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前言

《左传》是中国一部伟大的历史作品;从它的文学价值讲,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我们看到,在《左传》写成的年代,中国民族文化已经达到高度的水平,这是我们可以自豪的。不仅如此,《左传》的作者,在史料方面,曾经运用大量的著作,纵使我们对于相传的“百二十国宝书”这一类的记载,不能完全指实,但是即在《左传》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明白地指出这里有关于周、鲁、晋、齐、宋、楚、郑诸国的原始史料;我们也可以明白地指出,除了正式的官书记载以外,还有关于子产、晏婴等人传记的材料。我们看到春秋时代,即纪元前八世纪的后期到前五世纪的初期,中国民族已经是一个积蓄了丰富史料的民族。我们有这样辉煌的文化遗产,是一种莫大的光荣。

关于《左传》,留下两个问题,虽然已经获得相当的结论,但是没有得到普遍的接受:

一、《左传》的性质及书名的问题;

二、《左传》的作者及其时代的问题。

《左传》是《左氏传》(见《汉书·艺文志》)或《春秋左氏传》(见《汉书·刘歆传》)的简称,这是不是此书的原名呢?肯定了《左传》的原名,便肯定了《左传》的性质。在西汉初年和西汉初年以前,“传”的本义是一种解释,一种用和原文不同的语句而加以说明的解释。很显然地,有了“传”就必须有和“传”的语句不同的原文。在提出《左传》这个名义的时候,认定这是《春秋》(这里指鲁《春秋》——相传为孔子删定的历史记载)的一种解释,所以全名称为《春秋左氏传》,正和《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是同一性质的作品。这样的提出是在纪元前一世纪的末年,汉哀帝的时代,通过刘歆而完成的。但是就在刘歆的同时,一般学者坚决地不承认这是一部鲁《春秋》的解释,以致刘歆写了那篇《移让太常博士书》,到现在还保留在《汉书·刘歆传》里。一世纪的初期,《左氏传》立博士,获得政治力量的支持,那时已经肯定这是一部解经的著作了,但是当时还曾引起范升、陈元间的争执,直待贾逵出来,再经过东汉章帝的裁定,《左传》的地位才是确定了。可是晋王接就曾从《左传》的性质否定它作为《春秋》解释的地位。唐、宋以后,对于此书提出的见地更多,留待后面再谈。

在刘歆提出《左传》这个名称以前,这部书的原名是什么?《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在叙述孔子作《春秋》以后,说起:“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这是说:这本书的原名是《左氏春秋》,作者是左丘明,作品是和鲁《春秋》并行的历史记载,但是却没有肯定这只是鲁《春秋》的解释。虽然后人对于作者及其时代还有不同的考证,但是对于原名及其性质的问题,我们是不妨这样接受的。近代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指出这部书是《国语》的一部分,刘歆把这一部分抽出来,配合鲁《春秋》,加上解经的语句,成为《春秋左氏传》,而把其余的部分保留下来,仍称《国语》。解经的语句,很可能不是《左氏春秋》的原文,但是康有为所说的《国语》和《左传》的关系,还没有被普遍接受。

其次是《左传》作者及其时代的问题。《史记》认为这是鲁君子左丘明所作,时代当然较孔子略后,但是没有说他是孔子的弟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也没有关于左丘明的记载。《汉书·刘歆传》说起“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孔子”;《后汉书》更说起光武帝“知丘明至贤,亲受孔子”。从“亲见”到“亲受”,证实了左丘明是孔子的弟子。那么为什么《史记》既然提到左丘明这部重要的著作,反而抹去了他的授受渊源,不记入《仲尼弟子列传》呢?司马迁亲自看到《弟子籍》这部记载,他没有理由清除左丘明的姓名,那么刘歆和光武帝怎样会知道左丘明是孔子的弟子呢?这很有可能是他们为了建立《春秋左氏传》的威信而造出来的。

