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湖》，创刊于1979年10月，先出月刊3期，1980年出季刊1期。1984年10月至1985年1月，出内部交流版4期。新世纪后，又复刊数期。
第一个星期天
江锡铨
第一个星期天，风和日朗，
第一次到北京，心神激荡。
香山的枫叶，该已层林尽染，
月坛的菊花，该已满目金黄……
年轻的大学生们，今天到哪里去？
秋天的北京呵，真是个迷人的地方。
是呵，我们热爱祖国的首都，
真想看看碧云寺的罗汉、颐和园的长廊。
还有北京饭店的新楼、广播大厦的尖顶，
是不是和画片上一模一样？
不过，我们更热爱明天的北京—
假如天坛回音壁，接收到其他星球的音响；
假如北海的每只游船，都装上了彩色电视，
假如复兴门外，电子计算机在指挥车辆……
也许，这些还只是一张蓝图，
而我们，都应该踏在第一层脚手架上。
所以，我们没有去登居庸关、八达岭，
在试验室里，开始修筑科学的高墙；
所以，我们没有去游园中园、智慧海，
在图书馆里，一跃投入知识的海洋……
第一个星期天，风和日朗，
第一次到北京，心神激荡。
这一天，我们没有走出学校，
却更多地领会了美，收获了万里秋光。
（刊于《未名湖》1979年第1期）
江锡铨，北京大学中文系1977级本科生，1982级硕士生。
补课
李彤
一位外国留学生请我帮他补习中国文学史，我说—
哟，你还给我递上一杯咖啡，
飘着甜香，散着温热……
祖国的文学史我也还掌握得太少，
但对朋友，多愿捧出所有家珍美果。
咱们从“关关雎鸠”讲起吧，
要不，先讲悲昂的杜甫，峭丽的李贺。
《离骚》的主人公喜欢披一身香花芳草，
我们的文学啊，就是祖国佩戴的花朵。
两千年了，母亲摇着这特有的服饰，
低垂着眼皮，把莲步轻挪。
她在十月里的一天睁开眼睛，
惊讶地发现，现代化列车已高速驰过。
她理一理头上的花饰奋起直追，
在热情，信心之外，还在要求：补课！
来，也请你接受这一杯绿茶，
可以清心，足以解渴……
你讲讲，计算机已繁衍到第几代子孙？
今年的诺贝尔奖金将为谁所获？
北美草原上，几人管理一个千顷农场？
环形山畔，几次起降了“阿波罗”？
如果你熟悉历史，就不妨再讲几课，
谈一谈，文艺复兴是怎样融化了冰河？
谈谈皇冠和十字架是怎样丧失了身价？
谈淡巴士底狱的血，“鲜花广场”的火……
朋友，别怪我没给你什么反而伸手求索，
先生和学生，让咱们轮流来做。
你将在花的长河里拍摄到最美的佳卉：
也请帮我把古典文学之花镶上现代化快车。
身边，静静地摆着一杯咖啡、一杯绿茶，
两股香气在盘旋、上升、融合……
（刊于《未名湖》1979年第1期）
李彤，北京大学中文系1977级本科生。
深深的小院
—访挂甲屯彭总故居
孙霄兵
小巷，春深，
柳絮儿随风飘；
清明，过了，
红花儿片片掉。
拐进了深深的小院，
我的心哪，
款款地跳。
花开，花落，
彭总住过的小院
依旧这样的静，
这样的小。
叶黄，叶绿，
彭总手栽的苹果树
已长得这样大，
这样高！
彭总呵，我们的彭总
你为什么
来也静静，
去也悄悄！
春朝，秋朝，
农家的报晓鸡
哪一天不引颈高歌，
唤东方红照；
山远，水迢，
双双的回巢燕
哪一年不南来北去，
长天飞邀；
雨夕，风夕，
画栋上的飞龙呵
也要乘雷霆
——冲九霄；
日高，月高，
房基上的大柱
也要撑大厦
——入云表！
将军呵，我们的将军
你却在这里
任烈士暮年，
栽花、栽树、
栽一架绿葡萄……
把策马长鞭，
换锄、换镐、
换一庭闲花草……
夜半，你中庭长叹
——轻风吹，银河亮，
北斗七星遥又遥……
黄昏，你登高怅望
——暮云沉，归鸟急，
红日落下柳林梢……
怨堆积，愁如织，
壮士一腹空牢骚。
梦中几番卧沙场，
梦醒几番抚宝刀……
小院呵，你错了，你错了，
你是一座画眉笼，
搏云金雕难展翅……
你是一口百丈井，
翻江蚊龙难伸腰……
挂甲屯啊挂甲屯，
你会说：“劳苦功高，
挂甲归田宁不早……”
小院哪小院，
你会说：“沧桑多变，
千秋功过谁知晓……”
将军只懂得
成灰方尽的红烛泪，
血枯方休的杜鹃鸟。
院内，将军腾出自家屋，
安顿房漏的大娘大嫂……
院外，将军拿出薄积攒，
为社员装上新电表……
登云山，
你为百姓告忧愁，
归故乡，
父老苦衷向你唠……
为百姓，
哪管生前名与利，
哪管身后贬与褒。
将军，终于，你去了，
为什么这样快，
这样早？
将军，你去了，
百姓眼泪落滔滔：
“好人为什么不得好报？！”
——党知道，民知道，
一颗红心亮闪闪，光耀耀。
风知道，鸟知道，
院中那两棵苹果树，
根儿扎在泥土中，
深又深呵牢又牢！
小院，春深，
柳絮儿随风飘；
清明，过了，
红花儿片片掉。
我在这静静的小院里，
懂得了战士的性格，
懂得了做革命人的标高！
…………
静默中，
呵，是邻家的小孩，
拉了拉我的袄：
“彭老总住在这里。”
他指着自家的院门口，
——农家的小院里呵，
柳枝正摇，
野花正笑！
（刊于《未名湖》1979年第2期）
孙霄兵，北京大学中文系1977级本科生。
江南晨雨
商伟
青山、绿田、村舍、石径，
雨裹着浓雾，风飞烟轻。
一颗雨点绽开一瓣桃花，
一阵雨声溅起一片蛙鸣。
雨雾里迷蒙着农家的炊烟，
田头已晃动起插秧的人影。
水田，一抹淡青；地边，几点嫩黄，
像颜色渗化在水中，迷离朦胧。
这里没有华北的春旱撕裂土地，
也不见塞外的风沙搅黄天空。
当高原上的枯枝还在寒冷中战慄，
而这里，万物溶入了浅绿的幕中。
春雨浸绿空气，
随着蛙声隐去了行踪。
山谷仍缭绕着雨滴的悄吟：
“叮咚、叮咚、叮咚……”
（刊于《未名湖》1979年第2期）
商伟，北京大学中文系1978级本科生，1982级硕士生。
零点
—写在两个时代相交的时刻
郭小聪
让生机勃勃的大江小河沉默吧
—冬说
让洁白的羽翼向泥泞里垂落吧
—雪说
让心事的羁绁在我的亲吻中解脱吧
—梦说
让我注定来连接历史的卒章与扉页吧
—夜说
从摇篮到墓地
谁还不是
哼一样的歌？……
不！让我开始给太阳的祭礼吧
—火说
让世界从我峭厉的长歌中苏醒吧
—风说
让心脏来敲响寂寞的鼙鼓吧
—人说
让自己走进献给黎明的诗篇吧
—我说
从黑暗到光明
在我的坟茔上
会有新生命复活……
1979.12.27
（刊于《未名湖》1980年第1期）
郭小聪，北京大学中文系1977级本科生，1981级硕士生。
告别
杨柳
像是送别一位深交的朋友，
在这七十年代最后的时刻，
它陪着我走完了最后的路程。
——就这样分手吧！
沉默和离别也是一对挚友，
和我们一样结着费解的交情。
而且，我不愿想起，
你百无聊赖时过分的恶作剧，
给我留下的创伤，
难住了多少高明的医生；
也不愿回忆，
你伏在我的流血的胸口，
孩子般地哭诉你的苦衷；
……
就这样分手吧，
请不必道那声珍贵的“再见”了，
既然我们不会重逢。
我走了，
带着对未来的追求和幻想，
带着我的艰忍而又轻率的个性，
带着你所馈赠的一切的一切
——包括脊梁上暗伤的隐痛……
前面的路是我的，
你留下吧，
我不能不继续前行。
谁不想更幸福地生活呢？
却不知有几人在为此抗争！
目送着我吧，朋友，
原谅我头也不回
直到阳光刺痛了你的眼睛。
1979.12.26
（刊于《未名湖》1980年第1期）
杨柳，北京大学中文系1977级本科生。
声音
高小刚
这就是我的声音，
我以这样的声音朗读我的诗篇！
它带着荒原风的粗暴，
它带着海浪野性的呼喊……
我的声音，在滴血的历史中走过，
岁月的创伤在肩头落满；
我的声音，负载着时代的愤怒，
在烈士喉管中几曾割断！
它来了，颤动了每一片挺立的草叶，
宣布大地不只有芳香的紫罗兰。
它来了，撞倒天庭平稳的酒杯，
向玫瑰色的世界，甩下闪电……
真诚的心灵该有真诚的回声，
每股气流都该拒绝可耻的伪善，
是的，我的声音是诚实的火把，
对黑色的死亡，它也勇敢挑战！
我用我的声音歌颂人，
歌颂不应被践踏的人的尊严；
它终会伴随春天的绿，
在海洋和陆地无遮拦地蔓延……
（刊于《未名湖》1980年第1期）
高小刚，北京大学中文系1977级本科生。
古运河
史声
岸上…绿色田野里
女人们
抱起跑向前方的儿子
雕塑般久久伫立
顺着运河
一只只年轻的船儿
遗弃着岸上的小草棚
远远去了
荡起的余波
像白首的水蛇
一起一伏追逐着…追逐着
长长的帛带
被刷上残缺不齐的记载
热情的力量
开拓了无情的河道
从古到今
恨水就这样不尽流着
（刊于《未名湖》1984年10月总第2期）
史声，本名王建军，北京大学中文系1981级本科生。
湖水·春风·白杨
邹玉鉴
是天生的多情
还是到了妙龄
湖面上，不停地描绘
白杨的身影
顽皮的柔风
吹来了春的戏弄
幽深的湖水
像被发现了秘密
摇晃着，摇晃着
动着羞涩的眼睛。
1983年6月
（刊于《未名湖》1984年10月总第2期）
