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罗，奇迹之都
2011年初，我突发奇想，要去以色列看一眼。得知在国内办理以色列签证不易，又听说在埃及的办理难度相对低很多。带着实习挣来的不多的积蓄，我到了埃及首都开罗。
当时入住的青年旅舍位于解放广场一侧，地段极好。解放广场在开罗市中心的心脏地带，毗邻尼罗河，埃及国家博物馆、埃及中央政府大厦、开罗美国大学等都在步行范围内。作为各类游行示威的固定场所，它如同埃及政治的晴雨表。
一日早上，我被楼下震天的喊声吵醒，跑去阳台一看，发现楼下聚集了乌泱泱的人群，他们正在示威。从没见过这阵仗的我既好奇又害怕，只敢趴在阳台观摩，看那蚂蚁般大小的人儿举着标语高喊。
一会儿，同宿舍的韩国女孩萨拉回来了。我挑起话题，“他们疯了吧”，想博得认同。
呐喊的方式多种多样
没想到此前少言寡语的她竟认真地纠正我：“我并不认为他们是‘疯了’。他们只是在提出诉求，这是他们的政治自由，而我尊重他们表达诉求的方式。”
她的解读让我的言论显得无知和浅薄，也让我当即决定下楼走进集会圈子里，去了解他们的诉求。
广场上，有老人在孙子的额头上系了标语，小小的孩子跳上了车辆，高举着他看不懂的横幅，老人则因为体力不支，坐在椅子上高声呼喊着。有看似温文尔雅的中年人突然脱下鞋子，去拍打手中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画像，还有人烧起了埃及国旗，被身边愤怒的人群齐声制止，更多的群众则是高举着国旗在呐喊。
渐渐地，有愤怒的老年人上前来向我控诉，手里握着一张印有人像的报纸。身旁有好心人来为我翻译，说报上图中的人是老人的儿子，他因为加入反穆巴拉克团体而被处死。也许是错把我当成记者，也许是希望我作为一个外国人能多关心埃及局势，向我控诉的人越来越多。有控诉国家银行吞钱不吐的，有控诉国民经济衰退的，也有控诉国家经济结构存在极大缺陷、自己读完了研究生却不如本科生就业前景乐观的。还有认为国家政治体制僵化、人权遭受侵犯的，有认为埃及政治经济权利分配不透明的，有抗议政府腐败又不思改革的。尽管每张嘴说出的理由和境况各不相同，但诉求却是极统一的：要求总统穆巴拉克下台，渴望一个更民主的新政府。
在埃及旅行的时日里，我感受到这个国家面临巨大的人口就业压力，又在民间看到截然相左的国家认同观念，于是我问那位渴望民主政府的路人：“新政府做到了你要的民主，就能实现人民有权利选择并监督政府，就能解决就业、贫困、经济结构等问题吗？”对方思忖一番，答：“不尽然，但起码我们清楚穆巴拉克政府永远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这一头，我认真地倾听着偶尔夹杂英语的陌生人的控诉，尝试厘清内容；那一头，竟有青年人过来找我合照。
这些青年人无论在前一秒有多么愤怒，总能在见了我之后，露出一副“哟，外国女生”的讶异模样，嬉皮笑脸地提出合照请求。自拍过后，他们又能马上恢复愤慨，走回那支震怒的队伍里。
这让我想起在埃及最大的市场罕哈利利市场里的一幕：我和萨拉正走马观花地逛着店铺，一位埃及男店主晃动手中的玻璃球，问：“只卖10美元，要吗？”我摇头，拉着萨拉要走。对方又说：“1美元，你拿去吧。”我还是摇头。对方不罢休，“给我一个吻，这个免费送你。”我和萨拉只笑，还是不要。店主哭丧着脸，指着地面问我：“你看到了吗？”我扫视一圈，地上什么都没有，便问：“看到什么？”他捂着胸口道：“我破碎的心啊。”埃及男性的搭讪功力可见一斑。
