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前古典散文
第一节 皮克托尔[1]
皮克托尔（Q.Fabius Pictor）生于约公元前254年，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皮克托尔参加过罗马对高卢和利古里亚人的战争，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前202年）的危难时刻也曾肩负国家重任：公元前216年罗马军队在坎奈（Cannae）战役中失败以后，皮克托尔曾被遣去得尔斐（Delphi）求问神示（阿庇安，《罗马史》卷七，章5，节27）。后来，皮克托尔成为元老，并以道德高尚闻名。
作为罗马显赫家族的成员，皮克托尔用希腊文写了《编年史》（Annales），试图通过这一部史著向希腊世界介绍罗马及其政策。这部迄今仅存片断的史著首先从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开始，对王政时代作了详尽的描述，然后提供了罗马共和国时期的一些画面，最后详尽地描述了第一、二次布匿战争。李维认为，由于皮克托尔亲身参与第二次布匿战争，他的叙述富有权威性（《建城以来史》卷二十二，章7，节1）。
后来，皮克托尔的《编年史》被翻译成拉丁文，失传。而且，修辞学家和演说家弗隆托认为皮克托尔“紊乱（incondite，无章法）”（《致维鲁斯》卷一，封1，节2）。尽管如此，这部作品的历史地位很高，影响极大。首先，《编年史》被视为古罗马历史散文的开始，皮克托尔被视为“第一位罗马年代记作家”和古罗马第一位历史学家。在皮克托尔之后，出现了一批类似的作家，通称编年史家，因为他们仿效年代记，按年编写历史。不过这些作家也是用希腊语写作，不过内容比较简单，语言也比较枯燥。西塞罗认为他们“只是不作任何修饰地留下了有关时间、人物、地点和发生的事件的史志”（《论演说家》卷二，章12，节53-54，参西塞罗，《论演说家》，页241）。按照时代和著述风格不同，他们分为早期（约公元前2世纪前半叶）、中期（约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和后期（公元前1世纪前半叶）。这些编年史作品未能直接留传下来，或者零散地见于其他作家的称引，或者隐没于其他作家的引用中。
其次，皮克托尔通过把神话与当代史联系在一起，这对罗马史的构思开创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的继承者不仅有用希腊文写作的年代记作家阿里门图斯（L.Cincius Alimentus，公元前210年的行政长官，参加过第二次布匿战争，曾被汉尼拔俘虏）、奥·阿尔比努斯（A.Postumius Albinus）和阿西利乌斯（C.Acilius），而且还有同1世纪40年代用拉丁文写作的罗马史家赫米那（L.Cassius Hemina；第一位拉丁语年代记作家，他的作品一直叙述到公元前146年）、格·革利乌斯（Cn.Gellius；第一个放弃提要式写法、开始使用比较广泛的叙述的年代记作家，其作品至少有97卷）[2]和皮索·福鲁吉（Lucius Calpurnius Piso Frugi，公元前133年的执政官和公元前120年的监察官，皮索·福鲁吉的作品为后代作家广泛引用）。
在拉丁语编年史家中，老加图占有特殊的地位，因为他被认为是第一位拉丁语散文编年史家。科瓦略夫认为，老加图可以真正地称为“第一位罗马历史学家”（《古代罗马史》，页361）。
第二节 老加图[3]
一、生平简介
关于老加图（Cato Major，公元前234-前149年）的生平，古代文献中的资料比较多，除了两篇传记，即普鲁塔克《传记集》（Lives，即《希腊罗马名人传》）里的《老加图传》（
）和奈波斯《老加图传》，还有西塞罗的《老加图论老年》（Cato Maior de Senectvte）、李维的《建城以来史》、阿庇安（Appian，95-165年）的《罗马史》等。
老加图出生于图斯库卢姆的一个殷实的平民家庭：世代为农。其中，老加图的曾祖父曾立战功，父亲也曾是勇敢的战士。后来，老加图的父亲迁居萨宾人的城市雷阿特，并购置田产。因此，老加图属于新贵。老加图[本姓“普里斯库斯”，加图是绰号，源于老加图的“精明强干”，因为罗马人通常把“聪慧精明的人”称为catus（聪明；机灵），见普鲁塔克，《老加图传》，章1，节2]以先辈的勤耕善战为荣，所以少年时就在雷阿特的农村务农，17岁初就毅然从军。
作为农民和农学家，老加图十分重视实践，不仅自己曾经躬耕于庄园，而且要求庄头“要力求会干所有的农活，并且只要不疲惫，就常常去干”（《农业志》，章5）。老加图也大力提倡技术革新，例如在《农业志》中介绍和总结了关于作物栽培（特别是橄榄栽培）方面的许多新经验。作为庄园主，老加图又是一个精打细算的管理者和悭吝刻薄、残酷无情的奴隶主。在管理方面，老加图强化奴隶管理和监督劳动（《农业志》，章5、66-67和143），实行生产专业化和劳动协作（《农业志》，章1和10-11），并且与他重农轻商的思想不一致地进行商品生产和经济核算（《农业志》，章1-3、8-9和135）。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剥削他人劳动的基础之上：以剥削奴隶（庄头、管家、御夫、御驴奴、牧猪奴、牧羊奴、园工奴等）为主（《农业志》，章10-11），剥削自由雇工（日工、建筑工、手工业工匠和分益农）为辅（《农业志》，章4-5、14-16和136-137），甚至把奴隶视同牲畜，出售“老奴”和“病奴”（《农业志》，章2）。
作为战士和将领，老加图“勇敢机智而又残酷无情”。青年时期，老加图参加过第二次布匿战争，参加过公元前209年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Fabius Maximus，公元前233年任执政官）[4]夺取塔伦图姆的战斗（普鲁塔克，《老加图传》，章2，节3）。公元前195年，时任执政官的老加图亲自率领罗马军队镇压西班牙反抗罗马统治的起义，并且在战斗中身先士卒，结果大获全胜，夺取了400个城镇，并因此荣获举行凯旋仪式的奖赏（普鲁塔克，《老加图传》，章10，节1-3；阿庇安，《罗马史》卷六，章8，节40）。公元前191年，在叙利亚战争（公元前192-前190年）的温泉关（Thermopylae）战役中，老加图表现十分机智，大胜国王安提奥科领导的叙利亚军队（普鲁塔克，《老加图传》，章13-14）。因此，老加图一直被罗马元老院视为忠于罗马国家利益的坚强战士的楷模而备受褒扬。