此外后人对于左丘明是东周时人或战国时人,《左氏传》是左丘明作或非左丘明作,还有许多争论。唐赵匡首先指出左丘明“盖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他认为《左传》的作者不是左丘明。宋郑樵《六经奥论》列举八证,认为“据此八节,可以知左氏非丘明,是为六国时人,无可疑者”。郑樵又认为“左氏之书,序晋、楚事最详,如‘楚师熸’、‘犹拾沈’等语,则左氏为楚人”;在这一点上,他可能有些太主观了,因为《左传》的记载,序晋事的比序楚事的多到将近一倍,所以很难据此认为楚人的著作。清姚鼐《左传补注序》指出“余考其书于魏氏事造饰尤甚,窃以为吴起为之者盖尤多”。恰巧吴起为卫左氏(地名)人,因此有人认定这是吴起的著作。

对于吴起作《左氏春秋》的这个主张,有人还不能同意,但是从三个方面看来,我们不妨认为这是战国初期魏人的作品。

(一)《左传》关于魏事的叙述,正如姚鼐所说,有不少的夸张,如“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以及“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都可看出作者对于魏的歌颂。前四〇三年,周威烈王命魏斯为诸侯,魏的地位逐步上升,直到前三四一年,魏齐大战,魏人大败,太子申被虏,这才遇到重大的挫折。

(二)《左传》所引对于祸福的豫言,几乎无一不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摸清了作者的规律,认为都是从后傅合,这是正确的。哀公九年作者称“赵氏其世有乱乎”。哀公九年以后,赵人传七世,大乱亦七次,至肃侯三年公子范袭邯郸,不胜而死,大乱始定。肃侯三年为前三四七年。

(三)《左传》所记秦事,自前六二七年殽之战以后,即逐渐减少,甚至对于穆公遂霸西戎的如何获得霸权,也没有应备的记录。《史记》载穆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这是司马迁看到《秦记》的结果,而是《左传》的作者所没有接触到的。秦孝公即位以前,中间曾经有一段“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同狄)遇之”的时期,见《史记·秦本纪》,这是《左传》作者不能掌握秦史料的理由。孝公即位在前三六二年。

因此《左传》的成书在魏的开始强大,赵的内乱未定,和秦与东方诸国隔绝的时期,我们可以假定为前四世纪的初期。

《左传》成书的年代确定了,我们可以从此认清《左传》的思想价值。《左传》作者显然地是受到很大的儒家思想的影响的,他本身也是一个儒家,因此在《左传》里看到不少的孔子的主张。当然的,作者止是一个初期的儒家,他的见地还没有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这和后来的孟子是有所不同的。

在古代社会里,人的思想是受到古代的限制的。《左传》作者有时相信超自然的威力,相信占卜和预言——在我们认清作者所处的时代以后,这是完全不足怪的。他对时代中的重大的事变,有时还从表面的现象作出结论:例如齐桓公的向楚进兵,首先必须割断楚和蔡的连系,但是作者指出这是因为蔡人把和桓公分居的爱妾遣嫁的关系;又如晋文公的出兵截断楚人的北上,首先必须争取曹、卫,但是作者暗示这是因为曹、卫的君主在晋文公流亡的时候,没有加以重视的关系。这样的论断,对于今天的我们,不会有很大的说服力的,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作者的认识,是受到时代的限制的。

孔子是前五世纪的人,他对于当时的楚、吴、越这几个国家的向北进展,是怀有恐惧的心理的。那时代的人认为楚、吴、越都是蛮夷,是异民族,因此他们的北进,是蛮夷对于华夏的进攻。孔子对于周天子,似乎没有寄托太多的希望,他止希望霸主的出现,联合华夏的诸侯,打退蛮夷的进攻。这样的思想,《左传》作者完全保存下来。在《左传》里,我们看到对于齐桓、晋文的出力的描绘,这决不是偶然的。作者在定公十年的记载里,提出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主张。昭公十六年,齐人出兵,把徐国打败了,作者认为这是因为没有霸主,以至发生不断的战祸,因此他传达了叔仲昭子的慨叹:“诸侯之无伯,害哉!”这正和孔子的推崇管仲,以及《公羊传》的慨叹“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僖公元年),是一线相通的。当然,《左传》成书的时代,楚人(包括吴、越在内)久已进为中国民族的组成部分,因此这个夷夏之辨,无须再提到第一位;当时的情势,也已经不是霸主出现可以解决,而必须提出大一统(孟子的“王天下”)的主张。《左传》作者未能看清,必待孟子出来,才能把儒家的理论推进一大步。