再后来，我与萨拉买了一元一枚的假银戒指，戴在无名指，遇着搭讪，就说自己已婚。若是遇到脸皮更厚的人说“那你还需要一个埃及老公”，我们便装出着急的模样，说“我的孩子在旅馆等着我回去喂奶”。此法万试万灵，对方听了掉头就走。
午后3时，刚刚还在游行的人群齐齐礼拜
午后3时，刚刚还在游行的人群齐齐礼拜
经历了这个合照插曲，我才观察起现场的女性参与度来。悲哀的是，整个解放广场的革命现场几乎没有当地女性，只有记者和游客模样的外国女性穿插其中。我去问身旁会英语的路人，为何不见当地女性身影。他扑哧笑出来：“埃及女性？她们能在家里做贤妻良母，但不能来参加革命，因为女性是不会成为领导者的。”
午后3时，到了晡礼时分，宣礼楼的喇叭开始唤礼。只见先前还散于各处的乱糟糟的人群，在听到喇叭发出的经乐时，都迅速聚到了广场中央，集体朝着克尔白的方向跪拜。完全不需约定，是信仰的力量把人们此刻的行动变得如此一致。
这场让我感受复杂的革命，成了“阿拉伯之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继突尼斯发起“茉莉花革命”带来国内政权更迭后，这股情绪迅速蔓延到了其他文化、语言和社会背景相似的阿拉伯国家，而埃及正是第二个受此影响发起革命的国度。
那之后几天，我独自前往埃及南部的卢克索等城市，就在我沉醉于尼罗河的日出日落时，有卢克索人告诉我，在开罗的革命已不再温和，反政府的活动形式从最初的集会和游行，已发展到罢工、示威和骚乱，有人放火焚烧了政府大楼，有人朝政府车辆扔火球，参与抗议的人已达百万之多，有人在混乱中被开枪打死，情形十分激烈。
卢克索的街头闲逸依旧，身在这里，倒是丝毫体会不到那股来自开罗的热潮。一天，我骑着租来的自行车正在街头慢悠悠地前行，遇到一位主动问好的埃及青年。他很有礼貌地说，自己的妹妹很希望结识外国人，问我可否同他回家拜访他妹妹。见我犹豫，他说，家就在河对岸的村落里，如果我到了村口不愿意进去，大可乘船回来。那是大白天，我见渡河的船夫向青年问好，态度平静，便相信青年是住在附近的人。
跟他进村到了家，他的妹妹迎上来抱住我，弟弟则羞赧地躲在屋角。他的家由土埆砖砌成，家里除了木质长椅和书架外几乎没有家具，更不要说电器。他的父母非常开心，母亲跑到后院去抓了一只鸽子，我怕给人家添负担，连忙说我已用过餐。但他母亲执意要给我做饭，我只好请她不要杀鸽子。
菜上桌后，丰盛得叫我傻了眼：四块面包、两个馕、一碟鹰嘴豆、一大砂锅的炒鸡蛋配着小碟的孜然粉、酸萝卜和中东奶酪。当然，更叫我傻眼的，是随盘配上了一把生的油麦菜。
为了不辜负心意，我把大部分的食物都吃完了，最后还学着他妈妈的样子，把生蔬菜也吞了下去。见我下咽的表情难看，他们笑我：“难道中国没有这种蔬菜吗？”我只好笑笑，不说话。
这家人好可爱，待我用完餐后，母亲和姑姑串了几户邻居，借齐了工具，要给我化个埃及妆。
离开他家时，我把随身带着的笔和记事本送给弟弟和妹妹，还在看了弟弟用我手机拍的照片后，给他写了张英文小字条：“你有成为摄影师的潜质呢！”希望他有天会看懂。
当我再回到开罗时，埃及政坛已是另一重天。穆巴拉克辞去了总统职务，将权力移交给了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站在金字塔之巅30年的他，一定料想不到被民众推翻的这天，就连地铁站里的穆巴拉克人像也像他手中的权力那样轰然坍塌。