邹玉鉴，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级本科生。
下围棋
杨大过
槐树下，两个少年在下围棋
也像他们的爷爷那样，端一杯茶，不冒热气
你一下，我一下，手指纤细，姿势优雅
棋子的温润浑圆，也像他们的情绪，他们的心
用手指反复打磨。眼神迷离，贪婪，慌乱，最好也淡泊
在这方正的平坦的网上，物色一个最舒展的交叉
—“博弈之道，高者在腹！”但世界不像棋盘，
没有中心。一个少年微微抬起眼皮。在黄昏下，
这是多么感人的场景！让我想起
缝衣服时的奶奶，通过幽深的镜片
为破碎寻找最可能的契合。衣服也是一张网
线头伺机藏身，一辈子股着劲儿，拉直秘密；
棋盘也越来越满，好在根基雄厚，托得起两种意念
缠绕的压迫。至于打劫，不过是一个失意时的微笑，询问对手
的意见—黄龙士也曾这么做过。时光流转，不如路灯
来得及时，棋局瞬间开朗了—两少年，你们在等什么？
黑或者白，不过是个偶然的选择
（刊于《未名湖》2007年12月第3期）
杨大过，本名冯相郡，北京大学中文系2007级本科生。
戏答《爱情诗》
许莎莎
此刻我就死在路上
红灯照着我的上眼皮
绿灯照着我的下眼皮
回忆一生
不过是小情郎不打油也占花魁
披着大山，在医院里做心电图
突，突，突
没有人知道我是诗人
我轻轻地亲吻
一个又一个的心理学实验、格子裙和酱牛肉
甚至连我也不知道
自己在等待南风吹来的气球
春天说：你无心插柳，也插不成柳
可现在已是秋天
我仍没读过《断章》和里尔克—
我已经死了，死后散成无数句子
前言不搭后语
埋下去长出一个大萝卜
（刊于《未名湖》2008年12月第4期）
许莎莎，北京大学中文系2005级本科生，2009级硕士生。
阿盛
岑献青
……我想，生活在国境线上的人，那种对祖国的爱恋，对大地的亲昵，比生活在别的地方的人要更为强烈。自然啦，当你还是孩子，整天嘻嘻哈哈地光着屁股下河摸鱼，赤着双脚在田边捉田鸡时，这种感情也许是陌生的。可是，当你驾着拖拉机，犁开油黑的泥土，播下幸福的种子时，泥土的芳香沁入你的肺腑，会使你陶醉，会使你产生一种情感：恨不得让自己也化成泥土，融入大地母亲的怀里。尤其当你站在国境线上，庄严地守卫着祖国南大门时，这种感情简直能把你烧得赤热，你会感到母亲脉搏的跳动传到了你每一根神经的末梢，即使是一朵紫色的小野花，一粒黄色的小石子，也能激起你一种强烈的爱……
这是我的堂弟阿盛一年半前从广西边境的山村给我寄来的一封信。
谁都能从这几行字里发现一颗高尚、纯洁的心，它跳得那么活泼、热烈，以致每一个人都会从它那儿得到一股热情，产生一种共鸣。然而，我却自信自己比别人更理解这颗心的高尚的价值。
一
阿盛是我大伯父的儿子。我认识他是在十年前的夏天。那一年我十五岁了，父亲第一次允许我独自回到地处边境线上的广西老家度暑假。
我是踏着泥泞的小路，从车站走到陌生的山村里的。
这是个颇有原始神秘感的小村。村口有几棵三四个人抱不拢的大榕树，它们苍劲的枝干上垂着或粗或细的须根，有的扎进土里，长成了新树，有的悬垂在离地数尺高处，随风晃荡。树下，覆盖着一层厚厚的落叶，由于潮湿，腐叶下钻出了一些灰色的小菌和细长白嫩的草芽。
因为正是中午，村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几只鸡在黄皮果树下扒食，不时“咯—咯—”地唱着。
我四下张望，想找个人打听大伯父的家，却发现村头小河旁有几只小竹篓。我走到河边，依然是静悄悄的，连个人影也没有。我只好失望地蹲在河边，洗一洗脸，喝上几口清凉的家乡水，煞一煞闷热和心里的烦躁。
小竹篓里发出“扑，扑”的响声，是什么呢？一种好奇心使我凑了过去。当我正要“伸手探宝”时，突然身后传来一声尖细的喝斥：
“不许动！”
我一惊，缩回了手，转身一看，原来是一个刚从水里露出脑袋来的男孩子。接着又是一个、两个、三个。他们的脸色很黑，眼睛很亮，正用好奇而严肃的眼光打量着我。
我瞪了他们一眼：“干什么？”，
先露出脑袋的那个男孩子问我，“你是谁？”显然他是打头的。
“我是谁关你们什么事！”
“那你来干啥？”真怪，好像怕我偷他们的东西，可是又没有人走上岸来。
“找我大伯父。”
“你大伯父住在哪里？”打头的那个又问。
我不喜欢这些只对别人露着脑袋的男孩子，可是又希望他们能帮助我找到大伯父的家。于是放软了口气告诉他们，我根本就不认识大伯父的屋子，不过身上倒带有大伯父的名字。
打头的那个孩子迟疑了一下，说：“那，你背过身子去，等我们上岸了带你去找。”
我从没见过这样帮助别人的，但也不怀疑他们会欺负我，就拎起网袋转过身子去了。
这时，沿着河岸走来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长长的头发披在肩后，宽大的裤腿下露着一双赤脚。她走得那么急，一点也没注意到我们。没想到，河里的孩子却欢呼起来：“阿珍！喂，阿珍来了！”接着又是扑腾扑腾的水声。
我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小姑娘会引起他们的激动呢？我忍不住回头一看，啊呀，那几个男孩子从水里出来了，原来都光着屁股哩，怪不得刚才老不出水！我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哎呀，她偷看！”那几个男孩子吃惊地叫着，又扑通扑通地跳进水里，一个个小脸涨得通红，眼睛瞪得那么大，射出一种又羞又怒的光来。我看到他们狼狈的样子，更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他们很快地就不理我了，只是泡在水里对着那小姑娘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可是小姑娘却在抽抽搭搭地哭，她有一双大而深的眼，低矮的鼻梁，嫌高的前额，倒挺像画报上的越南人。
看到她哭，我不作声了，那群孩子也闹傻了，打头的那个着急地说：“阿珍，是不是你妈妈又病了？”
阿珍点点头，这一下可好，那群孩子都像触了电似地跳了起来，他们再也顾不上害羞了，光着身子一边往村子里跑，一边回头对阿珍喊，“你等等，我们帮你请医生去。”
他们的身影消失在大榕树后了，阿珍也跟着跑去了。
河边，只剩下我和那几只小竹篓，我只好莫名其妙地自个儿挨家挨户去找大伯父。
吃晚饭时，我才知道，那个打头的孩子原来就是阿盛，桌上那碟炒虾米和煎鲢鱼，就是阿盛小竹篓里的“秘密”。
二
那一年，阿盛才十岁。
既然我们都还是孩子，又是姐弟，很快就忘掉了那场不愉快的会面，阿盛的那些伙伴们也与我和好了。
阿盛领我到处“观光”。他让我尝晶莹泛绿的鸡皮果，乌珠玉肉的龙眼果，香飘十里的菠萝蜜，灿黄酸甜的大杨桃……还教我认识了能打草鞋的竹衣，做砧板的 木，不开花的铁树，治胃病的厚皮木……家乡的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鲜、惊讶，尤其在阿盛面前，我显得非常无知、傻笨。于是，阿盛对大自然的丰富知识和他那种说到家乡的今天就非常得意，说到家乡的明天就眉飞色舞的神情，使得喜欢争强好胜的我嫉妒起来。
终于有一天，当我和阿盛以及他的伙伴们在山上放牛时，这种孩子的嫉妒使我起了嘲笑这些山乡孩子的坏念头。
我拿出一套从家里带来的彩色图片，上面印的是全国有名的大河山川，名胜古迹。我对阿盛他们说：
“喂，你们见过这些吗？”
他们擦擦脏手，接过图片，几颗小脑袋凑在一块，用孩子简单的审美观，惊异地指点着、评论着，不时还向我投来羡慕的眼光。当然，我是得意极了。
“呀，这条河真像我们村前那条！”一个小男孩叫起来。
我伸过脑袋一看，不禁“噗哧”一声笑了起来，“哼，你们村那条河算什么呀，再有几十条排起来还不够它宽呢。这是中国最长的河，叫长江”。
他们发出了“啧啧”的赞叹声。
“咦，这座山有我们村后山高吗？”另一个孩子问我。
“差得远呐！这是喜马拉雅山，全世界最高的。你们村的后山还要叠上十几个才够它高！”我俨然是他们的教师了。
一个小点的男孩迟疑地说：“可是，这山上光光的，没有草木，也不长果子呀。”
“哼，你就不会说别的？你以为就你们村的后山才长果子吗？你有本事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大着呢！”听我的口气，他们一定会以为我刚刚游览了全国回来，其实我也不过是多读了几年书，从来还没出过门呢。
阿盛也贪婪地看着，他说：“我们书上也有这些图，就是没有上颜色，不够你的图片美。”
他指着那张《丰收的田野》里的收割机说：“我长大了也要开机器收稻子。”
我不相信地看看他。
旁边一个孩子说：“阿盛说，以后他要在我们村里种出像鸡蛋那么大的稻谷来。”
“吹牛皮！”我不屑地撇撇嘴。
阿盛竟跳起来了：“谁说吹牛皮，老师就给我们说过这样的故事。”
