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域鸿爪记
其一启程芝罘渤海史论
明治三十二年，对我说来，是格外忙碌的一年。三月十二日傍晚，邻家突然着火，我在小石川租居的寓所，瞬间化为乌有，数年来费心收藏的图书，片纸未剩，烧成灰烬，就连亡友吕泣
的遗稿，自己幼年起抄录的各种文字，以及写就的文稿，罹祸之际，也无从择拣救出，同时化作了烟尘，每每想起，但觉不胜遗憾。到了四月，我第一个孩子降生，按人世习俗，人们都来庆贺，我也口称是件可喜可贺的事，但所添加的忙乱，却不亚于火灾降临的那段日子。过了三四个月光景，刚觉得安顿了下来，便又有了八月底前往中国的三个月旅程。去中国旅行，本是我多年向往的事，此时始得到机会，并在诸位友人的赞助下得以遂愿。秋田平洲在写给我的书简中说：“吕泣为《近代文学史论》所作序文中的期待，也由此得以实现，九泉之下的亡友，想必会为之感到宽慰。”不禁让我有不胜今昔之感。吕泣在他替我撰写的《近代文学史论》序文中这样写道：
君不见，禹域四百州，风云似箭，烟雾如墨，何不速速负剑跨马，即刻渡长江，济黄河，北上长城，纵览平原？策文章之雄图，与俗子争得失，要非吾辈之所宜矣！
此文遂成了他的绝笔。翌年一月，尚未等我能实遂他的这番期待，便先自遽告离世了。故而旅行之事拿定主意后的第二天，我便揣着该将此事最先告知吕泣的心念，去了他山谷深处的墓前。友人送别的筵席，除了极为亲近的几位所设的旨在从简的一席小筵，其余一概辞谢。八月三十日傍晚六时，从新桥出发，与前来送行的数十位友人在此叙别。后来听说，因为动身匆忙，友人有所不知，待我走后，还有去我寓所送行的。
在邮船公司打听好班船的日期，决定乘坐仙台丸轮。仙台丸轮预定八月三十日横滨启帆，推想在神户开船的日子是九月二日。但此船不在定期班船之列，在横滨本已延迟了一天，到神户更是延迟了两天，待我在大阪料理过一些琐屑之事，九月一日后的那几天，便觉得难以打发，无聊愁闷自是可以想见。九月一日晚，应友人招请，共进晚餐之后，突然动了去奈良的心思，便乘上了凑町的末班列车，抵达奈良时，已是过了晚上十点钟的光景。求宿对山楼时，深更半夜的，硬是把早已入睡的侍者给唤了起来。过了夜半，因腹泻折腾，竟至一夜未能成眠。翌日上午，仍起不了床，甚感懊丧。到了午后，稍稍觉得好了些，便雇车驶往西京方向，去看了正在改建修缮中的唐招提寺的金堂，据说前身本是朝集堂，系奈良时朝廷所赐，一直留传到了今天，是颇有来历的一处古建筑，屋脊上的鸱尾还保存着原貌。前些年，我曾来这儿观览过几次，记得有一次是和过去一位熟人一起来的，寺里的小僧弥还用手指着我说：“来过好几回，都已熟门熟路了。”药师寺的三重塔也正在整修。向寺里的僧人一打听，说是去年十一月份动的工，按事先的估计，应该是这个月竣工，但延期到明年九月，实际也难以完工。工费为一万九千六百圆，其中一万八千余圆，系由内务省拨款。我来这里，是想得到佛足石赞和塔檫铭的拓本，以便中国之行时用作酬答的礼物，遂从寺僧那里每种各索要了两部。与有名的药师三尊齐名的圣观音铜像，昔日参观时留下的印象，至今犹在眼前，故而不必再看了。没多久，我便从这里告辞了出来。在郡山站乘上火车，到法隆寺站下，又雇车前往法隆寺，请得金堂释迦佛、药师佛及光焰背铭的拓本。此处金堂之侧佛像宝库中的各种宝物，我已观览过多次，就连它们的位置及朝向都已谙熟于心，因而也便没让人再去打开佛龛，得了拓本后，便打道回府，搭乘火车返回大阪。是夜，出席《朝日新闻》诸友替我送行的小宴会。翌日，即九月三日，前往神户，在神户住了一宿。料想接下来的四日这一天殊难打发，遂前往须磨探访病中的友人。未遇。遂只得在此过夜，投宿旅馆。因不想再去须磨寺求取叶笛之缘起及音寿丸类和歌之解说文字，起来又不是，躺着又不是，颇感度日如年。像这样举着笨拙不堪的双筒望远镜，一遍遍眺望海面的事，还从来不曾有过。就这样，翌日的九月五日一大早，便赶回了神户。船终于决定该日上午十时起航，这才重新登上仙台丸轮。