在居乡务农时，老加图以“布衣素食的简朴生活、勤勉严肃的性格和长于辞令的才华”而得到保守派贵族卢·瓦勒里乌斯·弗拉库斯（Valerius Flaccus，即Lucius Valerius Flaccus，公元前195年任执政官）的赏识。在卢·瓦勒里乌斯·弗拉库斯的鼓励下，老加图弃农从政。依靠自己的品质和才干以及当权贵族的提携，出身低微的老加图在仕途步步高升，历任要职：财务官、平民市政官（公元前199年）、撒丁岛的行政长官、执政官、西班牙总督（公元前194年）、监察官（公元前184年）等，成为一名“新贵”（homo novus）。
在罗马政坛，老加图的形象是“顽固地保守共和传统，恪守古风古制”的卫道士。从政之初，老加图联合卢·瓦勒里乌斯·弗拉库斯、元老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等保守派，反对以斯基皮奥家族为首的开明派。譬如，公元前204年初，任财政官的老加图便向元老院指控老斯基皮奥（Scipio Africanus Major，公元前205年任执政官）的军务过失（普鲁塔克，《老加图传》，章3，节5-8）。在公元前198年任撒丁岛的行政长官期间，老加图微服私访，廉洁奉公，曾下令驱逐高利贷者。在公元前195年任执政官期间，老加图维护限制妇女奢侈的奥皮乌斯法。公元前184年，老加图把老斯基皮奥的兄弟卢基乌斯·斯基皮奥（曾获得凯旋仪式的殊荣）逐出骑士阶层（普鲁塔克，《老加图传》，章18，节1）。同年，在任监察官后，老加图更加雷厉风行地反对奢侈腐化，制裁放荡行为，净化社会风气。譬如，老加图从元老院驱逐了17名元老。
在对外政策方面，老加图也十分严格地遵守传统：扩张，具有狭隘民族主义的侵略性质。作为政治家和元老，老加图支持对布匿人第三次宣战。“依我之见迦太基必须毁灭（Ceterum ceterum censeo Carthaginem esse delendam）”（普鲁塔克，《老加图传》，章27，节1），这是他在元老院进行的演说辞中的口头禅。[5]此外，老加图明确反对那个时代越来越受到古希腊文化与社会的影响，但是与此同时，又敏锐地看到可用的古希腊技巧成就，例如在修辞领域。
他的文章中往往以希腊的情感和史实适当地加以润饰，而他的谚语和格言有很多也是从希腊文直译过来的（普鲁塔克，《老加图传》，章2，节4，见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陆永庭等译，页346）。
老加图的固执个性清楚地显现在他表达观点的形式与内容上。老加图一直是古罗马人的榜样。在这个榜样身上，古罗马人又看到了自己的特质。
二、作品评述
老加图的阅历十分丰富，学术兴趣也十分广泛，其研究主要涉及医学、文学、农学、演说、历史、风俗、军事和法律方面。老加图的著作多达7部，例如《论军事》（De Re Militari）。不过，流传至今的只有几个残篇。譬如，长诗《论风俗》（Carmen De Moribus）现在已经失传，只有后世作家的称引。革利乌斯在《阿提卡之夜》里保存了两个片段。在第一个残段里，老加图抨击当时的不良社会风气（革利乌斯，《阿提卡之夜》卷十一，章2，节2）：
Avaritiam omnia vitia habere putabant；sumptuōsus，cupidus，elegans，[6] vitiosus，inritus qui habebatur，is laudabatur
他们认为，贪婪包含所有的罪恶；无论谁被认为是奢侈、野心勃勃、奢华、邪恶或者一无是处，就得到表扬（引、译自LCL 200，页302及下）。
在第二个残段里，老加图赞扬罗马古代风俗（革利乌斯，《阿提卡之夜》卷十一，章2，节5）。
Vestiri...in foro honeste mos erat，domi quod satis erat.Equos carius quam coquos emebant.Poeticae artis honos non erat.Si quis in ea re studebat aut sese ad convivia adplicabat，“crassator”vocabatur
习俗是在集会的公共场所穿着得体，在家遮盖赤裸的身体。他们为马匹支出的比为烹调支出的多。诗歌艺术的名声并不存在。如果某人献身于诗歌艺术，或者让他自己频繁地参加宴会，他就被称作“痞子”（引、译自LCL 200，页302-305）。
Nam vita...humana prope uti ferrum est.Si exerceas，conteritur；si non exerceas，tamen robigo interficit.Item homines exercendo videmus conteri；si nihil exerceas，inertia atque torpedo plus detrimenti facit quam exercitio.（革利乌斯，《阿提卡之夜》卷十一，章2，节6）
实际上，人生正如铁。如果你用它，它就被用坏；如果你不用，它仍然被锈蚀坏。同样，我们见到人们被辛苦工作弄得筋疲力尽，如果你不辛苦工作，惰性和麻痹比辛苦工作更加有害（引、译自LCL 200，页304及下）。
由于本章节的标题是前古典散文，下面将重点评述老加图的散文作品。
（一）医学
老加图著有罗马最早的教育著作《儿童教育论》（De Liberis Educandis）。其中，老加图极力主张罗马人应该接受罗马传统的农业（agricultūra）、军事教育，大力反对希腊化的雄辩和哲学教育（参李雅书、杨共乐，《古代罗马史》，页374）。不过，老加图不仅在晚年学习希腊文，阅读希腊文书籍，而且还为他的儿子马尔库斯（Marcus）写一种百科全书，书名《致儿子马尔库斯》（Ad Marcum Filium）或《训子篇》（Ad Filium），内容涉及医学、文学和演说术。
在医学方面，老加图诋毁当时在罗马安家、肯定不属于医生行业中最优秀代表人物的希腊医生。采用讽刺性夸张手法的诋毁是老加图的典型个性与态度。在《致儿子马尔库斯》残段1（Jordan[7]），老加图把希腊医生设想为反对罗马人的身体存在的可怕阴谋，因而把警惕希腊医生同对希腊的思想与道德成就的普遍估价结合起来：文化占领罗马意味着他思想的死亡。老加图认为，希腊人是无用的和阴险的那种人，即没有庄重（gravitas）和忠诚（fides）的人。根据西塞罗，庄重和忠诚是古代罗马人最重要的和最有价值的品质。
