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准备好了吗？”

“您的头衔里打算用什么名字？”伊丽莎白着手处理父王的后事时，马丁·查特里斯如此问道。“当然是用我自己的名字，还能是什么呢？”她答道。这样的话就需要做出一些澄清了，因为她的母亲一直是被称作“伊丽莎白王后”的。所以，新登基的女王将使用“伊丽莎白二世”作为自己的头衔（沿用了16世纪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叫法），简称“女王”；她的母亲将使用“女王的母亲伊丽莎白王后”作为称谓，而不是古板的“王太后”。伊丽莎白二世是“当朝女王”，她的皇室徽号为EⅡR。

“一切都太突然了。”伊丽莎白二世在40年后如此回忆道。她说：“重任落在了肩上，那就竭尽所能把它干好，慢慢地就会习惯了。事已至此，我就得接受现实。这就是我的命运，王室的传承性才是最重要的。”

伊丽莎白二世仍乘坐一周前把他们送到肯尼亚的“阿格诺号”专机返回英国。在飞机上，菲利普的贴身男仆约翰·迪恩看到“前公主”好几次在自己的座位旁边走过，他说“她看上去好像哭过”。菲利普的侍从武官迈克尔·帕克说：“菲利普表现得坚强而值得信赖，尽最大努力安慰她。”

1952年2月7日，在经过19个小时的飞行之后，伊丽莎白一行于黄昏时分到达了伦敦机场。伊丽莎白走下飞机，身着朴素的黑色外衣，头戴黑帽，保持着镇定。在机场等待他们的是一个小代表团，他们身穿深色大衣，头戴礼帽，由伊丽莎白的叔叔格洛斯特公爵和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率领。伊丽莎白边慢慢前行，边跟大家一一握手，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和其他政府大臣们则摘帽向其深鞠躬。一辆顶部饰有王室盾徽的戴姆勒汽车将伊丽莎白载到克拉伦斯宫。因为伊丽莎白现在已是女王，所以84岁的玛丽太王太后反而向她行屈膝礼并吻了她的手，却忍不住补充道：“莉莉贝特，你的裙子太短了，大丧期间穿这个不合适。”

第二天，新女王来到了国王官邸——圣詹姆斯宫。圣詹姆斯宫是亨利八世于16世纪建造的，位于伦敦市中心，由红砖建成，是一座角塔复合式建筑，在维多利亚女王将国王官邸迁往更大的白金汉宫之前，这里一直是王室的居所。在圣詹姆斯宫，伊丽莎白二世与登基理事会（Accession Council）的几百名成员会面，历时20分钟。登基理事会是一个由枢密院和英国、英联邦的一些重要官员所组成的团体，负责国王登基的仪式安排。根据《1701年王位继承法》，伊丽莎白二世在乔治六世去世那一刻就已经是英国女王，但此刻需要向理事会宣布即位并进行宗教宣誓。在16个月之后的加冕礼之前，她还不能算是正式登基，但她已经可以履行国王的一切职责。

理事会的全体成员一起向伊丽莎白二世鞠躬致敬。从1066年“黑斯廷战役”之后“征服者威廉”得到英国王位算起，她已经是英国的第40位君主了。伊丽莎白二世一字一句地说道：“因为亲爱的父王突然离世，我应召承担起英国君主的责任和义务。今天，我有太多话想对大家讲，却不知该如何表达。我将像父王一样忠于职守，促进我们民族的幸福和繁荣兴旺，并将其发扬光大……这个重任太早地压在了我的肩上，我祈祷上帝能够助我履行好这一职责。”

会议结束后，她在丈夫的陪同下走出圣詹姆斯宫。据几个媒体报道，她当时哭了。他们坐车回到桑德林汉姆宫，跟王太后和玛格丽特公主一起到先王的棺材前单独哀悼。其后乔治六世的棺材将会被火车运往伦敦，放置在议会大厦的威斯敏斯特宫（Westminster Hall）以供吊唁。2月15日将在圣乔治教堂（St.George's Chapel）举行葬礼和下葬仪式。其间有一幅照片将永存史册：3位女王王后——玛丽太王太后、伊丽莎白王太后、伊丽莎白二世——再加上玛格丽特公主，全都身披齐腰的黑纱，站在乔治六世的灵车旁边。

王太后向同胞们发表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讲话，她说女儿“服从命运的召唤，承担起如此艰巨而孤独的职责”，呼吁大家“给她护佑和爱戴”。私底下，她在写给太王太后的一封信里说道：“我禁不住为莉莉贝特担心，她这么小的年纪却要扛这么重的担子。”

丘吉尔首次见到伊丽莎白二世的时候，后者还只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他为乔治六世的去世而悲伤，同时似乎对新的君主心存疑虑。乔克·科尔维尔这时已重回丘吉尔身边担任私人秘书，他回忆说：“我试着给他鼓劲，说他会跟女王相处得很好。但他总是在说自己对女王不了解，她还只是个孩子。”

然而，据丘吉尔的小女儿玛丽·索姆斯（Mary Soames）回忆：“我的父亲很快就发现，女王绝不是那么简单。”马丁·查特里斯也说：“丘吉尔对女王印象很深刻。她谨慎细致，她见多识广，她认真尽责。刚刚登基几天，就开始接见各国首相、总统、大使和高级专员……她做得毫无纰漏。”伊丽莎白也注意到了自己的巨大变化，她曾向朋友透露：“太神奇了。我不再担心、忧虑。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我已经不再胆怯了。”

丘吉尔利用自己出色的口才和对时机的敏锐把握，为媒体所乐观预测的“新伊丽莎白时代”打下了基础。然而，英国仍深陷物资短缺的困境之中，像茶、糖、黄油等食品仍需定量配给。与此同时，伦敦的大街小巷因“二战”的轰炸遍地碎砖石，一片狼藉。大英帝国的衰落似乎已经不可避免，而全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的扩张也导致了冷战的开始。

伊丽莎白二世登基后第5天，丘吉尔在下议院的一次演讲中说她是“一位美丽而充满朝气的人……是我们传统和荣誉的继承人”，在一个“人类在世界灾难和黄金时代二者之间痛苦而犹豫”的时刻勇挑重担。丘吉尔还表达了自己对新女王的希望：“她的继位是一个兆示……拯救人类于水火之中。”当时十分年轻却前程远大的保守党政治家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对此也持有乐观的观点，她在一篇报纸专栏文章中写道：“如果真像我们所期盼的那样的话，长久以来对女性的最后一点歧视、认为她们不能独当一面的偏见，都将随着伊丽莎白二世的继位而烟消云散。”

2月27日上午11点，伊丽莎白二世在白金汉宫巨大的宴会厅里主持了她登基以来的首次授勋仪式，对那些为国效力的市民和军人楷模予以表彰。政府每年会甄选出2500个模范人物供女王颁发骑士勋章。相比以前，英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已经大大衰退，而授勋仪式能够帮助维持人们的国家自豪感，所以女王在主持这些庆典仪式时非常严格谨慎。伊丽莎白二世在位的60年里，一共授出404 500个头衔和奖励，亲自授勋超过610次。“人们有时候需要表扬和鼓励，”她曾说道，“否则这个世界就太灰暗了。”

每次授勋仪式，伊丽莎白二世都会单独接见100多位受勋人，为他们颁发奖章或胸针。若受勋者是骑士的话，他们会单膝跪地，而女王用宝剑轻拍其肩膀。在授勋过程中，她还会与每位受勋人稍作交谈。整个令人敬畏的授勋仪式大概持续1小时，出席授勋仪式的是身着红、金两色军装的“自耕农近卫队”，以及女王的廓尔喀传令官（Gurkha Orderly Officers）。

