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里的书房

自古有句谚语，脍炙人口，那就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它本来是“天上天堂，地下苏杭”，约五代吴越时开始流传。当时杭州是首府，如何会将苏州置于杭州之前呢？范成大解释了这个疑问，《吴郡志》卷五十说：“白居易诗曰：‘霅川殊冷僻，茂苑太繁雄。惟有钱塘郡，闲忙正适中。’则在唐时苏之繁雄固为浙右第一矣。”一个地方是否繁荣，就看地方官是忙是闲。白居易认为，在“霅川”（湖州）做官太清闲，在“茂苑”（苏州）做官太忙碌，在“钱塘”（杭州）做官则忙闲恰得其中，就来得正好了。由此看来，虽然苏州、杭州都是天堂，在历史上还是有点差别的。

人间天堂，首先要有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

如果要说苏州的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日照充足，具有明显的东亚季风气候特征。春夏秋冬，四季分明。春天风和日丽，山温水软，花木繁盛，景色宜人，时或有濛濛细雨，更添烟雨江南情致。夏天炎热多雨，时有东南风，仲夏有一段黄梅天，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雨绵绵不绝。秋天则晴朗高爽，枫红时节，最宜郊游，持蟹酌酒，更为美食胜事。冬季干寒，多西北风，隆冬有雪，以雪融时最为寒冷，可见冰棱悬檐。

如果要说苏州的物产，那真是鱼米之乡。以水稻、小麦、油菜籽为主要农作物，尤其是水稻，质地优良，有香粳米、鸭血糯等名品。水产资源丰富，有各类淡水鱼和虾蟹蚬蛤之属，以太湖银鱼、吴江鲈鱼、常熟鲥鱼、阳澄湖大闸蟹最负盛名，又称鲥鱼、刀鱼、河豚为“长江三鲜”，称白鱼、银鱼、白虾为“太湖三白”。水生作物繁多，其中莲藕、茭白、茨菇、菱角、芡实、荸荠、水芹、莼菜俗称“水八仙”。碧螺春茶、洞庭柑橘、白沙枇杷、乌紫杨梅等也名闻遐迩。

如果要说苏州的街市，自古整洁，俗话说：“苏州街，雨后看绣鞋。”城内河道纵横，桥梁密布，港里交通，随处可达。街巷依河而建，民居临水而筑，构成水陆平行、河街相邻的格局。白居易《正月三日闲行》云：“黄鹂巷口莺欲语，乌鹊河头冰欲销。绿浪东西南北水，红阑三百九十桥。”杜荀鹤《送人游吴》云：“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南宋时尚有桥梁三百十四座。驾小舟一叶，顺水巷而行，景致独绝，诚如前人竹枝词咏道：“亚字城西柳万条，金昌亭下水迢迢。吴娃买得蜻蜓艇，穿过红阑四百桥。”

如果要说苏州的繁华，旧时首推阊门内外，王心一《重修吴县志序》说：“尝出阊市，见错绣连云，肩摩毂击，枫江之舳舻衔尾，南濠之货物如山，则谓此亦江南一都会也。”大街上，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灿若云锦。七里山塘，红阑碧树，与绿波画舫相映发。故《红楼梦》第一回便说：“城中阊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纵横巷陌间，匠作麇集，工巧百出。阊门内有一条专诸巷，琢玉、铸金，镂木、刻竹、髹漆、装潢、像生、针绣诸业，列肆而聚，四方客商趋之若鹜，故虽是一条小巷，却声名远扬，清高宗就写过三首诗来赞美那里的玉作。一个工匠聚落，能得到皇上如此关注，大概也是破天荒的。

如果要说苏州的美食，那更为人向往了。苏州人讲究饮食，正餐小食，无不力求精美，出落得清新秀逸，淡雅隽永。名店名厨，工艺更是精巧细致，由刀工而调味，乃至烹制中炖、焖、煨、焐的用火，都恰到好处。苏帮名菜枚不胜举，以松鼠桂鱼、千层桂鱼、煮糟鲭鱼、清汤鱼翅、鲃肺汤、碧螺虾仁、三虾豆腐、响油鳝糊、细露蹄筋、西瓜鸡、荷叶粉蒸鸡镶肉、黄焖鳗、太湖莼菜汤等较为常见。菜肴以外，卤菜、面点、糕点、糖果、蜜饯、小吃、糕团、炒货、酱菜等也被人津津乐道。

