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域鸿爪记

禹域鸿爪记

其一启程芝罘渤海史论

明治三十二年,对我说来,是格外忙碌的一年。三月十二日傍晚,邻家突然着火,我在小石川租居的寓所,瞬间化为乌有,数年来费心收藏的图书,片纸未剩,烧成灰烬,就连亡友吕泣的遗稿,自己幼年起抄录的各种文字,以及写就的文稿,罹祸之际,也无从择拣救出,同时化作了烟尘,每每想起,但觉不胜遗憾。到了四月,我第一个孩子降生,按人世习俗,人们都来庆贺,我也口称是件可喜可贺的事,但所添加的忙乱,却不亚于火灾降临的那段日子。过了三四个月光景,刚觉得安顿了下来,便又有了八月底前往中国的三个月旅程。去中国旅行,本是我多年向往的事,此时始得到机会,并在诸位友人的赞助下得以遂愿。秋田平洲在写给我的书简中说:“吕泣为《近代文学史论》所作序文中的期待,也由此得以实现,九泉之下的亡友,想必会为之感到宽慰。”不禁让我有不胜今昔之感。吕泣在他替我撰写的《近代文学史论》序文中这样写道:

君不见,禹域四百州,风云似箭,烟雾如墨,何不速速负剑跨马,即刻渡长江,济黄河,北上长城,纵览平原?策文章之雄图,与俗子争得失,要非吾辈之所宜矣!

此文遂成了他的绝笔。翌年一月,尚未等我能实遂他的这番期待,便先自遽告离世了。故而旅行之事拿定主意后的第二天,我便揣着该将此事最先告知吕泣的心念,去了他山谷深处的墓前。友人送别的筵席,除了极为亲近的几位所设的旨在从简的一席小筵,其余一概辞谢。八月三十日傍晚六时,从新桥出发,与前来送行的数十位友人在此叙别。后来听说,因为动身匆忙,友人有所不知,待我走后,还有去我寓所送行的。

在邮船公司打听好班船的日期,决定乘坐仙台丸轮。仙台丸轮预定八月三十日横滨启帆,推想在神户开船的日子是九月二日。但此船不在定期班船之列,在横滨本已延迟了一天,到神户更是延迟了两天,待我在大阪料理过一些琐屑之事,九月一日后的那几天,便觉得难以打发,无聊愁闷自是可以想见。九月一日晚,应友人招请,共进晚餐之后,突然动了去奈良的心思,便乘上了凑町的末班列车,抵达奈良时,已是过了晚上十点钟的光景。求宿对山楼时,深更半夜的,硬是把早已入睡的侍者给唤了起来。过了夜半,因腹泻折腾,竟至一夜未能成眠。翌日上午,仍起不了床,甚感懊丧。到了午后,稍稍觉得好了些,便雇车驶往西京方向,去看了正在改建修缮中的唐招提寺的金堂,据说前身本是朝集堂,系奈良时朝廷所赐,一直留传到了今天,是颇有来历的一处古建筑,屋脊上的鸱尾还保存着原貌。前些年,我曾来这儿观览过几次,记得有一次是和过去一位熟人一起来的,寺里的小僧弥还用手指着我说:“来过好几回,都已熟门熟路了。”药师寺的三重塔也正在整修。向寺里的僧人一打听,说是去年十一月份动的工,按事先的估计,应该是这个月竣工,但延期到明年九月,实际也难以完工。工费为一万九千六百圆,其中一万八千余圆,系由内务省拨款。我来这里,是想得到佛足石赞和塔檫铭的拓本,以便中国之行时用作酬答的礼物,遂从寺僧那里每种各索要了两部。与有名的药师三尊齐名的圣观音铜像,昔日参观时留下的印象,至今犹在眼前,故而不必再看了。没多久,我便从这里告辞了出来。在郡山站乘上火车,到法隆寺站下,又雇车前往法隆寺,请得金堂释迦佛、药师佛及光焰背铭的拓本。此处金堂之侧佛像宝库中的各种宝物,我已观览过多次,就连它们的位置及朝向都已谙熟于心,因而也便没让人再去打开佛龛,得了拓本后,便打道回府,搭乘火车返回大阪。是夜,出席《朝日新闻》诸友替我送行的小宴会。翌日,即九月三日,前往神户,在神户住了一宿。料想接下来的四日这一天殊难打发,遂前往须磨探访病中的友人。未遇。遂只得在此过夜,投宿旅馆。因不想再去须磨寺求取叶笛之缘起及音寿丸类和歌之解说文字,起来又不是,躺着又不是,颇感度日如年。像这样举着笨拙不堪的双筒望远镜,一遍遍眺望海面的事,还从来不曾有过。就这样,翌日的九月五日一大早,便赶回了神户。船终于决定该日上午十时起航,这才重新登上仙台丸轮。

是天阴天,午后渐渐下起雨来。此种天气行船,夜过濑户内海,航道颇不安全,遂于备与峡某灯塔下泊锚,待天亮后继续上路。名闻遐迩之濑户内海,固然景色旖旎,可我厌嫌记述麻烦,故且省略不记。若傍晚抵达门司,即在马关上岸,一遣船中之郁闷。

七日正午开船,这一带该是与故国道别的地方了,不由生出几分凄怆。待船绕过彦岛,雨便止歇,但见船前天色,晴空万里。航路却并非如预想的安稳平静,自傍晚至深夜,玄海一带,仿佛惊涛崩裂,船不时倾斜至四十度,船中器什跌落之翻滚破碎声,与击打船舷之浪涛声,交错糅杂,令人魂飞魄散。横卧于船舱被窝,因晕船折腾起身不得,痛苦不堪。当此之际,惟有横卧方是万全之策,睡着了,也便感觉不到晕船,于是一头睡去,直至天亮。清晨七时醒来,大海已异常平静。右舷所能望见者,当是朝鲜诸岛无疑;左舷望见之一大岛屿,则不知是何去处,询之船员,说是济州岛。此岛即古代之耽罗国,本自成一独立之国。遂随口吟和歌一首:

极目眺望,

大伽罗、耽罗国,

彩霞飞渡大海间。

架起双筒望远镜,眺望远处迎面而来之诸多岛屿,瘦石嶙峋之岛屿山间,似有一畦青葱田圃,当是岛人栽植以养家糊口者。茂林中,不时有村落人家影绰其间,景色与我濑户内海一带颇为相似。身穿白衣之韩人,五六人一伙,划着张挂蒲帆的船只,似乎是在那儿打鱼。将过午时,但觉诸岛退远,船渐离朝鲜,驶往山东方向。翌日,也即九日清晨,左舷前方现出一抹远山,询之船员:岂非山东地界乎?答曰:是。离故国越发遥远了,不知何故,心中不由一阵欣喜,真是不可思议。待船继续前行一时半刻,山东之成山角与白灯台,便已清晰出现在了眼前。经船员指点,陆军进攻威海时登陆上岸之荣城湾,一一得以辨认。殊出意料的是,成山一片荒秃,山脚土呈赭色,山坡平缓,海岸则尽皆危岩,山野为些许绿色所披覆,仿佛撒了一层沉香,俨然南画中常见之景物。国家之衰敝荒凉,一至于此,两千年郡县政治之余弊,令人惟有痛惜。过正午,船驶过威海卫海面。五时光景,驶入芝罘,即清人称为烟台之海湾,系缆驻泊。

海湾中停泊有一两艘英国及他国军舰,另有清国新造军舰,似是一对姊妹舰,并排停泊于此。后来听说,即是“海容舰”与“海筹舰”。两舰夜间打出光束,来回穿梭于数哩海湾间,俨然一副巡视四方的架势。因为是清国的军舰,故而平日里也颇神气活现。在我们船尾,有此地特有的轻舟模样的小船,船中置一方箱,有一吹笛少年,虽说曲子吹得荒腔走板,听来却也让人忍不住觉得哀伤。

湾头烟罩四茫茫,吹笛何人度水长。

来泊烟台无月夜,不忆家乡忆异乡。

船泊芝罘暮色浓,少年吹笛牵愁肠。

十日,早上七时,上岸。先至领事馆拜访吉田领事。邮政局长高垣氏系同县人,遂也前去造访。由岩村书记员处,详细打听得大沽至天津这一路之情形。又得高垣氏陪同,前往和城泰拜访三井物产会社驻外职员大冈氏。仙台丸轮预定当天正午起航,中间有两三个小时之短暂时光可供利用,为完成上述走访,本想详细了解之该地商业情况,遂无从得以了解。约定天津至上海时再会,便各自道别。侨居此地之邦人约五十人,非官员而驻留此地者,约二十人,主要有高桥某、吉冈某、金升洋行及华伸洋行细井某等。除高桥某从事委托销售外,其余则主要负责此间出产铜材输出日本之事务。此地铜材之输出,始于前年,去年之输出额,折合白银为四万两。此地输入则以棉纱为大宗,去年一年,自我日本之输入额,即已达九万包之数,折合白银,当在五六百万两之间,且输入者皆为中国人。三井物产会社只是今年春季才开始尝试,正处于试验阶段。去年一年,我日本船舶来此港之停泊者,为一百零七艘,今年至八月底,则已达去年同样之数,预计全年当比去年增加五成。由我日本输入之物品,以棉纱为例,若不以总额而按比例推算,则中国各口岸当最有希望。此为所闻知之概略。欧人对此地贸易似不甚乐观,甲午战争之前,即已纷纷废业作归国计,战事之后,虽受事态变化之鼓舞而有所驻足,然前景似乎并不明朗。

芝罘之形胜地势:半岛芝罘山,斗出北方,东面为断续之数小岛,环围湾口,茫茫碧波,注满其间,形成一大海湾。海湾异常宽阔,呈敞开状,似不适用于军事一类之目的。如今清国北部之良港旅顺、大连为俄国所租借,威海则为英国所租借,无奈之下,清国军舰只得系泊于此。此日,有一艘意大利军舰入港,趾高气扬,从清国军舰间穿行而过,突然掉过头来,下锚驻泊。近时正值两国纷争不断,目睹如此儿戏般之举动,不禁忐忑不安。街市即所谓烟台,逶迤向东,与威海、宁海相接。明朝时,此地为防御倭寇而设立烽火台,如今已有三万三千人口,干净整洁,则超逾预想,其海山风光,毋宁说跟日本十分相似。只是稍嫌阔大,无细微曲折,故而少细腻之情趣,惟有这一点与日本相异。风土凉暖宜人,驻留清国北方之外国人以此为避暑之地,可见气候之舒适。

芝罘山与成山,同为著名之古迹。据《史记》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乃并渤海以东,过黄、陲,穷成山,登芝罘,立石颂秦德而去。二十九年,再登芝罘,刻石,碑文即由李斯用小篆所撰。三十七年,又以连弩候大鱼出而射之,自琅琊北至荣成山,弗见;至芝罘,见巨鱼,射杀一鱼。《史记·封禅书》曰:秦始皇礼祠名山大川及八大神,八神中第五神名曰阳主,祠于芝罘;第七神名曰日主,祠于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汉武帝太始三年行幸东海,登芝罘;司马相如《子虚赋》有句云:“观乎成山,射乎芝罘。”《福山县志》则有下述记载:山又名青城山。山前甘泉腴田,松卉阴翳;其背,峭壁如削,下临汪洋;有梁千户洞,洞中产异草;其东数小山,或岩石,或冈阜,棋布于水面之上,直接崆峒岛;其西南处,则巉岩相对,上有横石,曰石门;湖水出入其间;其西为迁乔谷,上有秦时刻石二处,俱为李斯小篆,今已毁。(所引,据《大清一统志》。)关于此古碑,高垣氏留心甚久。至今残存的仅是础石部分,碑石质地坚致清莹,想来不是当地所产。相传明代福山知县,担心因有此物,大官游览频繁,应接款待,不胜负担,便暗中将其投弃海中,自此之后,便连石片都不曾找到过一块。

我尝持有一论:正如北欧上古之开化,乃萌芽于波罗的海海口之斯堪的纳维亚,中国之文明,亦是萌芽于渤海湾口之现象。齐国邹衍谈天之闳远,即源于此类海上之思想。燕齐方士,一时群起,播弄秦皇、汉武于股掌之上,则正是此类海上思想畅行于世间之时。后世之道教思想,虽依托于老子五千言《道德经》之旨,但与此等方士所言,及流传于《楚辞》、《山海经》中之昆仑说,则多有若合符节之处。当年秦始皇觅求仙人羡门之属,宋母忌、王伯侨、充尚及羡门子高等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云云,事见《史记·封禅书》。近日欧西史家中,有主张印度宗教乃是从海上传入印度者,以至将“羡门”读作“沙门”。而芝罘西北,维系辽东与山东之一组群岛中,即有一岛名为“沙门”,与鼍矶、牵牛、大竹、小竹四岛相接续,苍秀如画;海市蜃楼,常明灭于此五岛之上,则见载于方志。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论列《博物志》中所言及之蓬莱方丈,及《十洲记》中之东海不死草、还魂树,称其说虽荒唐不经,然观登莱海市,楼台城郭与人物旌旗之状,瞬息而成,千态万象,根本无从摹写,则海上灵郁之气,泄而为奇怪瑰伟之物,固亦理之所宜有者。综而观之,进而思及我日本天神到来之路径,与任那、伽罗诸国古史之关联,则燕齐海上思想之发达,似亦值得从一有趣之方面做出研究。如是,则徐福率领童男童女,渡海来归我邦,诸如此类之附会传说,也可做稍有把握之解释。加以唐高宗显庆五年,苏定方进击百济,即由成山渡海前往,其时正值我日本齐明天皇在位,天智帝犹为皇太子,为谋求三韩复兴,遂与唐军交战;迨至其后,更有明代之倭寇。追溯彼此交涉之沿革,犹觉其与此地关系之深切,故不觉作此画蛇添足之论于兹。

其二天津凭吊与严、王二子晤谈

船驶离芝罘。由庙岛、沙门岛,及星罗棋布于山东、辽东,构成渤海咽喉之诸群岛间穿行而过。当其时,夕阳欲坠,岛影如画,风力渐渐加大,海浪稍稍变得狂暴,但还不至于有玄海那么厉害。第二天,即十一日的上午八时,船行至大沽海面。这一带海水黄浊,水天间浑莽一片,凭借双筒望远镜才稍稍望见大沽炮台。十一时余,与船员村山及同船而来的田中氏一起,登上中国人之小舢板,驶往白河口。船夫四人,随从潮势之消涨,或下棹,或张帆,或曳绳,及至从炮台下驶过,进入河口,差不多已是下午三时。大沽炮台罗列于河口海岸,擂土筑成,虽甚工巧,只是显得单薄,形状细长,给人的感觉,俨然将实用混同于儿戏。炮也不见有海岸炮那般巨大,之所以还能持以固守,想来大致是因为有三四哩的浅滩,难以从海面趋近攻击的缘故。在两岸炮台间溯行不到数町,船夫似乎担心白河曲折迂远,抵达塘沽费时,将贻误火车班点,遂频频手指日头,示意太阳行将落山,催我等弃船上岸步行,他们则担着行李跟随在身后。路上遇到三四个苦力,死乞白赖,纠缠不已,遂将行李交托给他们。这段路虽不过三四华里,却无一处树荫,顶着烈日行路,实是害苦了我等不习惯于徒步行走之人。抵达塘沽车站前邦人伊野氏经营之球乐场休憩时,已是汗湿衣衫,口干舌燥,差不多快要喘不上气了。讨得一杯茶来喝过,乘上五时发车的火车,在铁路上行走二十七哩,于下午六时半,抵达天津租界。

铁道为单线,轨道很宽。客车有头等、二等车厢之分,但即便头等车厢,也无铺席褥垫,十分简慢。只是车厢构造之坚固,似要胜过我日本铁路客车之一筹。没有行李托运一说,均由乘客自行携入车中,并自行监管。而在无遮无盖、听任日晒雨淋的货车里,一直站立到终点的乘客人数,则远远多过客车乘客的人数。车到站后,照例无人维持秩序,这便是中国之特色了。担运行李之苦力与车夫蜂拥而至,甚至闯入车厢,场面之嘈杂,实难形容。据说,稍有懈怠,行李即被盗走,乃是常有之事。进入租界,照例要踏过架设在白河上的船桥。这一带人群极为杂沓,在蒙蒙烟尘间,彼此拥挤着走过,方知要看住担扛行李之苦力,大非易事。恰好有前往天津的伊野氏一路陪同,得到熟谙一方水土的伊野氏指点,我们一行才不至于迷失于路途,幸哉甚矣。

透过车窗左右眺望,平芜接天,墁平如抚,不见丘陵。树木只看到杨柳,甚至不成其为树林。惟有栽种着高粱的田地,与上下及四面皆涂抹着泥土的村落人家,散落在这中间。天色与原野的相接处呈现为黄褐色,可见尘土之沉厚,竟致炊烟穿行于高粱地时,都不胜重负,难以升腾,只得横斜在一边。随处可见马群,马匹矮小而又精瘦。支起拱形顶篷的旅行马车一路奔走着,煞是有趣。到处是星罗棋布的坟墓,泥土本少黏性,风吹雨打过后,棺木的棱角便裸露在了外面,惨不忍睹。凡此种种,就像早已预料的那样,便是中国之景物了。

三井物产会社、日本领事馆及正金银行分行,是十一日晚至十二日,我们所走访的三个去处。在三井,邂逅了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当年在东洋青年会共事过的会友加藤主计氏。领事馆的井原真澄氏,是我在台湾时便已结识的熟人。受到了十数天来一直渴望着的日本饭菜的款待,大喜过望。此外还会见了郑领事。正金银行的好友小贯氏,是上个月来到此地的,天津之行遂全得仰仗他来尽东道之谊了。此外,还叩访了大阪商船会社主管杉山氏下榻之阿斯特尔旅馆(AstorHouseHotel)。杉山氏说,他是因视察清国航线一事,由上海来此,本有前往新开放口岸所在地秦皇岛视察之意,但因为归期迫在眉睫,恐怕难以成行了。

天津租界,位于所谓的紫竹林一带,西洋建筑鳞次栉比,其气派之壮丽,实为预想之外,系咸丰十年(我日本万延元年)开设,与府城相距约一里许。河口虽未如大沽,呈埠头状,然而里边却有这么些交易市场,殊为意外。与东京周遭相比,这里尘土更易轻扬,迷蒙一片。气候从这个月起就已进入凉爽季节,东京还在残暑中,故而要比东京好过许多。因为是空气干燥的地方,即便是盛暑,气温高达一百十度上下,也不至过于酷热难当。

据说侨居天津租界的日本人有七十余人,有正金银行、三井、有信、樋口、武斋号等诸家商号。棉纱进口今年已压倒了印度棉纱,份额上升已达其两倍之多,其中三井经手的份额占到了总额的八成,以致中国人经手的进口额反而成了小额。贸易份额甚大,而侨民人数相对甚少,且邦人地位甚高,可与其他外国人并起并坐。井原氏认为,此番情形,为天津所特有,中国其他开放口岸则并不多见。我日本专辖制租界,位于紫竹林与府城之间,濒临白河。河滩一带,中国人所建之住屋,密匝猬集,不留一寸空地,对其做出整理,需要诸多费用。

天津租界之盛衰,实与白河休戚相关。三四年来,河道益发迂回,河底日趋淤塞。以往涨潮时,千吨以上船舶都能靠泊租界岸边,如今则连小轮船都难以上下其间;纵然涨潮,大轮船也仅能傍近塘沽车站一带,两千吨以上船只,则难矣哉!浚疏河道之效力究竟如何,此一大问题,虽则天津租界各国侨民及清朝官吏有所讨论,但却莫衷一是,尚未听说有何定论。

天津设府,还是近代的事。明代永乐二年,沿海设卫之际,天津亦跻身其间。清雍正三年,始改为直隶州,隶属顺天府;八年,始得升擢为府。如今俨然成为一大都会,人口号称有九十万之众(实际则为四五十万),但其城郭却不大,以致其街市,多半都在城外。

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制府由保定移驻此地;二十余年间,因引进泰西新文化、新事物,在此地设立了众多的学校与机器制造局。海光寺机器局便雇用有工匠六七百人,用机器制造洋枪(即我日本之“小铳”)洋炮。据闻,另还设有东机器局,雇用工匠达两千余人,专门制造火药及各种军械,并雇用洋人工匠作为监督。水师学堂便位于东机器局一侧,系光绪六年李鸿章奏请设立。武备学堂则在杏花村隔河对岸,据说同为李鸿章奏请所设,学生定额为三百人,乃陆军士官之培训所,学堂兼学德语。育才馆则由光绪二十一年直隶总督王文韶所奏定,学生六十人,学英文、理学诸科。北洋大学堂,系同一年由盛宣怀筹款扩充,学生定额为二百余人。此外,俄文馆、卢汉铁路学堂、法文学堂等,均系近三四百年以来所创设者。

滞留天津期间,所遇之事,特别值得记述者,乃是与严复、王修植、方若诸氏之晤谈,以及凭吊同乡友人石川伍一死难之所一事。

石川伍一与我,同乡加之同庚,甲午战争之际任军事侦探,为战事中最先殒命之人。此次旅行,必欲凭吊其亡命之所而后安。至天津,屡屡向人打听其亡命之地,竟无人知晓。本来记得传说是被枪杀于天津西门外,照片则表明是古坟累累的郊外荒原。十五日下午,从租界所在地紫竹林,来到天津府城外,穿过据称天津最繁华的锅店街、估衣街,一路转转盘盘,来到西门前,由这里径直向郊外走上数町,穿过社稷坛、先农坛、烈妇坟、育婴堂、施粥厂,来到村落人家的尽头处,果不其然,但见千百个不知其名者的土馒头,零零星星地,与渺茫的原野浑然一色。我友战乱身亡之地虽无从辨认,但追想当年,心中感慨满溢而出,难以自抑。然而,石川殒命未及数年,竟不见有人以一石标识他的名字,而天津的侨民中,也没有一人知悉他的殒命之地,这尤其令人深感凄怆。

与严、王诸氏会面,即为是日夜晚。由我设一小宴,招请他们至我下榻处的第一楼。大前天,即十三日,去《国闻报》馆见到记者方若(号药雨)时,顺便问及此地有哪些名流,方氏即告以数人名氏,分别为:

严复,字又陵,福建侯官人,现为北洋候补道,水师学堂总办。

王修植,字薨生,浙江定海人,现为北洋候补道,大学堂总办。

陈锦涛,字澜生,广东南海人,现为大学堂西文教习。此人为清国算学名家。

蒋国亮,字新皆,浙江诸暨人,举人,现为育才馆汉文教习。

温宗尧,字钦夫,广东香山人,现为海关译员。

王承传,字钦尧,安徽桐城人,现为旗兵学堂德文教习。

均为通晓时务之人。本想请他们汇集一堂,见上一面。但《国闻报》西村氏忠告说,按中国人习惯,官阶不等,汇集一堂,则有所不便,故决定先宴请严、王二氏,方药雨及西村、安藤虎男(三人均为《国闻报》记者)、小贯庆治等人,也一并招请。

严复年岁四十有七,二十年前曾作日本之游,十年前游学英国三年,熟谙英语,译有赫胥黎著书,名《天演论》者,印行于世。眉宇间有英爽之气。戊戌政变以来,于人人钳口、噤言自危之际,此公往往谈论纵横,不惮忌讳,盖系此地第一流人物也。王氏年岁四十有一,容貌温藉,为人得体,虽不解西方文字,犹任现职,是个有才干的人物。方看似犹三十上下,号药雨,兼擅作画。与他们所作一夕之谈,多半以笔代舌,虽尚来不及互尽底蕴,但也足以见出这些多少有些新思想之人物,所持有之主张,因而择其要者,记录如下:

昨日方君见告,先生游历至此,未待我等尽地主之谊,即承先施之雅,甚感甚歉。严君已有转约,想来惠然肯来。

闻先生为《万朝报》馆主笔,平日想必富于著述,不知是否悉已印行?能否以之见示?

