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
《左传》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襄公二十五年)此孔子尚文之说也。然《论语》又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夫质者，文之本也。《礼记》云：“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器》)是文与本固相须为用也。而本尤为要。故《孟子》云：“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离娄》)呜呼!是岂独为立身行己言之哉!苟欲文之工，亦非此不办耳。此韩退之所以云：“本深者末茂。”(《答尉迟生书》)又云：“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哗。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答李翊书》)昔荀子(况)云：“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端读为喘)，蝡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人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劝学》)扬子云《法言》云：“古者之学，耕且养，三年通一；今之学也，非独为之华藻，又从而绣其鞶。”(《寡见》)王仲任(充)《论衡》云：“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超奇》)徐伟长(干)《中论》云：“圣人因智以造艺，因艺以立事。艺者，德之枝叶；德者，人之根干也。二者不偏行，不独立。木无枝叶，则不能丰其根干，谓之；人无艺，则不能成其德，故谓之野。若欲为君子，必兼之乎。”(《艺纪》)颜氏(之推)《家训》云：“夫学者，犹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勉学》)凡此诸说，皆发明孔子文质相须之旨者也。要之此意，《易·贲卦》已详言之。案《贲》之“九三”曰：“贲如濡如，永贞吉。”夫“贲者，饰也”(《序卦传》)。曰“濡如”，则饰之甚也。然而曰“永贞吉”，则惧其灭质也。故“上九”又曰：“白贲无咎。”白者，无色之谓(《杂卦传》)，所以勉其敦本务实也。苟敦本务实，而文乃不为空言矣。古今鸿篇巨制，永垂不朽，端在乎此。夫岂有徒骋其词藻，而可以立诚居业者乎？
是故为文章者，苟欲根本盛大，枝叶扶疏，首在于明道。夫明道之旨，见于《中庸》，孔子所云“道之不明，我知之矣”是也。其后董子(仲舒)亦有“明道不计功”之语(《汉书·董仲舒传》)。盖自成周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艺。而乡大夫、州长、党正以下，书而考之者，皆不外于德、行、道、艺四者(并《周礼·地官》)。德者，有诸身之谓；行者，著于事之谓；道为之本；而艺其末也。孔子讲授，一遵成周之旧，故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降及周末，此风已微，然诸子中最醇者孟氏，次则荀卿，韩退之《送孟东野序》所谓“以道鸣”者也。他若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庄周、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苏秦、张仪之属，退之谓为“以其术鸣”，是诚精确。然就其术之长者，要未尝不包于道之中，犹不致华而不实也。两汉以后，醇儒虽少，然亦各有所明，至魏晋乃弥衰矣。是以退之云：就其善鸣者，“其声轻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词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隋初遂有以华艳之词入章奏者，文帝以付有司治罪。而治书侍御史李谔上书曰：魏之三祖(魏武帝为太祖，文帝为高祖，明帝为烈祖)崇尚文词，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之相高，朝廷据兹擢士。以儒素为古拙，以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
王仲淹(通)告门人亦云：“学者博诵云乎哉，必也贯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济乎义。”(《中说·天地》)盖皆灼见当时之弊。幸韩昌黎出，乃作《原道》《原性》等篇，而八代之衰以起。其《答李翊书》云：“能如是谁不乐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答尉迟生书》云：“愈所能言者，皆古之道。”《答李秀才书》云：“愈之所志于古者，不唯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读吾子之辞，而其得所用心，将复有深于是者，与吾子乐之，况其外之文乎？”《题欧阳生哀辞后》云：“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之道也。古之道不苟毁誉于人。”由是其门人李南纪(汉)作《昌黎集序》，遂有“文者贯道之器”之说。此外如柳子厚(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云：“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报崔黯秀才书》云：“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云：“秀才志于道。道苟成则勃然尔，久则蔚然尔。”宋柳仲涂(开)《应责》云：“天生德于人，圣贤异代而同出，岂以汲汲于富贵，私丰于己之身也？将以区区于仁义，公行于古之道也？己身之不足，道之足，何患乎不足？道之不足，身之足，则孰与足？”穆伯长(修)《答乔适书》云：“夫学乎古者所以为道，学乎今者所以为名。道者，仁义之谓也；名者，爵禄之谓也。然则，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无以兼乎道。有其道而无其名，则穷不失为君子；有其名而无其道，则达不失为小人。与其为名达之小人，孰若为道穷之君子!矧穷达又各系其时遇，岂古之道有负于人耶？”欧阳永叔(修)《答吴充秀才书》云：“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又苏子瞻《祭欧阳公夫人文》述公语云：“我所为文，必与道俱；见利而迁，则非我徒。”曾子固(巩)《赠黎安二生序》云：“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又《答李治书》云：“夫道之大归非他，惟欲其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国家天下而已，非汲汲乎辞也。”司马君实《迂书》云：“君子有文以明道，小人有文以发身。”周子《通书》云：“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然不贤者虽父兄临之，师保勉之，不学也；强之，不从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是皆以道为文之本之说也。