2月27日这一天，伊丽莎白二世所颁发的首个勋章是“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它是英国军队的最高荣誉，颁给临阵极端勇武的军人。受勋的人是“皇家直属苏格兰边境团”（the King's Own Scottish Borderers）的威廉·斯皮克曼（William Speakman）。“二战”后的60年时间里，只有15个英国国民得到过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斯皮克曼即是其中之一。

作为军队的最高统帅，颁发这个勋章对新女王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英国军队是向王室效忠，而不是向政府效忠。政府的政客们来来去去，但军队对王室的忠诚是始终不变的。在其后的岁月里，伊丽莎白二世还会为军队的最高军衔授衔，签署军官的委任状，还担任王室私人军队“皇家师”的荣誉团长。

4月，王室一家已经全部搬到了白金汉宫。从此，新的女王有了自己的作息安排，在60年的在位时间里，几乎没有更改过。伊丽莎白二世每天早上7∶30起床，这时一个女仆会到她一楼卧室里把窗帘拉开。随后波波会用盘子托着“格雷伯爵茶”和“玛丽饼干”走进卧室，从她身后蜂拥而入的是女王的一群柯基犬。女王的柯基犬们在走廊尽头一个房间里睡觉，就在侍从餐具室的隔壁，每只狗都有自己的柳条狗篮子。在它们来到女王的卧室之前，早有男仆带它们到花园里遛了一圈。

在洗澡（水温大概70℃）、穿衣、做头发并定型之后，伊丽莎白就会穿过起居室，去挂有几幅18世纪名画的私人餐厅吃饭，一路上她通过便携收音机收听BBC的广播。早上送来的报纸已经摆在餐具柜上，她首先要看的是《运动生活》（Sporting Life）[后来换成了《赛马邮报》（The Racing Post）]，看看赛马场上又有什么新闻，然后她会看《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上面的两道填字游戏是她每天必做的，还不查词典）和《泰晤士报》，此外还会读一下《每日快报》《每日邮报》和《每日镜报》。早些年，她的早餐是一个水煮鸡蛋、烤面包，外加一小块产自温莎牛奶房、上面刻有她姓名首字母的黄油，她会边吃边把面包屑投给脚下的小狗。后来，她的早餐食谱改成了茶和烤面包，面包上面抹一层薄薄的橘子酱。

每天上午9点整，一位苏格兰风笛手就会在她的窗下一边正步走、一边吹奏耳熟能详的苏格兰高地的里尔舞曲和斯特拉斯佩舞曲，历时15分钟。这是从维多利亚女王时期沿袭下来的一个传统，在国王的每个王宫里都是如此。上午10点，伊丽莎白二世已经坐在了起居室的办公桌旁，书桌边上是一扇大窗，窗外就是白金汉宫的花园。她坐在一个“齐本德尔”红木椅子上办公，椅子的坐垫还是她父王绣的（乔治六世的爱好之一就是针线活儿）。她的四周全是书和文件，还有加框的全家福照片和油画，其中就有一张她的爱犬苏珊的肖像画。房间里还有一个“赫伯怀特”红木书架，一个椴木多屉橱柜，几个舒服的沙发，几个插着玫瑰、水仙或其他鲜花的花瓶。“我喜欢把房间布置得充满活力。”她如此说道。

在她的办公桌上，有两部电话和一个内部通话设备，内部通话设备上的按钮用于呼叫她的私人秘书们——托米·拉塞尔斯、托米的副手迈克尔·阿迪恩（Michael Adeane）、马丁·查特里斯、爱德华·福特（Edward Ford）。听到伊丽莎白二世的召唤后，他们会依次走进起居室，先干净利索地向她微微鞠躬，然后从随身的公文箱里拿出需要签署和讨论的文件开始汇报。在女王的会见过程中，私人秘书们始终是站着的。并且，他们每个人都负责不同的领域，他们的议事日程包括国内外的出行安排、教会和军队的任命、议会、即将讨论的立法以及当天的其他事项。爱德华·福特说：“女王是官员们梦寐以求的‘上司’。跟她在一起工作感觉非常好，她很亲切……你可以像跟来家里过周末的朋友那样交谈……比如‘首相有些事耽误了，需要把会面改到明天吗？’……汇报工作的过程非常轻松，不拘礼节，跟原先乔治六世在位时的情况截然不同。”

在处理平民百姓的来信方面，伊丽莎白二世也非常认真谨慎。她会迅速阅读公文箱里的一摞信件，一边读一边简要地写下需要回复的话语，以供内廷女官或私人秘书们代写回信时参考。她解释说，自己一直认为人民的来信“对他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他们写了信，心里想的是我会读到”。她说这些信“有助于了解民情民意”。

伊丽莎白二世每个月都需要跟枢密院的4位政府大臣进行10分钟的会面。会谈中他们都是站立的，以保证会谈不会拖沓。其间他们会向她宣读政府的各种政策和行为，她回答“批准”，而对法规条例和政府任命则格外关心。

除了圣诞节和复活节这两天，无论是在国内——在伦敦或是在温莎、桑德林汉姆庄园或巴尔莫勒尔庄园度假，周末时拜访朋友，在英国境内视察……还是在海外访问，伊丽莎白二世每天都会处理红皮公文箱里的公务文件。这些公文箱需要她和3位私人秘书手里的4把钥匙一起打开，里面装满了外交部的电报、政府预算文件、内阁会议记录、需要签署的决议以及分门别类的情报报告。

另外，在每天晚餐之前，她都会接到一个小一点儿的公文箱，里面装的是总党鞭送来的当天议会活动的简报。她喜欢“300到900个字的简报……内容简明扼要”。议会的记录员们会把当日议会上的“低功率”讨论、“吵嚷和揶揄”记录下来，还包括对“充满智慧和激情、尖锐的”演讲的赞美之词。根据一位观察家所说，在接待政客们共进晚餐时，伊丽莎白二世“掌握的情况一点都不比他们少”。

女王每天还会收到一份当天的“宫廷公报”（Court Circular），这是一份当日王室活动的清单，由王宫的新闻官员编写，在经过她的审查之后，第二天会刊登在《泰晤士报》和《每日电讯报》上面。她在政府文件上也会做类似的修改和评论，女王签署过的文件全部会在第二天早上8点之前送到其私人秘书办公室里。据迈克尔·阿迪恩估计，伊丽莎白二世每天用于处理文件的时间大概有3个小时，而熬夜办公也是司空见惯的事。

到了周末，女王的公务文件箱就更大一些，里面装满了需要处理的文件，而她则常常会在周末工作到凌晨，迅速而彻底地阅览所有文件。有一次，伊丽莎白跟几个好朋友聚会，她突然说：“我得去办公了。”“必须得去吗，夫人？”有人这样问她。“要是有一天不看，以后就很难再搞清楚那些事了。”女王答道。

伊丽莎白二世的工作日程中还有最重要的一环，那就是在王宫一层起居室里进行的私人接见。“这是我接见大臣的方式，在谈话中不会有第三者在场。”她曾这样解释道。这样的会谈能让她“清楚地了解到政府和行政部门的真实状况……由于没有第三者在场，我们就可以畅所欲言，无须忌讳”。她说这种私密性和由此而生的坦白尽言“是我获得信息的基础”。