平生从事报纸行当,所著成书不多,身边所携仅一种,当乞贵鉴,只是邦文印行,难以得到大雅批正,此为恨事耳!(遂以《近世文学史论》一册相赠。)其余如《诸葛武侯》及《泪珠唾珠》,今皆未及携来。

敢问贵国时局,当从何处着手,方见起色?

政府诸公,大多已是耄耋之年,倦怠于政务,必无改革之望。鄙意须从百姓自相团结做起,只是鄙国之人不学无术者居多,见解甚为短浅,恐怕一时尚难语及。

贵国时事,尚难变法耶?

目前尚无从语及,大约十年之后,列国交相逼迫,即便上层不变,下层也不得不变矣。

变法亦非可以轻易谈论之事,鄙邦三十年来,以变法为富强之本,然而,今日看去,措施失当者,亦复不少,这一点,宜乎贵国志士引以为鉴戒。只是鄙邦之人勇于进而拙于守,贵国之人则相反。进者退之,退者进之,贵国今日之事,想来犹未遑言守成耳。

尊见甚为高明。去年诸君子,亦正坐知进而不知退之病。

康、梁二君,我在海东曾见过。康氏意气过锐,此所以招致失败者也。开百年太平之基,当以培育精英为务。先生职已存此,望有待百年之后方能见效之事,毋期以岁月之间即成。只是,未来十数年后,不知贵国成何情状,为可虑耳。

北洋大学堂,俊彦之士想必甚众,敢问现有学生几何?所课何事?

敝学堂学生,分为八班,每班三十人。自进入学堂之日算起,八年后始得毕业。前四年教以传统之学,后四年则分习专门。专门则有律例、工程、矿务、机器四科。敝人不通西国文字,忝列此职,抱愧之至。

以外国文教授工艺、制造之学,事倍而功半,鄙国今日教育之法,即坐此病,此乃世界各国所无者。鄙意以为,教育之事,还须从广泛翻译做起。

译书之局,今已撤销乎?

北京去年已撤,目下上海学堂译局犹在,只是主其事者,均系急功近名之人,务以翻译武备之类书籍为要,则又误矣。近日严君拟在天津开设译局,已向北洋大臣言及此事,只是尚未得到允准。

先生明日将赴北京,不克叙杯酒之欢,甚歉。大约十日之后,不佞亦拟赴京,不知先生在京将作几日勾留?

当有十数天时间。先生赴京,拟寓何处?

不佞赴京后,拟寓潘家河沿杨宅。届时当至贵国公使馆,访求先生踪迹。矢野公使亦是熟人。

以上所录者,系与王薨生之对谈。

先生何时抵津?拟作几日勾留?以前可曾到过北京?

西历九月十一日来津,拟于明日前往北京,停留旬日之后,当再次回到此地。

声应气求,不拘形迹,先生赏饭,及于不佞,不胜欣喜感念。

承蒙方先生惠赠,得以奉读大著《天演论》,文字雄伟,不似翻译,诚可见出大手笔矣。

因欲读者易于通晓,故不拘泥于原文句子次序,然而此举实非译书正法眼藏,弟近来所译之《计学》,则谨守绳墨,他日书成,当以求教。

鄙邦明治维新之时,最患府帑空竭,以至借贷于富豪,以济一时之急。想来贵国时事,亦复如是。敢问府帑充裕,有何良策?

国家岁入,止有此数,求其常足,主持财政者,当于新旧缓急之间有所斟酌。既已为新,则应节制其旧者。若新者日进而旧者不除,自然会日形不足矣,此正是敝国近日理财之大弊也。搜括无遗,以供给无益之军政,则尤其耗费财政。如今日之兵,虽百万之众,亦无益于胜负之数。先生以为吾言何如?(末节乃暗中讥刺刚毅在江南、广东筹款之事。)

敝邦之岁入,现为二亿五千万圆;以贵国十倍于敝邦之土,政府岁入不过一亿余万,其原因盖在于中饱私囊之弊。防范此等弊端,岂无良策可寻?

“枵腹从公”,此人情所必不能者。故而,欲无中饱私囊之事,必先从增加俸禄始。俸禄不增而欲杜绝中饱私囊,则为虚与应付、自欺欺人耳。

京中有可以与之谈论时务者乎?

自戊戌政变以来,士大夫钳口结舌,何处有可与言时务者,吾不知也!

今日得以一瞻丰采,殊感欣幸。当与足下缔结一重翰墨之缘。

以上系与严又陵所谈之话语。此日严来稍迟,故所谈者亦较少也。

如是,翌十六日赴北京,与正金银行小贯氏同行,不想竟闹出没赶上火车班次之大笑话,遂延迟一天,至十七日,方得以赴北京矣。

其三北京沿革城墙赏月

天津至北京的铁道,即所谓卢津铁路,又名津京铁路,在卢沟桥连接卢汉铁路。其间,由名为丰台的车站分叉出一股,抵达北京南郊的马家堡车站。马家堡与北京的外城永定门之间,相距仅我国的半日里之遥,故而站名就叫永定门。天津至永定门,急行列车三小时即可抵达,相距将近八十英里。宽轨,复线。客车的构造与塘沽天津间的一模一样。车窗外望见的风景,与天津附近一带相较,绿树转多,满目苍莽,铁路从南海子(位于北京南端的一处开阔园囿)绕行而过的那一段,原野的景色变得越发壮观,不时有骆驼群,或躺卧或直立,出现在眼前,一见这朔北风物,不由得精神为之一振。从马家堡坐上大八车似的中国马车,驰走在蒙蒙沙尘之间。马家堡与永定门之间虽开通有电气铁道,但对携带行李者来说,在永定门换车却至为不便。进入永定门,右边为天坛,左边为绵延数町的先农坛红墙,两相间隔数百步,恍若一条纤细的丝线。穿行在其正中间的大道,自去年以来,修缮成了开阔畅通的砌石路面,直达内城正南的正阳门,其规模之宏大,实无愧于一个庞大帝国的都城。由此进入内城,从棋盘街右拐,便到了有公使馆大街之称的东交民巷的林氏家,我即客寓于此。城墙构造的宏大壮伟,虽已曾耳熟能详,但亲眼目睹之下,更是惟有为之惊叹而已。正阳门等,竟有离地九丈余云,城门在穿凿城墙而过的甬道外,更呈一偃月之形状。外门则通往正前方的一条道及左右的两条道,正前方的那条道通常是关闭的,因而左右的两条便成了通道。城中泥土呈灰色,就像轻灰似的,脚一踩上去,便飞扬起来,天色便变得晦暝不已。步行数分钟,衣服便都变成了灰白。如果坐上马车驴车,情形就更严重了,没蹄的尘沙高扬在驴马车的行迹之上,人影马影便都淹埋在了尘沙之中。不过,眼下正是清秋季节,天空寥廓,无风,凉爽,正是一年四季中最好的时节。当其蓬蓬春风从辽阔无垠的平野上吹刮而来,天色朦胧,日光为之赤红如血,当此之时,随你如何密闭于室内,也终难防得住尘沙粉扬侵入。由于风土干燥,冷起来冷得厉害,热也热得厉害,可人的体感却并不怎么强烈,因而很难说这地方便是有损于健康的。只是心悸这尘沙,便自行减少了出门的机会,因而侨居在这里的邦人,大抵都会为此而向人一诉其苦衷。

正如在天津时严又陵对我所说的那样,戊戌政变以来,士大夫皆钳口结舌,无有敢出其声息者,因而我在北京,终未能找到一个可以一起说说话的人。据侨居北京的几位邦人讲,政变之前,翰林院人人都喜欢跟邦人交游,可如今则完全断绝了来往,会面之事更是一概回避。朝廷的排外情绪仍有时时发作的势头,眼下局势颇不明朗,报纸传闻,多为揣摩之谈,殆难置信。即便经由一道道麻烦的手续,去跟李鸿章等人见上一面,实际上也涉及不了与清国将来命运攸关的事,故而也便先自断弃了在这里与中国士人面晤的念头,决定暂且作一次长城之游览。

按,今日之北京,乃辽、金、元以降之古都。辽太宗会同元年,擢升幽州为南京析津府,改筑都城,位于今日北京城之西南,周长三十六里,有八道城门:东面曰安东、迎春;南面曰开阳、丹凤;西面曰显西、清普;北面曰通天、拱宸。宋朝宣和年间(徽宗时),改名为燕山府,府城周长二十七里,楼台高四十尺者,九百一十座,环以三重城濠,开有八道城门。金贞元四年,废主完颜亮驾幸此地,称燕京,改为中都,析津府改为大兴府,下令增扩都城,周长七十五里,设城门十三处:东曰施仁、宣曜、阳春;南曰景风、丰宜、端礼;西曰丽泽、显华、彰义;北曰会城、通元、崇智、光泰。元世祖至元四年,改筑都城于旧城东北,方六十里,设十一道城门:正南曰丽正,偏东南曰顺承,偏西南曰文明;偏东北曰安贞,偏西北曰健德;正东曰崇仁,偏东南曰齐化,偏东北曰光熙;正西曰和义,偏西南曰肃清,偏西北曰平则。九年,取名为大都城。至正九年,十一门皆筑瓮城,架吊桥,以为守御之用。明洪武初年,改为北平府,于都城之北收缩五里,废弃东北及西北的光熙、肃清二门,其余九门一仍其旧。不久,改安贞为安定、健德为德胜、崇仁为东直、和义为西直。永乐七年,为北京城。十九年宫殿营建完毕,随即拓展城墙至周围四十里。正统二年,修筑城楼,四年工成,乃改丽正为正阳、文明为崇文、顺承为宣武、齐化为朝阳、平则为阜成。清朝鼎建,九门之名一仍其旧。城内定为八旗居址,其形状大致呈方形,以石头垒筑城基,砌砖,中间充填以泥土,城高三丈五尺,雉堞高五尺八寸,墙脚厚六丈二尺,顶端为五丈,周长四十里,相当于我六日里余。城门之上为谯楼,城墙四角则筑有角楼,均覆盖以绿色琉璃瓦。

明嘉靖三十二年增建外城,又称罗城,按照原定的擘划,本该环围内城,建成一座方圆七十余里的大城,但由于工费浩大,只是建成了揽住南端并转而襟带东西角楼的这一部分。设七座城门:南曰永定门、左安门和右安门;东曰广渠门、东便门;西曰广宁门、西便门。嘉靖四十一年,七门加筑瓮城,至四十三年六月建成。瓮城高二丈,雉堞高四尺,墙基厚二丈,顶宽一丈四尺,周长二十八里,即为我四日里二十五町余。

皇城位于内城中,呈方形,周长十八里(一侧之长度,则为我国之十一町五十间也)。城墙高一丈八尺,墙壁涂成红色,上覆金黄色琉璃瓦。西南为大清门,稍北为长安左门及长安右门,东有东安门,西有西安门,正北方为地安门,旧时称北安门,顺治九年改称地安门。大清门内为天安门,天安门内又有重门,称端门。端门内,左为左阙门,右为右阙门。大清门则为三阙,飞檐重脊;天安门五阙,上覆重楼;以金水河相环绕,河上架设五座石桥。

紫禁城则又位于皇城之正,呈方形,周长六里(南北长约我国之六町三十三间余;东西长则约为我国之八町二十四间余),墙高三丈,雉堞高四尺五寸。墙皆涂成红色,覆以红瓦。南面称为午门,左右两边则是左掖门与右掖门;东面为东华门,西面为西华门,北面为神武门。

据《辽史·地理志》,皇城位于辽南京析津府西南隅。大内之门当时称宣教门;外边三道门,分别称作南端、左掖与右掖;西面为显西门,设而不开;北面为子北门。后改宣教门为元和门,改左掖门为万春门,右掖门为千秋门。金代,宫城周长为九里三十步;天津桥迤北称宣阳门,穿门而过,有文、武二楼,文楼折而向东,为来宁馆,武楼折而向西,则为会同馆;正北为千步廊,东西相对,廊的正中间各有一道偏门,朝东即为太庙,朝西为尚书省。至通天门,后改名应天楼,高八丈,有朱门五道,东西相去一里余,又各设一门,左为左掖,右为右掖。城正东称宣华,正西称玉华,北面称拱宸。元代宫城,周长九里三十步,设有六门:正南为崇天;崇天之左为星拱,右为云从;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北为厚载门。四座角楼,则据于宫城之四隅。明代初年,于元皇城旧址建燕王府,即今日之西苑。永乐十五年,皇城向东改建,相距旧宫一里许。其时东华门外,民居逼迫,喧嚣之声,达于禁御,故而宣德七年,乃加以恢廓,将东华门挪移到河东,让居民搬迁至灰厂西面的空隙之地。概言之,辽、金以来,皇城屡经改徙,至元、明二代,制度乃备。

金朝都城之残壁,至今犹残存于右安门外西南二英里许处。颓圮之土墙,高至二三丈,南北凡二英里,东折,亦二英里许,大致为其西南之一隅。从其周七十五里推算起来,似远远大于现有都城的规模,也大于元代的都城,据此当可想见海陵王的好大喜功。元代之规制也要大于现有之规制,所谓KHANBALIK(意为可汗之都),即马可·波罗所记述为KHAMBALIK者也。元都城之残壁,位于今城墙西北隅稍北处,朝北延伸一英里半许,折而向东四英里许,与今之北面城墙相平行,再折而向南延伸约一英里半许,与今城墙之东北角相交接。其西南残壁之中段,当时之门址犹存,环围以半月状之女墙,里边有一小寺观,与现时门的形状恰好相似。此便为都城沿革之大略。

此行本打算上长城去观赏中秋之月的,可一行事不凑巧,延迟了一天出发,于赴长城的前夕,在北京城里过的中秋。是日走访古城贞吉氏,上北京城墙观月的事,便是在说话间匆匆商定的。筑紫辨馆的中村氏为此备下了酒和菜肴,一同前往者,有古城氏,《大阪每日新闻》的安大氏,筑紫的中村、伊藤二氏,加上我与小贯。从崇文门内的台阶,给了守城人一点钱,登上城墙,月亮已升离于外城城墙,高悬在那儿,多尘土的北京空气,惟有中秋最为澄净,白昼污陋憋闷、沙土掩住轮毂的街市,也洁净得有如冰莹一般。崇文门谯楼的戍卒,将戈矛之类的兵器当作手杖玩耍,正玩得兴致勃勃,也顾不上盘问我们是谁,在这里做什么。城墙每隔开三百码,便会出现特别宽厚的一段,即所谓扶墙。我们在崇文门东边约第五个扶墙之隅,雉堞破损之处,铺席设筵。城墙上虽铺有砖瓦,但茂盛的杂草没过了人头,甚至还长着数丈来高的树木。月光倒映在城墙外的护城河里,随处都是北京居家的稀疏灯影,透过如烟的杨柳,闪烁其间。三三两两,徘徊在护城河边,鼻中哼着小曲的中国人的身影,则隐约可见。眺望中的都城,但觉无限凄凉,以致无法想象,这便是当今君临于四亿生灵之上的大清皇帝栖居的皇城,故而惟有潸然泪下。赏月之筵行至一半,海军中佐泷川也来相会,逾十时顷,乃尽兴而散,打道回府。

其四长城明十三陵

二十日清早,偕同《朝日新闻》上野靺鞨及小贯氏,寓居主人林氏做向导,骑驴从北京出发。横穿东长安街,由东安门入皇城内,傍紫禁城城墙,一路迤北。出得城墙,但见林樾浓绿的山丘之上,二三亭榭,黄瓦丹柱,景色如画,那便是人们所说的景山了,又称万岁山,是明崇祯帝遭遇李自成之乱,留下哀痛的诏书,自缢身亡的地方,又称煤山。据传闻,山丘内里,皆以煤炭堆积而成,以备一旦有事,或都城被围等不时之需云云。然而,危急关头,既有如此坚固之城墙可供守卫,崇祯帝鸣钟召集百官,尚且无有一人前来应命;而晚近又见有这样的例子,咸丰年间,英法联军侵入之际,皇帝仓皇落逃至热河一带。那么,储存煤炭,以备不测,究竟又有什么用呢?这里地当大内北端,沿城墙西折,景山遂被拉在了身后。时不时地回首顾望之间,一行人便出了北边的地安门,迎面而来的是鼓楼。再向西北一路逶迤行去,右边所见者,据云便是当今皇帝生身父亲、已故醇亲王所建的某寺院。至德胜门(城北二门中靠西边的那道门),遂离开北京城。从这里到沙河驿,须得朝西北方向行走五十华里。行至八里处,见有元代城墙残存的土墙,人称土城。顾炎武《昌平山水记》中记述说:“正统十四年己未,也先奉上皇车驾登土城,以通政司左参议三复为右通政,以中书舍人赵荣为太常寺少卿,出见上皇于土城。”即是指的此地。这一路,路幅虽广,然皆为沙尘,马蹄过处,蒙蒙滚滚,加上日头炎热犹在,但觉呼吸憋闷不堪。驿站夹在东流的沙河上的两座石桥之间,石桥系明代所建,虽岿巍壮观,但已渐呈颓堕之态,桥上铺石高低不平,驴背颠簸,乘骑者殊为之苦。此驿有满兵驻守,为一把总所统领,但见城墙四处颓圮。用过午餐后上路,至南口,复西北行四十里,一行三人,皆已疲倦,遂在沿途一村落,路边稍事休息,但这一休息,就几乎站不起身了。途中,大致是居庸关一带,所见之山,奇峰列耸,呈荷叶皴状,渐近南口,则呈小斧劈皴状。其关隘之峻险,可想而知,实无负于雄关之名声,直让人按捺不住,一心只待明日之饱览了。这一带,田野平整如划,西山列峰群峙,白色的川濑砾石拖曳其间,村落林树四处星布,景色与我邦何其相似乃尔!数日间,疲惫于茫茫野色之眼界,为之焕然一新。途经略显高平之地,乃最宜于放眼观望的一个去处,盖所谓龙虎台也。元代之时,车驾巡幸上都,往来之间,皆驻跸于此台地之上,并留有明代成祖、宣英二宗北征时曾驻跸于此之古迹。午后五时,入南口镇。

南口镇距北京三十英里,属顺天府昌平州,因地当居庸关南口,故得此名。镇以北,山势威逼,通溪流,遂成居庸关之峡路。《昌平山水记》曰:“居庸关南口,有城,南北二门。《魏书》谓之下口,《常景传》:都督元谭据居庸关下口。《北齐书》谓之夏口,《文宣纪》:天保六年,筑长城,自幽州之北夏口至垣州,九百余里。《元史》谓之南口,自南口以上,两山壁立,中通一轨,凡四十里,始得平地,而其旁皆重岭叠嶂,蔽亏天日。”即指此地。入镇前,已见镇之远方两山阻绝处,烽燧台高高耸立,颓壁与之相连,构成长城之姿。镇口有墙门,望去似与烽燧台连为一体。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曰:“明初既定元都,洪武二年,大将军徐达垒石为城,以壮幽燕之门户,即南口城也。”既如此,但觉今日之城墙,犹为当时之旧规,只是其南北口之戍守,自元代即已有之。金朝覆亡之时,冶铁锢居庸之重门,布鹿角蒺藜百余里,守之以精锐。元太祖问计于札八儿,答曰:由此向北,黑树林中有一间道,可一人骑行,若勒兵衔枚以出,终夕可至。乃遣札八儿轻骑前导,自暮时入山谷,至黎明,诸军已在平地矣。疾趋南口,金鼓之声,仿佛自天而降,金人遽告溃败。南口见载于史乘之关系重大者,即有如此。在一家旅店住下,一行三人则已体痿气疲得说不出一句话来,虽也洗澡、就餐,却连咀嚼的力气也都差不多消失殆尽,幸好得力于我随身带来的梅干,才稍稍提振起了些食欲。是夜同样月色清朗,峡口景致,想必十分静谧、奇异,但吃过饭后只想上床躺下,早已没了赏月的雅兴,遂将随身携带的寝具展铺炕上,躺下了事。这一带地当张家口至内蒙古的通道,一路上遇到的驼群络绎不绝。因为疲劳得太厉害了,彻夜惊梦不断。裹着夜色,从门外过路的驼铃声,时时轧轧作响的车辘轳声,驴马的嘶鸣,屡屡打破我的睡梦,由此方明白了在中国旅行的苦涩滋味。须得记述的是,至长城这一路,前来游览的外国人络绎不绝,因而在中国内地,就旅行而言,这要算是最为方便的一段了。二十一日清早,从南口出发。峡中晨风拂面而来,令人心旷神怡,疲劳、体力也稍觉舒解和恢复,并且也已稍稍习惯了驴背,也便不觉得本该诉说的苦衷,真的有想象的那么严重了。从这里至八达岭为四十华里,攀行十五里,为居庸关城。建筑颇有些年头了,应该可以认定是元末明初时的建筑吧?关门的左右,城墙蜿蜒,横涉溪谷,跨越峰峦,即便是峻绝异常得难以措足之处,也都筑起了重重叠叠的砖墙。最高峰顶,危岩之上,烽火台摩天而立,委实足以令人望之惊骇不已矣。志书中,有所谓“跨水筑之,南北二门”之记载。二门中间,有一座谯楼模样的建筑物,底下像是一道门关,却不设门扉,由坚致莹泽之石材建造而成,门阙不作半圆形,半截为八角形。门关里外有种种奇异的雕像。倾斜的天穹上,左右各为五尊佛像;四大天王雕像,则两两相对,分列于两壁,雕塑成半身裸露的模样;在两两相对的天王雕像之间,则以六种文字镌刻着《陀罗尼经》,这六种文字即为汉文、梵文、藏文、蒙文、维吾尔文和女真文。据欧人考证,此处即是原先那座高大宝塔之基址云。根据其佛像的面相,其所使用的六种文字,以及荒置其关隘门户之功用,徒为庄严之摆设,且将其建筑在如此紧要的地方,加以考虑,则一见之下,大致似可想象得到,此系元代之制作者也。顾炎武《昌平山水记》则对之有如下记述:

城之中有过街塔,临南北大路。累石为台,如谯楼,而窍其下,以通车马。

上有寺,名曰泰安。正统十二年赐名。下窍处刻佛像及经,有汉字,有番字。《元史》泰定三年五月,遣指挥使兀都蛮,镌西番咒语于居庸关崖石。今其刻甚多,非一时笔。而元葛逻禄《乃贤诗序》言:关北五里,有敕建永明宝相寺,宫殿甚壮丽。三塔跨于通衢,车骑皆过其下者,今亡其二矣。

然而,孙星衍《寰宇访碑录》认为是元之至正五年。又近时李文田有诗云:

过街石塔尽嵚岑,泰定三年凿字深;

