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我和青年报有缘
常言说得好：青年时代，是人的一生中最有朝气和活力的黄金岁月；青年工作，是一项永远常青和难以忘怀的事业。正因如此，我们每一位曾经在《青年报》工作过的报人，不论你在这里待的时间长短，也不论职务大小、级别高低，每逢“社庆”活动之日，特别是“逢五中庆”和“逢十大庆”期间，都会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自己在这里度过的峥嵘岁月和美好时光，不由打心底里感恩母报对自己的教育和培养。
利用“社庆”开展纪念活动，薪火相传，继往开来，已经成为《青年报》的一个优良传统。1984年6月，我出任报社总编辑还不到一年，曾经在上海展览中心宴会厅隆重举行过《青年报》创刊35周年纪念大会。那天，嘉宾云集，盛况空前，从中宣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到团中央主管新闻宣传的书记李源潮，从市委副书记陈沂到副市长阮崇武，从各界人士、广大读者到兄弟新闻单位的代表纷纷建言，对新形势下如何办好青年报刊，从不同角度发表了很有见地的意见。在此之前，我还和报社同仁一道，赴京拜访了报纸创刊前后青年团华东和上海工委主管领导以及历任社长、总编辑李昌、刘道生、孙轶青、钟沛璋、徐惟诚等前辈，并假座人民日报社会议室召开了在京老报人座谈会。与会老同志争相发言，忆传统，说当前，话未来，气氛相当热烈。《人民日报》还对此作了报道。我还记得：15年以后，1999年6月，《青年报》创刊50周年纪念大会，是在刚落成的报社大厦的底层大厅召开的，与会的新老报人济济一堂，欢声笑语。作为老报人的代表，我在发言中充分肯定了报社在新闻宣传和事业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盛赞青年报社是培养新闻人才的学校，衷心祝愿母报再接再厉，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我同《青年报》的情缘，并非只是发生在担任总编辑期间，而是可以回溯到我16岁加入共青团，《青年报》开始成为我良师益友的时候。可以说，我的每一点进步，每一分成长，无不渗透着《青年报》的血脉与滋养。青年时期，在我蹒跚学步的时候，是《青年报》引领我奋然前行，勇敢跨过生活中的一道道“坎”；步入中年，是《青年报》给我提供了一显身手的舞台，使我在这个锻炼成长的天地里，尝到了学习做领导工作的酸甜苦辣。一句话，我通过《青年报》所学到的东西，所受到的教益，将终生受用不尽。
真是无巧不成书，它集中体现在我成长路上的一个个“第一次”上。譬如说，我有生以来接听的第一个电话，便是从青年报社打来的。那还是在1956年的春夏之交，我还不到16岁，一天向《青年报》投寄了一篇习作，主要记述一位退休老伯伯为节省用电，每当夜深时分，总要敲门提醒那些忘记关灯的邻舍关灯，从而受到居民称赞的故事。因为那个时候居民用的多半是集体电表，如果浪费用电势必要增加每户开销。想不到未过几天，弄堂口的一家杂货店来人说我有传呼电话，我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加上从未打过电话，因而拿起话筒只听见里面嗡嗡作响，根本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后经店家阿姨帮忙接听，才知道是青年报社一位叫盛金梁的叔叔打来的，说是过两天他要来我们里弄补充采访。这样，在盛金梁叔叔的帮助下，这篇习作以《半夜敲门叫关灯》为题在《青年报》发表了，成了我第一次公开发表的稿件。朱国荣叔叔还为此文配了一幅插图。这篇58年前发表的文章剪报，至今我还珍藏着。又譬如说，1958年，在当时充满狂热的全民炼钢的日子里，我这个不到18岁的初三学生，利用勤工俭学的时间，和几位同学熬了好几个通宵，终于用坩埚炼出了第一炉“钢锭”。作为炉长，我发动同学们给它扎上红绸带，敲锣打鼓地抬着向岳阳路45号青年报社行进，郑重其事地向编辑叔叔阿姨们报喜、献礼，那得意的神情儿就可想而知了。在今天看来，这件事是多么荒唐可笑，却体现了《青年报》在当时中学生心目中的位置是多么重要，多么神圣!再譬如说，无论是1958年自己第一次以优秀中学生代表的身份，出席上海市第二次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还是1960年第一次以优秀学生团干部的身份，出席上海市第三次青年代表大会，原因固然很多，但我都会很自然地把读好用好《青年报》，努力按《青年报》指引的方向发奋磨砺，立志成才，作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