在大多数情况下，伊丽莎白二世每天上午都会用大约90分钟接见身穿常礼服或民族服饰的新任大使，接受他们递交的国书；接见前来辞别回国的外交使节；接见神职人员、政府官员、军队官员、名人；有时候也会利用这个时间单独授勋，而不是固定于大型的授勋仪式上进行。以上所有情况中，被接见者都需要严格遵循传统的觐见规矩：先是在宽敞镀金的“甲戟厅”（Bow Room）等待召唤，女王按响蜂鸣器后门会打开，被接见者通名，先迈一步走进室内，然后行屈膝礼或鞠躬礼，再往前走三步，再行屈膝礼或鞠躬礼，然后跟女王握手谈话。谈话期间可能是站着，也可能由女王赐座。觐见之前，会有内廷女官、侍从武官或私人秘书对来客进行礼仪规矩方面的指导，而女王也会提前阅读每位觐见者的简介。会谈中，女王就像一架精准的生物钟一样，总是能在确切的时刻终止谈话，此时她会伸出手与来客握手表示会谈的结束。然后，她会再次按响蜂鸣器，召唤王宫的高级工作人员送客。

即使只有她和菲利普亲王两个人进餐，女王私人套房内起居室的餐桌也是精心布置的，负责这项工作的男侍管理着三个独立的餐具室：玻璃器皿、银器和瓷器。另有一个男侍负责推着装有食物盘子的古老的木质手推车，穿过长长的走廊，将食物从王宫另一侧地下室的厨房送到起居室来。在午餐之前，伊丽莎白二世会先饮用一点儿用杜松子酒和杜本内酒调制成的开胃酒（按1∶1调制，配上冰块和柠檬），在晚餐前则会喝较烈一点儿的杜松子马提尼。她喝的杜松子马提尼是纯的，而菲利普则会把自己那一份调成鸡尾酒。他们用餐时会有一位男侍负责服务，一般情况下饭菜也比较简单，常见的也就是烤肉、鸡、鱼（经过去刺处理）、温莎庄园里种植的蔬菜、奶酪，等等。伊丽莎白二世不喜欢放多了调味料的饭菜，还不喜欢大蒜、酱汁意大利面，还有像牡蛎、蚌这样的贝类食物。另外，她不喜欢太甜的食物，但是在吃草莓和奶酪时，她会像个小孩子一样把它们碾成泥再吃。

“她对食物并不挑剔，”一位曾在王宫工作的人说道，“对她来说，食物就是燃料。若是吃牛排，我们会给她最小的那一块，还得是全熟的。”伊丽莎白二世的日常必需品之一是“莫尔文矿泉水”，除饮用之外，还用来制冰。女王在海外访问期间也会随身携带，以防饮用当地自来水染上疾病。

女王的午饭很少会超过1个小时，午饭之后，她下午要做的事比上午更繁杂一些：她会先在室外接见来宾，再伏案工作，然后还有一次接见，之后牵着柯基犬在王宫花园里长时间散步，接着去洗澡、做头发，或在更衣室里试衣服。她的更衣室里有几面镜子，还有一个套着桌罩的梳妆台，梳妆台上是金发刷，还有几个装有照片的相框。

下午茶时间是雷打不动的，每天下午5点，女王的男侍就会用铺着蕾丝饰边罩布的手推车给她端来几盘三明治，三明治用半圆形薄面包做成，中间夹着黄瓜、鸡蛋和豆瓣菜，一同端来的还有烤饼、姜饼和小松饼。女王在茶壶里泡格雷伯爵茶或大吉岭茶，每个茶杯倒一勺左右的茶水。她喜欢喝微温的茶，并且只吃三明治，其间把烤饼掰碎喂给脚下的柯基犬。

伊丽莎白二世继位时，查尔斯刚刚3岁，而安妮只有18个月大。所以，他们的主要活动地点就是白金汉宫二楼一个有6个房间的儿童套房，或是在外面广阔的花园里，其间由两位保姆负责照看。作为王室迈向现代化的第一个举措，伊丽莎白二世免去了小王子、小公主见到她时要行正规鞠躬礼和屈膝礼的老规矩。工作日期间，用完早餐之后，查尔斯和安妮会在9∶30下楼来跟父母玩一会儿。直到下午茶时间他们才会再次见到父母，这时会由保姆把他们带下楼“在睡觉前好好玩玩”，在这段时间里，有时候查尔斯会跟父亲在游泳池里泼水玩。

查尔斯和安妮下午6点就准备睡觉了，女王不得不因此调整了自己的工作时间安排。乔治六世在世时，每周二下午5：30会接见首相。伊丽莎白二世刚刚继位时，也是按照这个时间接见首相，但查尔斯和安妮抱怨：“为什么妈妈今天晚上不陪我们玩？”所以，她把接见时间改到了6∶30，这样她就可以先到儿童套房里陪孩子们洗澡，给他们盖好被子，在安顿好儿子女儿之后再去跟温斯顿·丘吉尔商议国是。

对菲利普来说，适应“女王的丈夫”这个角色不是件容易的事。“对一个积极活跃的人来说，很难一下子就适应这个角色。”帕特里夏·布拉伯恩如此说道。伊丽莎白二世的一切事务都有现成“体例”，只需按部就班就可以了；而菲利普却需要在妻子的廷臣监督下工作生活，还没有先例可供借鉴。

利顿·斯特莱切（Lytton Strachey）在其所著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记中曾说过：“阿尔伯特亲王对英国王室的影响是无法界定、无法衡量的。他是王室家庭的领导，是王室生活的主管，是女王私人事务的负责人，是女王独一无二、深信不疑的政治顾问，是女王与政府官员会谈时唯一的助理……他还是王室孩子们的导师，是女王的私人秘书，是她的终生大臣。”1857年，维多利亚女王正式赐予阿尔伯特“王夫”称号，以彰显后者在与女王成亲之后的70年里独特而卓越的地位。

然而，反观菲利普这边，一方面，他不能干涉妻子的政务，不准接触她的政务文件箱；另一方面，女王和菲利普都认为，在20世纪，“王夫”这一称号的任命既不可取，又不合适。“王室已经发生了变化，”菲利普后来对传记作家格雷斯·布兰德瑞斯（Gyles Brandreth）说道，“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制度。我只能去适应它……总是有人对我说不能做什么。‘这件事您无权干涉。’‘请不要插手。’我得尽力帮助女王，还不能碍事。最难的是如何想办法帮得上忙。”

与阿尔伯特亲王一样，菲利普亲王也被内廷的资深大臣们看作“外人”。“我就是一个‘上门女婿’。”有一次他如此自嘲道。长久以来经历的怠慢和轻视使他深受伤害。“菲利普总是遭遇排挤、冷落、训斥、谴责。”约翰·布拉伯恩如此说道。对菲利普的戒心大多是由于他跟迪基·蒙巴顿的亲密关系所引起的。“我的父亲被认为是一个‘左派’人物，很激进。”帕特里夏·布拉伯恩回忆道，“他们担心菲利普会给王室带来激进的思想，会令人感到不安。”

对菲利普最大的打击发生在乔治六世刚刚去世的那几天里。其间玛丽太王太后听说迪基·蒙巴顿曾耀武扬威地宣称“蒙巴顿王朝的到来”，她与儿媳伊丽莎白王太后对迪基·蒙巴顿的放肆傲慢极为生气，伊丽莎白二世同意了她们俩的意见，决定延续祖父和父亲所使用的“温莎王朝”作为本朝称号，而没用丈夫的名字。丘吉尔和内阁也同意了。菲利普对此给丘吉尔写了一份备忘录，言辞激烈地反对首相的建议，坚持要使用“蒙巴顿王朝”的称号。这件事倒颇有讽刺意味，因为蒙巴顿是菲利普母亲娘家的姓，他的父亲并未留给他姓氏。

