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
作者的名字在3月25日这一天的《人民日报》版面上出现了4次。彼时正值全国“两会”，作者作为跑会记者，刊发了《自找门路多做贡献——上海代表团小组讨论侧记》《李铁映就教育问题答记者问》，记者提问：“十年中教育发生那么大的失误，请问根本原因何在？国家教委应负什么样的责任？”同事孟晓云在“两会花絮”《以衣点将》中，提及李泓冰因穿大红外套被点中提问，导致次日记者纷纷改穿亮色衣服。当天，《人民日报》第一版还以导读的方式，推荐阅读“本报年轻记者李泓冰”的《“代”的疑惑》。《人民日报》对年轻记者的鼓励扶持、不拘一格，可见一斑。
3月25日第1版
在人大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
李铁映就教育问题答记者问
3月24日下午，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和副主任何东昌、朱开轩出席了全国人大举行的教育专题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在何东昌介绍了基本情况之后，中外记者开始提问。
中国教育报记者：邓小平主席昨天会见外宾时说，十年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方面发展不够，这应如何理解？教委将采取什么措施发展和振兴教育事业？
李铁映：邓小平同志的话是准确的、正确的，是对十年改革和建设的正确总结。教育落后已不能适应改革的形势，不能满足广大青少年的求学需要。现在中国有2.2亿文盲，在青少年学生中，仅受小学教育的占三分之一，受初中教育的占三分之一，能受高中教育的不足30%，全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不足5年。民族素质差、教育水平低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重要制约。虽然十年来教育事业有所发展，但总的来说，教育的落后状态没有改变，教育的许多重大问题没有解决好。这是我们的理解。至于措施和对策，去年两会对教育的发展、改革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和建议，中央政治局责成国务院对教育的重大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最近，中共中央还要就教育的发展和改革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
日本朝日新闻记者：中国除了《义务教育法》以外，还准备制定哪些有关教育的法规？
李铁映：我们这几年正在研究有关教育的各种法律、法规和条例，准备制订教育基本法通则、教师法、职业技术条例、未成年人的保护条例。我们的教育立法体系还很不完备，要使我们的教育今后走向法制化，以法治教、以法促教。
人民日报记者：十年中教育发生那么大的失误，请问根本原因何在？国家教委应负什么样的责任？
李铁映：教育发展不够，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经济方面、体制方面的问题。重要的是重视不够、认识不高。国家教委是1985年成立的。1985年以前教育部主要管理学校教育方面。许多问题不完全是教育部门所能单独解决的，涉及各个方面，特别是体制方面，需要配套改革。当然，教委在组织落实、贯彻中央和国务院的方针以及做好国务院的参谋和助手，组织发展全国教育的改革等方面也是有缺点的。我们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制订了全面发展和改革的纲要，准备提交国务院讨论。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考虑到在教育方面的重大失误，似乎有些责任是应由一些领导人担当的，李铁映先生您本人是否愿意为此承担责任？