“那是神话！懂吗？是幻想！”我简直看不起他了，哼，读三年级了，还相信这种神话。
“不！以后一定会有！”他倔强地拧着脖子。
谁知道呢，也许凭着阿盛这一拧脖子，说不定他还真能种出鸡蛋大的稻谷来呢！
“你不信吗？”阿盛又说，“老师说，我们村子小，也是祖国的一部分，如果大家都有决心种出鸡蛋那么大的稻谷来，我们国家就会富强起来。”
那几个男孩子立刻赞成地喊起来，“对啦，对啦！”并且有点敌意地、然而又恋恋不舍地把图片还给我。
我接过图片，突然感到脸上热得难受，他们是对的，阿盛是对的，没有理想，就没有了未来，我太不应该嘲笑他们了。
我内疚地，十分真挚地把图片分送给这些小伙伴们，表示我认错了，还特别将那张《丰收的田野》送给了阿盛。他们高兴得咧着嘴直笑，还塞给我几个刚摘下的番桃。
大家正在高兴，那个小姑娘阿珍又悄悄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了。她的到来，给我的伙伴们增添了兴奋，因为阿珍正在笑迷迷地递给他们一人一个煨得焦黄的玉米棒子呢。那些男孩子毫不客气地大嚼起来，连个“谢’字也不说一声。阿珍微笑着，又不声不响地离去了。
这个不说话的小姑娘简直是个谜，看来她与这些男孩子早就认识了。可是她是什么人？从哪儿来？
阿盛不在意地说：“她是越南人，从越南来。”
“越南？”
阿盛拉了我一把：“青姐，你来看。”
我跟他往前走了几步。只见山坡那边有一个和我们村相似的村子，穿过芭蕉林，可以隐约看见房屋的茅草顶，不时还能听见鸡鸣狗吠以及孩子的哭声。村前也有一条小河，几个姑娘正在河边洗着什么。
“什么地方？”我问。
阿盛笑了：“就是越南的村子，阿珍家就在村口那棵榕树旁。那条河和我们村的河相连。”
哦，我们和越南可真是山水相连呀。
阿盛贴着我耳朵说：“青姐，如果美帝敢从越南入侵中国，我就去当解放军，保卫祖国。”
这个五分钟以前还被我嘲笑的阿盛，谁能说他的视野太狭窄了呢……
三
暑假一晃就过去了，我不得不离开了家乡。
岁月，就像我们村前那条河，静静地然而飞快地流逝了，我总忘不掉阿盛和他的伙伴们，还有那个小姑娘阿珍。从阿盛以后的来信中，我知道他高中毕业了，回乡参加了农业生产，而且真的当上了拖拉机手。
我参加工作后，曾写信问阿盛愿不愿来城里工作，他回信说：“青姐，我们的山村虽然又小又偏僻，但我有责任建设她，保卫她。越南当局说，凡有木棉树的地方都是他们的领土。现在，我们这里的木棉花开得正火红呢，可它是我们的，是中国的。我更不能离开这儿了……”
他的话是对的，在这个时候，边境上中国人对祖国大地的爱，更渗透了一种誓死保卫她的神圣感。
一九七八年二月，当我拿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第一件想到的事就是去看阿盛。
我又踏上了家乡的路，再不是泥泞的小径，而是可以并排开过两部拖拉机的大路了。村口的大榕树依然盘根错节，浓荫覆地，但落叶早已清除。原先那些带着原始风味的草屋没了，盖起了幢幢青砖红瓦房，但人们依然习惯地在院子的一角种上几株山芋，让那些磨盘样大的叶子覆盖了半个院子，在屋后种上几丛竹子，风一吹，竹子发出“吱—嘎，吱—嘎”的声响。
我没有见到阿盛，大伯父说他执行巡逻任务去了。原来越南当局向边境派来大批特工人员，他们的活动使边境上的冲突逐渐尖锐起来。我们的人常被打伤，庄稼被毁，村子里不得不抽出一些武装民兵守护村子，随时准备自卫还击。
天黑了，阿盛仍没回来，我只好先睡了。
大约是半夜时分，一阵拍门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我听到伯父去开了门，又听到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和轻微的呻吟声，我也急忙爬起来。
在堂屋那盏不很亮的电灯下，我看见一个青年小伙子背着枪，双手抱着一个姑娘，那姑娘的长发散着，脚上没穿鞋子，右臂上有一片血迹。
“怎么啦？”我的声音有点发颤。
那个小伙子这时才看见我，他惊喜地叫了一声：“青姐，你来啦？”
原来是阿盛！
我帮助他把姑娘安置在床上，大伯父喂了她几口开水，她才慢慢地睁开眼。
阿盛很激动地抓住姑娘的手说：“阿珍，快说，出了什么事？”哦，她就是阿珍！我眼前又出现了那个笑吟吟的、披发赤足的小姑娘。
阿珍用手比划着，嘟噜嘟噜地说了一大串，我愕然地看着她，又望望阿盛和大伯父逐渐严肃起来的面孔，虽然一句也没听懂，心里却有点不安。
阿珍话音刚落，阿盛就对大伯父说：“爸爸，您快找点草药给阿珍敷上。青姐，你帮帮爸的忙，我要出去一下。”说完，他的身影便消失在黑暗里。
大伯父一边给阿珍上药，一边告诉我，今天傍晚，阿珍到屋后抱草做饭，听到竹林里有人在商计明早拂晓到中越两个村子相通的路旁埋伏，趁中国农民出工时“绑架他们几个”。阿珍看清了那几个是派来的特工人员，心里非常着急，为了中国边民的安全，天一黑她就跑出村子来找阿盛，没想到在小山坡那儿遇到了特务，臂上中了一枪。她机智地滚下沟底，借着密草的遮掩，爬到中国境内，正巧碰上了闻声赶来的阿盛……
我很感动地望着阿珍。她有些疲倦了，微微地合着眼，脸色略显苍白，然而却不失那动人的光彩。此时，她咬着牙让大伯敷药，那微皱的眉头更显出一股坚毅。
天将亮时，阿盛和几个民兵悄悄地把阿珍送回去了。
他们走后，我再也合不上眼了，眼前总是浮动着八年前在河边认识阿盛、阿珍及那些小伙伴们的情景。在河里摸鱼的小阿盛，在山坡上笑吟吟地把玉米棒分给中国孩子的小阿珍，如今却在哪里呢？啊，那都是消逝了的过去了，阿盛和他的伙伴们，还有阿珍，都长大了。他们不再是孩子，而是保卫家园的安宁、民族的和睦和人类的幸福的战士了！
天大亮了，我抱起昨晚沾染了阿珍鲜血的被面到河边去洗。
这里的春天总是来得很早，才二月中旬，到处都飘来了花香，河边的竹丛拱出了几株肥大的笋子，竹枝上不时有一些黄羽毛的小鸟在啾啾地叫；小河依然静静地流着，水浅处有一群小鱼儿在悠然自得地游着，一见人影，它们就隐进了石缝。
我正要把被面浸入水里，却见竹丛后面坐着一个人，看侧影像是阿盛。
我冒昧地问了一句：“是阿盛吗？”
那人一惊，转过身来，果然是他。看到我，他不好意思地笑笑，过来帮我搓起被面来。
“你在干什么？”我问。
他脸上飞起红晕，好一会儿，才从口袋里掏出几粒豆子来。那是一种野生的豆子，半边是光亮的黑色，半边是鲜艳的红色，人们称作相思豆。
“这是什么意思？”我越发不理解了。
他憨笑着，把几粒豆子装进一个一寸见方的塑料袋，顺手从竹子上扯下一片竹衣，轻轻地把那个小袋子搁在竹衣上，然后又轻轻地放入小河，于是，像一叶小舟，载着这个年轻人的相思之情，竹衣一浮一浮地飘远了。
我更惊奇了：“你要让它飘到哪儿？”
“那边。”
“越南？”
“嗯。”
“给阿珍吗？”
他又脸红了：“又是，又不是。”
“为什么？”
他没作声。
我试探地说：“阿盛，中国和越南隔着一条国境线，现在关系又紧张了，你和阿珍怎么能……”
阿盛却反问我说：“青姐，感情也有国境线吗？”
我愣住了，是啊，感情……
阿盛沉思地说：“青姐，我常常往河里放相思豆，也许是阿珍捞着，也许是另一些越南人捞着，也许它飘得更远，甚至飘进了海洋，或者……或者到不了那边就让风刮翻了。可是我还是放。虽然谁也不知道谁是放豆的人，可是我要让全世界知道，我们要的是民族和睦，要的是人民幸福！”顿了顿，他又沉重地说：“但是，如果有人要挑起战争，我们是不怕流血的，只要能保住祖国的土地……”
我没有再说话，觉得自己错怪了他。虽然他的举动未免太幼稚，但我更清楚，有时候，人的理智是会被感情战胜的。是啊，此时，阿盛的心里正燃烧着一种热烈的爱情，但它不是狭隘意义上的爱情，它包含着丰富的内容：爱人民，爱祖国，爱和平……这种感情烧得那么旺，谁要触到它，都会被它烧得灼热！
住了几天，我就离开家乡了。阿盛把我送到车站。分手时，他说：“青姐，你在北京好好学习吧，祖国的领土不会在我们这一代的手里失掉的！”
我噙着激动的泪水握了握他的手，感到他真的长大了，瞧他那略透坚毅的眉宇，凸起硬肌的双臂，阿盛再也不是光着屁股摸鱼的孩子了。
五
果然，我入校两个月后，就收到了阿盛的那封信，还寄来了一张驾驶着拖拉机的相片。
不用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打响后，我就一直等待着阿盛的消息，每次从广播里听到胜利的捷报，我就猜想阿盛是不是也参加了这次战斗，甚至还想象到，每次战斗后的少憩，阿盛如何从衣袋里掏出相思豆，撒在和越南相连的河水里、竹林里……但是，我仍然没有收到他的信。
终于有一天，我接到了一封寄自边境的信，但不是阿盛的笔迹。一种难状的预感涌上心头，我急忙拆开信封，展开信纸，果然是陌生的笔迹：
青姐：
