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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迪·多伊尔（Roddy Doyle, 1958- ）是当代爱尔兰文坛最具国际知名度的作家之一。他生于都柏林北部一个普通家庭，在都柏林大学学院读书期间曾为学生刊物撰稿并加入社会主义劳动党，毕业后成为社区中学的一名英语和地理老师，获布克奖后辞去教职全心写作。多伊尔的文字扎根于他的生活，“巴利镇”是他生长之地科尔伯里克（Kilbarrack）的缩影，他笔下的人物亦是受这种地域文化浸润的普通男女。作为20世纪下半叶以来爱尔兰社会现代化、世俗化进程的见证者，多伊尔在创作中始终表现出对“当下”的关注，以及借助文学积极介入现实的努力。本书以多伊尔的早期作品“巴利镇三部曲”（The Commitments, 1987；The Snapper, 1990；The Van, 1991）、《帕蒂·克拉克哈哈哈》（Paddy Clarke Ha Ha Ha, 1993）和《撞上门的女人》（The Woman Who Walked into Doors, 1996）为研究对象，指出多伊尔坚持以日常生活为题材是对其“小政治”理念的践行，借助“家庭”这一富含政治、文化隐喻意义的文学主题，多伊尔成功地将自己的“小”叙事融入“何为爱尔兰”的大叙事中，参与了当代爱尔兰民族精神的建构。
这五部小说不描写西部农村的田园风光、濒临失传的爱尔兰语、虔诚的天主教徒，也不剖析英国与爱尔兰之间的民族冲突、爱尔兰共和军在北爱的恐怖主义活动，反而借人物之口对极端民族主义的暴力逻辑和形式主义予以戏谑和讽刺。多伊尔这种“不关心政治”的态度招致不少批评，对此他并不认可：少女的未婚先孕是不是政治？中年失业是不是政治？家庭暴力是不是政治？他认为这只是“大政治”与“小政治”的区别。的确，这五部小说以家庭危机为圆心辐射出建国后长期困扰爱尔兰的性别歧视、地方主义、贫富分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非婚生儿给拉比特一家带来的困扰、克拉克夫妇婚姻问题对帕蒂的伤害、斯宾塞家中长达17年的暴力行为，这些以或幽默或伤感或不动声色的笔触记录下来的“巴利镇”故事毫不留情地将堕胎、离婚、家庭暴力等保守势力竭力掩盖否认的社会现实展示给人们，重点刻画了社会转型期底层民众窘迫无助却不乏乐观与进取精神的生存状况。
多伊尔对“巴利镇家庭”的构建有其深刻的文学渊源：“家庭”是爱尔兰文学最重要的主题之一，现当代爱尔兰文学作品尤其着力刻画“失败的父亲”、“坚忍的母亲”与“叛逆的儿子”。德克兰·凯伯德（Declan Kiberd）认为，“对殖民地人们而言，家庭生活的艰难以及家庭之于他们的意义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因为家庭是唯一能让被殖民者获得完整认同感的社会单位。”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家庭不仅是父权制的重要载体，也是政治意识形态进行再生产的重要场所，是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发挥作用最早且影响时间最长的机制性力量。在多伊尔的作品中，“家庭”所隐含的文化批判意识是他更大的信仰体系（“小政治”）的一部分，体现出他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边缘与中心的对立”、“本质主义与多元化的冲突”、“大众文化与跨国资本对地方主义的冲击”等问题的思考。就此而言，他和其他许多爱尔兰作家一样关注爱尔兰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如果把“归属感”视为多伊尔信仰体系中的一个“意识形态素”，他的家庭故事则以其对社会转型期个体生存状况的关注，对宗教保守势力的批评，对“地方主义”政治的颠覆，对民族文化商品化行为的嘲讽和对社会公正的呼吁，象征性地表现了后民族主义时期爱尔兰社会各种力量的博弈，以及爱尔兰人身份认同的变迁与重构。
多伊尔的文学创作是其所处时代的历史产物，这些文学文本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历史决定的。自爱尔兰实行全面改革以来，公共知识分子对现实生活中的重要社会问题高度关注，一部分文学创作者更是希望通过写作参与社会精神生产和社会价值观的建构，进而影响公共政策。多伊尔称自己是一个“关注政治并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创作的原动力可以说源自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良心”，这也成为他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吸纳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