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秦腔简介
秦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发源于陕西关中一带，因配乐用“梆子”击节，故也称“陕西梆子”，陕西当地也叫“梆子”、“桄桄”、“乱弹戏”等。秦腔主要流行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是西北地区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秦腔历史悠久，流行广泛，秦腔的广泛传播对各种地方戏尤其是梆子戏产生了重大影响，被称作“中国梆子戏的鼻祖”。
关于秦腔的起源，一般认为秦腔始于秦，其后历经发展，至明朝中叶成为一个独立的剧种。秦腔形成于东府的同州，称同州梆子，后来往周边辐射，在陕西地区发展成东、西、南、北、中五路秦腔。各路秦腔因受不同地区方言和民间音乐的影响，在语音、唱腔、音乐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差别。流行于西安地区的中路秦腔，又称“西安乱弹”。后来其他各路秦腔都不发达，陕西中路秦腔一枝独秀，成为秦腔的主流。
秦腔的唱腔，宽厚利落，既有浑厚深沉、悲壮高昂、慷慨激越的风格，又有缠绵悱恻、细腻柔和、轻快活泼的特点，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
秦腔音乐属板腔体结构，其音乐唱腔分为“欢音”和“苦音”两种声腔和六大唱板。苦音深沉哀婉、慷慨激越，易于表现悲愤、凄楚、怀念的感情；欢音欢乐、明快、刚健、有力，善于表现欢快喜悦、爽朗热烈的情感。秦腔的板式有慢板、二六板、带板、垫板、二导板、滚板等六种。
秦腔语音以泾阳、三原、高陵一代语音为基础，随着发展，后来西安语音逐渐成为基础语音。秦腔唱词讲究押韵，以明清以来形成的北方曲艺十三辙为主要分韵依据。押韵方式有逐句韵、隔句韵等。一韵到底较为常见，换韵相对较少。唱词多用整齐的七字句或十字句，七字句主要以“二、三、二”或“二、二、三”结构为主，十字句以“三、四、三”或“三、三、四”结构为主。
秦腔的道白，包括人物的“道白、对白、独白、滚白、叫板”五种。道白虽是散文体式，但韵律感很强。这五种道白，根据语句押韵与否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韵白”，属于半吟半念的形式，如“上场引”、“下场诗”等。另一类是“秦白”，因使用秦地方言而得名。
秦腔角色行当主要有生、旦、净、丑四大类，分别有“四生、六旦、二净、一丑”，又称“十三头网子”。各行当又细分为“二十八门”，素有“十三门二十八类”之说。各门角色不同，表演风格也有不同，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拿手戏。
传统的秦腔伴奏分“文场”、“武场”两种。秦腔文场器乐有板胡、二胡、笛子、唢呐、笙、月琴、三弦、琵琶、扬琴、中阮、秦筝（古筝）等。武场器乐有板鼓、暴鼓、堂鼓、战鼓、大锣、手锣、铙钹等。
秦腔所演的剧目数以万计，传统剧目大多出自民间文人之手，题材广泛，内容纷繁。因时代久远，佚散颇多，据原陕西省剧目工作室（现省艺术研究所）1958年挖掘整理的统计仅存3000多本。秦腔剧目剧本所反映的内容非常广泛，基本上涵盖了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从三皇五帝到现代社会，从皇廷贵族到民间百姓，事无巨细，均有所反映，可以说是一部中华历史的“民间通俗演义”(1)。
第二节 秦腔研究综述
长久以来，人们对秦腔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秦腔的研究可以分为两方面：一、秦腔研究史；二、秦腔研究内容。从秦腔研究史的角度看，秦腔研究主要有三个重要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清代，第二个时期是民国时期，第三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一、清代的秦腔研究
清代乾隆年间，秦腔艺人魏长生晋京演出，在京地掀起一股秦腔热，在当时所谓的“花雅之争”中胜出，并由此确立了秦腔当时“剧坛盟主”的地位。秦腔的繁盛推动了秦腔理论的研究，清代很多名家如洪升、孔尚任等在各自的著作中都谈到过秦腔。该时期关于秦腔的主要著作有：张鼎望《秦腔论》、严长明《秦云撷英小谱》、吴长元《燕兰小谱》、焦循《花部农谭》等。
陕西三原人张鼎望的《秦腔论》是较早的专门探讨秦腔的理论著作，该书写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对秦腔音乐声腔及文学曲词等进行了探讨。“《秦腔论》收入《鲁桥八景集》，纵论当地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秋神报赛大戏中的秦腔演出，论及秦腔的历史沿革、艺术风格、唱腔音乐、表演艺术、演出习俗和剧本辞章、人物掌故等，文字简约，充满情趣。”(2)
