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大学求学
一 汉堡学习：1930～1931年
1930年的夏季学期，我进入大学学习。按照当时还很流行的习俗，我父亲同意我先不在柏林而是去其他城市的大学学习。我想开始学习中文，所以只能考虑汉堡。除了柏林和汉堡，莱比锡（Leipzig）是德国仅有的设有汉学专业的大学，由海尼士（Erich Haenisch，1880-1966）担任教授，但我们家里从来没有谈论过莱比锡大学。我父亲不怎么了解当地以语言学—世界历史为方向的汉学研究状况，我也没什么兴趣去那儿。反之，汉堡大学的汉学是由我父亲创立并组建的，我开始学习时的第一个重要老师是我父亲的学生兼助手颜复礼（Fritz Jäger，1886-1957），我父亲非常器重他；另外，家乡始终吸引着我，在柏林我从没有真正地感到过愉快；此外，我姐姐奥尔加作为候补文职人员在汉堡讲授拉丁语、希腊语和德语。在奥尔加的帮助下，我找到了奥特马尔申区（Othmarschen）的柯拉纳赫大街（Cranachstraβe）上一个便宜的房间，这个房间在一栋独门独户的房子里，主人从南美洲返回，整栋房子加盖在其他房子的一侧。我到汉堡后，可以立刻入住。
我父亲根据他本人糟糕的经历，劝告我在法学院注册。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商量决定以后我将从事学术研究。对汉学专业来说，就业机会本来就很少，其中一个就职机会还是一直由法学家垄断的外交部。由于这个原因，我父亲当年因为没有参加国家法律考试而在外交部吃了很大的亏，虽然他拥有梵文博士学位，在语言方面有较高的学术资格，这也是13年以后他最终从外交部离职的原因之一[1]。因此，我按照父亲的建议，听法学导论的讲座，但很快发现，讲座的材料虽然生动，但与之相关的问题却根本引不起我的兴趣。因此，我第二学期转到汉学专业所属的哲学学院。在法学讲座中，我父亲过去的同事兼朋友库尔特·佩雷尔斯教授的“德意志帝国土地法”（Deutsches Reichs- und Landes-Staatsrecht）和“民法”（Völkerrecht）还比较令我感兴趣。
无论如何，我的学习重点是汉学，因此首先在颜复礼教授那里上汉语导论课，他立刻真诚地欢迎我，保证努力传授他从我父亲那儿学到的一切。除我以外，同样的课程中还有其他三四个初学者，他们中有来自柯尼斯堡的安妮·科贝尔特（Anni Kobbert），她1933年在柏林东方语言学院通过了硕士考试[2]。但是，这门导论课的讲课方式完全不符合现代语言教育的要求，这门语言的学习进展也相应地缓慢。颜复礼教授并无一定的教学方法，他喜欢跑题。不过，对一个未来的汉学家来说，这正好是对的——有点歪打正着——我学到了许多后来对我很有用的东西，直到今天，我还感激自己的老师。导论课从卜朗特（J.Brandt，1869-1944）的《文言文入门》（《汉文进阶》，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Chinese）开始[3]，该书的前十篇课文里，同一篇文章的书面语和口头语并列在一块儿，所以，从一开始，两者之间的区别就一目了然。大约6个星期以后，在我们结束初级课文以前，颜复礼教授教我们《康熙字典》体系中的214个部首，并指导我们练习从《字典》里查找字词。因此，我很早就习惯了这种体系，学会很快而且轻松地查找生字生词，如果这些字词是按照《康熙字典》的部首体系编排的话。直到今天，我通常还能比我的中国朋友和同行更快地查到字词。最初的十篇初级课文完成以后，就不再继续使用卜朗特的《入门》了。颜复礼教授认为我们必须先学习更多的口语——这是正确的——所以拿来了微席叶（A.Vissière，1858-1930）的教材《初级汉语教程》（《北京官话：汉语初阶》，Premières leçons de Chinois）[4]，直到两个学期后的导论课结束时，我们都使用这本教材。
在练习查找字词的过程中，我初次接触到高本汉（B.Karlgren，1889-1978）的《中日汉字分析字典》（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5]，它引起了我的关注，令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文字符号的组合形式，所以，我喜欢先从高本汉的字典里查找生字——开始时，生字很多。按照这种方法，我能更好地记住它们。我也开始致力于语音学，因为从一开始我就被迫去研究各种各样的罗马化的中文体系：卜朗特的威妥玛-翟里斯拼写体系（Wade-Giles-System）、微席叶的法语体系、《吕登伯格字典》（Rüdenbergs Wörterbuch）中的德语莱辛-欧特梅尔体系（Lessing-Othmer System）、我父亲使用的德语转换和高本汉的严格的语音转换体系，我暂时也使用后者做笔记。这一基础理论研究虽然有些延缓我在实用语言训练上的进展，但我并不后悔。中国语言和文字及其背后的文化使我着迷，我从学习中体会到了快乐。
除了提到的导论课以外，还有中国老师上的会话练习课。起初，担任该职的是邱长康（1900～1960）先生，他来自福州，却说一口很好、很标准的中文，当时正在写民族学的博士论文[6]。接下来一个学期，我父亲的同事商衍鎏的儿子商承祖（1900～1975）代替了邱长康。这个孩子随他父亲来到汉堡，上了好几年德语学校，现在要在汉堡攻读博士学位，也以民族学[7]和日耳曼学作为副专业。语言老师的课不是被安排在早上就是在晚上，因此，在职人员——大多数是中国公司的雇员——也能参加。上课的形式通常是这样的：老师随便提出一个小题目，接着开始和学生对话，我们尽自己所能地参与。在这个过程中，老师解释我们不知道的新词和用语，大家记下来。有时候，语言老师也讲一个小故事，要我们复述。虽然上课根本就不系统，但我们学会了还算正确的发音，不久后就能简单地表达。书法课也由语言老师来担任。
两个学期以后，我们上完了导论课，之后，我可以参加佛尔克（Alfred Forke，1867-1944）教授的文言文《孟子》的阅读练习。虽然佛尔克不是一位特别能调动学生情绪的老师，但他掌握材料，懂得如何借助文章来引导学生进入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这是我第一次通过文言文的原文与这个思想世界的直接接触，令我印象深刻，直到今天都还记得。第二、三学期，我也参加了颜复礼的其他讲座。此时，我父亲撰写的到汉代为止的《中华帝国史》第一卷正好出版，颜复礼将这本书作为练习的素材，参加讲座的每个学生都要就一定的章节作报告，接着进行讨论，颜复礼教授作些补充。与阅读无声读物相比，这是更有效地记住材料的方法，因此，我比较好地掌握了中国历史的基础知识。在另一个练习中，我们阅读胡适（1891～1962）关于汉学的基础藏书的文章，从中我初次获得了目录学的知识。
高本汉的《分析字典》以及他的其他著作唤起了我对语音学和语言学的兴趣，所以我去听了与之相关的课程，特别是语言学家潘孔切利-卡西亚（Panconcelli-Calzia）教授给语言学者开设的实验语音学导论，他是一个活泼的罗马人，是大学语音室的领导和这个专业的创立者。潘孔切利-卡西亚有一个学生是当时刚获得语音学博士学位，后来任厦门大学社科系主任的周辨明（1891～1984）教授。共产党执政后，周辨明在新加坡生活，我60年代在那里又见到了他。我也上了皮耶罗·美里吉（Pietro Meriggi）的练习课，他是意大利语老师兼无薪讲师，教授普通语言学。我还在提伦琉斯教授那里听了民族学讲座，他同时也是民族博物馆的馆长，留着白胡子，是一位令人尊重的老先生。这个课程的内容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我想不起来它是关于什么的。在大学学习之外，我自己也继续研究一点儿希腊语。佩雷尔斯教授将我介绍给当时的无薪讲师布鲁诺·施内尔（Bruno Snell）博士。在霍赫鲁夫特肖斯泽大街（Hoheluftchaussee）的家里，布鲁诺·施内尔给三个已毕业的古典语言研究者上讨论课，每周一次，形式不限，也允许我参加。我们一起阅读、翻译希波克拉底（Hippokrat）的医学历史文章《古代医疗学》（Über die alte Heilkunde）。我的希腊文知识比起那几个专业人士差得不是太多——这是格林纳瓦德中学我的老师拉贝尔良好的教学质量的明证。
当时，汉学是所谓的“幽兰专业”[8]，和日本学加在一起不到20个学生。两个系在埃德蒙德—希梅尔斯大道（Edmund-Siemers-Allee）的主楼第二层各有一个挺大的阅览工作室，教学活动也在此进行。不过，教学活动并不是很多，所以白天大部分时间，教研室可以让给人数很少的学生当工作室，我大多数时候在系里学习，那里有一切必备的书籍。教研室后面，日语系的旁边，是教授兼主任佛尔克的房间，那里以前曾是我父亲的办公室。从前，我中午从不远处的伊斯普兰娜德街上的学校放学后，有时到那儿去找父亲，我们一起穿过海姆胡德尔街（Heimhuder Straße）、米特儿路、索菲亚梯地大街（Sophien-Terrasse），通过克鲁克科佩尔和费尔泽西特大桥，步行大约40分钟回家。颜复礼教授在走廊对面的外头有自己的办公室，隔壁是担任两个系秘书的鲁特根斯（E.Lütgens）女士，我父亲在职的时候，她已经在那儿了。鲁特根斯女士总在系里，两个系就是她的全部生活内容，她像母亲一样，对教授和学生同样友好和关心，她还特别欣赏我父亲。柏林这边的大学既不怎么愿意给我父亲提供帮助，也没有给予特别有用的支持，而他还不得不违心地表示满意，每当此时，我父亲总会想到鲁特根斯女士。