书法蒙古兼畏吾,眼明犹有顾亭林。

且自注云:“《泰定本纪》:‘遣兀都蛮刻经咒于过街塔。’事在三年本纪中。余亲至其下,则至正丁酉,不云泰定三年也。”又云:“右过街塔图,俄人以为万里长城门额。”盖李氏以俄人门额之说为非,而以顾炎武寺塔之说为是。不过,判定泰定年间似乎有误,泰定所刻,我以为当为居庸关崖石,而非此塔基者,顾氏本误。至正丁酉即其十七年,《访碑录》作五年,亦误,五年乃乙酉。致误之因,大致可以推定。概言之,建塔之事当为至正十七年,只是彼崖石咒语,至今是否仍存留人世,则已无从得知。出北门,往一边再走上八里,即是上关之北门,皆刻有“居庸关”三字,从其字体的丰腴硬朗来看,当知尚是晚于明代的建筑。凡此沿途,苍翠山崖,屏列左右,皆由巉岩构成,大小斧劈,层出叠见,山势极为峻险处,则酷似石笋攒矗,其神奇之状,虽我邦名山,亦所罕见。倘若在吾邦,当可看到松桧点缀其间、涛声闻于半空、奔湍激石、脚下飞雪之类的景致。而此地的山上,惟有仅能蔽土的枯黄寸草而已,眼中所见,无非石砾间无力流淌的溪水,不时出现在溪畔的七零八落的杨柳和村家,稠密的羊群则与稀疏的驼群交相错杂。道路依傍重重阻隔的山势延伸开去,不过,倒也并不至于那么险峻。沙砾扑杂,驴蹄躞蹀,尘土自然也便飞扬而起。想起《唐土名胜图会》的画家,但凭我邦人之想象,便将松树等添饰在居庸关的景物上,遂成了匪夷所思,且惨不忍睹的一种景色。《水经注》云:

漯余水导源居庸关山,南流历故关下。溪之东岸有石室三层,其户牖扇扉悉石也,盖故关之候台矣。南则绝谷,累石为关垣,崇墉峻壁,非轻功可举。山岫层深,侧道褊狭,林障邃险,路方容轨。晓禽暮兽,寒鸣相和,羁官游子,聆之者莫不伤思矣。

如今,候台石室早已湮没不见踪迹,《水经注》称林树者,也早已不见一树,伤思云云,反而应该是针对其荒凉之状而发了。古今之变,竟至于此,但觉感怆难禁。稍稍前行,至一两山相逼、岩角掩流处,名曰弹琴峡。此处离上关七里,两边山崖上筑有小阁,安置佛像,截取原生之山石作为磴道。据欧人所言,此处为明代建筑。崖石上摩刻有“镇燕关”三个大字。又前行七里,为青龙桥,由此向前,道路稍稍曲折,行三里而抵达岭上。想来这里也是与前面两道关门差不多相同的一处建筑。大门两侧的墙由石头垒筑而成,虽历经二百数十年而不见有青苔簇生之迹象,当是此地风土干燥之缘故。长城蜿蜒绵延于此起彼伏的峰峦之间,极目四望,不知何处是尽头。关隘大门上镌刻着“北门锁钥”四个字,字体则与居庸关如出一辙。此处便是所谓的北口了,属于宣化府延庆州,岭高海拔两千尺云。稍稍下行,地势稍显平衍处,又遥遥望见一道关隘,但未前去观瞻,想来当是北口的北门了。由此前行五华里为一岔道,村树、民屋便参差散布在城墙的远方。由此向北,四周山峰峙立,中间自然坐落着一处乡村,从岭上望去,但见对面连绵的山峦,以及这边村落的屋墙、树林,历历在目,仿佛伸手可掬,不由得想起在谈山绝顶,曾望见过的大和平原的景致。宣化府的东南部,即连绵山峦之彼侧,但见地势与内蒙古相连接。下驴,踏上倾颓的城墙,从城墙上纵览前后形胜,山风拂袂,强劲得几欲将人掀倒。自古以来,有多少朔北英雄,策马奔赴中原,行至此地,但见烽火将熄,旌旗委地,无一卒守关,大有吞吐八荒之气宇,遥想此番情景,纵然不想为之神旺气昂,又哪里是我所能做得到的?!城墙一侧有一座古炮,虽经风雨锈蚀,但还残留着当时守备的遗痕,系明万历年间所制。按,《昌平山水记》云:“八达岭下视居庸关,若建瓴,若窥井。故昔人谓‘居庸之险不在关城,在八达岭’。而岔道又为八达岭之藩篱,元人于北口设兵,其得地形之便者欤?”待我亲身勘踏其地,始知顾氏之言,果真是明察条理。居庸之险,自古以来就有人谈论。《吕氏春秋》、《淮南子》皆视其为天下九塞之一。《金史》称:中都之有居庸,犹秦之有崤函、蜀之有剑门也。山由太行迤逦北向至此,数百里不绝。从山麓至山背,皆为陡壁峻崖,不可登攀,穿行其间的山径称为陉,居庸则是其第八陉。所设关隘,据《汉书·地理志》,则由来已久,然而,至今尚未有人能够依恃这道险要关隘而固守住此地。辽金之际,金元之时,延至李自成之明末,莫不是如此。顾炎武慨叹说:“地非无险,城非不高,兵非无多,粮非不足也,国法不行而人心去也。”如今南北二口之间,一路上的民家,门户上都还插着写有“守望相助”这四个字的小旗,但其实际效用,则根本难以指望。凡长城建筑,高二丈余,宽七八尺许,雉堞罗列,每隔数百步,有一阁状之谯楼,作为人力制造物,虽也备极雄壮,然而,因为绵延在山谷间,蜿蜒起伏,遥遥望去,仿佛只是镶在大幅布帛上的一道细小的镶边,虽有纤丽之致,却毋宁说,并不能进而给人以雄大之感。以此与山岳之雄、天地之伟、造化之大,做一番能力之比较,念及人类之渺小,心中不由得为一种凛然的崇高感所撼动。紧挨着城墙的,照例是高粱已被收割的旱地。岭头门侧的小石碑上,可以看到记刻着居庸关之由来的文字,但下半段已被折断,断裂的部分也已被丢失。中国人固执于实利而匮乏风雅之气,由此也可以略见其一斑。古炮未被掠走,当缘于其重量虽巨,但对中国人说来却铁价殊贱之故。此炮若是铜制,则怕早已亡失于往昔,而凭吊之客也将因此而减少一份发思古之幽情的名目。一行诸人,相语一笑,落座在断垣残瓦上,做片刻憩息,取出面包,聊充午餐。

感念于壮美雄大之景致,归去的路上,遂抖擞起精神,加鞭策驴而行。至先前的那座古塔时,又低回流连不忍离去。回到南口,已是下午四时。是夜天阴,坠下二三雨滴,不免牵挂明天天气。天亮却是开晴,不时有微云遮住天日,反而蠲免了不少头顶烈日赶路的行客之劳累。正待前往明十三陵,遂沿着山边的小道,一路向东,原野小径不起尘埃,反而比大路好走。自居庸关绵延而来的峰峦,到了这里依然是奇岩攒叠,直刺苍穹,苍润欲滴,让人大饱眼福,心旷神怡。听说其间有三十华里,正寻思着将过二十里之时,便有一座陵墓率先出现在了左边的视野里。稍稍前行,待绕过一座小山峦,突然间,但见四周青山环围,方圆南北约二里、东西不到一里间,一道溪谷,自然形成一上佳之墓地。十余座陵寝依山而筑,金屋丹壁,若隐若现于翠绿树丛间,令人不觉心驰神往。十三陵无从一一遍观,游客至此,每每最想前往观瞻的,乃是历史最为悠久之永乐帝长陵,位于天寿山之南。我们一行也前往此陵。流经此地的河道上架设的壮丽石桥,大多已与河水一并荒圮,桥上尚可行人者,仅剩一二座之数。跨过最后一座石桥,尽是石块铺路,纵然杂草茂盛,也终不能将其掩埋于草丛之间,抵达陵前,但见墓墙内外,松桧之类,郁郁苍苍,想必都已是历经数百年沧桑之物矣。

中国人有关坟墓之诗作,多用松楸一词,乃纪实之笔也。所到之处,无非杨柳、白杨、榆树之类,除此之外,不见有其他树木;其常绿乔木,惟于坟墓之畔偶尔见之。元、明以降之画,所谓青绿山水,除多见杨柳,殆已无有可以入画之树木矣,比之宋人笔下老郁苍劲之松柏,甚感柔弱无力,此亦当为眼界囿于实景之自然结果。邦人之从事南画者,因学此无力之笔法,不肖我邦苍郁多趣之景物,其愚堪可笑也。所作岩石,也无苍润之苔色,一味干燥枯瘦,此类文人画风,亦同样是地力竭蹶之故,遂成中国景物写生之格局。以此为尚,仿而效之者,则大谬。

与一见外国人便顿起贪婪索钱之心的守陵人,费去许多口舌,且被狠敲了一笔,这才打开了墙门。右侧是一碑亭,碑的正面刻着顺治十六年上谕,无非是出于清朝笼络人心政略之考虑,表达其不忍听任前朝陵寝沦为樵牧随意出入之残破境地的一番美意;碑的背面,则刻着乾隆五十年,天子前来谒陵时亲笔题写的八韵诗,略陈其为前朝复仇吊民之意。右侧是嘉庆九年嘉庆帝的谒陵诗,韵次乾隆帝,同样也是御笔。往里经过的两道门,构架与我京都禅宗名刹如出一辙。坐落在左右的瓷制小屋,看去似是焚烧纸钱的地方。享殿结构极宏伟,石阶均为纯白之大理石,石阶中部及栏杆,雕刻甚美。门面宽约七十码,由十楹柱所支撑,进深约三十码,由六楹柱所支撑,楹柱周长一丈二尺,高三丈二尺,想来都是以传闻中云南、缅甸运来之楠木制作而成,一根楹柱需耗用一棵巨大楠木木材,不见有任何拼合之痕迹。里边安置一龛,朱漆已然剥落,龛中有一朱漆牌位,镌刻有“明成祖文皇帝”六字,烫金,从其字体及“明”字之上未冠一“大”字推考,当为乾隆年间所改置。龛前有一桌,陈放花瓶、烛台及香炉。至享殿后,进而过一道门,但见松柏密生,夹峙石道两侧,益增其庄严肃穆之感。再往里去,是一座大理石石坊(即牌楼)及同样用大理石制成的一方陈放香炉、花瓶、烛台的巨大石桌。再稍稍前行,便是陵寝了。据欧人称,陵寝周长超过半英里,高一百五十尺,为树木所掩映。宝城前一阁为两层,下层系砖砌,下通一条发出回声之甬道。入甬道前行,至一丁字路口,分左右两道,缘道拾级而上,便来到阁楼上层,四面洞开之明楼中央,竖有一巨大之大理石石碑,上面镌刻有“大明成祖文皇帝之陵”九字,“大明”二字字体颇小,篆文。碑面本以朱红色彩绘,剥落之痕,有如自然之纹理。阁中题名,多为邦人所为,也掺杂有欧人。由此处展望,十三陵之景物,大半落入眼中。陵寝建制大致雷同,只是格局大抵更小、更粗糙而已。

又于陵前,食随身带来之面包,聊充午饭。打道回府时走的是主道,逆进陵时之顺序,一路看去。过断桥数百步,为三座满是雕刻之石制牌楼。由此向前,每隔二十码,便有石人、石兽分列于道路左右,成为一道甚为壮伟之景观。此即勋臣像两对、文臣像两对、武臣像两对,石马、石麟、石驼、石獬豸、石狮各两对。石兽则一对站立,一对蹲踞,皆长一丈余,以灰黑色砂岩雕塑而成。石兽的尽头处,有两根石柱,柱身镂刻有雷电纹。又有一座大碑亭,里边是洪熙帝即成祖嗣帝所建之成祖神功圣德碑,其龟趺长一丈二尺云,则碑身之高,自可推想而知。背面刻有乾隆五十年御笔三十韵诗,左边则刻有嘉庆九年之御笔诗。想必当与前面陵寝内之碑文,刻于同一时期。亭外四角,相距数步处,立有四根石柱,上面皆镂刻以龙形。由此出大红门,过石桥,则为五座大理石牌楼,宽九丈,高五丈,其工巧侈大,欧人殊为惊叹。盖其屋盖柱楹,远望之,俨然拼合构成,若近观之,整个牌楼,竟由一块巨石雕制而成,即便在中国,也是牌楼中最为奇伟与壮美的一座了。长陵至此,应在我一日里之遥,想来如此奇伟建筑,当初皆为长陵而设,因地域甚美,致使嗣帝相承,皆下葬于此地。至昌平州相距不足我一日里,即策驴疾驱而达。在城中一旅店小憩片刻后,即前往汤山,行三十里,复为沙尘所困,遂投宿于行宫旁一喇嘛寺中。汤山因温泉喷出而置行宫,如今颓圮已极,护栏与地板皆由大理石制成,壮伟华丽之温泉池,也早已掩埋在了草丛之间,数十间屋宇早已破败得面目全非。管理事务之官吏犹在,投之以一元,则数人可得入浴。二十三日清早,在此入浴后出发,至清河,午餐。上野氏在这里与我们道别后,即先行归去。我与小贯氏则由林氏带路,进而赶赴西山观览。其观览之记事,则详录于下:

(谒陵之记事,本是为了便于后之游览者查考而作,虽欲竭尽记忆之所能而作详细之记录,然而,驴背观览,缺漏在所难免,故抄录顾炎武《昌平山水记》于下,以弥补我笔下有所不逮者。只是顾氏之时,恰值李自成残破之后,陵寝树木悉遭剪伐之时,如今则经由清朝之缮治,已颇恢复旧观。此外,当时石桥等尚完整存在,如今则已颓圮失修。诸如这样宜于斟酌而阅读的地方,我大致都作有插注。若取以彼此参看,方可以究明古今之变。)

天寿山在州(指昌平州)北一十八里。永乐五年七月乙卯,皇后徐氏崩,上命礼部尚书赵羾,以明地理者廖均卿等往择地,得吉于昌平县东黄土山。及车驾亲临,封其山为天寿山,以七年五月乙卯作长陵。十一年正月成,仁孝皇后梓宫自南京至,二月丙寅葬。二十二年七月辛卯,上崩于榆木川,十二月庚申葬。自是列圣因之,皆兆于长陵之左右,而同为一域焉。

自州西门而北六里,至陵下,有石坊一座五架(即九丈大石碑,所谓五架,指六柱五间架)。又北有石桥三空(空,即三孔桥眼)。又二里至大红门,门三道,东西二角门,门外东西各有碑,刻曰:官员人等,至此下马。(此碑今已亡失,我已无从记忆。)入门一里,有碑亭,重檐四出,陛中有穹碑,高三丈余,龙头龟趺,题曰:“大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仁宗皇帝御制文也。亭外四隅,有石柱四,俱刻交龙环之。其东有行宫,今亡。又前可二里,为棂星门(此即我所记之三间石牌楼者),门三道,俗名龙凤门。门之前有石人十二:四勋臣,四文臣,四武臣。石兽二十四:四马,四麒麟,四象,四橐驼,四獬豸,四狮子,各二立二蹲;近者立,远者蹲。石柱二,刻云气,并夹侍神路之旁。迤逦而南,以接乎碑亭。碑文后书洪熙元年四月十七日小子嗣皇帝某谨述。盖文成而碑未立。宣德十年四月辛酉,修长陵、献陵,始置石人石马等于御道东西。十月己酉,建长陵神功圣德碑;是时,仁孝皇后之葬二十有三年,太宗文皇帝之葬亦十有一年矣。然而始立者,重民力也。棂星门北一里半为山坡,坡西少南,有旧行宫,今存土垣一周。坡北一里,有石桥五空。又北二百步,有大石桥七空。大石桥东北一里许,有新行宫,宫有感思殿,今亡。宫东南有工部厂及内监公署,今并亡。大石桥正北二里,有石桥五空,又二里,至长陵。殿门神道,自嘉靖十五年世宗谒陵,始命以铺石,今稍残缺。自大红门以内,苍松翠柏,无虑数十万株,今翦伐尽矣。(此处树木,遂不复见缮植。自大红门至殿门,几不见有一树,而草高竟以没人矣。)

长陵在天寿山中峰之下。门三道。东西二角门。门内东神厨五间,西神厨五间。厨前有碑亭一座,南向,内有碑,龙头龟趺,无字。(此碑当系今顺治上谕碑,莫非事先为胜朝所设?不得而知。)重门三道,榜曰祾恩门。东西二小角门。门内有神帛炉,东西各一(瓷制)。其上为享殿,榜曰祾恩殿,九间重檐,中四柱饰以金莲,余皆髹漆。阶三道,中一道为神路,中平外墄,其平刻为龙形;东西二道皆墄。有白石栏三层,东西皆有级,执事所上也。两庑各十五间。殿后为门三道。又进为白石坊一座。又进为石台,其上炉一,花瓶烛台各二,皆白石。又前为宝城,城下有甬道,内为黄琉璃屏一座(今无存)。旁有级,分东西上,折而南,是为明楼;重檐四出,陛前俯享殿,后接宝城,上有榜曰长陵。中有大碑一,上书曰“大明”,用篆。下书曰“成祖文皇帝之陵”,用隶。字大径尺,以金填之(今已剥落殆尽),碑用朱漆,栏画云气,碑头交龙方趺。宝城周围二里。城之内,下有水沟。自殿门左右,缭以周垣,属之宝城。旧有树,今亡(此树后来又见种植)。

《昌平山水记》就其余十二座陵寝之规制异同也作有详细的记述,还述及妃嫔诸王等之墓葬,如尽录之则嫌过于冗繁,故皆从割爱。只是诸陵寝中,仁宗(即洪熙帝)之献陵最为简朴,而世宗(嘉靖帝)之永陵最为壮丽精致,孝、长二陵也难以匹比。后之游者,若能得暇游览此二陵,以概其余,当无憾矣。这里斟酌《昌平山水记》及《大清一统志》,仅是记述诸陵寝之位置,以备吊古者参考。

位于天寿山之南者,即上记成祖之长陵。其次则为:

献陵(仁宗,即洪熙帝),位于天寿山西峰脚下,距长陵稍偏西北方向一里处。

景陵(宣宗,即宣德帝),位于天寿山东峰下,亦名黑山,距长陵稍稍东北向一里半处。

裕陵(英宗,即正统帝),石门山东面,在献陵西面三里处。

茂陵(宪宗,成化帝),聚宝山,在裕陵稍西北方向一里许处。

泰陵(孝宗,弘治帝),笔架山,在茂陵稍稍西北方向二里处。

康陵(武宗,正德帝),金岭山,在泰陵西南二里处。

永陵(世宗,嘉靖帝),十八道岭,嘉靖十五年改为阳翠岭,位于长陵东南三里处。

昭陵(穆宗,隆庆帝),大峪山,距长陵西南四里。

定陵(神宗,万历帝),小峪山,在昭陵北面一里处。

庆陵(共宗,泰昌帝),在天寿山西峰右侧,距献陵稍稍西北一里处。

德陵(熹宗,天启帝),双锁山檀子峪,在永陵东北一里处。

思陵(庄烈,崇祯帝),锦屏山,在昭陵西边。

以上为昌平十三陵。太祖孝陵在南京,因拜谒于做金陵之游时,故另有记述。景泰帝陵寝在宛平县西金山口,距西山十里。

其五京郊寺观文庙观象台

游览完长城,归路由清河向西南,径行于陇亩之间,走出不到数里,便早已望见一座七重高塔,挺立在丘陵之上。又前行未几,但见东面山丘上,金釉瓦屋,与日光相辉映,俨若缥缈仙山。前者为玉泉山,后者则是万寿山。玉泉山本是金章宗之行宫,虽与芙蓉殿故址近在咫尺,却并非为人们所知悉,这可是元、明以来帝王经常游幸的地方。到了清朝,康熙皇帝替它取了个静明园的雅号,随之也便有了十六景的名目。这里有清冷泉水,十分珍稀,从山麓间涌出,流至万寿山下,汇成昆明湖,一大胜景便由此而来。英法联军入侵北京之际,二山与圆明园并遭焚毁,摧残之痕,久久未经修缮,便这样听任外来游客观览凭吊。近年西太后分割军费,用于大兴土木,万寿山遂由以成为颐和园,直至戊戌政变前夕,西太后即一直栖迟于此,至今仍不准外人入内纵览,故仅是自墙垣沟渠外,稍得领略其大概而已。万寿山风情备极绮缛靡丽,山丘北面,殿阁堂塔参差沓叠,南面与四层圆楼相连,飞甍连栋,几乎绵延至昆明湖畔。屋瓦柱楹,间以金碧丹垩,一眼望去,俨然现身于空中之海市蜃楼,而映入湖水中之倒影,更是奇幻神秘,虽亲眼目睹,仍以为是耽于幻想所生之错觉。从这里到玉泉山下,须得踏过青龙桥。玉泉山之景观,则较万寿山清晰,也稍予人以萧索之感。除此前已曾遥遥望及的七重塔外,另外还有七重塔一座及多宝塔一座。塔身建在山腹,楼阁不甚华丽,想来是修缮尚未完工的缘故吧。此处地下涌出之清泉,以手掬之,但觉清冽冻人,据闻每日运往宫禁,以供天子饮用。泉水流至京城,汇为内外护城河中之水,若引以水道,则北京城中居民,可无须饮用有苦咸味之井水矣。然而,此事之于今之清国政府,固是无望之空头支票而已。两山之间,则铺展以北方殊为少见之数里稻田,柳青水绿,风景酷似江南。据说,此稻田属于官田,并设有稻田厂专司管理。

万寿山之胜,以未能入观,故吾之所记,不免极为疏略,因抄译西人所记,以弥补其缺漏。此山在北方,乃罕匹之胜景,故记述实不该太过疏略。其记云:

园内有一山丘,尝为几多绮丽之殿堂所蔽覆。一八六〇年,则为英法联军所焚毁。入门,从毁残零落之诸亭台间过,此处即为往时清帝游幸欢娱之所云。遂至昆明湖畔,山丘南麓浸濯于此,甚秀美,其北岸则有砌石而筑之高台,经雄伟之石阶可得而上。盖此台之左右上方,俱为大寺院之残垣断壁,而仅存丘顶之一部,其屋宇全以彩釉琉璃瓦修葺而成。山丘之四周,皆为众多更小之殿堂,尤以其北面者居多。其最为醒目者,当系高耸于山丘东北之浮图,塔身由彩砖构成,所谓多宝琉璃塔是也。复有青铜铸成之小阁,建于山丘南面、石台之西。虽状极废颓,但其整个景致,尚不失如画之美。伫身山丘,放眼瞻望,其感兴足以补偿登攀之劳矣。遥遥望去,北京都城之全貌,其堂、塔之参差者,皆一一收入眼中。眼前则湖光清莹,荷花掩映其间;西面,眼界则为蜿蜒之西山所遮断,但见群峰刺天,处处岩壑,而以寺观镶嵌其间;东面,则圆明园之绿树,郁然规整;山丘西面,则有塔桥,桥之中央为一亭榭,而石制之大舸与之相接,横陈于水面。与山丘遥相对应之湖中一小岛,呈圆形,以十七孔之石桥与湖岸相连。从岛中望去,最能领略万寿山昆明湖景致之奇妙。石桥附近之湖岸,置一铜制牝牛,制作甚工。

二十三日,投宿于万寿、玉泉二山之间,青龙桥畔之某旅店。虽不能说狭窄简陋,但小贯氏却遭床虫侵袭,甚受其苦,幸好我未受到如此侵害。翌日之二十四日清晨,先向西山出发,取道于玉泉山北之丘陵间。这一带居住有不少旗人,多有头扎两把头发、长相不甚姣美之妇人,伫立门前,如观看西洋镜般,打量我等路过之二洋鬼子。待转过山丘,豁然开朗,西山诸寺,历历可数。