严长明《秦云撷英小谱》写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记述了当时主要的秦腔演员，还对当时“花雅之争”中秦腔能战胜昆曲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从秦腔渊源、声腔乐器等方面论述了秦腔的特点。是我国戏曲史上一部较早较全面讨论秦腔的理论著作。
吴长元《燕兰小谱》对当时有名的几十位秦腔艺人做了评价，对秦腔的渊源、发展、师承等也有述及。
焦循《花部农谭》专门探讨当时被称为“花部”的剧种以及艺人，撷取了十几部秦腔剧本，对故事演变、观众品评等方面加以论述，是秦腔理论研究的重要著作。
除上述四家外，探讨过秦腔理论的著作还有礼亲王昭琏的《啸亭杂录》（？）、铁桥山人等的《消寒新咏》（乾隆六十年）、小铁笛道人的《日下看花记》（嘉庆八年）、留春阁小史的《听春新咏》（嘉庆初年）、杨雄健的《梦华琐簿》（道光二十七年）和《长安看花记》（道光十七年）、张际亮的《金台残把记》（道光八年）以及陈伯澜的《群儿赞》等(3)。这一时期的《缀白裘》（乾隆九年）则收集了部分秦腔梆子戏的曲目。
清代的秦腔理论研究还处于初发阶段，其研究多数是片段性的，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没有深入系统的研究理论。这种研究显得很不彻底，但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二、民国时期（1911—1949.9）的秦腔研究
如果说清代是秦腔研究的发轫期，民国时期就是秦腔研究的发展期。这一时期开始了对秦腔的艺术改革以及较为系统的研究。
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秦腔班社，如易俗社（1912）、三意社（1915）等，并对秦腔进行了有意义的改革。最值得一提的西安易俗社，易俗社原名易俗伶学社、陕西易俗社，1912年7月1日成立。这是一个将戏曲教育与创作演出相结合的艺术团体，提出了“以编演各种戏曲，补助社会教育，移风易俗为宗旨”(4)的戏曲观念。
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著作有：齐如山《中国戏剧源自西北》、李桐轩《甄别旧戏草》、王绍猷《秦腔纪闻》等。
《甄别旧戏草》是易俗社创始人之一的李桐轩的代表作。李桐轩既是剧作家又是戏曲理论家，《甄别旧戏草》提出了甄别旧戏的标准以及新创作戏曲的要求，对秦腔的剧目进行了系统的甄别和研究，对新创作曲目具有很大的指导作用，是秦腔研究的一部力作。
齐如山《中国戏剧源自西北》原载于1930年北平国剧学会《戏剧丛刊》第一期，文章对陕西的戏剧唱腔进行考察，对梆子腔、皮黄腔等的流播作了说明，认为“中国戏剧源自西北”。认为“若想考究以前的法则，当然应追本寻源，由西安秦腔入手”，“国人若想研究戏剧，非到西北去不可；世界人想研究中国戏剧，非到西北去不可”(5)。
王绍猷《秦腔纪闻》（西安易俗社，1949）是一部秦腔历史及音乐理论的著作。全书包括秦腔之源流、秦剧之考证、戏剧源自西北说、盛世之秦腔、乱弹之考证等十四节。是专业性很强的理论著作，在秦腔研究史上具有重大参考作用。
清末民初徐轲编著的《清稗类钞》（商务印书馆，1917）中，也有有关乱弹戏、秦腔戏、秦腔和昆曲之异同等文章。
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也对秦腔进行了有益的改革。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提高普及相结合的原则。在讲话的指导下，边区戏剧工作者开始了秦腔的整理、改革以及研究工作。马建翎在延安进行了秦腔改革，并创作了《穷人恨》等反映时代、反映抗战的秦腔剧目。延安时期也有秦腔研究的著作问世，如安波记录整理的《秦腔音乐》，该书写成于1947年，从秦腔的传播及流布、乐器配置、剧曲形式等方面对秦腔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
民国时期的秦腔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秦腔改革、源流的研究上，研究虽然不够系统深入，但其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三、新中国的秦腔研究
综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秦腔研究，可以将其分为四个历史分期：兴起期（1949.10—1965）、停滞期（1966—1976）、发展期（1977—2004）和繁荣期（2005—今）。
（一）兴起期的秦腔研究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戏剧的整理改革工作，戏改工作开创了秦腔研究的新局面。1950年7月，中央成立了文化部戏曲改进委员会。1950年11月，文化部召开了全国戏曲工作会议，“进一步确定了以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观点为审定剧目的主要标准，鼓励各种戏曲形式、风格的自由竞争”(6)。1951年5月5日，周恩来总理签署《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提出了新时期戏曲改革的指导思想。中央的决定促进了戏曲改革工作的蓬勃展开。适应这种形式，秦腔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整理和改革工作。这一时期秦腔研究所做的主要工作有：整理传统剧目、创作新剧目、理论研究和戏剧改革。
