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类

门类

欲学文章，必先辨门类。门者，其纲也；类者，其目也。总集古以《文选》为美备。故王厚斋(应麟)《困学纪闻》云：“李善精于《文选》，为注解因以讲授，谓之‘文选学’。少陵有诗‘续儿学《文选》’，又训其子云：‘熟精《文选》理。’盖‘选学’自成家。”陆放翁《老学庵笔记》亦云：“宋初此书盛行，士为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然其中录文既繁，分类复琐。”苏子瞻题之云：“恨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亦不可谓尽诬。盖文有名异而实同者，此种只当括而归之一类中，如骚、七、难、对、问、设论、辞之类，皆辞赋也；表、上书、弹事，皆奏议也；笺、启、奏记、书，皆书牍也；诏、册、令、教、檄、移，皆诏令也；序及诸史论赞，皆序跋也；颂、赞、符命，同出褒扬；诔，哀、祭、吊，并归伤悼。此等昭明皆一一分之，徒乱学者之耳目。自是以后，或有以时代分者，或有以家数分者，或有以作用分者，或有以文法分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自惜抱先生《古文辞类纂》出，辨别体裁，视前人乃更精审。其分类凡十有三：曰论辩，曰序跋，曰奏议，曰书说，曰赠序，曰诏令，曰传状，曰碑志，曰杂记，曰箴铭，曰赞颂，曰词赋，曰哀祭。举凡名异实同与名同实异者，罔不考而论之。分合出入之际，独厘然当于人心。乾隆、嘉庆以来，号称善本，良有以也。上元梅伯言(曾亮)约之，有《古文辞略》之选，而增诗歌类。曾文正公又选《经史百家杂钞》，其门有三，著述门凡三类：曰著述，曰词赋，曰序跋；告语门凡四类：曰诏令，曰奏议，曰书牍，曰哀祭；记载门凡四类：曰传志，曰叙记，曰典志，曰杂记。其异于姚氏三端：如分类外更揭出三门，此所以示学者最为明白；至于杂记类外更益以典志、叙记两类，此则姚氏非不知之，第以其例既不选经史，则其他著作能合于此两类者寥寥，故括之于杂记类，而不别出两类之目耳；若夫并赠序于序跋，附箴、铭、赞、颂于词赋，此则姚氏之意，特以赠序与序跋，箴、铭、赞、颂与词赋，其用本不同而然，但文正或并或附，亦犹姚氏之以对策合于奏议，檄、移之合于诏令，夫亦何为不可!惟梅氏以诗歌入古文辞中，意在得文学之大全，然止录古体而无今体，与其合之而不备，诚不若别选之为愈矣。今就姚氏所分十三类，详论于后。

论辩类者，刘彦和(勰)《文心雕龙·论说》篇云：“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仰其经目，称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又云：“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是以庄周《齐物》，以论为名；不韦《春秋》，六论昭列。”姚氏亦云：“盖原于古之诸子，各以所学著书诏后世。孔、孟之道与文至矣。自老、庄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综兹两说，可以知所由来。其曰辨者，字本作辩，《说文》：“辨，治也，从言在辛之间。”故他传注或曰“明也”，或曰“分也”，或曰“别也”。曾氏云：“诸子曰篇、曰训、曰览，古文家曰论、曰辨、曰议、曰说、曰解、曰原，皆是。”惟《伯夷颂》姚氏亦入此类，盖以其名异实同，且未用韵，与诸家之颂不同也。

序跋类者，《经典释文》云：“序，次也。又与叙通。叙，亦次也。盖次作者之指而道之也。”姚氏云：“昔前圣作《易》，孔子为作《系辞》《说卦》《文言》《序卦》《杂卦》之《传》，以推论本原，广大其义。《诗》《书》皆有序，而《仪礼》篇后有记，皆儒者所为。其馀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庄子·天下》篇、《荀子》末篇是也。”据此则古人之序，多缀于末。《诗》《书》序旧别为一卷，附本书以行；其冠之每篇首，特后所移耳。太史公自序、《汉书叙传》亦缀于末，惟诸表序冠于首。班氏作《两都赋》，前为之序，左太冲《三都赋》因之，而郑氏《诗谱》亦以序居前，此其滥觞欤!至乞人作序，起于太冲为赋成，自以名不甚著，求序于皇甫谧，由是后人文集莫不皆然；甚有两序或三四序者，顾亭林《日知录》深讥其非体。自有前序，乃谓缀末者为后序，亦谓之跋尾，或谓之书后。跋，《说文》：“蹎，跋也。从足，犮声。”《尔雅·释言》：“躐也。”《汉书》注：“蹑也。”盖本从足取义，引申之，处后皆曰跋。此类之原，曾氏广以《礼记》之《冠义》《昏义》，而谓“后世曰序、曰跋、曰引、曰题、曰读、曰传、曰注、曰笺、曰疏、曰说、曰解，皆是”。

