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次商潮
●那些小商小贩及留洋打工、买卖紧缺商品的人，开始过上悠闲、富裕的生活，成为大家羡慕的对象。
●要想收听到节目，陈泽民还要爬到房顶、大树等高处去架设天线，并且要反复爬上爬下，调整天线的方向、角度。
●初来乍到，只能和在内地一样，先从做贸易开始，通过贸易积累资金，了解海外市场。
掀起第一次经商浪潮
1984年充满了悬念，也充满了风险和机遇。这一年，一个略显戏谑和暗示意味的词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个词过去只在梨园或风月场中流传，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下三流字眼。然而，它很快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它让人想入非非，也给人们带来了好奇和想象。
这个词，便是“下海”。
“下海”，过去指的是票友转为职业演员，或风尘女第一次接客。“下”有屈身之意，而“海”则充满了风险。
而在1984年这一年，下海成了很多人抛弃铁饭碗，辞职或留职停薪转行从商的代名词。从此，商界也被人们喻为商海。
当年这么做是需要勇气的。1982年，有过一次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运动，温州“八大王事件”当时家喻户晓。
八大王指的是温州第一批成功的个体户，有“螺丝大王”“五金大王”“目录大王”“矿灯大王”“翻砂大王”“胶木大王”“线圈大王”和“旧货大王”。这“八大王”不仅被戴上“投机倒把”帽子，更有的被判刑，有的进了“学习班”。这一行动对群众中刚刚涌动的致富热情，无疑是致命一击。
1984年初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鼓励农民兴办各类企业，给“八大王”的商业行为松了绑。
这年1月，邓小平在王震、杨尚昆的陪同下，专程来到了中国第一个改革开放“试验田”的深圳，这是邓小平的第一次南巡。
据当时蛇口工业区总指挥袁庚回忆，他连夜让人加班做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牌子，放在蛇口区的入口处。当邓小平视察蛇口，袁庚便向他请教这个口号的提法对不对。邓小平只回答了一个字“对！”
那些先知先觉的人，已从这些信号中获得了足够多的暗示。民众对经商的态度，开始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那些小商小贩及留洋打工、倒腾紧缺商品的人，开始过上悠闲、富裕的生活，成为大家羡慕的对象。
据《中国青年报》调查，那一年最受欢迎的职业排序前三名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而最后三个则是科学家、医生、教师。一时间，“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成为四处流传的顺口溜。
渐渐地“投机倒把”这个词没人提了，“下海”成了人们常用的问候语，而“倒爷”则成为人们眼中体面的职业。
小倒爷们肩扛尼龙袋，在火车硬座的座位下，踡曲身体做着金钱的美梦；大倒爷们，凭着炫目背景，拿着一张张批条，靠赚取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
这一年，在中科院计算机所工作的柳传志，终于耐不住寂寞创办了一家公司，地点是一个只有20平方米的小传达室。
创业之初，他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街头寻找商机。他摆摊卖过电子表、旱冰鞋，批发过运动裤衩和电冰箱。他绝不会想到，这家小公司多年后将成为IT业知名度最高的民族品牌。
也是这一年，王石来到深圳下海了。他的第一桶金是当倒爷获得的，倒卖玉米竟然让他赚了300万元，他还倒过外汇、日本电器等等。