就这样，两个系的成员——老师和学生——组成了一个大家庭，大家彼此较为了解。同学中，学日语的赫尔伯特·查赫特（Herbert Zachert）和我最为接近，他是柏林人，比我高几个学期，与我同时到汉堡，因为当时柏林大学还没有日本学。他后来的妻子苏兹·西尔鲍姆（Suzi Schierbaum）当时也在汉堡日语系学习，我偶尔和她打网球，我保持着与查赫特一家的联系。查赫特获得博士学位后，我在柏林多次见到过他，直到1934年他们夫妇去了日本，1943年我在那儿看望了他们。后来我们在柏林还偶尔见面，他在洪堡大学教书，但住在他的家乡——柏林西边的弗里德劳（Friedenau），以后我们也在波恩（Bonn）见过面。
我中文系的同学有露特·施勒辛格尔（Ruth Schlesinger），后来的名字叫克拉德尔（Krader），她比我晚一年开始学习，1933年在东方语言学院通过硕士考试[9]，然后去了瑞士并在日内瓦（Genf）获得了博士学位。战后，她在西雅图（Seattle）的华盛顿大学当汉学图书管理员，我访问那儿的时候又见到了她，她也到汉堡来过几次。另外，我读书的时候，魏翰基（Hans Wist）[10]也获得汉学博士学位。1933年以后，他作为奥托·萨姆森（Otto Samson）的接班人，曾暂时在汉堡的民族博物馆工作，50年代与艾士宏（Werner Eichhorn，1899-1990）一起在蒂宾根（Tübingen）教书。第一学期，我还认识了孙用震，这是我的第一位中国朋友，他当时是中国领事馆的副领事，偶尔到系里来。孙用震是孙宝琦（1867～1931）的儿子，孙宝琦1907～1909年担任中国驻柏林公使，当时我父亲在中国公使馆工作，因此他是我父亲的上司。这样一来，传统的家庭友谊即世交将我和孙用震联系在一起。我们30年代末在北京又见了面。此后他迁居上海，我去看过他一两次。战后的60年代还在香港多次见到过他，最后一次是1990年在旧金山。从70年代开始，孙用震住在当地的子女们那儿，直到1994年11月18日去世。
我偶尔打网球锻炼身体，但主要是参加位于罗滕堡姆大街（Rothenbaum）的塔特尔萨尔（Tattersall）的骑马练习，这是大学体育系给学生提供的便宜的训练课，骑马令我快乐。我有时在霍赫坎普（Hochkamp）的皮卡尔滕大街（Pikartenstraße）的马场里骑马，偶尔从这里骑到里森的杜鹃花原野（Rissener Heide）。汉堡也有传统的学生联盟，不过，在面向世界开放的大城市里，它们不如南德大学城的联盟那么重要。靠喝啤酒、比武来表现果敢的男子汉气概，大家对这种与众不同的方式习以为常，我却很讨厌。通过我的表哥，也是弗莱堡学生联谊会成员的阿图尔·尼布尔（Arthur Niebuhr）的描述和他的一些行为，学生联谊会给我留下了清晰却可怕的印象。中学老师拉贝尔在高中毕业时的评语又加强了我对这类组织的负面印象：拉贝尔不明白，一些毕业生为何那么高兴。他们曾将中学的束缚抛在脑后，现在却立即服从大学学生联盟的新束缚。我也没有意愿去参加任何其他的学生协会。
我父母在汉堡特别是在大学里还有许多朋友，他们有时候请我做客。我特别愿意回忆公法教授库尔特·佩雷尔斯，他定期于每周的某一天请我吃午饭，我到他的系里去接他，一起去拉本大街（Rabenstraße）的船码头，乘船到渡口，再到他位于卡尔斯大街（Carlsstraße）的家里。佩雷尔斯教授已丧偶，独自住在一栋很大的房子里。他有点儿过分拘泥于细节，但很关照我。佩雷尔斯教授的结局很悲惨，因犹太人出身，1933年面临解雇，导致他割腕走上了绝路。我父母尤其是我姐姐与提伦琉斯一家也是朋友，大家极少看到提伦琉斯教授。但是，提伦琉斯太太带着她的四个孩子住在阿布太大街上，他们有的比我大，有的比我小，这家人很好客，我姐姐和我经常去那儿。
异性当然吸引我，我喜欢跳舞，也有很多机会，例如在布兰肯内泽郊区紧挨着易北河畔的阿尔贝格（Ahrberg）咖啡馆。有时我会去那儿，有几次是与我房东的女儿伊尔玛（Irma）一起去，她大我8岁，很吸引人，但有点儿歇斯底里。伊尔玛喜欢我，开始时很容易接近，后来，在她眼里，小男孩大概太天真又没有经验，很遗憾，她从我身边缩了回去。
我也和其他人去过几次圣保利大街[11]（St.Pauli）。我们先到自由大街（Große Freiheit）旁边的施木科大街（Schmuckstraße）的中国小餐馆晚餐。小餐馆其实是一个房子的客厅，有一张大饭桌，据猜测，桌子上方挂着的是帕西法尔（Parsival）在圣杯前的画作[12]。这是当时唯一能吃上一顿划算的中餐的地方，味道还算凑合。然后我们很高兴地参观“殖民地与本土博物馆”，博物馆馆长卡普滕·哈泽（Käptn Haase）自称是“未被发现之科学的教授”。这是一个小酒馆，放着从世界各地弄来的奇珍异品，这些大杂烩是卡普滕·哈泽旅行时搜集的，其中有一个动物标本，是剥开制作的，称为“带来孩子的长颈鹿”，正像大家通常说的，孩子是仙鹤带来的。大多数时候，卡普滕·哈泽醉酒酣睡，酒醒了就给我们开不正经的玩笑，并进行粗野下流的评论，特别是当着女性客人的面。不过，圣保利街的女孩不吸引我，反而让我觉得特别讨厌。
我有时在父母家，有时在别处度过假期。1930年夏天，为了提高法语水平，我参加了在图尔（Tours）的假期班。利用这个机会，我乘坐当时最大的客船——北德的罗特（Norddeutscher Lloyd）轮船公司“欧洲”号，从不来梅港（Bremerhaven）到切尔伯格（Cherbourg），进行了我的第一次海上小旅行。接着，乘火车到巴黎待了几天，继续到图尔。可惜，由于脸上的皮肤病，在当地原本有趣的逗留变得有些扫兴，在以后的岁月里，这皮肤病还是偶尔给我带来麻烦。1931年暑假，我在石勒苏益格市的骑马和驾驶学校参加了骑马课程，结业时获得了一枚古铜色骑士徽章。我选择石勒苏益格市，是因为我小时候的保姆玛丽·科赫住在那儿。由于过去的亲密关系，每天我到她那儿去吃晚饭的时候，她都很慈爱地照顾小沃尔夫冈。
二 柏林学习：1931～1934年
1931～1932年的冬季学期，我转到柏林大学的时候，我父亲刚刚退休。我继续在东方语言学院接受中文训练。汉堡的课程很不系统，所以我在柏林只能上第三学期的课，这是许勒（Wilhelm Schüler，1869-1935）教授教的，他的课有点儿沉闷，但他本人却是一位友善的老先生。许勒教授是神甫，常年生活在中国，很了解中国，也很理解她的人民，他在学生当中有一个外号叫“小爸爸”。10年以后，我从他的后代那里得知，许勒是因为缺乏正统的教会观，受到教会管理部门的惩罚而被调往中国，这恰好说明了他为人很好。瓦尔特·特里特尔（Walter Trittel）讲接下来的第四学期的课，他特别注重操练。特里特尔同样曾经在中国生活过多年，后来在荷属印度工作。在他严厉、有些吹毛求疵的指导课上，特别要阅读的是经济方面的文章如购物合同、船运清单、官方的规章制度等，它们用书面的专业术语写成，往往不易理解，尤其是内容极少能引起我的兴趣，但这些读物对我必须参加的毕业考试是绝对必要的。此外，每周有几个小时的会话课，由语言老师曾垂祺教这门课。他是四川人，友好但令人印象模糊，说起德语和说他的家乡方言一样，从来不能区分l和n等边音和鼻音。曾垂祺这样上课：他讲短小的中国故事，学生们必须用中文复述。1932年7月就是所谓的研究生考试。考试委员会里，除了系里相关的教授以外，还有外交部的代表，即当时已经在高延那里获得汉学博士学位的彼德尔（H.Bidder）博士，此外还有我父亲，但他没有向我提问。毕业成绩单上写着我的成绩：
该考生在闭卷的笔试中，将一篇不太容易的汉语文言文翻译成德语，获得“及格”。用中文口语翻译同一篇文章得到的评语为“良好”。用中文口语翻译另一篇德文文章的成绩为“及格”。
在闭卷考试“中国农业经济与农业问题概况”（“Grundzüge der Landwirtschaft und der Agrarfrage in China”）中，考生表现出良好的综合知识，但鉴于他极少围绕主题回答问题，分数是“及格”。
口试中，该考生翻译了一篇中等难度的汉语文言文、汉语口语对话，并围绕专业进行了谈话，表现了“优异”的知识。
综合笔试和口试成绩，考试委员会向哲学学院学生傅吾康先生颁发此毕业证书，总成绩为“良好”，并通过了中文语言考试。