贯穿在儒家思想之中的有民本主义。《尚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五子之歌》),正是这个思想的体现。民本主义当然止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种提法,但是认识到这一点的,在那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当中,还是比较进步的。《左传》桓公六年提出季梁的主张,“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文公十三年提出邾子的主张,“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襄公二十五年提出晏婴的主张,“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这里都看出民本主义的认识。《左传》作者甚至对于被统治的阶级,也提出他的看法。襄公十年王叔陈生和伯舆的管家瑕禽对质,王叔认为“筚门闺窦之人”也出来讲话,那就没有办法了;瑕禽说:“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贿成,而刑放于宠,官之师旅不胜其富,吾能无筚门闺窦乎!”这是说:自从你执政以后,贪污放纵,相习成风,做官的不胜其富,我们那能不住在柴门小窗洞的屋子呢?这里指出人民的穷苦,正是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的结果。《左传》作者的提出,是有他的进步性的。

前五世纪、前四世纪的儒家思想,有它的积极一面,但是也有它的消极一面;这个消极一面,特殊表现在它的保守性。孔子自称“信而好古”,为什么要“好古”呢?这正是保守。因为保守,有时对于新的事物,认识便不清楚,甚至还要加以毁谤。子产是春秋后期的伟大的政治领袖,孔子对他也是极端的推崇。前五三六年,子产看清了时代的要求,把当时的法律条文,用金属品铸定下来,成为成文法,这正是合乎时代要求的一件大事,但是保守的晋人叔向给他说:“终子之世,郑其败乎!”这是说在子产的这一代,郑国一定要走上失败的道路。保守的统治阶级总是要维护它的特权,不愿意成文法的公布。尤其可怪的是在二十几年以后,晋国的赵鞅、荀寅,看到人民对于成文法的要求,在前五一三年,向人民征求了四百八十斤铁,把晋的法律条文也铸定下来,孔子说:“晋其亡乎!”保守的儒家甚至认为成文法的公布是亡国的先声。《左传》作者把叔向和孔子的言论记载下来,正透出了他自己的看法。

综合《左传》作者在记载中透露出来的思想,我们可以说,这里有进步的思想,也有保守落后的思想,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进步的思想是主要的。

《左传》的艺术价值,是自古以来所公认的,因此我们不需要作详尽的分析。有一点必须提出的,就是我们对于《左传》全书或某篇全篇的结构,是无法给以全面的估计的。从原来的《左氏春秋》,进而为刘歆的《春秋左氏传》,再进而为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中间经过两次的转手。刘歆的割裂窜乱,是公认的事实;杜预自己说,曾经“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可见他也曾加以变动。经过两次转手以后,我们是无法看到原来的结构的。马骕的《左传事纬》,可算是一种《左氏春秋》还原的工作,但是这只是一种企图,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尝试,而每次尝试的结果,都不可能是完美的。

从《左传》的叙述里,我们看到作者对于任何一个大的战役,都能把来历和结果,叙得清清楚楚;他把参加这一个战役的主要成员的主张和看法,都直接表达出来;他不一定把面对面的相扑加以描绘,有时只把和这个战役有关的几件小事叙述了,给它以适当的烘托。这样的写法在城濮之战、邲之战的叙述中都可以看到。《史记·项羽本纪》写钜鹿之战、垓下之战,对于正面的战争,写得不多,正是这个写法的继承。

《左传》作者对于小的动作,常有非常生动的刻划。桓公元年叙述华父督见孔父之妻,“目逆而送之”。这是写的两眼的瞪视,从远而近,再从近而远。庄公十二年叙述陈人把南宫万送回宋国的经过,“陈人使妇人饮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见”。这是写的勇士的手足,穿过犀牛皮的情形。襄公二十六年,郑皇颉在对楚作战中被俘了,王子围和穿封戌争取俘虏。伯州犁提出一个办法:由皇颉自己承认。他介绍了一番,“上其手曰,‘夫子为王子围,寡君之贵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为穿封戌,方城外之县尹也。谁获子?’”从“上下其手”的当中,透出了说话人的用意。昭公元年写郑子晳、子南求婚的姿态,“子晳盛饰入,布币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着礼服的恭恭敬敬地把礼物献上,着武装的气概轩昂地表现了武士的英姿;不消说,惟有武士会获得美人的重视。在这些叙述里,《左传》作者有他的优点,不过这在他只能算是次要的。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左传》作者有他的特长,有时他来一个集中的加强表现,这止有使得这个人物更突出、更生动。因为《左传》是一部历史作品,我们很难肯定作者在写作的时候是有这样的动机的,但是不妨说他的写作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关于人物形象的写法,将在选文中随时提及,这里不再举例了。