她激动地抓起家里唯一的一只鸽子
换了一身埃及装束
那时的我已经在埃及旅行了数周，再回到开罗，所有的景物都已不再新奇，就连楼下那家曾叫我流连忘返的比萨店也去腻了。于是心里想着，是时候前往以色列了。
在开罗，我请路人把以色列大使馆的地址用阿拉伯文写在纸上，带上它一路咨询，走一段，又搭一段顺风车，总算到了。还未走近，便遥遥望见使馆门前警察聚集，荷枪实弹，异常肃穆。
黑衣警察看见我，使劲摆手喊：“闭馆了闭馆了！”一问才知，以色列驻某国的大使馆受到袭击，开罗的以色列大使馆未雨绸缪，闭馆以加强安保。
我当即决定前往约旦拿以色列签证。约旦签证办理容易，递交翌日便可下签。
在旅舍认识的韩国女孩萨拉与我在开罗同游数日，结下颇深情谊。她陪我买到了当晚7点从开罗开往边境港口“牛尾巴”的车票。Nuweiba谐音“牛尾巴”，是埃及东面的一个小镇，从这里的港口可驶往对岸的约旦。抵达“牛尾巴”后，我还需要买船票，才能乘船前往约旦。
离开前的那晚，我在旅馆与萨拉唠家常。突然，她推推我：“不早了，我替你感到时间紧张。”
我抬手看表，6点45分，离发车时间只剩下15分钟，而我还要从旅舍搭出租车去车站，心中不免也咯噔一下。
萨拉为我拦了出租车，一把将我塞进车里，挥手冲我喊：“Carrie，我在开罗等你回来！”
顾不得伤感，我捏着车票问出租车司机：“你觉得能赶上吗？”
司机瞅了一眼车票，耸了耸肩，明确表示：小姐，你没戏了。
这位司机一路横冲直撞，将车子开上绿化带，让我过了一把电影大片的瘾。尽管如此，到达车站时已是7点半了。
我背着背囊，一路冲进出发大厅。距安检机器仍有几步之遥时，我把背囊一把抛过去，又在安检机器那头把背囊拽出来，疯子一般。
偌大的候车室，只剩一辆准备出发的长途车。我拉着一位工作人员，近乎绝望地问：“去约旦的车开走了吗？”
“早就开走了。”
那一刹，我的泪流不出来，又恨自己没有时间观念，挤不出一个恰当的表情。
他好心拉来一位司机，叫我跟司机交流。还怎么交流，车都开走了。
司机拍拍我：“你现在马上坐出租车去‘妈妈啦’车站追那辆大巴；如果你到了‘妈妈啦’车站，发现车已开走，那就等我的车，我要前往的城市，离‘牛尾巴’很近，你下车后再换车去‘牛尾巴’。”
听了这话，我却迈不开脚步，也许是觉得坐出租车追一辆已发车的巴士这种做法太过滑稽。司机打量我一下，又回头凝视一眼正等着他发车的满车乘客，呼出一口气，似乎做了一个重大决定，说，走吧，我帮你找出租车。
我似乎一下子就有了底气，跟着大巴司机走了十几分钟。他帮我拦了一辆出租车，还帮我砍价，嘱咐司机一堆事项后，把我送上了出租车。
抵达“妈妈啦”车站，已是晚上8时。我不抱希望地问车站工作人员，前往约旦的大巴开走了吗？
人家笑：“还没开来呢！”
5分钟后，我乐颠颠地登上了期待中的大巴车。
也许是巴士在路上还要停车载客，也许是交通阻塞导致巴士晚点，也许是老天爷施法将巴士冻住了一会儿……反正，我搭一辆出租车追上了一辆开出1小时的大巴这件事，是真切地发生了。此等事情，恐怕也只会发生在开罗。
反正开罗又名“奇迹之都”嘛。
韩国女孩萨拉带着折纸，为随时可见到的埃及小朋友折纸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