对我来说，闭卷考试就像前面提到过的在跳蚤上准备考试的动物学家，只不过动物学家得到的考题是有关大象的：“大象是一种哺乳动物，有四条腿，后面有一条尾巴，前面有一个象鼻和两颗长牙。它身上有许多跳蚤。跳蚤属于某科……”。我不懂经济，更确切地说不懂农业经济，但对一些内容也有所了解，可以谈谈中国人与自然的关系，特别是道教对这种关系的阐述，以及中国人与西方人在观念上的区别。在谈论上述内容的时候，我还能用希腊原文逐字逐句地叙述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Antigone）中的一段引文，其德语的开头是：“有许多强有力的事物，但没有比人更强大的东西。”显然，这给考试委员会留下了一定的印象，导致他们做出了宽松的评语。
在大学真正的汉学课程中，我定期听西门华德（Walter Simon，1893-1981）的课，他是大学图书馆馆员兼学院的无薪讲师。我还记得《聊斋志异》、《庄子》读物、一门语言学讨论课和一门日文中的中文——汉文（Kambun）导论课。在我的记忆里，当时的情景仍然那么清晰，仿佛就在眼前。西门尚未到过中国，却非常清楚如何从多方面来安排课程，令学生的学习情绪高涨并获益良多。我从他那儿学到了许多东西，与他和他妻子在校外也有联系。1932～1933年的冬季学期，我父亲也教过一门课，读物是《春秋公羊传》，他很有把握自己掌握了这一读物，知道如何讲解才能激起学生的学习热情。此外，我还参加了雷兴（Ferdinand Lessing，1882-1961）教授的讲座，他1933年从中国回到东方语言学院，也常到我父母家做客。我们阅读一本现代的佛教教义问答手册，雷兴拥有渊博的佛教知识，懂得梵文、巴利文、藏语和蒙古语所著的佛教教义，知道如何安排读物才能引起大家的强烈兴趣并有所心得。我所了解的一点佛教知识，要归功于他的这门课程。
我父亲的接班人是海尼士。他来自莱比锡，受聘担任柏林的汉学教授，他可能是当时唯一有资格坐这个席位的人，大家显然不愿意聘请外国人，所以也就别无选择。我父亲大概不甚了解莱比锡的汉学，这是由孔好古（August Conrady，1864-1925）所创建的汉学学派，海尼士1925年接任。不管怎样，我和父亲谈到我可能的学习地点时，从来没有提到莱比锡。相反，他劝我到莱顿（Leiden），到他赏识的戴闻达（Duyvendak，1889-1954）教授那里去学一个学期。可惜，戴闻达在我想去的那个学期刚好去了美国客座讲学而不在荷兰当地。所以，1932～1933年冬季学期到1933～1934年冬季学期，我上了海尼士的课，内容我已经忘记，很可能是古文。他对待教材的方法、针对中国的一切方式都令我不感兴趣。他让学生翻译中文文章，就像文理中学里水平一般的7年级老师要学生翻译恺撒（Caesar）的《高卢战记》（Bellum Gallicum）一样：唯一重要的是逐字逐句的翻译，内容必须准确，语法必须清楚。对海尼士来说——与翻译拉丁文一样——始终只存在着唯一正确的翻译，如果背离此原则，在他看来就是错误的。他并不了解文言文的精微差别，而对这些差别常常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我还记得，有一次海尼士在课堂上对冯·查纳尔（E.H von Tscharner）刚刚发表在《东亚杂志》（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上的文章《德译中国诗歌》（“Chinesische Gedichte in deutscher Sprache”）[13]提出了批评，态度很轻蔑。冯·查纳尔在文章中指出，中文诗歌具有较为丰富的多种含义，因此要进行翻译是比较困难的。查纳尔的说法令人非常信服。我们没有从海尼士那儿感受到文学的精美，也没有了解所读文章的更深刻的内容，所以这些没有给我留下长久的印象。与提到过的其他老师相反，我也从不认为自己是海尼士的学生。那时，海尼士在学生中有个绰号是“玛丽阿姨”，我父亲则被称为“伟大的奥托”[14]。
另外一次经历也令我对海尼士保持距离。海尼士1932～1933年冬季学期来柏林上任以前，10月初，我们系要从法国大街（Französische Straβe）搬到城堡附近一栋叫做“宫廷马厩”的古老楼房里。1930年从我父亲那儿获得博士学位的白乐日（又名伊天恩，Stefan Etienne Balazs，1905-1963）和我负责中文书籍的打包和拆包。这些情况都告诉了海尼士，他想表示感谢，就请我们两人上餐馆。喝了一点啤酒后，海尼士开始讲他在中国的经历：1904～1911年，他在武昌（今天武汉的一部分）的军事学堂——武备学堂担任德语老师。此时此刻，当他谈到“中国人”时，与在中国通商口岸生活的外国人通常所做的一样，同样的无知和轻蔑。我深为震惊，我在父母家里从来没有听到过人们如此议论中国人，虽然我父母也在外国移民区，确切地说是在北京公使馆生活过。回家后，我极为愤怒地讲述了海尼士的观点，我父亲保持沉默——他不愿意说自己的同事兼接班人的坏话——但我发现，他是理解我的。
对海尼士来说，中国——与古希腊、古罗马一样——其文化是死亡的古典文化，汉学是一门纯粹关于语文学的古典学科，与当代没有关系。不过，这种态度后来能够让他拒绝纳粹政权滥用其学术，从而避免了必须就中国的时事问题表明立场。
除了我的中文主专业的学习以外，我听从父亲的劝告，开始学习日语。为此，我在东方语言学院上日语入门课。授课的老师克莱门斯·沙恩施密特（Clemens Scharschmidt）很优秀，但也很苛刻，对学生的要求很多。沙恩施密特在日本生活了很长时间，除了语言以外，他还传授有关这个国家、人民和文化方面的知识。当时柏林大学还没有日本学，但有些学生对此抱有兴趣。1933年日本研究所开始定期地开设日本学课程。我已经忘记了日文研究所所长黑田源氏（Kuroda Genji，1886-1957）的第一堂课的主题，接着是该所德国所长冉明（Martin Ramming）的阅读课《平家物语》（Heike Monogatari），他是一位知识丰富、感情细腻的学者，令人极有好感。弗里茨·鲁姆弗（Fritz Rumpf，1888-1949）的课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强烈，近松门左卫门（Chikamatsu Monzaemon）的戏剧《博多小女郎浪枕》（Hakata Kojōrō Namimakura）是这门课的基础读物。鲁姆弗非常了解与课程相关的内容，向我们传授他对日本戏剧尤其是歌舞伎（Kabuki）的丰富知识和经验，让我们产生了丰富的想象。1989年，魏汉茂（Hartmut Walravens）编辑了非常漂亮的纪念文集《你懂我们的心》（Du verstehst unsere Herzen gut），其中，以多种方式展现了鲁姆弗的个性。
我也很感谢奥托·屈梅尔（Otto Kümmel）教授的东亚艺术课，我听了好几个学期。讲座让我掌握了理解艺术品的基础知识，我后来可以在中国和日本看到原作，但从来没有具备东亚艺术的扎实知识。
在柏林，我也继续关注自己在汉堡就萌生的对语音学和普通语言学的兴趣。我主要在迪特里希·韦斯特曼（Dietrich Westermann）那儿学习，甚至开始学非洲语，起初是学苏阿赫利语（Suaheli），然后学了一点儿埃维语（Ewe）。我想，也许可以利用这些语言作为附加专业而获得博士学位。韦斯特曼曾经长期生活在非洲，也知道如何传授知识，让大家对非洲世界有个印象。然而，我已经强烈地瞄准东亚，所以他讲的那些内容没有引起我的特别兴趣，以后我也没有继续进行已经开始的非洲研究。
在大学、东方语言学院和日本研究所听课以及为此所作的准备，虽然是主要的，但并不是我在柏林学习的唯一内容。冬季，总是有大量关于东亚的讲座，由东亚艺术协会（Gesellschaft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远东联合会（Verband für den Fernen Osten）和其他机构举办，我经常定期参加。1933年11月有徐悲鸿（1895～1953）的特展。1934年1～2月刘海粟牵头的较大型的展览，展出了中国现代绘画，展览中除了刘海粟以外，还有许多在世画家的作品。
硕士学位文凭考试后不久，我也参加了一个汉学研究小组。学期中，小组成员多次碰面，大多数时候是在其中一个成员的家里。白乐日、贝克曼（K.Beckmann）、卡尔·宾格尔（Karl Bünger）、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1909-1989）、葛玛丽（Annemarie von Gabain）、沃尔夫·海尼士（Wolf Haenisch）、施翰基（Hans O.H. Stange，1903-1978）和冯·查纳尔都属于这个小组。通常，在谁那儿举行，就由他作有关自己研究领域的报告。我还记得小组会谈中的一幕：葛玛丽去中国旅行，时间比较长——这在当时并不是普通的事——她回来后讲述这次旅行时，施翰基，这个在汉学家中称得上是冒失鬼的人，显摆自己知道的所有东西都要比葛玛丽的好，葛玛丽生气地堵住他的嘴：“施翰基先生，您知道，聪明的孩子早死！”于是，他才不说话了。在艾伯华的鼓励下，我写了第一篇小论文《康有为的德国旅行记》（“Ein Reisebericht Kang Yu-wei’s über Deutschland”）[15]，作为献给我父亲70岁生日的纪念文章。尽管我是初学者，但将来的某一天，这个圈子里一定会出现一些我要表达的东西。我与父亲谈起这些。为此，他给我《皇朝经世文新编》的样本，还有他较早时候作的有关笔记。《新编》是他搜集的维新改革运动的文集。我以此拟定了一份报告用于研究小组的讨论。后来，我甚至将它扩充成博士论文。除了提到过的教学活动以外，我父亲从来没有给我上过课，但是如果我带着问题去找他——也许这些问题对他来说都是很基本的——他却始终愿意倾听。一旦有相关的文献，他就告诉我，我也能随时使用他那出色的汉学图书室。