响应中央政策，陕西省成立了陕西省剧目工作室，隶属陕西省文化局，开展了大规模的传统剧目搜集整理工作，并出版了《陕西传统剧目汇编》系列书籍。甘肃、宁夏等省区也有相应的工作，出版了一些剧目汇编书籍，其中就有不少秦腔剧目。长安书店等单位出版了系列剧本的单行本、改编本。
1950年，安波记录整理的《秦腔音乐》（该书写成于1947年）出版，该书从秦腔的传播及流布、乐器配置、剧曲形式等方面对秦腔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对推动秦腔研究做出了贡献。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戏剧工作委员会、音乐工作委员会合编的《秦腔音乐》（1950）收录了多篇研究秦腔的论文。范紫东《乐学通论》（1954）对秦腔等作了较系统的介绍和研究。陕西剧协《关于秦腔源流的研究》（内部资料，1961）也是秦腔研究的重要资料。
这一时期发表了一些研究秦腔源流、音乐、表演以及改革方面的论文，主要有：周贻白《中国戏剧声腔的三大源流》（《新戏曲》1951年1期）；程砚秋、杜颖陶《秦腔源流质疑》（1951）、张树楠《秦腔唱法的初步研究——民间唱法研究之一》（1950）、殷守中《对秦腔花脸发音的点滴体会》（1959）、吴淮生《观秦腔剧“卧薪尝胆”——兼谈历史剧的题材处理问题》（1961）、秦志扬《关于秦腔改革的问题》（1961）、程宏《试谈秦腔音乐改革》（1961）、李林平《研究秦腔戏剧改革，首先要了解它的特点》（1961）、陈易平《进行秦腔改革应有的正确态度》（1961）、闻廉《秦腔艺术的继承和发展》（1961）等。
这一时期的秦腔研究处于新时期的初期阶段，研究内容主要有秦腔源流、改革、表演等方面。研究的内容虽然还不全面，但他继承了民国时期的秦腔研究的成果，是对以西安易俗社为代表的秦腔研究以及陕甘宁边区秦腔研究的继承和发扬，承上启下，功不可没。
（二）停滞期的秦腔研究
“文革”十年，是秦腔研究的停滞期，大批秦腔从业人员受到迫害，这一时期几乎没有什么研究作品，创作或移植的剧目也主要是样板戏，如《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出版物主要有宝鸡市秦腔剧团《龙江颂》移植演出组编《秦腔移植龙江颂主要唱段选》（1975）、西安市革委会文化局戏改组移植，陕西人民广播电台文艺组编《秦腔移植<海港>选场壮志凌云主旋律曲谱》（1976）、宝鸡市秦腔剧团，陕西人民广播电台文艺组编《秦腔移植<海港>选场闸上风云主旋律曲谱》（1976）等。
这一时期秦腔的研究虽无较大进步，但在改编和移植其他剧种的过程中，秦腔也吸收了其他剧中的特点，对秦腔音乐的改革，如板式的安排、音乐的表现、乐队的编制、乐器（尤其是西洋乐器）的配置等，对秦腔音乐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发展期的秦腔研究
“文革”结束以后，各方面“拨乱反正”。秦腔的研究经过短暂的恢复休整期，开始了快速的发展。1983年陕西省连续三次召开振兴秦腔座谈会，1984年3月陕西省成立了“陕西省振兴秦腔指导委员会”，对秦腔的振兴、改革、研究等作出全面指导。1984年陕西省委办公厅发布《关于振兴秦腔的实施方案》（〔1984〕16号）文件。为保护秦腔艺术，1998年，陕西省文化厅、陕西省振兴秦腔办公室、陕西省艺术研究所制定了《秦腔艺术的保护计划》，“由陕西省文化厅振兴秦腔办公室组织实施，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导小组负责管理、督导，陕西省艺术研究所负责具体事务”(7)。一系列政策举措对秦腔的研究提供了可靠保障，极大刺激了秦腔研究的深入开展。
这一时期继续整理传统剧目，刊印和出版了一系列的剧本。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陕西省文化局、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编《秦腔传统剧目汇编》（1980—1984）、甘肃省剧目工作室编《甘肃传统剧目汇编》（1982）、西安易俗社七十周年纪念办公室《范紫东秦腔剧本选》（1982）、西安易俗社《易俗社秦腔剧本选》（1982）、纪念西安易俗社成立八十周年办公室《易俗社秦腔剧本选续编》（1992）。还出版了大量的剧本单行本。这一时期还创作了不少新剧目，如《西安事变》等。
这一时期的秦腔研究著作主要有：鱼讯主编《陕西省戏剧志》（1983—1992），肖炳《秦腔音乐唱板浅释》（1980），杨天基、王兴武《秦腔板胡简明教材》（1981），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编《秦腔研究论著选》（1983）、《秦腔剧目初考》（1984），焦文彬等《秦腔史稿》（1987），王学秀《秦腔戏散论》（1990），潘哲《秦腔音乐分析记秦腔传统曲调及其发展》（1993），张晋元《秦腔艺术论》（1994），王正强《秦腔音乐欣赏漫谈》（1994）、《秦腔音乐概论》（1995）、《秦腔词典》（1995），刘文峰《山陕商人与梆子戏》（1996），吕自强《秦腔音乐概论》（1997），焦文彬《长安戏曲》（2002年）等。