马尔库斯，[8]我的儿子，我会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地点给你讲讲这些希腊人。我要告诉你雅典的杰出所在，并且让你知道，要说对他们的文学瞥一眼还是有益的话，也没有必要对其加以深入研究。我可以证明这是一个邪恶而难以训教的种族。你须明白，我的话是神喻的：这个民族将其科学带来之日，就是它要毁灭一切之时，[9]如果他们将其医生打发到这儿来，那就更槽了。他们发誓要用医学灭绝一切蛮族，并以付给报酬的办法来实现这个想法，以便骗取信任，从而随心所欲地杀死更多的人……我从来不让任何医生给你治病（老加图，《训子篇》，残段1，见安德烈，《古罗马的医生》，页12及下）。
老加图抵制希腊文明，包括希腊医学和医生，甚至警告儿子希腊人要用医学灭绝一切蛮族，并不允许任何医生为儿子治病（老加图，《训子篇》，残段1；老普林尼，《自然史》卷二十九，章14）。老普林尼也认为，被征服者希腊人凭借某种职业征服作为征服者的罗马人（《自然史》卷二十九，章17）。后来，普鲁塔克驳斥了老加图的谬论（《老加图传》，章23，节5-6）。[10]有点不可思议的是，在《农业志》中老加图论述家人与下人所需的治疗（《农业志》，章126-157），并采用希腊医学术语，广泛涉及疾病名称、药物名称和检测名称。
（二）文学
考虑到文笔，从古典文学的角度看，老加图《致儿子马尔库斯》第一个残段（Jordan）不流畅（quid...et quod），但给人深刻印象。值得注意的是，老加图允许他的儿子阅读希腊文学：注重实际的罗马人甚至愿意向希腊学习。但是，老加图的儿子应当避免背诵和吸收希腊文学！此外，应该想到的是，当时在好些罗马贵族家庭里都已经习惯用希腊修辞学和哲学老师教育他们的子弟。尽管希腊修辞学和哲学的老师不止一次遭逐出罗马，可是在罗马的有些圈子里对古希腊文学的喜爱已经根深蒂固。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200-前197年）的胜利者提·弗拉米尼努斯（T.Quinctius Flamininus）重新给予古希腊各国自由，迦太基的毁灭者小斯基皮奥同杰出的希腊哲学家帕奈提奥斯和历史学家波吕比奥斯打交道。一个重大事件就是一个由雅典最重要的哲学流派学园派、逍遥派和廊下派组成的希腊使团的来访。学园派的怀疑主义者卡尔涅阿德斯（Karneades）当时接连作报告，赞成或者反对正义作为国家和社会的基础。对于老加图和罗马元老院的多数人来说，这就成为攻击目标：用下一班船将先生们送回希腊（普鲁塔克，《老加图传》，章22）。
（三）农业：《农业志》
属于老加图向希腊学习的肯定不是哲学，尽管老加图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普鲁塔克，《老加图传》，章2，节3）。在老加图眼里，甚至苏格拉底也是空谈家和使青年人变坏的人（普鲁塔克，《老加图传》，章23，节1）。较好的是演说术（普鲁塔克，《老加图传》，章2，节4），完全乐意学习的是农业（agricultūra）。《农业志》既是唯一保存下来的老加图的著作，又是拉丁文学中第一部完整地保存下来的散文作品，的确也是前古典时期唯一保存下来的散文作品。
大约公元前160年，老加图用拉丁文写作《农业志》。全书总共162章，约4万多字。[11]王阁森认为，老加图的《农业志》看起来像农场主的随笔札记一样“杂乱无章”：“忽此忽彼地转移话题，各项课题互相穿插，而不是就一个课题一论到底”；“前后重复，反复叙述”，实际上却“乱中有序”：“《农业志》包括经济思想（农本、重农）、经济原则、庄园的基本建设、管理组织、农事历、生产程序、技术指导、生活安排等各个方面，应该看成是一部完整的农书，但各个部分又欠系统归纳和严谨安排。全书的引言、总论部分比较完整系统，农事历和日常杂务部分就显得杂乱”。
据此，《农业志》可以划分为5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序言。在序言里，老加图表达了古代社会固有的农本思想。老加图认为，“最坚强的人和最骁勇的战士，都出生于农民之中。（农民的）利益来得最清廉、最稳妥，最不为人所疾视，从事这种职业的人，绝不心怀恶念”，所以“好农民”、“好庄稼人”成了好人的代名词。
第二部分，即章1-13，总论购置田产的注意事项，巡视庄园和农事安排，庄园的建筑与设备，庄园管理人员的职责，因地制宜地安排作物种植，各种规模地产的人员与设备。
第三部分，即章14-22，叙述庄园建设与设备制作。
第四部分，即章23-53，叙述各季的农事安排。其中，章23-36叙述秋季的农事安排，包括收获葡萄，酿酒，饲料种植，积肥，收获橄榄，以及秋播；章37-39叙述冬季的农事安排，包括运肥，伐树，谷地锄耘，除草，拾柴堆柴，以及烧制石灰；章40-53叙述春季和夏季的农事安排，包括果树接枝，葡萄嫁接，修剪橄榄，栽植橄榄树苗，以及建立苗圃。
第五部分，即章54-162，叙述农家日常杂务，包括加工饲料，配给奴隶饮食衣物，防治牲畜疫病，制作日常食品，饲养家禽，保存物品，防治人体疾病，与农事有关的宗教礼仪，买卖须知，包工合同与出租合同的订立等。
老加图像上层社会的许多罗马人一样，是个杰出的庄园主。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公元前218-前201年），由于汉尼拔多年蹂躏意大利和农民服兵役，农业（agricultūra）大大地衰落。农业没有完全从这个破坏中恢复，首先因为从意大利以外的行省进口廉价的谷物。保守的老加图刚好把古代农业视为罗马的经济、社会和道德的支柱。因此，老加图不顾自己年事已高，献身于写作最详细的手册《农业志》。从这部作品的前言可以明显看出老加图的意图和观点。
在《农业志》的前言里，老加图把农业（agricultūra）同伴随罗马经济繁荣出现的另外两个行业——即贸易（第一位的是海上贸易）和银行业——进行比较，明显具有论战的倾向。在明晰划分的文本中，首先比较商业（视点在于风险）和高利贷者（视点是道德）与没有说、但是标题所指的农业。在交错配置的结果中发挥两种对比。在高利贷者的例子里，老加图对道德与法律的评价摆在了农业主的纯洁的对面。本身很能干的海上贸易商的冒险同士兵来源（对于保持共和国有利）的农民稳定、没有危险性和正直（诚信）经营作比较。老加图以他的表达“简洁（brevitas）”著名。然而在简短的序言里，最后一个句子以“回到主题”结束。这表明，老加图也有讲题外话的时候。
