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没出书前，总觉得出书是人生了不得的一件大事，门槛很高，比登天还难。我的第一本书《屐红高跟鞋的雨》，是本现代诗选集，2016年9月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拿到样书时，我非常感慨，跟朋友开玩笑说，我的“疹子”终于发出来了，很有点异样的兴奋和感激。

短短一年多时间，这本《捡拾灵魂的碎片》，是我继《屐红高跟鞋的雨》《滤》《城·色》后，正式出版的第四本书，是我的第二本散文集。最近准备与中国经济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发现现在的自己似乎与出第一本书前的我，多少有些不同，但究竟有多不同，似乎又说不太清楚，反正与当初没出过书时相比，心态或多或少发生了变化。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感觉现在出书，不再是出“疹子”，而有点像在“脱衣服”，每出一本书，其实就是当众剥掉一层衣服，先是道貌岸然的西装外套，而后是领带、衬衣、棉毛裤，再就是内衣、内裤，然后把“皮”揭了下来，功力比较大和浓厚的，最后甚至像哪吒，把骨肉和血都剔了下来，还给父母，还给自然和大地，还给上帝和神，仅剩下灵魂，光溜溜的，一丝不挂，没有遮拦和隐瞒，在众目睽睽之下“裸奔”。从此以后，你似乎总站在明处，人家却都躲藏在暗处。书卖得越好，阅读的人越多，出书的人就越发透明，像行走在风中的一块透明薄片或玻璃。这也可能是钱钟书为什么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的缘故了。

作者本人并不都愿意面对公众。记得1985年米兰·昆德拉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时，发表了《小说与欧洲》的受奖演说，在演讲中他说道：“按照福楼拜的说法，小说家是一位希望消失在其作品后面的人。消失在他的作品后面，也就是说拒绝公众人物的角色。而今天的大众媒体与福楼拜的意愿相反，使作品消失在它的作者的形象后面。而小说家一旦扮演公众人物的角色，就使他的作品处于危险的境地，因为它可能被视为他的行为、他的宣言、他采取的立场的附庸。而小说家绝非任何人的代言人，他甚至不是他自己想法的代言人。”但事实上，除了曹雪芹、凡·高、艾米莉·狄金森、薇薇安·迈尔、佩索阿、卡夫卡等少数几位大师，生前冷寂，死后荣光，很少有人能从名利、媒体追逐和荣誉围困等陷阱和樊篱中跳出来。而我相信，真正的作者，往往更多地希望读者去关注其作品，而非其本人，作品比其本人更真实、更重要。

我出生在湖南省通道县，童年是在一个叫坪阳乡坪阳村的地方度过的。那个地方很偏僻，至今还保留着许多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遗风遗俗，背地里还盛行一些巫鬼文化的残迹。旧《通道县志》记载，当地土著“有病则尚祈祷，而不用医药。”当地人暗地里普遍比较信巫、信鬼，供奉梅山、保山、小山等神祇，平常没事，随随便便就可用米、鸡、草、蛋、衣等物件做巫卜，身边一个其貌不扬的人，很可能就是一个会喊魂、收惊骇、挂符、酿水、收魂、放马脚的“隐性”巫师。记得小时候，夜里我常到坪阳村侗族小伙伴的家里，围着火塘，煨着红薯，烤着玉米，听大家讲鬼故事，讲转世“再生人”的传闻，那时候我会讲一口流利的侗族话，交流没有一点障碍。其中有一个说法，我至今记忆犹新，说一个人若是去世了，灵魂出壳，就会沿着生前走过的路，脚尖着地，倒着走回去，一直走到出生地，而且会每走一步，都佝着身子，将掉落在地上的脚印一一捡拾起来。一个人不论活多长，走多远，行过多少路，最后都会把他的记忆和留在过往里的痕迹捡拾起来，送回到故乡或出生地，与身首一起埋葬。据说曾经有人不信这个传说，还做过实验，在某人去世时，在其出生的堂屋里撒上炉灰，三更半夜，躲藏在屋内，坚持三宿不打瞌睡，就可以清楚地看见死者的灵魂进屋捡拾最后脚印的场景。

其实，通道这个地方，历史上留下有名记载的相关文字并不多，零星半点。但明朝时候有个浙江举人，叫包汝楫，曾任绥宁知县五年，在天启五年（1625年），游历绥宁、辰溪、沅陵、靖州、通道等地，很多地方是屈原和沈从文都没去过的地方，在他著的《古今说部丛书第四集（南中记闻）》中，留有一段对通道的有趣记载，不完全准确，但非常珍贵。全文摘录如下：

