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处女作
处女作，对每一个作家来说，都是难忘的。对于我来说似乎更是如此。
在我的一生中，《高高的苗岭》这本儿童中篇小说，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起点。今天抽闲再翻读这本小说，我自己都能感觉到它的稚嫩之处。但是我仍对它有着一份深切的感情，关于它的一切：校样、版本，改编的连环画本、电影文学剧本，插曲、剧照，电影放映时期的广告宣传画、朝鲜文本……我都保留着，隔开一长段时间，不时还要翻出来再看看。
我忘不了，第一次看到《高高的苗岭》初校样时的情景。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9月里的夜晚，我从同学家聊天回来，已是夜半11点钟，发现桌上放着责任编辑送来的两本校样，我欣喜若狂，倦意顿消。当下守着台灯，一口气把它校改完了。翻过最后那一页，我看了看表，是上海这座大都市的凌晨4时许，我家楼下马路上的16路头班车隆隆地开过去了。我相当困乏，但我仍无睡意，还是着了魔似的反复翻阅着那些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校样，只觉得这些校样充满了亲切感和诱惑力，好些往事不断地涌来，我思绪万千，激动不已。
天，不知不觉地亮了。我凝望窗外，聆听着苏州河上隐隐传来的汽笛和电喇叭声……我想，读者一定能体会我当时那种激动得不能自已的心情。哦，在艰难的插队落户生活中，我的劳动和追求并没白费。
我也忘不了，1979年冬天，在上海少年宫里，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施雁冰同志介绍说，这是《高高的苗岭》的作者，小朋友们蜂拥着向我扑过来时的感人情景……哦，那时我又一次感到，在艰难的插队落户生活中，我的劳动和追求并没白费。
记得是1973年，一年一度的凉秋又来到了贵州的山区，我插队落户的第五个年头快过去了。一年的农事基本上干完了，在贵州山区的僻静村寨上，照例有一段农闲时节。我在这段农闲时间里，干些什么呢？除了学习着写点东西，我还能怎么样呢？总不能让大好的光阴，白白地耗去呀！
为了避开报纸上一再要求的写现实生活中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为了把我感受到的独特的生活写出来，我这次写，得写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生活在过去的年代，生活在解放初期。这是我在胡思乱想吧，是在虚构吧，解放初期的1950年，我才1岁，我怎能感受那时的生活呢？
我思之再三，觉得不是在胡思乱想，也不是在编“聊斋”——山寨上老百姓爱把好幻想好摆龙门阵称为编“聊斋”。
在五年的插队落户日子里，我时常听一些老贫农告诉我：嗨，现在变多了，工作组喊开会，哨子吹了几道，人也到不齐。清匪反霸那年头，工作队一喊开会，我们穷得穿条单裤儿，打着光脚板，在雪地上跑得可欢哪！话是简简单单一句，可这句话是个多么清晰的画面！穷苦人对党的信赖，对工作队的信任，对清匪反霸闹土改的热心，都显现出来了。类似的话，我听得多了，心里对解放初期的山寨形势、人情风俗逐渐有了底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