其实，就先例来看，道理是在菲利普这一边的。维多利亚女王就是放弃了“汉诺威王朝”的称号，而采用了丈夫的姓氏，她的儿子爱德华七世就是“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的首个国王，其后乔治五世因政治原因才将其改为“温莎王朝”。事实上，伊丽莎白二世完全有权力为朝代改名。她不愿这样做的原因，一是不愿与丘吉尔在此事上对立，二是不想违背祖母和母亲的意愿。然而，她未能预见到这个决定将会给菲利普带来多么深远的影响，也导致了他们婚姻关系的紧张。“她当时太年轻了，”帕特里夏·布拉伯恩说道，“而丘吉尔却老于世故，阅历极深，他的建议符合宪法规定，所以她就答应了。我想，如果时间再稍晚一点儿，她就可能会说‘我不同意’。”

“我是全国唯一一个孩子不跟自己姓的男人，”菲利普曾对朋友们发泄道，“我不过是个该死的变形虫而已，不断改变自己迎合别人。”迪基·蒙巴顿对此事则更是直言不讳，谴责“醉鬼丘吉尔”“胁迫”了女王的立场。丘吉尔对蒙巴顿伯爵心存猜疑和怨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首相所任命的最后一任印度总督，而在他的任期内印度获得了国家独立。“丘吉尔一直不能原谅我父亲‘丧失了印度’。”帕特里夏·布拉伯恩说道。

在菲利普的默许下，迪基·蒙巴顿继续暗中策划，企图改变女王的决定。与此同时，菲利普也找到了自己的事业来支持妻子的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时间里，他积极地赞助了800多个不同的慈善团体，包括体育运动、青少年成长发展、野生动物保护、教育、环境保护，等等。在王室内部，他负责管理所有的皇家庄园，这就“为女王节省了大量时间”，他如此说道。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查尔斯王子的官方传记作家乔纳森·丁布比（Jonathan Dimbleby）在1994年所述，女王在涉及孩子们的决策上面“完全听从菲利普的意见”。

丁布比还写道，伊丽莎白二世让菲利普担当家庭的最终决策者，因为“她不是对儿女漠不关心，而是保持一种超然的态度”。身为报纸编辑兼保守党政客的威廉·迪兹（William Deedes）与自己的儿女也不算亲近，他认为女王很少介入孩子的事情是因为“她努力成为一个称职的国家元首，对她来说这个担子太重了。女王是极其仁慈的，但她能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太少了。我完全理解这种情况，但它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

特别是在刚刚继位的那段时间里，伊丽莎白二世总是想表现出君王的威仪。“前5年时间里，她的举止特别庄重。”一位资深的内廷女官如此回忆道。原先作为年轻公主的自由和快乐——比如说，有一次她去参加在美国大使官邸举行的舞会，打扮成爱德华七世时代的女仆样子，而菲利普则打扮成男服务员——几乎一去不复返，至少在公共场合她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无拘无束了。时刻保持尊贵的样子是至关重要的，即使她的年轻和美丽给了她先天的优势，她也会遵照玛丽太王太后的劝告，极少露出笑容。“比起沉闷的乔治六世而言，由一位年轻的女王担任英国的元首是多么好啊！”小说家南希·米特福德（Nancy Mitford）如此写道。伊丽莎白二世另一个优点在于，她在公共场合的言谈往往惜字如金，这样就使她保持了一种神秘色彩。

伊丽莎白二世必须处理好与自己的母亲、51岁的国王遗孀之间微妙的关系。正如当时她曾写到的那样，伊丽莎白二世明白自己的生活将变得越发充实丰富，而她的妹妹和母亲的未来则是空虚单调的。王太后善于在公众面前表现出恰当的情绪，但她曾跟朋友们倾诉过内心的悲伤。她曾对伊迪丝·希特维尔（Edith Sitwell）说“自己被悲伤和苦恼的巨大阴云吞没了”。王太后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失去了白金汉宫的房子，也不再是王室的主角。她同意搬到克拉伦斯宫去住，但搬走之前仍在白金汉宫居住了1年之久。

其间，王太后曾到苏格兰荒凉的北部沿海地区拜访住在凯斯内斯郡（Caithness）的朋友们，她一时心血来潮买下了当地一个又小又破的城堡。这个城堡位于一片小树林之后，树木由于常年受强风吹打而长得又矮又歪，从城堡望去，奥克尼群岛（Orkney Islands）尽收眼底。“它看上去真凄凉，”王太后如此说道，“就像我一样。”她把这座城堡命名为“梅伊堡”（the Castle of Mey），并打算“每当生活不如意的时候就到这里来躲一躲”。王太后购买梅伊堡只花了象征性的100英镑，但伊丽莎白二世斥巨资对其进行整修，整个工程包括修建浴室和通电，耗时3年。

在阿尔伯特亲王去世之后，维多利亚女王在服丧期间远离了王室的大小公务，但伊丽莎白王太后却不能这样。所以丘吉尔于1952年秋季与她会面，力劝王太后继续从事其广受赞誉的分内公务，同时帮助她的女儿履行君主的职责。王太后同意了，恪尽职守地承担起“国家的祖母”这一角色，担任各种慈善事业的赞助人、国家和英国王室的友好大使。她始终面带微笑、神采奕奕，奉行着自己的信条：“人生和生活的关键是给予，是不断做出新的善行。”

王室摄影师塞西尔·比顿说王太后是“我们伟大的母亲和保姆……她的仁慈和善让人如沐春风”。罗伊·斯特朗（Roy Strong）曾是“国家肖像美术馆”（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和“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的馆长，他说王太后有种在一瞬间把握人心的亲和力和戏剧天分，她出场时“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音乐喜剧明星走下楼梯一样”。若是她戴着珍珠首饰在苏格兰的河边钓鱼，或是像比顿描述的那样，在约会时“如一片粉色的云彩”翩翩来迟，都不会有人感觉不满。

王太后不能再嫁，不能对别的男人再生爱意，但几乎没有人能预测到，她人生的一半时间都将孑然孀居。在王室的公务之外，她需要一些情感的补偿。所以，女王允许甚至慷慨地资助母亲去过一种无忧无虑而奢侈的私人生活。于是，王太后几乎过着天天宾客满门的日子，身边时刻围绕着活力四射的朋友。

王太后和女王几乎每天都通电话。当王太后拿起话筒时，王宫的接线员会对她说：“早上好，陛下。陛下正在等陛下接电话。”这个称呼冲突的尴尬趣事长期以来在朋友圈里、王宫廷臣们中间都是个不衰的笑柄。在电话中，她们二人常常会谈论马匹和赛马，还会说些八卦消息、家庭事件。“她们母女二人是‘知心朋友’，”王太后身边的资深内廷女官弗朗西斯·坎贝尔-普雷斯顿夫人（Dame Frances Campbell-Preston）回忆道，“女王可以向王太后倾诉遇到的问题，而王太后也十分清楚女王肩负的巨大责任。她和前国王曾经经历过这些事情，所以她知道女王的压力有多么大。”

坎贝尔-普雷斯顿回忆说，王太后在某种程度上“属于爱德华七世时期的贵族，其观点有些刻板”。一位前王室官员也曾说过：“女王做事恪守传统、按部就班的风格大部分是受到了她母亲的影响。”而由此所产生的结果就是，每当菲利普亲王和其他高级顾问想要对王室现状做出改变时，王太后始终是一个阻碍。“不论什么问题，都需要考虑到王太后的看法，”另一位前王宫官员如此说道，“女王总是会问：‘王太后知道这件事吗？’”