是天阴天，午后渐渐下起雨来。此种天气行船，夜过濑户内海，航道颇不安全，遂于备与峡某灯塔下泊锚，待天亮后继续上路。名闻遐迩之濑户内海，固然景色旖旎，可我厌嫌记述麻烦，故且省略不记。若傍晚抵达门司，即在马关上岸，一遣船中之郁闷。
七日正午开船，这一带该是与故国道别的地方了，不由生出几分凄怆。待船绕过彦岛，雨便止歇，但见船前天色，晴空万里。航路却并非如预想的安稳平静，自傍晚至深夜，玄海一带，仿佛惊涛崩裂，船不时倾斜至四十度，船中器什跌落之翻滚破碎声，与击打船舷之浪涛声，交错糅杂，令人魂飞魄散。横卧于船舱被窝，因晕船折腾起身不得，痛苦不堪。当此之际，惟有横卧方是万全之策，睡着了，也便感觉不到晕船，于是一头睡去，直至天亮。清晨七时醒来，大海已异常平静。右舷所能望见者，当是朝鲜诸岛无疑；左舷望见之一大岛屿，则不知是何去处，询之船员，说是济州岛。此岛即古代之耽罗国，本自成一独立之国。遂随口吟和歌一首：
极目眺望，
大伽罗、耽罗国，
彩霞飞渡大海间。
架起双筒望远镜，眺望远处迎面而来之诸多岛屿，瘦石嶙峋之岛屿山间，似有一畦青葱田圃，当是岛人栽植以养家糊口者。茂林中，不时有村落人家影绰其间，景色与我濑户内海一带颇为相似。身穿白衣之韩人，五六人一伙，划着张挂蒲帆的船只，似乎是在那儿打鱼。将过午时，但觉诸岛退远，船渐离朝鲜，驶往山东方向。翌日，也即九日清晨，左舷前方现出一抹远山，询之船员：岂非山东地界乎？答曰：是。离故国越发遥远了，不知何故，心中不由一阵欣喜，真是不可思议。待船继续前行一时半刻，山东之成山角与白灯台，便已清晰出现在了眼前。经船员指点，陆军进攻威海时登陆上岸之荣城湾，一一得以辨认。殊出意料的是，成山一片荒秃，山脚土呈赭色，山坡平缓，海岸则尽皆危岩，山野为些许绿色所披覆，仿佛撒了一层沉香，俨然南画中常见之景物。国家之衰敝荒凉，一至于此，两千年郡县政治之余弊，令人惟有痛惜。过正午，船驶过威海卫海面。五时光景，驶入芝罘，即清人称为烟台之海湾，系缆驻泊。
海湾中停泊有一两艘英国及他国军舰，另有清国新造军舰，似是一对姊妹舰，并排停泊于此。后来听说，即是“海容舰”与“海筹舰”。两舰夜间打出光束，来回穿梭于数哩海湾间，俨然一副巡视四方的架势。因为是清国的军舰，故而平日里也颇神气活现。在我们船尾，有此地特有的轻舟模样的小船，船中置一方箱，有一吹笛少年，虽说曲子吹得荒腔走板，听来却也让人忍不住觉得哀伤。
湾头烟罩四茫茫，吹笛何人度水长。
来泊烟台无月夜，不忆家乡忆异乡。
船泊芝罘暮色浓，少年吹笛牵愁肠。
十日，早上七时，上岸。先至领事馆拜访吉田领事。邮政局长高垣氏系同县人，遂也前去造访。由岩村书记员处，详细打听得大沽至天津这一路之情形。又得高垣氏陪同，前往和城泰拜访三井物产会社驻外职员大冈氏。仙台丸轮预定当天正午起航，中间有两三个小时之短暂时光可供利用，为完成上述走访，本想详细了解之该地商业情况，遂无从得以了解。约定天津至上海时再会，便各自道别。侨居此地之邦人约五十人，非官员而驻留此地者，约二十人，主要有高桥某、吉冈某、金升洋行及华伸洋行细井某等。除高桥某从事委托销售外，其余则主要负责此间出产铜材输出日本之事务。此地铜材之输出，始于前年，去年之输出额，折合白银为四万两。