至于山水之秀丽，园亭之精雅，昆曲之丝管悠扬，评弹之弦索叮咚，吴侬软语之动听，风俗人情之淳厚，自然是不消说了。

自古以来，苏州城内的东南西北，就因商业布局不同，居人阶层不同，人文环境不同，形成不同的风气。曹自守《吴县城图说》说：“卧龙街东隶长洲，而西则吴境。公署宦室以逮商贾，多聚于西，故地东旷西狭，俗亦西文于东也。”而城南一带相对冷清，“在城之图，以南、北为号，各分元、亨、利、贞，以统部居民。南号差不及北，以地有间隙，稍远市廛”。乾隆《元和县志》卷十进一步分析说：“娄葑偏东南，其人多俭啬，储田产。齐门勤职业，习经纪，不敢为放逸之行。盘门地僻野，其人多贫，类乔野，习于礼貌，娴于世务者鲜。阊胥地多阛阓，四方百货之所集，仕宦冠盖之所经，其人之所见者广，所习者奢，拘鄙谨曲之风少，而侈靡宕佚之俗多矣。”

这需要作点说明，自唐万岁通天元年至清雍正二年，苏州城内以大街（清卧龙街，今人民路）为界，西属吴县，东属长洲县，雍正二年自长洲县析出元和县，一个府城内有三个附郭县，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如果以城内第二横河为界，可分南北两片。明清时期，城南少阛阓之地，而官衙密集，学校、园林、寺观、祠堂众多，街巷间民居相对较少，在苏候补官员大多赁居其地，诗书之家、世族之第则聚庐错处，较多集中在葑门内一带。

至清代，江苏巡抚行台在南宫坊（今书院巷），江苏兵备道署、江苏提刑按察使署先后在歌薰桥东（今道前街行政机关大院），苏州府治在府前街（今道前街会议中心），苏州卫治在卫前街（今道前街市立医院本部），长洲县治在乌鹊桥西北（今长洲路），元和县治在十郎巷（今元和路），织造府在带城桥东（今第十中学），织造局在孔副使巷（今第十中学）。据乾隆十年《姑苏城图》标注，在城南占地较大的建筑群，还有府学、紫阳书院、元和县学、近山林、沧浪亭、李家园、报国寺、东禅寺、南禅寺、开元寺、瑞光寺、报国寺、双塔寺、结草庵、羊王庙、文星阁、万寿宫、东天王堂、先农坛、狱牢、常平仓等。

旧时城南，还有南园、王废基、天赐庄三大片旷地。南园在城之南隅，乃五代吴越国王钱镠始建，其子元璙扩建，酾流为沼，积土为山，在苏州园林史上，可说是占地最大的一处。至大中祥符间，因京师建造景灵宫，园中的奇峰异石被郡守进贡以去，楼榭台阁也岁久摧圮，它的最终毁灭当在南宋建炎兵火之际，如今从《平江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那里几乎是一片空白。自此以后，南园大部都为田野，早春时菜花极盛，暖风烂熳，一望金黄。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其东南隅属娄葑公社南园大队，以种植蔬菜为主，茅舍竹篱，鸡犬桑田，真正的是“都市里的村庄”。王废基在城之中央，本是子城，历唐、宋、元均为郡治。元末，张士诚据为太尉府，兵败后，纵火焚毁，成为一片瓦砾荒墟，那里就被称为王废基或王府基。明洪武五年，知府魏观拟将府治徙移于此，便有人举报，说魏观“复宫开泾，心有异图”，加上高启写的上梁文中有“龙蟠虎踞”诸语，朱元璋龙颜震怒，魏观和高启等都被腰斩。正因为这个原因，明清两代，没有人敢在那里大兴土木，杨循吉《吴中故语》就说：“而伪吴故基，独为耕牧之场，虽小民之家，无敢筑室其上者，惟宫门巍然尚存，蒿艾满目，一望平原而已。”直至清末，那里仍是城中最荒落的地方。天赐庄在城之东隅，五代吴越时钱元璙之子文奉始辟东圃，崇冈清池，茂林珍木。宋元时的情状，无可稽考，想来也是一片田野。及至明代，韩雍于此建葑溪草堂，吴融于此建东庄，徐廷祼亦于此建园，被袁宏道《园亭纪略》所称道，至明末清初逐渐荒芜，终成一片瓜圃稻畦、鱼池菱荡。直至光绪初，美国基督教监理公会就在那里建立传教基地，建造教堂，开办学校和医院。

正因为如此，旧时城南的大部分地方，街巷里店肆不多，人家不多，一方方建筑群被长墙围起来，墙外的街巷格外静谧，惟有墙内的花枝探伸出来，给寥落的行人带来几分耀眼的亮丽。

水巷逶迤，石桥静卧，梵刹钟鼓，人家炊烟，真是一个宜居宜家的地方。特别是读书人，更喜欢这种幽雅宁静的城市环境。他们就想在这天堂般的城市里建一个书房，颐养天年也罢，隐逸于市也罢，即使为功名利禄而作寒窗苦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有赀者小筑庭院，囊羞者赁屋而居，富赡者汗牛充栋，简陋者一架一桌，总之为了自己的读书理想，也不屑去讲究什么。

