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频换阁臣 党争不息
内阁大学士被称为“阁臣”，明后期的一些史书中也称之为“相”。明后期的内阁实际上成了明廷的政治中枢。崇祯皇帝自然特别重视阁臣的选用，外廷臣僚也围绕阁权明争暗斗，党争不息，阁臣频频更换。崇祯帝在位十七年，阁臣换了五十个，致有“崇祯五十相”之讥。在这“五十相”当中，周延儒、温体仁和杨嗣昌在位最久，影响最大，但下场都很可悲。阁臣频换，实际上反映了崇祯帝一直未能建立起稳定的施政中心，这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一节 整顿内阁
在明代，内阁事权有一个逐渐上升的过程，到崇祯时已俨如过去的丞相。随着魏忠贤及其阉党的覆灭，崇祯初年建起了一个以东林党人为主的内阁，有人称之为“东林内阁”。
由丞相到内阁
在近代，内阁是个很普通的名词。中国的内阁最初产生于明永乐年间。内阁的出现是中国官制史上的一个重大现象。它与丞相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里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内阁的产生和事权变化的大体脉络，这样人们就会很清楚，崇祯年间许多重大政治斗争为什么大都是围绕内阁展开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一直存在着皇权和相权的矛盾。从二者消长的过程来看，皇权在一天天上升和强化，相权则一天天下降和衰落，到明代就为内阁所取代。
秦汉时期相权最重。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入则参与廷议，出则号令百官，事无不统，负有第一线的责任。丞相是所谓“三公”之一，但事权最重。丞相上朝，皇帝还要从御座上站起来，表示一下。皇帝如果在路上遇到丞相，还要下舆打一下招呼。“丞相有病，皇帝法驾亲至问疾”
。这种待遇是后世丞相所不敢想望的。正因如此，所以有人称秦和汉初是丞相责任制时期，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
汉武帝感到相权太重，便用近侍分夺丞相的权力。他在内廷设尚书台，实际上就是他的内廷秘书处，用来参决机务，甚至还用宦官参与其间。尚书台的地位日益显赫，相权随之日益低落。东汉时，尚书台的职权进一步扩大，尚书成了事实上的丞相，“三公”形同虚设，即所谓“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论道而已”。所谓“事归台阁”，就是归尚书台。
隋唐时行三省制度，三省长官同为丞相，相互牵制，谁也不能专权。一般都有四五人同时为相，多时达十余人。他们同时议事，最后由皇帝裁决。唐中期以后，皇帝还常常派亲信“同平章事”、“参知政事”，即同丞相们一起处理章奏等事，参与知道政府事务。后来，这些人也渐渐成了“相”。即使原来的三省长官，如果没有这些头衔，也不敢执政事。与秦汉时相比，这时的相权大为削弱了。
宋代的君主专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宋太祖赵匡胤在称帝后的第二天，耍了个小花招，要丞相范质把章奏送到他跟前，趁机让宦官把他的座位撤掉。于是成为定制，以后丞相在廷上答话，再也不能“坐而论道”了，而必须恭恭敬敬地站着回答，即所谓“立而陈言”。另外，皇帝对相权还进行了分割，分军事权给枢密院，分财政权给三司使，丞相只管行政。这还不够，还必须由皇帝“差遣”，方可任事。否则，不管什么官职，都无权行事。
到了明代，君主专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与此相适应，延续了千余年的丞相制度也被废除了。洪武十三年(1380)，丞相胡惟庸以谋反罪伏诛，朱元璋乘机“罢丞相不设”，一切出自“宸裁”。他还把这一点立为“祖训”：“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处以极刑。”这样，明代的皇帝就不仅是“代天行命”的君主，而且是事必躬亲的行政首脑。
因政务繁忙，皇帝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朱元璋便又设了“四辅官”，让他们“侍左右，备顾问”。这些人品级低，没实权，对皇权构不成威胁。四辅官的设置实际上是向内阁制度的一个过渡。
明成祖即位后，命解缙等七人“入直文渊阁，诸六部大政，咸共平章”。于是，在中国官制史上就进入了有内阁的时代。不仅明清两代有内阁，连北洋政府时期设的国务院也称内阁。阁臣也称殿阁大学士，其职权经历了一个由小逐步增大的过程。
阁权渐重
起初，内阁大学士不仅品级低，而且事权也不重，远不能与古代的丞相相比。首先，明代的内阁不是一级正式官署，没有法定的政治权力。以前，六部尚书是丞相的下属，丞相可以直接对他们发号施令。六部有什么事，也直接向丞相请示和回报。但内阁根本没有这种权力，六部直接向皇帝请示和回报，不经过内阁。