“通道县共六里止。二里系汉民，被服与中国同。四里系苗民，不冠不履，男妇俱右衽佩刀。男子头插雉尾，身穿短袄，胸背两臂，俱花绣；妇女头髻，偏挽右傍，顶上插一根银牌为饰，上衣齐腰，亦花绣；男妇下截只穿长裤一条，冬夏跣足。男子娶妇七日，即送回母家，遇耕获时，暂唤帮助。平时止在母处。男子年长未娶号罗汉，女子年长未嫁号老陪。其罗汉已娶妻，遇妇人有姿色者，仍托名罗汉，复行取讨。老陪已嫁夫，遇得意男子，亦自托名老陪，又复嫁配。夫妇不恒，自成夷俗。妇人非有孕欲产，不至原夫家，其夫各亦不恋本妻。此苗错处中土，编在版籍，其习俗如是。”

需要说明的是，文中所说的“苗”，实际都是“侗”。苗族和侗族，以及湘西土家族，对于外人或汉人来说，不太分辨得清，容易混淆，即使是本地人，若不因为氏族冲突或其他原因，也并不像楚河汉界划得那么清楚。文中说，当地人喜欢赤脚却是千真万确。我原以为是因为穷，买不起鞋子，却似乎并非如此，更多的倒是生活习惯。

沈从文在1932年9月22日在山东青岛写的《月下小景——新十日谈之序曲》，讲的是湘西黄罗寨的故事，曾记有以下的湘西民俗，很多专家怀疑其真实性，以为是沈从文的杜撰：

“女孩子是不会说谎的，本族人的习俗，女人同第一个男子恋爱，却只许同第二个男子结婚。若违反了这种规矩，常常把女子用一扇小石磨捆到背上，或者沉入潭里，或者抛到地窟窿里。习俗的来源极古，过去一个时节，应当同别的种族一样，有认处女为一种有邪气的东西，地方族长既较开明，巫师又因为多在节欲生活中生治，故执行初夜权的义务，就转为第一个男子的恋爱。第一个男子因此可以得到女人的贞洁，但因此就不能够永远得到她的爱情。若第一个男子娶了这女人，似乎对于男子也十分不幸。迷信在历史中渐次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习俗却把古代规矩保持了下来。由于××守法的天性，故年青男女在第一个恋人身上，也从不作那长远的梦。”

“当地女孩子因为这方面的习俗无法除去，故一到成年，家庭即不大加以拘束，外乡人来到本地若喜悦了什么女子，使女子献身总十分容易。女孩子明理懂事一点的，一到了成年时，总把自己最初的贞操，稍加选择就付给了一个人，到后来再同自己钟情的男子结婚。男子中明理懂事的，业已爱上某个女子，若知道她还是处女，也将尽这女子先去找寻一个尽义务的爱人，再来同女子结婚。”

通道也属于湘西的一部分，是湘西的角落，地理上比凤凰更为偏远，通道的侗族很多风俗习惯、生活理念和着装打扮，与处于稍北的凤凰的苗族、土家族极其相近，虽然很多外人是看不出其中的差异的。认为“处女”是邪气的，初夜权让渡给土司（酋长、族长）、巫师，或随便一个什么男人，并没有汉人传统里的那种强烈的“贞操”观念，社会、乡俗也并不标榜“节妇烈女”，在他们的意识里，第一个男人的睡和“破处”其实是在给这个女人做一件很有功德的“好事”，并没有什么道德上的罪恶。1999年，因修建株六复线铁路，我在黔西南州的凯里一个工程指挥部里工作了一年，据说凯里当地的苗族、侗族仍然流传着家里男性老大其实并没有财产继承权的风俗，因为老大多半是说不清父亲是谁的“野种”，这一方面有沈从文“处女”邪气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可能是这里的民风更看中女人的生育能力，强调女人“传宗接代”的义务，能够生育才能正式进家门。所以包汝楫才说通道“妇人非有孕欲产，不至原夫家，其夫各亦不恋本妻”。我以为，其叙述真实可信。