李铁映：我们中央和国务院是实行集体领导的。虽然我主持教育工作只有一年，但是我愿意说，在这个问题上我有责任。
何东昌（插话）：邓小平同志昨天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对教育界是个非常好的消息。
香港《新晚报》记者：改革十年来每年都说重视教育，但教育经费每年都不够，这是否表明教委办事不力？
李铁映：由于我们教育规模大、水平低、基础差、欠账多，经费不足是个较长时期的问题。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要靠大幅度提高政府的教育拨款是不够的。要从改革入手，改革教育体制、办学体制，解决教育经费的多渠道筹集问题。
台湾《中国时报》记者：过去发生过鼓励交白卷的事，请问现在还有没有这类来自“左”的干扰？如果有，严重不严重？
何东昌：“文革”中提出读书越多越反动，是“四人帮”提出来的。现在有少数大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是有的。但各校情况不一样。比如北航，每周读书50小时以上的学生占83%。
《光明日报》记者：过去我们多提到教育经费增加，但从有关资料得知，我国人均教育经费仅十一点二美元，是世界倒数第二。现在新的读书无用论泛滥，是因为教育贬值，请问如何扭转这一局面？
何东昌：大学生学习积极性受影响，跟社会分配不公有关，包括教师待遇。中央和国务院正在采取措施研究解决知识分子待遇问题。我们也要改革学校内部的教育工作，使学校对学生有吸引力。
（与毕全忠、孟晓云联合署名）
3月25日第3版
自找门路多作贡献——上海代表团小组讨论侧记
曾有一家大报在显著地位惊呼《上海怎么了》，剖析了上海经济滑坡与上海人心态中的失落感。3月22日下午，上海代表团第一小组围绕经济问题开展了热烈讨论。
太平洋经济研究所所长吴大琨说，21世纪是太平洋时代，国际形势的主调是和平与发展，环境和时机对上海十分有利，要与各大专院校合作，大力培养既懂外语、又懂国际经贸的专门人才，不要错过大好时机。上海越剧院名誉院长袁雪芬希望政府理解和体谅上海背着包袱做贡献。上海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公琦则强调为全国作贡献是上海人民的光荣，也是应尽的义务。在治理整顿中，上海不要求吃偏饭，要顾全大局，甚至在必要时作出牺牲。当然，也希望中央适当考虑到地区的差异来制定政策。
谈到这个话题时，以上海代表身份参加小组讨论的乔石发言说，中央对上海的情况是了解和体谅的。整顿治理对上海会有一定影响，可以商议怎样尽可能地把影响减少。上海还是很有潜力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都大有潜力可挖。这两年上海的横向联系搞得不错，能不能在出口创汇上再做做文章？上海的问题，两三年前才开始注意，可能晚了一点。上海的困难单靠中央解决很有限，关键还是得自找门路。以后上海要加快开放，但也不要急于求成，努力10年，上海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对外开放的城市。如果上海萎缩了，对上海本身、对全国都是不利的。
上海市市长朱镕基介绍，上海去年吸引外资3.33亿元，比前年增长35%，其中90%是工业项目。上海的经济过热现象不太严重，欢迎外商继续到上海投资。中国很大，各地区情况不一，治理整顿要对症下药，力求有利于国家的整体利益。
3月25日第5版
“代”的疑惑——互相注视的四代人与第四代人
长辈们该略停一下匆匆的脚步，听听身后那些拼命叫喊的孩子们究竟在喊什么？而孩子们似乎也该略停一停，想一想自己即将喊什么，更重要的是做什么。
——题记
他们怎么了？
这些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准”大人，他们在向社会要求些什么？
古老的长江和黄河孕育过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无数个20岁在这片广袤的空间里绽放，继而一层层沉重地飘落。20世纪80年代走来的这批跨越20岁门槛的年轻人，却似乎在执拗而又不恭地要把他们20岁的印记深深地戳进我们古国的血脉中去，要让历史永久地记住他们。