此地输入则以棉纱为大宗，去年一年，自我日本之输入额，即已达九万包之数，折合白银，当在五六百万两之间，且输入者皆为中国人。三井物产会社只是今年春季才开始尝试，正处于试验阶段。去年一年，我日本船舶来此港之停泊者，为一百零七艘，今年至八月底，则已达去年同样之数，预计全年当比去年增加五成。由我日本输入之物品，以棉纱为例，若不以总额而按比例推算，则中国各口岸当最有希望。此为所闻知之概略。欧人对此地贸易似不甚乐观，甲午战争之前，即已纷纷废业作归国计，战事之后，虽受事态变化之鼓舞而有所驻足，然前景似乎并不明朗。
芝罘之形胜地势：半岛芝罘山，斗出北方，东面为断续之数小岛，环围湾口，茫茫碧波，注满其间，形成一大海湾。海湾异常宽阔，呈敞开状，似不适用于军事一类之目的。如今清国北部之良港旅顺、大连为俄国所租借，威海则为英国所租借，无奈之下，清国军舰只得系泊于此。此日，有一艘意大利军舰入港，趾高气扬，从清国军舰间穿行而过，突然掉过头来，下锚驻泊。近时正值两国纷争不断，目睹如此儿戏般之举动，不禁忐忑不安。街市即所谓烟台，逶迤向东，与威海、宁海相接。明朝时，此地为防御倭寇而设立烽火台，如今已有三万三千人口，干净整洁，则超逾预想，其海山风光，毋宁说跟日本十分相似。只是稍嫌阔大，无细微曲折，故而少细腻之情趣，惟有这一点与日本相异。风土凉暖宜人，驻留清国北方之外国人以此为避暑之地，可见气候之舒适。
芝罘山与成山，同为著名之古迹。据《史记》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乃并渤海以东，过黄、陲，穷成山，登芝罘，立石颂秦德而去。二十九年，再登芝罘，刻石，碑文即由李斯用小篆所撰。三十七年，又以连弩候大鱼出而射之，自琅琊北至荣成山，弗见；至芝罘，见巨鱼，射杀一鱼。《史记·封禅书》曰：秦始皇礼祠名山大川及八大神，八神中第五神名曰阳主，祠于芝罘；第七神名曰日主，祠于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汉武帝太始三年行幸东海，登芝罘；司马相如《子虚赋》有句云：“观乎成山，射乎芝罘。”《福山县志》则有下述记载：山又名青城山。山前甘泉腴田，松卉阴翳；其背，峭壁如削，下临汪洋；有梁千户洞，洞中产异草；其东数小山，或岩石，或冈阜，棋布于水面之上，直接崆峒岛；其西南处，则巉岩相对，上有横石，曰石门；湖水出入其间；其西为迁乔谷，上有秦时刻石二处，俱为李斯小篆，今已毁。（所引，据《大清一统志》。）关于此古碑，高垣氏留心甚久。至今残存的仅是础石部分，碑石质地坚致清莹，想来不是当地所产。相传明代福山知县，担心因有此物，大官游览频繁，应接款待，不胜负担，便暗中将其投弃海中，自此之后，便连石片都不曾找到过一块。
我尝持有一论：正如北欧上古之开化，乃萌芽于波罗的海海口之斯堪的纳维亚，中国之文明，亦是萌芽于渤海湾口之现象。齐国邹衍谈天之闳远，即源于此类海上之思想。燕齐方士，一时群起，播弄秦皇、汉武于股掌之上，则正是此类海上思想畅行于世间之时。后世之道教思想，虽依托于老子五千言《道德经》之旨，但与此等方士所言，及流传于《楚辞》、《山海经》中之昆仑说，则多有若合符节之处。当年秦始皇觅求仙人羡门之属，宋母忌、王伯侨、充尚及羡门子高等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云云，事见《史记·封禅书》。近日欧西史家中，有主张印度宗教乃是从海上传入印度者，以至将“羡门”读作“沙门”。而芝罘西北，维系辽东与山东之一组群岛中，即有一岛名为“沙门”，与鼍矶、牵牛、大竹、小竹四岛相接续，苍秀如画；海市蜃楼，常明灭于此五岛之上，则见载于方志。