第一批下海吃螃蟹的人，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1994年被处决的资本枭雄沈太福，也是这一年下海的。他从科协辞职，办起了吉林省第一家个体科技开发咨询公司，每天骑着辆破自行车在街头巷尾刷广告。
后来，沈太福因创办北京长城机电公司辉煌一时，最终却因13.7亿元的“第一非法集资案”，葬送了性命。
下海是充满了风险，然而，它却像一个逃出牢笼的精灵，也体会到了自由的快感。人们越来越多地从下海中，真切地感受到了计划经济的束缚。
1984年10月，国家终于通过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柳传志在中关村创业
在中科院计算所干了13年研究工作后，柳传志在不惑之年义无反顾地下海了。
生于1944年的柳传志和多数同龄人一样，曾经白白地消耗了10年大好的青春，在这段日子里，大学刚毕业的他，有精力不知道干什么好，想做什么都做不了，心里非常愤懑。等到回首已经人到中年了。
这种颇为无聊的生活，从他半路出家前不断变换工作地方的情况中也可见一斑。
从1961至1984年，柳传志先后在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学习，就业于国防科委成都十院十所，在广东珠海白藤农场劳动锻炼，调中科院计算所工作，在中科院干部局工作。
碰巧的是，从西安到成都，再到珠海，最后到北京，他的足迹踏遍了中国版图上东南西北的四方重镇。按照“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标准，青年时代的柳传志或许确实有些无所事事的缺憾，但也很难说，其日后为人称道的老柳是否就在那时走南闯北中练就的。
一部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史必定烙有其源头的深刻印记。及至20世纪80年代，近乎全民性的躁动、迷惘、不知所措，驱动着一艘艘小舢板不明就里地下水了，这其中，竟然不乏后来的成功者。
条件匮乏，近乎原始，荒唐的起始造就一代财富故事的大同小异。
柳传志“传奇”的起点因离谱反而显得平常无奇：中关村街上哗啦一下办起了一片公司，中科院计算所也有人出去办公司，或者给人打工、验收机器，一天收入三四十元。当时计算所一个月的奖金也就30多元，这对该所正常的科研冲击很大。
面对这种局面，计算所所长曾茂朝想：能不能计算所自己办个公司，积累点钱，上缴给所里，解决所里的实际困难。柳传志以往表现出来的组织能力使曾茂朝觉得他是最佳人选。
创业之前，柳传志在科学院计算所外部设备研究室做了13年磁记录电路的研究。
柳传志说：
虽然也连续得过好几个奖，但做完以后，却什么用都没有，一点价值都没有。只是到最后，1980年，我们做了一个双密度磁带记录器，送到陕西省一个飞机试飞研究所，用了起来。我们心里特别高兴。但就在这时候，我们开始接触国外的东西，发现自己所做的东西，和国外差得太远。这使得我坚决地想跳出来。
突然来了个机会，特别想做事。科学院有些公司的总经理回首过去，总喜欢讲他们从前在科研上都多有成就，是领导硬让他们改行。我可不是，我是自己非改行不可。
在机缘凑巧之下，40岁的柳传志终于下海了。11个人、20万元资金，尽管起点低，他还是先知先觉地意识到了，只有立意高远，才可能制定出利于企业发展的长远战略。
1984年的中关村，11个人、20万元资金，柳传志起步阶段可谓窘迫。
更富于戏剧性的是这20万元，一个多月就被人骗走了14万元，这对他们的打击特别大。
没有资金，联想只能替人家卖机器，但柳传志多了个心眼，琢磨用户的需求是什么？怎样的价格和服务才能更吸引用户？他相信，学会做贸易是实现高科技产业化的第一步。“不把贸易做通了，再好的产品你也不知道怎样卖；不把制造业搞精良了，再好的科研会被制造业的粗糙掩盖了。
搞科研的人最怕做贸易，主要是这段苦他没吃过，一定要干下去，一定要对市场有个理解。会做贸易以后，看问题才会有穿透力。
到了1987、1988年，柳传志的“贸易”做得颇有声色。联想代理的ASTPC，一个月能卖好几百台。打通了销售渠道以后，柳传志要自己生产。
柳传志后来回忆说：