他们有的在大学校园内外，搅起过不免添乱的学潮，继而又缄默无语地当起了“托派”（考托福出国）和“麻派”（打麻将牌）；有的在街头摆摊叫卖，似乎一转眼的工夫便可捧回一大堆令爹妈与邻里目瞪口呆的钞票；有人彻夜等候在外国使馆门口的长龙中，希望得到那一纸梦寐以求的签证；有的不安于几辈子生长耕作于斯的土地，闯入都市打零工当保姆……
长辈们瞠目望着这些似乎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准大人，看着他们案头上的书一日三变：萨特、弗洛伊德、马尔库塞、金庸、古龙、琼瑶、李敖……看着他们果断地把迪斯科淘汰给老年人，又玩起了更让人心跳的霹雳舞……
北京一位行将退休的行政干部气愤地评价道：“他们一天到晚唱什么妹妹你大胆地走，什么冬天穿棉袄、夏天戴草帽，那也叫歌儿？！真不明白他们脑子里在想什么！”他唯一的抗议方式是在每晚的新闻联播之后关闭电视、关闭他的小儿子欣赏的有关“一无所有”的呼号。
上海一个小弄堂里的奶奶和孙子发生了争执。她坚持要吃掉已经有馊味儿的泡饭，浪费是罪过的。而读高中的孙子则指出，损害肠胃是对健康的浪费。奶奶赢了，她一边吃一边慨叹：年轻人越来越不知节俭！
许多父母抱怨，新闻媒介不知轻重地对孩子们自主精神的肯定，已经起了某种挑拨两代人关系的副作用。中学生则愈来愈习惯于用一种批判的目光审视他们的爸爸妈妈。
这是怎么了？！
斯大林曾经自豪地宣称：“我们革命的力量就在于我们老一代和新一代革命者之间没有隔阂……”那么，代沟，或曰代差，已使我们这个社会疲软无力了吗？
一个“第四代人”写了一本《第四代人》，引发了四代人呶呶不休的争论
几年前“代沟”话题热闹时，还在中学校园里溜溜达达的一个叫张永杰的小伙子，如今以十足的认真和十足的淘气为他的同龄人以及他的爷爷、爸爸和哥哥们分别勾勒了形象。于是新华书店的柜台和许多书摊上有了那本深黄色封面上涌出半轮黑太阳以及一个小小的太极图的《第四代人》。
他参照中国革命史上的三个阶段将国人作了“代”的划分：
第一代人：经历了本世纪初、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一系列革命风暴的老前辈们；
第二代人：新中国成立后17年成长起来的中年人；
第三代人：“文革”中的红卫兵，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然后是众说纷纭的第四代人：1980年之后从中学直接考进大学的莘莘学子以及散布于城乡的同龄人。
正在含饴弄孙的爷爷们在老花镜下读到这本书应该不至于太生气。他们被描绘成“一代英豪”，奠造了时代和社会的基石，一只手铸成错误，一只手把国家从错误中拖将出来，具有“伟大的性格”与“坚定的信仰”。而今天社会的中流砥柱、大孩子的爸爸们则肯定会为了“灰色的第二代人”的判语而恼火。他们被认为有强烈的禁忌意识、在沉重的社会压力下谨慎小心，疲惫不堪。“第三代人”则哭笑不得地发现自己在这本书里成了一脚插进历史、一脚迈向未来的“边缘人”，“会老练到让人在察觉不到时上当的”。随后是“自我崇拜的一代”“叛逆的一代”“超前的一代”“着急的一代”——第四代人。
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搅动了一度沉寂的关于代际关系的话题。
隔着纵横交错的沟壑，
“四代人”在互相打量着、比较着，腹中都有一团迷雾
如果借用一下张永杰关于“代”的划分来看看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更容易与“第四代人”沟通的反而是一些“第一代人”。是历史给这两代人的青春投下相似的背影，还是一种爷爷对小孙孙的宽容？反正白发苍苍的著名外国文学专家朱维之教授这样说：“说现在的学生不读书了，不一定对。我们年轻时也有人骂我们不读书，其实我们是把古书扔进粪坑里，要读新书。现在的学生还是要读好书的。”