上述维新改革运动的文集是用文言文写的，特别是康有为（1858～1927）的文章，大多数相当难懂，尤其对初学者来说。为了帮助熟悉这些文章，学习汉学的学生喜欢和中国学生互换合作。起初，我和学日耳曼学的学生陈铨（1903～1969）[16]一起互助，他1932年春季离开柏林后，从1932年12月到1934年春，我和历史学家张贵永（1908～1965）互换交流，他在赫尔曼·欧肯（Hermann Oncken，1869-1945）那里准备博士论文[17]。这两位中国人都是北京的清华大学毕业生，青年时期受过良好的中国文字训练，在我翻译课文时能提供许多帮助，每次见面，我都认真地准备将要共同阅读的课文的翻译，就像上课一样。我主要是帮助中国人修改润色他们的德语博士论文。1937年6月，我在北京还见到过一次陈铨，但后来失去了联系，与张贵永则保持联系直到1965年底他的早逝。张贵永回到中国后，先后在南京中央大学、重庆，最后在台北担任欧洲历史教授。我后来在南京、美国剑桥哈佛大学，最后在台北又见到过他。
在柏林，我的同学圈子比在汉堡大得多，可想而知，我大多数的朋友来自一个圈子。其中，克劳斯·克里格（Claus Krieg）和贝阿特·克里格（Beate Krieg）兄妹是在北京德国医院长期担任院长的克礼（Paul Krieg）教授的子女，所以与中国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小时候还在那儿住过一段时间，眼下正在准备东方语言学院的硕士考试，并先后于1934年、1935年考完。1932年4月，我去他们的家乡西里西亚（Schlesien）的西尔西贝格（Hirschberg）看他们，他们的母亲克礼太太如果不住在北京，就在这儿生活。我和弗兰茨·菲林格（Franz Ferring）在一起的时候特别多。他在东方语言学院我的班级里，并和我一起参加了硕士考试，后来在外交部工作。同一年考试的还有约翰内斯·米什（Johannes Misch），他的兴趣主要是语言学，后来获得汉学博士。我们偶尔见面。约翰内斯·米什有部分波兰血统，但受德国教育长大，获得博士学位后到了波兰，二战后去了美国。在我已提到过的1932年11月参加的汉学研究小组里，我与白乐日、艾伯华和葛玛丽的联系很密切。他们都是在柏林我父亲那儿获得博士头衔的。从1933年春季开始，我很多时候和卜爱玲（Anneliese Bulling）在一起，她正准备东亚艺术史的博士论文，这在当时尤其需要广泛的综合知识，其中包含汉学。我也到卜爱玲的家乡奥登堡（Oldenburg）附近的埃尔伍登（Ellwürden）看过她一次。她比我大很多，我从她那里得到的一些启发和帮助，可以用来理解中国艺术和中国的人情世故。我一生都和她保持联系。我还记得她说过：在我父母家里，不仅柜子、五斗橱和抽屉里的物品这些物质性的东西整理得很仔细，非物质性的东西似乎也是如此。她的观察可能并非完全不准确。
在汉学家的圈子以外，我保持和老朋友赫尔穆特·迪贝琉斯的联系，他在柏林学习芬兰-匈牙利语。我们常常一起步行或者骑自行车闲逛。他根本不是纳粹甚至也不是民族主义者，却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此外，我在汉堡还认识了威廉·布劳尔（Wilhelm Brauer），他是埃彭多夫医院（Eppendorfer Krankhaus）医务主任卢道夫·布劳尔（Ludolf Brauer）教授的儿子，我父母和教授夫妇很熟。这个儿子在商界供职，在南非工作过多年，来柏林担任达尔波文（Darboven）咖啡公司的代理。威廉·布劳尔比我大几岁，对文学、艺术和音乐很感兴趣，他的职业其实不适合他。他爱好交际，我们相处得很好，可惜他的精神状态不稳，后来只能待在疗养院里。通过威廉·布劳尔，我认识了一些人，其中有非洲学者索贝尔（R.Schober）博士，我和他很合得来，后来却失去了联系，我担心他也成了战争的牺牲品。
1932年6月底，我和父母从霍恩错抡达姆大街的比较简陋的房子搬到吕德斯海姆广场（Rüdesheimer Platz）10号3楼的公寓，我们的房子在一个又老又旧的楼房里，有7个房间。1933年5月父母出去旅行时，我成了这房子的主人，利用这个机会，在卜爱玲的帮助下，邀请了我所有的朋友参加晚间社交舞会，来的人有葛玛丽、克劳斯·克里格、索贝尔、威廉·布劳尔、艾伯华等人。艾伯华在此认识了也应邀参加舞会的东方语言学院学生阿莉德·罗美尔（Alide Römer），不久后就和她结了婚。
通过我父母，我和一些非汉学专业的教授们建立了联系，特别是和我姐姐的好朋友古典语文学家哈拉尔德·福克斯、哲学家兼教育学家爱德华·施普冉格夫妇，我后来也和这对夫妇保持着联系。我很高兴又能去听歌剧，特别是1931～1932年冬天的《波希米亚人》（La Bohème）、《卡门》（Carmen）、《游吟诗人》（Troubadour）、《唐·乔瓦尼》（Don Giovanni）、莫扎特的《后宫诱逃》（Entführung aus dem Serail）、《假面舞会》（Maskenball）以及由福特万格勒（Furtwängler）、克勒姆佩雷尔（Klemperer）、克莱伯（Kleiber）、布莱希（Blech）指挥的音乐会。我也听一些与东亚无关的讲座、报告，比如古典语文学家维也讷·耶格尔（Werner Jäger）的报告。
为了锻炼身体，从1933年春天开始，我又定期骑马，有时和葛玛丽一起在格林纳瓦德森林里，或者朝着马西诺夫（Machnow）、得莱林登（Drei Linden）、特尔托夫运河（Teltow Kanal）方向骑去。我和我姐姐以及她的朋友坐小船旅行过几次，也和艾伯华乘船旅游，他住在波茨坦，有一艘小船。我多次在柏林周围骑自行车郊游，距离长短不一，有时候骑自行车环游好几个星期，骑车到波罗的海，经过梅克伦堡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滕（Schleswig-Holstein）再到库克斯港（Cuxhaven）。我的家乡汉堡还是那么吸引我，每年我都去那儿好几次，或者是骑车旅游期间去，或者是和朋友乘汽车、火车去。每次去，即便待的时间不长，也总有好几天。此外，我还发现了登山的乐趣。我加入了阿尔卑斯山协会（Alpenverein），1932年8月，在和大我很多的堂兄弗里茨·弗兰克以及他妻子特奥多拉在克恩藤（Kärnten）的白湖（Weißer See）逗留了两个星期以后，我第一次去高山旅游，登上了格罗斯格罗克内尔山（Groß-Glockner）。接着，9月8日我乘火车从博岑（Bozen）到威尼斯（Venedig）。在博岑的火车站，我意外地遇到了去威尼斯的西门华德教授，他要在威尼斯搭乘罗特—特里斯蒂洛公司（Lloyd Triestino）的“孔特维尔德”（Conte Verde）或者“孔特罗索”（Conte Rosso）客船去中国。我们同乘一辆火车，他为我在意大利的旅行提供了一些好的建议，显然，他比较熟悉意大利。除了参观景点以外，我在利多岛（Lido）度过了大部分时间。在那儿，大家可以在亚得里亚海（Adria）优哉游哉地游泳。9月中旬我又回到柏林了。两年后，我和阿尔卑斯山协会的朋友地理学家温茨（Winz）博士以及他的妻子再次去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旅游，并在帕拉山脉（Pala-Gruppe）登山，登上了沃特勒尔山（Ortler）。随后我又到威尼斯，从此地乘船到弗美（Fiume），在伊斯特利半岛（Istrien）的劳拉纳海滨浴场（Laurana）停留了一段时间。9月初又按原路返回了柏林。此外还有一些小旅行，除了提到的在北德的自行车旅行以外，1932年4月，我去了我舅舅阿图尔·尼布尔的新农庄——他已经卖掉了皮阿吉恩，搬到西里西亚的劳班（Lauban）旁边的格拉斯海姆（Gerlachsheim）——我从那儿到布拉格（Prag），1933年6月去了摩泽尔河（Mosel）和拉恩河（Lahn）。