因为我们是计算所的人，总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做。但当时是计划经济，联想很小，国家不可能给我们生产批文，我们怎么说都没用，因为潜在的能力没有人相信。于是决定到海外试试，海外没有计划管着你。就这样，我们把外向型和产业化并作一步跨了。
1988年，柳传志带着30万港币闯荡香江。
初来乍到，只能和在内地一样，先从做贸易开始，通过贸易积累资金，了解海外市场。接着，联想选择了板卡业务，然后打回国内，为联想PC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柳传志后来说：“我当时一心要形成产业，做贸易只是权宜之计。今天我这样说，不是我学了《毛选》事后才说这番话。你们可以翻翻1988年的报纸，我当时就是这样说的。”
很自然，世事沧桑，1988年柳传志的豪言壮语到10多年后才为人知。
在那个全民下海的年代，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少有知识阶层白手起家闯出路子的，而这本身就说明：理念也许并不重要。
在决定企业家成功的诸多因素中，特别是一切还都不是建立在规范的基础上的时候，性格与追求才是更为关键的因素。
拒绝诱惑往往是件最困难的事，但柳传志还是先知先觉地意识到了如何才能立足长远谋发展：
立意高，才可能制定出战略，才可能一步步地按照你的立意去做；立意低，只能蒙着做，做到什么样子是什么样子，做公司等于撞大运。
1984年，“两通两海”已经挺立在中关村，当时典型做生意的办法有三种：一是靠批文；二是拿平价外汇；三是走私。拿到批文后，一台XT机器能卖4万多元。
但是柳传志他们却不想这样做。
1987年、1988年的时候，公司高层就此发生过一次讨论。他们的办公室主任一心想要把他们公司办成像科海那样，总公司下面一大堆小公司，每个公司都独立做进出口，虽然每个公司都在做重复的事情，但是每个公司都赚钱。
1994年，国家采取开放的政策，这对联想却是一个很大的麻烦事。
此时，他们完全措手不及，外国的机器比他们的质量要好，价格也比他们的便宜，他们完全不能和人相比。这时，联想开了两个多月的会来研究对策。
在会上，联想人都怀着一种危机感：“我们的资金不如人家，我们的技术不如人家，我们的管理不如人家，人才不如人家，几方面全不如人家的时候，这个仗怎么打？是不是干脆退回去，还是做代理，卖人家的东西算了？”
但是，联想最后的结论是“拼死一搏”，他们把做得不好的地方，从头到尾数了一遍，下力气进行大幅度的改革。把公司的力量全部集中起来，成立电脑事业部，由29岁的杨元庆当总经理。
到了1996年的时候，联想就开始翻身了，一步一步抑制住了外国品牌的进攻。
1998年，联想推出一款一键上网电脑，接着，又研发出电脑的一键恢复技术。这些技术虽然不是计算机的核心技术，但很实用。后来，联想投入更多的资金成立联想研究院。
2004年，联想并购IBM的PC业务，立刻使联想电脑的核心技术又有大幅度提高。
柳传志认为，联想刚开始定位就是高科技公司，但如果刚开始就发展技术，不但没钱办工厂，更谈不上研发。创业最好有一个远大的目标，但同时采用一步一步逼近的方式前进，“不要把长跑当成短跑”。
柳传志对立意高低有一个比喻：“北戴河火车站卖馅饼的老太太，分析吃客都是一次客，因此，她把馅饼做得外面挺油，里面没什么馅，坑一把是一把，这就是她的立意。而盛锡福鞋帽店做的是回头客，所以，他的鞋怎么做也要合适。”
柳传志还认为，同样是卖馅饼，也可以有立意很高的卖法，比如，通过卖馅饼，开连锁店。
柳传志强调立意，是因为他明白：
只有立意高，才能牢牢记住自己所追求的目标不松懈，才能激励自己不断前进；
其次，立意高了，自然会明白最终目的是什么，不会急功近利，不在乎个人眼前得失。
柳传志的最新立意出炉了。2000年做到30亿美元，他是有把握的，这话等于立了“军令状”，说出去一定要做到。
100亿美元的目标，他只是提了一个朦胧的目标，没有把它说实，因为从30亿美元到100亿美元，是多大的一个飞跃？
2000年以后，世界计算机产业又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现在还不是看得很清楚。
另外，到了100亿以后是不是还不够进500强，那时候是不是门坎又高了呢？这些都是未知数，但他们是冲着500强去的，坚决要向世界500强目标挺进，也许在柳传志的手里实现不了，但是到了杨元庆、郭为手上非实现不可。
