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征战江南

一、幕府生涯

鸦片战争对左宗棠的刺激是很大的，时局险恶，他却无能为力，这让他产生一种“出世”之想，即去寻觅一个“桃花源”，幻想做一个“太平有道之民”。道光二十三年（1843），左宗棠用自己多年教书积蓄在湘阴东乡柳家冲买了七十亩土地，署名“柳庄”，并在第二年秋天，举家从湘潭迁至此，督工耕作，日巡陇亩，自称“湘上农人”。

不过事与愿违，对外战争虽然结束了，天下却并不“太平”。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封建剥削加重，阶级矛盾更加激化。战后，鸦片输入有增无已，白银外流加剧，银价持续上涨，这对于须用铜钱兑换白银纳税的劳动者无异是雪上加霜。此外，清政府为缓解财政困难，还不断增加赋税，仅地丁税一项，道光二十九年（1849）就比四年前增加了二百六十万两。生活濒临绝境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被迫铤而走险，揭竿而起。据政府极不完全统计，从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九年（1841—1849），九年中各地农民暴动已达一百一十次之多，仅在道光九年（1829）这一年内，较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就有十次以上。

从全国范围看，农民暴动以湖南、两广一带较为频繁，左宗棠正生活在这个阶级斗争的漩涡中心，自然更能感受到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道光二十四年（1844），他在给贺煕龄的信中，对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形势是这样分析的：“诸戎狡焉思逞，无有纪极，而国威屡挫之余，内地奸民啸聚山泽者，亦复在在有之”，“司事者不能早为徙薪之谋，徒玩愒以幸一日无事，谓之何哉！”（《全集》“书信”一，第46页）对此，左宗棠忧心如焚，甚至两三年前就感叹道：“一邑之水可走而违，天下汤汤，曷其而归？午夜独思，百忧攒集，茫茫世宇，将焉厝此身矣！”（《全集》“书信”一，第27页）中国有句古语：“小乱居城，大乱居乡”，既然局面已是“天下汤汤”，那就只能“买山而隐”了。

道光二十六年（1846），为实现“买山而隐”的计划，左宗棠用了三天时间特地考察了湘阴县东南的双狮、白鹤、望塔、梓木诸洞，他缘崖涉涧，不避劳苦，希望找到一个避乱的“世外桃源”，最后相中了距左家塅不过数里的廖家坪。这里交通便利，虽然“山场树木成林”，亦颇幽险，但因离老家近，“族众一呼可集”，人心可恃。不过这一计划被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打乱了。湘阴在连续两年大旱后，又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发生水灾，柳庄田禾被淹，左宗棠的家人生病，全家生计窘困，避地之议只好暂时作罢。

道光二十九年（1849），陶家从安化迁到省城长沙，左宗棠顺便在长沙设馆授徒，学生除陶桄外，还有周开锡等数人。这一年，水灾更重，道殣相望，宗棠拿出自己的“束脩”买谷煮粥，救济家乡灾民，同时设局制药，治疗病者。他的两位夫人也亲率仆役临门督察，经费不足时，还典当首饰以应急。

这年冬天，当时的名臣林则徐因病辞去云贵总督，回福建疗养。还在上一年时，左宗棠的好友、时任贵州安顺知府的胡林翼就曾向林则徐举荐过左宗棠，说他有“异才”。故此，林则徐途经长沙时，特地派人到柳庄相邀。十一月二十一日（1850年1月3日），林、左在长沙岳麓山下、湘江水滨的船中会晤，“江风吹浪，柁楼竟夕有声，江中宴谈达曙，无所不及”（《全集》“书信”一，第73页）。两人惺惺相惜，林则徐视左宗棠为“不凡之材”、“绝世奇才”，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左宗棠则称林则徐为“天人”，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二人通宵达旦的长谈，话题十分广泛，有时政分析，人物品评，也有边疆屯垦、民族关系，特别是林则徐曾流放伊犁，三年间走遍了天山南北，对新疆形势、时务十分熟悉，这次长谈让左宗棠对新疆问题的重要性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林则徐“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二五）的观点无疑对左宗棠产生了影响。

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道光皇帝去世，皇四子奕继位，即后来的咸丰皇帝。这一年，湘阴人翰林院编修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丁忧回乡。岁末，左宗棠也回到湘阴，两人意趣相投，为避“乱世之祸”，遂一起考察湘阴东山，为“山居结邻之约”，不过时局的变化比左宗棠估计的还要快。在广西，天地会众攻城掠地，逼近桂林，奉命前往镇压的林则徐病死赴任途中（逝于广东普宁），继任钦差大臣为前两江总督李星沅。李星沅字子湖，号石梧，也是湘阴人。据称，此时左宗棠曾应这位新任钦差之邀，准备随其去广西，但不想李星沅于咸丰元年（1851）四月病死广西，此行遂不果。左宗棠又回到柳庄，过着他的“田舍翁”生活。他自称：“东作甚忙，日与庸人缘陇亩，秧田初茁，田水琮琤，时鸟变声，草新土润，别有一段乐意，出山之想，又因此抛却矣！”（《全集》“书信”一，第75页）

在烽火连天的形势下，左宗棠的田园生活只能是短暂的一瞬。此时，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已狂飙突起，把左宗棠“买山而隐”的清梦打破了。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经过长期准备后，于广西桂平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屡次挫败前往镇压的清军，并于咸丰元年闰八月初一日（1851年9月25日）一举攻克永安州（今广西蒙山县）。

咸丰元年（1851），一直关心时局的左宗棠写信给好友、贵州黎平知府胡林翼，为其对付农民暴动出谋划策说：“兵法曰：‘谋定而后战’，又曰：‘善用兵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贼知之，而我不悟此，胜败利钝之机所由分也。果于附近贼巢之处，令乡民尽为碉堡，官给经费以倡之。险要之地，官兵营之，亦如碉堡之式，以步步为营之法，同时渐进，逼近贼巢，贼知我将合围，必并力来扑，则贼为客而我为主矣！”（《全集》“书信”一，第78页）这年冬天，胡林翼致函湖广总督程矞采，力荐左宗棠，但这位方面大员并不重视，宗棠也不愿勉强出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