庆历五年春，苏舜钦挈家南下，到苏州已是初夏。由于心情烦闷、天气蒸燠，他觉得租住的屋子褊狭低小，不能出气，半年里搬了三次家，还是不能满意。一天，他偶尔走过郡学，见东面草树郁然，崇阜广水，有一片弃地，三面皆水，森森古木相掩蔽，静落落的。问老人，才知道那是当年中吴军节度使孙承祐的池馆，虽废圮已久，但遗意尚存。苏舜钦实在喜欢这个地方，就以四万钱买了下来，修葺亭园，由自己的遭遇，联想到《楚辞》里的那首渔父之歌，就在水边筑了个亭子，题名沧浪亭，还写了一篇《沧浪亭记》。苏舜钦非常满意自己的居家环境，在《答韩持国书》中就说：“此虽与兄弟亲戚相远，而伏腊稍充足，居室稍宽，又无终日应接奔走之劳，耳目清旷，不设机关以待人，心安闲而体舒放；三商而眠，高舂而起，静院明窗之下，罗列图史琴尊，以自愉悦；逾月不迹公门，有兴则泛小舟出盘阊，吟啸览古于江山之间；渚茶野酿，足以消忧；莼鲈稻蟹，足以适口；又多高僧隐君子，佛庙胜绝；家有园林，珍花奇石，曲池高台，鱼鸟留连，不觉日暮。”既然官场失意，那就在沧浪亭里与风月诗书相伴吧。

苏舜钦是梓州铜山人，遭贬而来苏州，其实也是一种机缘。另如越州山阴人贺铸，字方回，元祐中通判泗州，然不事权贵，退而侨寓苏州，在升平桥侧筑企鸿轩，聚书两万馀卷，悉心校勘，朱黄不去手。另筑别墅在横塘，扁舟往来其间，尝作《青玉案》词，下阕云：“碧云冉冉衡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试问闲愁知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当时推为绝唱，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十引《冷斋夜话》：“山谷云：‘此词少游能道之。’作小诗曰：‘少游醉卧古藤下，无复愁眉唱一杯。解道江南断肠句，而今惟有贺方回。’”他也因此被称“贺梅子”，假如不居苏州，何来此作？又如扬州江都人史正志，字致道，乾道末官至江浙荆湖淮广福建等路都大发运使，以“奏课诞谩”罢职，奉祠居苏，自号吴门老圃，在带城桥南筑万卷堂，陆友仁《吴中旧事》称“万卷堂环列书四十二厨，写本居多”。其又在园中广植牡丹和菊花，撰《菊谱》一卷，至今尚存。再如棣州商河人孔元忠，字复君，以其父尝官苏州，就以此为家，在乌鹊桥南筑静乐堂，储书万卷，叶適《孔复君架楼贮书，疏池累石，花药环列》诗云：“老夫一编未得妙，颇以书多为世笑。旧友从余不复求，楼藏万卷犹嫌少。书中之理甚周遍，可惜有眼无时见。管葛褊陋空碍塞，周孔深微常运转。楼东兼水更兼山，四时红翠交飞翻。付与儿孙好门户，光芒应射斗牛间。”以上所举都是宋人流寓苏州，安居城南，以诗书花石娱老的典型。

至于苏州人，则更多世代相守，留下一篇篇诗书传家的佳话。就举一个例子，宋末元初学者俞琰，字玉吾，号石涧，居洞庭西山甪里，以治《易》著名，而其故居在南园采莲里，但已数易主人。俞琰殁后，其子仲温，字子玉，于至正十二年在采莲里买地筑石涧书隐，陈谦《石涧书隐记》说：“仅得地二亩有馀，是秋相旧址，筑屋若干楹，中祠先生像，前后列植以松竹果木，有井可绠，有圃可，通渠周流，而僧龛渔坞映带乎其右，旁舍之所联属，湾碕之所回互，石梁之所往来，烟庖水槛，迤逦缮葺，是则可舟可舆，可以觞，可以钓，书檠茶具，鼎篆之物亦且间设，环而视之，不知山林城府孰为远迩。用先生所自号者，榜曰石涧书隐，竟先志也。”至元末明初，石涧书隐归俞琰孙贞木，增筑咏春斋、端居室、盟鸥轩。贞木初名桢，更字有立，号立庵，修身砥行，绩学能文，建文三年因事被逮至京，病卒于狱，他著有《立庵集》、《种树书》等。至天顺、成化时，石涧书隐又归贞木孙嗣之，增筑九芝堂，并延请周筑山。嗣之字振宗，号绍庵，以教塾为生。朱存理曾往访书，他在《题俞氏家集》中说：“山人所藏石涧手钞诸《易》一百馀册，及古《易》三百馀册，《集说》三脱稿凡六十册，《通玄广见》四十册，老眼蝇头书也，《立庵文稿》廿巨册，并前代子昂与玉雪老人、遂昌、云林辈诸名胜书扁、序记、简札二十馀卷。山人喜予至，出而观之，或乞归，山人不予靳也，曰：‘聚散有常，散而得其人，是不散也。吾付子，斯文有托矣。’”像这样数代人聚书相守，延续一二百年的事，苏州还有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