我们沉痛地向你报告，阿盛在保卫国土的战斗中牺牲了。他是在运送伤员时被罪恶的子弹射中的……
我突然觉得一阵头晕，拿着这张署名是“阿盛的战友”的信，我的手在抖，心在抖，眼前又浮起阿盛那含着憨厚、纯朴笑意的双眼，耳边又响起亲切的声音：“青姐……”
呵，不，我可爱的盛弟，他牺牲了，他不能再亲热地喊我一声“青姐”了……
可是，这会是真的么？
我默默地拿出了一年半前那封信，重新读着那几行灼人的句子，感到对这颗心的理解更深了。是啊，阿盛终于让自己鲜红的血液流入了祖国母亲的血管，让自己强壮的躯干融入了祖国母亲的身体，而他那一颗心，为伟大崇高的爱情所激动的心，依然在热烈地跳动着，当然，它也永远地跳动在祖国母亲的胸怀里……
（刊于《未名湖》1979年第1期）
岑献青，北京大学中文系1977级本科生。
小罪犯
王小平
一
在挂着“××区青少年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牌子的小院落里，聚集着不少剃着大秃瓢儿的青年人。他们都嘻皮笑脸地挤在一个窗前探看着什么，有人高声怪骂，也有人吐着口水，像欣赏一件“奇货”。
屋子的角落里缩着个比写字台高不了多少的男孩。他大脑袋尖下巴，孱弱细小的胳膊抱着床白底蓝花的薄被子，瘦削的肩头上斜挎着一个大书包，一件本来挺干净的蓝布衫蹭满了墙上的白灰，黑溜溜的眼睛里，滚动着哀求的泪水……那神态简直像只要挨刀的羊羔。
“姓名：童欣。年龄：九周岁。吓，这么小！……出身于一个文艺黑
线骨干分子家庭。文化大革命中，因其父母受到革命群众的批判而心怀不满，于1969年2月21日下午，在某学校的墙壁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祝林付……’标语下，书写了一条内容极其恶毒的反动标语，发泄其对伟大领袖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刻骨仇恨……”
薄薄的三张纸头，被哗哗的来回翻了好几遍了，屋里反而越来越静得出奇。是呵，这个由公安局和区革委会联合举办的青少年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主要对象本来是社会上搞打、砸、抢、偷的小流氓，像童欣这样的“学员”还是头一回收呢。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么重的案情，要不是童欣的年龄太小，绝不会送到这儿来的……
最后还是民警小赵咳嗽了一声，说：“是不是……暂时让他和徐鹏住在一起？”
大家皱着眉头，沉思了一会儿，没有人表示反对。
小赵直起腰，走向窗子。这时，不知谁不恭地说了句什么，窗外爆发出一阵狎侮的哄笑。小赵顿时火了，“砰”地一拳砸开了玻璃窗，怒吼着：“笑什么？！”
人群像炸了窝的绿头苍蝇，“呼啦”散开了。小赵铁青着脸，瞅着那些被窗户撞肿了脑袋、嘬腮咂嘴的学员，肚子里一阵子恶骂，好一会，才冷冷地对那伙人中的一个命令道：“郎国海，过来！”
郎国海晃着肩，懒洋洋地站到小赵面前。他二十上下，身体魁梧，肌肉发达，黑长脸上有不少粉刺，塌鼻子，厚嘴唇，一双本来还算端正的眼睛，因成天眯缝着，显出不怀好意的样子。剃得贼青瓦亮的大秃瓢儿，给他增添了慓悍和粗野。这就是本区赫赫有名的“八大金刚”之一。小赵鄙夷地扭过头说：“把这个新学员带到徐鹏屋里去。”
郎国海耸耸眉膀把手插在裤兜里，慢悠悠地走上前。他轻蔑地打量着缩在墙角的小东西，从牙缝中啐出一口唾沫，“哥们儿，走吧！”还没等对方躲闪，便饿鹰抓鸡似地提起他的衣领，扯了出去。
“放……放开！”男孩无力地挣扎着，他哭了，脚下跌跌绊绊，大书包不时磕碰着小小的腿肚子……
小赵跟上前去，犹豫了一下，没有制止。为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茫然地站了一会儿，似乎有点烦，他点燃了一支烟……
作为社会和人民利益的支柱，小赵执法严明，责罚无情，并常为此而骄傲。可惜，偶尔间他也会突然产生一种说不清楚的烦闷和苦恼……就在小赵竭力驱除心头的隐隐不快的同一时刻，一场大的骚乱，在那个连接学习班前后院的狭小通道里发生了。此时，那里充斥着邪恶的喝采、助威，和不堪入耳的叫骂，像十个污水站一齐在排泄脏物。灵魂畸形的人，总有自己特殊的生活附属品。对那些被腐蚀得只剩下一个躯壳的人们来说，挑衅械斗便是一种奇特的快乐了。他们好的时候酒肉不分，称兄道弟，转眼间又像疯狗般地撕扑，恨不得一口咬断对方的脖子。然而在公安局举办的学习班里打架却非同小可，何况对峙者的一方是学习班中的特殊人物徐鹏呢……
徐鹏是个高个子、宽肩膀、身体匀称的小伙子。要不是脸上的表情永远像要塌的天那么阴沉，敢说，算得漂亮。他生在高干家庭，曾是个有名的“铁杆儿”保父派。“文化大革命”初，造反派揪斗他父亲，他竟带着两个弟弟冲上去拿菜刀跟人拼命，结果进了公安局。后来，父亲以“叛徒”罪蹲了监狱，家被封了，他把弟弟托给了亲戚，自己独身到处流浪，想法子告状，联络人要把案子翻过来。在扒火车、睡桥洞的生活中，他认识了三教九流的人。无穷的失望、愤懑、苦恼，使他跟新朋友学会了抽烟、喝酒，也干过闹电影院、闯游泳场、吃“佛爷”（向一般的小偷、流氓要钱花）的勾当。……在学习班中，他沉默寡言，有工夫就蒙头大睡，从不闹事。一来，他不屑于理那些家伙；二来，一般的小流氓也不敢惹他，因为在他们眼中，这个高干子弟很有势力，换句话，就是“牌儿亮”，“份儿大”……
但现在，他却像一头好斗的狮子和郎国海扭在一块。“拿出来！”徐鹏的眼睛灼灼发亮，他嘴唇干裂，声音也有点嘶哑。
“呸！”郎国海斜视着对方，把嘴撇了撇。
在两个对峙者的旁边，站着童欣，他轻声抽泣着，时不时用手背抹去泪珠，小脸涂得白一道黑一道……
“有能耐，抢银行去，凭什么欺负一个孩子？！”
“真他妈的狗咬耗子多管闲事……”郎国海蛮横地骂着街。
血涌上了徐鹏的脸，他咬着牙逼上去：“你再不拿出来，我就……”
“啪”，郎国海抢先动手了。徐鹏踉跄了几步，本能地用手一抹，“血”！鲜红的血顺着他的鼻腔、口角淌下来。童欣首先发出一声尖利的喊叫，顿时人群大乱。
学习班中早就相传郎国海的“铁掌”极厉害，据说，他可以一掌剁断五块砖头……
徐鹏的眼睛已经充血了，脸上的肌肉在抽搐，他没有去理睬手上、脸上的斑斑血渍，又在向前逼近。的确，“见红”了，这对打架双方都是很大的刺激。
狞笑着的郎国海向后倒退了两步，脸上显出兽性的警惕和凶狠。他下意识地微曲两腿，眼睛牢牢地盯着徐鹏。突然，他身子一弹，右手以闪电般的敏捷，狠狠砸向徐鹏的太阳穴……
人们都倒吸一口凉气。可徐鹏轻轻一蹲让过了拳头，借着郎国海向前冲的惯性，就势有力地扣住他的手腕，另一只胳膊勒紧下颚，猛抽身弓腰，“通！”郎国海像个大口袋，被反着重重扔在地下。一切都快得难以叫人相信。徐鹏已经像只老虎扑上前，膝盖抵在郎国海的胸口上，大拳头没头没脑地揍下去，郎国海怪叫着，在地上拼命翻滚，曲扭……
“徐鹏！”一只有力的手猛地揪住了徐鹏的胳膊，可他疯了似地挣扎。“徐鹏！”这是在命令了。徐鹏愤怒地抬起头，他脸肿了，眼睛里充满狂暴，但是当他看见一个红得耀眼的公安帽徽时，不由慢慢松开了手。
已经滚成土猴般的郎国海正不断呻吟着，这回他算吃大亏了。小赵哼了一声，厌恶地用脚尖踢踢他，厉声吩咐着：“你们两个打架的听着，晚上都上办公室来。”随后，叫两个人搀郎国海回宿舍去。郎国海艰难地爬起来，但他瘸瘸拐拐没走两步，就被徐鹏堵住去路。“拿出来！”他嗓子全哑了，还是那一句简单的话。
郎国海阴沉地看着他，那目光像要把徐鹏吞了，手却不由自主地伸进兜里，掏出了一小卷钱和粮票，扔在地下。
人渐渐散去了。一阵大风把地上的纸票子刮得团团飞舞。已经清醒过来的童欣并没有去捡钱，他怯怯地看看四下，从口袋里抓出一块皱巴巴的蓝格儿小手绢儿，走过去，轻轻扯扯徐鹏的衣袖：“你弯弯腰好吗？”
徐鹏缓缓低下头，凝视着这个可怜的小东西。童欣立刻把手绢沾上口水，踮着脚去擦徐鹏脸上的血迹，嘴里还奶声奶气地问着：“大哥哥，你疼吗？”……
二
童欣开始生活在一个难以描述的世界里。他天真的眼睛第一次看到了社会中一个肮脏黑暗的角落。愚昧，堕落，欺诈，勒索，逆来顺受……一切都使那个稚气、纯洁的灵魂战抖得像一片树叶……
这一天，童欣猫一般轻手蹑脚地跑过院子，突然，背后传来一个恶狠狠的声音。
“小反革命，跟着徐鹏你也长份儿啦！”
童欣惊诧地回过头，原来郎国海夹着把条帚正站在他后面。上回打架后，郎国海受到重重的处罚，命令他打扫半个月的学习班大院儿。这会儿，他脸上带着怪笑，牙齿磨得咯咯响，眼睛一眨一眨，让童欣瞧着，活像传说中那个专吃小孩心肝的妖精。童欣吸了口凉气，不由撒腿就逃，既不辨方向，又不选道路，直到一头撞进一个人怀里。
“童欣，你怎么啦？”．
