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故居：故都察院旧儿家
2003年，当叶嘉莹的故居被拆的时候，一直致力于古都建筑文化遗产和整体人文环境保护的华新民给她写了一封公开信：
《一封公开信——写给远在加拿大的叶嘉莹教授》
叶嘉莹教授：
刚才，他们过来了，开着铲车，把您近两百年的家和您的邻院一起撞倒了。那张着大口的锋利的铲斗，把一堵堵的墙抓起来，又摔到地上。还有高大的红门，被撞飞到半空。还有邻院那棵粗壮的核桃树，喀嚓喀嚓地响着，撅折了。只半天的工夫，那里就只剩下一地的碎砖。铲车开走之后，几位农民工立刻凑了过去，希望能侥幸捡到几块完整的砖瓦，不少是刻着图案的，拿去卖钱。
他们推平了您的家——察院胡同23号，一个在去年就被列在保护名单上的清代老宅，一座承载着数代人情感和心血的四合院，一个被上千场风雨侵蚀过的令人感动不已的古迹，一个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学者在北京的根。
几个月前，在他们逼得您不得不放弃产权时，您曾经对我说：他们答应我不拆这座老宅，我请求将它开辟成一座宣扬中国文化的博物馆，在当中给我留间小屋，每次回国时住住就可以了。然而，23号院已经在顷刻间清除光了。您连那一间希望“借住”的小屋也没有了。
您家这座宅子我曾经去过多少次，带去过多少中外朋友。正是他们的赞叹声让我萌生了举办“留住四合院——北京之魂摄影展”的念头。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古老和美丽的一切：纸窗格，透着沧桑的很久没有漆过的木头，院子里的槐树、枣树、椿树和苹果树，落了一地的叶子。
23号院被夷为平地了。我还记得您那次从西城区文委给我打过的电话，说是亲眼看到了您家门牌被列在539个保护院落之列，但又不允许复印那个名单，哪怕只是和您家相关的那一页。之后自天津南开大学，您又多次来电，诉述着您的焦虑和受到的压力，您是多么想保住这份祖宗留下的故居和中华民族的遗产啊。您不明白，既然明文规定保护，为什么还有“拆迁办”三天两头来骚扰。您的嗓音是疲惫的，大约刚刚下课，刚给学生们讲解完唐诗或者宋词。在这个领域中，作为加拿大皇家学会的院士，您是世界华人的骄傲，您在各地教授了40年中国古典诗歌，可他们对您没有半点的敬重，只惦记着您房子底下的那块“地皮”。
23号院不在了！我想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木卡拉先生，他曾指着展览会上展出的23号院的照片，问我：“难道这也拆吗？”我听说他过几天就要从国外回来了，我不知道该如何对他解释这场刚刚发生的劫难。我又想到邓云乡先生数年前一篇描写23号院的作品：《女词家及其故居》，其中这么说着：“这本身就是一幅弥漫着词的意境的画面。女词家的意境想来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熏陶形成的。”他说到“庭院深深深几许”，提到您的诗句“谁知散木有乡根”。
然而这幅画面已被永远地毁灭了，您的乡根也被铲车撅断了。我知道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您会难过，但您迟早会知道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就写了。在去年的那几个月里，我经常安慰和鼓励您，但现在是别人来安慰我了，因为我哭了。
我感到悲哀，不单是为了您的祖宅——北京西城区察院胡同23号。