其次，内阁大学士的品级很低，“终明之世不过正五品”。明代的官阶分九品，一个五品官只是个中级官员。以前，丞相都是当朝一品，位极人臣。而在明代，就品级和事权来看，大学士反在六部尚书之下。因此，《明史·职官志》上说：“虽居内阁，官必以尚书为尊。”仅就此也可以看出，内阁初设时的事权是不会很大的。
宣德时，阁权明显上升。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阁获得了“票拟”权，即对臣下的各种章奏拟出处理意见。按照惯例，内阁的票拟只有经过皇帝的“批红”后才能付诸实施。但是，皇帝的批红往往徒具形式，尤其是懒得理事的皇帝，自己连勾上一笔也不愿干，就让司礼监秉笔太监代劳。因此，一般都是按照内阁票拟的意见来执行。这看来似乎只是初步处理意见，皇帝拥有最后的决定权。既然皇帝基本上都是按照票拟的意见来决定，那么，内阁的票拟就显得特别重要了。终明之世，票拟一直是内阁最主要的权力。二是宣德时内阁成员的品级明显提高。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三杨”当国，他们都兼有师、保、尚书等头衔，故多是一品或二品大员。这并不是大学士本身品级的提高，而是具体的大学士个人的品级本来就高，这样一来，内阁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就大为提高了。这种状况在宣德以后基本上保留了下来。
起初，内阁大学士们都是一起议事，并没有首辅、次辅之分，故谁也无法专权。明中期以后，内阁中出现首辅，其余的大学士都唯首辅马首是瞻。票拟一般也由首辅一人执笔，其余大学士只能议论议论。因此，首辅的权力就显得特别突出。在外人的心目中，这些首辅就如同过去的丞相。嘉靖时出了个严嵩，万历初出了张居正，他们都是历史上著名的权臣，也都是内阁首辅。这就使内阁的地位越发显得尊崇。
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即自正德以后，明代的皇帝越来越懒得理事。正德皇帝就不大喜欢在京师住，讨厌繁杂的政务，忽而去张家口，又忽而南下苏杭。日常政务基本上就是靠内阁处理。嘉靖皇帝信道教，终日在宫廷里做斋醮，竟然一连十几年不上朝。万历皇帝即位时才十岁，政务基本上都由内阁首辅张居正来处置。至此，内阁首辅的权势已与古代的丞相相差无几。
正因如此，内阁首辅之权就成了争夺的焦点。在魏忠贤擅权时，魏广微原为南京礼部侍郎，因与魏忠贤是同姓同乡，故魏忠贤很快将他提升为礼部尚书，并进入内阁。魏广微俨如魏忠贤的家人，在致魏忠贤的信札上书“内阁家报”，时人称他为“外魏公”。魏忠贤欲分内阁首辅之权，遂矫旨，票拟事“令众辅分任”，从而使并不是首辅的魏广微也有了票拟权。这样，魏忠贤行私就更加方便了。
在天启、崇祯年间，内阁首辅与其他大学士在办公地点上也有了明显的区别。在东阁直房前第一间是首辅办公之处，其他大学士不得随意进入。如一时没有明确谁为首辅，即使在众大学士中资历最老者也不敢居此。当崇祯六年(1633)六月周延儒被罢后，温体仁事实上成了内阁首辅，但没有明确他为首辅，所以他一直不敢在那第一间房办公。这种状况延续了将近一年。第二年端阳节，照例对阁臣有赐宴。这一天一个司礼太监来到内阁，口称温体仁为首辅，温体仁这才敢在首辅房办公。这种办公地点的差异清楚地表明，内阁首辅的权力和地位已经明显地突出起来。
崇祯初对内阁的调整和东林内阁
崇祯帝继位时，内阁中有四人：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李国
。其中，黄立极为内阁首辅。天启五年(1625)，当时魏忠贤气焰正盛，黄立极因是魏忠贤的同乡，以礼部尚书衔入阁，第二年即代顾秉谦居首辅位。可以看得出，这基本上是魏忠贤留下来的班子。对此，崇祯帝心里自然也很清楚。但是，当满朝基本上都是魏忠贤私党的情况下，崇祯帝也像起初安抚魏忠贤那样，对内阁成员也没有立即进行大的调换。崇祯帝即位不久，就陆续不断地有人弹劾内阁成员。例如，监生胡焕然即对黄立极等四人大加指责，说他们身居内阁，“漫无主持”，甚至迫害元老重臣，建生祠，颂魏阉，“靡所不至”。尽管胡焕然的指责句句是实，但崇祯帝并未对黄立极等人治罪，反而将胡焕然申斥一通，并将其除名。黄立极心不自安，遂上疏乞休，崇祯帝还以“优诏报之”，要其继续理事。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这时崇祯帝继位已三个月，鉴于黄立极连疏乞去，崇祯帝遂允其罢职家居，而由施凤来继为首辅。与此同时，来宗道和杨景辰两人同时入阁。