奏议类者，其异名尤多。姚氏云：“唐、虞、三代圣贤陈说其君之辞，《尚书》具之矣。周衰，列国臣子为国谋者，谊忠而辞美，皆本《谟》《诰》之遗。汉以来有表、奏、疏、议、上书、封事之异名，其实一类，惟对策体少别。”曾氏亦云：“凡后世曰书、曰疏、曰议、曰奏、曰表、曰劄子、曰封事、曰弹章、曰笺、曰对策，皆是。”而《文心雕龙》言之尤详。《章表》篇云：七国言事，“皆称上书。秦初定制，改书曰奏。汉定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章者，明也。表者，标也”。《奏启》篇云：“奏者，进也。言敷于下，情进于上也。自汉以来，奏事者或称上疏。”“启者，开也。孝景讳启，故两汉无称。至魏国笺记，始云‘启闻’，奏事之末，或云‘谨启’。自晋盛启，用兼表奏，陈政言事，既奏之异条，让爵谢恩，亦表之别干。自汉置八仪，密奏阴阳，皂囊封板，故曰封事。晁错受书，还上便宜”，“多附封事，慎机密也。”《议对》篇云：“议之言宜，审事宜也。昔管仲称轩辕有明台之议，其来远矣。”汉立驳议。“驳者，杂也。杂议不纯，故云驳也。”“又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献说也。言中理准，譬射侯中的。二名虽殊，即议之别体也。”案唐以后有状，宋以后有劄子，近世有题本，有奏本，有附片。其名之异，亦以义各有主焉耳。

书说类者，姚氏云：“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春秋之世，列国士大夫或面相告语，或为书相遗，其义一也。”曾氏谓“凡后世曰书、曰启、曰移、曰牍、曰简、曰刀笔、曰帖，皆是”。《文心雕龙·书记》篇云：“书者，舒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牍。”“战国以前，君臣同书，秦汉立仪，始有表奏；王公国内，亦称奏书。……迄至后汉，稍有名品，公府奏记，而郡将奏笺。记之言志，进己志也；笺者，表也，表识其情也。”曾氏名此类曰书牍，而姚氏则曰：“书，说也。”盖因其中多载战国游士说异国之君之辞而然。至说之为言，《文心雕龙·论说》篇云：“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资悦怿；过悦心伪，故舜惊谗说。”得其旨矣。

赠序类者，姚氏云：“《老子》曰：‘君子赠人以言。’颜渊、子路之相违，则以言相赠处；梁王觞诸侯于范台，鲁君择言而进，所以致忠爱、陈忠告之谊也。唐初赠人始以序名，作者亦众。至于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绝前后作者。苏明允之考名序，故苏氏讳序，或曰引，或曰说。”而迁安郑东甫(杲)语永朴云：“《诗·崧高》：‘吉甫作颂，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即赠序之权舆。”富阳夏伯定(震武)亦云：“《燕燕序》‘庄姜送归妾’，《谓阳》‘我送舅氏’，皆有赠序之义。”据此可知其来远矣。至欧阳《郑荀改名序》，明允《仲兄文甫字说》《名二子说》，归震川《张雄字说》《二子字说》，此则因《仪礼·士冠礼》有字辞，且既冠而字之，以见于乡大夫、乡先生，又各有训戒，观《国语·晋语》载栾武子、范文子、韩献子之告赵文子即其证，亦不可谓无本。惟明时寿序盛行，其弊或入于谄谀，有道君子多耻为之。方望溪及曾氏咸有斯论，而两家集中终不能免。然则，择人而作，且所称无溢于实，庶乎可也。

诏令类者，姚氏云：“原于《尚书》之《誓》《诰》。而檄、令皆谕下之辞，亦当附入。”曾氏谓“凡后世曰诰、曰诏、曰谕、曰令、曰教、曰敕、曰玺书、曰檄、曰策命，皆是”。而《文心雕龙》言之尤详。《诏策》篇云：“昔轩辕、唐、虞，同称曰命。其在三代，事兼诰、誓，誓以训戒，诰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官锡胤。降及七国，并称曰命。命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汉初“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敕戒州郡，诏诰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简也；制者，裁也；诏者，告也；敕者，正也”。又云：“戒者，慎也。君父至尊，在三罔极。汉高祖之敕太子，东方朔之戒子，亦顾命之作也。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故王侯称教。”《檄移》篇云：檄之称自七国始。“檄者，皦也。皦然明白也。或称露布，播诸视听也。”“移者，易也。移风易俗，命往而民随者也。”盖刘氏判诏、策、檄、移为二，而以教、戒附于诏策；姚氏则合檄、令于诏中；至曾氏悉贯为一条，尤完密矣。