虽不是出于奉承，但对她们二人的比较却总是存在的：年轻的女王稳重沉着、克己守礼；而王太后则是精神饱满，洋溢着欢乐的气息。私下里两位女士互相尊重，但王太后在见到女王时需要行屈膝礼。另外，王太后的侍从武官理查德·莫利纽克斯（Richard Molyneux）发现，在1952年6月王室一家去温莎堡时，“女王更有君主的气势。进入房间的时候，她走在丈夫和母亲前面10米的距离。”

伊丽莎白二世即位的第一年里，大多数时间是在准备将在1953年6月2日举行的加冕典礼。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让不让电视台对加冕礼进行转播。她最初的想法是不让灯光和镜头打扰这个神圣的典礼，对此丘吉尔也持同样的意见。但是，当禁止电视转播的消息在10月对外发布之后，广播电视公司和广大群众对被排除在如此盛典之外而向王宫强烈抗议。

女王了解到自己的国民渴望看到自己加冕，所以她做出了让步，答应对加冕礼进行电视直播，但除去典礼过程中最为神圣的时刻，如受膏和领圣餐等，另外还不许拍摄特写镜头。在她继位后的首个圣诞演讲中，伊丽莎白二世心怀满意地宣布，在加冕礼过程中，“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外面的无数人都能听到教堂内的宣誓和祈祷，都能看到大部分古老的仪式……我请求大家，不论你信奉哪种宗教，请在当天一起为我祈祷——祈祷上帝赐予我智慧和力量助我实现誓言，我将虔诚地为上帝和子民奉献终身。”

这年秋季，伊丽莎白二世还对菲利普亲王进行了安抚，她宣布今后在国会开幕大典时菲利普亲王的“地位将仅次于女王本人”。11月，在女王主持国会开幕大典时，菲利普亲王坐在上议院的宝座上，就在女王的王座左手下方几英寸的地方，跟当初阿尔伯特亲王的待遇一样。伊丽莎白二世的演讲稿是由丘吉尔首相撰写的，跟她父王结结巴巴的演讲不同，伊丽莎白二世这次11分钟的演讲十分完美流畅。摄影师塞西尔·比顿是个善于观察的人，他注意到女王的眼神“丝毫没有忙碌和疲倦的痕迹”。

菲利普亲王在议会所受到的待遇在第二年6月的加冕礼上是行不通的。在女王的建议下，菲利普亲王被任命为观礼会的主席，但不能走在女王的身边。“女王就是应该独自完成加冕礼，”盖伊·查特里斯回忆道，“菲利普亲王一定很难接受这件事。但历来如此。她是女王。如果反过来，女王是个男人的话，那么做妻子的就可以陪同他参加加冕礼了。”1937年，伊丽莎白一世是先在裸露的头部受膏，然后与丈夫一同加冕；但根据传统，女王的配偶既不受膏，也不加冕。

在离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礼还有两个月的时候，1953年3月24日，玛丽太王太后在睡梦中去世了，终年85岁。她的遗体在议会大厦的威斯敏斯特宫里接受人们的瞻仰，然后葬于温莎的圣乔治教堂。她的儿子温莎公爵赶来参加了她的葬礼，但伊丽莎白二世并未邀请他参加当晚的宴会，也没有邀请他参加自己的加冕典礼。她同意丘吉尔的建议，认为“让一个退位的国王参加这个典礼是不合适的”。心怀怨恨的温莎公爵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的亲戚们都是些自鸣得意、令人讨厌的人啊。”

英国此时正慢慢从战后的物资定量配给和经济停滞中复苏过来，而对女王加冕礼的舆论宣传也把英国的人心聚拢到一起，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对典礼的期待之情空前高涨。玛格丽特公主说这就“像是凤凰涅槃一样。一切都在灰烬中重生。这个美丽的年轻女士就在我们身边，情况好转的势头已经不可阻挡”。先前丘吉尔所鼓吹的“新伊丽莎白时代”也许不太现实，但它暂时把握住了公众的想象力，并强调了英国王室的重要性。用瑞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的话说：“王室是国家的象征，是国民生计的象征，是我们自尊的保证。”

几个星期里，女王一直在努力学习长达3小时的典礼中的各种细节问题。她与第99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杰弗里·费舍尔（Geoffrey Fisher）数次会面，后者给她讲解每个仪式的精神意义，还教她祷文。女王每天都在白金汉宫的宴会厅里练习“台词”和各个步骤。她把床单缝在一起系在肩膀上，还额外增加了重量以模拟她在典礼当日要穿的沉重的礼服和裙裾。她还头戴重达5磅（约2.27公斤）、查理二世在加冕礼时戴的“圣爱德华王冠”（St.Edward's Crown）坐在桌旁，听她父亲加冕典礼时的录音。

第16代诺福克公爵是一个身材矮小、面色红润、工作高效的人，他是世袭的宫廷典礼大臣，负责筹划女王的加冕典礼。这个安排颇具讽刺意味，因为他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却要负责一个正统的新教仪式。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典礼排练中，由他的妻子诺福克公爵夫人拉维尼亚（Lavinia）担任女王的角色。有好几次排练，女王都在一旁专心地观察其中的细枝末节。典礼过程中，女王将由6名内廷女官陪同，她们都是英国高级世袭贵族——公爵、伯爵、侯爵——的未婚女儿，她们负责提着女王的王袍。她们也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参加反复排练，还到白金汉宫跟女王排练过一次。当问到是否需要在典礼过程中稍停片刻休息一下时，女王答道：“没事儿。我壮得像头牛一样。”

据估计，大约有100万人涌入伦敦来观看此次盛事，其中还包括4万名美国人。美国的官方观礼团由乔治·马歇尔将军（General George Marshall）带领，成员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厄尔·沃伦（Earl Warren）和奥玛·布莱德利将军（General Omar Bradley）。24岁的杰奎琳·布维尔（Jacqueline Bouvier）也在人群之中，此时她是《华盛顿时代先驱报》（Washington Times Herald）的记者，日后成了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的夫人。她对伦敦的盛况做了即兴报道，在新闻稿中她写道：“所有参加观礼的宾客都住在克拉里奇大酒店”，在加冕礼当日，参加仪式的贵族女士们需要在凌晨3：30之前就把头发做好，这样才能头戴王冠在6：30赶到教堂里坐下，“的确是颇费周折”。

加冕日前夕，成千上万的人忍着反常的低温、猛烈的寒风和倾盆大雨在典礼队伍的行进路线上占好位置。第二天，典礼于9点开始了。典礼队伍包括29个方队和27辆四轮马车，还有代表50个国家的1.3万名士兵，其中包括印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斐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等。汤加（Tonga）是英国在南太平洋的一个保护国，汤加女王是萨洛特·图普三世（Queen Salote），她是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人，毫不在乎寒冷的天气坐在敞篷马车里，“她是一个体型庞大、开朗热情的人，她身穿紫色的丝绸衣服，王冠上华丽的羽毛在寒风中摇曳着”。

伊丽莎白二世乘坐7米多长的“黄金国家马车”前往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黄金国家马车”全身镀金，门板上是画于18世纪的经典油画。马车由八匹灰马牵引，其中一匹叫艾森豪威尔，与当时美国总统同名。伊丽莎白二世头戴她曾曾祖母维多利亚女王的王冠，身穿短袖、心形领口的绸缎加冕礼服，其紧身上衣和钟形裙上面装饰着大英帝国和英联邦国家的象征饰物：象征英格兰的玫瑰、象征苏格兰的蓟花、象征爱尔兰的三叶草、象征加拿大的枫叶、象征新西兰的桫椤等，都用淡色丝线、金银线精巧刺绣镶边，点缀着半宝石、小粒珍珠和闪烁的水晶。在群众雷鸣般的欢呼声中，女王面带微笑，上下挥舞着戴着白手套的胳膊向人们致意。菲利普亲王身穿英国海军上将的军装礼服，典礼时他在外面穿上了贵族的深红色长袍，肩上披着貂毛披肩。