小赵抓住童欣的胳膊，莫明其妙地问。
童欣大口大口喘着气，眼睛仍惶惶地向后瞟着，当终于发现已经没有危险了，才慢慢定住神。
小赵打量着这个奇怪的孩子，不禁习惯地皱了皱眉头。和纤巧的四肢比，这孩子的脑袋真是大得出奇。成天愁眉不展地苦着脸，像受了天大的委屈。
“跟我来吧，我正找你。”
童欣迟疑了片刻，只得默默地随在后头。童欣对公安人员很怕，因为是他们把自己抓到这儿来的，但并不恨，这又因为他从小被告知，“警察叔叔是顶好的人”……
进了屋，小赵指给童欣一把椅子，然后点着了烟，开始思索怎么进行这场谈话。
这个学习班并非正式的司法机关，它的主要任务，就是查清每个学员的案情，根据轻重处理，或教育教育放回去，或戴上手铐押送公安局……
“童欣，你父母是干什么的？”小赵显得很随便，他递给童欣一杯水，像是闲聊天。
“音……音乐家。”童欣低声回答着，胸口轻轻发出一声叹息。
“弹钢琴的？”
“爸爸是拉小提琴的，妈妈是唱歌的。”
“你也准会拉提琴啰？”小赵的视线不由落在童欣纤细的手上。
童欣轻轻点了点头。屋里静了片刻，杯中冒出的袅袅水气，在童欣的眼前散去，被遗忘的情景，展现在孩子的脑海里。……多美的黄昏呵，爸爸牵动了银色的琴弦，依在窗前微笑的妈妈柔声伴唱着，纯美、悠扬的旋律，萦绕在玫瑰色的天空里，连晚风都醉了……
“你父母在文化大革命中挨了斗？”
童欣身体微微一震，半晌才“嗯”了一声。
小赵把语调放得更加和缓：“童欣，你父母都是坏人，他们对人民犯了罪，可你还小，即使干了点错事，也是上坏人的当，对不对？……所以，你应该和父母彻底划清界限，勇敢地揭发他们。现在，我来问你几个问题，你都老实回答，好吗？”
童欣没出声，只是把头垂得更低了。
“怎么不说活，难道你愿意别人说你是小反革命？！”
这句话像一把尖利的刀子，刺进童欣的心里，他乞求地抬起头，眼中盈着泪水……
“好，那你说，是不是你父母指使你写的反标？”
童欣被吓呆了，他瞪圆双眼，神态一会儿迷茫，一会儿惊慌。突然，他咬住下唇把脸扭到一边。
“童欣，你别怕，只要说了，马上就放你出去，你希望当红小兵吗？我可以去跟学校说……”
“不！不是！”童欣尖声叫起来，“我爸爸妈妈早就被关起来了……”一串串泪珠顺着他苍白的面颊徐徐落下。
小赵愣住了，感到从未有过的尴尬。他不由干咳了两声，恼火地逼问着：
“那你为什么在‘万寿无疆’的下面写个‘狗’字，为什么？！”
“不，不知道。……”
“还不老实！”桌子被狠狠击了一拳。
童欣哆嗦了几下，终于咧开嘴放声大哭起来。
小赵焦燥地在屋里兜着圈子。
“不许哭，不许哭……你，你说说写这个字前，你是怎么想的？”
“我也不知道，我看见到处都是……呜呜，都是狗……”
“十足的小滑头，小坏蛋，顽固到底，血管里流的都是你老子的血……”盛怒中的小赵，一把提起童欣拖了出去。
在办公室对过，是一间经常作为禁闭调皮捣蛋的学员用的小木板房。
“通！”童欣被扔了进去，门紧紧关上了，外加了一把大锁。黑暗中，童欣恐怖地抱着肩头缩在地下，一阵阵的寒战，把他的抽泣都给堵回去了。突然他发现一缕从门缝里射过来的日光，想都没想，他就“哇”地扑上去，拼命哭喊着踢打起门来：
“放我出去，我不是小反革命……我不是，不是故意的……小朋友都不跟我玩，说我家是狗窝，骂我是狗崽子……我又看见到处都有打倒那个叫什么‘狗’的人的话，呜呜……我看好玩，就拿着粉笔学着描……我不是故意的，放我出去……”
门外等待的小赵，不由自主地把视线落在学习班的院墙上，在那儿有用白漆新刷的“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只是“奇”字模仿了社会的时髦写法，倒放着变成一个“狗”字……从逻辑上推，这似乎也有几分道理，难道是笔误……猛地，小赵缩回了已经摸到那把大锁的手，不，不能轻信，因为，这个孩子的家庭出身和受到的种种教育……小赵狐疑地望着那扇“轰轰”作响的木门，眉心结起了疙瘩……
三
中午，太阳很好，和煦的春风吹在脸上，让人禁不住想打瞌睡。
童欣那天被从小黑屋里放出来后，再也没人向他追查过“反标”的事，这使他渐渐安了心。今天中午，徐鹏和他一起到院儿里来晒太阳。他们拖出了一把椅子，徐鹏坐在上面，童欣骑在徐鹏的腿上，亲昵地向他述说着一些零碎、不连贯的事情。突然，童欣想起了什么，趴在徐鹏的耳边轻声说：“昨天晚上，你说的话，准是骗人。”
“昨晚？噢……你不信？好好，我给你表演表演。”
徐鹏让童欣下地，自己站起身，摸出一个黑钱包递给童欣：“这个就算是你的钱包，可装好了，小心我偷……”
童欣把钱包端详了一下，揣进兜里，天真地用手护住，歪着头说：“你偷不走。”
“行，咱们现在就装着不认识。”徐鹏把帽子檐向下一拉，手揣在裤兜里，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他走着走着，冷不丁朝正发呆的童欣轻轻一撞，失去重心的孩子身子一歪，踉跄了好几步，待站稳后，一摸兜儿，脸“唰”地白了。
“唉呀，钱包……”
徐鹏微笑着从裤兜里掏出了那个黑钱包：“这儿呢。”
童欣一愣，“呀”地一声尖叫着扑上去。“你是怎么拿走的，告诉我！告诉我！”
徐鹏伸出右手晃了晃，“看，就这样—”童欣还没来得及躲，自己的小手绢儿已经夹在了徐鹏的食指和中指之间。
在童欣看来，这简直比变魔术还神奇。他溜圆的眼睛里闪着惊异、喜悦的光彩。“咦，你是怎么学会的？”
徐鹏嘘了口气，回到椅子前，懒懒地坐下。
“常进局子的人，这是小意思。”
童欣轻轻“哦”了一声，似乎明白了什么，可立即又产生了怀疑：“那你没偷过东西，对不对？”
“谁说？”徐鹏皱起眉头。
“你跟他们不一样，一点儿都不一样……”童欣认真地摇摇头，用小手摸着徐鹏的脸颊，“我看你是个好人。”
徐鹏的眼圈红了，他猛地把童欣搂到怀里，嘴唇上浮现着一丝苦笑……
“论偷东西，郎国海可是老行家啦。你注意过他的手吗？右手食指和中指一样长。听说有一回公安局抓了他，他指天发誓再也不干了，还用菜刀剁断了中指。可谁料到，放他出去不到两星期，作案率几乎翻了一倍，后来才闹清，正因为他砍齐了手指，偷东西才更方便了。”…
童欣吃惊地听着听着，竟忍不住用手试着做了个夹钱包的动作……徐鹏见了，脸上倏地变了颜色，他狠狠咬了咬自己的嘴唇，有些不自然地抓起童欣的小手端详着：“咱们不说那些了，我给你算算命……瞧你手上的这几条纹路多长啊，……看来像是好命。哦，不，全是胡扯！”徐鹏丢开了童欣的手，苦恼地抱住了自己的头。
“听着，童欣，我是要说，人的手不是用来干那些坏事的，你要好好学习将来做个有出息的人……”
童欣微微转动着亮晶晶的眸子，情不自禁地笑了。是啊，孩子是最善于憧憬将来的。他思索了一会儿：“将来……对！我将来要拉小提琴，站在台上，像爸爸那样……”他欢呼地跳到一旁，摆了个演奏的姿势，神气十足地嚷着：“徐鹏哥哥，等把咱们放出去以后，我拉提琴给你听，我会好多好多曲子，贝多芬的，舒伯特的，肖邦的……噢，你爱听《摇篮曲》吗？就是这样的……”他拉着幻想中的提琴，细声细气地哼唱起来……
徐鹏呆呆地看着他，目光凝滞了。此时，他一直压抑在心底的苦楚、悲愤，到了爆发的边缘。是的，自己被毁掉了，毁得那么彻底，那么惨。但是，他不能看着眼前这个孩子也被毁掉，不能！可是，他又能做些什么呢……
四
过了几天。中午，刚吃完饭，一个小小的人影溜进了办公室，他贴墙站着，面孔白得像张纸，闪着泪光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正在看报的小赵。
童欣的嘴唇颤了颤，他低下了头。
小赵上下打量着他，突然，心“忽”地一沉，隐约感到了一阵忐忑不安。这时，他听到了一个微弱的声音：“今天下午，你们是要斗争我吗？”
小赵愣住了。果然他已经……干咽了两口唾沫，小赵有些不自然地避开了童欣哀求的目光。
前两天，学习班的几个工作人员商量开批斗会的事，提出了童欣，因为这个学习班里，隔一个星期要开一个批斗会，目的是给那些案情较重的人施加压力，敦促他们交待问题。当然，也有点儿杀鸡给猴看的味道，警告其他学员老实点儿。不过对象每回都是现定。对于童欣，小赵犹豫了一下，当然，决不意味着袒护，只是小赵在心底里不大情愿把这个孩子和真正的“罪犯”联在一起，何况想到他才九岁，怕经不起……但有人强调指出，童欣的案情如此严重，而至今态度还很不老实，需要“帮助帮助”……小赵也不好争辩，便同意了。
“童欣，你，……你怎么想的？”小赵尴尬地在兜里掏着烟盒儿。
这铁一般的证实，把童欣的最后一丝希望打破了。眼泪扑簌簌地从他的眼眶里滚出来，落在那件蓝布衫上。小赵无意中发现，他的衣服已经没有来时那样整洁了，袖口上蹭得油渍麻花，扣子少了两个，衣襟上有被炭火烤焦了的痕迹……
一种怜悯的情感，悄悄向上涌来。小赵忍不住轻轻抚摸着童欣的头，安慰着：“童欣，不用怕，这是为你好嘛！让大家帮助你提高认识……”
“别斗我，别斗我……”