当然，现在的通道早已不是明朝时候的那个样子了，大量的风俗已主动或被动地“汉”化。我童年的时候，周边像包汝楫、沈从文等叙述的情况也不多见，已开始非常“文明”起来了。我感兴趣的，或比较吃惊的倒是，从包汝楫所叙述的明朝天启年间，到沈从文所叙述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民国，三百年过去，时间在通道这个地方似乎是静止的，没有多少变化。而这种无变化，甚至又可以从明朝天启年间，追溯到春秋战国以前，包括隐藏在老庄等古代典籍的故事里……作家韩少功在一篇名叫《文学的根》的文章里曾经追问：“绚丽的楚文化到哪里去了？”然后又介绍说：“两年多以前，一位诗人朋友去湘西通道县侗族地区参加了一次歌会，回来兴奋地告诉我：‘找到了！’她在湘西那苗族、侗族、瑶族、土家族所分布的崇山峻岭里找到了还活着的楚文化。那里的人惯于‘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披兰戴芷，佩饰纷繁，萦茅以占，结苣以信，能歌善舞，呼鬼呼神。只有在那里，你才能更好地体会到楚辞中那种神秘、奇丽、狂放、孤愤的境界。他们崇拜鸟，歌颂鸟，模仿鸟，作为‘鸟的传人’，其文化与黄河流域‘龙的传人’有明显的差别。”关于“鸟的传人”，可能与四川成都挖掘出来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文化，以及古巴蜀文化和夜郎文化有着神秘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渊源。通道这个地方历史上也应该属于“鸟”文化。

而通道那种不可逆转和遏制的“汉”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新《通道县志》中有以下这段记载可供参考：

“民国22年，也就是公元1933年10月，通道国民党县政府设改良夷民风俗委员会，并组织钩裙队、剪发队，强迫当地少数民族断发易服。也就是从那开始，当地侗族开始进一步‘汉’化，侗族妇女改穿裤而不着裙，青年妇女服饰也有所改变，衣着有领，衣领、袖口、裤口用青、兰、绿三层扎成条边。夏季常穿进口洋布衣。而独坡妇女仍着宽短袖衣，袖口仅及手弯处，并向上翻起三、四寸，翻袖都用蓝布。”

设立改良夷民风俗委员会的初衷很可能是善意的，并非像某些资料介绍那样充满恶意，也不一定在“强迫”执行和实施，但世事往往如此，善良的出发点并不总能够抵达好的目的地，人们常常一次又一次犯“好心办坏事”的错误。而社会的改革、变化往往都是从服饰、打扮、生活习俗这些细微和不起眼的地方起步的，风起于青萍之末，蝴蝶效应，所以婚姻习俗也应该在那时，在当地慢慢发生改变。这可能也是沈从文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回湘西时，一路写《湘行散记》《湘西》，字里行间常感慨“古风”不在的叹息的缘故吧。那种对未来变化的善意企盼，也一如沈从文在《长河》里，写辰河的中部小口岸吕家坪的人对“新生活”的憧憬和担忧相一致。

虽然我的祖籍是湖南娄底涟源，但我至今从来没有涉足那个地方，除了祖坟，直系的亲属早已离开那个地方。而通道却是我的出生地，在这篇序言里之所以啰嗦这么多，只想告诉读者，通道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而我就是从那样一个地方，一步一步走了出来，然后因工作或生活等原因，去了很多地方，走过很多的桥，看过很多的云。有些地方偶有感触，写下点文字；有些地方偶有感触，因种种原因并没记下什么；而有些地方，去了就去了，既没有感触，也没有只言片语。所以这本书的第一辑《水浸的牵牛花》都是我在通道县坪阳乡童年时的一些记忆，这是一组并没有全部写完的文章，十年前虽雄心勃勃，却因意外到了北京，又因要写《城·色》那组文章，便将这个系列中断了，后来想续写，却因思路实在接不上，精力和时间又难以允许，已很难续写，所以也就只完成了这几篇文章。而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其实我对于通道来说，毕竟还是“外人”，对于这块神奇土地来说，只能算个养子，对它的理解和了解，并不能够像想象那样，深入到骨子里去。而其他文章却于坪阳没有多少直接关系，但坪阳这个地方，对于我来说，却是其他地方的一个永远参照系，无法泯灭。而这些记下的文字，形成我灵魂的某些需要捡拾的“碎片”，结集成这本书，如此而已……也许只是为了方便灵魂碎片的最后捡拾，害怕到那时脑子糊涂，走不动路，或找不清方向，会遗失一部分印迹的缘故。

2017年8月8日作于北京复兴路69号