西山诸寺,皆依山占胜而筑,遂历观卧佛、碧云二寺。卧佛寺在寿安山,面南而筑。据雍正十二年御制之碑文,唐代即有此寺,始名兜率寺;宋、元、明间,分别名曰昭孝、洪庆、永安;经雍正帝之弟怡贤亲王修缮,现名十方普觉寺。寺内旃檀佛卧像,据称为唐贞观年间所造,然据其容貌表情推测,当不会是早于明末之古物,特以其长及丈余而视为珍奇。有一历世宸翰之金字匾额,也留有当今西太后之手泽,行书,字体颇雄伟。入寺门,坡道两侧乔木蓊郁,恍若进入洞中,甚觉寂寞冷清。碧云寺位于香山山腹,坐西朝东,殿堂层叠,最后面之大理石制五塔,即便数华里之外,也当可遥遥望见。坡道两侧,民家鳞次栉比,登坡道,入墙门,便进到寺院境内。寺系元耶律楚材后裔阿利吉捐舍家宅而开山;明正德年间,太监于经筑墓穴于此;后魏忠贤在此大事营造,以至有了今日之华美壮观:事见于乾隆之御制碑文。寺已显得有些颓败,但殿宇连栋,结构之瑰丽尚未全失,得以想见当日阉竖之豪奢。寺内有一莲池,水从石罅间溢出,此即明神宗题有“水天一色”四字、康熙帝亦题有“激湍”二字之处。然秋色已老,连败叶都已无处寻觅。另有乾隆所建之五百罗汉堂一座,五百尊木雕之罗汉像,长凡四尺,面相堪称怪异,乃雕工拙劣之作。木雕之十界遍布数堂,虽也拙劣,或许是明末作品。一殿堂中见有乾隆帝亲笔所书之匾联,各处所见之此人匾联虽不计其数,然亲笔匾联则惟此一处。

西山归来,由万寿山一路迤北,赴大钟寺之途中,路经圆明园,隔墙望见园内树木畅茂,闻说目下尚不准游客入内纵览,无从仔细辨识英法联军遗留的狼藉之迹,甚为憾事。在海淀用过午餐后,即赴大钟寺。大钟寺本名觉生寺,位于京城西北角数华里外。明永乐帝下旨所制之大钟,高一丈五尺,内外遍铸《华严经》,密匝无隙,字八分许,阳文,系沈度所书、道衍即姚广孝监造。旧时在城西万寿寺内,乾隆时移置此寺。寺为雍正十一年敕建,其建筑格局,与碧云寺等若我日本之黄檗风有所不同,反与追摹明初风格之我日本京都五山等处颇相类近。由此,于离开北京城之五日间,完成了此一路之游览。嗣后数日,又得以一览西郊天宁、白云、万寿诸寺观。

万寿寺在西直门外数华里处。始建于明万历五年,由圣慈李太后出资数万,命太监冯保督造。寺之背后,叠石筑有三山,以象征普陀、清凉、峨嵋。殿宇极闳丽。虽康熙、乾隆年间皆经重修,但近年颇见颓败,西太后修建颐和园之余,随即将其作为游息之地,一并重新修理。殿堂无数,金碧辉煌,看去令人心往神驰。最为绮丽之二碑亭中,是乾隆御碑与西太后重修之碑,重修之碑系翁同龢手笔,是六朝风格字体,显得十分闲雅。只是寺中佛像,皆制作拙劣,不值一看。比邻万寿寺之延庆寺中,有一明代正德年间之碑。矢野公使偶尔寄寓此寺,因其夫人在此养疾,而前往探访,则已是该月二十九日之事,是日风霾晦暝,如同行走在雾中一般,骑在驴背上无法睁眼,往返甚为艰难,初次体验到了清国北方旅行之真实况味。以下谈及之天宁寺、白云观,即为该日所观览者。

天宁寺在外城西一二华里处,此寺所值得观览者,当为其高大之十三重塔。过宣武门,傍近西便门,出外城墙,即见其突兀矗立于空中。始建于北魏孝文帝,初时名光林寺;隋仁寿年间,名弘业寺,建塔以藏舍利,高十三级。现今之塔,即为其遗制。虽经累世修理,原有格式却未见稍失。与我日本塔峰之十三重塔相类,只是高大远胜一筹。塔峰之十三重塔呈四角形,飞檐清婉,此塔则为八角形,矗立劲朴,此其形制之惟一差别。其最底层八面塔身所附之塑像佛体,虽几经改修,却一概不见有近世之堕落体式迹象,仅此,即足以显出其尊贵矣。

白云观位于其北面,据说即为清国北方道教大本营之所在地。旧名太极宫,建于金代。元太祖得闻长春真人丘处机之道行,遂将其召至雪山,后即命其居于此,名长春宫。明正统年间,改为今名。门前牌楼正反面,则悬挂有“洞天胜地”与“琼琳阆苑”之匾额。观中甚为闳畅,殿阁连接,庭院则在最后。其结构之绮丽,堪称与万寿寺不相上下。加之亭院房室皆极洁净,在当地殊属罕见,委实是一个令人心情愉悦的好去处。正月十九日为燕九节,京城中人纷至沓来,游冶云集于此。观中道士皆闲雅有礼,不像佛寺僧人那般见钱眼开。门前有一酷似铁拐仙人之道士,人虽污秽,望之却也颇多兴味。寺观之记述就此打住,接下来,须得为文庙记上一笔。文庙,即大成殿,位于安定门内国子监东;结构与永乐陵享殿相似而稍稍偏小;正殿七楹,东西两掖为库藏祭器与乐器之所;东西二庑各十九楹,配享先贤先儒;殿内高揭之匾额,为清圣祖之“万世师表”及清世宗之“生民未有”等历代御书。境内老树系元代栽植云。大成殿前林立之进士题名碑中,也有三块为元代之碑。戟门内有十具石鼓,相传原为周宣王之猎碣,曾为韩愈、苏轼写入诗中,以籀文之上佳标本而备受珍重,大者直径足有二尺,高三尺,形状似鼓,顶微圆。最初散落于陈仓原野之中,唐代郑馀庆取而置于凤翔县学时,其一亡失。宋皇佑四年,亡失者得于民间,其数乃足。宋徽宗大观二年,由京兆移至汴梁,初置于太学,后移至保和殿,字以金描。宋钦宗靖康二年,则为金人所掳获,后移至大兴府学。元大德末年,虞道园任大都路教授时,得之于泥草之中,始移置于如今之所。虽然石质坚致,但毕竟已是三千年之古物,文句多有剥落。宋治平年间尚存四百六十五字,元至元年间则为三百八十六字,如今所剩,则仅在三百字内外,故而其旧时拓本遂愈加昂贵,以至价至数百金之数。孙星衍曾怀疑其为宇文周时之物,但汪中力辩之。其为周宣王时之物,如今则已成定论。门前六碑亭中,有乾隆帝征讨回部、金川、伊犁、朔漠、准噶尔等,凯旋奏功时所建之巨碑。正殿后则为启圣祠,乃祭祀孔子父祖五代之处。

总而观之,想必清代至乾隆时,气运臻于极盛,与汉之武帝与唐之玄宗时相似,故而在四处修建寺观以文饰太平上,着手实施,人力物力,似乎确实绰绰有余。游历所至,罕有不见乾隆御制之碑。然而中国千年之积弊,即便是如此隆盛之世,也决然无从消除,毋宁说,如此丰亨之运,反足以使其深患,一时模糊难辨,以致意识不到厘革之必要。至乾隆末年,衰败之兆早已稍萌,从其所铸之钱币已趋粗劣等事,即可见出。且乾隆帝写字,学赵文敏,纤巧无力。同时,所兴之建筑,绮丽有余而浑厚全失,与盛世气象极不相称。此等议论,须待他日再一一详悉。此外尚有其他值得记述者。

此外犹堪记述者,则为观象台也。台在内城东南隅,北距角楼数十步,与堞堵相连而筑,高出城墙殆一丈。置有康熙十二年所制之天体仪、赤道仪、黄道仪、地平纬仪及纪限仪等,皆铜制,雕刻有龙形、云形,系西人南怀仁监制。台始建于元至元十六年,仪器由金代旧物所改制,并添置以郭守敬所制诸仪表。明洪武年间,移至南京,后于正统年间,复造仪器,置于此台。至康熙帝,以其年代湮久不堪使用而重新制作,旧仪器则藏于台下。而如今台下之两具仪器,虽相传为元代之物,盖实为明代所制。其雕刻,手法浑雅,铜色苍古,显得高贵典雅,比之于新制之轻巧,当可表征时代气象之差异。自台上放眼望去,杨柳浓翠,因北京城家屋之制,高大均有禁限,故而除寺观外,不见有壮大之殿阁,殆见树不见屋者矣,以致景山之亭榭,紫禁城之宫殿,其金瓦丹壁,一眼即可从绿树丛中辨而认之。眼下一片低矮连绵之屋宇,即是贡院,明远楼则耸立其中,此当另作记述,暂且从略。

其六陈、蒋二子威海卫上海文、宋二子

早就想去保定莲池书院拜访吴挚甫,但因船班不如人意,只得罢议。十月一日回到天津(小贯氏上月二十六日已先行返回),正赶上本田种竹、服部宇之吉两位刚渡海来到天津,而在芝罘的高垣氏,也一并前来,在此相遇,羁旅颇感欣慰。前往上海之航路,因为邮船会社接续的班船误了日期,遂只得临时决定,搭乘招商局或外国的轮船。当此之时,邮船会社担负视察航路使命之高层人物,也预定乘坐此一班船前赴上海,故而让往返于浦港、香港间的定期班船,在芝罘等待,以接驳天津航路的船。谢天谢地,我也便得以与他们一起搭乘同一条班船。但也因为这样,我在天津整整多滞留了四天。如果知道这样,本该去保定一游,但现在懊悔,已是无济于事。

离开天津的前一天晚上,即十月四日,接受陈锦涛、蒋国亮二氏来访。陈二十八岁,蒋三十三岁,听说都是少壮有为之人才,其慧敏之气,从相貌上也能见出。照例是以笔代舌,做了一番交谈,大致梗概则如下:

我此次来津,曾就通晓时务之士,先行询于方君药雨,方君以二氏相告,今夕辱临,真是喜出望外。

过誉之辞,实不敢当。先生抵津之事,此前已见诸报端,甚欲一睹丰采,今则得以瞻仰,并伫聆大教。方兄今日有事,未能一同前来,特嘱我问候。我同洲之士,以一片热心,对我中国有所期望,君今日来游,当已略识中国情形,不知今日救时,有何方法?以何入手?多有请教。

窃以为,贵国积弊,非始于本朝。远而言之,根源在商君之变井田、开阡陌;近而言之,则以科举取才,徒有美名而不见实功;加之郡县之制,牧民之官不以生民休戚为念。当今之时,抑或是其做出重大改变之时乎?然而,谈何容易!要而言之,成之者,其在诸君子乎?蒋此行北京有何见闻?

贵国京中人士,不喜与外国人相见,在京淹留十余日,无缘得以与一士过从相语,只是观看北边长城、凭吊前明陵寝及游览京郊诸寺观而已。所到之处,但见州县摧残已甚,即便有朝一日,明主贤相风云际会,贵国宿弊,也绝非于举手投足间即能治愈者。若豪杰之士,无待文王,接踵而起,则庶几可拯救斯民于涂炭矣。

据闻,满州地力尚未枯竭,然其大川大抵北流,是以其地徒为俄国提供便利,而无有助成于贵国者。

入其郊,见其田野未治;入其京师,见其粪土积衢。一望之下便可知道,此乃治理欠缺之国也。今日之中国,即如是。君此行,盖有慨于此乎?

此行所见之京城,若以规模言,俨然大国之首都矣!若缮治得宜,以其之壮观,虽比之于泰西诸国之首都,也未必相让。只是窃观其郊野,地力已趋枯竭。质之二君,不知以为如何?

或谓以燕京作首都,殆已近千年,故王气自然已尽,此自是无稽之谈。只是以地理形势论,水陆均有所不便。北海重镇,必在旅顺(此处相当于东方之彼得堡,昔俄皇彼得建新都于彼得堡,尝谓有如开一窗而得以望四海;而得旅顺者,则有如开一窗而得以望东海矣)。天津有冻河期,水道有所不便。至于陆路,则蒙古口外之来货及山西之矿产,当直接将其重要者运往汉口,而津镇铁路,又是其陆路之分道。

敝邦之山,多半林樾蓊郁,贵国京畿近旁之山,皆甚荒秃,地气殆尽,于此见其实状。其民徒知地力已尽,而不知如何蓄之养之,此即其深患之所在,非一时政变得失所可比拟者也。

敝国之朔方及西北,大地皆为沙碛,北风一起,沙石随之,是以天津亦有沙漠风沙之患。兼之冬季积雪,泥土自也尽失胶力;而北方土松,雨时既不易蓄水,旱时则地质含贮水滴,而无从滋生草木,故所到之处,皆为此类光秃之山岭。贵国环水而居,得江山之助者颇多,此乃上天赋予,人力殊难有此大功也。然考之敝国,昔时之北方土地与今日之北方土地,其出产并无多少特别之差异,而兴衰竟至有此大不同者,盖因昔时游牧之徒,以牧马为生,宜于其漂荡于北方辽阔之原野,并借以为力;今则不然,无从以此为力矣。

贵国今日之在朝者,以保守党者居多,抑或以进步党居多?朝野合计起来,人数上占优的,究竟是何党何派?如今各大学堂中,校长与学生,多加入何种党派?予敝邦现状,无有真正之保守党,敝邦人士长于进取,而拙于守成,此乃敝邦之深患也,犹如贵国之深患,则在于保守者居多之一端。

贵国之大隈党得占几多比例?贵国又以何党为人数最多?

进步、自由二党,大致势均力敌。帝国党以今年刚成立之故,人数自然犹寡。然而自由、帝国二党,现皆与山县侯之政府缔结同盟,故大隈党就其处境而言,可谓正值失意之时。

贵国书籍译为中文,此大有裨益之事,既以开中国之文明,而贵国又得其实利。诸如近日之《万国史记》、《中国通史》,中国人索购此类书者甚众,只可惜此类书籍译出者甚少。故而弟甚愿贵国之士多多译著东文书籍,诸如贵国维新时期之历史及学堂之善本,尤为有益,不知以为然否?

现设有善邻译书馆。吾妻某氏,及冈本监辅翁等,正从事翻译。听说贵国李星使亦颇赞成此事。只是敝邦之人刻苦翻译之书,沪上书肆转眼之间即翻刻售出,如此,则邦人精力徒为射利之徒所攘夺,故需贵国官司所严加查处,贵国石印书籍,价极低廉,非敝邦出版物所能敌也。

《万国史记》,即冈本翁所著。《中国通史》则系那珂世氏所著。二君我皆识之。冈本尝游历贵国,叩访过阙里先圣之址。那珂氏即为我之乡先辈。

敝国印书,本无定规。如沪上广学会之书,即皆禁止翻印。不过,要求中国官方出一告示原无不可,以后若有翻印者,也易于查出,理当严办也。前时有翻印广学会书籍者,即曾被告发查办过一次。

敝邦德川幕府之时,握实权者尽其旧臣,以为百世之计,然而,尊王论即出自其懿亲水户氏,幕府由此终告衰废。贵国满汉相持,盖亦英主一时以为得计者,而至今依然无从摆脱之深患也。虽有英主,一旦意欲措手解决,结果则有如去年之政变耳。革命只须实行,无须言谈。且如敝邦,因须顾及列国间之关系,故非至贵国革命之日,则敝邦人士断不能言之。愚见以为,敝邦人士所当讲究者,在于贵国维新之日,以何种政治方案与民更始。其维新之时机,须当由贵国人士先行起而作之。

敝邦维新之前,杀身赴义者,不下数十上百之人。即便幕府最强盛之时,攘臂图之者也曾不乏其人。贵国人士若只是坐谈维新,欲以口舌成之,则误甚。

近时政党兴盛,少年气锐之徒,亦往往为之而招致杀身。邦人锐气过盛,此虽是其短处,然而倘非如此,亦不足以应对近日之时势也。

君言甚是。此等利弊,弟等平日亦时有谈及,但苦于无一措手处,故不得不稍待时机耳。君所言自当铭之于心。

时势之变,一起一伏。愚意以为,贵国政府终有稍趋维新之日,然而,此也不足为恃。譬若曩日之开设特科,贵国人士往往视为与从前之科目并无不同,以此作为仕官捷径。此病不治,则国家不会兴盛。有一不愿做官之士,以“为百世开太平”为念者,则愈百名热衷科场之名士矣。(以下引福泽谕吉之事数十言,因嫌烦,今从略。)不知二君亦曾应试过科举否?

陈君所见甚高,视此为小道,不曾作此恶剧。弟则未能免俗,尝应试为举人。

未知二君有东游之意否?

甚愿,只是苦于无此机会。若自备资斧,又将为清贫所苦。是以心之所愿迄今未之偿也。然东望蓬莱,时时心向往之。

贵国之北人南人,愚意必非出于同一种族。南人骨相,颇近敝邦之人,瞻二君丰采,益信其然。北人多浑然质朴桀骜,只是少英气;南人多英锐敏慧,但其短处在于难以持久,尤与敝邦之人相类似。此恐非愚一家之私言也。

中国种族,皆有一自北而南之过程,经东晋及宋之南渡两大变故,真正之中国人,皆已迁徙而充实至南方,至于北方,则因掺入蒙古人种,早已非纯粹之中国种族矣。

今晚得聆大教,实为平生之愿。然因有他故,未能罄怀,若后会有期,仍望再作谈聚。君明日起程赴沪否?弟恐贱冗相羁,不能趋前送行也。

十月五日,天津出发。此次得以于塘沽车站附近直接登上玄海丸轮。火车上邂逅大阪商船会社石原、金岛二氏,叩问其对秦皇岛之意见等。船上遇见土佐之久保义道、大阪朝日麦酒会社之近藤胜太郎及神户运漕店之田中仪太郎三氏,遂有了一路结伴至上海之缘。玄海丸于该日下午驶入大沽湾,终夜装载货物。翌日,即六日晨张帆起航,深夜行至芝罘。听说接续船博爱丸翌日晨即开船,遂和衣而眠,稍稍打了个盹。七日清晨,因换乘,无暇再度上岸,先前之约定,遂皆无从谈起。

所幸者,船于威海卫停泊三小时,因而得以观察此地之形胜概貌。船循西口而入,碇泊于刘公岛南面背阴处。据云,甲午战争时,清国水雷艇即由西口遁走。沉入海中之定远号,犹有数尺樯头露出水面。北洋水师之旧营务处,丁提督隐遁游息之亭榭等,借助双筒望远镜之力,皆历历可指。日岛炮台、百尺崖所及赵北嘴等旧址,一一尽收眼底。威海卫城墙,笼罩于烟霭间,环翠楼、翠微亭碑虽隐约可见,却已难仔细辨认。丁提督之英魂已召唤不回,我军攻占威海卫之冀图也已归于一时之梦境。如今,但见英国军舰森屈利昂、鲍克屈利亚等数艘,巍然镇守于湾头耳。低回于今昔之间,时当日暮,令人不禁有临风啸歌之慨。

驶离威海卫。天气甚清丽,航路极平稳。八日一整天即在海上度过。九日清晨,日头从波涛间升起时,船已在长江口。此后一段路,船行甚缓,至午后始抵申江埠头,求宿于东和洋行。

长江之大,令人惊骇。自江口上溯数十哩,犹未察觉其已进入长江。浊流滔滔,弥漫至云天间,非天津之白河等所可比拟。白河之水,致使海水为之变色者,不过十数哩,至于长江,早在距离江口约二十小时航程之北方,即已见海水变为黄浊,由此可知,江口左右二百余哩海水之混浊,皆系江流所为。

上海东文学社藤田剑峰、田冈岭云二氏是我旧友,《时事新报》通讯员佐原笃介也提供种种方便。往来结交者,尚有东亚同文会诸氏,及《亚东时报》山根立轩氏。此地会晤之中国人士,则有前翰林院侍读学士、英迈闻名之文芸阁廷式,前山东道御史、去年政变遭黜之宋伯鲁,主持南洋公学翻译之张菊生元济,及速成学堂之叶翰诸氏。与文氏之首次交谈记述如下:

久闻大名,今日突然枉过,喜出望外。我此次游踪,先经京津,在津之时,已见过严、王二君,得闻沪上济济多士,皆精通洋务,若得先生引介,一一历访,则幸甚。

文伯乐过所,冀北群空,君之心意,我恐不足以承当。

先生莫非以我所言为桓温问豪杰于王景略,当面错过耶?

文君未败于枋头,我非恋栈东晋,何得以此相戏乎?特

君至此既已十日,焉得无一二值得交谈之士,奉渎高听?

昨日有邦人某,自武昌返回沪上,谈及谒见张香涛制军之情状,礼数繁重,颇违所闻。敝邦近日,此事简疏,达官贵族之间,但通名刺即可相见,邦人大抵不谙此类繁重礼仪,故彼深以为苦。以此琐事推及其余,贵国维新之事,似尚未可以日月而谈之也。

文禅家云,水浅不是泊船处。贵邦贤哲又何必津津乐道,以南皮尚书预卜我国之兴衰隆替?

豪杰之士,不待于文王者,踵起于草莽。果有岁月之可指乎?

文不得其时机,虽十年百年,未足以期也。若得机得势,则泰山之云不崇朝而雨遍天下。

姑且以敝邦之事为例。百年以来,志士仁人,杀身取义,盖不下数十百辈,而后维新之变,疾如影响。若坐等时机时势,又将如何拯救斯民于涂炭?

文知其例之同,亦当知其例之变。然而,时机已非远矣。

以先生之见,时机时势果真来到,当从何处下手?

文近人有联合贵国之议,欲借贵国之兵力,此实不足与议。我正欲贵国人才,为办各种事务,以望纲举目张,皆有成例可援,此乃敝国所汲汲冀幸于同洲者也,不知先生赞成此语否?

借助兵力之谈,不过一时之权宜。贵国革除积弊之事,非一时权宜所能奏效。用邦人办理各种事务,作为一定之成例,先生之见甚是。只是邦人通贵国之情弊者未必甚多,若一概以敝邦成例行之贵国,或致凿枘不合,台湾即为殷鉴。

文权实兼施,因革互用,贵邦之人若肯相助治理,主其事者必会因此而有所衡量。

盖以一纸之令,欲全国悉数奉行,此则去年维新之举所以终归失败之原因也。其着手次第,亟愿得闻高教。

文今日若言次第,则非次第也。此必待临机因应方是,譬若着棋,国手着着皆有次第,虽则如此,而因敌则不能不变也。

只是一代治法,一旦得以确立,似无须若围棋之因敌而变。敝邦三十年来,之所以稍有起色,亦惟国家大事皆有定规使然也。

文贵国一姓相承两千余年,故而先定国是,而后渐加修改。敝国今日之事,非其所可类比也。治法确立,在今日,采列国之长,救千年之弊,规模既立,宪法自行,亦非难事。所难者,在新旧之交替及尊攘之术耳。有英才,能立国,则一切举而行之,次第必不紊乱。君其待之。

机势之变,首先需要有一翻天覆地之举。弊邦幕府之政,人心厌之既久,因而非打倒其不可,而后国势为之一变。贵国今日此等之事,不知犹当以同例视之否?

文贵邦以天皇为名,其事易于顺遂,故而数十志士,即可图之。敝国之例,未知其同耶?异耶?

