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郭强正在驱车回乡的路上，四十年前的今天，他因回城市念书，而离开了王屯。即将与分别多年的山山水水重逢，隔着四十载日升月沉的沧桑岁月，他满怀着激动与不安。

那些可亲可爱的乡邻还会记得我吗？他们又是否会从屯里赶来镇上见我？

郭强至今还记得，那天是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日，他在热烈的锣鼓声中，来到瓦窝公社王家大队。

彼时，尚年少的他正是激情满怀的年纪，他决心要扎根落户农村，干一辈子。

市内为他们开过隆重的欢送会，市委书记刘德才在会上发表讲话，他讲得鼓舞人心，也讲得干脆利落。他官居少将，不高的个子，挺拔的腰板，声音铿锵有力，讲得郭强热血沸腾。

载着郭强的车从市中心斯大林广场出发了，在彩旗飘扬中，在父母、亲友送行的泪水中，在相交织的浓浓离情与激情中，车队浩浩荡荡地驶向了广阔的田野。正是酷暑季节，平均年龄十七八岁的青年们带着憧憬、带着激情，离开熟悉的环境，飞向了向往已久的天地。

一路上欢歌笑语，带队领导也兴致盎然。那时学习株洲经验，厂社挂钩，单位派出干部照顾初到乡村的青年们的劳动、生活。

他在敞篷的卡车上不断地调动大家情绪，领头唱起了歌曲：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还情绪高昂地喊着振奋人心的口号：

“广阔农村，大有作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愿做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夏季的田野里麦浪滚滚，到处都是在被大街小巷占领的城市中难得一见的旷野山岭、翠绿庄稼。

幼稚、单纯的青年，他们赤诚的心被歌声、口号声、田野风光、随风飘荡的彩旗，激发出豪情万丈。

每个人的胸中都涌动着难以抑制的激情，即将奔赴大有作为的战场，奔向桃李满园、瓜果满地、桃花盛开的地方，奔向那令人向往的世外田园。

欢送的锣鼓声还在脑海里回荡，同样的锣鼓声响又再次响起，欢迎的社员们聚集在新盖的一排瓦房前，是新建青年点的宿舍。一排瓦房整齐明亮，屋内虽然是泥土地面，但也充斥着泥土的芳香和农舍的情趣。

由大队党支部书记韩延江，负责青年点工作的大队妇女主任、大队党支部委员王桂荣，负责给青年生产的队长韩延河迎接这批新来的初生牛犊。

他们热情、憨厚的言语和表情，给大家以亲切的印象和踏实的感觉。

经过一天的跌宕起伏，在欢迎会和丰盛的晚饭后，大家疲惫地进入了梦乡。这群年轻人们将要走向新的道路，这不同于过去的生活，要面对艰苦的环境、劳累的农活、单调的饭菜……

郭强在瓦窝公社待了四年多时间，那熟悉的黄土地、记忆中的山山水水、厚道的老农民，令他至今都难以忘怀。尔后四十年在城里，虽也经历了坎坎坷坷，但他仍没能忘记这里的一切。

旅大市新金县瓦窝公社王家大队，现在叫瓦房店市瓦窝镇王家村，是他不敢忘却的地方。那是他一生中最艰苦、最激情的岁月的见证地；是他曾流过泪、淌过血的精神上的应许之地；是充斥喜悦，也遗留沮丧的第二故乡。那里的一草一木，乡邻的每张面庞，都在他梦际缭绕，挥之不去。那里记载了他曾经的过往。

这纷纷扰扰的闪光记忆，正恍如昨日，犹在眼前，张张页页逐一翻过。

车开出市内，就到了瓦房店，再沿着省级国道，便到达了瓦窝镇。从瓦房店到瓦窝，有十余里的路程，当时的泥土路已修成了宽阔的柏油马路，还建起了高架桥，曾经的土路坑洼不平，是起起落落的泥坡路，现在铲平了高坎，填平了底洼，变为了平坦的柏油大道。

郭强觉得在这儿比在城市里开车要惬意得多，更重要的是他归乡心切。进入瓦窝镇要从国道上下来，穿过一条铁路，铁路一边是得利寺镇龙山村。

得利寺曾经是全国闻名的苹果之乡，产的苹果个大色红、又甜又脆。日军占领大连时，曾作为给天皇的贡品。 那些摘苹果的姑娘带着上海牌手表，近百元的手表是当年的奢侈品，她们撸起袖子，露出闪闪发亮的手表，以显示出她们的富有。知识青年回城探亲时，都会到龙山大队“借”一笼苹果扛上火车。

来到乡下不久，大队书记由韩延江换成了李永娥。郭强在农村与她共事三年，她是令郭强印象最深的领导。她在嫁到王家大队之前，就是龙山大队的干部。

快进入王家村时，需过一条叫“回道河”的河，现在有了水泥大桥，郭强已不必像过去那样打怵过河了。过桥后不远，便到了瓦窝镇政府所在地。

郭强今天要与王屯众乡亲聚会。他无数遍地想象着，今天会是一个怎样的场景，他心里紧张得七上八下。

终究是四十年来未曾谋面。郭强在这些人中算是年龄较小的，他们都是他的兄长、姐嫂、父辈，甚至还有可以给他当爷爷的人。

郭强对乡间兴趣浓厚，也打听过数位老人。

“这儿为什么叫瓦窝呢，是因为有瓦房、有窝棚吗？”

他好奇，但得到的答案不一，凡事都喜欢刨根问底，正是他的癖好。例如打探王屯的历史往事，既是因为好奇，也是为了方便工作，要弄清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的辈分关系确属不易，而他对那些“分支”之事也颇赋兴味。