在联想进军海外成功以后，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敢往上做了，从进军海外开始，他们第一次制定了一个长远战略目标，并计划了几步去实现。
学会了制定战略，然后把战略目标分解成具体的步骤。目标太高了，他们就把土垒成台阶，一台阶一台阶往上走。
当然，他有资格这么做。从20万元起家，20年间飞速发展；
2002年营业额达到202亿港币；
2003年，联想电脑的市场份额达28.99％，从1996年以来连续9年位居国内市场销量第一；
至2004年3月底，联想集团已连续16个季度获得亚太市场，除日本外的第一。
虽然柳传志也曾定下心来，踏踏实实地跟在微软、IBM、英特尔后面“吃土”。
柳传志说：
吃土就是我们赛跑的时候，跑在前面的人说，你在后面吃土吧，他跑得快，我在后面吃土。这没错，咱们现在必须踏踏实实地做工业，搞好销售渠道。
但我们心里希望是领跑的，最起码不要老跑在别人后面。
到2004年，“国际化”已成为中国商界最时髦的词汇之一，且不乏海尔、华为和TCL这样的大胆试水者，但联想的大收购更使其一跃达到过去20年来中国企业在海外破冰之旅的最高峰。此前，还没有一家中国企业能吞下比这更大、更加成熟的西方标志性企业的资产。
伴随这一近乎疯狂的收购行为而来的，是一家PC年销售量1400万台，年销售收入约130亿美元的全球第三大个人电脑企业，即新联想的诞生。
柳传志说：
至此，经过21年的发展，联想正式成为一家拥有1.9万多名员工，全球7大研发中心、PC生产4大基地，销售网络遍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化企业。
此时，柳传志选择了由“一线”退居联想控股总裁位置，带着一个企业家的成功，开始了下一段人生的道路。
退居联想控股总裁位置的柳传志，完全放弃了中国企业传统的中央集权架构，联想控股的主要职能被局限在定方向、选人才、配资源、监督和考核，不介入子公司具体业务。
虽然杨元庆与郭为早已名声在外，可在“大家长”柳传志看来，在联想第二代接班人的遴选中，5大少帅仍旧不分远近亲疏。
“简单地说就是德才兼备”，柳传志在中国玻璃于香港上市之际首度披露了他对“大家庭”接班人的选择标准：“德”指的是事业心与责任心，“才”指的是要有很强的学习能力与工作能力。就“才”而言，大家都差不多，但在“德”方面，我要求的不是普通的事业心，而是要把联想的事业当成命来做，心胸要宽。
出问题的做法有三种，他说：
一种是把不该得的，随手归到自己包里，说大了就是犯了法。这种情况相当不少，国家体制也有值得反省的地方。
第二种是在合法的外衣下想办法谋私利。比如说，联想是公家的，我再让亲戚朋友开一家公司，把好的业务向他那儿介绍，肥水只流自家田。这样做国家一点办法都没有，但联想就办不起来了。
第三种是找亲信。老的国有企业领导人为了退休之后的切身利益，退休之前急于把自己的心腹安插在比较合适的岗位，这样接班人就能保证他退休有好的待遇。厂长这样，常务副厂长这样，书记也这样，就会发生大的矛盾，宗派就出现了。宗派是癌症，绝对不好治，我也没辙，只能坚决杜绝这种做法。
年逾花甲的柳传志终归不能像当年那样再演追款传奇了。
那是1987年，联想第一次准备从香港进口计算机，由于资金不够，想了很多办法，凑了300万元人民币。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就是拿300万元人民币，找到一个进出口公司，拿到批文，找到外汇，把外汇打到香港去，这中间非常复杂。
“我找的那人，虽然他那公司也挂了进出口公司的牌子，实际上他是一个骗子。等我把上述一系列事情安排完了，再回去找那人的时候，公司没了，人也找不着了。”
柳传志后来回忆说：
我那时拿板儿砖拍他的心都有。这个人后来也弄明白了，原来这帮人的钱不是好弄走的。后来这个钱就追回来了。这个事情大概前前后后一个多礼拜，这一个多礼拜，让我非常痛苦。
在那3个月中，一到夜里两点钟他就会被吓醒，心狂跳不止。
等追回款，机器买回来，他也成了‘横路竞二’，说话语无伦次，后来到海军总医院连续休息了两个多月，才逐渐调整过来。