鱼讯主编的《陕西省戏剧志》丛书，按陕西省行政地区分卷，共分省直、西安、宝鸡、咸阳、渭南、延安、榆林、铜川、汉中、安康、商洛11卷。本丛书“按专业方志体例撰写，统合古今、详今略古，上起本地戏剧之发端，下限截止于1989年”(8)。该丛书对秦腔等剧种的源流、流播、特点、剧目等都有较为详细的介绍，是研究陕西戏剧的重要参考书。
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秦腔剧目初考》（1984），概述对各个时期近2000部秦腔剧目，对剧目的剧情、藏本等情况加以介绍，对研究秦腔剧目有着重要意义。
焦文彬等《秦腔史稿》（1987）是一部以秦腔源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专著。本书探讨秦腔发展史，“上自远古，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历时数千年”(9)。对秦腔的起源、声腔、剧目、作家、舞台艺术等作了全面考察和记述。全书材料丰富，是研究秦腔历史的重要参考书。
除专著外，这一时期有相关研究论文数百篇，主要研究内容及代表性著作有：
讨论秦腔的源流、流派以及秦腔的流播。如：白江波《谈秦腔艺术的继承和发展》（1981）、张发颖《“秦腔”发展早期情况探微》（1983）、寇养厚《也谈秦腔流派》（1984）、静波《秦腔艺术流派的继承和发展》（1984）、许德宝《试论秦腔的风格流派问题》（1993）、李继祖《秦腔渊流纪闻》（1993）、马建华《秦腔流派之管见》（1995）、何光表《秦腔对于川剧的影响》（1985）等。
讨论秦腔改革以及秦腔振兴，这一类文章很多。主要有：鱼讯《从建国以来秦腔的发展谈振兴》（1984）、阎可行《要重视秦腔音乐的革新》（1981）、《对新时期秦腔音乐及其创作观念的思考》（1987）、苏育生《谈振兴秦腔指导思想上的几个问题》（1987）、王保易《谈秦腔语音的改革》（1981年）、樊虎鸣《对秦腔剧团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1983）、赵逵夫《论秦腔的艺术传统与改革发展问题》（2003）等。
探讨秦腔音乐、配器、声腔、字调处理等。代表性文章如：张晋元《秦腔彩腔研究》（1988）、阎可行《当代秦腔音乐创作动态评析》（1989）、《秦腔唱腔字调处理的基本规律》（1995）、王相乾《大提琴演奏秦腔音乐技法探略》（1995）、杨智《打击乐在秦腔中的应用及规律性》（2004）、毋兰《浅论秦腔音乐声调与板式》（2004）等。
秦腔史料的研究。如：周育德《乾隆末年秦腔在北京》（1981）、孟繁树《魏长生系秦腔表演艺术家辩》（1985）、杨智《二百年前的秦腔演员申祥麟》（1985期）、阎敏学《明代康海秦腔脸谱的发现》（1990）、焦文彬《“五·四”前后易俗社的秦腔改革》（1979）、《晚明秦腔钩沉》（1996）。
探讨秦腔的表演艺术。如不同的角色行当表演、发声等技巧。文章如：李创《秦腔花脸发声用嗓问题刍议》（1981）、费庆民《关键是演唱技巧——秦腔净行艺术探索》（1981）、霍慧君《秦腔旦角之搜门》（1984）、赵梦兰《秦腔旦角手势的表演艺术》（1984）、李兴《秦腔丑角身段》（1984）、王小民《秦腔表演技巧五种》（1991）。
这一时期秦腔研究的特点是：研究内容全面，主要研究内容涵盖了秦腔源流、秦腔流播、秦腔改革、音乐唱腔、角色行当、舞台艺术、演员评谈、剧目讨论以及秦腔史料等方面；研究队伍壮大；研究成果丰富。其局限在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有待扩展和提高。
（四）繁荣期的秦腔研究
2005年03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主张“建立名录体系，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制定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10)。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和保护提供了政策支持。
2005年6月30日文化部发出《文化部关于申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通知》（文社图发〔2005〕17号），“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精神，2005年我国将建立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为建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奠定基础”(11)。开始了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申报工作。