车铭洲，一位政治学学者则郑重地为“第二代人”辩护：“我们决不灰色。慎重并不是坏事，思考是非常必要的。即使有些人对时代的变迁暂时不理解也可以原谅。我们一向把祖国、人民和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无愧于时代和社会。这种进取心和责任感恰恰是现在的青年所缺乏的。在这个过渡时期，有些年轻人实际上不理解也不适应时代要求，有点像60年代的西方青年。应该懂得，自我设计、自我创造时也应时时想到祖国和人民。”另一位中年学者谈及“灰色”的评价时则激愤得多：“既然灰色到这地步，我们也不该再活着了。”然而北京某出版社的一位中年编辑却意外地抨击起自己的同代人来：“‘第二代人’比张永杰那本书上讲的还要糟。”
“第二代人”与“第四代人”的冲突在今天中国的代际关系中是最激烈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环。焦点往往集中于爸爸们痛心地感到儿女们丧失了最可宝贵的责任心与使命感，居然喊得出“60分万岁”之类愚蠢的口号。而儿女们却不依不饶地非要换个活法。
南开大学中文系85级一位本科生认为：“我们把人的生命看作是一种历程，而不是目标：我曾经生活过，这就足够了。或许这便决定了我们这一代人使命感的丧失。我们吃了、玩了，疯狂地冲着窗外吼一嗓子‘我是一匹孤独的狼’，这都是一种经历。我们不去想它有没有必要、有没有意义。经历本身便具有价值。”
他的一位同学也愤愤不平地说：“现在所谓商品流通还不就是权力流通？让我们向长辈学什么？”
耐人寻味的是已经逐步完成社会化过程的“第三代人”。一位老先生满意地这样评论他的忘年交：“早先一肚子的愤世嫉俗，写了厚厚一大本朦胧诗，还小有名气呢。这会儿孩子都五六岁了，人变得深沉多了，不像过去那么毛糙了。”所以老先生对“第四代人”也抱有不必大惊小怪的宽容：长大了就好了！
而这位壮实的汉子可以说是“第三代人”的一个典型。他下过乡、当过兵，也出过国，如今他一面关注被霍梅尼判了死刑的拉什迪的命运，一面为35岁才迎接到的姗姗来迟的儿子换尿布。他说：“我同父亲水火不相容的顶牛阶段已经过去，那是十年前的事了。现在彼此都收回一点锋芒，是两个男人在平等对话。我也不同他较真儿。”
的确，曾经桀骜不驯的红卫兵和知青们至少在表面上已经抚平了与长辈们的深深裂痕。他们之间的冲突转入深层，长辈们早已开始重视他们的力量。于是，面对面的争吵已被彬彬有礼的“对话”所取代。至于对更年轻、更冒失、几乎没有任何苦难经历的弟弟和妹妹们，他们中的大多数则有理由流露出轻视来。“他们且得候候呢，还轮不到他们！”这位戴眼镜的、正在某机关政策研究室工作的“第三代人”作如是说。
麻烦的是弟妹们不肯“候候”，他们已迫不及待。
想象一下，如果没有了“代沟”，这个社会不是嫌太寂寞了吗？
或者进步正在剧烈的冲突中酝酿着
很多人，甚至张永杰的同龄人都不同意他对“代”的划分。前面那位不再跟老父亲顶牛的新父亲便认为人以群分，非以代分，不同年龄的人往往因思想上的契合而找到共同语言，而同代人之间无话可说的遭遇也多到令人齿冷。
更有人认为，清醒的代意识要到先进的现代社会才会涌现，中国尚未进化到那一步。“传统社会没有青年”！这是一篇关于“朦胧诗”的报告文学的开首第一句话。作者认为中国根本不可能有那么明晰的代际划分，更不该切断历史、横空冒出个第一代人来。新一代的崛起仅仅是十年来的事情。
不管怎样，比之七八年前“代沟”讨论时得出用理解和关怀来弥合裂痕的结论，目前对代际关系的关注总算有了进一步的深化。马克思的传记作者艾赛亚·伯林的话是不是能够消除一些对所谓“代沟”的忧虑：“人类和人类思想的进步部分是反叛的结果。子革父命，至少是革去了父辈的信条，而达成新的信仰。这正是发展进步赖以存在的基础。”
所以，一味急于填平代沟的奢望或许并不十分明智。正像朱维之教授所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然而，新的一代能否超越老一代人也并不仅仅由年龄和激烈的情绪所决定。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克立教授呼吁全社会关心跨世纪的当代青年，关注其“精神状态和文化心理”，应该说是颇有识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