此次在北京逗留之日,曾做长城之游,一路所经过之州县,均摧残不治,如其寺观,亦皆颓败。由此想来,所谓千年之弊,虽康熙、乾隆极盛之日,亦未尝得以革除也,只是其时府帑羡余,得以粉饰一时之太平耳。今日欲革除此千年不拔之弊,又谈何容易?与敝邦三十年来之事相比,实有甚为难能为力者。折冲御侮之策,虽曰至难,然而依我之见,与此宿弊相比,还可说相对容易些。先生以为然乎?

文此事我思索甚久。《管子·八观篇》有云:观国者,当如是也。他日当与内藤君一一剖析其详。且得贤人君子而请益,又岂是数纸空言所能了然者?无兵力,则国无以立,遑论治法?是以有易难之说矣。获教既多,今日适有登临之约,他日当就便请益,恕我告辞。

与文氏此后又见过面,并且还曾在汉口有过晤谈,但都未能留下记述稿纸,且略去不提。与宋氏之交谈,为其他访客所打断,中途而止,也没有特别值得记述的。宋氏称,百事不足为,当静待瓜分,然后始可实行革新之事。言辞颇近偏激,然未及畅谈以叩问其语之底蕴,殊为遗憾。文氏乃江西萍乡人,庚寅科榜眼,时年四十四岁,容貌魁梧,面相酷似《虎溪三笑图》中之慧远,通内典,有志于世界诸宗教之研究,造诣颇深。举止磊落,不拘小节,不与人苟合,故往往与人有迕逆,在官之日,任日讲官兼起居注,又任稽查宗学大臣之职,尽力于宗室之教育,与近时去世之国子监祭酒宗室盛昱,关系最为亲善云。盖南方人士之出类拔萃者。宋氏陕西人,其在官之时,与康有为等亲善,上疏条陈新政之事。状貌清癯,眉目须髯,纯然一北方汉人之标本。其举止言语,皆安详谦逊。戊戌政变以来,因畏祸,少与人交往云。年龄当稍长于文氏。据云,文氏之弟现正执笔于《沪报》,宋氏也与《中外日报》多有关联,因而二人均于暗中主持上海之舆论场所。

顺便记述一笔。上海报纸,虽有中英文数种,但没有一家发行量超过一万。《申报》资格最老,其通讯与论说,如今也看不出有太大起色,发行量不过七千份内外。《新闻报》、《中外日报》排在其次,当在两千至三千份之间。《沪报》一千内外,《苏报》就更少了。惟有小报《游戏报》,发售量达万份以上。英文报纸中,据云《北清日报》发行量最大,约五六百份光景,CHINA、GAZETTE等其他英文报,发行量则远少于这个数字。报道难以凭信,几乎是其通病。越发加深北京守旧官吏之于新闻报纸强烈嫌恶的原因之一,即是各报报道有欠精确,多为揣摩之臆说。天津《国闻报》在该地区独占鳌头,发行量殊出意料,当在三千内外。英文报纸,天津似仅有《京津时报》周刊一家。

逗留京津之日,亲睹日本人协会在天津之创立。该会以郑领事为会长,《国闻报》西村氏为干事,并以领事馆内一栋屋子充作协会之游息处。闻上海自甲午战争之时,即有日本人协会之成立,然现至其地,领事馆仍颇陋隘,协会亦无一集会之场所。居留上海之邦人一千余人,而有资格参与市政者,不过十三四人而已云。上海之中国人往往住高朗轩敞之宅第,挈声伎,驱马车,所谓“绿杨荫里,一鞭残照”,趾高气扬,纵横于通衢大街,旁若无人,擅用外国租界;而我日本商家,除邮船会社、正金银行、三井物产、村井烟草等二三之数,其余均甚褴褛寒酸。战胜之余威,至此荡然无存,上海乃令人索然扫兴之地也。

上海状况为邦人所知悉,故已无特加记述之必要。顾六十年前,此地尚为沮洳之场,芦苇之丛,如今则已变成东洋第一埠头。自道光末年辟为外国通商埠头,十数年间,其发展极为迟缓。长毛贼乱,江苏一省大半沦为战场,独此地因有外国人租界,未遭兵祸之患,故避难者,无论富豪,不分流氓,争相萃集于此,遽然成一大都会云。故在今日,省会苏州之繁华,殆有悉数迁移至此之实状。至江南佳丽之地,无有能过之者,乃名副其实之中国第一都市,作为东西商贸与物质文明之交汇点,实呈现一种异样之景观,绝非通常之中国都会所能视也。

上海郊外,草树畅茂,禾谷丛生,青葱芊绵,皆与吾邦日本无异,只是有欠修整,为惟一之差异。极目远眺,不见一处山峦,平衍千里,至不知其际,则为我邦所罕见。彼燕京近旁之山石巍垒,危峰雄峙,尤其是水冽土厚,气候高寒,因其草木皆强干而丰本,虫鸟之化,亦劲踵毳毛,瞿瞿然飞翔迅捷,与江南之物无一相类者也。

十四日,雨。自入此邦以来,始逢雨天。但觉阴湿之气,砭彻肌肤。闻北地犹为干旱所苦,皇帝频频敕使祈雨云。南北风土之差异,有如此者。客窗萧寂,我亦欲愁。

其七杭州西湖灵隐

不顾迷蒙细雨,搭乘大东轮船公司之拖轮前往杭州,是十月十七日傍晚的事。沿黄浦江溯江而上,不到一个小时,已是暝色四合,遂于空气混浊之船室寂然入睡。十八日清晨,船行至塘汇镇一带时醒来。不久,船抵嘉兴府城,乃江浙有名之水乡。环卫城墙之水路迤北而来,绕城西向,于西南角离城而去。城墙苔蒸雨湿,呈苍黝色,显得寂寞冷清。据闻城之南端有名胜鸳鸯湖,然因航路不经彼处,无由亲睹。雨越下越厉害,船窗也无法打开,但觉无聊更甚。南国沃土,纵目远眺,但见草树葱郁,带着雨意,色泽愈发翠绿了。民俗惰逸,至阡陌不修,一味听任纵横交错之河渠,冲刷树根,浸灌田圃。水势平静,波澜不兴,不见有汨没之患。其石桥皆为穹隆形,便于帆樯桥下通行。桥上则为石阶,不宜于通车。因而足可推知,此地水路即为孔道,通常之道路,仅用以走轿行马而已。桥之穹隆状两侧,正反面必有石刻之对联,以描述景物形胜之概略。盖对联之文体,乃中国人头脑特别发达之品种,以致一无遗漏,应用至于此类场合。晚七时,抵达拱宸桥。投宿于大东公司之分公司,在此度过一夜。拱宸桥位于杭州府城北,距城约二里,乃租界海关等机构之所在。此处虽也有我邦之租界,却未见有一处屋宇,旁若无人地占据了茫茫原野的,便惟有草色。不过,拱宸桥地理之便利殊为不恶,此地之繁华,正与日俱增,一年不到时间,河道两岸即已建成数百家屋,当可证明这一点。此地虽亦设有我邦之邮局与警察署等,然而,就连这些设施也未建于专辖之租界内,而只是租赁中国家屋而已。

十九日,租赁一以足摇棹之小舟,行二里许,由水门入杭州城内,抵马所巷日本领事馆。承蒙领事代理速水一孔氏之雅意,决定留宿于领事馆内。此日天色,依然阴云未开,游览亦无从逞心纵意。偕横滨正金银行留学生、此时正寓居领事馆内之大隅行一氏,往东本愿寺,访日文学堂之伊藤壶溪氏。学堂于本年一月开张,目下有生员三十人。开校以来,挂籍者近百人,然倏来倏去,志向不定。趋赴眼前利益,本乃中国少年之习常,留而未去者,则堪称志向稍见坚确也。

二十日午后,随同伊藤氏去了西湖。走钱塘门。闻门内之按察使司衙门,即为宋之权相秦桧宅址,而相邻之演武场,则充杭州驻防八旗之用。从这里至西湖湖畔,一路上,随处可见放牧在野地的马群。旗人贫乏,无以自给,竟至于此。马群侵入农家田圃,毁坏禾谷菜蔬之事,则多有发生云。旗人凡一千三百人,地当按察使司之东南,于城内别划一廓,聚居于此。臬司卫门前,视线越过城墙,即可望见与卓尔不群之峰峦比邻而立之七重宝塔,此即著名之保俶塔,建于宝石山上,高耸于西湖正北岸。出臬司卫门,西湖全景蓦然映入眼中。山翠参差,屏围湖水,纵横各有一里余之湖面,平滑如熨,山影倒涵,稀见泛舟。门外数步处,租得一系于柳荫之瓜皮船,先赴孤山。水色虽难言清澈,然水中荇藻历历可见,亦堪称此国罕见之一景矣。白堤,苏堤,杨柳如烟。孤山则位于二堤之间,翠樾可掬。堤上往返之行人,辫发胡服,但觉与风景殊不相称也。前行右边为断桥,由锦带桥入后湖,驻舟于放鹤亭下,登岸凭吊冯小青墓、林处士墓,品尝名物藕粉。复乘舟,过连接孤山与西湖西岸之西泠桥,桥西青苔累累处,即为苏小小墓。休说苏小小、冯小青皆为子虚乌有之美人,其墓茔亦不过好事者假托所为,西湖之入诗,且如此有情有色,多半是因了这子虚乌有之美人。纵然可以指认史上之美人为子虚乌有,然而,人心咏叹之美女,作为西湖景物点睛之美人墓茔,到头来,又岂可一概视其为子虚乌有哉?离开圣因寺行宫之丹壁,经跨虹桥,入岳湖,右边即西湖十景之一曲院风荷,败叶满目,令人甚感哀怜。系舟栖霞岭下岳王庙前,步上岸去进谒岳庙。庙内安置之塑像酷似演剧,令人生厌。复拜谒邻傍之坟墓。墓高丈许,周长三丈许。一旁为其子岳云墓,形制稍小。门内两侧,置有秦桧夫妻、张俊、万俟卨铁铸人像,裸身,为手缚背后状,面朝岳坟。明末以来,几度更铸,眼下之物,则为新近所铸。千载之下,恩仇两立本该譬若逝水,何以会留下这如同鞭挞死尸之残酷儿戏,纵人唾骂耶?因体会到此国之人,心地执念之深重,亦甚觉悲惨可怜也。复乘舟至关帝庙内之蚕学堂。我邦人轰氏等三人,受聘于此,教授养蚕学。机械教室整理得颇为可观。适逢轰氏等三人外出打猎,未遇。将学堂内略一观毕,遂乘舟过赵公堤之玉带桥下,入里西湖。由压堤桥下横穿苏公堤,至外湖,左边为阮公墩、湖心亭,赴西湖十景之一三潭印月。旧时为一禅林,彭刚直公玉麟于此营造水庄,亭榭修洁,建于树影水色间。别于湖中构筑一大池,平桥曲折,连络三四水亭,池为败荷所掩,惟有遥想在此眺望莲花盛开时之盛景。桥尽头处,亭前湖中之三石塔,呈鼎足之势。据云,夏夜纳凉,月光映潭,影分为三,遂取名为三潭印月。彭公殁后,复归于寺院。此处正对雷峰塔,塔身红砖砌成,塔形诡异奇特,望之鲜艳夺目。塔系五代吴越王妃所建,重檐飞栋,后罹火灾,仅存砖瓦砌成部分。风雨斑剥,藤萝覆掩,想来是昔日之窗户处,已成八面幽深之空洞。离开三潭印月,前往钱王祠,即表忠观者。东坡碑虽残缺不全,然与明代重刻之碑相并存。于此舍舟步行,左边路经问水亭,由涌金门入城,日已迟暮。过武林大街,曲折穿行于热闹街市间,遂归。

二十一日,二十二日,皆雨。虽心驰神往于山色空蒙之眺望,悬想不已,然至湖上半里,须经过杂沓市街,终懒于前往。况且二十二日,领事馆内有在杭日本人聚会,我也已有意出席,遂不再做出游之想。在杭州之日本人,经商者,除大东公司二位,再不见有第三人,其他诸人之地位,均绝非可等闲视之。斋藤陆军大尉受聘于浙江武备学堂,执掌其教习。东西本愿寺之日语学堂,各有四人执掌教习,各各教授三十名内外之生徒。蚕学堂则前已言及。又闻,距此二日之行程,有绍兴府者,其中西学堂,亦由中川某氏出任教习云。浙江受吾邦之感化,诚可谓先行由教育实施之矣。若不蹶而进,岂非极有希望之地乎?但愿彼此和睦,不反目成仇,以期收取好结果。

二十三日,夜来似无雨,天空极清朗。伊藤壶溪氏邀我做西溪之游。西溪乃厉樊榭故宅所在地,以梅花闻名遐迩,固无异议矣。清早驱马出钱塘门,离湖岸,迤北,折而向西,沿渠,左边即为保俶塔。前行,路经秦亭山下。这一带左右尽为坟墓,草树茂生,早已掺杂红叶,野色分外秀丽。离渠,稍稍进入山道。此处莫非南宋高宗之辇路耶?正寻思间,顺山径,见一处名金鱼井的地方,边走边打听去西溪的路,却无人明确知晓。既而幽径曲折,青苔腻滑,清泉潺湲,与之左右相随,拨开山径,犹朝深处走去,但见修篁挟溪,仰头不见天色,山气清冽,但觉肌肤寒冷。询问路人地名,答曰花坞。此处亦著名胜地之一矣。然前往目的地西溪之路,却越发难以确定,不得已,遂掉转马首,折回原先来路。于桃源岭下买面聊充午餐。再往回走,跟人打听西溪的路,说还有十余里地。时已午后三时,已晚,于是相互商定,改变计划,弃马步行,翻过桃源岭,前往灵隐。来到岭上,但见身后野色旷远,绿树红叶相间,仿佛铺了一层锦毡。岭前,西湖安然坐落于眼皮底下,隔着杭州城与吴山,钱塘江水色,犹如曳出一道白练。遥远处,天幕低垂,可望见海宁一带海面。杭州城内外,宽敞粉墙,彰显于翠树之间。此处生活之殷富,一目即可了然。下山岭,取道小径,至溪流旁,溪水从树荫间流过,清冽异常,沙石明澈。缘溪流前行,照例有一拱桥,过桥右折,即直达灵隐寺。灵隐寺翠色欲滴,坐落于高耸入云之北高峰下,山势周匝环绕,护侍灵区。入楼门,行数十步,磴道左边便是飞来峰,岩石嵯峨,参差乱耸,又多山洞。《武林旧事》称:诸岩洞皆嵌空玲珑,莹滑清润,若虬龙瑞凤,若层华吐萼,又若皱縠叠浪,穿幽透深,不可名状。林木皆拔起于岩骨间,无土而生。果真是曲尽形容之能事,描绘得尽善尽美矣。岩面洞间,雕刻佛像,不知有几百座之数。但觉元至元年间者,犹有可不时摩挲其铭文之佛像在,虽大多经明末清代粗拙工匠修整改动,面相已殊少活气;而看似依然当年原作者,容姿怪诡而腴润,与居庸关之佛像出诸同一手法。洞中所见题名等,多为宋代以后至近世者,既有名人,也有无名之辈。由冷泉亭前入山门,正殿据云已毁于发贼之乱,仅留其基址。入罗汉堂,观赏五百罗汉。高皆六尺许,似为明末之作,与我邦宇治黄蘖山十八罗汉同一款式,略显笨拙,然胜过北京西山之碧云寺。走出寺来,已是天色垂暮之时。急急步至西湖边上,已时逾六时。赶在钱塘门未关之前,自卧龙桥之上游赁舟,由里西湖,横穿苏公堤,来到外湖。孤山、宝石山一带,灯火点点,坠落水面,暝色渐深,水烟微茫,仿佛行走于牧溪之水墨山水中。水面若隐隐传来不知何处响起之钟声,越发令人有清寂难当之感。入钱塘门时,几乎已很难分辨得清行路。

二十四日,登所谓吴山第一峰,不过一小丘陵耳,为屏蔽于西湖南面之连绵山峦之一端,延伸至城墙内。右为西湖,左揽浙江,北乃杭州城,万家粉墙鳞次,壮观无匹。山上设有大观台。寺观台榭栉比,反妨碍观赏眺望。沈德潜有诗云:

湖影长堤分内外,江流全浙划东西;

凭高无限苍茫意,一抹遥山指会稽。

乃纪实之笔。浙江以观潮而闻名,所谓钱塘八月之潮。此次来游,适非其时,但见浙江波澜不兴,格外恬静,犹如研磨过一般。然而,如这般俨然一池明湖,布帆安然行走其间,驶向无际之涯,亦非轻易所可观得之景致。由吴山望去,地当西南处,有一凤凰山,山下一寺院,据云乃南宋大内旧址,今则已属城外之域,已无人凭吊矣。虽逢人辄详加询问,竟无一人知悉。我也迫于行程,最终无缘寻索得个究竟,至为遗憾。

吴山归途,访五圣堂巷之西本愿寺学堂。午后乘轿子自杭州城出发,至拱宸桥,搭乘戴生昌之小汽船。晚六时,前往苏州。

呈湖南词兄用敦民西溪诗韵

伊藤壶溪

故人远自海之东,佳约明朝酒不空。

十里秦亭山下水,芦花如雪扑吟篷。

次韵奉酬壶溪词兄

内藤湖南

水乡闻道浙西东,断续渔歌半落空。

最是西湖明月夜,故人留我泊吟篷。

西湖之胜,究竟何在?非短小篇章所能穷尽。若有仔细访寻之人,抵达杭州后,可直接去官营书局,购求《西湖志》及诸如《湖山便览》,当甚便利。今单抄录西湖十景、钱塘八景及增补西湖十八景之名目,以资诱发探胜游客之意兴。然而,必欲依照此类品题探访名胜,则无异于翻检陈年教坊名簿以觅得可意之佳人矣。

西湖十景

苏堤春晓双峰插云柳浪闻莺花港观鱼

曲院风荷平湖秋月南屏晚钟三潭印月

雷峰夕照断桥残雪

钱塘八景

六桥烟柳九里云松灵石樵歌冷泉猿啸

葛岭朝暾孤山霁雪北关夜市浙江秋涛

增补西湖十八景

湖山春社功德崇坊玉带晴虹海霞西爽

梅林归鹤鱼沼秋蓉莲池松舍宝石凤亭

亭湾骑射蕉石鸣琴玉泉鱼跃凤岭松涛

湖心平眺吴山大观天竺香市云栖梵径

韬光观海西溪探梅

其八苏州虎丘寒山寺灵岩山沧浪亭

我乘坐之拖轮上等舱室,有四位中国乘客先我而入,已无余席,我乃勉强挤入,其逼仄局促,岂语言所可形容。平常与中国人交肩而过,连衣袖相触都觉不快,眼下则不得不勉强插入其间,求取一宵之眠,思之甚觉悲惨。若遇有吸食鸦片者,将如之何?暗中痛心疾首,所幸皆非瘾君子也。二十五日清晨,船过嘉兴。至此,沪杭间之航路,均走同一水路,由此向前,则分道而行,赴苏州者,由大运河。舟中空气混浊,寂寞无聊,但觉心烦难忍。中国人旅客,携带寝具自不待言,即便餐具、便器,旅途中随身携带,亦习以为常。船中所应提供乘客者,竟连一只茶杯也无。我频频索求开水,却无可承受之器具,无奈,只得向同舟之中国人借用。同舟之一人名叫熊佐周,浙江衢州府人,看上去像是一名官吏,邀我笔谈,应酬数语,聊以遣闷,以皮包中所携之《万朝报》一份相赠。

船过平望镇,继续向北,从一名叫宝带桥之大石桥侧过,眼镜型之桥孔,凡五十三个孔,彼此连接,其中央三孔较大,谓其有若长虹,横架空中,亦洵非虚构。据《大清统一志》桥长一千二百丈云,似颇过于夸大。想必也即长约六七町吧。位于澹台湖口,为运道所经之处,汉代时即已开通,唐代王仲舒捐出宝带,筑桥于此,由以得今名。相传经宋、明两代重修。于晚景中,抵达苏州吴门桥东。至领事馆,片山敏彦氏尽东道之谊。

在苏州,日本人必游之地,照例为枫桥寒山寺与虎丘等处。大东汽船会社苏州分社海津、新井二君,特为我租赁一小画舫,据云,其为日本人导游此地,当已超逾五六十回,我亦命该被其一无遗漏纳入此一数字矣。二十七日,于吴门桥下解缆开船,先赴虎丘。画舫过连接城墙西面外侧之大运河,但见河中船舶鳞次,中有江苏水师之炮艇若干,乃小型之中国船,船首配备一门铜制炮,炮身大小但觉与机关炮相仿。艇虽小,但其制式甚佳,据云颇堪承受发射之际之震动。太湖水师之炮艇亦与此同一制式,乃彭玉麟组织长江水师,以减发贼势焰时之遗制。其在昔时曾颇为奏效,然用于今世之实战,固然已不中用。胥门、阊门等,皆为古意盎然之名称,过其门外,折而向左,进入稍狭之水路。至虎丘,两岸市屋栉比,风景无甚值得称说者。船只往来频繁,船夫大声互骂不辍,以避行船彼此冲突。至虎丘山麓,民家稍见荒疏。系缆于柳荫,遂登丘而上。

虎丘山位于苏州西北,距城七华里处,乃平畴间之一大土阜。又名海涌山。吴越春秋时,为吴王阖闾墓冢之所在地。相传,盖下葬之时,发五郡十万人治冢,葬后三日,有白虎蹲踞其上,故取名为虎丘。秦始皇东巡时,凿冢求吴王宝剑,此虎当坟而踞,秦始皇以剑击之,末及,误中一石,其遗迹犹存,剑则已不复得,乃陷而成池,故号为剑池。池旁有一石,其大当可坐千人,号千人石。事见唐人所著之《吴地记》。入山门,观览元代之至正及明代之永乐、景泰、正德等虎丘云岩寺之修造碑。永乐碑系杨士奇撰文。稍进,有拥翠山庄,依丘而筑,由此纵目西眺,灵岩山、天平山、狮子山、上方山、阳山等吴郡名山,断断续续,峙立于平野尽头。山庄下则有憨憨泉。沿磴道再向上,为秦皇之试剑石。巨石正中,断为两截,秋草萌生其间。又有一真娘墓。真娘乃古代吴国之佳丽,事见于《吴地记》。自古以来,羁旅才子为之题诗者不在少数。我邦竹添井井之诗句中也曾有吟咏。然而,其何故葬此之缘由,则不甚明了。磴道尽头,则为千人石,岩石平广,经风雨剥蚀,呈死寂般苍黑。其左边之穷绝处,则为剑池,两岩耸峙,俨若以巨斧劈削而成,上架石桥,其间清泉满贮,有“风壑寒泉”几个题字。池旁一石,“虎丘剑池”四个大字,相传为颜鲁公所书,然已几经改刻。与之相邻之一石,则刻有吕祖师、陈希夷人像。千人石相传为高僧竺道生说法处,立其石以为听徒,石皆点头云。此番灵迹,如今硕果仅存者,惟明万历壬辰年间所建《金刚经》之石灯耳。闻山巅寺中有本邦铸造之钟,虽确有其事,然系贞享年间铸造,铜质也甚粗糙,见镌有钱塘胡光墉捐献字样,定是我明治维新后,中国商人于神户、大阪所购得之寺院变卖品,携来此寺者无疑。丘上有一七重宝塔,苏州四周平野,于此尽入眼底。沟渠纵横,绿树荫郁,不时杂以红黄,黄熟之稻田错综其间,由此可知此地富庶之程度。苏州城中最显目者,当数北寺之九重大塔、双塔寺之双塔及瑞光寺之塔。东北方,野色与天色相接处,水光微茫,须凭借双筒望远镜之力所能辨认者,乃阳城湖也,是仅次于太湖之一大湖泽。下虎丘,复登画舫,入右侧分叉之渠流,前往枫桥。