“童欣，不要这么闹，听话……”
“我听话，听话……”童欣点着头，哽咽得上气不接下气，成了个小泪人儿。“别斗我，我以后一定听话，乖乖的，再也不用粉笔乱写了，再也不……行吗？”
他苦苦哀求着，扯住了小赵的袖子。声音那么悲切、凄凉，简直能叫石头动心。小赵不由呆住了，然而他能说什么呢？……最后，还只得慢慢拂开童欣的手，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童欣绝望极了，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咬着咬着，终于失声痛哭起来……
整整一个中午，童欣靠在墙上，尽情地哭着，一直到嗓子沙哑。小赵闷闷地坐在桌前，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
两点钟，已经哭傻了的童欣，被带进了批判会会场。他麻木地向四下望了望，这么多双眼睛正奇怪地盯着自己……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
在“嗡嗡嗡”一片参差不齐的背诵声中，童欣似乎更糊涂了。
“小反革命，低头！”一个粗暴的声音，炸雷般地响在童欣耳边，他的头被狠狠地按了下去。
童欣站在那儿，艰难地喘着气，大大的脑袋垂在胸口上，使他那瘦弱的脖子更显得纤细了。
突然，有个人出人意料之外地站起来大喊：“我发言！”大伙儿把目光转去，不由都愣住了，竟是他—郎国海？！
主持会议的小赵迷惑了片刻，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郎国海满脸邪气地扫了一眼众人，大摇大摆地走到了会场中央：“我，要发言批判小反革命分子童欣。”他把敞着的黄布棉袄一撩，手扠在腰间，眼里冒出一股凶光。
“小反革命分子童欣，从小受他的狗爹狗娘的反动教育，满脑子尽他妈的要当个什么‘家’。文化大革命，他爹娘完蛋了，童欣心里甭提有多恨了，总想瞅空子对咱无产阶级专政和伟大领袖毛主席进行阶级报复……”
这样一篇有条有理的堂皇之词，发自于这样一个流氓、无赖的口中，人们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感情最复杂的莫过于小赵了，他疑惑中混杂着隐隐的不安，赞许里又有几分本能的厌恶……
郎国海说到慷慨激昂之处，猛一转身，狠狠抓住童欣的右胳膊举起：“大伙看，他竟敢用这只狗爪子写反动标语，咒骂毛主席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能答应吗？”
底下有人起哄似地跟着：“不能！不能……”
郎国海狰狞地将脸上的肌肉一绷，童欣像只弱小的羊羔被高提着离开了地面。在强暴面前，他失去了一切能力，清秀的五官痛苦地扭歪着，小腿无力地踢蹬了几下，连那细嫩的胳膊，在郎国海的铁掌蹂躏下正发出…“咯咯”的声响，都隐约可闻。
“郎国海！”小赵深感不快地皱起了眉头。
郎国海似乎没有听见，他继续在高呼。“……所以，我们必须捍卫毛泽东思想，对这样的小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话音未落，他挥起一只手，重重地朝童欣的胳膊劈去。
“呵—”一声撕人心肝的惨叫回荡在屋子上空，童欣晃了晃身子，便软绵绵地扑倒在地下。
整个会场大乱，小赵恼火地一把揪住郎国海：“谁让你打人？……”
“小反革命……”郎国海嘀咕着向地下瞥了一眼，冷笑着抬起了头，他眯缝着眼睛看着小赵。小赵突然打了个寒战，因为，他从那双混浊的眼睛里，发现了满足和快乐……
童欣昏沉沉地躺着，身体微屈，双目紧闭，嘴角无力地聋拉着，脸色像一片枯黄的树叶。徐鹏阴郁地走到孩子身旁，一声不响地蹲下，用发抖的手，拿起了孩子的胳膊。突然，他咬紧牙关，面部肌肉可怕地抽搐起来……那只受伤的胳膊被慢慢放在了孩子的胸前。
徐鹏歪歪斜斜站起来，发狠地盯着小赵，唇边浮现出一丝恶意的怪笑：“好，好极了，只不过断了一只手……”
五
童欣的模样已经让人难以辨认了，似乎那娇嫩、纤细的灵魂和肉体在一分钟、一分钟地枯衰。他粉红丰满的两颊干瘪了，深陷的眼窝旁一圈黑紫色的阴影，身体瘦得只叫人更加注意那个大脑袋，成天无精打采地垂在胸前。在童欣的眼睛里，再也看不到孩子稚气、可爱的活力，两个眸子无论注视任何物件，都显得冰冷、呆滞。他的胆子也变得特别小，一点动静，便会恐怖地抱着那只受伤的胳膊哆嗦起来。
清晨，四处弥漫着乳白色的雾气，马路上的行人还很少。远近都能听到一只队伍杂乱的脚步声，这是学习班的学员们在出操了。领队的小赵威严地喊着口令，并不时大声斥责、怒骂着某个跑错了步伐的学员。自从那次批斗会以后，小赵的心情一直很恶劣，动不动就发火。今天因为大雾影响了视线，心里更添了几分不痛快。
收操后，队伍被带回了学习班大院。小赵照例要进行一番训话。突然，当他的眼睛无意识地扫到队尾时，感到一阵诧异……
“童欣呢？”小赵大声地问。
学员们纷纷朝一个方向望去，不由都愣住了。队伍里出现了“嗡嗡”的议论。
“也许是掉队了……”小赵暗暗猜测着，宣布“解散”……
然而，整整一个上午，童欣都没在学习班里露面……
“逃亡”，这是个永远属于“犯罪者”的名词，一旦有人付诸行动，对“法律”来说便是个不可宽恕的罪恶。此时，那个逃亡的孩子哪里知道，自己的命运将多么险恶……
学习班的工作人员几乎全部出动了，大半天的工夫，找遍了童欣可能去的地方，并给公安局和附近的派出所挂了电话，但都一无所得……
天黑了，小赵疲倦地回到了学习班。他推着车低头走进了车棚，刚上好了自行车锁，突然发现一个黑影正尾随着他。
“谁？”
“童欣……找到了吗？”那个黑影发出了阴沉的声音。
小赵听出是徐鹏，哑着嗓子勉强回答：“没有。”
“那么明天呢？……”徐鹏恳求地挡住了朝外走去的小赵。
“明天怎么样？”
“你们应该把他找到。”徐鹏的语气中充满着焦虑和愁苦。
良心的折磨，使小赵在刹那间变得异常粗暴：“这关你什么事，就算找到了他，也要重重地罚他！”
徐鹏沉默了，用阴郁的目光盯着对方。
“走开！”小赵狠狠地把徐鹏推到一边，径自走去。
“是你们毁了他。”身后传来了咬牙切齿的威胁和诅咒。
“胡扯！”小赵倏地回过头，“他自己要逃跑，拒绝教育，顽抗到底……”
“是你们毁了他，毁了他的手，也毁了他的心！整个的毁了……他才九岁，才九岁呵！你们没良心，没有人性，没有……”
“住口！”
已经有些发狂的徐鹏，在严厉的喝斥下闭住了嘴，他浑身打着哆嗦，僵持了约一分钟，终于默默地走开了。
然而，小赵却在黑暗中痛苦地站了很久很久……
六
几天以后，东城区的一条狭小的胡同里，拐出了一个孩子，他衣裳褴褛不堪，茅草般蓬乱的头发覆盖着苍白的前额，右手用一根肮脏的绷带吊在胸前，瘦仃仃的肩头有气无力地顶着墙，慢慢走着。突然，有两个正拉着手，聊得热火的家庭主妇，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呆呆地望着她们，饥饿的眼睛里射出了一道光芒。呵，就在那儿，她们的身边，放着个小竹篮，里面装满印着深红色花样的糖火烧和黄灿灿的油条，真诱人呵，简直像一块巨大的磁铁把这个快饿疯了的孩子吸引了过去。他出神地看着，看着，渐渐忘记了一切，禁不住伸出肮脏的指头去抚摸它们……
“唉呀，干什么？！”
尖利的惊叫，把孩子吓了一跳。他打了个寒战，扭头就跑。“小偷，准是个小偷。”身后响起一片呼喊。
这时，迎面赶来几个小伙子，把奔逃的孩子一把掀翻。“我，我没有拿，没有……”孩子大口喘着气，刚要争辩，胸口上就重重挨了一脚，随后急雨般的拳头和皮鞋，落在这个小小的肉体上。有什么法子？社会上专有这样一些借“帮闲”的机会“过瘾”的人，尽管他们的生活并非十分光明、纯洁，但偏喜好充当“正义者”的角色。
“别打了！”忽然，人群外冲进一个女同志，她涨红了脸，狠命推开了那几个年青人。“我，我数过了，油条没有丢……”她不安地解释着，“我看见他把手伸到篮子里，以为他……呵！”女同志的眼睛向下一扫，睑“唰”地白了。她半张着嘴，话哽在了嗓子里，身子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会，扑在沾满血和土的孩子身旁。“太造孽了，太……”
人们都缄默了，那几个小伙子也显得有几分无聊和不知所措。
这时，一个在人群中冷眼观看好一阵的民警，不声不响地走了出来。他毫无表情地弯下腰，伸手去扯孩子……
“把他送到我家去吧，都怨我……”那个女同志轻声恳求着。
民警犹豫了片刻：“哦，我们还需要搞清他的来历。”
说话间，那个一直躺在地下的孩子突然跃起了，只听见“唉哟”一声，民警“倏”地缩回了手。人们看到两排牙印深深印在民警的手臂上……