1933年1月30日是所谓希特勒和他的同伙夺取政权的日子。对纳粹分子，我父母起初是克制观望的，但并非绝对抵制。1932年1月，我在维尔门斯多夫区的网球大厅听了希特勒的一次比较温和的演讲，虽然如此，我却担心会有严重的情况发生。遗憾的是，我是对的。纳粹的真面目暴露的日益明显，特别是在纳粹通过建立“德意志基督徒”（Deutsche Christen）这个组织来干涉新教教堂并任命“帝国主教”（Reibi）以后，我父母的立场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因此，1933～1934年的秋冬时节，我父母和我多次参加达勒姆区（Dahlem）尼默勒[18]牧师的晚间接待日，批判讨论教会问题。因为我父亲已经退休，新政权的权威们也就没有打扰他。然而，从纳粹的立场来看，此后他还是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我父母也逐渐不再与纠缠不休的纳粹亲戚和熟人往来。我默默地抗议纳粹的德意志狂热，从1933年7月开始写的日记以及其他文字，通常只用拉丁文，而在此之前则是用德国的语言。所谓的“强制性一体化”日益引起关注，尤其是柏林的文化生活遭到破坏，因为文化界、科学界的大部分卓越人士不同程度地被迫移居国外，以逃脱厄运。甚至在阿尔卑斯山协会的学术部门里，主席也必须声明，他得到了命令，要开除“非雅利安人”，即犹太或部分犹太出身的成员。对此，温茨博士很果敢地说，没有任何线索能够说明协会成员的出身。实际上，成员里肯定有所谓要被开除的人。
三 汉堡结束学业的前后：1934～1935年
1934～1935年冬季学期就是我的第十个学期了，我希望现在能以博士学位结束学业。在当时的德国高校，对于以东方语言为主要专业的学生来说，唯一可能的毕业形式就是获得博士头衔。我不想在柏林的海尼士那儿取得博士，我父亲对此完全理解。所以，实际上只有再次考虑汉堡。通过补充和修改得到我父亲启发的专题报告，秋天时，我基本上完成了博士论文《康有为及其学派的国家政治革新尝试——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思想争论》（Die Staatspolitischen Reformversuche K’ang Yuwei’s und seine Schule. Ein Beitrag zur geistigen Auseinandersetzung Chinas mit dem Abendland）[19]，佛尔克教授原则上已经表示接受这篇文章作为博士论文。看上去有点成问题的是两个副专业，因为汉堡的日本学教授卡尔·弗洛伦茨（Karl Florenz）和柏林的沙恩施密特合不来，我担心，弗洛伦茨不会完全承认我在柏林的学业，反而会认为我在他那儿仅仅一个学期的学习，对于博士学位所要求的副专业来说是不够的。不过，令人高兴的是，这个情况在弗洛伦茨访问我父亲的时候得到澄清。他听了我的日本学研究后，直接要求我去他那儿，虽然这时已是最后一个学期。我首先想到用非洲语言作为第二副专业，这些在汉堡比在柏林有着更悠久的传统。但我后来听其他的汉学家和日本学家说，讲授中世纪历史和现代历史的尤斯图斯·哈斯哈根（Justus Hashagen）教授很和气，考试时只要求具备19、20世纪西方国家关于东亚政治的基础知识。无论从东方学院还是从博士论文来看，这都是我熟悉的主题。哈斯哈根立即接受了我，我既不需要听他的讲座也不需要参加他的讨论课，他甚至成了我博士论文的第二评阅人。
因此，1934年10月底，我到了汉堡，很高兴又回到我的故乡。这期间，我姐姐在欧尔斯多夫大街（Ohlsdorfer Straße）68号的城市公园旁边租了一套小房子，我可以住在那儿，骑车大约20分钟可以到大学。与4年前一样，中文系和日文系还在原来的地方，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我主要参加佛尔克和弗洛伦茨的教学活动。在佛尔克那儿，我们阅读的文章有康熙皇帝1671年的《圣谕广训》，其中号召遵守正统的儒家学说，抵抗异端学说。在弗洛伦茨那儿，我们阅读《万叶集》（Manyōshū）中的文章，他特别深入地研究过此文，相应的也很熟悉文章内容，这门讨论课是我学习期间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教学活动。那时，汉堡大学的正式教席教授有一项义务：每个冬季学期要作一个小时的公开报告，以一般性的问题为主题，所有人——包括校外人员——都能自由参加，我也听了这个讲座。佛尔克的报告在一个很小的阶梯教室里，少量的听众中，有几个人似乎只是为了进来取点儿暖：开课10分钟后就睡着了。而弗洛伦茨的讲座是在一个中等大小的教室里，听众很感兴趣。
在圣诞节以前，我就正式递交了博士论文，然后去柏林父母家里过节。返回后不久，我得到了博士论文获得接受的通知和口语考试的日期：1935年1月26日，星期六早上8点，先在哈斯哈根那儿半小时，然后一个小时在佛尔克那儿，接着半小时在弗洛伦茨那儿进行了口语考试。10点整是学院的会议，会后不久我就得到了结果。与以前的高中毕业考试和硕士考试一样，这次我也是口语比笔试成绩好得多。在哈斯哈根的考试中，我很熟悉所谈及的问题并得到了最好的成绩“优异”。在佛尔克那儿要讨论汉学范围内的一切问题，我当然不可能全都同样熟悉。主考人牢记住这一点：他没有根据我专门准备的、他的专业即中国哲学来考我，而问了其他问题。我记不得这些问题了，但无论如何，他还是感到满意，也给了我最好的成绩。弗洛伦茨在圣诞节前告诉我，他要考的是10世纪的游记《士佐日记》（Tosa nikki）中的一篇文章。我认真地准备，弗洛伦茨觉得满意。但我忽略了一个细节问题，应该用“与……同时”翻译のに——表示转折，用“因为”翻译ので——表示因果，所以我只得到了第二好的分数“很好”。虽然我的论文被评为“良好”，但总成绩仍是“很好”。当天夜晚我就打电话通知父母自己通过了考试。
这篇成绩为“良好”的博士论文，绝不能被低估。回首往事，对我来说，它比较单薄，显然只有初学者的水平。原始材料的整理、思路的安排还算可以接受，但在细节论述上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我怀疑，以后我当大学教师的时候，是否会接受这样的博士论文。尽管如此，我这样的论文还是发表在《柏林东方语言学院通讯》（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zu Berlin，Abt.I）上[20]，我甚至得到了一笔稿酬——这是我生平自己赚的第一笔钱。这篇论文得到了认可，戴闻达教授也写了一篇很客气的评论，但他也拿出了理由，提醒人们注意其中明显的不足[21]。
我以前的同学中没有一个人在汉堡。但我与来自柏林的、有过一面之交的霍福民（Alfred Hoffmann，1911-1997）很快交上了朋友。他比我高两个学期，先在柏林学习并于1931年夏参加了研究生毕业考试，然后到了汉堡。他很有语言天赋，掌握的中文比我多一大截。当时，霍福民对中国当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很有兴趣。他与《东亚评论》（Ostasiatische Rundschau）编辑部有着紧密的联系，在那里发表了他的大多数文章[22]。当时，《东亚评论》的许多“小报告”出自霍福民。尽管霍福民具备必要的条件，但无法下决心开始写博士论文。颜复礼教授和我都试图劝说他。在大学以外，我和霍福民待在一起的时间也很多，我经常去他在大学附近的格林德霍夫（Grindelhof）的家里看他。
骑马中断了我的研究工作，对我却是身心的休养。从欧尔斯多夫大街骑车到格罗斯-波斯特尔的塔特尔马棚圣胡贝尔图斯（St.Hubertus）并不很远。大家从这里骑马去周边郊游，很美。考试后，汉堡还有一个多月时间才到学期末，我利用这段时间学习开车。第一次测试时，就通过了当时要求不太高的驾驶考试并获得了驾照。不过，在此之后几乎30年的时间里，我并没有机会开车。
通过了博士考试以后，另一个会产生长远影响的事情是：建立一套科学卡片索引。我在格罗斯布莱辛街（Großen Bleichen）上的沙赫特和韦斯特里希（Schacht & Westerich）商店买了一箱与明信片一般大小的各种颜色的卡片，然后将我在各个笔记本里的记录转抄到卡片上，并按字母顺序编排整理。后来，在柏林我还接收了我父亲的资料卡片。他曾经开始过卡片索引工作，但没有继续下去。直到今天我还从无间断地做卡片索引，感觉它们对我的工作非常有用。这些卡片主要包括书目、人物生平和其他摘录。卡片索引可能预示着我今后将继续从事汉学研究的意愿。1935年2月底，我返回柏林的父母家。
我父亲立即交给我一项工作。他建议我用德语翻译胡适的一篇较长的论文《说“儒”》，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译文以《胡适关于儒的起源及其与孔子、老子的关系》（“‘Der Ursprung der Ju und ihre Beziehung zu Konfuzius und Lao-Dsi’ von Hu Shi”）为题发表[23]。同年，我为《东亚评论》撰写了《论中国文字改革之可能》（“Die Möglichkeiten einer Schriftreform in China”）、《论日本文字改革之可能》（“Die Möglichkeiten einer Schriftreform in Japan”）两篇短文[24]。当时，我还没有固定的汉学研究的兴趣范围。在语言交换活动中，我与日语语言伙伴野一色（Noishiki）先生的个人关系，不如与我的中文语言伙伴那样接近。我也尝试学俄语，我父亲的斯拉夫语同事法斯默尔（Vasmer）给我提供了一些建议。不久我就发现俄语的语法太复杂，与拉丁语和希腊语完全不同，所以很快就放弃了学习。我不想分散精力，更愿意全神贯注于汉语和日语上。
