码头到清河一路：
黄太尉穿大红五彩双挂绣蟒，坐八抬八簇银顶暖轿，张打茶褐伞，后边名下执事人役，跟从无数，皆骏骑咆哮，如万花之灿锦，随鼓吹而行。黄土垫道，鸡犬不闻，樵采遁迹。人马过东平府，进清河县，县官黑压压跪于道旁迎接，左右喝叱起去，随路传报……
好不威风！在这种热闹之中，得益的自然是权贵，接受了许多金银馈赠，那些地方官僚，靠趋从面谀，也会赢得几分升迁的希望，西门庆也于门户添了许多“光辉”，引得一些州县官吏前来乞求“厚爱”，“于上司处美言提拔”，而在这种政治交易的下面，却包含了多少百姓的痛苦！
《金瓶梅》写封建官场的阴私，颇为鞭辟入里，写官僚的丑恶，确实算是刻露尽相。在它里面，上自朝中宰辅、封疆大吏，下至府尹、知县，以及守御、团练之类的武职，几乎没有不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的。刚中状元、进士的新官僚，在返里省亲的途中，还要凭着蔡京管家的书信，向西门庆索取银子。他点了两淮巡盐御史，重过清河，不仅应允让西门庆的家人比别的商人早三个月提出三万盐引，赚到更多的利钱，而且为西门庆做牵线人，勾结上新任的巡按宋御史，了结了西门庆贪赃枉法、私放杀人凶犯苗青一案，他自己又得到了西门庆的许多金钱酒器，临行时还说什么“又承厚贶，何以克当，容图报不忘也”。财贿动心，见钱颜开，他们哪里还要什么体统，讲什么是非曲直。宋巡按开始还故作姿态，说什么“初任此处，恐怕不好去得”，意思是身为地方大吏，应当顾及影响，以不去西门庆家做客为好，但事实上不仅去了，扰了西门庆的盛席，而且受了西门庆的馈赠；表面上虽不动声色，匆匆告别而去，实际上不过是如蔡御史所说，“做些模样”而已，回去便依照西门庆的请托，放走了被捉拿归案的苗青。后来就肆无忌惮地与西门庆狼狈为奸了。宋蕙莲受尽西门庆的污辱和迫害，自缢身死，其父宋仁见女儿死得不明不白，要告状申冤。清河县的知县受了西门庆的人情，反将宋仁抓来问了个“倚尸诈财”的罪名，“当厅一夹二十大板，打得鲜血顺腿淋漓”，还威逼着写了“供状”，“再不许到西门庆家缠扰”。如果说这些还只是贪贿徇私，那么西门庆这个理刑官的理刑就更加荒唐了：为了徇自家店铺伙计韩道国的情，他反诬捉了韩道国老婆王六儿的奸的街坊子弟“非奸即盗”，打得皮开肉绽，统统收监入狱，然后，他又受贿允情，从轻发落，一箭双雕，末后又包占了王六儿。他为了自己包占的妓女李桂姐私接王三官，要惩治她一下，又为了私通王三官的寡母，命令衙门的排军砸了妓院，抓来了和王三官厮混的几个地痞，一顿痛打后，又放出去和王三官纠缠，末后又收了王三官五十两银子的贿赂，令排军将那几个地痞赶出王招宣府。他既在李桂姐身上出了气，又讨得了王三官母亲的欢心，为她“管教”了儿子，打开了公开到王招宣府走动的大门，还白白地得了些银子。兴事由他这个理刑官，息事也由他这个理刑官，这样的官僚，这样的吏治，不可不谓龌龊透顶、荒唐绝伦了。
揭露明代富贵之家的糜烂阴暗，以及社会上人情世态的低下，是《金瓶梅》的又一个重要内容。整部小说是以西门庆这个半官半商的人物的家庭为中心，来展现当时的社会生活面貌的。虽然，它在两性关系方面着墨较多，显得有些琐屑，影响了反映生活的深度，但也通过大量的平淡得近于琐屑的生活现象，相当真实地揭露了社会的一些本质方面。
西门庆是一个荒淫的恶棍，一个“坑妇女的领袖”。但是，他并不只是一个“淫棍”，他霸占别人的妻室，娶了几个老婆，多数还是为了谋财。他娶妓女李娇儿，是图她“富有巨万缠头”，“人财两得”；娶孟玉楼，是因为她“手里有一分好钱”，“金镯玉钏不消说，手把现银子，也有上千两，好三梭布也有二三百筒”；他敲诈、逼死蒋竹山，强娶李瓶儿来家，不仅因为他家里存放着大量财宝、实物，还因为蒋竹山拿着李瓶儿的钱开药铺，要撑他的买卖。李瓶儿死后，他异乎寻常地悲痛，夜间守灵伴宿，发送得特别排场。这种事情发生在他身上，自然颇令人诧异，引起下人的议论，倒是他贴身的小厮看得深切。玳安对人说：“俺六娘嫁俺爹，……她带了多少带头来，别人不知，我知道，银子休说，只金珠、玩好、玉带、绦环、鬏髻，值钱的宝石也不知有多少！为甚俺爹心里疼？不是疼人，是疼钱！”这样一些描写，显然是比一般小说中单写那种恶少追逐美色、仗势抢夺良家美女的情况，要更加真实、深刻。
西门庆家中的情况，也不是用“生活糜烂”四个字所能概括得了的。五房妻妾互相明争暗斗，排挤陷害，多少刻薄的话都骂出来了，多么阴险狠毒的心计都使出来了。但是，这一切并不全是，而且主要不是为争风吃醋而发生的，其间有地位、财物等多种实际的利害关系，最关键的一点是子嗣问题，谁生了孩子，谁就今后得势，掌握偌大的家私。吴月娘是正室，她是多么希望生下个儿子，她敬佛礼道，烧香写经文，就是幻想天赐给她一个儿子。她怀孕前，潘金莲私下刻薄地讥讽；怀孕时，潘金莲私下里诅咒；流产后，潘金莲幸灾乐祸地说风凉话。这就反映了封建社会多妻制下的富家妻妾特有的精神状态和阴暗心理。在西门庆家里，潘金莲与李瓶儿围绕着李瓶儿生下的婴儿的斗争，表现得就更加明显和险恶。潘金莲屡次使用阴险的手段，惊吓、陷害婴儿，终于使之夭折，成了家庭斗争的牺牲品。
