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小听众与报告人
我热爱图书馆，因为它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藏书是我遨游世界、开阔视野、增知益智的精神家园之一。从小学到中学，特别是在中学时代，我家附近的图书馆，从位于西康路和安远路口的普陀区图书馆，到位于澳门路上的报刊阅览室，以及曹杨新村文化馆里的图书阅览室，都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几乎成了我的第二课堂。平时，除了学校上课和在家吃住以外，我成了这里的常客。尤其是在寒暑假里，往往是开门第一个进去，关门最后一个出来，可以泡上一整天，肚子饿了就用随身携带的干粮充饥。1961年春夏之交，在复习迎接高考的日子里，我除了清晨坚持到普陀公园复习外语外，回家吃完早餐就赶往澳门路报刊阅览室。这儿的条件比家里好多了，既有吊扇送来习习凉风，环境又十分清静，我常常在墙角的一个固定座位上，认真地翻阅着复习资料，验算着各科题目，精力十分集中，效率也特别高。我还清晰地记得，在高考入学考场填写各科答卷的时候，每每见到在阅览室曾温习过或验算过的题目“跳”出来，心里别提有多愉悦。
这里，不能不提我与上海图书馆之间的一段佳话。说实在的，在学生时代，由于上海图书馆距离我家比较远，往来不大方便，我是很少去的。但他们定期主办的文学讲座，成了我的最爱，因为它会不时开启我智慧的大门，成了我成长路上一个十分难得的前行驿站。事情的来由是这样的：由于我是普陀区图书馆的热心读者，除了现场阅览以外，也是外借图书比较多的读者之一。当时图书馆为了调动读者积极性，经常举行读书心得的征文比赛，并给予一定奖励，还将获奖作品张贴在墙上供众人阅读。未想在一次大型征文活动中，我出乎意料地获得了一等奖。作为最高奖励，普陀区图书馆推荐我成为上海图书馆举办的文学讲座的固定听众，并发给我一张弥足珍贵的贴有本人照片的听讲证。这对一个酷爱文学、成天做着作家梦的少年来说，是一种多么异乎寻常的馈赠啊!这张听讲证，经过近50年的日月变迁，至今还被我完好无损地珍藏着。从拿到这张听讲证的那天起，不管是骄阳炙人的盛夏酷暑，还是寒风凛冽的数九严冬；不管是风和日丽的明媚春天，还是风狂雨暴的恶劣天气，只要得到上海图书馆举办文学讲座的通知，我都是一次不落，而且往往最早到达，并尽可能坐在前几排。回想当时，环顾四周，都是长我数十岁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我即便不是年纪最轻的听众，恐怕也是年龄最小者之一。虽然对不少报告一知半解，似懂非懂，但都听得非常入迷，还不时用小本子记下要点。面对讲台上那些久已仰慕的大师级人物，往往非常激动，至今还记得他们当中有叶以群、孔罗荪、吴强、姚文元、王若望等；身处那种不可言状的厚重浓烈的文学氛围，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在我稚嫩的心田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象。
2001年3月，作者(左一)应邀在上海图书馆讲座中心主办的信息沙龙上作报告。
光阴荏苒，转瞬已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从少年进入壮年，并且做了沪上一家报社的主要负责人。一天，当上海图书馆讲座中心的两位同志登门造访，郑重其事地邀请我做他们讲座中心的客座教授时，我不禁勾起对40多年前做小听众时的回忆，真是百感交集，一时竟不知说什么才好。尽管知道自己水平有限，未必能胜任主讲人的工作，但知恩图报使我二话没说，一口应承了下来。从此以后，我和上图讲座中断了多年的联系又得以恢复。而且，在相互接触中，我们之间的友谊日益增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不仅担任过主讲人，面对台下上千名听众，纵论当前国内外形势和任务，回答提问，互动交流，还以东道主的身份，邀请众多听讲者来报社作客，并担负《现代社会与新闻媒体》的主讲任务，受到广泛好评。诚然，我所做的这一切，比起上海图书馆和上图讲座中心对我进步成长的影响，都是微不足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