尽管“简洁（brevitas）”，可老加图并不讨厌强调性的重复，例如3次使用“exsistimare”、[12]“bonus”[13]和“laudare”，[14]而放弃使用同义词（老加图，《农业志》，章1，节1-5）。
文本的韵律与古罗马的歌（carmina）类似。整体容易分成2、3或4个词汇的组。但是，文本的结构由别的因素决定。使用的两个价值标准取自希腊的修辞学。价值标准又存在于第一部用拉丁语撰写的修辞学著作，即无名氏（作者或为“西塞罗”）的《致赫伦尼乌斯》（Rhetorica ad Herennium，公元前85年左右）。在这本书里，议事性演说术（genus deliberativum）很在行的领域是政治会议，被描述为指向好处（utilitas）。这种好处是两方面的：在政治协商中好处在于“可靠（tutum）”和“正直（honestum）”。这两个标准同样在老加图身上，尽管“可靠”只是出现在他的对立面（periculosum）。老加图肯定“浏览”过希腊的修辞学书籍，并从中受到一些益处。老加图的短序是一种微型议事性演说（deliberatio），含有他对罗马民族的建议。演说家老加图以后研究。首先看看这个农业技术员。在技术部分比在序言里老加图运用“文学”形式的努力少得多。
即使老加图的庄主一般也住在罗马，把农庄（villa rustica）里的业务托付给身为奴隶的庄头（vilicus）。但是，老加图会定期在他的庄园上视察工作。在《农业志》第二章，老加图就写出了他在这方面的表现（章2，节1-7）。
精明的老加图很清楚他在说什么。依据他的演说辞《论他的美德》（Über seine Tugenden）的描述，青年时期老加图在乡村，不仅艰苦劳作，而且很节制（残段69 Malcovati）。在《老加图传》第三章，普鲁塔克描述了老加图如何耕种：在太阳下半裸身体，在休息时与他的工人一起吃同一个面包，喝同一杯葡萄酒。在《农业志》第二章第一至七节，可以观察到，老加图如何不被庄头欺骗，无情地质问庄头，并且挡回所有的借口。这里与后来的罗马典范“理性人性”相距十万八千里：老的奴隶和老的牲畜应该同样地遭到排斥。西塞罗的同时代人瓦罗还把农业生产工具（instrumentum rusticum）分为奴隶（instrumentum vocale）、牲畜（semivocale）和工具（mutum）（瓦罗，《论农业》卷一，章17，节1）。用希腊语为老加图立传的普鲁塔克表达了老加图对待奴隶和牲畜的愤怒：人性要求人连他那衰老的畜生也要好好地关心（普鲁塔克，《老加图传》，章5）。“整个（罗马的农业）经济都被资本的力量的绝对无情所渗透”，蒙森在他的《罗马史》（3，852）里愤怒地断定。然而，这种尖锐性被冷静的幽默（revoca aequo animo）淡化了一些。
表面上看，文本的结构是随意安排的。但是，更仔细地看，读者就会认识到结构的很有把握：庄主抵达，第一次巡视，询问庄头（vilicus）工作的进展，反驳庄头的借口和托词，用结束警句——对于老加图和传统的农民智慧都是典型的——为今后的工作作出指示：出售收成和多余的东西。各个句子又具有韵律结构，多次重复。最重要的对比是老加图的手册与不到一个半世纪以后维吉尔在《农事诗》（Georgica）里描述的农业劳作。
在平时庄主不在的情况下，庄头管理庄园里的所有人。关于庄头的义务，老加图做出了一系列的指示（《农业志》，章5）。
句子结构简洁而朴实无华，又按照韵律进行划分。这让人想起《十二铜表法》里面简单明了的省略句：
si nox furtum faxit，si im occisit，iure caesus esto
如果夜间行窃，（就地）被杀，则杀死（他）应认为是合法的（引、译自《古罗马文选》卷二，前揭，页9和32）。
在这样的句子结构中，规定有规律地一个接一个排列。这些规定首先涉及维持工人的纪律和道德：道德和社会的规定显然在于为经济规定服务。接着是对庄头与庄主的关系，限制庄头在宗教事务中、与邻居的关系和向陌生人借贷方面的职权，以及对可疑人物（如寄生虫和预言家）的态度作出指示（《农业志》，章5，节2-4）。最后是关于庄头自己的工作的规定（《农业志》，章5，节5-6）。可以普遍地断定，在义务方面庄头类似于现代管理者。农业是一个善意的部门。在这个部门里，可以零星地看到罗马人作为世界帝国的国家管理者和建筑工程师的优点。
paci imponere morem，
parcere subiectis et debellare superbos
确立和平的秩序，
对臣服的人要宽大，对傲慢的人，通过战争征服他们（《埃涅阿斯纪》卷六，行852-853，引、译自《古罗马文选》卷二，前揭，页11和33）。
除了老加图的《农业志》，后世还有两部关于农业的古典作品。因此，以典型的方式说明，它们是古代技术文献中最有代表性的分支。西塞罗的同时代人瓦罗对庄头及其全体部属的指示更加人性化一些。克卢米拉（作为塞涅卡的同时代人，生活年代比老加图晚了大约两百年）的指示还要详细许多（克卢米拉，《论农业》卷一，章8）。比较首先表明，老加图的权威性如何影响后世的作家，直至在细节方面。即使在非文学的体裁里，罗马的传统主义也在起作用。
老加图对乡村生活的任何热情都不值一提。然而，有个例外足够典型。老加图赞颂甘蓝的优点及其医药特质。老加图补充了使用甘蓝的药方。这些药方可以促成另一种印象：这部独特的作品同时也用作烹饪书籍（《农业志》，章156-157）。
有趣的是，老加图推荐这种古代意大利的家庭常备药品的热情和信心同他讥讽地警惕希腊医生之间的比较。但是，这只是老加图对希腊技术的态度的一个方面。在老加图关于农业是经济的大产业方面的规定中存在许多东西。在这些东西里，老加图把希腊化世界的成就用来为作为地中海地区经济大国的罗马的崛起服务。老加图绝不是一个目光短浅的保守主义者，有足够的理智认识到罗马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以后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老加图的保守主义涉及到的是这种变化带来的道德和文化方面的危险后果。
总之，在《农业志》里，老加图作为古罗马第一位农学专家和罗马农学的鼻祖，不仅明确地提出了管理奴隶制农业（agricultūra）的若干基本原则，而且还大约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详尽地介绍古罗马的农业技术，包括由土地、建筑、加工等诸方面的技术。这些知识可能有两个来源：第一，作为奴隶主，老加图长期经营、管理奴隶制庄园经济；第二，客观地总结古罗马奴隶时期或前期的劳动人民的经验。《农业志》中关于农业科学技术的论述反映了古罗马农业科学的发展水平：与原始社会时期的生产方式及其科学技术相比，古罗马经济技术水平进入了一个较高的文明阶段：奴隶制经济。因此，《农业志》为研究古罗马经济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是研究古罗马农业技术的一部重要史料。
