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孤贫发愤
左宗棠出生在一个耕读之家，祖上是在南宋时期（十二世纪）从江西迁到湖南的。他的曾祖父中过秀才（也称生员），祖父左人锦是国子监生，父亲左观澜，字晏臣（一字春航），为县学廪生（即“廪膳生员”，每年可领取廪饩银四两），也算得上是个书香门第。左人锦、左观澜都饱读诗书，却始终考不中举人（乡试中试者），这就意味着不能继续沿着科举的道路去做官。既做不了官，又没有多少田地，家里的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艰难，遇上荒年，甚至难以糊口。嘉庆十二年（1807），湘阴大旱，全家只能用糠屑做饼度日。左宗棠出生时，他前面已经有了两个哥哥（大哥宗棫十三岁，二哥宗植九岁）和两个姐姐。母亲余氏已经三十八岁了，由于家境不好，乳汁不足，只能用米汤来喂养这个不断啼哭的婴儿。也就在这一年，为了前程，左观澜离开家乡，到省城岳麓书院去读书。嘉庆二十一年（1816），他在长沙开馆授徒，并把全家迁到省城。而生活来源只能靠左观澜的教书所得，所以左宗棠后来回忆说：“吾家积代寒素，先世苦况百纸不能详”。（《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64页，以下简称《全集》）
左宗棠三岁时，祖父就在湘阴梧塘塾屋教他读书、识字，迁居长沙后，又与两位兄长一起跟随父亲读书。宗棠年龄虽小，却颖悟过人。有一次，左观澜为宗棫、宗植讲解《井上有李》一文，讲到“昔之勇士亡于二桃，今之廉士生于二李”句时，问道：“‘二桃’的典故出自何处？”一旁的宗棠立即答道：“古诗《梁父吟》有之。”四岁小儿有如此敏捷的应对，让左观澜甚感欣慰。
嘉庆二十二年（1817），左人锦去世，左观澜也年逾四十，自己功名不就，更把“金榜题名”的希望寄托在三个儿子身上，对他们也督促更严了。两年后，十九岁的宗棫进了县学，十五岁的宗植更进一步，进县学后，因科考成绩名列前茅，被补为廪生（一年可得“廪饩银”四两）。这让左观澜多少感到一些安慰，九岁的宗棠也被要求学作“制艺”（即八股文，是科举考试中官定的文体格式）。不久，宗棫补为廪生，宗植选为拔贡（贡生的一种。选品学兼优的生员送京师国子监读书者称贡生）。道光六年（1826），宗植进京参加“朝考”，列二等，被选为湖南新化县训导（县学副职，从八品）。也就在这年，已经十四岁的左宗棠第一次参加“童试”（儒童入学考试，包括县、府、院试三个阶段，合格的取得“生员”资格，俗称秀才）。翌年五月，应府试，名列第二，但因母亲病重未参加“院试”（由学政主持），也就和“生员”资格擦肩而过。十月，母亲去世，服丧期间，他更加勤奋治学。
道光九年（1829），左宗棠已满十七岁，但他并没有把精力集中于猎取“功名”的制艺上，而是好读“经世致用”之书。最早的经世之学发端于明清换代之际，当时，著名学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怀着复兴故国之心，于“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章沿革，皆极意研究”。但这股思潮很快沉寂下去，由于统治者的扼杀、打压，知识阶层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议论朝政，不敢研究现实。他们或是不问世事，寻章摘句，皓首穷经；或是钻进故纸堆，把精力集中于古籍的整理与诠释上。直到十八世纪中叶以后，一股经世思潮重新崛起，一些学者提出“研经求实用”，提倡阐发“圣人”的经世之志（经世即是治世）。特别是当社会危机日趋严重之时，一些有识之士相继提出自己的应对主张和解决方案，试图复兴十七世纪的实学传统。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左宗棠开始了他追求经世之学的道路。一次，年轻的左宗棠在书铺里买到一部顾祖禹著的《读史方舆纪要》，如获至宝，他被书中记载的山川险要、战守机宜深深吸引，于是潜心研读，直至了如指掌。不久，又读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召南的《水道提纲》。他读得很仔细、很认真，边读边做了详细笔记，这种阅读大大开阔了左宗棠的眼界。道光六年（1826）问世的《皇朝经世文编》（魏源代贺长龄编）更成了左宗棠案头的必备书，这套书每页留下的圈点、符号，是他悉心阅读的印记。左宗棠的特立独行为醉心八股时文的士子所不解，也招来了许多讥讽，但他不为所动，毫不理睬，仍坚持自己讲求实学的道路。
道光十年（1830）正月，左宗棠的父亲左观澜病重，元宵节后三天就去世了，终年五十三岁。左观澜读书半生，并没有给儿辈留下多少遗产，只有薄田几十亩，一年收的租谷不过四十八担，家中生活难以为继。此时，宗棠的长兄宗棫已早于父亲病逝，二哥宗植在新化做了三年训导，兄弟也难得相聚（宗植在湖南已有文名，与魏源、陈起诗、汤鹏等号称“湖南四杰”）。
家境的艰难并没有影响宗棠发奋苦读。恰在这年冬，著名的经世学者、江苏布政使贺长龄（1785—1848）丁忧回到长沙。贺长龄是湖南善化（今长沙）人，曾与江苏巡抚陶澍共同办理过漕粮海运，并请魏源以自己的名义辑成《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选收了从清朝开国到道光初年间有关“经世致用”的文章，他家中藏书丰富，这对左宗棠真是难得的际遇。年轻的左宗棠既佩服贺长龄的学问和为人，更羡慕他家丰富的藏书，于是经常到贺家求教，并借阅各种典籍。贺长龄对这个比自己小二十七岁、求知若渴的青年人也很赏识，竟以“国士见待”（《全集》“书信”三，第460页），不但敞开自己的藏书楼，而且亲自登梯取书，数数登降，不以为烦。每当宗棠还书时，一定要询问心得，互相考订，孜孜不倦，简直成了忘年交。
道光十一年（1831），左宗棠到长沙城南书院读书，二哥宗植则客游武昌。在生活无着时，左宗棠只能靠书院发给的“膏火费”度日（“膏火费”系指发给学生的津贴）。城南书院的正课生员除一个月的“年假”外，每月发“膏火银”八钱；另外，每月初三和十八日有“会课”，考试成绩优异者给予奖励：一等首名银五钱，其余三钱，二等每名二钱。
城南书院位于长沙城南妙高峰下，历史悠久，南宋时，理学大师朱熹曾在此讲学，有一定社会影响。其时，山长（书院主持人）是贺长龄的弟弟贺煕龄。贺熙龄（1788—1846）字光甫，号庶农，嘉庆十九年（1814）进士，曾任湖北学政，于道光十年（1830）底丁忧回籍，时年四十三岁，在湖南颇有声望。他倡导义理、经世之学，认为读书是为了“经世”，许多读书人“学不知要”，陷于词章训诂 、寻章摘句不能自拔，而喜好经世之学的左宗棠自然得到贺熙龄的青睐，被赞为品行“卓然能自立”，学问“确然有所得”（贺煕龄：《寒香馆文钞》卷二）。左宗棠“十年从学”，深受其影响。可以说，贺长龄、贺煕龄兄弟成了左宗棠走上“经世致用”之道的引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