在皮鞋和拳头下没有进行任何抵抗的孩子，此时却狠狠地瞪圆了他红肿的眼睛，脸上的表情那样恐怖和憎恶。他紧咬着牙，猛然转身从人群中钻了出去。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人们都惊呆了，只觉得在疯狂的奔跑中，那孩子似乎磕绊了几下，撕碎了的蓝布衫在风中翻动了一阵，便消失在胡同的尽头了……
（刊于《未名湖》1979年第1期）
王小平，北京大学中文系1977级本科生。
幸福大街十三号
李…平
一
1974年深秋的某个早晨。大街上冷冷清清。一阵秋风，便道上枯黄的落叶哗哗翻滚。远处，卖冰棍老太太的吆喝声单调而凄凉。方成裹紧身上的旧黑呢大衣，踢开脚边的石子，的一声，石子卡在路边下水道的生铁格栅上；他又向前走去。刚才姐姐的电话真让人不可思议：小虎子昨天下午在大街上放风筝，喏，就他妈这条大街，光天化日之下失踪了！姐姐的哭哭啼啼和电话中断的讯号连在一起，搅得他脑袋嗡嗡直响。坐在对面的组长老孔投来询问的目光。他放下听筒，恢复了常态……
他停住脚步。马路对面，一排高大的洋槐被齐根锯倒，横七竖八地躺在便道上。一辆黄色的日本吊车停在路边，把锯倒的洋槐吊到一辆大型拖车上。哨子吹得嘟嘟响。四五个工人正忙着挂钩。
方成凑近卖冰棍的老太太。“挺好的树，怎么……”
“冰棍，三分一根，五分一根。”那张满是皱纹的瘪嘴翕动着。
“同志……”老太太的嗓门之大，使他放弃了继续询问的勇气。他过了马路，走到靠在拖车前挡板上抽烟的司机跟前。“请问，这干什么呢！”
满脸络腮胡茬的司机哼了一声。“你自己没长眼！”
“我是说，这树干嘛锯了？”
“你挣多少钱，管那么宽？想留棵盖房当柁使？实话说吧，我都没份儿。”司机甩掉烟头轻身爬进驾驶室，砰地把门带上。
方成咬了咬嘴唇。一个拎菜篮的中年妇女擦身而过。他转身跟上去，搭腔问：“您这萝卜哪买的？”
“东边的副食店。”
“噢，谢谢。”他客气地笑笑，并行了几步。“这树怎么给锯了？可惜。”
“谁知道。听说昨儿风筝挂树梢上了，有个野孩子爬上去够……”忽然，她闭住嘴，神色惶恐地匆匆走开。地面上，一个长长的影子滑过来。
方成转过身。一个穿皮夹克的人，压压头上的绿军帽，扫了他一眼，走过去。
他这才发现，在锯倒的洋槐后面裸露着一堵高大的围墙。由于年代久远，有些地方灰皮剥落，露出古旧而结实的大砖。他深深地吸了口混杂着汽油和槐木香味的空气，沿着墙根往回走，他的影子在坑洼不平的墙上跳动。走了二三十米，围墙凹了进去，现出两尊石狮子守护的大门。门上的红漆有点褪色，蒙上一层灰尘，似乎很久没有打开了。一个普普通通的红底白字门牌：幸福大街十三号。门牌下面是个乳白色的电铃，那么精巧，和周围的气氛很不协调。他踏上台阶去按电铃，可是怎么也按不动。细细一看，底座和按钮是一体的，原来是个装饰品，这里外的信息怎么传达呢？他惘然了。
当他一步步退下来，想看清整个大门的时候，正巧撞上一个过路的老头。
“对不起，”方成歉意地点点头。“请问，这里住着什么人？”他愣住了，从老头眼睛深处流露出来的恐惧，使他不禁也有点腿软。老头踉跄逃走，拐棍在方格砖上零乱而急促地敲着，声音消失在远处。
一个小男孩走过来，他正专心地用铅笔刀削着一根槐树枝。“小朋友，居委会在哪儿？”
男孩抽了下鼻涕。“你家死人啦？”
“干吗非得死人才找他们？”
“开追悼会呗，”男孩用树枝指了指，“从那条胡同拐弯儿。”
“是什么胡同？”
“百花深处。”
小胡同在歪歪斜斜的自盖小房之间蜿蜒伸展。有时方成不得不侧身而行，免得板条和钉子挂破大衣。在胡同尽头，在一个略显宽敞的院落门口，“居委会”和“红医站”的两块木牌左右并列。牌上满是孩子的泥手印。
他推开北屋的门，探进头去。“居委呢？”
“你带证明了？”一个正在打毛衣的姑娘埋头问。
“什么证明？”
“死亡证明书。”姑娘不耐烦地说。
屋里一片雪白：床单，挂帘，桌椅，再加上那姑娘的脸色，方成不禁打了个冷颤。“没，没有，我是为……”
“告你说，我这儿不签字，追悼会没人给你开！”
“我是来找人的。”
“找人？”她惊奇地抬起头，用毛衣针撩了撩头发。“你懂不懂规矩？”
“这是……”
“红医站！”
方成退到院子里，发现南屋人影绰绰。他走过去，在门上敲了敲。
“进来。”有人说。
在一张长条木桌周围坐着十几个人，他们默默地盯着他。屋里光线昏暗，看不清他们的面孔；不过从那沉重的气管呼嗤声来看，大部分是老太太。
“签字了吗？”桌子尽头有个女人发问，声音显得较年轻，大概是主任吧。
“没有，我……”
“这么说，还剩口气儿。”主任尖刻地说。
一阵哄笑。一个胖老太太笑得喘不上气来，旁边有人给她咚咚地捶背。
“我是记者。”方成赶紧声明。
顿时，屋里一片死寂。大家面面相觑，似乎都不太明白他的意思。
主任首先反应过来。“证件。”
方成刚掏出记者证，就被靠门口的人抢走，红本证件沿着桌子的一边传看着，议论着，被一只只手翻来翻去，有的摇着头，有的用指头蘸着唾沫在上面蹭蹭，证件最后落在主任手里，她捏着证件，端详了一阵，又让旁边一个戴花镜的老头念了念，才点点头。
“嗯，你是来照相的？”
屋里嗡嗡地骚动起来。一双双混浊的眼珠发亮了，你推我搡，甚至连伏在桌上睡觉的也弄醒了，似乎他们等了一辈子的事情终于到来了。
“照吧，我们正学文件呢。”主任神气地说。“腰板挺直点儿，别憋镜头！”
大家挺直腰，拿起桌上的纸页，瑟瑟作响。
“等等。我没带相机……我是为别的事来的，想打听一下幸福大街十三号住着什么人。”
“你怎么不早吭气？”主任不满意地说。
“我还没来得及……”
“好啦，你打听什么？”
“幸福大街十三号……”
“指活人？那不归我们管。走吧，下回别尽大喘气，这儿老胳膊老腿儿的，经不住折腾。”
“归哪儿管？”
“安静点儿！现在咱们继续学习。刚才说哪儿了？噢，四号向阳院陈哑吧永垂不朽后有人问为啥要多发个口罩……”
“怕他死后吭气。”墙角传来嘎哑的怪声。
“照你这么说，等你明儿永垂不朽，该发根拐喽？”戴花镜的老头顶了一句。
“我又不瘸不拐……”
他们吵了起来，乱哄哄地嚷成一片。方成趁机溜出来。走到门口，他徐徐地舒了口气，觉得自己真和死一回差不多了。
半路上，有个院子正拆房，尘土扬到半空中。一群孩子挤在门口朝里张望着。院子里，几个工人一边喊号，一边抱着杉篙撞击东厢房的最后一堵山墙。在一片瓦砾之中，正砌起一个圆井式的建筑物。
“这是什么地方？”方成问孩子们。
“房管所。”一个小女孩怯生生地说。
方成跨进院子，跳过一堆白灰，碰上一个拎着桶灰浆的小伙子。“我是记者，你们所长在哪儿？”
“嘿，王头儿—”他朝高处喊了一嗓子。
从脚手架上探出个脑袋。“谁呀？”
“又是报社的。”
王所长敏捷地跳下来，搁下灰铲，用袖口擦着额角和肌肉发达的脖颈。“嘿，你们消息够灵的，我这项革新才开个头儿……”
“革新？”方成有点莫名其妙。
“这么说，又是冲干部劳动这条来的？那条消息你们报社发了六、七回了，每回只改一两个字，我再一细瞅，改的还都是我的名字。让你们一折腾，有阵子我也闹不准自个儿该叫啥。瞧这圆家伙，怎么样？”
“这是什么？”
“房子呀，全新式样的！”
“筒直像个……”他把“坟墓”两字咽了回去。
“碉堡，对吧？不过没有枪眼。”
“那门窗呢？”
“都开在顶上。”王所长兴奋地搓着手，弹出一个个小泥球。“备战、防盗、挡风、抗寒，好处多着哩。这是打咱们老祖宗那儿学来的。”
穴居时代，方成苦笑了一下。
“关键是造价便宜，可以成批生产，用混凝土浇灌；比造个鸡窝费不了啥，可比碉堡还结实。这要是全国一推广，你我算是出了名喽。别的不说，我先挪挪窝儿，坐坐局里的沙发椅。这话可别登报哇！”王所长从口袋里摸出张硬纸，“你先瞅瞅图纸，我们正拆房，空气不怎么新鲜。嘿，小李子，又给铁锹号脉呢？去，搬个凳子来……”
“不，我回去看吧。”方成觉得有点晕，那个圆建筑物晃了晃。“顺便问问，幸福大街十三号住着什么人？”
王所长摇摇头。“那儿不归我们管。”
“归哪儿管？到底归哪儿管？”
“别急呀，让我琢磨琢磨……要不，你到我们局里打听打听，那儿有张大地图，标得一清二楚。”
“行，我去试试。”
“顺便帮个忙，捎上这张图纸，让我们局长瞧瞧。这儿派辆三轮摩托送送你……”
“不用了，谢谢。”…
“要是出了名，咱们谁也别落下谁。”王所长在后面喊了一句。
方成摇摇晃晃地走出来，站在路中间，望着天空。
二
女秘书从橡木大门后闪出来，皮鞋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橐橐的响声。她笑咪咪地走到方成面前。“记者同志，丁局长很高兴见到您。另外，还有十七位局长也都想单独跟您谈谈，时间由您来安排吧。王局长想跟您谈谈无产阶级接班人的问题；田局长想谈谈他的战斗历程；吴局长想谈谈……”
“哪位是正局长？”
“我们这儿不分正副，按姓氏笔画为序。”
“很抱歉，我没那么多时间，我是为别的事来的，再说，他们怎么知道我来了？”
“刚才正在开局长会。”