当然，老加图的《农业志》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作为古罗马贵族即奴隶主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其《农业志》里必然反映出老加图的阶级局限性。譬如，奴隶主贵族阶级利用农业科学技术去剥削庄园中的奴隶，追求剩余产品的阶级实质。第二，由于当时经济发展和生产条件的规模窄小，老加图不可能较为深入地研究农业（agricultūra）、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技术，老加图的《农业志》中仍然夹杂着求神、告天的思想，例如祈祷文《致马尔斯》。
尽管如此，作为已知的古罗马第一部关于农业的著述，老加图的《农业志》仍然具有很高的历史地位，对后世的农业发展与农业科学著述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古罗马的农业著述方面，老加图的继承人是瓦罗、克卢米拉等。奥勒留曾拜读老加图的《农业志》[《致奥勒留》（Ad M.Caes.）卷四，封6，节1]。即使在今天，老加图《农业志》对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和农业生产活动仍然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演说：《为罗得岛人辩护》
老加图既是庄主，又是元老。在公元前2世纪的前半个世纪的罗马政治中，老加图扮演重要的、常常是决定性的角色。老加图在公共生活中的固执是史无前例的。老加图的“第二天性”是“谈话”。作为“热心的律师”（普鲁塔克，《老加图传》，章1，节4），老加图参与了不少于44次诉讼（老普林尼，《自然史》卷七，章100），[15]总是取得巨大成功，因为他“以聪慧和辩才著名”，是个“杰出的演说家”，被罗马人誉为德谟斯提尼（
或Demosthenes）[16]（普鲁塔克，《老加图传》，章4，节1；阿庇安，《罗马史》卷六，章8，节39）。在演说方面，老加图颇得益于修昔底德，更多地得益于德谟斯提尼（普鲁塔克，《老加图传》，章2，节4）。但有人认为，老加图的辩才像吕西阿斯（普鲁塔克，《老加图传》，章7，节2）。老加图的演说辞妙语连篇，例如“学问是苦根上长出来的甜果”，显得“既优雅而又雄壮，愉悦而令人激发，滑稽之中寓有严肃，简练而富于战斗性”[普鲁塔克，《老加图传》，章7，节1]。[17]科瓦略夫认为，老加图的语言虽然古老，却具有艺术性；老加图的演说特色是“表现力强、机智和敏慧”（《古代罗马史》，页361）。
老加图的演说辞数量极多，在西塞罗时代还有150余篇（西塞罗，《布鲁图斯》，章17，节65，参LCL 342，页62-63），后来大部分都失传，仅存80个残段（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页361）。其中，奥勒留曾提及老加图的一篇演说词标题《论美的特性》[De bonis Pulchrae；《致奥勒留》（Ad M.Caes.）卷四，封5，节2]和《论他的费用》[De Sumptu Suo；《致奥勒留》（Ad Antoninum Imp.）卷一，封2，节9]。在他的纪事书《史源》里，老加图插入一部分自己的演说辞，是“拉丁语演说术的开拓者”，或许是第一个罗马演说家——在老加图之前或许还有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并且流传后世。最著名的是公元前167年举行的演说《为罗得岛人辩护》（Oratio pro Rhodiensibus）。在罗马对马其顿国王开战时期，富饶而独立的希腊罗得岛（Rhodos）保持中立，尽管对马其顿表示同情。战争结束以后，罗马元老院的多数派致力于征服经济中心罗得岛，使之隶属于罗马的东部地中海地区。当罗得岛的使节出现在元老院并受到逼迫时，老加图为此发表演讲。在演说辞里老加图告诫罗马人：不可在顺利时骄纵过分，要待头脑清醒以后再做决定，并且倡导力量均衡的政策。15年以后，老加图经常表达关于迦太基的相反意见（ceterum censeo...）。我们会想，老加图对罗得岛采取不干涉政策的原因在哪里。显然，老加图当时认为，在没有或者尚未在东方得到支持的情况下，罗马应当保持谨慎。像在《农业志》的序言里一样，老加图的论证中存在“好处”（utilitas）的两个视点：可靠（tutum）和正直（honestum）。
在老加图《为罗得岛人辩护》163-169那里，第一个句子就让人感到值得关注的语言冗长（ubertas），它与老加图平常倾向于语言简洁（brevitas）是有别的。给人印象深刻的罗唆符合演说辞的开端，像西塞罗也知道的一样。属于此列的节奏、两三次使用同义词、头韵[如transvorsum（横穿）trundere（挤）]和音相近[如augescere（增长，增加）—crescere（生长，产生，形成；成长，长大；提高，增加，扩大）]。这里的冗长与后面论证的简洁之间的对比是引人注目的。与西塞罗的细腻艺术相比，这个结果是粗糙的（primitiv），但有力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主要思想是典型古代的，甚至与其说是罗马的，倒不如说是希腊的。在人类，幸运产生傲慢（希腊语Hybris），使我们遭受诸神的妒忌、自己的欠考虑和迷惑，这的确是希腊肃剧和希罗多德（Herodot）的历史观的基本思想。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时（公元前201年），老斯基皮奥（Scipio Maior）拒绝消灭被打败的敌人。因此，罗马人由于害怕迦太基而保持团结，没有遭遇傲慢。类似的思想也体现在小斯基皮奥的希腊朋友、历史学家波吕比奥斯身上。在波吕比奥斯逗留罗马期间，老加图肯定也遇见了波吕比奥斯（普鲁塔克，《老加图传》，章9，节2-3）。公元前168年，即老加图为罗得岛人辩护的前一年，他自己的岳父鲍卢斯在马其顿战争结束时将波吕比奥斯带到罗马。几年以后，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以前，老加图同斯基皮奥·纳西卡开始争论可能发生的最终消灭迦太基。斯基皮奥·纳西卡抓住老加图在罗得岛事件中的论证，但没有取得成功。以后在历史学家撒路斯特那里会遇到类似的思想。