2006年05月20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国发〔2006〕18号），公布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518项）。秦腔、汉调桄桄、汉调二簧、华县皮影戏、华阴老腔、阿宫腔等陕西传统戏剧进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2)。申遗的成功，为秦腔的研究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光辉前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这一时期秦腔研究机构专业、研究队伍壮大、研究方法多样、研究成果丰硕。
主要研究著作有：焦文彬、阎敏学《中国秦腔》（2005）、静波《秦腔名家》（2005）、吴向元《秦腔名家名唱腔精选》（2005）、李力整《秦腔曲牌汇编》（2006）、马凌元《秦腔打击乐入门与理论研究》（2006）、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秦腔名家》（2007）、苏育生《中国秦腔》（2009）、杨文颖《秦腔表演艺术家》（2010）、毕海林《秦腔》（2010）、刘斌主编《中国秦腔文化丛书》（共20部，2010—2011）、张江中《中国秦腔脸谱》（2011）、纪红《青少年应该知道的秦腔》（2012）。
最值得一提的是焦文彬、阎敏学编著的《中国秦腔》（2005）。该书分绪论、秦腔历史、秦腔文学、秦腔音乐、秦腔表演、秦腔技艺、秦腔班社、秦腔理论研究、秦腔的流播和广泛影响，共十章。秦腔历史方面，探讨了秦腔源流及发展；秦腔文学方面介绍了秦腔的文学结构、思想内容、唱词的语言特色、秦腔的剧目情况以及主要剧作家；秦腔音乐方面介绍了秦腔的唱腔音乐、曲牌及打击乐等；秦腔表演方面介绍了秦腔的角色行当以及表演技巧和著名艺人；秦腔舞美介绍了化妆、脸谱、行头、道具等；秦腔技艺介绍了秦腔的基本功、基本表演程式和特技；秦腔班社分析了班社的历史沿革，介绍了一些重要班社；秦腔理论研究则介绍了20世纪及其前的秦腔研究状况；秦腔的流播方面介绍了秦腔的流播途径以及多其他地区戏剧形式的影响。本书结构完整、资料丰富，可以看成第一部系统介绍秦腔的著作，也可以作为“秦腔学”的基础教材。
这一时期出版的剧本主要有：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西安秦腔剧本精编》（共68卷，2011）、《秦腔经典四十剧》编辑委员会《秦腔经典四十剧》（共4卷，2013）。《西安秦腔剧本精编》按班社分卷，据其《序》，丛书“收录了西安易俗社、三意社、尚友社、五一剧团四大著名秦腔社团上自清末、下至二十一世纪初百年来曾经上演于舞台的保存剧本，共计679本，2600余万字；另有22个内部资料本，约65万字”(13)。是目前为止汇集剧目最多的秦腔剧本集。
这一时期秦腔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现象，不少高校学者开始多角度、跨学科进行秦腔研究，申报了一些研究课题，进一步拓宽了秦腔的研究领域。不少研究生以秦腔为研究课题，撰写了一些学位论文，为秦腔的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这些论文有的研究秦腔班社，如张泓《试论西安易俗社的剧目改良》（上海戏剧学院2005，硕士）、阮慧平《百年三庆班：兼论城市文化的功能》（上海社会科学院2009，硕士）；有的研究秦腔的流播及保护，如陈丽霞《秦腔在乌鲁木齐的传承与发展研究》（新疆师范大学2009，硕士）、崔保亚《从多学科背景下来看秦腔折子戏在甘肃的传承与保护》（西北民族大学2010，硕士）；有的从文化角度研究秦腔传统剧目，如刘苑《审美文化视域下的秦腔传统剧研究》（西北大学2011，硕士）；也有的研究剧作家及作品，如王雪《范紫东及其剧作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08，硕士）、王玲玲《“可与莎翁媲美”的秦腔剧作家范紫东》（陕西师范大学2010，硕士）等。
这一时期还发表了数百篇的单篇论文，研究内容涵盖了秦腔的源流历史、流播、行腔音乐、发展和改革、角色表演、演员评谈、剧目评介等各个方面。
关于秦腔源流的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有秦腔和汉调、二黄、西秦腔等的关系探讨、秦腔流派等。如：流沙《两种秦腔及陕西二黄的历史真相》（2009）、赵家瑞《从西府秦腔源探古“西秦腔”》（2007）、李志鹏《管窥“西秦腔”之“西秦”及声腔衍化》（2008）、赵建斌《浅论西府秦腔》（2010）、陈刚《“两个秦腔”刍议》（2009）、刘红娟《西秦戏与秦腔的亲缘关系考论——以主奏乐器的比较为中心》（2012）等。
秦腔流播方面，一般认为秦腔是“梆子戏的鼻祖”，其他的梆子戏都源于秦腔。研究秦腔流播的论文如：张晋元《秦腔流派与传播》（2005）、宋俊华《山陕会馆与秦腔传播》（2006）、焦海民《秦腔梆子响高低——梆子腔演变路径分析初探》（2011）、周仕华《秦腔流布宁夏考略》（2006）、周仕华《宁夏秦腔与陕西、甘肃秦腔的亲缘关系》（2009）、陈丽霞《秦腔在乌鲁木齐传承形式探究》（2010）、刘红娟《论秦腔在广东的本土化》（2011）等。
秦腔改革方面有姚娣《浅谈秦腔的继承与发展》（2007）、仲红《浅谈秦腔戏曲艺术的发展与改革》（2008）等。
