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恩师
一
我到六岁，该念书了。外祖父请隔壁腐儒“锡余以嘉名”，老先生查了刘氏族谱，算我属“锡”字辈，乃命名曰锡荣，大概期望我这一辈子都能荣华富贵，然后送我进对门何家花园初级小学，读“人手足刀尺”，描“上大人，孔乙己”。这是一所私立学校，校园虽美，但生源不足，只办一年，就关门了。父亲又送我进鼓楼小学。学校在南京最负盛名的鼓楼医院隔壁。这是基督教会办的洋学堂，除教国文、数学，还重视英语、音体。校园里有木马、滑梯、双杠、浪桥，教堂里赞美诗的歌声不绝。每年到圣诞节，还有穿着大红袍的圣诞老人穿过挂满彩色灯泡的圣诞树，给每个小朋友发一袋美味糖果。学生用的课本也印得十分精美，差不多每面都有彩色插图。但是学校的收费很贵，我只读到小学二年级，因为家道中衰，就读不起这个洋学堂了。
踌躇再三，父亲把我送到离家稍远的吉兆营小学就读。吉兆营，是一条回民聚居的小巷。小学是为小巷中回民的贫苦子弟办的，校舍就设在回民的礼拜寺里。礼拜寺分内外两院：内院，环境幽静，一道圆门进去，就是一个清静荫凉的院落，两株高大的梧桐，盖满了院落上空，左厢是一排衣帽间，右边是一个宏大的殿堂。每逢周五，回民们都戴着白帽、穿着长袍，虔诚地匍匐在厅堂的地上，同声诵读《可兰经》。我们的校舍只有外院约一亩地大的地方。而且还一半是操场，一半是教室。
操场只不过是个大天井，只有一个排球场大小。教室分成三大间，一间是一二年级合用，一间是三四年级合用，两个教室中间，就是学校的办公室兼教师的休息室，还兼外地来的单身教师的寝室，校舍的简陋由此可见。我在那里读完了平淡的三、四年级，如今已经没有留下什么记忆。
二
幸运的是我该升入五年级时，学校来了一位引我启蒙的恩师，他就是新来的校长金皎鹤先生。
听说他才从南京师范毕业，原名金延寿，因为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不满意他这个名字的陈腐气息，因而改名为凌空高翔的“皎鹤”。他英姿勃发，敦实精壮，脸型就像罗丹的雕塑，激动时往往将头向右后一甩，头发随之飘拂起来，又像一个演奏命运交响曲的指挥。他仿佛怀有空前的雄心壮志，要把他教的一代少年都培养成振兴中华的有用之才。因此他一来就在吉兆营小学增办了高小，并与校董会协商，将清真寺后院的衣帽间（更衣室）变成五、六年级的教室，由他亲自来教首届五年级的全部课程。
一开学，他就在我们教室的黑板上写了八个大字：“不知则学，有疑即问。”又在教室的一角设置了一个小小的图书橱，橱里装满了古今中外的青少年读物，我至今还记得其中有冰心的《寄小读者》《往事》《超人》，朱自清的《背影》、鲁迅的《朝花夕拾》、胡适的《四十自述》，中国古典小说《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以及近代章回小说《镜花缘》《老残游记》《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还有翻译作品《爱的教育》《苦儿努力记》《木偶奇遇记》。他鼓励我们多看课外读物，开阔眼界。
他教国文，选的也多是抒情散文，以震动我们的心弦，激发我们的感应。比如教朱自清的《背影》、都德的《最后一课》、亚米契斯的《少年笔耕》，他那充满感情的朗诵，引得全班都哭了。特别是我，想起国难家穷，每每泪流满面。然后他着重训练我们的口头表达能力，要求我们学会朗读和背诵，而且必须用“国语”（即普通话）。他虽然是南京人，但说得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为了教我们说普通话，他接着教我们学“国语注音符号”（ㄅㄆㄇㄈㄎ）和查《国语注音字典》，依据字典的注音把普通话说好。又通过举行国语演讲比赛，进一步推广普通话。我现在说话虽然南腔北调，但基本上还接近普通话。