在结尾的地方，整个段落的语气最是充满信心，即便在元老当中，也是最符合一个具有最高权威的男人的。2世纪的学者革利乌斯摘录这个片段，在修辞学方面进行分析，总结性地断言，老加图在这个片段里运用了“修辞学的所有武器和辅助工具（omnia disciplinarum rhetoricarum arma atque subsidia）”（《阿提卡之夜》卷六，章3，节52，参LCL 200，页30及下）。整体也许可以说漂亮一些，但是并不是更加有力和更加生动。这个评价可能有些夸张。然而，老加图了解并且适度而又有节制地运用希腊修辞学，这是毫无疑义的。在老加图“浏览”的希腊书籍中，无疑还有修辞学作品。
在《致儿子马尔库斯》里，老加图也谈到演说术。出自这个段落的有两个重要的残段。第一个残段是定义演说家：
orator，Marce fili，est vir bonus dicendi peritus
儿子马尔库斯，演说家是在演说方面有经验的好人（残段14）。[18]
乍看起来，这个定义相当无害，甚至幼稚可笑。但是我们应当想想，正是在希腊，演说术才是常常用来对付肆无忌惮的煽动者的武器。在老加图的眼里，卡尔涅阿德斯也是肆无忌惮的煽动者。希腊修辞学家把主要强调的重点放在修辞学理论，他们挖空心思把修辞学发展成为一个体系。而在老加图的定义中，实践经验是演说的本质。
第二个残段同样是论战的：
rem tene，verba sequentur
抓住事件，话语自然就会出来（残段15）。[19]
希腊人的健谈总是引起罗马人极端生气。譬如，西塞罗多次把希腊人描述为漫无边际的空谈家。与此相比，老加图把关涉内容作为演说术的第一条件。许久以后，罗马演说家昆体良还因此夸赞老加图。
老加图本人也可以或者愿意既不在思想方面也不在演说方式方面摆脱希腊的影响。然而没有哪一个罗马人比老加图更加完全地坚持罗马风骨。类似的也适用于另一个领域：史学。老加图从事这个领域，并且以一个新的罗马文学形式纪事书的奠基人的身份出现。
（五）历史：《史源》
在老加图以前，罗马几乎还没有拉丁语历史编纂。大祭司每年以年代记的形式记录值得注意的大事：怪事（Prodigien）、日食、月食、物价上涨之类的。大约老加图死后25年，这些大事记才以80卷《大祭司年代记》（Annales Pontificum）的形式出版。但是公元前200年左右，罗马第一批历史学家皮克托尔和阿里门图斯采用希腊的地中海地区方言弗兰卡语（Lingua franca）写历史作品，或许是为了反驳希腊对罗马历史和政治的偏见。大约公元前150年，老加图才用他的7卷本《史源》（Origines）为拉丁语散文纪事书奠基。《史源》只有143个断片存留。
依据奈波斯的介绍，《史源》（亦译《创始纪》）记述罗马王政时期（卷一），第二、三卷介绍各个意大利城市的产生，第四卷记述第一次布匿战争，第五卷记述第二次布匿战争（奈波斯，《老加图传》，章3，节3）。其中，第四、五卷另有引言，除了叙述两次布匿战争，还叙述罗马的战争事迹，直至马其顿战争的胜利。最后两卷（卷六至七）写此后的事。从史记的时间范围来看，《史源》记述的史实上起于罗马城肇始，下止于公元前149年，即老加图所处的时代。因此，这部纪事书的性质是通史。从史记的地缘范围来看，《史源》所记载的历史不仅包括罗马，还涉及其他的古意大利城市。这是标题采用复数形式的根本原因，也是老加图的历史记述缺乏连贯性的原因。
尽管如此，老加图的《史源》还是比大祭司的“年代记”更加系统。老加图否定地忽略《大祭司年代记》（Libri Pontificum）（《史源》卷一，章4，节1，参Jordan）：
non lubet scribere，quod in tabula apud pontificem maximum est，quotiens annona cara，quotiens lunae aut solis lumine caligo aut quid obstiterit
我没有兴趣写大祭司写在记事板上的东西：什么时候谷物总是贵，什么时候雾或者别的东西遮住了日光和月光（引、译自《古罗马文选》卷二，前揭，页44）。
在序言里，老加图解释了为什么自己觉得有义务写历史：
clarorum virorum atque magnorum non minus otii quam negotii rationem extare oportere
要求著名的大丈夫为后世解释私人的闲情逸致一点儿也不比公共的事迹少（引、译自《古罗马文选》卷二，前揭，页44）。
在过去和老加图所在的时代，历史编纂都是属于自己的业务以外的休闲活动。甚至按照老加图的观点，休闲活动（otium）也不是纯粹的私事：休闲活动也应当对共和国有益。以后在西塞罗和撒路斯特的作品中也可以遇到类似的思想。
老加图的初衷是增强罗马和意大利的自尊心。对于老加图及其追随者来说，罗马历史及其以道德为条件都是榜样和自己行动的路线。“祖辈的习俗、训诫与事迹（mores，instituta et facta maiorum）”[20]是罗马最看重的，对它的记述与——在罗马各个大户家庭的正厅里的并且在埋葬尸体时一起被带走的——祖先像所达到的效果一样。从接下来的一个残段可以推出，与许多杰出历史学家所赞颂的希腊史相比，不熟悉罗马史，老加图对此很气愤：罗马也有他的列奥尼达斯（Leonidas，斯巴达国王，意思是“像狮子一样勇猛”）！这个仿效希腊的人又是值得注意的。在这方面可以参阅撒路斯特《喀提林阴谋》（Catilina）的一篇文本，因为他不仅解释了老加图的意图，而且还可以尽量揭示老加图自己功绩中的局限性（撒路斯特，《喀提林阴谋》，章8）。
更加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古罗马民族主义者老加图接受罗马起源与希腊神话的联系，承认一些意大利人来自希腊的传说。譬如，阿布奥列金人来自阿开亚（Achaea），萨宾人来自斯巴达。
老加图“好使用复合句（multiiugis）”（弗隆托，《致维鲁斯》卷一，封1，节2）。老加图的叙述具有朴实无华和结构明晰（