秦腔史料方面有陈国华《探究乾隆时期秦腔在北京和扬州的演出》（2008）、陈国华《清廷禁抑秦腔探微》（2007）、郭红军《秦腔史料错误指瑕》（2007）、范克峻《王绍猷揭开秦腔历史之谜》（2007）、戴和冰《清代乾隆时期京腔消歇及秦腔色情戏兴盛原因述论》（2009）等。
戏剧理论方面如李政芳《从李渔的宾白理论谈清代三部秦腔剧目》（2010）、赵海霞《李渔戏曲理念对秦腔创作的影响》（2012）。
有关秦腔文化的方面如甄业《秦地文化生态和秦腔习俗》（2011）、程军《浅谈秦腔文化》（2011）、李会娥《秦腔社会文化研究述评》（2012）等。
对于秦腔语言的研究如阎可行《秦腔唱腔字调处理的基本规律》（1996）、许德宝《谈秦腔音乐的作曲技法——地方语音及四声的变调与唱腔旋律的关系》（1992）、李斐《从秦腔剧本看民国初年关中方言的语音特点》（2004）、寇养厚《谈秦腔语音及唱念技巧的改革》（1982）、《也谈秦腔语音的变调与轻声》（1983）、王保易、卢安民《谈秦腔语音的改革》（1981）、苏青《秦腔语言规范诌议》（1986）、弋丹阳《陕西方言与秦腔》（2011）等。
本时期的研究特点是：研究队伍壮大，研究人员专业化水平提升；研究领域广泛，从单一的本体研究开始向多领域拓展；研究方法科学，开始用多学科进行秦腔研究；研究成果丰富，仅十年的研究成果，已经接近了以往各时期秦腔研究的成果总和。
（五）新中国成立以来秦腔研究评价
从秦腔的总体研究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秦腔研究是对自清代至民国近300年的秦腔研究成果的继承和发扬。这些研究从方方面面，或全局把握、或究其一点，或深或浅，对秦腔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以往的成就主要有：源流方面基本理清了秦腔的起源以及发展历史、秦腔及其他梆子戏的关系、秦腔的流播情况等。对秦腔的音乐表演等进行了有益的改革，整理和创作了大量剧本。对秦腔的研究开始从秦腔本体研究向其他领域的研究发展。前贤的秦腔研究成果为全面系统的秦腔学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以往的研究成绩斐然，但仍存在很多局限。以往的研究重戏剧本体，而轻语言文化；多松散研究，各重某一领域或话题，研究缺乏系统性整体性。多单一研究，缺少深层次、多角度跨学科的关注。分析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以往的研究较为片面，甚至有些存在错误
以往的研究主要着眼于秦腔本体（如声腔、板式、表演、流派、剧目）的研究，研究作品虽然很多，但研究范围不够全面，多是片段性的、不系统的，不少研究缺乏深层次的思考和挖掘。甚至有些研究专著或文章存在着明显的错误。如焦文彬《中国秦腔》、王正强《秦腔音乐概论》等书，在论述秦腔韵辙时由于音韵学知识的欠缺或印刷的问题，出现了将韵辙所包含韵母写错的情况。还有的文章混淆了秦腔的概念，如褚冬雪《从秦腔中看陕西乡土文化》（《大众文艺》2012年第11期）将戏曲剧种的“秦腔”和贾平凹的小说《秦腔》混为一谈。还有的文章出现用字有误，如苏青《秦腔语言规范诌议》（《当代戏剧》1986年第3期）一文，标题当为“刍议”而非“诌议”。此外，已出版的剧本集也存在不少编排、文字、标点、甚至内容的舛误。如《陕西传统剧目汇编》和《西安秦腔剧本精编》中都有这样的一些错误。
2．对秦腔的概念缺乏统一清晰的认识
秦腔在发展过程中有不同的变体和不同的流派，先后有过不同的称呼。由于名称的不同，有所谓“大秦腔、泛秦腔”等提法，造成了剧种的混淆，如五路秦腔中所谓的南路秦腔——汉调桄桄已和传统秦腔有较大区别，当视为一个独立的剧种。由于对于秦腔的概念模糊，造成了研究标准的不统一，限制了秦腔研究的深入发展。还有，由于缺乏全面研究，在对待秦腔韵辙时有“十三辙”、“十四辙”甚至“十五辙”之说，对“须臾辙”的归属莫衷一是。如果对秦腔剧本的用韵进行全面考察，完全可以确定秦腔韵辙的实际情况。
3．研究缺乏全局深入，缺乏多学科的关照
以往的研究多单纯的秦腔本体研究，缺乏从文学、文献学、校勘学、语言学、民俗学、文化学、音乐学等不同角度的跨学科、多方位的研究。即使有对文学、文化学的关注，也鲜有深入的研究作品。如甄业、史耀增《秦腔习俗》一书，主要介绍的是秦腔的演出习俗以及演出轶闻，而没有关注到秦腔剧所反映的民俗文化。另外不少的研究对所涉及的问题缺乏深入系统的探讨。从实际研究状况看，无论是语言的研究还是文化的研究，都是秦腔研究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将语言文化综合的研究更是接近空白。
综观60余年来的秦腔研究状况，我们看到秦腔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局限。了解研究现状，能为我们更为深入的研究提供借鉴。新时代为秦腔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机遇，党的文化政策为秦腔的研究规划了更为广阔的前景，跨学科多体系的研究方法为秦腔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基于秦腔的这种研究现状和新的机遇，我们呼吁建立系统完善的“秦腔学”，从学科的高度重新审视和定位秦腔以及秦腔研究。