传状类者，刘子元(知几)《史通·六家》篇云：“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补注》篇云：“传者，转也，转授于无穷。”此传之意也。《文心雕龙·书记》篇云：“状者，貌也。体貌本原，取其事实。”此状之义也。曾氏云：“经则《尧典》《舜典》，史则本纪、世家、列传，皆纪载之公者也。后世记人之私者，曰家传，曰行状，曰事略，曰年谱，皆是。”但彼合传、志为一，故更数及墓表、墓志铭、神道碑。姚氏分而出之，引刘海峰之言曰：“古之为达官、名人传者，史官职之；文上作传，凡为圬者、种树之流而已。其人既稍显，即不当为之传；为之行状，上史氏而已。”案《日知录》云：“列传始于太史公，盖史体也。不当作史之职，无为人立传者。梁任昉《文章缘起》言传始于东方朔作《非有先生传》，是以寓言而谓之传。《韩文公集》传三篇，《柳子厚集》传六篇，皆微者与游戏之作，比于稗官；若段太尉则曰逸事状，而不曰传。”方望溪《答乔介夫书》亦云：“家传非古也，必阨穷隐约，国史所不列，文章之士，乃私录而传之。独宋范文正公、范蜀公(镇)有家传，而为之者，张唐英、司马温公耳。此两人故非文家，于文律或未审；若八家则无为达官私立传者。”此两说实海峰所本。至传末评语，其名诸家不同。据《史通·论赞》篇云：“《左传》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谷梁子，《史记》云太史公，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刘昺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而史官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归一揆，必取道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此虽论史，其可以资文家之取裁乎。

碑志类者，《文心雕龙·诔碑》篇云：“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又宗庙有碑，树之两楹，事止丽牲，未勒勋绩。而庸器渐缺，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庙徂坟，犹封墓也。”姚氏云：“其体本于《诗》，歌颂功德，其用施于金石。周之时有石鼓刻文；秦刻石于巡狩所经过；汉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体盖秦刻瑯琊具之矣。茅顺甫(坤字)讥韩文公碑序异史迁，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与史家异体，如文公作文，岂必以效司马氏为工耶？志者，识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圹中，古人皆曰志。为之铭者，所以识之之辞也。然恐人观之不详，故又为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志，及分志、铭二之，独呼前序曰志者，皆失其义，盖自欧阳公不能辨矣。”又《与陈硕士书》云：“墓表自与神道碑同类，与埋铭异类。神道碑有铭，似墓表用铭亦可通，然非体之正也。吾谓文章体制，当准理决之；不得以前贤有此，便执为是，如赠序中用‘不具某顿首’，与书同，此颜鲁公(真卿)《送蔡明远序》体也，直当断以为不是耳，安可法之耶？”又评韩公《殿中少监马君墓志铭》云：“古者书旌柩前，即谓之铭，故不必有韵之文始可称铭。”案：《礼记·檀弓》云：“铭，明旌也。以死者为不可别已，故以其旗识之，爱之斯录之矣，敬之斯尽道焉耳。”《祭统》云：“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又云：“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左氏襄二十九年《传》云：“夫铭，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据此则铭之义至广，凡树之山岳，勒之宗庙，无论为金为石，有韵无韵，皆可称之，不独揭之墓道与埋诸幽室也。姚说固非无稽。余姚黄太况(宗羲)《金石要例》云：“墓志而无铭者，盖叙事即铭也。所谓志铭者，道一篇而言之，非以叙事属志，韵语属铭。犹作赋者末有‘重曰’‘乱曰’，总之是赋，不可谓重是重、乱是乱也。”又云：“柳州《葬令》曰：‘凡五品以上为碑，龟趺螭首；降五品为碣，方趺圆首。’此碑碣之分。凡言碑者，即神道碑也。后世则碣亦谓之碑矣。”又云：“今制：三品以上神道碑，四品以下墓表。铭藏于幽室，碑、表施于墓上。虽名不同，其实一也。故墓表之书子姓与有铭，不可谓非。”先姜坞府君《援鹑堂笔记》云：“志止是立石为辞以志之，铭即志耳。故或称志铭，或称铭志。刘显卒，友人刘之遴启皇太子为之铭志，今《梁书》载其词。观前人石刻，有‘有序’二字，以目其散文，《文选》谢朓《和伏武昌诗》，善注引徐冕《伏曼容墓志序》云云是也。若后无韵语，则即散文亦可谓之志，唐宋诸公集皆有之。欧公论《尹师鲁墓志铭》云：‘志言云云，铭言云云，是以志铭分为二，以序独为志，盖是误也。’”两家之论，皆惜翁所本。

杂记类者，姚氏云：“亦碑文之属。碑主于称颂功德，记则所纪大小事殊，取义各异，故有作记序与铭诗全用碑文体者，又有为纪事而不以刻石者。”曾氏云：“如《礼记·投壶》《深衣》《内则》《少仪》，《周礼》之《考工记》皆是。”后世修造宫室有记，游览山水有记，以及记器物、记琐事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