因为体例所限的关系,对于历代以来《左传》研究的成果,以及和《左传》研究有关的著作,这里不多说。在读者愿意作进一步的钻研的时候,当然以后会接触到,这里提供的只是最基本的选注本。

《左传》是一部伟大的优秀的作品,为什么选定这几篇呢?本来读《左传》的时候,有人重视国家大事的叙述,也有人欣赏生动活泼的小品。这个选本是偏重国家大事的叙述的,因为从这里面可以看到春秋时代的整个轮廓。同时,我们认为,即使是在国家大事的叙述中,《左传》作者也是充分发挥了他的文学才能,塑造了鲜明的形象,生动地描写了事件的进展。在选材的时候,基本上依靠马骕的《左传事纬》,这是一部在研究《左传》时,不可不读的著作。

注释古书是一件非常细致的工作,这里需要博学、耐心,和那种不辞辛苦,但求于读者有益的怀抱——这都是对我说不上的,所以实际上我是不适合于做这样的工作的。因此这本书是我自己不能完全满意的,诚恳地期待读者和专家们的指教。在注释的时候,主要地依靠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和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同时也参照了其他诸家的著述,尤其是清代诸家解经的作品。这里不列举诸家的姓名和原文,但是我是丝毫不敢掠美的。

在注释方面,偶然也有和旧注不同的地方,这里可以举出一点:

僖公二十二年:“宋公将战,大司马固谏曰……”杜预注:“大司马固,庄公之孙公孙固也。”洪亮吉根据韦昭《国语注》,也认为大司马固,就是公孙固。本来同篇之中有了大司马,又有司马子鱼,恰巧这时又有公孙固,因此韦昭、杜预认为大司马和司马是两个官名,而“大司马固谏曰……”便是“大司马公孙固谏曰……”但是顾炎武《左传杜注补正》却认为大司马就是司马子鱼。炎武此说曾经受到后人的驳诘。可是我们以《左传》证《左传》,炎武的主张是可以成立的。文公八年《春秋》:“宋人杀其大夫司马。”《左传》:“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杀襄公之孙孔叔、公孙钟离及大司马公子卬,皆昭公之党也。司马握节以死,故书以官。”一行之中,公子卬称“大司马”,又称“司马”,可见此处加“大”止是宋人特有的风气,这就看出僖公二十二年的“大司马”和“司马”子鱼止是一个人。《史记·宋世家》关于这件事的记载,也把谏辞属于司马子鱼。结合《史记》的记载,因此接受了顾炎武的主张。

在注释的时候,基本上是用的浅近的文言。标音根据黎锦熙先生主编的《国音常用字汇》,对于阴平、阳平、上、去,都分别标出。[1]可能有人对于四声的分别不很习惯,觉得四声无须标出,其实人民口头既然有四声的存在,便有标出四声的必要,这是可以说出理由的。

《左传》在由《左氏春秋》转手为《春秋左氏传》的时候,插入了解经的语句,这一件工作是不是刘歆一人的工作,姑且不管,但是有时因为插入经解,以致上下语气不贯,这是显然的事实。有的选本索性把经解删去,文义更觉流畅。这本书里对于解经的语句,另用仿宋字排印,一面保存本来的面目,同时也表示有所区别。

选注者对于担任本书工作的学力,是非常不够的;同时因为业务工作的关系,也没有能够好好掌握时间,争取为本书作最大的努力。因此在选注方面的讹误,必然是难免的,惟有请求读者加以指正,俾能及时纠正错误。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日

[1] 按:为了适合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本次出版将标音改为现代汉语拼音;另外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在尊重朱东润先生注释的前提下对《左传》原文进行了白话今译。以上文字工作均由特约编辑曹南屏先生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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