西门庆之家是龌龊的，也是充满罪恶的。有些人，如潘金莲、李瓶儿，是带着罪恶进来的；有些人，如奴仆、丫头，是带着眼泪被买进来充作牛马的。这整个的家庭，更是靠压榨、欺骗、受贿来的银钱供养的，主子们的生活享乐，是建筑在对奴仆、丫头们的奴役、凌辱、摧残上面的。小厮平安只是由于没有阻挡住西门庆原来的狐群狗党白赉光进门，便受了“拶指”的酷刑，还补挨了五十大板。潘金莲房里做粗活的小丫头，几乎挨不完的毒打，连主人们之间怄气，潘金莲也总是在她身上恶毒地发泄，鞭抽、杖打、用鞋底掌脸，直至用尖指甲把脸掐得稀烂。来旺儿和宋蕙莲夫妻的遭遇就更惨了。宋蕙莲受到了西门庆的污辱、欺骗，来旺被诬抓进监狱，还发配原籍。残酷的现实使宋蕙莲在堕落的途中清醒了过来，怀着一种无限愤恨和羞愧自咎的心情走上了绝路。宋蕙莲的自缢，在《金瓶梅》中应该说是一次罕有的抗议和控诉。
《金瓶梅》还写出了一些社会风俗画，展现了封建社会后期城市小市民和各式的寄生虫的庸俗卑劣的嘴脸。如帮闲应伯爵专门趋从奉迎，插科打诨，骗吃骗喝，又很会为找门路行贿的人牵线，从中浑水摸鱼，捞几两银子。小市民张四和杨姑娘都想在孟玉楼改嫁的事上图点财物，一个力主嫁尚举人，一个力主嫁西门庆，竟撕破脸皮，当众对骂，“差些儿不曾打起来”。常时节得财傲妻，他老婆见钱颜开，前后各自两种态度，都显示了一副庸俗相。王姑子和薛姑子出入大家，包揽经谶，披着劝人行善、增福添寿的外衣，干的却是坑人骗财的龌龊勾当。这种种画面集合在一起，就多方面地显示了那个社会的真实面貌和时代特征。过去贵族豪门所豢养的优人、巫师、清客的职能，现在由麇集在城市中的各种各样的寄生虫来担任，他们不仅为门第高贵的老剥削者效劳，而且日益更多地为亦商亦官、兼放高利贷的新暴发户效劳，从他们榨取来的财富中吸吮点滴的残羹剩汁，随同整个统治阶级的堕落，拼命地要钱。这一切，表明封建社会进入了腐朽和解体的时期。
三
《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是有着一定的历史地位的。
事物的发展往往不是笔直地向前的，而是曲折错综、带着回旋前进的。文学的发展也是这样：一种艺术素质发展了，另一种艺术素质便可能相应地减弱，甚至丧失；从整个文学发展的趋势看，各种形式很不平衡，同样一种文学形式中未必是后来居上，但后来的作品虽成就不如前代，却也不能否认它在某些艺术素质方面有所发展，对后来成就更大的作品会有所影响。我们正是从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原则出发，如实地估价《金瓶梅》的历史地位的。
中国长篇小说是从讲史话本的基础上成熟的，最早的两部优秀作品是《水浒传》和《三国志演义》。从这两部小说到《金瓶梅》，历史向前推进了数百年，就是从这两部小说刊行于世的时间算起，也有上百年了。《金瓶梅》的创作，显然标志着中国长篇小说的新倾向。
长篇小说的题材与以前的作品不同了。《金瓶梅》所写的已不再是王侯将相兴王图霸的故事，如《三国志演义》那样，也不再是英雄豪杰行侠仗义、发迹变泰的故事，如《水浒传》那样，也不再是神仙道化、神魔斗争的故事，如《西游记》那样，更不再是在戏曲中屡见不鲜的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而是极普通、极平凡的人情世态，琐细不足观的市井和家庭生活细事。小说中人物，再不是在历史上举足轻重、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也不再是禀赋超人、智勇绝顶、性格卓异得与现实中的芸芸众生不同、只有在传奇故事里才会有的卓越人物，而是现实生活中带着各种世俗相的到处可以找见的普通人，普通的官僚、普通的商人、普通的小市民。他们不想干出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也不讲求什么高雅韵致，个别想充作高雅的人，反倒如同进了哈哈镜，变得滑稽可笑。如蔡御史到西门庆家，主客都表现得庸俗而下流，吃喝玩乐，贪财好色，却硬要说几句斯文话：“恐我不如安石（谢安）之才，而君有王右军（羲之）之高致！”并且还朝着庸俗的妓女挥笔赋诗，“恍若刘阮入天台”，怎不让人忍俊不禁，笑掉大牙！无论是剥削者、压迫者，还是被剥削者、被压迫者，都是在各自的地位上干着极寻常、平庸、琐屑、庸俗，乃至罪恶的事情，一切是那么平淡无奇。题材的转变，意味着小说描写对象的变化和创作思想的变化，表明长篇小说，乃至整个文学，迈进了以再现现实生活为己任的新的历史阶段，为现实主义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