关于为魏忠贤撰碑文颂德一事，黄立极和施凤来等四人曾一起上疏，极力向崇祯帝辩解，说他“实未尝为忠贤作碑文”，而是由魏忠贤门下的食客游士所为，其后加入他们的名字。至于票拟，“一言不合，则令改票，甚则严旨督责……臣等不尽受罪”。他们称魏忠贤犹如虎狼，“虎狼之性，愈触则愈怒”，故“不得已，徘徊其间，冀有毫发之益于国”。从中可以看出，黄立极等对在魏忠贤擅权时的一些作为，能推则推，不能推则说“不得已”。有些事可能的确出于不得已，有些事则是有意助纣为虐，他们本人就不是有气节之人。例如，施凤来，《明史》上说他“素无节操，以和柔媚于世”，魏忠贤生祠上的碑文“多出其手”。大学士张瑞图擅长书法，故碑文多为张瑞图书写。对于他们四人，崇祯帝采取逐步更换的办法予以清除。在他们四人当中，李国虽是魏忠贤的同乡，但比较持正。国子监监生胡焕然因弹劾他们四人而被逐，李国后又上疏为胡焕然说话，说他忠心可嘉，又让他回到国子监，“时人称为长厚”。他于崇祯元年五月罢归，此前还上疏推荐韩和孙承宗，亦为人所称道。
崇祯帝在赐死魏忠贤以后，觉得可以对内阁整顿一下了。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底，崇祯帝命廷推阁臣。当时廷推了十二人，以供崇祯帝点用。但这次崇祯帝却没有像过去的皇帝那样去圈点，而是独出心裁，以枚卜法来定，如同老百姓所说的抽签，或称之为拈阄、抓阄。崇祯帝为慎重其事，将有关大臣召至乾清宫，首先焚香拜天，大概是希望神灵能在冥冥中相助，使他选出治国安邦的贤才。随后，将廷举的十二人各书名字于纸上，再团成一丸，将十二个纸丸放在一个金瓶子中。崇祯帝用两支筷子伸入瓶中去夹，一连夹出四丸，展开一看，是钱龙锡、李标、来宗道和杨景辰四人。这时，有的大臣提出，国事多难，请再增加两个阁臣。崇祯帝马上答应，遂又夹出两丸，得周道登、刘鸿训两人。于是，这次枚卜共得六人入阁。他们六人中有的当时就在京师，即来宗道、杨景辰，他们二人于十二月即入阁办事。其余四人有的在外地为官，有的家居，即派人召他们入京。这六人都以礼部尚书衔入直文渊阁。
崇祯帝用枚卜的方法来选阁臣，在常人看来，颇有些荒唐色彩。这本来是件非常重要、非常严肃的事情，怎么能用这种碰运气的办法来挑选呢?挑选阁臣，应看其才能、品望，用枚卜的办法怎么能保证选出贤才呢?这种办法以前只有荒唐的后唐皇帝采用过，得卢文纪为相，除身材魁伟、声音洪亮以外，才能平平。崇祯帝是历史上采用这种办法的第二人。不无巧合的是，这两人都是末代皇帝。实际上，崇祯帝采用这种办法有他独特的考虑。当时虽除掉了魏忠贤，但阉党势力仍然很大，门户之见仍深，选阁臣这件事如处理不好就会引发新的政争。至于能否一定得贤才，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破门户之争。用这种枚卜的办法，的确可以有效地防止外廷的门户之议。
对于一个皇帝来说，用枚卜法选阁臣毕竟不是英明之举，甚至令人感到滑稽可笑，所以免不了遭人非议。这次枚卜刚过，外廷就流传开一个笑话，说崇祯帝第二次枚卜掣签时，夹出来的本来是王祚远，但这张纸却被突如其来的一阵风刮去。人们慌忙四下寻找，却没有找到，崇祯帝只好再夹一枚。后来才发现，这张纸落在了施凤来身后。王祚远的这个阁臣居然被莫名其妙的一阵风给刮跑了。这就更增加了这次枚卜的荒唐色彩。
从这次枚卜所得的六位阁臣来看，的确良莠不齐，其中还有阉党余孽。如来宗道，他原在礼部为官，曾上疏为崔呈秀之父请恤典，其中还有“在天之灵”的话，当倪元璐在疏中提及此事时，来宗道不以为耻，反而笑着说：“他何必多嘴多舌，词林故事，只是为了一杯香茶罢了。”对这件事，他就这么轻描淡写地一语掩过，人们为此称他为“清客宰相”。崇祯帝后来钦定逆案，来宗道还是因此事而被列入。
与来宗道同时入阁的杨景辰也素无操守。当魏忠贤编《三朝要典》时，他任副总裁，一切都按魏忠贤的意旨办，还曾三次上疏，为魏忠贤歌功颂德。后来也因此而被列入逆案。
周道登不是阉党，天启五年还曾被魏忠贤罢职为民，但他“无学术，奏对鄙薄，传以为笑”。崇祯帝就曾当廷取笑过他。因此，周道登至少说不上是个贤才。
在这六个新阁臣中，李标、钱龙锡、刘鸿训比较清正有为。黄立极辞去后，施凤来继为首辅。三个多月后，李标入朝，施凤来和来宗道同时罢去，李标继为首辅。此时有钱龙锡、刘鸿训同心辅佐，政事稍清。崇祯元年十二月，韩奉召入阁，因系元老重臣，李标遂避让，以韩为首辅。这些人大都和东林声气相通，故人们称之为东林内阁。
这个东林内阁在协助崇祯帝拨乱反正、处置阉党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给人们带来了一线希望。也正是在这段时期，崇祯帝显得刚果有为，在人们的心目中树立起了一个不坏的形象。但是好景不长，这个局面只维持了大约两年，以袁崇焕被杀为转折点，内阁中的东林正人被贬黜殆尽。有的阁臣敢做敢当，但只在位半年多就被罢去了。
例如，新入阁臣刘鸿训，天启末年被魏忠贤罢斥为民。崇祯帝枚卜他入阁，起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遣人召见，他坚辞不出，连召三次，终于在崇祯元年四月还朝，入阁办事。当时“忠贤虽败，其党犹盛”，新进言官不断上疏弹劾阉党。因这时的内阁成员大都和阉党共过事，故态度暧昧。刘鸿训入阁后，态度坚决，旗帜鲜明，“毅然主持”，连续斥逐了杨维垣、杨所修、孙之獬、阮大铖、贾继春等人，致使“人情大快”。正因如此，一些阉党余孽便集中力量攻击刘鸿训，说他出使朝鲜时，满载貂皮、人参而归。起初，崇祯帝对刘鸿训较为信任，将攻击刘鸿训的张捷、史