他教作文，出的题目全是散文小品，例如，“日出”、“雨后”、“雾晨”、“黄昏”……他要求我们写前，一定要亲自观察、亲自体验，写自己亲眼目睹的景象，比如写“日出”，一定要早早起来，看太阳如何破土而出、越山而升，站在高处，当时的天空呈现什么景象，发生什么变化，自己又有什么感受。自己可以联想，但必须源于所见。现在看来，他是从小培养我们观察自然、观察社会的基本方法。
他教算术，特别重视日常实用的心算和珠算，培养我们快速运算的能力，不但训练我们通过形象思维来运算，而且训练我们通过抽象思维来运算。
他教常识，着重培养我们扎扎实实地建立一些基本的概念。例如中国历史经过哪些朝代？经过哪些分裂与融合？与世界公历对应相当于公元多少年？并且教我们画成表格便于记忆。又如教中国地理，则着重教我们画地图，从而记住中国分成哪些行政区划，有哪些重要的山脉、河流、湖泊和城市，这些城市的位置有什么地理特点。他教自然，重视教我们识别标本，春秋佳日，还带我们去乡村远足，亲自采集制作标本。
他不教我们音乐体美，而是聘请了专任教师教我们习字、打球、唱歌。场地太小，但在院坝里挂上横网，足够打排球用；围场一圈也可以训练跑五十米；院坝的一头还有沙坑，可以跳高、跳远。学校没有钢琴，但有一架简易风琴，音体教师不但教我们唱歌，而且教我们弹琴。教唱的都是爱国歌曲，如岳飞的《满江红》、古典的《苏武牧羊》《木兰从军》以及苏轼、辛弃疾、陆游的诗词谱写的歌曲，却绝对不许唱《毛毛雨》《桃花江》！
他还特别重视书法，专请一位许先生每周末教我们写毛笔字，这位许先生擅长写钱南园体，常手把手教我们如何执笔。我至今字写得不好，但多少还有一点钱体的影子。
1931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恰逢南京市中小学举行演讲比赛，他随即派我和同班好友王鹏鸣参加，要求我们自己写成讲稿，他帮我们稍加修改，并在抑扬顿挫、感情起伏上详加指点，使我们获得了优胜的成绩。
三
1932年，我家横遭不测，雪上加霜，隔壁印刷厂的纸库失火，我家被付之一炬，生活顿然落入困境。父亲说：“你已经十二岁了，现在能写会算，就不必再上学了，去学个手艺，将来好养家活口。”于是我中途辍学，父亲托人介绍去学厨师。金校长看我好久没有到校，连忙派同学来问原因，听说家里要送我学厨，随即亲自赶到我家，说服我的父亲：“你这儿子聪明好学，将来能上中学、大学，现在让他去学手艺，太可惜了，赶快回到学校继续上课，绝不要半途而废！”父亲十分为难，幸亏外祖母疼我，答应从火灾时抢出的首饰中卖掉几件，支持我继续读书，这才使我读到小学毕业。金校长还竭力辅导我们参加南京全市小学毕业会考，使我名列前茅，终于可以破例保送直升初中，他欣喜万分，又到市教育局反映情况，保送我到离家最近的国立中央大学实验学校中学部就读。
我进初中以后，他还常常通过他的朋友、我的中学老师朱浩然先生关心我的成长，我也常常去看望他继续得到他的指导。但不久他调离了吉兆营小学，离得远了，交往渐少，直到抗战开始，我随中学西迁，从此在四川流亡，听说他也逃离南京，参加了全国中小学教师巡回服务团，住在永川。1949年我在永川从事迎接解放的斗争，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永川县人民政府文教科长兼永川中学校长，到处打听他的行迹，始终没有确切的信息，写信到南京大学去问他的好友朱浩然教授，也说多年失去联系，不知所往。他比我大十多岁，如果健在，已经年近百岁，我祝福他健康长寿。像他那样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以最大的热忱，按“德智体美群”的要求培育少年一代的教师，真是凤毛麟角，我有幸在幼年就遇到这位启蒙的恩师，他夯实了我一生为学的基础，特别是他“不知则学，有疑即问”的教导，我至今铭记不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