“让我给冲散了？”
“不，没关系，已经开第九天了，他们巴不得休息一会儿。”女秘书做了个手势。“请吧。”
局长办公室里烟雾腾腾。从椭圆形的会议桌旁站起一个矮胖、红光满面的老头，笑盈盈地伸出手。“欢迎，请随便坐吧。抽烟吗？”
“不，谢谢。”
丁局长点燃一支烟。“你听说过‘安利本’这种药吗？”
“没有。”
“这是国外治疗冠心病的特效药，你们不出国采访？”
“机会很少。”
“能不能托人帮我搞点儿？”
“我尽量试试吧。怎么，您有冠心病？”
丁局长忧郁地点点头。“老啦，不中用喽，说不定你下趟来，在这儿就座的是王局长……咱们书归正传吧。”他咳了一声，表情严肃而庄重。“大批判带来大转变，大转变促进大批判，工人同志干劲十足，生产指标稳步上升。本季度完成原订计划百分之一百五十八点四，比去年同期提高一点四倍……”
“对不起，丁局长，我不是来采访的……”
“噢？”
“我想打听个地方，幸福大街十三号住着什么人？”
丁局长红润的脸上沁出了汗珠，他掏出块手帕擦了擦。”你不是给我出难题吧？这么大城市，我怎么能像生产进度表那样背下来呢？”
“不，听说这儿有张大地图……”
“对，我差点忘了。”他掐灭烟蒂，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瓶，倒了几片药，塞进嘴里。“你对鸡血疗法怎么看？”
“我没试过。”
他按了一下桌上的电钮，墙上的红色帷幔缓缓拉开，他拎着一根藤条，走到地图前。“甩手疗法呢？”
“我看，还是有效吧。”
“对，非常有效，幸福大街……三十号……煤铺。”
“是十三号。”
“十三号……十三号，来，你自己看看是什么？”
一块空白。
“怎么没标出来？”方成问。
丁局长拍了拍他的肩膀。“老弟，你仔细看看，上面有不少这样的空白，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
“公安局也不知道？”
“这个嘛，你不妨去试试，我们这儿正对着公安局后门，很方便，你觉得心脏起搏器那玩意儿靠得住吗？”
“起搏器？噢，对不起，我不太懂。”方成在口袋里摸索着，掏出那张图纸。“上午去房管所，王所长让我捎给您看看，是他的革新成果。”
“那小子精力有点儿过剩，就像个变戏法的，总得来点新花样。我们这儿不少大事还顾不上呢。”丁局长皱皱眉，把图纸团了团，扔进墙角的字纸篓。“‘安利本’，记住这名儿了吗？”
“记住了，我一定想想办法。”
“你住几间房？”
“一小间。”
“啧，不像话。这样吧，你明天给我打个电话，不远送了。”丁局长按了按桌上的电钮，女秘书出现在门口。“通知各局长，继续开会。”
在公安局的铁栅栏门前，方成向警卫出示了证件。”我是记者，想见你们局长。”
“到第一审讯室。”
“什么？”
“上台阶左拐第一个房间。”
“我是记者。”
警卫绷着毫无表情的脸，不再吭声。
方成踏上台阶，借着走廊里的微光，找到了钉着“第一审讯室”铜牌的门，敲了敲，没人应声，他轻轻拧动电镀把手，走了进去。里面陈设豪华，铺着厚厚的红地毯，摆着一圈皮沙发和茶几，丝毫没有审讯室的味道。他松了口气，坐下来。
忽然，一扇小门打开了，三、四个警察簇拥着一个穿灰色中山服的人走进来。他中等身材；黝黑的脸上冷冰冰的，像是用生铁铸成的。一个戴眼镜的警察凑到他耳朵低语了几句什么，他点点头。
“这是刘局长。”眼镜介绍说。
他们握手的时候，刘局长微笑了一下，这一笑反而使方成打了个哆嗦。
“请坐。”刘局长的声音低沉而沙哑。他和眼镜退到对面的沙发上坐下。两个警察分别站在他们的两侧。刘局长清了清嗓子，眼睛盯着天花板。“下面我来介绍情况。本报讯：坚决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社会主义新秩序空前安定，据不完全统计，我市公安系统本季度破案率为百分之一百二十四……”…
“破案率怎么可能超过百分之百呢？”方成忍不住问。
“什么？”刘局长转身瞅瞅眼镜。
“局长的意思，恐怕包括对未遂案件的侦破，主要是指那些思想有问题的人，他们构成了犯罪的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眼镜慢条斯理地说。
“对，正是我要说的意思，我市公安系统正进一步广泛发动群众，打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本报记者……你贵姓？”
“方成。”
“好，完了。”
方成苦笑了一下。“另外，我想和您谈点儿事。”
“噢，是不是报社出现什么新动向？”刘局长颇感兴趣地追问。“里通外国？地下俱乐部？利用小说反党？”
“不，是私事。”
“这么说，你想坦白交代点什么？历史问题？乱搞男女关系？书写反动标语？”
“您扯哪儿去了，我想打听个地方。”
“说吧。”
“幸福大街十三号住着什么人？”
突然，刘局长的目光从天花板上滑下来，落在方成身上。眼镜迅速地拉开公文包，取出一叠纸，又使了个眼色，两侧的警察走过来，站在方成身边，屋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
“姓名？”刘局长厉声问。
“方成。”
“年龄？”
“三十一岁。”
“家庭出身？”
“局长同志，别误会，我是个记者。”
“交出证件。”
方成掏出记者证，递给身边的一个警察。
“拿去检验，并查阅该犯的作案历史和一贯思想表现。”刘局长吩咐说。
“你们这儿根本不会有我的档案。”
刘局长冷笑了一声。“不，我们这儿有每个人的档案，从初生的婴儿到死人，包括我在内。明白吗？继续坦白交代，作案动机？”
“我作什么案了？”
“刺探国家机密。”
“幸福大街十三号算机密？”
“谁都不知道的就是机密！”
“包括您，也不知道？”
“我？”刘局长一愣。“你的犯罪构成连续性，在审讯过程中继续刺探国家机密，罪上加罪！”
方成叹了口气。
刘局长朝正在记录的眼镜递了个得意的眼色。“怎么样？改一下吧，破案率达百分之一百二十五。审讯继续进行，下一个问题……”
傍晚时分，方成被放了出来。
三
市立图书馆里空荡荡的，到处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霉味。方成在索引卡片柜里翻来翻去，终于查到了那本《关于历代盗墓技术的研究》。他匆匆记下书号，直奔楼上的借阅室。
柜台后面一个高颧骨的女人看了看借阅单上的书名，扫了他一眼。“你是搞考古的？”
“不，我是记者。”
“那你想到坟墓里采访点儿什么？”
“采访幸福的秘密。”
“别逗了。幸福还会有什么秘密？”
“当然，如果幸福只是一片空白，它就成了秘密，没有人能知道它。”“越说越重了。哪来的什么空白？”
“哪儿都是，包括您的脑子里。”
“得了，别吓唬人。”
“我说的是实话。尤其当你意识不到的时候……”“再说，和坟墓又有什么关系？”
“坟墓就是一片真正的空白。”
“老天，你是不是有病？”
“不，我很正常。”
那个女人转过身去，不再理睬他了。过了半个钟头，随着运书的小车吱吱嘎嘎的声音，那本书被抛在柜台上，扬起了一阵尘埃。方成夹着书走进阅览室，在靠角落的一张空桌子边坐下来，小心翼翼地打开书，一边翻阅，一边在小本上做着摘要。
惨白的阳光滑到桌子上，无数细小的颗粒缓缓上升。方成伸了个懒腰，看了看表，时间已经不早了。不知什么时候，他的周围坐满了人。奇怪，每个人都用一本厚书挡住自己的面孔。再细细打量，不禁浑身一震，所有的书上都印着《关于历代盗墓技术的研究》等字样。他开始出汗了，坐立不安。
他悄悄地溜出来，还掉书，走出图书馆。在他的余光中，有个影子似的人紧紧跟着他。他穿进一条小胡同，又突然折回来。那个人来不及躲闪，正打个照面，原来就是昨天上午在幸福大街碰见过的家伙，仍旧穿着那身皮夹克，戴着顶绿军帽。刚一出胡同，方成看见附近的车站上停着辆无轨电车，他猛地跑了几步，跳上去。嗤的一声，车门关上了。
下车的时候，他四下张望了一下，见没有可疑的踪影，才放心了。他把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蹓跶着。经过十字路口，一个放风筝的男孩子跑了过去，手中的线绳绷得紧紧的，风筝在空中飘着。高处，他想，对呀，小虎子就是这样失踪的，正因为他从高处看见了什么。真是傻透了，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差点就像只打洞的耗子让人闷死在地底下。
方成在一家委托商店买了架高倍望远镜，向幸福大街的方向进发。他在胡同小巷里兜来绕去。终于，他看见一个高高的大烟囱，耸立在一片废墟上，孤零零的，周围到处是碎砖和垃圾。几个拣破烂的人在那里拨弄着。他朝烟囱下的锅炉房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