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论列《博物志》中所言及之蓬莱方丈，及《十洲记》中之东海不死草、还魂树，称其说虽荒唐不经，然观登莱海市，楼台城郭与人物旌旗之状，瞬息而成，千态万象，根本无从摹写，则海上灵郁之气，泄而为奇怪瑰伟之物，固亦理之所宜有者。综而观之，进而思及我日本天神到来之路径，与任那、伽罗诸国古史之关联，则燕齐海上思想之发达，似亦值得从一有趣之方面做出研究。如是，则徐福率领童男童女，渡海来归我邦，诸如此类之附会传说，也可做稍有把握之解释。加以唐高宗显庆五年，苏定方进击百济，即由成山渡海前往，其时正值我日本齐明天皇在位，天智帝犹为皇太子，为谋求三韩复兴，遂与唐军交战；迨至其后，更有明代之倭寇。追溯彼此交涉之沿革，犹觉其与此地关系之深切，故不觉作此画蛇添足之论于兹。
其二天津凭吊与严、王二子晤谈
船驶离芝罘。由庙岛、沙门岛，及星罗棋布于山东、辽东，构成渤海咽喉之诸群岛间穿行而过。当其时，夕阳欲坠，岛影如画，风力渐渐加大，海浪稍稍变得狂暴，但还不至于有玄海那么厉害。第二天，即十一日的上午八时，船行至大沽海面。这一带海水黄浊，水天间浑莽一片，凭借双筒望远镜才稍稍望见大沽炮台。十一时余，与船员村山及同船而来的田中氏一起，登上中国人之小舢板，驶往白河口。船夫四人，随从潮势之消涨，或下棹，或张帆，或曳绳，及至从炮台下驶过，进入河口，差不多已是下午三时。大沽炮台罗列于河口海岸，擂土筑成，虽甚工巧，只是显得单薄，形状细长，给人的感觉，俨然将实用混同于儿戏。炮也不见有海岸炮那般巨大，之所以还能持以固守，想来大致是因为有三四哩的浅滩，难以从海面趋近攻击的缘故。在两岸炮台间溯行不到数町，船夫似乎担心白河曲折迂远，抵达塘沽费时，将贻误火车班点，遂频频手指日头，示意太阳行将落山，催我等弃船上岸步行，他们则担着行李跟随在身后。路上遇到三四个苦力，死乞白赖，纠缠不已，遂将行李交托给他们。这段路虽不过三四华里，却无一处树荫，顶着烈日行路，实是害苦了我等不习惯于徒步行走之人。抵达塘沽车站前邦人伊野氏经营之球乐场休憩时，已是汗湿衣衫，口干舌燥，差不多快要喘不上气了。讨得一杯茶来喝过，乘上五时发车的火车，在铁路上行走二十七哩，于下午六时半，抵达天津租界。
铁道为单线，轨道很宽。客车有头等、二等车厢之分，但即便头等车厢，也无铺席褥垫，十分简慢。只是车厢构造之坚固，似要胜过我日本铁路客车之一筹。没有行李托运一说，均由乘客自行携入车中，并自行监管。而在无遮无盖、听任日晒雨淋的货车里，一直站立到终点的乘客人数，则远远多过客车乘客的人数。车到站后，照例无人维持秩序，这便是中国之特色了。担运行李之苦力与车夫蜂拥而至，甚至闯入车厢，场面之嘈杂，实难形容。据说，稍有懈怠，行李即被盗走，乃是常有之事。进入租界，照例要踏过架设在白河上的船桥。这一带人群极为杂沓，在蒙蒙烟尘间，彼此拥挤着走过，方知要看住担扛行李之苦力，大非易事。恰好有前往天津的伊野氏一路陪同，得到熟谙一方水土的伊野氏指点，我们一行才不至于迷失于路途，幸哉甚矣。
透过车窗左右眺望，平芜接天，墁平如抚，不见丘陵。树木只看到杨柳，甚至不成其为树林。惟有栽种着高粱的田地，与上下及四面皆涂抹着泥土的村落人家，散落在这中间。天色与原野的相接处呈现为黄褐色，可见尘土之沉厚，竟致炊烟穿行于高粱地时，都不胜重负，难以升腾，只得横斜在一边。随处可见马群，马匹矮小而又精瘦。支起拱形顶篷的旅行马车一路奔走着，煞是有趣。到处是星罗棋布的坟墓，泥土本少黏性，风吹雨打过后，棺木的棱角便裸露在了外面，惨不忍睹。凡此种种，就像早已预料的那样，便是中国之景物了。