功成名就的柳传志应该知足了。
相比他同时代最知名的企业家纷纷倒在路上，万润南在政治上栽了大跟头，金燕静因为走私而锒铛入狱，禹作敏打死了人，牟其中犯了诈骗罪……
而他却始终“不在改革中犯错误”，以“常青树”的姿态屹立在中关村。无论如何，幸运也好，洞察世事也罢，这位企业家最终完好的结局实则亦是中国之幸。
柳传志常说：
如果完全没有计算所的背景，没有计算所赋予的各种营养，联想的发展会有很多困难。
年青同志不能忘了这个，心里要弄清楚，你做出的成绩主要部分应该归国家。
心里想不透这一点，做着做着，就会出现问题。
而对比其亿万身家的合作者，他又说“我挺值。我和科学院老同志比，他们今天还在那里做科研，他们什么享受都没有，而我生活条件在国内已经是一流了，做的事情又符合国家的需求，还需要什么呢？”
陈泽民创办三全食品
1965年，陈泽民从医学院毕业，主动要求到四川工作。在这一年中，身为外科医生的他发明了不少当时很实用的手术器械、医疗器械，荣获“全国科技标兵称号”。
陈泽民3岁起就跟随身为炮兵专家的父亲过着随军生活，辗转各地。
10岁时，和同学们一起到电影院、戏院里，捡烟头、废品卖钱，支援志愿军抗美援朝。
陈泽民从小就是个无线电爱好者。从矿石收音机到真空管收音机，再到后来的半导体收音机和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他都能组装和维修。
第一台矿石收音机，陈泽民制做了5天。期间有3天熬夜，一次是通宵。但当“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响起时，他觉得所有的辛苦仿佛都烟消云散了。看着一大堆不相干的东西，拼装起来就可接收到千万里之外的信号，他感觉到科技的力量太不可思议了。
由于当时无线电事业不发达，要想收听到节目，陈泽民还要爬到房顶、大树等高处去架设天线，并且要反复爬上爬下，调整天线的方向、角度。“那时便体会到，要想做成事情一定要敢于冒风险。”他后来说。
无线电所激发的发明创造的兴趣，一直激励着陈泽民。初中时，学校提倡勤工俭学，于是，陈泽民学会了理发。每逢周末，他就背着书包带上理发工具，到农村去给农民理发。有时候他还和同学们一起出去打小工，他也做过泥瓦工、装卸工。
由于刻苦学习，他掌握了很多技能，这一时期，他制做的石英管收音机被送到北京参加青少年手工作品展。
高中时，他竟然利用理发推子的使用原理，帮农民制做了一台收割机模型。
1979年，陈泽民调回郑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工作。当时单位里有一台价值几十万元但是被水淹后报废的大型X光机，陈泽民硬是利用几个星期的业余时间把它拆开修理好了。他甚至还仿照在北京展览会上看到的一台日本产的洗衣机，制造了当时郑州第一台土造洗衣机。
1984年，陈泽民被调到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当副院长。但他在业余时间还是总想干点什么。
1989年，陈泽民和爱人借了1.5万元办起了“三全冷饮部”，当时制做冰激凌普遍使用的一种化学原料，需加热，冷冻过程因此加长。陈泽民改用另一种植物原料，常温下水融后即可使用，不仅制做时间加快，而且口味好，因此他的生意非常火爆。
可是每年10月之后，冷饮业进入淡季，冷饮部几十个工人就不知道干什么好。
在四川的日子里，陈泽民和爱人向当地人学会了做汤圆、米花糖等特色食品。回郑州以后，逢年过节，陈泽民夫妻都要做许多汤圆送给亲戚、朋友尝鲜。品尝过的人，无不交口称赞。许多人都表示，如果市面有售，宁可掏钱买。陈泽民由此意识到汤圆里蕴涵着巨大的商机。
这时候，陈泽民想起来有一年冬天到哈尔滨出差，见当地人包饺子一次包很多，吃不完就放到户外冻着，于是他突发奇想：饺子能冻，汤圆也应该能冻，自己家做的汤圆冷冻起来拿到市场上卖，肯定会受欢迎。而且冷冻可以解决长时间保鲜的难题。
但一个瓶颈问题是：汤圆由外到内都冻透，耗时过长，成本太高。
受夹心冰激凌两步制做方法的启示，陈泽民又想到了办法：先把汤圆芯冻实，包上皮之后再冻一次。这样不仅缩短了冷冻时间，还解决了以往液体汤圆芯包制时不易成形的问题。