等贬逐。有些事刘鸿训当廷力争，崇祯帝有时则固执己见，不予允准。刘鸿训无可奈何，下朝后发议论道：“皇上毕竟是冲主！”意思是崇祯帝毕竟年轻，处事不明。这在后人看来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就属于大不敬，弄不好会丢脑袋。这话终于传到崇祯帝耳中，令他十分气恼。当时虽没有马上发作，但对刘鸿训来说却埋下了祸害的种子。
崇祯元年十月发生了纷纷扬扬的改敕书案。按照旧例，提督京营的不兼掌巡捕军。当时张庆臻提督京营，敕书中却有“兼辖捕营”的话，掌巡捕军的郑其心以侵职上诉。那么，“兼辖捕营”的话是怎么加到敕书中去的呢?从程序上来看，初稿由兵部提出，送内阁裁定，再交内阁中书缮写。查原稿，上有刘鸿训批给西司房的话，缮写人为西司房中书舍人田佳璧。这四个字就是田佳璧加进去的，田佳璧则说是刘鸿训所指使。一些素对刘鸿训有成见的人见有机可乘，遂借一些捕风捉影的事对刘鸿训大加攻击。尽管刘鸿训极力否认，但也是有口说不清。崇祯帝认为这是一件罪不容恕的大事，对刘鸿训的连续申辩不予置理。一些大臣为刘鸿训开脱，认为没有确证。崇祯帝愈加愤怒，要处刘以极刑。幸“赖诸大臣力救，乃得稍宽”，刘鸿训被谪戍边疆。
刘鸿训从入阁到被逐，只半年时间。他起初坚辞不出，入阁后力斥阉党，敢作敢为，却又很快被逐。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尽管当时崔、魏等人已被除掉，但他们的余党在朝中仍有很大的势力。刘鸿训这次被治罪，实际上就是这些人暗中谋划的结果。另外，也可看出崇祯帝用人不专。刘身为内阁重臣，说用就必须上任，说不用则一脚踢开，甚至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严加治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刘鸿训曾上疏“请帝久任责成”，他自己首先就未能“久任”，自然也无“成”可“责”了。
东林内阁中声望最高的是韩。他在光宗时即为大学士。光宗在位仅一个月即死去，他以顾命大臣的身份辅佐熹宗天启皇帝。后来，魏忠贤感到韩不依附自己，就用同乡同姓的魏广微入阁，并要分韩的票拟权。韩感到事关重大，便连疏求去。这正中魏忠贤下怀，不仅许韩去职，不久还将韩“削籍除名”，又诬他受贿，致使其家人数人系死狱中。崇祯帝即位后，久闻韩清正，便召韩入朝。魏忠贤余党杨维垣上疏极力反对，使韩入阁受阻。心向东林的大臣连连上疏，请求崇祯帝立即召用韩。崇祯不顾某些人的反对，遂遣人召韩回朝。崇祯元年十二月，韩入阁复为首辅。一天，崇祯帝对韩说：“票拟时务要消除门户之见，开诚布公，和衷共济，以求处置不出偏差。”韩极以为是，并进言说：“内阁议事，多关系到机密要务。诸臣相互酌议，不必让外人知道谁赞成、谁反对。至于内阁诸臣，从早到晚入直朝房，势不能报谢宾客。凡是商议政事，都应到朝房相商，禁止一切私邸交际。”崇祯帝深以为是，遂谕令百官遵行。
当刘鸿训因改敕书案而遭重谴时，韩极力论救。再加上当时廷臣间的相互攻讦，崇祯帝非常生气，当廷训谕群臣道：“进言者不忧国而植党，自名东林，于朝事何补?”这话说得很重，显然有责备东林结党之意。韩身为内阁首辅，被公认为东林领袖人物，他不会不知道崇祯帝这些话的分量。为此，他特地向崇祯帝上揭帖，专讲植党事。其中说道：“人臣原不应以党事君，人君也不可以党疑臣。总当详核人品，辨别贤奸，然后举措才能得当。若大廷上妄起戈矛，宫府中横分这党那党，恐非朝廷之福。”韩的这些话的确是不刊之论，崇祯帝也挑不出毛病。但这些话是针对崇祯帝的训谕所发，所以他还是老大的不高兴。由崇祯帝的训谕可以看出，他对东林党已有警惕之心，人们已隐约看到东林内阁短命的征兆。
韩老成持重，处处从大局出发，悉心辅佐。尽管他被人称为东林的领袖人物，但他的确不“以党事君”，对各种政务秉公处置，声望颇高。他入阁后处理的第一件政务就是定逆案一事，对那些不得已附和过崔、魏而没有明显恶绩的人，他则不予列入，尽可能不广加株连。为此，崇祯帝一再责备他“怕树怨”。在崇祯帝力主下，列入的名单不得不越拉越长。
当东林内阁形成之时，内忧外患交相逼迫，不仅朝政混乱，而且外患日益严重。新兴的满清势力不时内扰，兵饷匮乏，边兵不时发生哗变。同时，陕西等地的农民起事如星星之火，大有燎原之势。当此多难之际，崇祯帝身为一个年轻皇帝，极力振刷，力图挽回颓势，重振朝纲。他在清除阉党的基础上建立起东林内阁，相互配合，朝政一时颇有振作。