虎丘至枫桥之水路,穿行于田野间,往来船只稀疏,两岸芦荻,逼向水面,不时摩挲触碰画舫。红树映带,落叶点水,寂寥古坟,随处可见,起伏于草丛间。枫桥镇自成一小市,桥即坐落于集市中。于镇子尽头处泊舟,步行至寒山寺。破旧之寺门关闭。叩门寻访,面带饥色之寒僧欣然应答,为我引路。寺堂已荡然无存,佛像则安置于破败污浊之一庵中,眼下仅有一僧默然枯坐。于胡乱堆积之屋瓦石础中,见有明崇祯年号之石额横陈其间,上刻“寒拾遗迹”四字。文衡山草书张继《枫桥夜泊》之诗碑,则颓然嵌于壁间,半已剥落,埋没于尘埃臭秽之中。凡来此造访者,概为我邦人士。苏州本当属文士景仰之地,闻更无一人前来凭吊者,此亦可视为中国人衰败气象之一征候矣。枫桥名不虚传,地当孔道,发贼乱后,重经修葺,照例是拱形小桥,架设于嘈杂市屋之间,两侧则为共用便所。若有一假充斯文之张继泊舟其下,料想定会因臭气熏蒸而终夜难以成眠。诚可笑之至。

归路过留园。园以亭榭重叠得其情趣,以石刻楹联饰其古雅,乃中国泉石最出类拔萃之一标本。门前乞丐麇集,令人闭口无言。下午五时顷,归抵吴门桥。

二十八日,邀东本愿寺山本一成师,共探灵岩之胜。复赁昨日之画舫。水路由胥门一侧,入左边歧道,稍迤西,一路朝南驶去,想来当是方志上所云之胥塘者矣。右边为黄山,又名笔架山,名如其实,形似笔架。相传有吴王僚墓茔之狮子山,于平野间眺望,则形若狮猊蹲踞状。左边为上方山,山麓至山腰,处处红树点缀,山巅之塔,数里外即可望见。前方七子山巅,见有数个隆起之古冢,彼此间距相当,据里俗所传,似是古时某国王七个儿子之坟冢,然《吴地记》、《吴郡图经续记》、《大清一统志》中,皆无此记载。惟此等书中所提及之所谓横山,由地势考量,令人疑惑莫非即是此地也。虽记载称山中有陆云墓,然而究竟何在,则无从询问。水路稍一曲折,由黄山尽头处,便可望见左边之七子山。灵岩山之塔亦早早出现在了前方。过木渎镇,两岸古树,交柯蔽水,画舫于此驻泊。偕山本氏登岸步行,由西麓上山,山峰间砖道渐趋陡急,苦于措足,丈余怪石,往往挡道而立,抬头仰望,山巅奇岩,参差错落,老绿红黄之树木点缀其间,景物极为奇丽。山巅有灵岩寺,相传为古时晋代大尉陆玩舍弃家宅所建。即就寺小憩。

灵岩山本名砚石山,其山石可作砚,事见《吴郡图经续记》。今已不复见有如此质地之石矣。山之西有石鼓,大三十围,因亦名石鼓山。事虽见载于《吴地记》、《吴郡图经续记》及《太平寰宇记》,然质之寺僧,央其物色,亦踟蹰不能指认。《越绝书》称吴人于砚石置馆娃宫,即是此山。扬雄《方言》有云,吴人呼美女为娃,当因西施而得名。此据《图经续记》所记。《图经续记》又记云:山顶可见三池,一为日月池,一为砚池,一为浣华池,春秋时吴国所凿;下有石室,乃吴王囚禁范蠡之所。《姑苏新志》则载有琴台、西施洞、响屟廊、吴王井、佛日岩等遗迹之名目。烦请寺僧带路,山顶实有二池,一清澈,深不见底,一水葵密生,不见水色。其状一为圆形,一为八角棱形。另有一池则今已不见。连寺院亦已多半荒废,草没断础,以致馆娃宫之往昔已无从缅怀。楩梓敷地,西施行走其上时,脚底便会发出轻微声响之所谓“响屟廊”,则不知该由何处寻索。岩石磊砢,冒险攀踏,抵达绝巅,相传此处即为琴台旧址。虽有石刻“琴台”之字样,然而,一弱不禁风、一步三颤之美人,登此危巅以鼓瑶琴,但觉甚为渺茫无稽之事矣。

由此四面眺望,一泾流向西南,直达太湖之胥口,笔直如箭,取名采香泾。太湖水色,一碧如洗,与天相接。洞庭西山秀特独明,其余群峰,错杂而立,相互掩映。此即所谓太湖七十二峰也欤?《图经续记》所记者:尝登灵岩之巅,俯瞰具区(即太湖),眺望洞庭,烟涛浩渺,一目千里,碧岩翠坞,点缀于沧波间,诚绝景也,不意今得其实矣。湖面浩大,分为数支:南面,由七子山左边所望见者,当是石湖;北面,穹隆山、光福山右边,遥遥可见者,则不知云何;横卧灵岩山之西面者,因其湖面甚大,望之,遥遥然,若绕山,呈半环状。胥口北之姑苏山,乃吴王阖闾、夫差,极二世之力,以全吴之富,聚三年材,五年所建成者,其高,可望高三百里,楚之章华台亦不足于与之相比,乃人称姑苏台之所在也。史云太史公登姑苏、望五湖,莫非即为此处乎?由灵岩向东北绵延之山脉中,有一巍然高出众山者,乃天平山。其山麓林樾荫翳,秀润可爱,至今犹与《图经续记》所记者无异。徘徊顾望,不禁怀念古人悠然泛舟五湖之乐。归至寺中憩息。归途寻访西施洞,一甚浅之石罅耳,未审是真是假。行走于无路之处,寻思或为石城之遗址,由此找到来时之砖道,辄归画舫,就归路。近城,日已暮,画舫以火点燃剪彩装饰之两灯,于橹声咿呀中抵吴门桥。纵无载得西施归来之豪兴,亦能心驰神往于两千年前之往昔时光矣。

翌晨,观览朝承天寺、北寺。北寺之塔,九重,二十余丈,游历中所经见之最大者也。虽登塔,此日雾深,苏州城内,茫然无所见。塔内砖上,见有明嘉靖卅七年及四十一年之铭文。砖色黝黑,有光泽,制法极精。寺初系三国时吴夫人所建,今所存者乃明中叶以后所修建,此砖铭已甚明了。寺本名报恩寺。其旁之普门禅院,宋景德中,日本僧人寂照,即圆通大师所居处,此事报恩寺僧人成莲亦以笔记之,语及于我,然而,禅院今已不存。玄妙观乃此地道教之基地,建筑结构颇壮丽,观址位于闹市地段,与日本浅草寺相仿佛。此日午后,应片山氏之邀,泛舟城外之采菱洲。洲名即片山氏所命。恍然间,仿佛置身于往昔吴王之豪华而莫能分辨。此处野色平远,洲渚曲折,田舍朴素,甚有逸趣。片山氏屡以公务之暇,泛舟于此云。

苏州之日本领事馆,东邻南禅寺,前对孔庙,北则与沧浪亭为邻。相传南禅寺乃白乐天旧游之地,因无遑诣观,故无由记述。惟其寺僧甚贪婪,据闻,我抵苏州之前日,即有怨恨此僧者自缢于寺中,使该僧大感棘手云。盖在中国,有人死于自己地界,乃甚为棘手之事,因其提供贪吏以罗织罪名之方便之故,必重赂官吏,亦仅得免受其祸而已。苏州之孔庙,虽以其闳大而闻名遐迩,然而境内颇荒芜,多有为农夫锄犁所侵处。犹见嵌于壁间之宋时范成大等同年题名碑。最值得记述者,则为沧浪亭。

据《石林诗话》,沧浪亭乃五代钱氏时,广陵王元璙所修之池馆,然其得名沧浪,则出自宋庆历年间之苏子美。子美既中谗言,遭废黜,寓于吴中,遂购湖石筑沧浪亭。诗集中有数首关涉此亭。欧阳文忠公、梅圣俞等,亦唱和之。文忠诗中有“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之句。相传圣俞晚年,即与此亭比邻而居。子美死后,亭几易其主。建炎罹兵燹,为韩蕲王世宗所得。其后屡经变迁,清初宋牧仲任江苏巡抚时,亭之故址,仅存一抔,野水萦洄,巨石颓仆,小山荫翳于荒烟蔓草间,人迹罕至。虽经重修,恢复旧观,然又毁于发贼之乱。今之沧浪亭,则系其后修造者矣。《沧浪亭志》二卷,宋牧仲所编,其改修前之事迹名胜,当可从中得其梗概。

亭以池相绕,败荷掩之,中有亭榭树石,虽不见常有修治,然颇洁净,乃宜于游怡之所也。沧浪亭筑于小丘之上,文衡山之隶书匾额、宋牧仲之记犹在,其为原物与否,则无从考知。而亭之令人缅想者,与其说是在其实景,毋宁说是荟集了众多名士词人之题咏之故,远者有苏子美、欧阳文忠、梅圣俞之遗迹,近者则有宋中丞、王阮亭、尤悔庵、朱竹垞、邵青门等,一时风流之盛,表彰胜迹,令人低回不忍离去也。观览沧浪亭为三十日,此日另赴发贼之乱焚毁残余之开元寺藏经阁观览。傍晚,由吴门桥外搭乘大东公司拖轮前往上海。三十一日清晨八时,抵沪上。苏杭至此遂告游毕。

其九溯江而上

在上海,值天长节佳辰。亲临张园之日本人集会,得以拜见绅士进退失据之行仪,复为自称志士者之争执所惊骇。又赴领事馆招请之宴会,遂未错失恭贺天皇陛下万岁之庆典。翌日,即四日夜晚,搭乘大阪商船会社之天健川丸轮,前往汉口。起航似为五日凌晨二时。正在梦中,浑然不知。清晨出甲板,江流阔大,不知际涯,但见处处绿树如烟,时而露出树梢,时而露出树干,凭此测知江之广狭。行船右前方,烟霭微茫中,依稀似有山,以双筒望远镜瞰视之,果不其然。按图索骥,想来必是狼山无疑。待船稍稍前行,渐渐得以看清,先是只有两座山峰,随后变成三座、四座,其中一峰有塔,与所推测者无违。按:狼山,与塔山、军山、马鞍山、刀刃山相接续,亦称狼五山,为长江所截,复南渡延伸八十里,抵苏州常熟县之福山镇。左舷前方,遥遥可见之白色家屋,当为福山镇。此镇与比邻之居于上游之杨家港等,相传并为明代嘉靖年间筑堡抵御倭寇之所在。狼山、福山与崇明,势成掎角,自然成为防守之要地,而八幡船之倭人,纵横其间,如入无人之境,至今犹可想见,其所过处,若燎原之火。通州虽位于狼山之北约十五华里处,航海者强行以此狼山作为渡口,遂有了通州这一地名。

狼山渡至江阴,江流开阔处,宽逾四五海里,最狭处也不下二海里。大江恣肆汪洋,其为江乎,抑或为海乎,殊难分辨。两岸惟有数点青螺,微茫中隐约可见。船至江阴县东北约六华里处之黄山下,江流陡然蹙紧至约一海里宽。威逼江流之黄山鹅鼻嘴,有长江第一关隘之称,自古便是控守长江之重地。宋南渡后,置营塞于山麓。明初吴良镇守此地,吴王张士诚因之不得渡江,亦不得溯流而上,攻占上游。至今依然炮垒罗列,江南提督李占椿镇守于此。南方新式精锐之自强军,据闻也屯驻于此。江阴县北,地当黄山西南,有一君山,乃镇县之山。其西为黄田港,通县城,相传为楚春申君黄歇所开,用以引江溉田者。黄山、君山、黄田港,皆因春申君而得名。森槐南《江阴县所见》诗中有句云:“江流微一蹙,潮势复千盘。”乃颇能道出其形胜者也。续句“炮垒为谁戍,估帆行自安”,我亦不得不兴斯同感。虽知天星桥一带,江流当绕行自北而来,然已入夜,无从看清此番情景。船抵镇江,但觉已是夜半。蹴被而起,窥视江面,夜色甚暗,惟有透过星光,依稀推测江岸之山,即北固山之大致方位。对岸数点灯火,想必乃与韩世宗、岳飞齐名之南宋名将刘锜,囤驻兵马、力拒金兵之瓜州矣。

六日清晨,起身后来到甲板,船过南京已远。洲渚断续,江流合而又分。船由泰兴洲西端过,李青莲捉月投水之采石矶,为江洲所隔,未能睹见。有两浮图,一高耸于山丘,一低立于地平,想来已至太平府之地界。山丘有浮图者,乃黄山,相传刘宋时之凌云台旧址,即在此山。远处群山蜿蜒,或浓或淡,沓垒于烟霭之间,桓温携妓登此,奏白纻之歌并以此得名之白纻山,因李白每每激赏南朝齐之谢宣城又名谢公山,相传桓温连开九日酒宴之龙山,皆在彼处。江流相合复又相分处,两岸巉岩,东西相匹,高各二百五十尺,红绿矮树,缀于碧岩之隙,崖下有一小市邑,乃所谓东、西梁山也,东梁山又名博望山,合两山即谓天门山。李青莲诗句“天门中断楚江开”之天门,即指此山,而我等则真若“孤帆一片日边来”之来者矣。自春秋吴楚争战,经六朝及唐、宋,乃成世代战守之险要,而铁锁断江之故事,则亦已成为旧梦。船从四合山、曹姑洲间穿行而过,借赭山浮图,得以辨认船已抵达芜湖埠头。停泊一小时,继续行向西南,经旧县抵荻港,乃位于江阴上游之长江第二险要。凤凰矶直扼大江,江流迫仄处,至仅有四分之三海里。城邑在矶南,介于山水间,景致殊胜。稍下,板子矶拔起于江上,高八十尺,上有浮图一座,即所谓蜃居山也。相传山顶有一龙池。江流由荻港稍上游处折而西来,分为数道支流。此时暮色渐暝,已无从分辨船航行于哪道支流。

船于睡梦中过池州、安庆。七日清早来到甲板,奇绝之景突现眼前,待揉拭睡眼审谛,乃马当矶也。陆龟蒙尝作铭,曰:“天下之险,在山曰太行,在水曰吕梁,合二险为一,吾亦闻乎马当。”眼前岩石壁立,仿佛用巨斧削出,不曾有一树木,惟见草苔苍润。江水至此,触壁转激,一斡一旋回,浊流为涡,虽为千吨之巨舶,犹摇摇然,樯倾舷鸣。待绕岩一转,则波平如熨,境亦豁然。杨柳成林,障蔽沙岸,山势渐远,烟色转浓,微茫无际间,忽又见群峦近水,景自安逸秀美。马当已去,小姑接踵而来。小姑山又作小孤山。相传古时山在江之北岸,半入江中。明代成化二十年,江水忽而向北分岔,至小孤山为江水所围绕。今即屹立于四面澎湃之江水间,孤岩崭然。北面水鸟群栖,为雪白鸟粪所披覆。南面林木密生,登石级百余,可达仿佛嵌于崖腹之宫观。观中之人,能从江中一一指点。至绝巅,更有一二级浮图。东与澎浪矶相对,矶之险奇,不让马当。水际亦有一观,其屋翼然重叠。江流湍急,沸沸然欲涌。相传俗谚所云之“小姑嫁彭郎”,莫非真是因了其景致绝胜之缘故?不禁令人联想起吾邦日本之亩火、耳梨神话。

过澎浪矶,则为彭泽县境。此处江之南岸,山骨全露出,危岩争峙,其稍远离长江,当为江流迁移之结果。山与江之间,芦花盛开,望之甚奇。大凡大江沿岸,若洲渚平衍处,芦荻丛生,往往数百里绵延不绝。时方孟冬,叶枯花开,似霜如雪,极目无涯。否则,长天杳渺,云树相接,倦飞之鸟,非人眼所能睹,借双筒望远镜,亦仅能稍稍辨认其低翔盘旋。此等景致,其宏远豁大,惟大陆中原所能得有,揆之有若我邦习见之富于细腻情趣之风光,属目力与想象所无从企及者,真乃天地间之一大壮观也。继续向西南航行,江流宽阔,南岸山峦起伏,绵亘数里间,见山际似有白云然,待渐近,借双筒望远镜窥之,乃童秃之砂山也。前方烟云间,攒峰叠嶂,山色苍润者,想必是庐山矣。稍进,则靠近南岸之江水,觉其色稍转清澄,知系与鄱阳湖水合流之故。湖口县城依山而建,濒临鄱阳湖口,景致颇奇。张家洲见于右,扁担洲见于左,船向西直行,扁担洲偕同梅家洲,将大江与鄱阳湖,厘然区划开来。地势极低,距此约四五海里之南端,出现一巍然屹立于湖心之大孤山,与筑于其上之浮图,高耸于云天间,夺人眼目。因其形似,大孤山一名鞋山。一峰独耸于四周洪涛之中,矗然高峻,相传乃大禹治洪水时刻石记功之处,一说为秦始皇勒铭之所。顾况诗中即有句云:“大孤山尽小孤山,月照洞庭归客船。”乃自古有名之胜地。渐行,庐山诸峰,隔烟竞秀,乃莲花、双剑、天池、石耳、掷笔诸峰乎?邦人尤耳熟能详之香炉峰,亦必在其中,然究属何者,则难以分辨耳。凡长江沿岸之山,一路所经,似未见有高于千尺者,独匡庐群峰,高达四千至四千五百尺,且岩壑横斜,穷极其奇状。北与大江照面,东则俯瞰彭蠡,宜其自古即被称为神灵之栖居地。道术之士,嘉遁之客,亦多寄迹其间,更增其灵异。此次无暇前去探访慧远、陶渊明之旧居,于我实为恨事矣。

午后二时,船抵九江府,即古时江州浔阳郡。府城所临之大江,别称浔阳江。城墙蜿蜒,扼守江流。城墙彼处,红树参差,楼阁隐约可见。城墙东联炮台,其中见有尚在修建者。白乐天偶遇商妇之故址,名曰琵琶亭者,则不知其所在。甘棠湖、盆浦口,水色明丽,不知往昔风景,又是如何情形。江湖吞纳,江陵、武昌之险要形胜,则依然如故。船由此稍向西北而行,天色越发阴沉,雨随之而至。至武穴镇时,暮色已合。据闻,由此上溯,江蹙岸阻,风景多有绝胜处,可惜至翌日,即八日清早,船抵汉口,一路行经何处,全为黑夜与睡梦所掩,已无所知晓矣。

其十武汉之游黄鹤楼大别山伯牙台

在汉口,由《汉报》馆宗方小太郎尽东道之谊。九日至十一日,此三日为淫雨所阻,无由纵情游观,空自蠖屈报馆中,惟与报馆冈西门、篠原牧东、清藤吞宇诸氏叙旧话新而已。至十二日,天始放晴,江上行船,点点可数。与宗方、冈、篠原三氏结伴,于招商局埠头觅得渡轮,溯江南行。见岸上有一扶桑宫之祠,盖移我邦金毗罗神社于此而祀者,其为航业家所信仰,故虽在中国,犹多有前往祭祀者云。闻所祭之神有八百万之众,仅《延喜式》之名神,即有三千一百三十二尊之多。其在异域被崇祀者,则惟有此神而已,令我深感象头山头神威之灵验。至汉水口,但觉“万樯林立”一词,洵非虚与委蛇之形容词。此地之实景,果不其然,有若修竹密生,樯外之市屋,则为之遮蔽不见。此处多为溯汉水而上、往来于襄阳地方之船舶,此外便是前往湖南洞庭湖一带及上溯三峡之船只。据云,依照水势及所载货物种类之不同,船只形状及停泊码头也各自不同。其中溯江前往三峡之船,破篾捻成之纤索,其粗大,令人瞠目。捻索人坐数丈高之望楼上,篾片长垂,编捻而行,则俨然成一奇观。由大别山尽头处之晴川阁下折而向东,横越江面,抵武昌府黄鹤楼下,遂弃船登岸。

黄鹤楼位于黄鹄山延伸至江岸之尽头,即黄鹄矶所在处。西与汉阳之大别山遥相对应,中挟大江,江宽一海里许。浊流滚滚,消逝于长天低垂之原野。凤凰山与黄鹄山相平行,皆在府城之内。明月、俞家诸湖,则萦绕于城之东南。远近相属,或通大江。地势之雄壮,自古以来,便不负巨镇之称。入汉阳门,拾石级而上,乞丐蝇集纠缠,令人头痛不已。观楼址,在后面茶楼憩息。按,汪容甫为毕沅代笔所纂之《黄鹤楼铭》序:

江出峡,东至于巴丘,沅湘二水入焉。又东至于夏口,汉水入焉。于是西自岷山,西南自牂牁,南自桂岭,西北自嶓冢,五水所经半天下,皆汇于是以注于海。而江夏黄鹄山当其冲。江环其三面,再折而后东,故地形称险焉。县因山为城,山之西有矶,起于江中,石立如植,激水逆行恒数里,于形为尤险。其上为楼,咸取于山以为名。始自孙吴,郦氏著之。《齐》、《梁》二书,并载其迹。于后,楼之兴废,史莫能纪。乾隆元年,大学士史文靖总督湖广,乃更其制,自山以上,直立十有八丈,其形正方,四望如一,高壮闳丽,称其山川。历年六十,坚密如新。其下则水师蒙冲在焉。岁以十月都试,吴戈犀甲,蔽川耀日。江以西,商旅百货之所凑,道路昼夜行不休。著籍户八百万,公私舟楫,列樯成林。南北二郊,原湿沃衍,禾黍弥望,无高山深林之蔽。

铭词曰:

乐哉斯丘!会城之巅。上标崇观。下俯大川。柱天不倾。障江欲回。山增比岳。水激成雷。都会是程。荆蛮斯控。光映鸟帑。势吞云梦。四野底平。八窗洞属。登若冯虚。望惟极目。

已道尽其形胜矣。只是,楼焚毁于十五年前,今已无存。流传于照相之旧规,为圆形之三层楼,虽飞檐若翔,甚有情趣,然已不复乾隆往昔之十八丈高楼。盖乾隆兴筑之楼,焚毁于发贼之乱,后改筑三层楼,亦遭火灾,今犹未及再兴。一去不复返者,非惟黄鹤也。晴川虽阁名犹存,岿然对峙,而鹦鹉洲则已由江心移至江北,附着于汉阳府南。举目之下,山川楼观,亦已几经兴废,不复旧物矣。汪容甫又云:

其有逐臣羁客,登高作赋,感物造端,可兴可怨。丹丘羽人,云水栖霞,徜徉其地,均足以发抒文采,增成故实。

我虽无从追步此二者,然又岂能不慨然兴此千古之叹乎?