正是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办法，使陈泽民成为中国第一个速冻汤圆发明人。
经过3个月的摸索，攻关，从原料配方到制做工艺程序，从单个粒制作到包装排列，从包装材料到包装设计，从营养、卫生到生产、搬运等等，陈泽民拿出了整体的设计方案。他甚至自己设计、制做出国内第一个速冻汤圆生产线，做出了中国第一批速冻汤圆，他的“二次速冻法”还申请了国家专利。
1990年下半年，电视剧《凌汤圆》在中央电视台热播，陈泽民立即给刚刚研制出来的速冻汤圆起名为“凌汤圆”，并在第一时间注册申请了“凌”、“三全凌”、“三全”商标。
发明出市场上独一无二的产品，成功的大门向陈泽民敞开了。但是，如何让商家和客户接受？
1989年，时任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的陈泽民，就已经心态坦然地上门推销小食品。
第一批三全汤圆出炉次日，下了班，年近50的陈泽民蹬着三轮车开始推销产品。到郑州市当时最大的商场刘胡兰副食品商场推销。
他诚恳地介绍完产品特点后，现场烹煮，亲手盛到碗里，谦恭地征求他们的意见，并请求试销。商场经理和售货员决定留下两箱。第二天，陈泽民便接到了商场经理的电话：“供不应求，再送10箱。”
在之后，他又拜访了郑州市的几大商场，也争取到了“送两箱试试”的待遇。然而，不久，经理们就向陈泽民提出希望他能长期大量供货。
一传十，十传百，三全汤圆很快成为风靡郑州的食品，三全食品厂的门口每天都排着前来购货的车龙。尽管在郑州已经供不应求，但陈泽民没有满足于现状，他觉得应该更进一步开拓市场。
1990年春节前，陈泽民到北京开会时，带着速冻汤圆模型到西单菜市场，向商场负责人推销。经过耐心讲解，负责人答应进两吨试销。
结果两天后，会还没开完，三全厂就接到西单菜市场经理的电话，让他以最快速度再送来5吨。接下来，北京的多家副食品商场竞相要货。
北京市场的顺利开拓，使陈泽民信心大增。陈泽民于是花4000元买了一辆二手昌河面包车，每个周末，冒着寒风、酷暑奔走外省。
此后，陈泽民先后在西安、太原、沈阳、济南、上海等大城市建立了销售渠道。
经过一年多的市场开拓，陈泽民认识到速冻食品将成长为一个庞大的产业。
1992年5月，陈泽民正式决定辞去公职，下海经商，专心卖汤圆，并开始组建“三全食品厂”。
陈泽民租下了一个大厂房，自己设计、自己购料、自己动手，建成了我国第一条自动化汤圆生产线，使汤圆的日产量由原来的不足两吨，猛增到20吨。1993年，日产量更达到30吨，实现了速冻食品由小作坊手工作业向现代化大生产的转变。
在当时，一套进口的速冻机需要1000多万元，国产的也得100多万元，陈泽民就自己买材料，自己设计制造，硬是建起了当时国内第一条速冻汤圆生产线，正式走上工业化生产的轨道。
1992年下半年，陈泽民把生产管理交给家人，一个人开着一辆4000元买来的二手旧面包车，拉着冰箱、锅碗瓢盆、燃气灶，到全国各地现煮现尝地跑推销。
在陈泽民看来，这是一段非常艰辛的经历。可就是用这种最笨的方法，“三全凌汤圆”在全国各地的市场迅速打开。
由于市场形势良好，1995年前后，全国出现了大量仿制“三全凌汤圆”的企业。这时候，陈泽民审时度势，决定放弃对同行侵害自己专利的追究。
他说：
速冻食品是个技术门坎很低的行业，专利官司打不胜，耗费精力得不偿失。中国的速冻食品业正处于起步阶段，仅靠一个三全是无法满足巨大的社会需求。海外的速冻食品工业比我们先进得多，你挡住了身边的同胞，也挡不住别人登陆上岸，与其让海外企业长驱直入，倒不如本土同胞齐心协力，把市场迅速做大，在较短的时间里形成有一定抵抗力的民族速冻产业。而我要做的，就是苦练内功，永远保持领先的位置。
也就是从1995年起，三全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且越来越快。
1995年，三全被国家工商局评为“全国500家最大私营企业”之一。
1997年，国家六部委将“三全食品”列入中国最具竞争力的民族品牌。
2004年，企业销售额为14亿元，列中国私营企业纳税百强第61位。
2005年，企业销售额预计将达到20亿元，稳居中国速冻食品企业龙头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