当时从边事上来看，最大的威胁是辽东的满清势力。这时皇太极已称大清皇帝，与明王朝彻底地分庭抗礼，并要取明朝而代之。就在崇祯帝即位的同一年，皇太极派兵征服了李氏朝鲜，使朝鲜由明的藩属变为清的藩属。朝鲜原来是牵制清的力量，这时却变成了清的后方，不时为清助兵助饷。这使辽东的局势变得更加严峻。东林内阁推荐名将袁崇焕督师辽东，辽东危局一时有所改观。崇祯帝如果对袁崇焕“久任责成”，辽东的战局当不至于崩溃成后来的那种样子。只可惜崇祯帝对袁崇焕任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即将袁崇焕下狱处死，辽东的局面遂一发不可收拾。此是后话，其中缘由留待专章叙述。
东林内阁对军政中的一些弊端尽力进行整饬。在保证各重镇兵额不减的情况下，清汰冒额冗兵。原来，各镇为了多领军饷，就故意增添兵额。例如，实有兵员两万，但向兵部领饷的兵额可能会有三万，甚至四万。不少驿站的驿卒也有类似情况。经过一番清查，减少了一些冒额兵员，使民困稍解。
另外，崇祯帝虽撤回了监军宦官，却不断地派出旗校侦察边情，意在防备边将欺瞒。宣府是边地重镇，自然在重点侦察之列。宣府巡抚李养冲为此上奏道：“旗校往来如织，踪迹难凭，且虑费用太繁，无力应付。”崇祯帝对此似乎大惑不解，就拿李养冲的奏疏给李标看，并问道：“边情危急，朕遣旗校侦探，怎么能说是伪呢?更何况祖宗朝即设立了厂卫，又为的是什么呢?”李标回答说：“事情本来就应该慎重。李养冲的意思是，不贿赂这些旗校的话，担心每天都有诽谤他的话；贿赂吧，则又没有那么多钱财。”崇祯帝感到说得有理。大学士钱龙锡对此事也进谏说：“按照旧例，厂卫旗校只在都城内外刺事，如要远遣边地，恐难以委信。”在这些阁臣的极力劝谏下，崇祯帝便暂时停止了派旗校侦察边事的举动。对于边疆将领来说，这为他们解除了一个心腹之患，可以更专心于防务，而不必再担心厂卫特务对他们的监视了。
在韩等人的主持下，引入正人，抑制邪党，平反冤狱，革除弊政，朝政顿显清明。崇祯帝在位十七年，只是这最初的二三年显得刚果有为，为后人所称道。但是，随着袁崇焕事件的发生，短命的东林内阁也就土崩瓦解了，朝政又陷入纷争多事的泥潭。
第二节 “皇帝遭瘟了”——周延儒与温体仁之争
崇祯帝在惩治魏忠贤和阉党的同时，建立起东林内阁，朝政为之稍清。但东林内阁只维持了大约两年的时间即垮掉，其关键事件是袁崇焕一案。随后是周延儒当政，温体仁先是与周延儒相结，却暗中排陷周延儒，终于取而代之。温体仁欲翻逆案，虽一再受阻，但朝政日非，故民间传言：“皇帝遭瘟了。”意指崇祯帝宠信温体仁，政事日益败坏。
钱谦益遭斥与东林内阁的瓦解
崇祯元年十月，入阁仅半年的刘鸿训被罢职。这是东林内阁遭受到的第一次打击。十一月间，崇祯帝第二次枚卜阁臣。首先由廷臣会推，共推举十一人。他们是：成基命、钱谦益、郑以伟、李腾芳、孙慎行、何如宠、薛三省、盛以弘、罗喻义、王永光、曹于汴，崇祯帝本来要像上次那样通过枚卜增加阁臣，但是，他看到这个会推的名单后不大满意。这是因为，他满以为礼部右侍郎周延儒会被推上来，但因周延儒资望轻，故未入廷推之列。这使崇祯帝产生了疑心，再加上一些人风言风语，便怀疑廷臣结党，故意排斥能臣。这时，礼部侍郎温体仁揣摩崇祯帝的心意，相信崇祯帝对这次会推已生疑心，再加上自己未被推上，正一肚子怨气，遂上疏弹劾被会推上的钱谦益，说他关节受贿，结党营私，不应该入阁臣选。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的大名士，与东林党人关系密切，门生故吏遍天下。温体仁疏中所指，原是多年前已结案的一件往事。天启二年(1622)，钱谦益主持浙江乡试，钱千秋中举。钱千秋在首场文章结尾处用了一句俚语：“一朝平步上青天。”起初钱谦益没有发觉，给事中顾其仁察觉此事，钱谦益也马上警觉起来，感到其中定有奸人指使。钱谦益遂马上上疏揭发此事，钱千秋被遣戍边，连几个指使的人也一起受到惩处。钱谦益本人也以失察受到夺俸的处分。崇祯帝为此亲自召集百官当庭对质。钱谦益与温体仁互相攻讦，自然难有结果。崇祯帝问温体仁：“疏中谓结党，奸党是谁?枚卜大典，是谁一手操纵?”温体仁回答道：“钱谦益一党甚多，臣不敢尽言。这次枚卜，皇上务求真才，其实由钱谦益一伙操纵。”这时吏科都给事中章允儒当廷奏道：“关于钱千秋一案，早已了结。温体仁品望甚轻，所以会推不与。如钱谦益果有关节之事，为何不纠于枚卜之前?现在会推名单已上，点或不点，一听皇上裁定。”温体仁马上反驳道：“从这个言官所说可以看出，他正是钱谦益一党。在未枚卜之前，不过是冷局，参劾他有何用处?今会推之疏已上，参劾于此时，正为了使皇上能选用贤人。”章允儒也不示弱，大声驳斥道：“小人从来就善以结党之罪陷害君子。昔日魏广微欲驱逐赵南星、杨涟等，魏忠贤就在会推疏中加一个党字，致使这些人全被削夺。此事留传至今，为小人陷害君子之榜样！”章允儒越说情绪越激动，崇祯帝却勃然大怒道：“胡说！御前奏事，怎能如此放肆！拿了！”但一时却无人承旨。崇祯帝大声喊道：“锦衣卫何在?”锦衣卫指挥使这才将章允儒扶出。