这期间，西门教授从中国回来了。他以《东方文献报》（Orientalistische Literaturzeitung）中国部门合作出版人的身份，交给我一些书籍让我评论，并在当年和次年发表了我的书评。当时，西门教授的处境困难。他从中国回来后不久，正是1934年2月初的学期，不允许他继续在大学执教。学生的申诉也没有用，有些学生就是纳粹的武装联盟突击队的成员。不过，西门还可以在大学的图书馆工作一段时间，因为他在一战中作为情报官员立过功。最终，他很幸运地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找到了一份合适的工作。1935年10月底，我在柏林最后一次见到他。我的其他熟人已经不在柏林了，我只偶尔见到卜爱玲、葛玛丽。有时候，我们仍然一起骑马散步。我还见到贝阿特·克里格、索贝尔和温茨。我也再次见到了哈拉尔德·福克斯教授和施普冉格教授。另外，一些汉学家来看望我父亲，比如斯德哥尔摩（Stockholm）的高本汉教授、卫德明（Hellmut Wilhelm，1905-1990）和谢礼士（Ernst Schierlitz，1902-1940）。后来在北京我与他们还会有密切的接触。
5～6月，我大部分时间在汉堡度过。我随时可以在欧尔斯多夫大街我姐姐那里落脚，很方便，我与她相处得很好。她那时和我们的父母有些对立。20年代她在弗莱堡学习的时候，与一个在音乐和其他方面极有天分的俄罗斯移民是非常密切的朋友，此人在弗莱堡大学教俄语。我姐姐很想和他结婚，然而我父母尤其是我父亲坚决反对。按照他的传统观念，他的女儿应该与一个有固定职业、有能力养家的人结合，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姐姐虽然顺从了父母的愿望，放弃结婚，但私下里仍与她的男友保持着紧密联系。他假期到汉堡她那儿，或者她到南德去看他。不过，只要我姐姐不去那儿度假，我父母就希望她假期回他们那里。所以，如果她不想去柏林，有时必须找个适当的借口。我母亲大概猜到了真实情况，对自己的女儿表示了一定的同情，但不愿意在这件事情上与我父亲强硬地对抗。在这种情形下，我姐姐试着在逐渐长大的小弟弟身上寻求理解，并且也得到了他的理解。我们常常谈到她的问题，我十分同情她。此外，我们都很反感纳粹。她是公立中学的老师，所以她的处境比作为学生的我困难得多。当时，我姐姐基本上接受革命的和“左派”的思想，这大概是她生活中最富有成果的时期，能将大部分身心交给自己的学生。她认为，一个教师在教学工作的第一个五年里可以对学生有点好处；在第二个五年里，不给他们带来损失；但从第三个五年开始，就只能伤害他们了。这个想法也许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她特别懂得如何对日益遭受歧视的犹太学生表示同情、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他们没有忘记她，二战后，一些人邀请我姐姐访问他们的新故乡——以色列或者南美洲。我姐姐对中国完全没有兴趣，虽然她在那儿出生，并度过了生命的头两年——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但无论如何，她完全理解我为去中国所作的努力，尤其是她考虑到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没有希望的时候。
4月底我骑车去汉堡：从原柏林地铁的最后一站瑙恩（Nauen），经过帕尔希姆（Parchim）、吕贝克。从汉堡出发，我还进行了较长的自行车环游，到费马恩（Fehmarn）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滕的北海海岸以及哈利根沼泽岛（Die Halligen）。我越来越了解我辽阔的故乡。大多数时候，我在便宜的青年旅馆过夜。6月底我又骑车花了2天时间经过于尔岑（Ülzen）、萨尔茨韦德尔（Salzwedel）、施滕达耳（Stendal）返回柏林。不久，我在葛玛丽那里认识了一个学日耳曼语的匈牙利学生埃迪特（Edith.S），并迅速和她成为朋友。我们每个星期多次见面，一起去湾湖游泳，去某个地方跳舞，她来我这里，或者我去她在施特格利茨区（Steglitz）罗滕伯格大街（Rothenburg-Straße）上租的房子看她。8月底，埃迪特返回布达佩斯（Budapest），我9月份去那里看她。接着，我独自乘南斯拉夫轮船游览地中海，从苏萨克（Sušak）经过拉布（Rab）、希贝尼克（Šibenik）、希普利特（Split）、杜布罗尼克（Dubrovnik）到德尔法（Delphi）和雅典（Athen），在这里参观了一天半。此地有风景如画的德尔法遗址，它坐落在群山环绕的高高的山峰上，还有我从画作里已经非常了解的帕德农神庙（Parthenon）和其他雅典遗址。与之相比，德尔法遗址给我留下了更为强烈的印象。但是，我也看到了乏味的标识，比如“禁止吸烟”，上面贴着我领略过的美妙的希腊古典文字，这一点令我奇怪。返回柏林的旅行经过科孚岛（Korfu）、科托尔（Kotor）、新海尔采格（Hercegnovi）、杜布罗尼克、克库拉岛（Korčula）、赫瓦尔（Hvar）和拉布，在拉布待了两天。然后到萨格勒布（Zagreb）、布达佩斯，在布达佩斯待了9天，大部分时候和埃迪特在一起。
四 服役：1935～1936年
获得博士学位后不久，我决定自愿服一年兵役。我父母从他们传统的崇敬军队的民族主义思想感情出发，支持我的决定。但对我来说，服兵役既不是出于民族主义的动机，也不是我对军队的狂热——实际上我厌恶它。相反，这纯粹是功利性的考虑。我的目标是尽快到中国去，我父亲答应给我必要的资金。纳粹掌权后，估计很快就会实行普遍的义务兵役制，我和同龄人将应召入伍，因此我的中国计划会受到严重的阻碍。自愿服一年兵役，可能抵消我将来服兵役的义务，此外，我自己还可以选择兵种和驻地。事实上，在我服役期间，普通义务兵役已成为法律。自此，在我以后一年即1913年出生的人，都必须服两年兵役。我出生的1912年或者早于1912年的人，只要有几周的短期培训就够了。这是1935年初大家没有预料到的。坚定我决心的还有第二个理由：当时，军队似乎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倒戈去反对纳粹统治。鉴于这种情况，我要两害相权取其轻，与种种可能性相比，自愿服役总不算太坏。不过，事实证明，这后一个愿望并不现实。
我很喜欢马，骑马也使我快乐，所以我报名去路得维希卢斯特（Ludwigslust）的第14骑兵团。这是梅克伦堡州的一个小驻防城，是汉堡到柏林快速铁路的一站。1935年秋，我应征入伍。我对服兵役的环境不抱有任何美好的希望，知道它不会是我的世界。穿上制服暂时改变了我的身份，并且接受了一个陌生的角色，而且不得不根据别人的命令去扮演这个角色。我再也不是我自己，再也不是汉学研究者傅吾康，而是傅骑士。吩咐给我的事情，我还能凑合完成，不会违令。我绝没有野心特别卖力，炫耀卖弄。上司自然慢慢地发现了这种态度，我没有像其他受过高等教育的战友那样，当选为预备役军官候选人，直到服役快结束时也没有得到提拔。但我并不在乎这些，反而认为这是完全合理的。兵役生活并不是我真正的生活，所以我不会抱怨，不会觉得自己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或者遭到过分的刁难。我偶尔也能和上司（二级下士）谈谈我的世界，他比较有人情味，也通情达理。例如，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单独待在住了11个人的士兵寝室里，读着希腊语-德语对照的荷马（Homer）史诗《伊利亚特》（Ilias）。这时进来一个巡逻的士官，他翻了翻这本书并问它是什么，我做了解释，他提了几个问题，可以看出，他知道除了军事以外还有我这个人本该属于的另一个世界。有一段时间，我的团里有一个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年轻军官来做客。一次，我被中士长从马棚里叫出来，要我到那个中国人那儿去。我向这位中国人介绍了自己刚刚出版的博士论文，并用中文跟他讲了几句话。这事儿引起了轰动，虽然我当时的中文水平还很有限。我大概被认为是一个非常不适合军队的怪人。
不过，我离自己原本的生活也并不那么遥远，我也不是没有感觉到军队生活带来的小小烦恼和快乐。我没有兴趣在“休假直至睡到醒”的周末，和战友们去有姑娘的舞场。我通常下午独自去有美味糕点的咖啡馆，晚上去“汉堡酒店”。在那里花一块五毛钱就能坐在酒店餐桌边享受一道梅克伦堡的拼盘，其中有一道热菜，加上各类切片的面包，大家可以随心所欲地吃。服役也要照顾好胃口嘛！夏季，我偶尔骑自行车去周边郊游。每隔几周可以请假，我不是去柏林我父母家就是到汉堡我姐姐那儿。即使是在假期，大家也必须始终穿着制服，禁止穿便衣出门，这当然不能阻止我一到家后立即脱去制服重新成为自己。一年后，我摆脱了这一切。这是我生活中唯一一段多少有些没有意义的日子，虚度了光阴。这次经历大大增强了我对军队和兵役的反感。我母亲，大概只从理想的一面看事情，对我的态度有些伤心，我父亲则不表态。后来，一句人人皆知的中国谚语，让我思考自己与兵役的关系，这个谚语就是：“好铁不当钉，好丁不当兵”。