上午11点，内廷女官们迅速出现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门口迎接女王的到来，她们穿着统一的白色丝绸礼服，上面是珍珠色的刺绣。“女王很放松，她看上去真是太漂亮了。”安妮·格林康纳（以后的安妮·库克夫人，是莱斯特伯爵的女儿）回忆道，“她身形娇小，腰肢纤细，面色红润，眼睛大而有神。菲利普亲王在她身边照应着，指挥我们‘这么做那么做’。”女王的一位随从对她说：“您一定很紧张吧，夫人？”“那是当然，”伊丽莎白二世答道，“但我确信‘光环’能赢的。”原来，她话里指的是4天后要参加德比赛马会的那匹马。

德文郡公爵夫人（the Dowager Duchess of Devonshire）是女王的首席内廷女官（the Mistress of the Robes），她在6位内廷女官的协助下，为女王穿好由貂毛和金饰带镶边的深红色天鹅绒王袍。内廷女官们随后抓着王袍边缘的丝绸提手，把18英尺（约5.5米）长的王袍提了起来，这时女王回头说道：“准备好了吗，姑娘们？”接着，她们手提长长的王袍，跟随女王缓步走入教堂通道，向教堂中央铺着金色地毯的加冕礼“舞台”走去。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礼要在高高的圣坛前面进行，圣坛上覆盖着金色、深红色和蓝色的织锦，上面摆放着权杖、宝剑和王冠，它们在电视转播所用的弧光灯的照射下闪烁着光辉。

一同走进教堂的队伍中包括一些国家元首、外交官、一位身穿豹皮头戴羽毛头饰的非洲酋长、一位身穿黑色长袍的穆斯林、外国王储们，还有王室的其他成员，其中有菲利普亲王的母亲，她身穿铅灰色修女袍、包着头巾，王太后和玛格丽特公主则披着12英尺（约3.6米）长的王袍。女士们都穿着礼服，男士们穿着长袍或传统服饰（“都是从早已尘封的英国历史中胡乱拽出来的各种传统服装”，《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记者拉塞尔·贝克对此如此写道），没穿长袍和传统服饰的男士们则是选择了白领结和燕尾服，工党政客安奈林·比万（Aneurin Bevan）却毫无顾忌地穿了一套黑色西装。

女王来到圣坛跟前时，她沉重的裙裾“以优美的节奏前后摆动着”。此时威斯敏斯特学校（Westminster School）的唱诗班齐声高唱：“Vivat Regina Elizabetha！Vivat！Vivat！Vivat！”这是整个典礼中仅剩的拉丁语痕迹了。整个加冕礼仪式的大部分传统可以追溯到1066年圣诞节时“征服者威廉”首次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进行的加冕典礼。根据传统，加冕仪式中伊丽莎白二世需要依次坐在三个地方。“权力宝座”（the chair of Estate）位于王室观礼台的前方，正对着典礼台的中央。王室观礼台的前面是一个长长的桌子，上面密密麻麻地摆放着大盘子、酒杯、盐瓶等镀金银器和纯金器皿。橡木雕刻的“爱德华王座”（King Edward's Chair）自从1308年就在历届加冕典礼上使用，它朝向高高的圣坛。在“爱德华王座”后面庄严的高台上，还有一个正对圣坛的椅子，那就是女王的宝座，伊丽莎白二世将在受膏和加冕之后坐到上面。

伊丽莎白二世站在“爱德华王座”旁边，在大主教的主持下，开始进行加冕典礼的“身份认可仪式”——由大主教把她引见给坐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四面的7500名贵宾。教堂内前后左右四个方向的来宾依次齐声高喊“上帝保佑伊丽莎白女王！”然后是号声齐鸣，接着伊丽莎白二世要向他们行俯首礼和半屈膝礼——这是她登上王位后唯一一次需要行这种双重礼的时刻。

接下来，伊丽莎白二世宣读了加冕誓词，她发誓尊重英国的法律、领土、领地和财产，“维护上帝的律法”。然后，加冕礼中最为神圣的时刻到来了。她站在“权力王座”前面，几位内廷女官走上前来，为她脱去深红色的王袍、手套、首饰和王冠。德文郡公爵夫人、掌礼大臣（Lord Great Chamberlain）和乔蒙德里侯爵（Marquess of Cholmondeley）随后为她穿上“受膏礼服”（Colobium Sindonis）——这是一件套在加冕礼服外面的、朴素的白色亚麻低圆领礼服，下身是宽下摆的褶裙。“乔蒙德里侯爵要在女王背后帮她穿上受膏礼服，”安妮·格林康纳回忆道，“他不会扣钩眼扣，所以女王的受膏礼服上缝的是摁扣，这样他就能很容易地把扣子扣上了。”

这时，4位“嘉德骑士”（Knights of the Garter）手举银杆，挑着一个丝绸和黄金织成的华盖走上前来，罩在“爱德华王座”的上方。伊丽莎白二世则坐在“爱德华王座”上等待受膏。这个过程是不允许摄像机拍摄的。“这是最为打动人心的时刻了，”安妮·格林康纳继续说道，“她看上去是那么年轻，头上一点装饰都没有，身上也只是穿着裙子和无袖衬衣。”接着，坎特伯雷大主教将圣膏从一个22k金的鹰形瓶子里倒在一个12世纪的镀金银勺里，随后为伊丽莎白二世涂抹圣膏，在她的双手手掌、额头和露出的胸口上画十字。“这里蛮有趣的，”据说，“伊丽莎白二世并没有像维多利亚女王一样，后者拒绝让大主教为她的前胸涂膏。”

伊丽莎白二世随后穿上了重达36磅（约16公斤）的加冕王袍。加冕王袍是金色的厚重长袍，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束有宽腰带的“皇袍”（Supertunica），二是围在脖子上的刺绣“圣披肩”（Stole），三是“帝国斗篷”（Imperial Mantle），斗篷扣子的外形是一只金鹰。她的这些服饰，从朴素的亚麻裙到豪华的加冕礼服，再加上受膏礼的神圣性，都表明她已拥有“神之祭司”的身份。英国王室早就舍弃了旧有的“君权神授”概念，而只信奉上帝，所以他们在行使权力时无须听从“凡人”大臣和国会的建议。但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伊丽莎白二世相信，通过加冕礼，她就已在上帝面前承担了为臣民服务的义务，就像教皇被授予圣职一样。

约翰·安德鲁教士是王室一家的朋友，也是第100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属下的高级牧师，他说：“对伊丽莎白二世来说，加冕礼真正重要的地方在于受膏，而不是加冕。受膏之后，她就肩负了神的使命，也使得她真正成了英国的女王。这是她一生中最为庄严的时刻。从此，她再也不能退位，到死为止。”

接下来的仪式是授予伊丽莎白二世权力象征物，每件物品都是王权的象征。首先是两个22k金的粗手镯，象征着诚信和智慧；然后是一些金马刺、一副白色厚手套，以表示“轻赋税”；接着是“珠宝圣剑”（Jewelled Sword of Offering），帮助她惩恶扬善。她双手平端珠宝圣剑，恭敬地将其放回圣坛上。她的右手无名指会戴上一枚红蓝宝石加冕礼戒指，以表示对臣民尽职尽责，而几根饰有宝石的权杖则代表女王的权力、仁慈和统御。一个名为“归主寰宇”的王权宝球，上有用珍贵珠宝镶成的十字架，代表救世主对人的主宰。