对这次枚卜风波，廷臣大都知道是温体仁在挟私报怨，基本上没有人帮他说话。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也没有被会推上的周延儒。他稍后对崇祯帝说：“皇上反复询问，诸臣不敢言。一是怕冒犯天威，二是碍于情面。总之钱千秋一案关节是真，钱谦益不能辞其咎。皇上不必再问诸臣。”崇祯帝深以为是，遂对廷臣斥责道：“朕要六部九卿会推阁臣，竟推这种人！会推一定要公，会推不公，还不如不会推！”周延儒遂又奏道：“大凡会推，皇上明旨下九卿科道，以为极公。不知外廷只沿旧套，只是由一两个人把持，别人不敢开口，就是开口也不行，徒然言出祸随。”温体仁随后奏道：“臣孑身孤立，满朝尽是钱谦益之党。今不只钱谦益恨臣，凡钱谦益之党无不恨臣。臣一身岂能当众怒……请皇上罢臣归里，以避凶锋。”这时钱谦益也伏地待罪。崇祯帝命钱谦益回籍听勘，曾驳斥过温体仁的章允儒、瞿式耜和房可壮等俱降三级，调外听用。
这次枚卜风波反映出几个令人忧虑的迹象。其一，崇祯帝自以为察察为明，实际上刚愎自用，对纷繁的政事缺乏准确的判断力。关于钱千秋于浙江乡试中用俚语一事，本算不了什么大案，何况钱谦益本人也揭发了此事，受遇夺俸的处治，此案已结多年，与这次枚卜并无关系。温体仁挟私报怨，翻出这笔老账借口发难，用意奸险。连与温体仁较亲近的吏部尚书王永光也不支持温体仁。但崇祯帝刚愎自用，不听多数朝臣的意见，以温体仁为是，贬逐大臣多人。既失于明察，又不爱惜人才。
其二，崇祯帝在惩治阉党的同时，起用的多是东林党人。他特别忌恨臣下结党，这成了他的一块重大的心病。而“东林”的名字早已大著，许多人以附东林击阉党而自豪。那么，这些人就特别容易被人攻击为结党。从这次枚卜风波中可以看出，崇祯帝对东林党是否结党营私已心存芥蒂，并未能推诚任用。韩入阁后就明显地感觉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对崇祯帝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人臣不可以党事君，人君亦不可以党疑臣。”这话的主要意思是要崇祯帝不要动不动就怀疑他们结党。
由于枚卜风波，这次会推的十一个大臣皆未入阁，即这次会推的结果全部被崇祯帝所推翻。十一月发生了枚卜风波，十二月韩回朝，李标礼让韩为内阁首辅。这时内阁只有韩、李标、钱龙锡、周道登四人。第二年一月，周道登罢职家居。周道登入阁后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且奏对显得粗俗鄙薄，崇祯帝甚至当廷拿他取笑。例如，有一次崇祯帝御讲筵，问周道：“宰相需用读书人，当作何解释?”周道登一时答不上来，就说：“容臣到阁中查明，再来回奏。”崇祯帝面带讥笑，周道登极为难堪。崇祯帝又有一次问他“近来臣下奏事，其中多有情面二字，什么叫情面呢?”周道登回答说：“情面者，面情之谓也。”众人都暗暗发笑。崇祯二年一月，也就是枚卜风波发生两个月后，有人弹劾周道登，说他袒护兵部尚书王在晋，随即将周道登罢职。这时，内阁就只剩下三人了。
崇祯二年(1629)十月，清兵绕过山海关，分三路攻明，直达北京近郊。袁崇焕急忙从山海关率师入援。崇祯帝误中皇太极的反间计，认为袁崇焕与清通谋，便将袁崇焕逮治下狱，后被处死。袁崇焕素与东林友善，他原被魏忠贤贬谪家居，因钱龙锡等推荐，四月间重被起用，督师辽东。既然袁崇焕以败坏封疆罪被逮治，一些素与东林为敌的人便乘机大作文章，谓袁崇焕各种大罪皆钱龙锡所指使。这时攻击钱龙锡最力的是御史高捷和史。这二人曾被吏部尚书王永光所引用，但被阁臣钱龙锡所阻。当袁崇焕案发生时，高捷和史已复为御史，二人便极力借题发挥，大攻钱龙锡。再加上定逆案时，钱龙锡在阁臣中态度最为坚决，故“奸党衔之刺骨”。他们甚至暗中策划，要另定一个新的逆案，以袁崇焕为首，以“(钱)龙锡等为逆党”，以新逆案与旧逆案相抵。崇祯帝见那么多人弹劾钱龙锡，遂于当年十二月将钱龙锡放归故里。当处死袁崇焕后，崇祯帝又将钱龙锡长系狱中，数年后将他遣戍定海卫。
钱龙锡被罢是对东林内阁的重大打击。在钱龙锡被罢的同时，周延儒以特旨入阁。一个月后，即崇祯三年元月，内阁首辅韩也罢去，由李标代为首辅。至此，和李标同时枚卜入阁的六人中已有五人罢去，他亦不自安，遂连疏乞休。三月间，崇祯帝命他罢职家居。至此，曾给人以很大希望的东林内阁彻底瓦解，围绕着内阁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周延儒掌阁事
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即在钱龙锡被罢的同时，周延儒以特旨入阁。第二年六月，温体仁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九月，周延儒为内阁首辅，直到崇祯六年(1633)六月罢职，任首辅约三年的时间。温体仁因借助周延儒之势得入内阁，故两人的关系起初颇为密切。但不久温体仁即想取而代之，故两人又明争暗斗起来。周延儒起初喜与东林交游，但在枚卜风波中配合温体仁攻击钱谦益等人，从此不为东林所喜，他也转而与东林为仇。