五 柏林，准备前往中国：1936～1937年冬
1936年秋天，我熬过了讨厌的军队的日子后，先到匈牙利旅行，主要是为了看望在布达佩斯的埃迪特。我有一个不太合适的想法，就是和她结婚，但这个想法没有实现。也许她愿意，但她父母不同意唯一的女儿去那么遥远的中国。起初我有些伤心，但不久就接受了现实。和一个欧洲女性结婚，而这个人除了因为我以外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这样的婚姻会关闭我在那儿的诸多大门，妨碍我在中国的活动，而且会使我在中国的居留变得很不一样。
1936～1937年的冬季主要是为去中国的旅行做准备。我父亲存了一些瑞士法郎，他获得批准，可将其中一部分用于我的中国旅行——在当时严格的外汇管制下，这是很不容易的。在德国的学习结束后去中国继续接受必要的教育，对于相关的主管部门来说大概是可以理解的。撇开这一点不说，我相信，尽管这次分离令人伤感，但我父母心里其实很高兴我能够离开第三帝国——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当时已经可以预料到，纳粹的政治极有可能导致一场新的战争。作为一名不怎么样的普通士兵，我几乎没有机会幸存。在失去了我的两个哥哥以后，我父母至少还要保住我。的确，与我有联系的同龄同事大部分死于二战。我到中国的时机很合适，1937年7月中日战争开始后，很可能就不能进行这种旅行了。
虽然我有在中国待上大约一年的资金，但在德国就着手联系在中国的工作，还是应该的。此时，我父亲特别想起了从1935年开始由外交部资助的北京中德学会（Deutschland-Institut）。在我服兵役以前，1935年8月通过我父亲的介绍我拜访了外交部，并与内阁大臣奥斯特尔（Oster）、施泰泽尔（Stelzer）博士、屈尔伯恩（Kühlborn）先生以及德查坡伍施（de Chapeaurouge）博士谈话——后者是汉堡市议员的儿子，而且是我一个中学同学的哥哥——这一家住得离我们不远。1937年2月我又一次拜访了外交部，并遇到了柏林格林纳瓦德文理中学的老同学希尔加德（Hilgard）先生。我已经忘记了还与哪些先生谈过话。在我父亲的安排下，我还拜访了已经退休但与外交部仍有联系的德国前驻中国公使卜尔熙（von Borch，1876-1961）先生。起初，外交部并没有许诺我在中德学会工作，但后来的事实表明，我和我父亲的努力还是有成效的。此外，我也给我父亲在30多年前就有密切联系的《科隆报》（Kölnische Zeitung）编辑部写信[25]。于是，这家报社请我当自由职业者，时不时地寄一些报道给他们。1937年的下半年，我写了一些文章，编辑部删掉了我关于日本人的批评性评论。此后，我停止了写作，因为那时纳粹德国要求大家尽量支持日本人，但我不愿意这样做。写读者感兴趣的有关日本占领下的中国的文章，同时要保持中立，这几乎不可能。此外，我也不靠那极少的稿酬过活。
在心怀好意的朋友们的建议下，我拜访了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26]（NSDAP）的海外组织（Ausland-Organisation，AO）负责人——海军将军门歇（Admiral A.D.Menche）先生。凡是有大量德国人生活的国家，这个党就设有国家性团体，在许多城市都设立了地方性团体。为了避免可能的麻烦，即抵制政党也许会给我在中德学会的工作造成困难甚至是完全的妨碍，朋友们建议我去柏林的海外组织自我介绍，请它转告当地的组织，说我将要到中国，虽然我无法证明自己按照政党意愿参与过政治活动，但至少曾自愿服过兵役。门歇先生也很友善，他对我说，我将有机会在中国入党，这在当时的德国是不太容易的。后来，在上海我也拜访了该组织中国地区领导人拉尔曼（Lahrmann）先生。
这年冬天，我没有做本职的汉学研究。我试图与中国国民革命军将军上官云相（1895～1969）先生互换练习口语，我是通过中国大使馆的林秋生先生认识他的。上官先生是山东人，在保定军官学校受训，并不属于与蒋介石（1887～1975）比较紧密的派系。他有兴趣学说德语，我们相处得很好，每两三天见一次面，大多数时候是在夏洛腾堡区（Charlottenburg）他的家里。由于中国的时局，1937年1月底他又回去了。为了让我继续练习口语，他向我推荐了一位姓陈的上将，名字我已经不记得了。
我也重新加入了一个有关东方国家的研究小组，每两三周开会，大多数时候是在民族博物馆里，有时也在某个成员家中。其中有艺术史学者兼民族学家卜爱玲、库尔特·埃德曼（Kurt Erdmann）、汉斯·芬德埃森（Hans Findeisen）、弗里茨·盖尔贝克（Fritz Gelbke）、布龙希尔德·莱辛（Brunhild Lessing）、威廉·迈斯特尔（P.Wilhelm Meister），日本学学者弗里茨·鲁姆弗，外交部研究东南亚古代铜鼓的汉堡人赫茨（Hertz）以及其他一些人。那时，艾伯华已不在柏林，而是在莱比锡的博物馆，11月我看望了他们夫妇。和过去一样，我定期去听关于东亚和东南亚问题的报告。1月份用德语演出了一部中国戏剧，先是在达勒姆区的哈纳克之家（Harnack-Haus）非公开上演，然后在贝林大街（Behrenstraβe）的剧场公开演出。剧团团长兼女主演罗莎·荣格（Rosa Jung）（又名雍竹君，Jung Chu Chün）有一半中国血统（父亲是德国人），她在北京长大并受过京剧训练。男演员是里迪格尔（Riediger）先生，特雷弗茨格尔（Trefzger）博士负责音乐。雍竹君和里迪格尔之前在北京和洪涛生（Vincenz Hundhausen，1878-1955）[27]一起工作过，并演出了洪涛生用德语翻译的一部戏剧作品。后来，他们和洪涛生闹翻了，但修改了他的译作并在德国排练上演了《赵五娘》。雍竹君扮演主角，并用中文唱了一些咏叹调。演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雍竹君、里迪格尔和特雷弗茨格尔也来看我们，我也多次见到他们。战后，雍竹君在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经营一家中餐馆，我和我妻子曾去那里看过她一次。
我的阅读范围挺广，学习期间以及后来的阅读并没有仅仅局限于专业和中文文献。中学后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冯塔纳（Fontane）和高尔斯华绥（Galsworthy）就已经是我偏爱的作家。然后又有歌德、霍夫曼（E.T.A. Hoffmann）和戈特弗里德·凯勒（Gottfried Keller）和当代作家。历史政治和哲学著作中，让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弗里德里希·迈内克[28]的《世界主义和民族国家》（Weltbürgertum und Nationalstaat）、维耶讷·耶格尔的《教育》（Paideia）以及阿尔贝特·史怀哲[29]的《我的生活与思考》（Aus meinem Leben und Denken）、《文化的没落与重建》（Verfall und Wiederaufbau der Kultur）、《基督教与世界宗教》（Das Christentum und die Weltreligionen）、《文化与伦理》（Kultur und Ethik）。但是，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和罗森贝格[30]的《20世纪的神话》（Der Mythos des 20. Jahrhunderts）增强了我对纳粹的反感。
这期间，我的老朋友弗兰茨·菲林格已经在外交部工作，我们有时见面。我也见到过卜爱玲、赫尔穆特·迪贝琉斯和索贝尔几次。从军队回来后不久，我认识了后来的朋友福华德（Walter Fuchs，1902-1979），他从沈阳回德国休假时看望了我父亲。不久后，我们就送别了施普冉格教授和他的夫人，他到日本去接管东京的日德文化研究所（Japanisch-Deutsches Kulturinstitut）的领导工作。如果我记得还正确的话，他发表了一些不符合纳粹思想的公开言论，所以，他离开德国一段时间是恰当的，此时也是有利的机会。