第三节 本课题的研究价值及研究思路
一、研究意义
1．秦腔语言和民俗的研究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和传承秦腔这一宝贵文化遗产
秦腔艺术是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缩影，对于研究我国传统的社会形态、道德价值系统、生活方式以及民俗形态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是我国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宝贵文化遗产。
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秦腔艺术，1983年中共陕西省委提出“振兴秦腔”的指示。1984年，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1984】第16号文件批转了《关于振兴秦腔的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了振兴秦腔的方针任务等。1984年3月，成立了陕西省振兴秦腔指导委员会，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振兴秦腔的工作。因而研究秦腔既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要求，也是时代的要求，更是我们这些陕西学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2．秦腔语言和民俗的研究可以弥补目前秦腔研究的不足，为“秦文化”的研究提供一条新思路
前代的研究关注的主要是秦腔的戏剧本体研究，很少关注秦腔语言及民俗的话题。秦腔语言和民俗的研究正可以弥补这一缺陷。秦腔是研究陕西方言的珍贵材料，对陕西方言的研究不能忽视秦腔的重要作用，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几近空白。对秦腔的研究应该是全方位的，探究秦腔理论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对其语言的研究力度。秦腔是对秦人性格、民俗的一种真实写照，对陕西民俗的研究不能缺少秦腔这一重要材料。以往的关中方言研究主要集中在语音调查上，很少关注到戏曲和民谣等民间文学中的材料。因此加强对秦腔语言及民俗的研究可以为“秦文化”的研究提供一条新思路。
秦腔是“秦文化”的重要载体，秦腔中就有许多的陕西方言词以及方言表达方式。如《三滴血》（改编本）第五折(14)：
贾莲香：相公你这一去，老虎再来了，我倒是该死嘛该活呢？
周天佑：老虎已经走远了，你再莫要胆怕。
贾莲香：老虎走了，一会子再来个狼，那我越发地不得活了。
周天佑：哎哎哎！（跺脚）你不见老子不见娘，前怕老虎后怕狼，难道说叫我在此给你等着打狼不成？哎呀，你丢开。
贾莲香：（忸怩地）好我的哥哥呢些，咱们都是乡党么，难道你连这点忙都不帮吗？你若一去，我便不得活了。
周天佑：今天真是晦气，遇见这个冤孽。
贾莲香：（唱慢二六）
未开言来珠泪落，
叫声相公小哥哥。
周天佑：你不要把我叫哥哥，我把你叫姐姐得成些。
本剧“朝山”一折中，贾莲香随父母进香遇虎，与父母分散。恰遇周天佑上山寻父，打走老虎救了贾莲香。周天佑心急要走，贾担心一人再遭遇祸患，拉住周不让其离开。两人之间有一段对话，其中就使用了不少方言词和方言句式。其中“嘛、些、乡党、不得活、得行”等都是陕西方言词，“乡党”又是古语词。“我倒是该死嘛该活呢”、“好我的哥哥呢些”是地道的陕西方言表达方式。研究戏曲中的语言及民俗事象，可以丰富“秦文化”的研究。
3．秦腔语言的研究是中华戏曲语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关戏曲语言的研究以往主要集中在历史剧目如元曲等的研究上，对当今地方戏曲的语言研究相对薄弱。目前，对于中华地方戏曲语言的研究主要有：戏曲语言总论如黄丽贞《中国戏曲的语言艺术》、吴琼《戏曲语言漫论》。戏曲用韵研究如游汝杰《地方戏曲音韵研究》、亢宏《云南戏曲音韵》等。而对于秦腔的语言及音韵研究则非常薄弱，这和秦腔作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梆子戏鼻祖的地位很不相称。作为中华戏曲中的一枝奇葩，秦腔的语言研究理应成为中华戏曲语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秦腔的语言文化研究也是繁荣中华戏曲、保护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一环。
二、本课题研究问题拟采用的研究方法
1．文献搜集整理法
开展相关的科学研究，必须对所探讨的课题的研究现状有明晰的了解。研究秦腔首先要对现有的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文献搜集整理法就是要对现有的研究资料进行全面的搜集和整理，弄清目前研究的优缺点，以便对将来的研究有一个较为清楚地认识。文献的搜集整理还包括对海量的秦腔剧本和影像资料进行较为全面的搜集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进一步研究需要的数据库。