20世纪90年代初，察院胡同就有了要拆迁的说法，但叶嘉莹一直想保存自己的故居，那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认同归属的家。因为她回国后曾经参观过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那里都是四合院的小房子，有学生住的地方，有讲课的地方，很幽静，所以她也梦想着以自己的余年余力，把故居改建成一所书院式的中国古典诗词研究所，她的确为此做了大量的努力，但最终并未能成功。中国古代的教育，身教更重于言传，老师不用说什么漂亮话，学生在老师身边自然而然就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处事为人、心灵情性方面发生微妙的变化。东西方的差异在这里也表现得很明显，比如西方的传统会花费非常多的精力来论说思辨，以追求“正义”之确切抽象的含义，而中国的传统并非追求一个精致的语言或漂亮的说法，但却往往培养出身心都具有“正义”的人，这正是这种古老的东方教育所能提供的。中国古代师生常常可以同宿同读、同息同作，古言“师弟父子如”，“一日为师，终生为父”，那是有它的真实内容的。叶嘉莹一生和学生在一起的时间最多，她也最喜欢和学生在一起。学生能够真正熏习濡染老师的精神与思想，可能其间那种私下的观察与近距离接触，比单单阅读老师的著作或者在大庭广众中听讲，所起的作用更为重要。现在的中国并不缺少物力、财力来建设古典的书院，但问题在于传统中那种既是经师，又是人师，兼具学问与修养的好老师真的已经所剩无多。叶嘉莹改建故居梦想的落空，如果从传承文化与教育的层面来看，其意味就更为深长了。
1974年叶嘉莹第一次从海外回国时，察院胡同23号其实已经从当年的书香庭院变成了一个大杂院：大门上题“进士第”的匾额不见了，门旁的石狮子被砸毁了，内院的墙被拆掉了，垂花门也不在了，方砖铺的地也已因挖防空洞而变得砖土相杂、高低不平了。1948年她离开北平时家里是有电话的，这次回来反而没有了，更遗憾的是，家中的图籍书册都没能保存下来，当年父亲亲笔书写悼念母亲的一组诗一直放在母亲的照片前，叶嘉莹离家时还是在的，但现在什么都找不到了。不过毕竟老家的房子还在，她又是离家26年后第一次回来，所以在《祖国行长歌》中她仍然写道：
西单西去吾家在，门巷依稀犹未改，空悲岁月逝骎骎，半世蓬飘向江海。入门坐我旧时床，骨肉重聚灯烛光；莫疑此景还如梦，今夕真知返故乡。
如果从1974年再往前回溯四十年，民俗学家邓云乡在30年代的某一天第一次走进了察院胡同23号，他后来仍能清晰地回忆当时的情景：
记得第一次去时，正是夏天，敲开大门，迎面整洁的磨砖影壁，转弯下了一个台阶，是外院，左手南房，静悄悄地。向右上台阶，进入垂花门，佣人引我到东屋、有廊子。进去两明一暗，临窗横放着一个大写字书案，桌后是大夫座位，桌边一个方凳，是病人坐了给大夫把脉的。屋中无人，我是来改方子的，安静地等着。一会儿大夫由北屋打帘子出来，掀竹帘进入东屋，向我笑了一下，要过方子，坐在案边拿起毛笔改方子……头上戴着一个黑纱瓜皮帽盔，身着本色横罗旧长衫，一位和善的老人，坐在书案边，映着洁无纤尘的明亮玻璃窗和窗外的日影，静静的院落……这本身就是一幅弥漫着词的意境的画面……女词家的意境想来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熏陶形成的。我想察院胡同那所大四合院旧时的宁静气氛，对她的影响一定是很大的吧。
邓先生所说的叶家大夫就是叶嘉莹的伯父，他走进的正是伯父诊病开方的“脉房”。这座历经一个半世纪风雨沧桑、如今已经完全消失的四合院老宅，在叶嘉莹的笔下，得到了完整的还原，但那即使再美，也只能化作轻轻的一缕追忆，悄悄融入那个只属于她一个人的故都残梦了。叶嘉莹对这所大四合院曾有如下的描述：
老家大门口
我家大门上方原来悬有一块黑底金字的匾额，上面写着“进士第”三个大字。大门两侧各有一个小型的石狮子。大门外是门洞，大门的里面也有个门洞，隔着一方小院，迎面就是一面磨砖的影壁墙，墙中央刻有“水心堂叶”四个字，因为祖父和伯父都学过中医，而宋朝的学者叶适，号水心，他也研究医学，所以用了这个堂号。里面的门洞右边是门房，门房右边是车门里面的门洞，车门洞的右边是一间马房。进入大门后，从迎面是影壁墙的那方小院向左拐，下了三层台阶，是一个长条形的外院。左边一排是五间南房，三间是客房，两间是书房。右边则是内院的院墙，中间有个垂花门。要上两层台阶，才能进入垂花门，门内是一片方形的石台，迎面是一个木制的影壁，由四扇木门组成，漆着绿色的油漆，每扇门上方的四分之一处各有一个圆形的图案，是个红色的篆体寿字，这个影壁遇到家里有婚丧嫁娶等大事就打开，内外院就连成一个大院子了。从石台两侧走下就是内院，内院有北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北房前的两侧各有一个小角门。