“国、志、兆、文、清、元、恒、立、正、道”是王姓“犯”的字，也就是王姓辈分的排列。现在都被写在了宗谱上，明明白白，一目了然，可以随着辈分来称呼每个人。

有趣的是，偶有耄耋老人称嗷嗷待哺的婴幼儿为叔叔，这是辈分，是老辈留下的不能乱。“末枝”人家的辈分都大，这也是有规律的。

书归正传，关于“瓦窝”这一称呼的由来，有一种说法相对靠谱：

在清朝同治年间，大量满族人迁往关内，关外人烟稀少，这也是“闯关东”的基本原因。

闯关东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过程，当时安徽一带的人们多选择迁往辽宁西部，大部分河南人去往黑龙江一带，山东人则迁往辽宁东南。这都是相对的，投亲靠友，是适应了群居生活的人类的一种习惯性选择。

山东省济宁汶阳黑虎地区有个高老庄，庄里有位名人叫高延龄。他有名望，又念过私塾，能断文认字。山东人多地少，吃不饱饭，他便举家漂洋过海“闯关东”，来到了当时尚未有名字的瓦窝，在瓦窝的南部定居下来。

他举家而来，又德高望重，被众人推举为保长，相当于现在村主任之类的职务。

驻地的官兵说：“保长，你们住的这地方得有个名字。”

“那便叫……”高延龄思索着。

那年，他的儿子年仅四岁。当时的孩童是没有玩具的，高延龄正哄儿子在院内玩耍，玩一种叫“哇呜”的玩意，就是用唾液或水，甚至用童子尿和泥做成个盆的形状，但比盆小很多，比手掌还小，是平底的，四周边沿要捏平整，底部捏得很薄，也有人称它是“泥凹”。

做好后用力摔在地上，因气流作用底部会冲出一个窟窿，并发出很大的声响，便成了能哄得幼童嬉笑的玩具。

“哇呜”也好，“泥凹”也罢，都是只这物什，也有称它为“瓦窝”的。

“这地方就叫‘瓦窝’吧！”保长看着儿子玩的“泥凹”回应官兵。官兵用蘸水的毛笔记录在案，瓦窝一名就此流传下来。

用此处的泥土做出的“瓦窝”总能比别处摔得响，高延龄发现这儿的土质黏性大、颗粒细，是烧砖制瓦的好材料。因此，他在烧石灰的基础上又盖起了烧砖瓦的土窑。那土窑烧出的砖瓦通体漆黑，细腻光滑，又结实耐用。他一步步盖起了数十座烧窑，在这儿落户、营生、繁衍后代。

瓦窝大概也代表着“砖瓦之窝”的意思。

土窑烧制的砖瓦无论质量，还是品相，皆不亚于江南砖瓦，销往各地，名声大噪。尤其现在的瓦房店一带，当时更是盖起了成片的砖瓦房，因而被称为瓦房店。

这属于道听途说，无法考究，但给郭强讲述的人讲得有鼻子有眼的，倒也令人不得不信。

“全当是戏语，但总归有了个说法。”郭强是这样想的。

车到了瓦窝镇，聚会安排在镇上唯一的一家小饭馆里。老板是个中年妇女，还兼做厨师，她用很大的铁锅炒菜，锅灶里烧着柴火。她饭菜做得实惠，在那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她尽全力而为。

正赶上“非洲猪瘟”的疫情，帮助组织这次活动的王秀霞要求不吃猪肉，甚至连猪油都不能用。这是一大缺憾，瓦窝不靠海，没有海产品，不让吃猪肉，杀猪菜中的白肉蘸酱、红焖里脊、萝卜炖肉、灌血肠都吃不上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虽然大多数人尚不了解疫情的具体情况，只觉得猪肉便宜又实惠，没“造”上一顿过瘾的杀猪菜，少了点回乡的意味。

按计划聚会在十一点半开始，郭强担心来的路途上出岔头，或饭菜准备不足，便提前六点半从大连出发，九点多钟就赶到了瓦窝。意料不到的是，郭强赶到时竟已经来了许多人，尤其是李书记，她是和丈夫于殿会一起来的。

青年时期的李书记是个能吃苦耐劳、泼泼辣辣、说话干脆、有人情味的女青年。她嫁给了在瓦房店水产局工作的于殿会，在当时若是能嫁给挣工资的人，总有种高人一等的感觉。

郭强与于殿会也相熟，那时他经常到李书记家汇报工作，有事没事也愿意去闲聊一通，再蹭顿饭喝口水，因此对她家十分熟悉，后来连她婆婆都不把郭强当外人。于殿会长相文质彬彬，说话也慢条斯理、文绉绉的，有种做干部的气质。他在瓦房店水产局也确实是个干部，但从来不摆架子，这可能就是强悍的李书记能拿住他的原因。

不仅李书记起早从瓦房店赶过来，王屯的会计王元久也是八点钟就赶到了饭店，还有年轻时颇有文艺细胞的王元茂等，许多人都先到了，这令郭强感到惊讶和意外。此时刚过九点，他们是提前三个小时到的，几人相见后自是一阵嘘寒问暖，不再赘述。

闲聊中得知，他们提前几天就开始做准备了，这些人的年龄虽都大于郭强，但聊起来仍如曾经般热切。他们如数家珍地与郭强谈起过去了四十余年的往事，很多事郭强都记忆犹新，也有很多事因着漫长的时间稍有褪色，但提起话头又会迅速地回想起来，时间匆匆而过划下了四十年的屏障，在这一刻又仿佛被浓浓乡情冲破，不复存在。

王元久紧紧地握着郭强的双手，脸上淌着真挚的泪水，嘴里嘟哝着说个不停。他说话的嗓音不像过去那样高昂了，身处热闹的人群中，熙熙攘攘的环境令郭强没能听清他究竟说了什么，但他激动而略带悲戚的表情，仍令郭强不能自持的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