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歌——《让生命悄悄告诉你》　序

生命是世界上最宝贵的精灵，一生老天只赐予你一次。我们敬畏生命。诗歌是生命自由而直率的歌唱。郭沫若说：诗只要是“生命源泉中流出来的曲调，心琴上弹出来的旋律，生之颤动，灵的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论诗三札》见《沫若文集》第七卷204～205页)。黄万华这位从名校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是个性情中人，感情充沛，想象丰富，是具有诗的素质的潜在诗人。他的美好年华正好碰上“文革”混乱年代的种种遭际，以后又在中学语文界奋斗到退休。他把心中的热爱、痛苦、憎恨、悲愤与深深的怀念凝聚为诗。这样的诗，是从心底里喊出来的，唱出来的，或者是哭出来的，笑出来的。正如钟嵘所云：“感荡心灵”，“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这也许是这本《让生命悄悄告诉你》诗集诞生的缘由。我有幸读到了这些诗，感动不已，可我不是诗人，不作诗，不懂诗，无法或者无资格来评它，但我是一个文学教师，一个心与之相通有师生情谊的读者，相比普通读者，可能会有更多的体会与感悟，更能发现其中的特色所在。

其一，人性和物性的和谐统一，是其最显著的特色。诗中生命的歌唱，似乎在写天上的鹰隼，地上的虎豹熊罴等动物的勇猛威严，又似乎在写各种树木花草等植物的生生不息，花开花落，绵绵妩妍。诗人穷写生命的物性，“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然而，动物与植物，均是人情的寄托，或加以拟人化、人情化，在物性的基础上，充分人性化，它们均是活脱脱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含情脉脉的情以物迁的情种。沙漠之舟的骆驼，那青面獠牙、有直率脾气的鳄鱼，更有那趾高气扬，独步自傲的长颈鹿，无不既是具体动物特性的描摹，又是某一人物人性的形象写照。它们是动物性的人性化，或是人性寄寓于某一物性之中，两者水乳交融，合为一体，正如王国维所言：一切景语皆情语也。

其二，生命主体小我与大我的自然融合，是其另一重要特色。诗是主观的王国，郭沫若自白：“我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我作诗来，也任我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在这里，突出了抒情主人公的“我”，诗是“我”的感情的自由倾诉。正如清朝袁枚所言：为人不可以有我，作诗不可以无我(见《随园诗话》)。诗集中的诗，都为诗人“我”所主宰，一切皆著我之色彩，唯有我，诗才有了个性，才有了自己的印记，才有其艺术的独特性。那小小的蒲公英，不正是“我”的人格的自白吗？那吊兰，不是“我”对屈死的恩师的怀念吗？然而这一个具体的“小我”却是连通着时代，代表着人民心声的“大我”。我的呼喊也是时代的强音、历史的回声、人民的呐喊。诗人在动物和植物的吟哦中，唱出了对中华民族历史传承的崇拜，喊出了特殊的动乱年代，对那颠倒黑白的、扭曲人性的不平和愤懑，《龙》中誓言要做龙的传人，对得起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在《狮》中，盼中国睡狮的猛醒，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蚊子、苍蝇、跳蚤、蝗虫等，这些跳梁小丑、吸血鬼、强盗曾在特殊的时代横行霸道、鱼肉乡民，可曾几何时，又都变成了为人所不耻的狗屎堆。小我中有大我，大我中有小我，它们如影随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诗的抒情就那么玄妙。

其三，生命的真情与胆识的有机结合，是其又一大特色。诗人最宝贵的是他有一颗赤子之心，把说真话、抒真情作为写诗的“底线”，他的诗才有艺术的生命力。但在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环境中，谈何容易。想当年，彭大将军的《故乡行》是何等的惊心动魄，在三面红旗的照耀下，居然吟出：“谷撒地，薯地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有胆有识，让最高权贵不能容忍，于是说真话、抒真情者就成了“罪人”，唯其真情，才弥足珍贵，传流千古。黄万华的某些诗篇，是从心底里流出来的，有一颗纯朴善良之心和正直美好的人格魅力，栀子花的洁白无瑕，清香风雅，正是出自寻常百姓人家，茉莉的彼此心仪，心有灵犀，成了“难忘的人”。油菜花不算花，可偏偏老百姓喜欢他。“千里黄灿灿，沃野尽是画。”在真情中蕴含着诗人的胆识，《知了》中一生只喊“知了”的知了，“习惯成了教条”，其实“它什么也不知道”，说得何等恳切。那飞蛾精神更让人敬佩，“只要黑暗中有一点光亮，就不惜舍身去赴汤蹈火。”真情中的胆识就使真情升华为诗的精灵，让读者味之再三，余意不尽，诗韵绵绵。生命之歌隐含着多少禅理和天机。

这生命的诗，演绎着不朽的传奇，生动的故事，还有许多美好的隐藏很深的秘密，我不是诗人，只能走马看花地欣赏和感受，只能浅尝辄止，或者还没有说到“点子”上，但只要我的体验是真切的、真诚的，我想对作者和读者来说，也许会有某些启示和帮助，这也是师生、朋友之间一种心灵的沟通与交流。

是为序。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凌焕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