周延儒天性机警，善于揣度别人的意旨，见机行事，这是他获得崇祯帝信任和倚重的重要原因。崇祯帝即位不久，即召周延儒为礼部右侍郎。崇祯元年冬天，锦州驻兵以缺饷哗变，督师袁崇焕急请朝廷发饷。崇祯帝召集诸大臣，问他们应如何处置此事。因连年用兵，户部钱粮亏空甚多，无钱粮可支，所以大家都请求发内帑银。所谓内帑，即藏于内府供皇室花用的银钱。自万历以后，大量应该入户部的银钱转归了内府，故内帑储积越来越多，外廷财政则越来越吃紧。正因如此，自万历以来各种加征名目繁多，弄得民不聊生。皇帝视内帑犹如自己的家私，对发内帑充军饷十分心痛。崇祯帝也不例外，对诸大臣请发内帑显出老大的不高兴。周延儒揣摩透了崇祯帝的心思，便不附和诸大臣的意见，独自奏道：“国家设置关门，昔日防敌，今日却要防兵。宁远驻兵发生哗变，急忙增拨兵饷；锦州驻兵发生哗变，又急忙增拨兵饷。这样一来，各地就要纷纷效尤了。到那时，又有多少内帑可拨！”崇祯帝看到周延儒的意见与众不同，也颇合自己的心意，就问周延儒：“你认为应该怎么办呢?”周廷儒回答说：“事情紧急，不得不发兵饷，但应有个经久之策。”崇祯帝深以为是，回过头来责备诸臣，说他们不知忧国，没有长远的谋划。几天后，崇祯帝又召问周延儒，周延儒说：“发银不如发粮，山海关银不缺，只是缺粮。士兵为什么发生哗变?发生哗变必有隐情，怎么能知道不是骄兵悍将故意相煽惑以要挟袁崇焕呢?”这话也极合崇祯帝的心意，因为他也早就怀疑这是边将要挟所致。崇祯帝感到周延儒见识过人，便对他格外倚信。因此，他虽不在会推之列，崇祯帝还是以特旨命其入阁，不久又提升他为内阁首辅。
崇祯三年一月，内阁首辅韩罢职回籍，由李标代为内阁首辅。两个月后李标罢去，成基命继为内阁首辅。周延儒一直觊觎首辅一职，便唆使亲信不断弹劾成基命。崇祯帝也属意于周延儒，故成基命仅任首辅半年，即为周延儒等人所逐。于是，周延儒如愿以偿，登上了首辅的宝座。
崇祯帝见周延儒问答敏捷，所言多与自己的心意暗合，故对他格外倚重。有一次，崇祯帝将周延儒单独召至文华殿，密谈至半夜才出来，所谈内容外人密不得知。这引起了一些朝臣的疑虑。御史黄宗昌上疏，弹劾周延儒诸品行不端事，称此等人不应受如此倚信。御史李长春也上疏弹劾，谓周延儒独自与皇帝密谈不合常典。南京给事中钱允鲸也上劾章，谓周延儒与阉党要员冯铨一直友善，让周延儒入阁柄政，他一定要为阉党翻案。对这些接二连三的劾章，周延儒感到很恐慌，一面上疏辩解，一面请求罢归。崇祯帝正对他倾心倚重，认为某些人出于嫉妒，故意倾陷，所以对周延儒好言劝慰，不许罢去，还为他加上了颇为荣宠的太子太保的头衔。
崇祯三年(1630)六月，温体仁入阁，表面上与周延儒颇为亲近，诸事秉承周延儒的意旨去办。周延儒也想引温体仁为助，故入阁之初两人的关系颇为密切。温体仁和吏部尚书王永光千方百计为逆案翻案，便拿王之臣和吕纯如来投石问路。这两人都曾任官兵部，袁崇焕死后，辽东危机，他们说这两人边才可用。在温体仁和王永光的活动下，周延儒起初也支持起用这两个人。王之臣在天启时被魏忠贤用为兵部尚书，吕纯如也曾以兵部侍郎掌尚书事，是残害东林名士周顺昌的重要帮凶。这两人都被列入逆案，如他们能被重新起用，就标志着逆案已被推翻，其他人也可以被起用。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两个人能否被起用的问题，实际上关系到阉党和东林的激烈斗争，对整个政局都将产生极大的影响。
对此，反对最激烈的是讲官文震孟。他上疏说：“群小合谋，欲藉边才翻逆案。天下有无才误事之君子，必无怀忠报国之小人。今有平生无耻、惨杀名贤之吕纯如，要借大臣为援，诡辩称冤。王永光为六卿之长，窃威行私，对人用舍颠倒，无事不专而济以狠，发念必欺而饰以朴。”他在疏中还举了几个具体事例，直刺王永光等人，言辞极为激烈。王永光大窘，上疏辩解。崇祯帝不但没有惩治王永光，反而对他好言劝慰，要他安于职守，而对文震孟却大加责备，说他“任情牵诋”，意思是他不负责任，任意攻击大臣。这件事虽不了了之，但对阻止王永光等人翻逆案的阴谋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周延儒本来也支持温体仁和王永光这样做，这时他的一个亲信对他说：“他们将要推翻逆案，可外人要把这个罪名安到你头上了。”周延儒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当崇祯帝问周延儒这两人是否能起用时，周延儒故意沉吟了一会儿，然后一字一板地说：“如果能重新起用王之臣，那也就能为崔呈秀雪冤了！”崇祯帝顿时省悟，态度坚决起来，不许任何人为逆案中人物翻案。温体仁、王永光等人对周延儒改变态度十分痛恨，但又无法明言，便在暗中极力搜求周延儒隐事，待机而发。
周延儒的确有许多恶行。崇祯四年(1631)，崇祯帝经廷试点陈于泰为状元，而陈于泰乃是周延儒的姻亚，即其妻妹之丈夫。京都人议论纷纷，认为周延儒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告人的作用。周延儒用张廷拱为大同巡抚，孙元化为登莱巡抚，两人都是周的私人。周延儒原籍宜兴，其家人子弟横行乡里，无恶不作，致使乡人无以泄愤，竟在夜间将周家的宅院烧掉，并掘毁了他的祖坟。周延儒的哥哥周素儒无尺寸之功，竟以锦衣卫千户的头衔冒领钱粮。他还任用家人周文郁为副总兵。温体仁暗中唆使亲信上疏，弹劾周延儒。但崇祯帝对周正倾心相倚，故不为所动。有时周延儒不自安，上疏请罢，崇祯帝还要好言慰留。