2．田野调查法
田野调查法体现出科学实证的要求，田野调查的资料可以作为文献的佐证以及补充。本课题的田野调查主要集中在秦腔语言所本的关中地区，尤其是泾阳、三原、高陵、西安等一带的方言资料、民俗资料。并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文本库和数据库。
3．语言学研究方法
近年来在文学、方言学等研究中，只看重实地调查而忽视文本语言，带来了诸如结论的不可信、材料来源单一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我们从语言学的角度考察秦腔的语言材料，从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角度进行文本解读分析，深入探讨秦腔的词汇、语体及修辞情况。本课题拟采用的语言学研究方法主要有韵脚字系联法、共时和历时的语言对比法、语料分析法等。
4．语言民俗学研究法
秦腔文本融入了大量的语言和民俗资料。从语言研究民俗，从民俗研究语言，双方是相辅相成的。秦腔的语言以关中方言为基础语言，无论是唱腔的韵辙、对白的用字都能反映关中方言的语音特点。其词汇和语法修辞也有浓厚的关中语言色彩。从内容看，很多剧本都反映了广大老百姓的生活，有很多材料表现了人们惩恶扬善、忠善爱国、尊华攘夷的思想，还有不少材料反映了关中地区的婚丧嫁娶、衣食住行、邻里关系等内容。语言和民俗的结合研究方法，有利于全面考察秦腔的深厚文化内涵。本课题综合运用文化人类学、文化语言学等理论方法，运用相关理论从方言地理、历史、民俗等方面探究秦腔反映的文化精神及秦地民俗，探讨秦腔与秦人以及秦文化的关系。
(1) 参《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http://www.snwh.gov.cn/fei(-?)wuzhi/gjyp/8/200711/t20071109_34635.htm
(2) 焦文彬、阎敏学《中国秦腔》，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4页。
(3) 焦文彬、阎敏学《中国秦腔》，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4页。
(4) 易俗社《陕西易俗社章程》，见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陕西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陕西卷》，中国ISBN中心1995年，第816页。
(5) 转引自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秦腔研究论著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6页。
(6)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人民日报》1951年5月7日，第一版。
(7) 陕西省文化厅、陕西省振兴秦腔办公室、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秦腔艺术的保护计划》，见《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http://www.snwh.gov.cn/feiwuzhi/gjyp/8/200711/t20071109_34635.htm
(8) 鱼讯主编《陕西省戏剧志·省直卷》，三秦出版社2000年，《凡例》第1页。
(9) 焦文彬、阎敏学《中国秦腔》，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前言》第2页。
(10)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网页http://59.252.212.6/auto255/201111/t20111114_27215.html
(11) 文化部《文化部关于申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通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网页http://59.252.212.6/auto255/200603/t20060330_27446.html
(12)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网页http://59.252.212.6/auto255/200606/t20060609_21079.html
(13) 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编《西安秦腔剧本精编》，西安出版社2011年，《序》第5页。
(14) 《秦腔经典四十剧》编委会编《秦腔经典四十剧》，西安出版社2013年，第27—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