下黄鹄山,由其北绕至南,复由南楼往西。南楼又名白云楼,宋元祐年间重建,已非庾亮当年登临之南楼矣。缘市街,抵自强学堂。学堂系总督张之洞所建,规模颇宏壮。吾邦教师三人佣聘于此者,即古山、根岸、柳原三氏也。询问其授课之情形等,遂告辞。复抵农务学堂。学堂位于黄鹄山系脉之蛇山麓,比邻演武厅之开阔用地。学堂总办汪凤瀛氏,为张之洞之得力幕僚。此处养蚕部则聘有吾邦教师峰村氏等二人。由此向南,则为武备学堂,邦人大原大尉等数人,即作为翻译官受聘于此。如此,武昌府侨居之邦人,大抵皆在此执教者,此外,尚有西本愿寺之原田了哲氏、三井物产会社二留学生。我辞离汉口之日,又有西本愿寺之野边氏前来送行。此地固非商业要地,故不见有一人为商业家。傍晚复由汉阳门外赁船返回汉口。

翌日,十三日,又由宗方、冈、清藤、篠原诸氏陪伴,登汉阳之大别山。先以小舟沿江岸上溯,至晴川阁下弃舟上岸。晴川阁下岩石攒立,备极奇异,素有烟波石之名。此浦人称烟波江,当缘崔颢诗句而得名。然拘泥过甚,未免可笑。此与因有《源氏物语》,遂附会物语而生出之须磨、明石名胜者,盖如出一辙也。而人为制造名胜者,亦实为所有国度在所难免之陋习矣。阁乃明代知府范之箴所建,立于大别山延伸至江岸之尽头,景致颇壮观。照例得付守楼人一笔强索之钱,方得登临。由此,顺山势,登大别山,即《水经注》所谓鲁山,又名翼际山,俗称则为龟山者。《长江图说》著者论云:此山非大别山,大别山当指黄麻北境之大山。指龟山为大别者,则始于唐人。其论之颇详,庶几可信。该著者又论曰:今汉口亦非禹迹之汉口,乃夏口也;以武昌为夏口,归属南岸,与古时真实不相符合;古时之汉口,当位于今汉口迤东之三五十华里间。此等论述,关涉地理变迁,故颇多兴味者焉,然此处却无暇顾及。

山之北面,为著名之汉阳铁政局。规模之宏大,真堪惊人。厂屋连栋,布满于山及汉水间,其范围与山之绵延长度相同。月湖之胜景,半数即被包揽于铁政局之域内。由山上望去,但见沃衍之野,与沮洳之泽相间,四周天野相接,长江之来路与去路,皆杳杳然,入于无际。武昌、汉阳、汉口三大市,挟江、汉而为鼎立之形。市屋栉比,其繁盛之程度可想而知。所谓八省之会,现在、将来之大市场,想必即出于此地。山之尽头处则为月湖,残荷仅存数茎,水亦干涸,舟划行于泥泞间。湖中有伯牙台。伯牙鼓琴,钟子期赏之,未审果为是处与否,然其境清幽,但觉聆听峨峨洋洋之音,自当为相应契合之所在。小憩之室中,悬古琴折本数幅,令人兴古雅相宜之观感。出琴台,棹舟月湖而行,但见横于湖面之堤岸,苫草小屋,连绵一片,当可想见贫民之众矣。见里门题写有“郎官里”字样,遂想起李太白泛舟郎官湖之故事,然郎官湖实位于汉阳府南,且明代正德年间即已填淤,至与沟渠无异。弃舟登岸,前行数十步,复由五圣庙南岸雇舟下汉水,过林立之樯桅间,返汉口。

汪容甫为毕沅代作之《汉上琴台之铭》,亦能记伯牙台之胜概,至淋漓尽致,无所遗憾者。其文如下:

汉上琴台之铭并序

自汉阳北出二里,有丘焉。其广十亩。东对大别山,左界汉水;石堤亘其前,月湖周其外;方志以为伯牙鼓琴,钟期听之,盖在此云。居人筑馆其上,名之曰琴台。通津直道,来止近郊;层轩累榭,迥出尘表。土多平旷,林木翳然;水至清浅,鱼藻交映。可以栖迟,可以眺望,可以泳游。无寻幽陟远之劳,靡登高临深之惧,懿彼一丘,实具二美。桃花绿水,秋月春风,都人冶游,曾无旷日。夫以夔襄之技,温雪之交,一挥五弦,爰擅千古。深山穷谷之中,广厦细毡之上,灵踪所寄,爰事刻舟?胜地写心,谅符元赏。余少好雅琴,粗谙操缦,自奉简书,久忘在御。弭节夏口,假馆汉皋,岘首同感,桑下是恋。于以濯足沧浪,息阴乔木,听渔父之鼓枻,思游女之解佩,亦足高榭尘缘,希风往哲,何必抚弦动曲,乃移我情?铭曰:

宛彼崇丘。于汉之阴。二子来游。爰迄于今。广川人静。孤馆天沉。微风永夜。虚籁生林。泠泠水际。时泛遗音。三叹应节。如彼赏心。朱弦已绝。空桑谁抚。海忆乘舟。岩思避雨。邈矣高台。岿然旧楚。譬操南音。尚怀吾土。白雪罢歌。湘灵停鼓。流水高山。相望终古。

从开首至“曾无旷日”,至今仍是实景,无甚文饰,而冶游之客亦至今不绝。在我游观之日,即亲睹倩装炫服之士女,聚集于此,嬉戏于此。又,“夔襄之技,温雪之交”数句,乃以之道出伯牙果于此鼓琴与否,似不必多加拘泥之理。至铭词“朱弦已绝,空桑谁抚”数句,当是谓能于无声中听取遗音者之意。我爱汪容甫文藻,能为无何有之胜迹益增其价,此所以不惮其烦,征引于此者矣。

十四日,风颇劲。此日有约,往武昌访原田了哲氏。宗方氏等亦以应两湖书院山长梁氏之邀,遂赁舟同行。水急浪高,非小舟所能渡航,乃先坐小舟至龙王庙前,再移搭官渡船。官渡船张帆而行,形制亦颇大,然其甫出江心,即为风浪所播弄,犹如枯叶舞于空中,乘客皆紧握船中诸部,才得免颠跌。船行如箭,顷刻间即已抵达对岸。上得岸来,回头顾望,但见恶浪汹涌,黄浊之流,激喷白雪,平日江上行船往来如梭,今日则几乎只影不见。纵然官渡帆船,亦昂低于浪涛间,险不堪言。由此明了,古人之慨叹“天所以限南北”者,实亦良有以也。由武胜门入武昌城,访原田氏花园山之寓,得饷午餐。辞别后,至崇文书局,购书数部。翻逾胭脂山、凤凰山,复至农务学堂访汪凤瀛氏,未值,在此与宗方氏会合。归舟觅得官渡,风浪更猛,舟几为之倾覆者三数次。船夫巧妙利用逆风,未多费时,即已抵达龙王庙前。

是夜,搭乘大阪商船会社之大井丸,自汉口出发,前往南京。月明如昼,而风涛犹未已,船摇晃不止,若行驶于大洋中。此行本欲溯行至宜昌,但终因宜昌至汉口、汉口至上海及上海至长崎,航班接续太过局促,无奈之下,遂作罢议。此地名物张之洞,其事业及其人品,亦应有所论列才是,此当另行叙及。

附记:

有关张之洞之事,可参照《其十二最后之笔谈时务金石归途惊闻》。

其十一赤壁金陵之游镇江

过黄州,预计当为夜半。赤壁今为鸡窠湖与湖外之洲所隔,距江面已有数华里之遥,事见《长江图说》。然终因苏东坡赤壁之游,陡发思古之幽情,遂走上甲板。但见月色清莹,霜气满天,北岸之黄州,树色朦胧,灯火点缀其间;南岸之武昌西山,水霭中亦能隐约辨认。赤壁早已留在上游,连其方位都已无从得知。是夜,为华历十月十二日,比之坡公当年第二次游赤壁,略早四日。

《读史方舆纪要》曰:江汉之间,称赤壁者,凡五处——汉阳、汉川、黄州、嘉鱼、江夏云。江夏、汉川之赤壁,皆与周郎、苏子无关,姑且不算。周郎败曹孟德处,异说颇为纷繁,孰是孰非,殊难论定。《读史方舆纪要》乃此类著述中最有影响者,其援引《图经》,以为周郎之赤壁即在嘉鱼县西七十里处。《大清一统志》虽亦持嘉鱼县说,然以为在其西南,此乃沿袭《元和志》之误,当在县之东北,与江夏县接界处。按,《水经注》:“江水左迳百人山南,右迳赤壁山北。昔周瑜与黄盖诈魏武大军处也。”即以嘉鱼县之东北为正确。于此二者,以《一统志》所记为近于真实矣。然《长江图说》又别出一说,以从前认定有误之东坡游赤壁,即为周郎之赤壁,断言东坡不误,反以《水经注》为有误。今裁断此案,亦非朝夕之谈即可解决者,故在此不遑顾及。

十五日,晨起,复至武穴镇。天虽放晴,然北风强劲,几欲裂人皮肤,甲板不可久居。过九江。过湖口。庐山山容,比之前日,更觉其奇伟,惜无缘谛观。昨日武昌之游,因渡船中甚寒,以致船过小孤、马当时,便稍觉身体失和,服随身所携之药,暂回舱室躺下。晚五时,过安庆府时,一觉醒来,由船窗放眼望去,但见大塔屹立江岸,城墙内外,市屋充填,其后方,冈峦相属,映于夕晖,呈紫色。是夜,虽月色明朗,然无意起身出舱赏月,空自拥被而卧。

翌日,十六日清早,过芜湖。四合山,东、西梁山,俨然相识之故旧,前来相迎相送,比之前日,更增人几分眷恋。由此下行,即太平府,此番船由泰兴洲之东航道航行,经过采石矶前,然事不凑巧,我在舱内读书,及出甲板观览时,已遥遥落在船舻后方,惟有推测峭壁扼江处,莫非即是其所在耶?于是,也便有幸省去燃犀角以烛照水中怪物之麻烦矣。继续下行,但见烈山洲耸立于江中。相传晋时桓冲率军自建康出发时,谢安将之送至溧洲,即此烈山洲也。随船渐近金陵,但觉山川渐渐变得雄壮。小三山、犊儿矶、三山,诸名胜渐次前来,映入眸中。北岸之乌江镇、项王庙,距岸稍远。此段大江,宽约一海里至二海里不等,故难以指点眺望。乍见南岸,连峰与城墙参差隐现,钟山巍峨,镇守其后。无须探询,即知其为金陵矣。即下船,由下关登岸。农商务省之留学生平冈、杉朝二氏,骑驴前来迎接,不胜欣喜。

由下关入仪凤门。脚下行走之马路,乃甲午乙未之役,张之洞替刘坤一留守金陵之际所修筑,约有我二日里。一路行去,抵邻近总督衙门之科巷东本愿寺学堂,暂投宿于此。该马路平坦如砥,细柳夹道,树间距仅二三尺,枝杈皆由离地面三尺处之树干生出。岁时已属孟冬,枝叶不免萧疏。若在初春,卉木萌生之际,嫩绿如烟,行人骑乘马上,想必何其得意奢侈乃尔。巡路夫日日修理扫除不怠,但凭此点,似与上海等不相上下。比之我帝都,似也胜过一筹。南京失京城之实,已四百余年,加之近岁经发贼之大乱,城内荒芜不堪,马路两侧,人家稀疏不相连续,田畴竹树,犬牙交错,俨然行走于村落间。至本愿寺,一路上,惟见鼓楼壮伟,当街高耸,觉其尚不失为往时京城残留之遗痕。其附近,寂然而立之北极阁下,则有西欧传教士住宅,尤为醒目。据闻,城内之为街市状者,仅占全城面积四分之一,合城内城外民屋,亦不过充填城内三分之一而已。如此,方圆九十六华里,规模甚至超逾北京之大都城,现今人口则不逾十五六万,其荒凉,自不难想见矣。

本愿寺学堂有邦人教师三人。学生十五六人,皆热心向学。农商务省二留学生,三井物产会社二留学生,亦一并寄宿于此。侨居南京之全体邦人,皆聚居于此一堂中。待我遽赋归去来辞,恰值东亚同文会之佐佐木四方志氏携其夫人赴南京,竟成一你来我往之巧合,由此可知,今寄居此堂之人数,比例已有所变化矣。

是日午后,农商务、三井之留学生陪我观览南京最繁盛之街市三山街,距科巷约有半日里之遥。逛一二家古董店后,即归学堂。翌日,十七日晨,由杉山、平冈二君做向导,谒明孝陵。行经路线为:渡照心桥,由西华门径走内城,内城乃明故宫之所在,今则为驻防八旗居所,发贼乱后,极其荒废,颓垣不修,御沟空流。入西安门,右边为午门,大半堵塞,里边仅存五龙桥。故宫旧址上惟有一座方孝孺祠庙,由左宗棠移建于此。入祠内,拜孝孺、铁铉等靖难之役忠义诸木主,观孝孺之血石。出祠庙。出东安门。故宫旧址之北,内城外城之间,可望见覆舟山。由朝阳门出至城外,但见钟山巍峨,迎面而立。山麓原高草枯,古坟散落于陵谷间。无一树遮挡视线,孝陵之残阁、丹壁,遥遥可辨。傍城墙北行,由燕雀湖畔,驱驴径行于原野间,胯下骑驴未加鞭策,便自行驰骋起来,似欣喜于野色之旷豁。此处有吴国孙权陵墓,虽见载与地志,但却不见有可以辨认之坟垄。金陵之城墙,高五丈至七丈不等,无有若北京之扶壁,仿佛工匠用抹子粉抹而成,砖墙长满苔藓,呈黝黑色,与燕雀湖相接之一带,湖光相映,愈加秀丽。孝陵已不见其门枢,享殿亦仅存基址,所可想见者,乃其规模之大于永乐陵也。陵前明楼与永乐陵同,有甬道,其下层之高,殆倍于永乐陵,其宽,当三倍之。上层之屋宇已颓圮,徒剩四壁,坠瓦狼藉。陵前之乾隆御制石碑亦已大半残缺。乱后光景,备极凄惨。归途由正路,与十三陵同制之石人石兽,并列于半日里间。其大超逾十三陵,然其制似较粗糙。其前有一碑亭,亭中安置明太祖功德碑。此处钟山连峰,延伸向东,山下一带高原,间有兵营;山南平畴千里,树色水光,城郭村落,时断时续;方山、牛头山、青螺山,遥遥然,浮现于平野之尽头:真不愧“六朝帝王州”,不免令人兴发苍茫万古之思绪。登朝阳门城楼,更纵览形胜。归抵学堂,已时过亭午。午后一柳氏作陪,由三山街过镇淮桥,即架设于秦淮河上者,出聚宝门,即城之南门,其城墙上之层楼,虽似不及北京正阳门之严整,然城墙规模之闳壮则远过之。出门,即长干桥,由桥向南,所通达之大街,称长干里。报恩寺琉璃塔,其壮丽堪称江南无匹,然今已不存。至长干里尽头,即进入山路。雨花台乃古昔法光说法、天花乱坠之旧址,然仅剩其名,近时则已成曾国筌守垒四十余日,以筹谋金陵之所在矣。山顶存有兵营。牛首山、方山等金陵以南诸山,由此可以望见。金陵之内外城,烟树参差,即便孝陵明楼之遗构,亦清晰可指。雨花台下之江南制造局,虽不及汉阳之壮观,然厂屋栉比,隐现于煤烟间。兵营一侧,则有方正学之墓。

由此下雨花台,横穿长干里,至刘园。不知此刘所指何人。穿园而过,亭榭泉石,颇有情趣。园后门立一石,上勒“刘公墩”三字,记为明朝青田刘伯温遗宅。经五百年岁月,余泽至今未绝,得与南京城共存者,诚可谓值得庆幸矣。傍城濠西行,虽不失为江南佳丽地,然都城劫后寂寥,逾三十年犹未恢复,加以孟冬景色,备极萧索,与寻访北京西郊之天宁白云寺观时情形相似,故不无“却望并州”之感。渡城西南角之赛虹桥,一路迤北,至西水关。秦淮河与城濠汇合,风平浪静,舟船往来,犹存往时繁华之遗痕。稍前行,折而向西,至莫愁湖。

莫愁湖南岸为华严庵。胜棋楼与之相联而建。此楼乃金陵夺还后,曾文正公热心于保存胜地,恢复莫愁湖旧时风景时所建。楼内存有文正公遗像。庵里则有石刻之卢莫愁像。“英雄儿女两千秋”,虽是句熟套话,然至此依然活色生香,遂使行客油然而动诗思矣。楼上可揽取湖之全景。湖方圆不过数町,当小于吾邦上野之不忍池。环湖植以柳树,眼下摧残之色,正不堪北风,令人徒增哀怜而已。想春光骀荡时节,满目嫩绿如烟之美景,心中思慕不已。此处城墙稍见曲折,越过城墙,清凉寺、翠微亭等可由丘陵落木间一一辨认。一柳氏为我指点,并告诉我,古时之石头城,即在这一带。

离开莫愁湖,走石城桥过秦淮,由汉西门进入城中。傍城墙内侧前行,至清凉寺。寺颇荒颓。径上翠微亭。亭四周虽为风景名胜,然已作兵营,兵士则半以农桑为活计。入营门,竟无哨兵把守盘问。亭中藁秸满积,已无可供憩息之余地。城西野色江流,伸手即可摘撷。太白诗云“三山半落青天外”,惟眼前此景,望之与往昔无甚变化。白鹭洲何在?凤凰台遗址今且无存,更遑论吴宫之花草及晋代之衣冠矣。此处乃南唐李后主避暑地,故山阜虽浅,今犹树木苍古,幽径曲折,不失为令人向往之居所。登孙权斜月楼之遗构,再次饱览形胜。下楼,就归途。一路甚荒芜,浑然不觉是在城中。古坟垄亩,相杂于陵谷间,穿行而过。见袁简斋小仓山房遗址,已沦为民居。归至学堂,已是暝色渐合之时。

翌日,十八日,由三井进修生内田、高木二氏及农商务省留学生平冈、杉山二氏陪伴,先登鸡笼山。闻此处有胭脂井故址,乃陈后主之张、孔二嫔投井自尽处,然探寻未果。山上有鸡鸣寺。视线越过城墙,即可望见玄武湖。湖远大于莫愁,中有莲萼洲、新洲等三四洲,败荷残柳,参差高低,亭榭掩映,令人不胜思念六朝之往昔。出鸡鸣寺,登北极阁。阁乃明代钦天台故址所存遗构之一,康熙帝御书“旷观”二字之石碑,断裂于发贼之乱,平乱后修整复合,立于阁内。此处乃南朝时台城所在地,凭据爽垲,可骋目眺望城中。“旷观”二字,诚可谓名实相符。建阁之丘陵下,照例是外国传教士之屋宅,西洋风味之小楼阁,鲜明如画,十分醒目。由传教士屋宅前至钟楼。楼为明代遗制,其建筑之宏大壮观,当胜过北京之钟楼,至清朝,在其楼上建一大碑,以记述康熙帝南巡之盛典。帝驻跸金陵仅两日耳,所谓民物盛否,比之北方云云,虽太过流于形式,然清代号称国运极盛之康熙朝,犹不免粉饰太平,于此亦可略窥其一斑矣。

由钟楼循原路归,更折而向东,过总督府门前,抵毗卢寺。现为南京第一大寺。佛殿楼阁,以回廊接续,重楼叠宇,记不胜记。住持海峰和尚,眉睫间虽有俗气,然款接我等一行甚殷勤,未及请求,即主动出示一尊万体佛及龙藏等,至庖厨诸隅,亦周到带领参观。

归学堂,午餐。午后复由一柳氏做向导,游观傍近秦淮河之文庙。所谓桃叶渡,即此河一曲折处之地名。今虽仍系画舫,然岸上青楼,总觉寂寥,不似苏州、上海之繁华。文庙近旁,有若苏州之玄妙观,杂耍小屋众多,热闹之极,与吾邦之浅草公园差相仿佛。归途浏览书肆、墨帖店等。于金陵刻经处拜访名声高远之杨仁山氏,寒暄一二语后,即已谈及佛教,交谈正入佳境之际,有其他客人来访,遂于此处购书数种,告辞离去。日头犹高,归学堂。

十九日,欲观燕子矶之胜,仍由农商务、三井之四君导路前往。由北极阁下北折,傍城墙前行良久,一路崎岖,马行最为艰难。由得胜门出,径行幕府山下,过二三村落,出观音门。观音门位于南京外廓最北端,据爽垲而设门,门外径直一条峻峭坡道,突如其来般濒临大江支流,眼界为之遽然大开。有一小市,即观音港口,喧闹殊甚。临江一小丘,即所谓燕子矶。康熙帝在此勒石建碑,御书地名之三字。矶与大江主流之间,隔着一道七里洲,虽壮观之势稍嫌不足,然若从陆上观之,出观音门,忽于平衍景致相接处,即可登临远眺;若就水上观之,则岩山十二洞之奇胜至此而尽,而压尾之危矶,则一直延伸至江上,此其所以为名胜之所在。王阮亭有诗云:

岷涛万里望中收,振策危矶最上头;

吴楚青苍分极浦,江山平远入新秋。

永嘉南渡人皆尽,建业西风水自流;

洒酒重悲天堑险,浴凫飞鹭满汀洲。

颇得其实景。然《金陵志》所谓“翻江石劈,势欲飞动”云云,当是由江中眺望燕子矶时所见之景,人在矶上反难领略,是为恨事耳。

下矶,沿江流而上。频频顾视燕子矶半面之岩石磊砢,渐行渐远。左边为岩山十二洞一带之山峦,右边为江之支流。芦荻丛生,花飞搅天,漫漫如雪,点鞍扑袖,煞是有趣。只是路多泥泞,往往岩、水相迫,只得取道危径而进。岩山十二洞为石灰质山,因多年风雨腐蚀,形成自然洞窟,虽颇险怪,却少苍润之趣。第三洞最大,嵌于祠庙与山岩之间,甚奇。下马试访。洞中有庙,想必会有道士守持,然未见有道士模样之人。守庙之老叟,状貌俨若乞丐。由此缘梯上岩罅,曲折数十级,忽暗忽明,登上嵌于岩间之庙,又缘梯抵最高处之庙。其迫仄与危险,均臻极致,此地亦由以成一方灵验地矣。其余诸洞,往往隐现于祠庙竹树间,点缀景致。至下关,凡二日里余,一路尽情饱览。

至下关,日已阑珊。入一食店,命其煮面,味臭,难以下箸,不得已,忍饥继续上路,驱马疾驰,归抵本愿寺学堂时,天色已晚。因得知加藤高明氏翌日清晨抵达此地,一柳氏等夤夜赶往下关前去迎候。是夜,我亦以一夜闲话作为惜别。翌日,即廿日午前,辞别金陵。乘马车至下关,在此与一柳氏等道别。等候天龙川丸轮,搭乘,前往上海。

金陵下游,南岸群山,远近沓叠,扼江诸山,处处设置炮堤。见有今方施工之工地,想来是与法国就租界谈判之结果吧。南京亦有为坚固警戒而操练不绝之迹象。船近镇江已是午后四时光景。北岸瓜州镇,望之帆樯如林。稍进,金山寺浮图之四檐角,平稳舒展,殊为罕见,形制虽与吾邦之塔无甚区别,然层叠伽蓝耸立于丛树间,浮于江水之上,望之俨若海中蓬莱,实乃登峰造极之奇观也。停泊镇江一时许。北固山与金山东西相对,成守护镇江之势。山上楼阁,当即所谓多景楼者,缠绕突兀之山,遂成一种景致。京岘山在稍远处,依山蜿蜒之城墙彼处可见其巅。镇江以东,险隘相接,约一日里处,焦山兀立江中,绝顶筑有一塔,与南岸之象山隔水相对,为扼守大江咽喉之地。其绝胜处,亦即绝险处。由此将大江分为二大支。船由其南支下行。南岸连山,渐为暮烟所裹。船过蒋山、圌山诸古时攻守关隘旧址时,星光稀疏,连山影都已无从确切辨认。山麓之炮台,借助火光仅能依稀辨认。

夜中过江阴县,此亦借火影所觉察者。翌日,廿一日晨,船已在崇明岛附近。渺然茫然,与江海难以分辨。未几,由吴淞炮台下绕行而过。时逾正午,抵上海。

其十二最后之笔谈时务金石归途惊闻

汉口归来,滞留上海仅四日。其间,与罗叔韫振玉讨论金石,与张菊生元济、刘氏学询谈论时务,乃成此行最后之佳兴。张氏乃戊戌政变以前,与康南海等同为湘抚陈宝箴等所保荐之五人才之一。时年三十三岁,浙江秀水县(即嘉兴府治)人氏,白皙美好之大丈夫也。在北京时,尝创办通艺学堂,引导后进。颇通英文,盖亦江浙间之才俊矣。与其所谈如下:

先生此行,由苏杭至武昌,共勾留几旬?途中起居,安好否?