）的魅力，但是缺乏后来的罗马纪事书典型的吸引人的戏剧性。像昆体良说的（《雄辩术原理》卷十二，章11，节23）一样，老加图在罗马总还是“历史纪事书的奠基人（historiae conditor）”。不过，昆体良可能也不敢把老加图同希腊的历史之父（pater historiae）希罗多德相提并论，因为李维才配得上这个荣誉（《雄辩术原理》卷十，章1，节101）。西塞罗及其同时代人都感到奇怪：为什么一直还没有配得上罗马的、具有罗马演说术的地位的拉丁语历史纪事书？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老加图的《史源》记述的重点不是首领（如老斯基皮奥）做出的贡献，而是罗马平民所做出的贡献，因为老加图认为，“罗马人根本不同于希腊人”。“罗马不把国家的成就归于少数个人，而是归于一起生活和工作的各个民族的集体智慧”。“一些作家美化自己的家族”的做法是“罗马史学的真正遗憾”。
然而，《史源》的上述特点是没有后例的。由此观之，《史源》（Libris Orignum或Origins）除了采用拉丁语，成为第一部拉丁语散文体通史著作以外，在后世的纪事书作家中并未产生过影响。尽管如此，老加图还是不乏崇拜者，例如革利乌斯。革利乌斯称引了《史源》的一段。革利乌斯在残段的第一部分（《阿提卡之夜》卷三，章7，节3-17）采用间接引语，即转述老加图的记述，在第二部分（《阿提卡之夜》卷三，章7，节19）采用直接引语，即老加图本人的记述（参LCL 195，页256-259）。
三、历史地位与影响
从上述的生平简介和作品评述可以看出，老加图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人，也有自身的局限性。第一，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无情地盘剥奴隶和雇工。第二，为了维护罗马和意大利的利益，带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第三，人格的二重性。譬如，一方面大力提倡重农轻商，另一方面却在自己的庄园进行商品生产；一方面蔑视高利贷者，另一方面却“热衷于放高利贷”，甚至放高利贷给奴隶（普鲁塔克，《老加图传》，章21，节5-8）；一方面坚守罗马人民农耕的纯朴性，另一方面却积极对外扩张；一方面蔑视希腊文化，另一方面却大量利用希腊人的资料（例如在《史源》里）；一方面道貌岸然地维护社会和家庭的道德风尚，另一方面却在发迹以后亲自鞭打伺候不周的奴隶（普鲁塔克，《老加图传》，章21，节3）。[21]总之，老加图是整个古代最古怪最固执的人。不过，惟有他让我们深入了解古罗马人的本质。最后，我们注意到老加图原本不属于罗马社会的上层。老加图是新贵（homo novus），这对于批判这个“一头红发，一双犀利的灰色眼睛”（普鲁塔克，《老加图传》，章1，节3）的男子有不小的贡献。
尽管如此，老加图的历史地位仍然是不可动摇的，其影响也是深刻的。罗马历史学家奈波斯称赞老加图是一位“熟练的农人，富有经验的国家管理者，法学家，伟大的统帅，值得称赞的演说家和强烈的著述爱好者”，并认为，尽管老加图老年才开始学术研究，但他在所研究的领域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奈波斯，《老加图传》，章3，节1-2）。西塞罗也很崇敬老加图，把监察官加图视为古罗马的道德楷模，称赞老加图是个杰出的市民、元老院议员、统帅和演说家（《布鲁图斯》，章17，节65，参LCL 342，页62-63），对老加图的学术研究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论演说家》卷三，章33，节135）：
没有什么那时候在我们国家里可以学习和研究的东西他不知道，他没有研究过，没有撰述过（见西塞罗，《论演说家》，页603）。
在文学方面，贺拉斯在《诗艺》里称赞老加图“丰富了我们祖国的语言”。在演说方面，革利乌斯认为，老加图的演说风格是西塞罗那种崇尚词藻的先驱。虽然老加图对同时代的演说术并不满意，但是西塞罗还是给予老加图的演说术很高的评价：
有谁在夸奖时比他更动人，谴责时比他更尖锐，使用格言时比他更恰当，陈述和证明时比他更巧妙？（《布鲁图斯》，章17，节65，译自LCL 342，页62-63）
不过，总体来讲，老加图的演说风格还是比较单调，所以很快过时。在帝国时期，老加图的显得有些粗糙的语言才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昆体良告诫自己的学生不要受老加图的粗糙风格的影响。而罗马皇帝阿德里安（76-138年）[22]很喜欢老加图的演说辞，甚至认为在演说方面老加图高于西塞罗。弗隆托也认为，老加图是最该模仿的典范（撒路斯特是老加图忠诚的模仿者）。尽管由于老加图属于罗马的早期演说家，当时罗马欠缺对演说理论的研究，对演说辞也不注重形式修饰，老加图的演说辞因而显得简陋和粗糙，可这种与希腊阿提卡主义一致的原始质朴正是弗隆托推崇老加图的理由（《致维鲁斯》卷二，封1，节20）。[23]此外，弗隆托还认为，老加图在民众集会上的讲演很严厉，在法庭上很暴烈（infeste）[24]（《致维鲁斯》卷一，封1，节2）。
然而，老加图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在农业（agricultūra）方面。在古罗马历史上，论述农业或农事（georgica）的作家不乏其人，例如塞奥弗拉斯图斯（Theophrastus，公元前369-前285年）、瓦罗、萨塞尔纳（Saserna，约公元前1世纪）、维吉尔、克卢米拉、老普林尼（23-79年）和帕拉狄乌斯（Palladius）。[25]其中，老加图不仅是比较早的一位，而且他的《农业志》既是专门的农书，又是保存最完整的一部（在他之前的一些农书大多佚失），因而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农业志》不仅论及农业，还涉及罗马人的建筑技术、手工业技术、医疗技术、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特别是详细论及庄园的管理组织、阶级结构、剥削关系、奴隶主阶级的思想面貌和物质生活状况、奴隶阶级的处境与待遇等，为研究公元前2世纪的罗马和意大利的社会史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农业志》的手稿虽然留存下来，但已极其残缺不全。最早的是马尔齐安（Marcianus）的手抄本，曾经收藏于佛罗伦萨的圣马可（St.Mark）教堂，后来也佚失了。最后一个见到并使用这个手抄本的是佩特鲁斯·维克托里乌斯（Petrus Victorius，1499-1585年），1541年他根据抄本出版了一些罗马农学家的著作。在马尔齐安的抄本佚失以后，还存在这个抄本的副本和多种传抄本。后来，学者们借助于古典文献，对各种抄本进行长期而大量的考证、补白和校勘的工作，并出版了一些有价值的版本，例如盖斯奈尔（Gesner）的《农业作家》（Sciptores Rei Rusticae，1735年），凯尔（Heinrich Keil）的《农业志》大型版本（editio maior，1884-1894年）和高茨（George Goetz）的《老加图》[第二版，见《托伊布纳希腊罗马作家丛辑》（Teubner Series），1922年]。现在，西方版本多以凯尔版本和高茨版本为蓝本。