三井物产会社、日本领事馆及正金银行分行，是十一日晚至十二日，我们所走访的三个去处。在三井，邂逅了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当年在东洋青年会共事过的会友加藤主计氏。领事馆的井原真澄氏，是我在台湾时便已结识的熟人。受到了十数天来一直渴望着的日本饭菜的款待，大喜过望。此外还会见了郑领事。正金银行的好友小贯氏，是上个月来到此地的，天津之行遂全得仰仗他来尽东道之谊了。此外，还叩访了大阪商船会社主管杉山氏下榻之阿斯特尔旅馆（AstorHouseHotel）。杉山氏说，他是因视察清国航线一事，由上海来此，本有前往新开放口岸所在地秦皇岛视察之意，但因为归期迫在眉睫，恐怕难以成行了。
天津租界，位于所谓的紫竹林一带，西洋建筑鳞次栉比，其气派之壮丽，实为预想之外，系咸丰十年（我日本万延元年）开设，与府城相距约一里许。河口虽未如大沽，呈埠头状，然而里边却有这么些交易市场，殊为意外。与东京周遭相比，这里尘土更易轻扬，迷蒙一片。气候从这个月起就已进入凉爽季节，东京还在残暑中，故而要比东京好过许多。因为是空气干燥的地方，即便是盛暑，气温高达一百十度上下，也不至过于酷热难当。
据说侨居天津租界的日本人有七十余人，有正金银行、三井、有信、樋口、武斋号等诸家商号。棉纱进口今年已压倒了印度棉纱，份额上升已达其两倍之多，其中三井经手的份额占到了总额的八成，以致中国人经手的进口额反而成了小额。贸易份额甚大，而侨民人数相对甚少，且邦人地位甚高，可与其他外国人并起并坐。井原氏认为，此番情形，为天津所特有，中国其他开放口岸则并不多见。我日本专辖制租界，位于紫竹林与府城之间，濒临白河。河滩一带，中国人所建之住屋，密匝猬集，不留一寸空地，对其做出整理，需要诸多费用。
天津租界之盛衰，实与白河休戚相关。三四年来，河道益发迂回，河底日趋淤塞。以往涨潮时，千吨以上船舶都能靠泊租界岸边，如今则连小轮船都难以上下其间；纵然涨潮，大轮船也仅能傍近塘沽车站一带，两千吨以上船只，则难矣哉！浚疏河道之效力究竟如何，此一大问题，虽则天津租界各国侨民及清朝官吏有所讨论，但却莫衷一是，尚未听说有何定论。
天津设府，还是近代的事。明代永乐二年，沿海设卫之际，天津亦跻身其间。清雍正三年，始改为直隶州，隶属顺天府；八年，始得升擢为府。如今俨然成为一大都会，人口号称有九十万之众（实际则为四五十万），但其城郭却不大，以致其街市，多半都在城外。
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制府由保定移驻此地；二十余年间，因引进泰西新文化、新事物，在此地设立了众多的学校与机器制造局。海光寺机器局便雇用有工匠六七百人，用机器制造洋枪（即我日本之“小铳”）洋炮。据闻，另还设有东机器局，雇用工匠达两千余人，专门制造火药及各种军械，并雇用洋人工匠作为监督。水师学堂便位于东机器局一侧，系光绪六年李鸿章奏请设立。武备学堂则在杏花村隔河对岸，据说同为李鸿章奏请所设，学生定额为三百人，乃陆军士官之培训所，学堂兼学德语。育才馆则由光绪二十一年直隶总督王文韶所奏定，学生六十人，学英文、理学诸科。北洋大学堂，系同一年由盛宣怀筹款扩充，学生定额为二百余人。此外，俄文馆、卢汉铁路学堂、法文学堂等，均系近三四百年以来所创设者。
滞留天津期间，所遇之事，特别值得记述者，乃是与严复、王修植、方若诸氏之晤谈，以及凭吊同乡友人石川伍一死难之所一事。
