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沉沦》的问世
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
1921年10月15日，《沉沦》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单行本。这是郁达夫的第一本小说集，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爆发后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在新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达夫到日本后，除了大量作诗，也写过不少小说试作。如1916年写的《金丝雀》，1917年写的《樱花日记》、《相思树》、《芭蕉日记》，1918年写的《晨昏》，1919年写的《两夜巢》等。不过，达夫正式开始小说创作，应从1921年算起。
《沉沦》收入三篇小说：《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这些作品都是达夫1921年在东京帝国大学写的。
《沉沦》出版后，在国内文坛引起强烈的震动。不久，即售出三万余册，有些人甚至从苏州、无锡等地专程到上海来买书。
这部小说集受到青年读者的热烈欢迎，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沉沦》热”。不少青年仿效小说主人公的衣着言行，更将郁达夫看作自己精神上的导师。也有一些作家模仿郁达夫的小说风格来进行创作，文坛上出现了一批类似风格的作品。
郁达夫一举成名，成为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新星。
然而，一批守旧、卫道之士却在谩骂、抨击《沉沦》，认为这部作品的问世是大逆不道之事。有些人骂郁达夫是在“诲淫”，称他是颓废派的“肉欲描写者”，指责《沉沦》是不道德的小说。
这种毁誉交加的情形，是郁达夫始所未料的。他感到非常苦闷。
半年后，周作人公开站出来为《沉沦》辩护。周作人当时为北京大学教授，他因在新文学运动中高扬“人的文学”的旗帜而倍受瞩目，成为很有号召力的新文学家。他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一篇文章，指出《沉沦》是不端方的文学，但绝不是不道德的文学。他郑重地声明：
《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但他是“受戒者的文学”(Literature for the Initiated)，而非一般人的读物。有人批评波特来耳的诗说：“他的幻景是黑而可怖的。他的著作的大部分颇不适合于少年与蒙昧者的诵读，但是明智的读者却能从这诗里得到真正希有的力。”这几句话正可以移用在这里。已经受过人生的密戒，有他的光与影的性的生活的人，自能从这些书里得到希有的力，但是对于正需要性的教育的“儿童”们却是极不适合的。还有那些不知道人生的严肃的人们也没有诵读的资格；他们会把阿片去当饭吃的。关于这一层区别，我愿读者特别注意。⑨
周作人的申辩文章对那些谩骂之士予以迎头痛击，充分肯定了《沉沦》的价值，使达夫深感知遇之恩。在1928年出版的《达夫代表作》扉页上，他写了这样一段题词：“此书是献给周作人先生的，因为他是对我的幼稚的作品表示好意的中国第一个批评家。”
二十年后，郭沫若回忆当年的情形时说了如下公正中肯的话：
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即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⑩
《沉沦》之所以会引发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主要在于作品内容的复杂性和风格的独特性。达夫以富有个性的声音，抒发了既是个人的也是时代的忧郁和痛苦。
《银灰色的死》叙述的是一个留日学生在异乡惨死的故事。Y君新婚一年的妻子在国内病死了，消息传来，他非常痛苦，以酒消愁，在女人和醇酒中麻醉自己。后来，他认识了酒店老板的女儿静儿，一个温柔娴静的日本少女。她听他倾诉痛苦，安慰他，鼓励他，使他重新燃起了生活的热望。正当他情绪好转、精神舒畅的时候，他听到了静儿就要出嫁的消息，顿时又坠入痛苦的深渊。他变卖掉手中仅有的一点东西，给静儿准备了一份礼物；又去酒店买醉，回去时突发脑溢血倒毙在洒满银灰色月光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