崇祯五年(1632)春天，登州(今山东蓬莱)被叛将李九成攻陷，巡抚孙元化被囚。周延儒推荐兵部侍郎刘宇烈前往视师，亦劳师无功。登州是军事重镇，它被叛将攻陷引起满朝震惊，认为这是继辽东失陷后的又一重大变故。温体仁感到机会已到，便暗中唆使许多言官连疏弹劾周延儒。御史余应桂还揭露说，周延儒曾收受巨盗神一魁的大量贿赂。给事中李春旺更直截了当，谓周延儒应立即罢去。周延儒不自安，连疏乞休。崇祯帝仍好言慰留，但内心终不能不有所动，对周延儒的眷倚之情有所减轻。
不久，温体仁指使宦府太监王坤上疏，弹劾周延儒包庇佞臣。尽管明代宦官弄权的事很多，但以前从来没有宦官弹劾大臣的先例，至多只是利用各种方便条件向皇帝进谗言，没有像外廷朝臣那样上疏弹劾大臣。为此，给事中傅朝佑上疏纠劾，“中官不当劾首揆，轻朝廷，疑有邪人交媾”。副都御史王志道说得更为激切，谓中官弹劾首辅败坏了纪纲法度。这时崇祯帝已重新起用宦官监军，对宦官正大加倚信，见言官动不动就指斥内臣，大为不快。一天，崇祯帝召廷臣于平台，拿着王志道的奏疏训谕道：“朕遣用内臣，原来就是出于不得已，早已说得很明白。你等不自己省察自己，反而借王坤奏疏大做文章。朕已责王坤诬妄。你等上疏参劾，动不动就牵连内臣，难道以前惩治那些人都是因为内臣吗?”王志道颇刚直，当即回奏道：“王坤弹劾辅臣，举朝惶惶，都在为朝廷的纪纲法度担忧。臣在为朝廷纪纲法度惜，并不是为以前被惩治的诸臣惜！”崇祯帝面有怒色，又训谕道：“廷臣关于国家大计不进一言，只是一用内臣监视，不利于徇私作奸，便借王坤之疏来要挟朝廷，真是巧佞！”这时崇祯帝一直对着王志道进行申斥，气氛十分紧张。周延儒遂出班奏道：“志道并不是专论内臣，实际上也在责臣等失职。”崇祯帝怒意稍有缓解，接着又对着王志道说：“自己不修职业，却故立高论，沽名钓誉，怎么能胜任言官掌风宪的职责呢?”王志道虽未当廷受惩，但感到崇祯帝对自己难以相容，回来后便草疏，引罪乞罢。崇祯帝遂马上准其请，令其致仕回籍。
此事前前后后温体仁都在场。他平时对周延儒显得挺亲近，在这关键时刻，周延儒本来希望他能帮自己说上几句，结果温体仁却无一言相助。这使周延儒对温体仁渐生不满，开始对他有所提防。
到崇祯六年(1633)，温体仁与周延儒的矛盾已日益公开化，温体仁加快了倾陷周延儒的步伐。他指使给事中陈赞化上疏，狠狠地参了周延儒一本。疏中说：“周延儒豢养了个游客李元功，他借周延儒的权势在外招摇谋利。陛下降特恩，今天下停刑，平反冤狱，李元功在外边却说成是周延儒之功，向平反的囚犯索取贿赂。周延儒目无陛下，谓陛下对某事处置不当，他即封还原疏，皇上即或改或留，他似乎颇有回天之力。他还说：‘皇上乃羲皇人也！’此话满朝皆知，决不是某些小人轻易泄露出来的吧！”这道奏疏实在是击中了要害。崇祯帝是个自尊心极强的皇帝，即使明明处置错了的事，他也决不肯认错，甚至把错的责任推给臣下。他刚愎自用，决不许大权旁落。周延儒居然在外边说他是“羲皇上人”，实际上就是说他是不管事的傀儡！这真是大逆不道。周延儒得知此疏后，马上上疏，请崇祯帝将他罢职，放他回籍。在明代，阁臣被劾后，一般都上疏乞休。如不是特别大的罪过，皇帝都温旨慰留。这次周延儒乞休也不是出于真心，他本来希望崇祯帝照例要对他慰留。温体仁早就垂涎首辅之位，便巧弄机权，票拟准予休告。旨出后，周延儒大感意外，对此毫无思想准备，颇不能堪。他已明知温体仁在百般倾陷自己，对此十分痛恨。他不希望温体仁代自己为首辅，便谋于某些内臣，想让他们劝崇祯帝召回原大学士何如宠，让何如宠任首辅。以前，周延儒经常借内臣之助以示威权，把政事反复归之于崇祯帝喜怒无常，而实际上阁权仍在某种程度上受内臣操纵。周延儒不时借助内臣达到私人目的，温体仁也擅长此道。这次由温体仁票拟，司礼太监代帝批红，周延儒即被立即罢去。周延儒欲引用何如宠来压温体仁的计划也落了空，只好悻悻离去。温体仁遂继为首辅。
温体仁乱政
从表面上看，温体仁待人谦恭和气，实际上城府甚深，性情刚猛，一旦与人结怨，则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在枚卜风波中锋芒毕露，使钱谦益不仅未能入阁，反而被罢职家居。这一来，温体仁就等于公开与东林为敌。他入阁后力图为逆案中人物翻案，但逆案乃崇祯帝所钦定，态度坚决，凡入逆案的人物都不得起用。因此，温体仁在朝中颇感孤立。他不但不隐讳这一点，反而把这看成是自己的一种资本，经常在崇祯帝面前提及。他对崇祯帝的心理揣摩得很清楚，崇祯帝最恨植党，自己孤立正表明无此嫌疑。崇祯帝也念他孤立无援，所以处处对他袒护有加。温体仁心里很清楚，与自己为敌的人很多，所以处处谨慎，不敢收受任何贿赂。这种经济上的清白也成了他的一项重要资本。在贪官污吏诛不胜诛的情况下，崇祯帝对温体仁不贪墨颇为欣赏。因此，尽管内阁中斗争激烈，云谲波诡，而温体仁在内阁竟达七年之久，任首辅达四年。这在崇祯年间的阁臣中是极其罕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