石川伍一与我，同乡加之同庚，甲午战争之际任军事侦探，为战事中最先殒命之人。此次旅行，必欲凭吊其亡命之所而后安。至天津，屡屡向人打听其亡命之地，竟无人知晓。本来记得传说是被枪杀于天津西门外，照片则表明是古坟累累的郊外荒原。十五日下午，从租界所在地紫竹林，来到天津府城外，穿过据称天津最繁华的锅店街、估衣街，一路转转盘盘，来到西门前，由这里径直向郊外走上数町，穿过社稷坛、先农坛、烈妇坟、育婴堂、施粥厂，来到村落人家的尽头处，果不其然，但见千百个不知其名者的土馒头，零零星星地，与渺茫的原野浑然一色。我友战乱身亡之地虽无从辨认，但追想当年，心中感慨满溢而出，难以自抑。然而，石川殒命未及数年，竟不见有人以一石标识他的名字，而天津的侨民中，也没有一人知悉他的殒命之地，这尤其令人深感凄怆。
与严、王诸氏会面，即为是日夜晚。由我设一小宴，招请他们至我下榻处的第一楼。大前天，即十三日，去《国闻报》馆见到记者方若（号药雨）时，顺便问及此地有哪些名流，方氏即告以数人名氏，分别为：
严复，字又陵，福建侯官人，现为北洋候补道，水师学堂总办。
王修植，字薨生，浙江定海人，现为北洋候补道，大学堂总办。
陈锦涛，字澜生，广东南海人，现为大学堂西文教习。此人为清国算学名家。
蒋国亮，字新皆，浙江诸暨人，举人，现为育才馆汉文教习。
温宗尧，字钦夫，广东香山人，现为海关译员。
王承传，字钦尧，安徽桐城人，现为旗兵学堂德文教习。
均为通晓时务之人。本想请他们汇集一堂，见上一面。但《国闻报》西村氏忠告说，按中国人习惯，官阶不等，汇集一堂，则有所不便，故决定先宴请严、王二氏，方药雨及西村、安藤虎男（三人均为《国闻报》记者）、小贯庆治等人，也一并招请。
严复年岁四十有七，二十年前曾作日本之游，十年前游学英国三年，熟谙英语，译有赫胥黎著书，名《天演论》者，印行于世。眉宇间有英爽之气。戊戌政变以来，于人人钳口、噤言自危之际，此公往往谈论纵横，不惮忌讳，盖系此地第一流人物也。王氏年岁四十有一，容貌温藉，为人得体，虽不解西方文字，犹任现职，是个有才干的人物。方看似犹三十上下，号药雨，兼擅作画。与他们所作一夕之谈，多半以笔代舌，虽尚来不及互尽底蕴，但也足以见出这些多少有些新思想之人物，所持有之主张，因而择其要者，记录如下：
王 昨日方君见告，先生游历至此，未待我等尽地主之谊，即承先施之雅，甚感甚歉。严君已有转约，想来惠然肯来。
闻先生为《万朝报》馆主笔，平日想必富于著述，不知是否悉已印行？能否以之见示？
我 平生从事报纸行当，所著成书不多，身边所携仅一种，当乞贵鉴，只是邦文印行，难以得到大雅批正，此为恨事耳！（遂以《近世文学史论》一册相赠。）其余如《诸葛武侯》及《泪珠唾珠》，今皆未及携来。
敢问贵国时局，当从何处着手，方见起色？
王 政府诸公，大多已是耄耋之年，倦怠于政务，必无改革之望。鄙意须从百姓自相团结做起，只是鄙国之人不学无术者居多，见解甚为短浅，恐怕一时尚难语及。
我 贵国时事，尚难变法耶？
王 目前尚无从语及，大约十年之后，列国交相逼迫，即便上层不变，下层也不得不变矣。
我 变法亦非可以轻易谈论之事，鄙邦三十年来，以变法为富强之本，然而，今日看去，措施失当者，亦复不少，这一点，宜乎贵国志士引以为鉴戒。只是鄙邦之人勇于进而拙于守，贵国之人则相反。进者退之，退者进之，贵国今日之事，想来犹未遑言守成耳。
王 尊见甚为高明。去年诸君子，亦正坐知进而不知退之病。
我 康、梁二君，我在海东曾见过。康氏意气过锐，此所以招致失败者也。开百年太平之基，当以培育精英为务。先生职已存此，望有待百年之后方能见效之事，毋期以岁月之间即成。只是，未来十数年后，不知贵国成何情状，为可虑耳。