西角门内的小院中有两个存放杂物的房子，东角门外有一条过道，通向另一个小门，小门外是一个长条形的东跨院，跨院的南头直通车门洞，北头则是厨房和下房。从东角门的过道往左拐是一条窄路，可以通向后院。后院原是花园，后来把花木移去，盖了房，有些亲友住在里面。我家院子原来都是砖铺的地，主要的甬道用方砖铺成了十字形路面，甬道旁边的地方是用长砖斜着铺的。祖父在世时不许种花草，只有几个大花盆，里面种着石榴树和夹竹桃等花木。内院中间还有个大荷花缸，夏天在里面养些荷花，有时也养些鱼。祖父母住北房，三间东厢房和三间西厢房，祖父让伯父和父亲轮流住，每人各住三年。我出生在东厢房，记事时就轮到西厢房了。我是父母的长女，出生不久，祖母就去世了，过了四五年，祖父也去世了。伯父母就迁入了北房，东厢房就做了伯父给人看病的“脉房”，我父母这一房就在西厢房长住了下来，我是在西厢房长大的。那时西厢房一进门是个厅堂，用来吃饭、喝茶、会客。靠北边的厢房是我父母住，后来有了我小弟，也和母亲同住，靠南的厢房我和大弟住。祖父去世以后，不许挖地种花的禁令自动解除，伯母和母亲都喜欢养花，就在院子里开了两处小花池，一处在北房前，一处在西厢房的窗下，里面种些四季应时的花草，垂花门边上的内院墙下还种了爬山虎和牵牛花。母亲还在墙角两侧插植了一棵柳树和一棵枣树。我上了初中后，又去一个同学家移来了一丛竹子，就种在我住的卧房的窗外。
叶嘉莹是关在四合院里长大的，她的知识生命与感情生命都形成孕育于斯，她与这一座庭院有着说不尽割不断、万缕千丝的心魂的联系。小时候，四合院里的一切，成了她观察感受的直接对象，窗前的秋竹、阶下的紫菊、花梢的粉蝶、墙角的吟蛩，便构成了她全部的世界，而那也是只属于她的世界。一个春日的黄昏，雨后初晴，她站在西窗竹丛前，看到东厢房屋脊上染上了一抹晚照的夕阳，而东厢房背后的碧空中，已然隐现着半轮初升的月影，于是即景生情，就填写了一首《浣溪沙》小词：
屋脊模糊一角黄，晚晴天气爱斜阳。低飞紫燕入雕梁。 翠袖单寒人倚竹，碧天沉静月窥墙。此时心绪最茫茫。
杜甫的“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所描写的是一位历经丧乱、零落无依的“佳人”，她在日暮天寒的种种侵袭寂寞之中，忍耐着翠袖单薄，而依旧卓然自倚于修竹，仿佛有所期待，有所盼望。这两句诗自古就被认为是象喻了一种清洁贞正的品格。现在叶嘉莹站在西窗下自己手植的翠竹前，她想起了杜甫的《佳人》诗，时间是1941年的春天，她17岁，而这时北平沦陷已有近四年之久了，父亲被战事阻隔在后方，母亲则日渐衰病……但叶嘉莹当时所想到的似乎尚不止这些，“此时心绪最茫茫”，在紫燕低飞、残霞晚照、碧天沉静、新月窥墙的气氛中，她一个人倚立在那里，仿佛有所失落，又仿佛有所追寻，这种感情很难说有什么具体的指向，而全然是在故居庭院的光影景物的徘徊摇曳之中、自然生发出来的一种极细腻、极渺茫的情思。徐志摩说：“‘单独’是一个耐寻味的现象。我有时想它是任何发见的第一个条件。你要发见你的朋友的‘真’，你得有与他单独的机会。你要发见你自己的‘真’，你得给你自己一个单独的机会。你要发见一个地方（地方一样有灵性），你也得有单独玩的机会。我们这一辈子，认真说，能认识几个人？能认识几个地方？我们都是太匆忙，太没有单独的机会。”现在叶嘉莹真的是一个人了，她和她手植的翠竹在一起，她和她故都察院的旧时儿家在一起，她不仅发现了四合院的美，也发现了她自己。
- 华新民：《为了不能失去的故乡：一个蓝眼睛北京人的十年胡同保卫战》，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0—43页。
- 邓云乡：《女词家及其故居》，《光明日报》1994年2月14日。
- 叶嘉莹：《我与我家的大四合院》，《光明日报》1994年3月7日。
- 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徐志摩散文全编》，学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20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