伊丽莎白二世静静地坐在“爱德华王座”上，几乎被笨重的金皇袍淹没，双手各拿一根镶有宝石的权杖，“紧张地等待着”坎特伯雷大主教将纯金打造、镶有444颗半宝石的“爱德华王冠”（St.Edward's Crown）戴在她的头上。只见大主教双手将王冠高高举起，然后稳稳地将它戴在了伊丽莎白二世的头上。伊丽莎白的头被王冠的重量压得顿了一下，又立刻抬了起来。伊丽莎白戴上王冠的同时，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内身穿深红色貂毛衬边长袍的男性贵族和佩戴珠宝首饰的女性贵族也一起换上各自的红色天鹅绒貂毛衬边长袍，戴上各自黄金为座、天鹅绒为顶、白貂毛为檐儿的王冠。他们一同高喊：“上帝保佑女王！”接着海德公园（Hyde park）和伦敦塔（the Tower of London）里礼炮齐鸣。坎特伯雷大主教缓缓吟诵道：“上帝以此象征荣耀和公正的王冠为你加冕。”而伊丽莎白二世也感觉到了这份责任的“沉重”——在她娇小的身躯上，王袍、王冠和权杖的总重量超过了20公斤。

随后，伊丽莎白二世在坎特伯雷大主教和典礼大臣的陪同下手持权杖走上台去，坐在了自己的王座上，接受“王子和贵族们”的效忠宣誓。第一个向她宣誓效忠的是坎特伯雷大主教，随后是女王的丈夫爱丁堡公爵。他头上没有王冠，身披红色长袍走上前来，登上5层台阶，跪在妻子面前，将手放在她的双手中说道：“我，菲利普，宣誓效忠我主，尽忠竭力，至死不渝。愿上帝助我。”菲利普站起来的时候，碰了碰伊丽莎白二世的王冠，亲了一下她的左脸颊，提醒她迅速正一正歪了的王冠，然后退后一步，向妻子行鞠躬礼。

在王室观礼台上，小查尔斯王子穿着白色的绸缎衬衫和深色短裤，从后门走进来，坐在王太后和玛格丽特公主之间，看着母亲受膏、接受王权象征物、接受自己父亲的效忠宣誓，他对外婆说道：“看，是妈妈哎！”王太后听了，浅浅一笑。4岁半的王储睁大眼睛看着母亲加冕的过程，又是激动又是迷惑，而王太后则倾过身为他解释。

16年前乔治六世加冕时，王太后也是在这里，在加冕仪式的台上，自始至终微微笑着。但此刻，摄影师塞西尔·比顿发现王太后的表情中掺杂了“悲伤和骄傲”。内廷女官弗朗西斯·坎贝尔-普雷斯顿夫人说道：“王太后常常说，做国王跟当神父是一样的。我猜，看着自己的女儿受膏加冕，一定是个非比寻常的经历吧。”玛格丽特公主则带着一种稍微迷醉的神情注视着。据某人描述，在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仪式上，“玛格丽特公主的眼神从未从姐姐沉静的脸上移开过”。但在仪式最后，她哭了起来。“殿下，您看起来很伤心。”安妮·格林康纳对红眼圈的玛格丽特公主说道。后者答道：“我失去了父亲，现在我又要失去姐姐了。她以后就会忙个不停，我们的生活全变了。”

在贵族们向女王宣誓效忠之后，举行的是领圣餐仪式。女王跪地接受了酒和面包，表示自己已经领了圣餐。漫长的加冕仪式到此终于结束了。伊丽莎白二世随后跟内廷女官们到“忏悔者圣爱德华礼拜堂”稍作休息。在那里，她脱去金色王袍，戴上首饰，穿上白色貂毛饰边、白色丝绸衬里、绣有金色王冠和E.R.字样的紫色天鹅绒王袍。她还摘下了“圣爱德华王冠”，换上了轻一点儿的、只有3磅（约1.36公斤）重的“帝国王冠”（Imperial State Crown），因为前者只用在加冕仪式上，而后者则在议会开幕典礼和其他重要场合佩戴。帝国王冠上镶有世界上最名贵的宝石——其中最为名贵的，一是“布莱克王子红宝石”，亨利五世在1415年的阿金库尔战役中曾镶在自己的头盔上；二是“斯图亚特蓝宝石”；三是重达317克拉的库里南二号钻石。在离开“忏悔者圣爱德华礼拜堂”之前，坎特伯雷大主教从自己金、绿两色的法袍下面拿出一瓶白兰地，并把酒传到伊丽莎白二世和内廷女官们手里，让她们稍饮一点儿提提神，准备下面的典礼游行。

随后，女王手持2.5磅（约1.13公斤）重的王权宝球和2磅（约0.91公斤）重的权杖，穿过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中殿进入侧厅，内廷女官们则手提她那18英尺（约5.49米）长的王袍后摆跟在她的身后。在侧厅里，她和随从们一起吃了午宴“加冕礼鸡肉”——配有咖喱蛋黄酱和杏肉的凉拌鸡肉。接下来，伊丽莎白二世和菲利普亲王坐上“黄金国家马车”，在伦敦街头进行2小时、长达7英里的巡行，此时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

回到白金汉宫的时候，因为一路上坐在毫无遮挡的马车中，女王的鼻子和手都冻得冰凉，但她的兴致很高。随后她跟内廷女官们在“绿色客厅”（Green Drawing Room）里休息。安妮·格林康纳回忆：“我们沿着走廊跑下去，一起坐在沙发上。女王说：‘真是难以置信，一点差错都没有！’听到这句话，我们都笑了起来。”伊丽莎白二世取下王冠，查尔斯王子把王冠抱了起来戴在自己头上，却被压得跌坐在地上，安妮公主则咯咯笑着在王袍的裙裾下面钻来跑去。最后还是王太后想办法让他们消停了下来，摄影师塞西尔·比顿写道：“她把两个孩子搂在怀里，低下头亲了亲查尔斯王子的头顶。”

这是一个双喜临门的日子，除了完美的加冕典礼，另一件喜事就是当天早上传来的好消息：新西兰的埃德蒙·希拉里（Edmund Hillary）和西藏夏尔巴族的丹增诺盖（Tenzing Norgay）这两位英国登山队的队员登上了珠穆朗玛峰的峰顶。“伊丽莎白二世的探险家们”站在海拔8844米高的世界之巅，在飘扬的王旗下面用白兰地向女王敬酒。

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厄尔·沃伦向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报告说：“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典礼使得英国的团结和凝聚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收看了加冕典礼的电视直播的观众人数多得令人瞠目：在英国，其总人口是3600万人，估计有2700万人收看了电视直播，而拥有电视机的人数也比典礼之前翻了一倍。1990年成为英国首相的约翰·梅杰（John Major）当时只有10岁，他仍记得在家里第一台电视机旁收看加冕典礼时的快乐。保罗·麦科特尼也是如此，他说：“加冕礼太令人感动了。我跟女王一般大，以为她也只是个小孩。她是那么美丽迷人。”在美国，有三分之一的人——总人口1.6亿人中的5500万——收看了此次盛事，有的是在加冕礼当天，一边看着电视里的图片，一边收听电台广播；有的是第二天看了录像转播。