北洋大学堂，俊彦之士想必甚众，敢问现有学生几何？所课何事？
王 敝学堂学生，分为八班，每班三十人。自进入学堂之日算起，八年后始得毕业。前四年教以传统之学，后四年则分习专门。专门则有律例、工程、矿务、机器四科。敝人不通西国文字，忝列此职，抱愧之至。
以外国文教授工艺、制造之学，事倍而功半，鄙国今日教育之法，即坐此病，此乃世界各国所无者。鄙意以为，教育之事，还须从广泛翻译做起。
我 译书之局，今已撤销乎？
王 北京去年已撤，目下上海学堂译局犹在，只是主其事者，均系急功近名之人，务以翻译武备之类书籍为要，则又误矣。近日严君拟在天津开设译局，已向北洋大臣言及此事，只是尚未得到允准。
先生明日将赴北京，不克叙杯酒之欢，甚歉。大约十日之后，不佞亦拟赴京，不知先生在京将作几日勾留？
我 当有十数天时间。先生赴京，拟寓何处？
王 不佞赴京后，拟寓潘家河沿杨宅。届时当至贵国公使馆，访求先生踪迹。矢野公使亦是熟人。
以上所录者，系与王薨生之对谈。
严 先生何时抵津？拟作几日勾留？以前可曾到过北京？
我 西历九月十一日来津，拟于明日前往北京，停留旬日之后，当再次回到此地。
严 声应气求，不拘形迹，先生赏饭，及于不佞，不胜欣喜感念。
我 承蒙方先生惠赠，得以奉读大著《天演论》，文字雄伟，不似翻译，诚可见出大手笔矣。
严 因欲读者易于通晓，故不拘泥于原文句子次序，然而此举实非译书正法眼藏，弟近来所译之《计学》，则谨守绳墨，他日书成，当以求教。
我 鄙邦明治维新之时，最患府帑空竭，以至借贷于富豪，以济一时之急。想来贵国时事，亦复如是。敢问府帑充裕，有何良策？
严 国家岁入，止有此数，求其常足，主持财政者，当于新旧缓急之间有所斟酌。既已为新，则应节制其旧者。若新者日进而旧者不除，自然会日形不足矣，此正是敝国近日理财之大弊也。搜括无遗，以供给无益之军政，则尤其耗费财政。如今日之兵，虽百万之众，亦无益于胜负之数。先生以为吾言何如？（末节乃暗中讥刺刚毅在江南、广东筹款之事。）
我 敝邦之岁入，现为二亿五千万圆；以贵国十倍于敝邦之土，政府岁入不过一亿余万，其原因盖在于中饱私囊之弊。防范此等弊端，岂无良策可寻？
严 “枵腹从公”，此人情所必不能者。故而，欲无中饱私囊之事，必先从增加俸禄始。俸禄不增而欲杜绝中饱私囊，则为虚与应付、自欺欺人耳。
我 京中有可以与之谈论时务者乎？
严 自戊戌政变以来，士大夫钳口结舌，何处有可与言时务者，吾不知也！
今日得以一瞻丰采，殊感欣幸。当与足下缔结一重翰墨之缘。
以上系与严又陵所谈之话语。此日严来稍迟，故所谈者亦较少也。
如是，翌十六日赴北京，与正金银行小贯氏同行，不想竟闹出没赶上火车班次之大笑话，遂延迟一天，至十七日，方得以赴北京矣。
其三北京沿革城墙赏月
天津至北京的铁道，即所谓卢津铁路，又名津京铁路，在卢沟桥连接卢汉铁路。其间，由名为丰台的车站分叉出一股，抵达北京南郊的马家堡车站。马家堡与北京的外城永定门之间，相距仅我国的半日里之遥，故而站名就叫永定门。天津至永定门，急行列车三小时即可抵达，相距将近八十英里。宽轨，复线。客车的构造与塘沽天津间的一模一样。车窗外望见的风景，与天津附近一带相较，绿树转多，满目苍莽，铁路从南海子（位于北京南端的一处开阔园囿）绕行而过的那一段，原野的景色变得越发壮观，不时有骆驼群，或躺卧或直立，出现在眼前，一见这朔北风物，不由得精神为之一振。从马家堡坐上大八车似的中国马车，驰走在蒙蒙沙尘之间。马家堡与永定门之间虽开通有电气铁道，但对携带行李者来说，在永定门换车却至为不便。进入永定门，右边为天坛，左边为绵延数町的先农坛红墙，两相间隔数百步，恍若一条纤细的丝线。