其次在于经世。自《易·屯卦》言“君子以经纶”，《庄子·齐物论》因有“《春秋》经世，先王之志”之语。然“《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庄子·天下》)。六经大义，何一不以经世为归？即其后九流十家，蜂出并作，各引一端，驰说于世。而据《庄子·天下》篇，论六艺云：“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则亦圣人之道之支与流裔。是以《汉书·艺文志》谓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名家出于礼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法家出于理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杂家出于议官，农家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出于稗官，而总论之曰：“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然则，学虽有纯有驳，要之大旨皆主于经世可知。两汉人才，无如贾、晁、董、刘、诸葛，其奏议固在于指陈时政，即相如之词赋，太史公以为“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史记·司马相如传》)？则《子虚》《上林》，实与《谏猎书》相表里，即《封禅文》亦然。先姜坞府君(讳范)所以谓“设意措辞，皆翔蹑虚无，非诞妄贡谀者比也”，又何得谓无裨于世？唐宋之间，陆宣公固当首屈一指，他若韩退之、欧阳永叔、曾子固、苏子瞻、王介甫之文，李太白、杜子美(甫)、白乐天(居易)、黄山谷、陆务观(游)之诗，亦无一不以国利民福为兢兢。延及近代，如归、方、姚、曾辈，非有数篇关系天下万世文字，何以称作者？昔《论衡·自纪》篇云：“为世用者，百篇何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王介甫《上人书》云：“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又《上邵学士书》云：“某尝患近世之文，辞弗顾于理，理弗顾于事；以襞积故实为有学，以雕绘语句为精新。譬之撷奇花之英，积而玩之，虽光华馨采，鲜缛可爱；求其根柢济用，则蔑如也。”程子《答朱长文书》云：“圣贤之言，不得已也。盖有是言则是理明，无是言则天下之理有缺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则生人之道有不足矣。圣贤之言，虽欲已，得乎？然其包涵尽天下之理，亦甚约也。后之人平生所为，动多于圣人，然有之无所补，无之无所缺，乃无用之赘言也。不止赘而已，既不得其要，则离真失正，反害于道必矣。”昆山顾亭林(炎武)《日知录》云：“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又云：“张子有言：‘民吾同胞。’今日之民，吾与达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救民以事，此达而在上者之责也；救民以言，此穷而在下者之责也。”又《与友人书》云：“昔人谓‘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谓之行事者；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将欲谓之空言而不可也。愚有见于此，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如以上数条所言，庶几得文章之要领也欤!
要而言之，吾辈苟从事兹学，必先涵养胸趣。盖胸趣果异乎流俗，然后其心静；心静则识明而气自生，然后可以商量修、齐、治、平之学，以见诸文字，措诸事业。否则，虽告以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彼乌从而知之？即知之，乌能允蹈之？然欲涵养纯粹，非用力于退之《答李翊书》“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二语不可。考黄山谷《答秦少章书》云：“二十年来，学士大夫有功于翰墨者为不少，卓尔名家者则未多。盖深思其故，病在欲速成耳。夫四时之运天德也，不能即冬而为春，断可识矣。”窃谓此可作“无望其速成”句注脚。苏东坡《与李方叔书》云：“私意冀足下积学不倦，落其叶而成其实。深愿足下为礼义君子，不愿足下丰于才而廉于德也。若进退之际，不甚静慎，则于定命不能有毫发之益，而于名节有邱山之损矣。”此可作“无诱于势利”句注脚。若夫惜抱先生《答鲁宾之书》云：“《易》曰：‘吉人之辞寡。’夫内充而后发者，其言理得而情当；理得而情当，千万言不可厌，犹之其寡矣。气充而静者，其声闳而不荡；志章以检者，其色耀而不浮。邃以通者，义理也；杂以辨者，典章名物。凡天地间之所有也，闵闵乎聚之于锱铢，夷怿以善虚，志若婴儿之柔，若鸡伏卵，其专以一，内候其节而时发焉。夫天地之间莫非文也。故文之至者通乎造化之自然，然而骤以几乎合之则愈离。今足下为学，在于涵养而已。声华荣利之事，曾不得以奸乎其中，而宽以期乎岁月之久，其必有以异乎今而达乎古也。”此则更融会韩、柳之旨而总论之，开示后人，尤为周密。又歙县吴殿麟(定)《与友人论文书》云：“为文章者，若不于六经诸史根本是求，而惟末之务，乃欲无一言一字见疵于人，自古及今，盖未之见也。”嘉兴钱衎石(仪吉)《与弟警石(泰吉)书》云：“凡为文章者必先有‘知言’‘养气’工夫。若制行动辄乖谬，而谈理欲其切实，出言不免杂乱，而操笔欲其简净，岂不大难!”曾文正公《日记》云：“杜诗、韩文所以能百世不朽者，彼自有‘知言’‘养气’工夫。惟其知言，故常有一二见道语，谈及时事，亦甚识当世要务；惟其养气，故无纤薄之响。”语皆亲切有味，汇录于此，以为好学深思者之一助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