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9日，星期日

昨日狂风夹着暴雨，气温降到零度以下……今日醒来奇怪得很，地上的雪几乎都冲洗掉了，空气中洋溢着春天的气息！但据说今晚气温又会降到零度以下……这到底是什么时节？这不停的变化使我既困惑又兴奋。几天来忽略了记日记，部分是因为桌上的信件又堆了起来，我原以为在圣诞节后我差不多把桌上堆着的东西都清理了；另外一个原因是一直下意识地沉浸在对伊丽莎白·鲍恩的人物描写创作中。

西比尔·贝德福德很有说服力。读完她写的传记，我不得不承认阿道司看上去确实是个圣人。也许他的妻子玛丽亚对他管束得太紧，离开了也没什么不好。他的第二任妻子劳拉（离开他那么久，似乎显得自私无情），从他身上汲取了伟大的博爱思想，更重要的是他对爱的深入了解使她懂得了不少，以及她从他身上学会了如何去理解别人。令人感动的是他，这样一位理智之人，竟然也相信死亡是人生旅程的终点，面临死亡必须有一种心理上的准备，首先就是“顺其自然”。我深以为然，我们需在面临死亡很早之前就顺其自然，正像他自己所做的那样。这几乎是毫无察觉地就发生了；有些事情看上去并没有实际那么重要。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要有顺其自然的意愿，即驱动者、坚决的需求者和请求者有意识地顺其自然。自然，塔玛斯在这方面帮了我很大的忙，它在等待十一点半时的外出散步；我已感到累了，但本能地想再多写一会儿，结果被一声狗叫打断；我“顺其自然”，很高兴自己这样做了。塔玛斯在抑制我内心驱动力方面帮了我很大的忙。

我想考虑一下圣徒这个问题，我所关心的是哪些人是圣徒，哪些人不是。首先，根据我的经验，要想成为圣徒的人很少成为圣徒。圣徒绝不知道他是圣徒……他太忙于为别人着想。他的着眼点主要不是考虑他自己的神圣——根本不是。（这使我想到坎特伯雷大主教精彩的讲话：“相信上帝只关心宗教是一种错觉。”）此时我想到了尤金妮·杜布瓦，她在八十岁时仍然自己料理全部家务和烹饪——像我母亲一样，过去一直有用人帮忙，到七十岁时，雇不起用人了就自己做饭，步行好几里卵石路（比利时卵石路湿滑）去买食物，却丝毫不减少她的正常活动，她依旧热情地参与周围生活，总是富有理想、充满力量与智慧地扶持她的孙辈。如果你可以想象的话，她对所有的一切都敞开胸怀。（比如她送给我一本用法语写的好书。此书内容是有关六十年代年轻一代表现出的过激行为，他们在那个时代对物质主义进行抵抗，促使工业社会价值遭到破坏。）她是一团火焰，那火焰温暖地照亮了她周围的一切。然而，我肯定她常常近乎精疲力竭。

想到她，我就不止一次地又想到了妇女面临的主要问题。甚至在当今，大多数时候妇女们不得不充当玛莎和玛丽的双重角色。这是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人。就阿道司的情况来说，我起先觉得，他的初婚妻子玛丽亚似乎是一个真正的圣徒；现在我开始理解她的所作所为是有意识地在做出牺牲，未免太有些做作。罗伯特·克雷福特在对这部传记的评论中甚至进一步指出，在这样的自我牺牲背后定会存有极大的敌对情绪。

“有意识”地成为圣徒的麻烦在于，他们在施加一种我认为是不圣洁的情感压力。想到我母亲小时候经受过的压力，我总是不由得浑身一阵紧缩。她小的时候，有一年她父母亲到国外工作（杰瓦斯·伊尔威斯是工程师，工作总是离家很远……加拿大、印度、西班牙），把她托给圣公会牧师及其家人照管。他们下决心要改变小埃莉诺·梅布尔·伊尔威斯的信仰。梅布尔崇拜她父亲，她父亲是费边社社员，某种程度上出于对父亲的忠诚，无疑她是不会屈从的。结果，她被当作麻风病人般对待。显然她患有某种精神衰弱症，也许她的偏头疼就是从那时开始的。那样的情感压迫实在可恶。

我自己也有过几次同样的经历。几年前，有一天我邀一位朋友吃饭，她声称她在斋戒，她不会吃什么东西的……我不予理睬，我要吃午饭！她从没想到这种意愿压力使我不舒服。我们每次见面时的紧张气氛让人很难忍受。我感觉我被迫接受某种行为或协议，而这些是她以上帝的名义向我提出的。这不是什么仁慈，在我看来，仁慈总是容忍他人的信仰与不信仰。我们转变归属，如果我们会转变归属的话，是被某种不可抗拒的东西所诱惑而转变归属，而不会因要求做不可能之事的个人意愿而去转变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