[1] 参LCL 113，页48及下；李维，《建城以来史》（前言·卷一），页4及下；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页15-17和361；王焕生，《古罗马文学史》，页85；王焕生，《古罗马文艺批评史纲》，页273。
[2] 文中古罗马人名“格（Cn.）”一律为“格奈乌斯（Cnaius或Gnaius）”的缩略语。
[3] 参LCL 47，页302以下；LCL 112，页178-181；LCL 113，页44及下、48及下和150及下；LCL 127，页306及下；LCL 195，页254以下；LCL 200，页10-31；LCL 403；LCL 494，页336及下；加图，《农业志》，页2-4和23；王阁森：加图及其《农业志》，页2-6和11-24；瓦罗，《论农业》，页48；西塞罗，《论演说家》，页603；《诗学·诗艺》，前揭，页139；《昆体良教育论著选》，前揭，页182；李维，《建城以来史》（前言·卷一），页5；《古罗马文选》卷二，前揭，页9、11、19-25、28及下、32及下、37-49、356、391、406和426；王焕生，《古罗马文学史》，页87及下；王焕生，《古罗马文艺批评史纲》，页269及下和272及下；安德烈，《古罗马的医生》，页12及下；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页361及下；格兰特，《罗马史》，页125和127及下；李雅书、杨共乐，《古代罗马史》，页348及下和379；杨俊明，《古罗马政体与官制史》，页145及下。
[4] 普鲁塔克，《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传》，参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陆永庭等译，页502以下。
[5] 政敌斯基皮奥·纳西卡则认为，“依我之见迦太基必须予以宽容”，见普鲁塔克，《老加图传》，章27，节1，参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陆永庭等译，页373。
[6] 形容词elegans指穿的衣服和生活方式过度讲究和奢侈，可译为“华贵、奢华”。直到老加图时代，这个词就不是恭维，而是责备。直到西塞罗时代，这个词与“节俭、朴素”搭配，才具有“优美、漂亮”的含义。
[7] H.Jordan编，M.Catonis praeter librum de re rustica quae extant.Leipzig：Teubner，1860。
[8] 原译“马库斯”。为了统稿，略作修改。
[9] 可能受到古罗马传说中希腊人用木马计攻破特洛伊（古罗马的祖源）的影响。
[10]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陆永庭等译，页370；《希腊罗马名人传》第一册，习代岳译本，页641及下。
[11] 吴高君：略论加图《农业志》与古罗马农业科学，载于《世纪桥》，2007年第4期，页94。
[12] 古拉丁语exsistentia，exsisto，意为“存在”。
[13] 古拉丁语bonus〈a，um〉，好，能干；合乎目的；勇敢，力量；善；好心，忠诚。
[14] 古拉丁语laudatio意为“称颂”。
[15] 老加图在不下50次的政治起诉中获胜，参格兰特，《罗马史》，页127。
[16] 关于古希腊演说家德谟斯提尼，见普鲁塔克，《德谟斯提尼传》，参LCL 99，页2以下。
[17] 参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陆永庭等译，页351。
[18] H.Jordan编，M.Catonis praeter librum de re rustica quae extant.Leipzig：Teubner，1860，页80。
[19] 见Jordan编，M.Catonis praeter librum de re rustica quae extant，页80。
[20] 古拉丁语mōrēs是复数名词的主格、四格或呼格，阳性名词单数是mōs（风俗；习惯；愿望；规律；方式；品行；性格），可译为“习俗”。单词institūta在这里是中性名词复数的主格、四格或呼格，中性名词单数为īnstitūtum（布置；习惯；指示；方法；教育；用意），可译为“训诫”。单词facta在这里是复数名词主格、四格或呼格，单数名词是factum（行为；事实；事件），可译为“事迹”。形容词māiōrum是二格复数比较级，比较级单数主格是māior（更大的；更伟大的；更老的；较强的），可译为“祖辈的”。
[21] 参加图，《农业志》，加图及其《农业志》（王阁森），页6及下。
[22] 亦译“哈德良”，外号“勇帝”（117-138年在位），参梁实秋译本，页13。
[23] 此外，弗隆托多次提及老加图的演说[《论口才》，篇4，节2；《致奥勒留——论演说术（下）》，节2，参LCL 113，页80以下；《致奥勒留》卷四，封3，节2；卷二，封4；卷二，封3，参LCL 112，页4及下和116及下]。
[24] 拉丁语infestus为形容词、副词，infesto为动词，意为“骚动，不安；危险，威胁，敌对；不安全”。
[25] 帕拉狄乌斯（Palladius）是常用的简称，全名Rutilius Taurus Aemilianus Palladius，亦作Palladius Rutilius Taurus Aemilianus，4世纪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