在巴黎，还有一位特殊的观众，那就是前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他尚未经过加冕就退位了——这是一个鲜明的区别，正如伊丽莎白二世的一位朋友所说的那样：“他从未受膏，所以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王。”他上一次观看加冕礼是在1911年，那时16岁的他还是威尔士王子，参加的是他父亲乔治五世的加冕礼。现在，他已不是国王，而是温莎公爵，他身穿时髦的灰色双排扣细条纹西装，在玛格丽特·比德尔（Margaret Biddle）的家里观看电视直播。比德尔是一个美国富翁，她在家中一个房间里摆了三台电视机和好几排镀金椅子，邀请100多位朋友参加“电视午餐”。温莎公爵就坐在第一排的中间位置，他看完了典礼的全过程，“没有一丝嫉妒和懊恼”。在加冕典礼的最后，他抬起胳膊，点了一根烟，冷冷地说道：“加冕礼挺好，挺感人。也许因为她是个女人，所以才尤其令人感动。”

“她将尤其怀念与首相每周一次的会谈，丘吉尔对朝野大事的见解和处理举重若轻，她从中获益颇多。”

1955年4月，在辞去首相职位的送别晚宴之后，丘吉尔向伊丽莎白二世告别。

图片来源：美联社

英语中Queen有多重含义，可根据身份不同译作“女王”“王后”“王太后”等。而伊丽莎白母亲的名字为Elizabeth Angela Marguerite Bowes-Lyon，一直被称作“伊丽莎白王后”。所以，当伊丽莎白登基成为Queen Elizabeth时，与其母亲Queen Elizabeth的名字是一样的，容易混淆。

本书将依照中国古代对帝王母亲的尊称，将伊丽莎白二世母亲的称谓译作“王太后”，而将伊丽莎白女王的祖母称作“太王太后”。

Duke of Gloucester，即亨利王子，乔治六世的弟弟。

Privy council，由政客、神职人员和法官中的精英所组成的一个重要的王室智囊团。

the Battle of Hastings，1066年10月14日，黑斯廷战役打响。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在英国登陆后，在黑斯廷遭遇英格兰国王哈罗德二世军队的拦截，英军全面溃败。威廉乘胜占领伦敦，并于圣诞节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为英国国王，即威廉一世。

High commissioner，高级专员：指英联邦各国之间互派的大使级外交代表或殖民地、托管领土的行政长官。

Cold War，冷战，即1947—1991年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两个阵营除直接交战以外，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意识形态等各方面都处于对抗状态的时期。“冷战”一词起源于1947年4月16日参议员伯纳德·巴鲁克的一次演说。

Yeomen of the Guard，又被称作皇家近卫军仪仗卫队，是现存的英国历史最为悠久的部队，由亨利七世于1485年建立。共60名士兵、6名军官，全部选自陆军、海军陆战队、空军的退伍士兵。原先成员中不准包括海军，因为海军跟前三者不同，他们不向王室效忠，而是向海军部效忠，但2011年解禁。自耕农近卫队的队长由上议院的副总党鞭担任。现在的自耕农近卫队已没有作战任务，只是参加某些庆典仪式。

她是所有王宫工作人员中唯一可以称呼女王“莉莉贝特”的人，常常还在其前后加上“亲爱的……小姐”。

Earl Grey tea，格雷伯爵茶。一类调和茶的通称，以红茶为茶基，用芳香柑橘类水果中提取的油加以调味而成的一种具有特殊香气和口味的调味茶。其名字源于曾担任过英国外交大臣和首相的格雷伯爵二世。

Marie biscuits，由Peek Frean饼干公司在1874年为庆祝俄罗斯大公爵夫人玛丽亚·亚历山德罗与维多利亚女王的次子、阿尔弗雷德亲王二人结婚而发明的圆形饼干，并迅速风靡欧洲。由小麦粉、糖、植物油、香草调味剂做成，味道清香平淡，被视为喝茶时的最佳点心。

此处原文如此。洗澡的适宜温度应在40℃左右，70℃的水会烫伤皮肤。

指汤玛斯·齐本德尔，与下文中的乔治·赫伯怀特都是英国著名的家具大师。

国书，国家间往来或共同议定的文书。亦专指一国派遣或召回大使、公使时，由国家元首署名的递交给所驻国元首的文书。

Malvern water，出自英格兰赫里福郡和伍斯特郡交界处莫尔文山，是天然矿泉水，一直是英国王室的御用饮用水。

Darjeeling，大吉岭茶，印度大吉岭地区产的一种红茶，源于中国。冲泡后光泽呈浅金色，口感香高味浓，被誉为“茶中香槟”。

受膏，亦称傅油，是将油倾倒或抹在受膏者的头等身体部位，为许多宗教和种族所采用。基督教最早将受膏视为使人或事物摆脱魔鬼的影响或疾病的一种精神慰藉，也标志着受膏人引入了神圣的能力，获得完成神的使命的资格。

即退位的前国王爱德华八世。

Earl Marshal，英国宫廷典礼大臣，兼任纹章院院长，是诺福克公爵的世袭职位。

萨洛特身高有1.91米。

Gold State Coach，黄金国家马车，英国王室的御用马车之一，1762年建造。车重4吨，长7.3米，高3.7米，从乔治四世开始就是英国国王加冕礼时乘坐的马车，由于其年代久远、重量过大、操控性欠佳等，只用于国王加冕礼、皇家婚礼和国王在位50周年等庆典中。

在宝石学中，宝石一般分为贵重宝石和半宝石两类。贵重宝石主要有四种，即钻石、红宝石、蓝宝石和祖母绿，而其余的宝石，像水晶、玛瑙、碧玺、孔雀石、琥珀、珊瑚等属于半宝石。

1英尺≈0.31米。

拉丁语，意为：“伊丽莎白女王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16世纪，英国专制王权与罗马教廷争夺英国教会最高统治权和经济利益的斗争已近白热化，再加上罗马教皇不准亨利八世与不能生育的西班牙妻子离婚，因为这样可能导致英国王位的继承权落到西班牙王室的手中，亨利八世因此在全国开展宗教改革，并最终脱离罗马教廷，将圣公会作为英国国教，教会中使用的语言也从拉丁语改为英语。

the Chapel of St.Edward the confessor，以忏悔者圣爱德华命名，忏悔者圣爱德华是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王朝君主，1042年至1066年在位，因为对基督教信仰有无比的虔诚，被称作“忏悔者”。

Black Prince's Ruby，名字来自爱德华三世的儿子布莱克王子。

the Battle of Agincourt，阿金库尔战役，发生于1415年10月25日，英法百年战争中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英军在亨利五世的率领下，以由步兵弓箭手为主力的军队击溃了法国由大批贵族组成的精锐部队，为随后收服整个诺曼底奠定了基础。这场战斗的结局转变了英国人之前被动的形势，此后英军节节胜利，直到圣女贞德出现再次扭转战局。此战被法国人认为是奇耻大辱。

Stuart Sapphire，斯图亚特蓝宝石，据说此宝石原先镶在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二世的王冠上，然后落到了爱德华一世的手里。后来爱德华三世又把宝石作为礼物送给了苏格兰国王大卫二世。从此，这颗宝石归斯图亚特王室所有。直到“库里南二号”的出现，蓝宝石才从帝国皇冠的正面位置转移到了背面。

见前文第013页译注。

Sir James Paul McCartney，詹姆斯·保罗·麦科特尼爵士。歌手、音乐人、音乐创作家、乐器演奏家、诗人、企业家、画家、唱片制作人、电影制作人、动物保护主义者、前摇滚乐队“披头士”的灵魂人物。

按照传统，加冕典礼是在新王登基后18个月才举行的，中间这段时间，一是为了加冕礼做各种准备，二是为先王守丧。而爱德华八世在1936年1月20日即位，到1936年12月11日退位，共在位325天，尚未经过加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