3月底，终于到了我出发的日子。我告别父母，于3月28日乘火车到不来梅，在那儿和我姐姐碰面。她为了陪我一段路程专门从汉堡赶过来。第二天，我们乘上了北德罗特轮船公司的“富尔达”号（Fulda）机动船，它是一艘装载仪器设备和限量旅客的货船，只有我们两个乘客。我们夜晚起航，31日晚上到达安特卫普（Antwerpen），我姐姐第二天下船。4月2日晚上，我前往鹿特丹（Rotterdam），在这里上来了第二个乘客，他是在香港警察局工作的英国人，相当随和。旅行非常舒适宜人，我们是整个旅途中仅有的两个乘客。4月4日我们离开鹿特丹，中间没有停留，直接经过直布罗陀海峡（Straβe von Gibraltar））到达赛德港（Port Said）（4月17日）。在岸上我们只能待几个小时，参观了当时很有名的百货商店西蒙-阿茨特（Simon-Arzt）。当天晚上，穿过苏伊士运河（Suez Kanal）航行，4月18日在苏伊士短暂停留后进入红海。我在日记里写道：“两岸的土地，只有沙漠和山脉，令人印象深刻！夏季的落日如此美丽。”我们继续航行穿越印度洋，并于5月1日抵达科伦坡（Colombo）短暂停靠。5月5、6日到了槟城（Penang），5月7日到达瑞天咸港（Port Swettenham）（现称巴生港，Port Klang），5月8日来到新加坡。每次停留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在当地的卸货或装货的时间。只是在香港，从5月13日至14日，停靠得比较长一点儿，这样，我可以上岸散几次步，得到了对中国的初次感受，美丽的景色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另外的一个乘客在此离开了轮船，我单独继续最后一段航行直至抵达上海。
[1] Otto Franke，Erinnerungen aus Zwei Welten，Berlin 1954，S.112.
[2] 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an der Universität Berlin：Ostasiatische Studien，Berlin 36：1933，S.III.
[3] J.Brandt，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Chinese，Peking 1927.
[4] A.Vissière，Premières leçons de Chinois，Leiden 1928.
[5] B.Karlgren，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Paris 1923.
[6] Chiu Ch’ang K’ang，Die Kultur der Miao-Tse nach älteren chinesischen Quellen，Hamburg 1937（Dissertation）.
[7] Schang Tscheng-tsu，Der Schamanismus in China. Eine Untersuchung zur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wu’，Hamburg 1934（Dissertation）.
[8] 幽兰专业，表示稀少和异域风情的意思。——编译者注
[9] 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an der Universität Berlin：Ostasiatische Studien，Berlin 36：1933，S.III.
[10] Hans Wist，Das Chinesische Zensorat，Hamburg 1932.
[11] 汉堡的娱乐场所。——编译者注
[12] 骑士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一个传说。——编译者注
[13] E.H.Tscharner，“Chinesische Gedichte in deutscher Sprache”，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18：1932，S.189-209.
[14] 因其名字与伟大的首相奥托·俾斯麦相同。——编译者注
[15] Wolfgang Franke，“Ein Reisebericht Kang Yu-wei’s über Deutschland”，in Sinica 8：1933，S.188-192.
[16] Chen Chüan，Die chinesische schöne Literatur im deutschen Schrifttum，Heidelberg-Glückstadt 1933（Dissertation）.
[17] Chang Kuei-yung，Friedrich von Holstein，Studien über den Charakter und die Methoden seiner Außenpolitik，Leipzig 1934.
[18] 马丁·尼默勒（Martin Niemöller，1892-1984），著名神学家，在柏林成立了牧师危机联盟，由于反对纳粹的统治，1938～1945年被关押在不同的集中营。1961～1968年担任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的六位主席之一。——编译者注
[19] Wolfgang Franke，Die Staatspolitischen Reformversuche K’ang Yuweis’s und seiner Schule. Ein Beitrag zur Geistigen Auseinandersetzung Chinas mit dem Abendland，in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zu Berlin，38：1935，S.1-83（Dissertation）.
[20] Ostasiatische Rundschau，Hamburg 18：8，April 1937，S.217.
[21] Duyvendak，in T’oung Pao 33：1937，S.95-100.
[22] 详情参阅书评：“Zur Festschrift für Alfred Hoffmann”，Nachrichten der Gesellschaft für Natur- und Völkerkunde Ostasiens，Hamburg 123：1978，S.88-91。
[23] Wolfgang Franke，“‘Der Ursprung der Ju und ihre Beziehung zu Konfuzius und Lau-Dsi’ von Hu Shi”，Sinica-Sonderausgabe 1935，S.141-171；1936，S.1-42.
[24] Wolfgang Franke，“Die Möglichkeiten einer Schriftreform in China” in Ostasiatische Rundschau，Hamburg 16，1935：15，S.407-408 und “Die Möglichkeiten einer Schriftreform in Japan” in Ostasiatische Rundschau，Hamburg 17，S.462-465.
[25] Otto Franke，Erinnerungen aus Zwei Welten，Berlin 1954，S.70.
[26] 又称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国社党，统称纳粹党。——编译者注
[27] 洪涛生将一些著名的中国戏剧翻译成德语。他几乎不懂中文，请一位精通德语的中国人逐字翻译并解释中文内容，然后将其转换成完美的德语，他是一位德语语言大师。详情参阅Nachrichten der Gesellschaft für Natur- und Völkerkunde Ostasiens，Hamburg 79/80：1956，S.142-147；Fritz van Briessen，“Deutsche Institutionen und Persönlichkeiten in China”，in Rüdiger Machetzk：Deutsch-Chinesische Beziehung. Ein Handbuch. Institut für Asienkunde，Hamburg，1982，S.81-82。
[28] 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1862-1954），德国著名历史学家。
[29] 阿尔贝特·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20世纪著名的学者和人道主义者。
[30] 罗森贝格（Alfred Rosenberg，1893-1946），纳粹最为重要的理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