穿行在其正中间的大道，自去年以来，修缮成了开阔畅通的砌石路面，直达内城正南的正阳门，其规模之宏大，实无愧于一个庞大帝国的都城。由此进入内城，从棋盘街右拐，便到了有公使馆大街之称的东交民巷的林氏家，我即客寓于此。城墙构造的宏大壮伟，虽已曾耳熟能详，但亲眼目睹之下，更是惟有为之惊叹而已。正阳门等，竟有离地九丈余云，城门在穿凿城墙而过的甬道外，更呈一偃月之形状。外门则通往正前方的一条道及左右的两条道，正前方的那条道通常是关闭的，因而左右的两条便成了通道。城中泥土呈灰色，就像轻灰似的，脚一踩上去，便飞扬起来，天色便变得晦暝不已。步行数分钟，衣服便都变成了灰白。如果坐上马车驴车，情形就更严重了，没蹄的尘沙高扬在驴马车的行迹之上，人影马影便都淹埋在了尘沙之中。不过，眼下正是清秋季节，天空寥廓，无风，凉爽，正是一年四季中最好的时节。当其蓬蓬春风从辽阔无垠的平野上吹刮而来，天色朦胧，日光为之赤红如血，当此之时，随你如何密闭于室内，也终难防得住尘沙粉扬侵入。由于风土干燥，冷起来冷得厉害，热也热得厉害，可人的体感却并不怎么强烈，因而很难说这地方便是有损于健康的。只是心悸这尘沙，便自行减少了出门的机会，因而侨居在这里的邦人，大抵都会为此而向人一诉其苦衷。
正如在天津时严又陵对我所说的那样，戊戌政变以来，士大夫皆钳口结舌，无有敢出其声息者，因而我在北京，终未能找到一个可以一起说说话的人。据侨居北京的几位邦人讲，政变之前，翰林院人人都喜欢跟邦人交游，可如今则完全断绝了来往，会面之事更是一概回避。朝廷的排外情绪仍有时时发作的势头，眼下局势颇不明朗，报纸传闻，多为揣摩之谈，殆难置信。即便经由一道道麻烦的手续，去跟李鸿章等人见上一面，实际上也涉及不了与清国将来命运攸关的事，故而也便先自断弃了在这里与中国士人面晤的念头，决定暂且作一次长城之游览。
按，今日之北京，乃辽、金、元以降之古都。辽太宗会同元年，擢升幽州为南京析津府，改筑都城，位于今日北京城之西南，周长三十六里，有八道城门：东面曰安东、迎春；南面曰开阳、丹凤；西面曰显西、清普；北面曰通天、拱宸。宋朝宣和年间（徽宗时），改名为燕山府，府城周长二十七里，楼台高四十尺者，九百一十座，环以三重城濠，开有八道城门。金贞元四年，废主完颜亮驾幸此地，称燕京，改为中都，析津府改为大兴府，下令增扩都城，周长七十五里，设城门十三处：东曰施仁、宣曜、阳春；南曰景风、丰宜、端礼；西曰丽泽、显华、彰义；北曰会城、通元、崇智、光泰。元世祖至元四年，改筑都城于旧城东北，方六十里，设十一道城门：正南曰丽正，偏东南曰顺承，偏西南曰文明；偏东北曰安贞，偏西北曰健德；正东曰崇仁，偏东南曰齐化，偏东北曰光熙；正西曰和义，偏西南曰肃清，偏西北曰平则。九年，取名为大都城。至正九年，十一门皆筑瓮城，架吊桥，以为守御之用。明洪武初年，改为北平府，于都城之北收缩五里，废弃东北及西北的光熙、肃清二门，其余九门一仍其旧。不久，改安贞为安定、健德为德胜、崇仁为东直、和义为西直。永乐七年，为北京城。十九年宫殿营建完毕，随即拓展城墙至周围四十里。正统二年，修筑城楼，四年工成，乃改丽正为正阳、文明为崇文、顺承为宣武、齐化为朝阳、平则为阜成。清朝鼎建，九门之名一仍其旧。城内定为八旗居址，其形状大致呈方形，以石头垒筑城基，砌砖，中间充填以泥土，城高三丈五尺，雉堞高五尺八寸，墙脚厚六丈二尺，顶端为五丈，周长四十里，相当于我六日里余。城门之上为谯楼，城墙四角则筑有角楼，均覆盖以绿色琉璃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