弟苏杭之游,勾留二礼拜。武昌、金陵之游,勾留二旬。观南中民物蕃盛,与京畿夐然不侔,窃以为将来甚有希望。如此江山,乃使他人放言为彼之势力范围,我以为乃贵国士大夫之耻,不知先生以为如何?

国事至此,夫复何言?!先生曾上北方之长安乎?何匆匆言归,而不作北地之游耶?

若为秦、蜀之游,当须半岁。今时迫近岁杪,归心方急,只得将之留待他日矣。意想关中民物,已不复昔日之盛,其地力、人才,亦无能如江南者。近日如康南海,乃倡一度迁都关中之说,甚为弟所不解,不知高见如何?

关中王气已尽,迁都之议,中朝士夫,亦有言之者,则不过为暂避外人锋锐之计耳。康南海近时亦作斯言,且不说此事之无法实行,即欲行之,京都百万旗民,安土重迁,亦必出而阻挠,而将来宗社之重地,必终至落入俄人之手矣。

忸古难移,乃贵邦在朝之大弊。迁都之议,暂且不论。以弟之见,以东南十省之力,养其余诸省及塞外荒远之地,贵国财政之捉襟见肘,意想此亦为一大原因也。若以东南之殷富,为自卫之计,财足兵精,数年可成。此形势之谈。若夫人才养成之说,固然有较此更为急迫者在焉。

南方各省,为自卫之计,此自大有可为。然如今人才,孰能成此大业?其有权者,非特不敢为,且不敢知。知之而敢为者,又一无凭借。草泽奸雄,虽无处蔑有,然皆犷悍无识之流,又安能支撑此东南半壁?且南方民物富庶,财力似尚有余,而民智遏塞,与北方无异,以此自卫,恐亦难也。先生游苏杭、溯长江而达武昌,内地民风,亦略见一二,岂能足以自立哉?悲夫!

贵邦地广民庶,弟窃观其士人,亦自有大国规度,惟忸古之弊,遽难改易耳。泰西新政,即今日行之,恐未享其利,而其弊亦已随之而至矣。陶铸士风,致清廉勤敏能如泰西人者,此绝非朝夕之谈所可解决之事。闻先生方从事于培育精英,人才养成当以学校为先,士风陶铸,尤当以生员在校舍之日力行之。南洋公学生员规制,未知能得闻其一斑否?

高论极佩。弊国前四十余年,即已有变法之说,所效法于西人者,其事亦复不少,然成效茫然。且今之所谓洋务人才,亦仅知其皮毛而不能得其神髓,则不揣其本而仅得其末矣,此所以不能以人才培养为先也。我从事于南洋公学,专理译书事务,至生徒、学术,别有何梅生君嗣焜为之督导。学期大约八年。普通政治学略备,现仅有二年程度,规模尚未确定。我当取其章程一份寄呈,可请先生指教。

洋务人才多轻佻儇薄,敝邦十年前亦复如是。专敏于语言,读书而不能会绎其意。意想数年之后,贵邦亦将有潜思发明之人出。如严又陵《天演论》,盖为其先声矣。贵邦人士,义理精透,未知能多得喜读此类书籍者否?

《天演论》一书,自是弊国数十年译书中最善之书,喜读者亦不乏其人。然号为求新者流,亦有以为荒诞者,则由于智识未启使然也。先生在武汉时,曾见何人?

两度前往农务局拜访汪君凤瀛,均未遇,其余则无所见。若张尚书,久欲一谒,然闻其礼数繁重,遂未求见也。弟在武昌,窃察张尚书之事业,其事固伟,然皆“其人亡则其政息”之类,无一能使后人继而成之者。此虽限于其时势,而张尚书之为人,或许亦过于好大喜功,虽为创业之才,终非守成之器也。

其人好名,而又不受善言,宜其事业无所成就矣。先生言人亡政息,当为不刊之论。亦曾读其《劝学篇》乎?

《劝学篇》文字老成,然其议论,则于泰西事情,有一知半解、贻笑于识者处。何君启《书后》虽攻之过于刻薄,然其切当处,则有张尚书难以置辩者矣。且何君泰西学术深邃精博,盖非张尚书之流所可比拟也。闻何君尚有《康说书后》、《新政安行》等著述,未知已印行否?张《康说书后》等书,前也闻有此名,然上海无能觅购,当求之香港。坊间有《翼教丛编》,未知先生曾见之否?康南海,先生以为其人如何?

康南海曾于东京见之。其人才力有余而识量不足,少有沉着持重之态,志欲共济一世,而必以学义异同,喜自我标榜及与人辩驳,故而其事易鲁莽灭裂。大凡成就事功之人,必以在学义上执持偏见为大忌,此其自限势力,最不相宜之做法也。鄙见如此。(张曰:甚佩此论。)

《翼教丛编》,大抵以学义辩驳为主。守旧之人,不知南海之志者,亦自然一至于此,即或知其志者,亦以此为便而攻讦伊耳。

康之为人,欲以所学范围众人,转而授人以瑕隙,致生意外之衅,此正先生所言。且彼去年八月初六后,犹复偷生于人世,殊不可解。不知彼之事业,至彼时已尽,自此以后,皆为蛇足而已。梁启超近日在贵国,设立《清议报》,哓哓自辩,其事关系至大,断非局中人所能置议者,且不知以何断其是非,徒使外人见其意躁识疏,此亦当为新党所愧憾者也。

梁亦见过一面。梁在上海时,所论著有恃才自炫之风。东渡后,颇自抑损。然在敝邦,习见其人士近日躁急之风,仿而效之,且其太过自我辩疏,其攻讦西太后,动辄语涉猥琐。(张此处附言:此非士大夫所宜言者。)适见其为人之低鄙,故为弟所不取。敝邦维新,已逾三十年,士人亦渐惯久安,弊病百出,故游敝邦者,若非择其人而交往之,则将独受其弊而不得分享其利也。

尊论佩服之极。有一名王照者,不知先生曾见之否?

曾得一见。盖木讷倔强之人,才气甚短而禀性率直,非能担当大事之人。此等人同陷祸难,实康南海等招摇太甚所致。

王君现寓何处?闻已与梁氏析居。

前两月,寓日本报馆员桂湖村处,未审近状如何。王君望乡之心甚切,与东渡诸友多有违隙,殆欲发狂云。其情至可愍也。

其人夙昔即有此病。闻此数人,前尝得以托庇于大隈伯,未知今复如何?

大隈伯幕僚诸人,至今仍庇之。

畅谈大教,欣佩无已。先生明日即启程,未获畅叙,是为恨事。谨口占一绝,以为先生送行:

海上相逢一叶槎,愤谈时事泪交加;

愿君椽笔张公论,半壁东南亦辅车。

与罗叔韫之交谈,多为披览金石拓本,此一句,彼一句,相互应酬,语多零碎,故难以记述。罗以其所著《面城精舍杂文》甲乙篇、《读碑小笺》、《存拙斋札》及《眼学偶得》数种相赠,我则以《近世文学史论》报之。另赠彼携来之钤延历敕定印右军草书,法隆寺金堂释迦佛及药师佛光焰背铭,二天造像记、药师寺塔檫铭、佛足石赞碑、神护寺钟铭诸拓本,风信状、小野道风国字帖等,罗则报以秦瓦量、汉戴母墓画像、汉周公辅成王画像、北齐张氏白玉像、唐张希古墓志与高延福墓志、南汉马氏买地券、晋永康砖及无年号砖、宋元嘉甄等拓本。盖此等诸本,虽文字非尽精善,然皆藏弆于人家,非市肆间所能购求者云。其评药师寺塔檫铭,谓:此极似六朝人书法,文也极为尔雅。因我语及右军草书,世间有褚遂良临摹本之说,罗谓:登善所摹写,此说殆不诬矣。又评日下部鸣鹤翁之字,谓:无北人毡裘之气,甚佳。评我受人之托携来之多田亲爱翁之字,谓:似钟绍京。罗问我喜好何种字样?我答以近人啧啧皆称六朝,然其佳者,殆可望而不可即,若刻划太过,反失古法;独唐人书法,敝邦尚多真迹可寻,书家亦有传其笔法者,此尚可学也。宋人多不循古法,故多不足为据,而元人往往有佳者。罗谓:元代皆吴兴一派,虞揭诸君文字自佳耳。我问以谁为现今书法名家?罗答曰:现在不甚多,江标、张謇、陶浚宣、高邕、杨守敬、梁鼎芬,皆近人中之彰显者。我问:翁同龢如何?答曰:固是老宿,然书多偃侧,故不为世人所重。我询以京中人频频称说徐郙,然不见其有殊胜处。罗答以此乃馆阁书,故翰林中人称扬之耳。其余所谈尚多,今皆无从记忆矣。

附记一笔:右军草书拓本,在天津时亦曾赠严又陵,严谓似米南宫摹本。其后文芸阁亦以其笔锋新颖,作同样判断。盖米氏去古未远,其笔力亦非王著等所能伦比,与我邦延历敕定本相类,以其不失右军之遗意,兼而足证米字出诸褚登善之说,洵为可信也。

闻据称携密旨出使吾邦之刘学询,由北京归来,正在上海,遂偕东亚同文会之井上雅二氏访之。刘之家产,据中国人言,约为七百万两,并称其资产悉数存入外国银行,一文不投中国事业。其邸宅位于有大马路出入之郊外闲静之地,西洋式高厦,正在修缮。所谈者,我等因未留稿,已大多归于遗忘。其使命趣旨,乃希望经济上达成日清两国之联合,此事系经西太后允准所发起者,故虽劾奏者前后群起而攻之,所幸两宫明察,得以免受其祸云。又谓驻日李星使为其周旋于日本外务省,待其归后,即向朝廷参奏弹劾,是其碍难理解者。彼谓其首要目的为开设日清银行,并进而涉及矿山、铁路诸事业。其使命之终告失败,自不待言,只须看其希望之事业一无结果,便可明白固无成效矣。我因略有疑问,遂询之以中国通商银行究系何种性质,岂盛宣怀氏之私有物乎?刘谓:此本如其名,乃为中国通商所设,创立之际,我等也曾专心尽力,被委以督办之职,然其后终被算作盛氏银行,与当初目的大相径庭,故我已辞去其职,今已与之无有关系矣。言语中,颇带不满于盛氏之意。想来当可推知,彼此次之使命,亦有针对盛氏,在吾邦预作布置之意。我又询及庆王与荣中堂不相善之传闻,未知虚实如何?彼答曰:庆王就此次使命等虽亦颇尽力,并瞻望于文明之输入,然其势孤立,行动难以如愿实施。如此,则刘氏虽未明言庆王与荣禄不善,然其事实必当有之。可知荣禄引盛宣怀、袁世凯等参与其议之风闻,并非全为讹传。刘极推赏李鸿章为人,谓张之洞顾虑名声,优柔寡断,李则无有此弊。并谓外间传闻李力主与俄结交之议,纯系讹传,东洋百年大计,方是李所深忧者,似暗中辩疏李并无敌视日本之意。此时正值刘受命派往张之洞处委用之际,故我又询以果赴武昌乎?答曰:当于来月前往。然其后终未赴武昌,并乘李鸿章被任命署理两广总督之际,随行前往广东。其中缘由,则与在此所谈者若合符节。与刘氏之笔谈,前后约为一个半小时,虽多有含糊其辞、未及明言处,然据其语气,清廷内外之情况,有关其所负使命之廷议及刘之意愿,得以粗寻径路,于我极为有利。刘相貌锐敏严谨,无丝毫骄矜之处,稍显卑微,则可谓与其出身地位相对应。惟其使命不见成效,亦未另获惩罚,所谓密旨中确不存在攻守同盟之重大嫌疑,又其失败,乃同行之庆宽、姚文藻等互起冲突所致,因之亦未见有甚大过失之故也。然而,刘氏意欲凭借日本之信任,在财界长袖善舞之夙愿终归水泡,徒为因缘关节,空费数十万金,亦诚为遗憾之事。与汪穰乡康年亦会面两三次,竟无暇谈论时务,至为遗憾。

二十五日,搭乘邮船会社西京丸,就归路。二十六日,竟日北风极劲,我之船舱在甲板之上,正对北风,激浪屡屡扑窗,船上侍者过此,皆穿长靴往来。我不堪船况,遂打卧床上,以读书勉忘其苦。二十七日清早,船抵长崎。二十八日抵门司,于此购得《大阪朝日新闻》,上载老友长泽别天二十二日逝世,及吉村瞻南吊唁文。别天今春患罹肺病,其后未见好转,此行出发前,往《东京朝日新闻》访之时,曾以稍显欣快之色谓我:此一二日当去松岛、中尊寺一游,不得为君送行矣。我犹担忧其体候,从神户写信,反复劝慰其勿为俗冗挂心,当以专事保摄为宜,然心下依然不踏实。在上海,亦与田冈、藤田与小田切领事等言及,既已有过从台湾归去为吕泣送丧之不祥前例,总觉得放心不下。又孰料,就在与小田切领事交谈之时,别天竟已不在此世矣。别天在冈山时,尝为我所著《诸葛武侯》一书作序云:

四月某日,友人内藤湖南将入台湾,并因而游历中国。其从东京出发,来浪华,余急行东上,相逢于城外客舍,举大杯麦酒,痛饮快谈,目旷一世者二昼夜。月之十五日,湖南去往云烟缥缈之际。余西归再隐于朝日河畔之临江楼。二人于楠公祠前分手时,湖南嘱余曰:《诸葛武侯》即将上梓,《文学史论》已由吕泣为之序,《武侯》则子必不可不序之。(中略)

湖南今在南方蛮荒之土,主持《台湾日报》,而或横渡黄河,或入边塞苦寒之地,或登昆仑,或洒泪定军山下,或听歌扬子江头,盖当为时已不远矣。若夫归来,激以远游感愤之情,着笔于东方大陆之事,岂非必当写出留传千秋之大作之日乎?

其后,我自台湾归,在京岁余,始作此次之远游。虽足迹所及,不过六七省之一隅,不足以副吕泣、别天之所期望。夜半画灰,欲与知交纵谈形势者,亦岂为少也欤?不能起吕泣于九泉,而犹念别天,今又于途中闻其死讯,情何以堪!心忽忽不乐,飨食无味,虽执卷而无心展读。濑户内海一路风光,妩媚非不如旧日,然对之惟徒增寂寞之感。二十九日,船抵神户。未宿,径发,归京即奔别天之丧。面对其老萱堂,新寡妻,及嬉戏笑闹、不解忧为何物之幼儿,不禁垂下双泪。《禹域鸿爪记》至此搁笔。

  1. 畑山吕泣,生卒年未详。内藤湖南友人,政教社社员。先后参与过当时颇有影响的杂志《日本人》和《亚细亚》的编辑工作。
  2. 门司,日本福冈县一港市。
  3. 海域名,位于日本福冈县西北海域,以冬季风波险恶而闻名。
  4. 英里旧作哩。
  5. 三井物产会社,1876年三井组合并两家较小的公司后创设,后成为三井财阀的核心。
  6. 町,日本旧时长度单位,1町约为109米余。
  7. 日本银行名,全称横滨正金银行,1880年创设,专事外贸金融,即后来东京银行的前身。
  8. 内藤湖南1897年曾任《台湾时报》主笔。
  9. 日本旧时距离单位,1日里约为今3.927公里。
  10. 刚毅(1837—1900),曾任军机大臣,后以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11. 日本旧时一种两三人拉的运货车。
  12. 间,日本旧时长度单位,1间约为1.818米。
  13. 长度单位,1码约为91.44cm。
  14. 梵文音译,佛语,可译为总持或能持,即坚守护持种种善法,及祛除种种障孽之意。此处指《陀罗尼经》。
  15. 此处括弧中文字,及以下摘录顾炎武一段文字中所添加的括弧内文字,均为内藤湖南的解释语或校改补充语。
  16. 黄檗宗原系中国禅宗临济宗一分支,明亡后,福建黄檗山万福寺禅师隐元流亡日本,在京都宇治修建黄檗山万福寺,黄檗风即指其寺院建筑风格。
  17. 京都临济宗五大寺院,1386年,由足利义满(1358—1408,室町幕府第三任将军)认定,分别为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南禅寺则位居此五寺之上。
  18. 吴汝伦(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同治四年进士,官内阁中书。曾入曾国藩幕,后为李鸿章所倚重。后署天津知府,补冀知州,引疾乞退,受聘为保定莲池书院教长。庚子国变后,受命以五品卿衔充京师大学堂教习赴日本考察学政,回国后创桐城小学堂。
  19. 大隈重信(1838—1922),日本政治家,佐贺滋人,早年学过兰学。曾两度组阁。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以立宪党为核心,联合诸家小党组成进步党,尾崎行箱、犬养毅等出任总务委员,大隈重信则为实际之党魁。
  20. 自由党,创立于明治十四年(1881年),以其时总理板垣退助、副总理中岛信行等为首,以扩大自由、保障权利、建立立宪政体为口号。
  21. 帝国党,明治时代以靠近山县有朋一系官僚的国家主义者为核心组成的政党。
  22. 李经方(1855—1934),字伯行,号端甫。本为李鸿章六弟李昭庆之子,后过继给李鸿章为长子。历任出使日本大臣、出使英国大臣、邮传部左侍郎等。
  23.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一字香涛,号壶公,又号抱冰、广雅。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历官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及军机大臣等,为洋务派代表人物。著《劝学篇》,倡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24. 即张之洞,以籍贯称。
  25. 崇朝,又作终朝:一个早晨。意为若机会凑巧,要不了一个早晨的泰山之云,便足以雨泽天下了。
  26. 作者所用“长毛贼”系当时的清政府及外国列强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蔑称,以下同。
  27. 南宋画家,其画颇具禅意,遗迹多流传日本。代表作有《潇湘八景图》等。《远浦归帆图》真迹现藏京都国立博物馆,《松猿图》则对日本禅画影响尤深。
  28. 彭玉麟(1816—1890),衡阳人。曾国藩镇压太平军时,为湘军水师统领,后擢升兵部尚书。
  29. 作者此用法亦为当时清政府及列强对太平军之蔑称,后同。
  30. 竹添光鸿(1841—1917),字渐卿,号井井。清光绪元年(1875年)随日驻清公使赴天津,翌年五月自北京出发,经河北、河南、陕西入四川,后沿江东下,八月抵上海。光绪六年任日驻天津总领事。后退出政界,执教东京帝国大学,辞职,专心著述。著有《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三卷,《左氏会笺》三十卷,《毛诗会笺》二十卷,《论语会笺》二十卷,《独抱楼遗稿》五卷,《井井稿》一卷等。
  31. 贞享,日本年号之一,指1684年至1687年期间。
  32. 即阳澄湖。
  33. 文征明(1470—1559),因先世衡山人,故号“衡山居士”,世称“文衡山”。长州(今苏州)人。明代书画家、文学家。官至翰林待诏。于诗、文、书、画无所不精,诗宗白居易、苏轼,文受业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并共创“吴派”。其画与沈周、唐伯虎、仇英合称“明四家”(“吴门四家”);诗文则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
  34. 春秋时吴王夫差为越女西施所建,遗址即灵隐山顶崇报寺(灵隐寺)寺基。
  35. 宋范成大《吴郡志》:“响屟廊在灵隐山寺。相传吴王令西施辈步屟,廊虚而响,故名。今寺中以照圆塔前小斜廊为之。白乐天亦名鸣屟廊。”
  36. 昭和二十年之前,日本称天皇生日为天长节。
  37. 即今之南通。
  38. 森槐南(1863—1911),名公泰,字大来,号槐南。曾任宫内大臣秘书、东京帝国大学文科讲师等。善汉诗,为明治后期三大家之一。著有《槐南集》等。
  39. 即唐代大诗人李白。
  40. 石矶名,俗转作彭郎,俚云为小姑婿。
  41. 顾况(约727—815),唐代诗人、画家、鉴赏家。字逋翁,号华阳真逸(一说华阳真隐),晚年自号悲翁,苏州海盐恒山人(今在浙江海宁境内)。
  42. 又名大鳖山,即龟山。前枕长江,北带汉水。
  43. 宗方小太郎(1864—1924),甲午战争期间,充任日军翻译,后在上海设东方通信社,并参与创建同文书院。
  44. 在龟山东端禹功矶上,始建于明代。
  45. 庾亮(289—340),字元规,颍川鄢陵(今河南鄢陵北)人。东晋外戚、名士。姿容俊美,善谈玄理,又遵守礼法,为人严肃庄重。晋元帝司马睿为镇东大将军时,被召任西曹掾,颇受器重。其妹庾文君为世子(司马绍)妃。后与王导等辅政,但政事实际都由庾亮决断。执政后一反王导之宽和,因而大失人心。后又执意征苏峻入京,造成苏峻之乱,遂逃奔温峤,共推陶侃为盟主,平定动乱。陶侃殁后,代其为征西将军,兼领江、荆、豫三州刺史,都督七州诸军事。咸康五年(339年),部署诸将,意图北伐,遭朝臣反对。不久,邾城失陷,北伐部署失败,忧闷成疾以殁。
  46. 崔颢(?—754),唐代诗人。唐玄宗开元年间进士,开元后期出使河东军幕,天宝时历任太仆寺卿、司勋员外郎等职。年少为诗,名陷轻薄,后从军边塞,诗风大变。七律《黄鹤楼》最为有名,李白读后大为佩服,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之感叹。宋代严羽《沧浪诗话》亦云:“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
  47. 日本观光地名,均位于神户西南海岸,与淡路岛隔明石海峡相望,自古即以白沙青松、风光明媚而著称。
  48. 无何有,典出《庄子·逍遥游》,意为空无所有。
  49. 魏文帝曹丕语,见《资治通鉴》卷七十。
  50. 王士祯(1634—1711),原名王士禛,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世称王渔洋。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进士,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官至刑部尚书,颇有政声。清初杰出诗人、文学家,继钱谦益之后主盟诗坛,与朱彝尊并称“南朱北王”。诗论创“神韵”说,于后世影响深远。诗擅长各体,尤工七绝。好为笔记,著有《池北偶谈》、《古夫于亭杂录》、《香祖笔记》等。
  51. 位于镇江东北北固山后峰甘露寺内,宋郡守陈天麟在唐临江亭旧址所建,楼名取自唐李德裕“多景悬窗牖”句。宋米芾称之为“天下江山第一楼”。
  52. 即大隈重信。大隈重信于幕府末期为激进尊王攘夷派之自由党。1898年曾与板垣退助联袂组阁,史称隈板内阁。1914年再度组阁,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
  53. 长泽别天(1868—1899),名说,别号半眼子、别天楼等。明治二十四年与内藤湖南、畑山吕泣等一同加入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文学结社政教社,参与过杂志《日本人》及《亚细亚》的编辑工作。著有弥尔顿评传《盲诗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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